教育名家

管季超.

教育名家

作者：陈平原

历任北大校长中，名气最大的当属蔡元培。对于老北大基本品格的奠定，蔡氏确实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可在历史学家笔下，蔡氏的意义被无限夸大，以至无意中压抑了其它同样功不可没的校长。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蔡氏的早年学生蒋梦麟。 　　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中，蔡元培坦承：“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蔡校长在职而不在校期间，代为处理行政事务的，经常是蒋梦麟。除了三度代行校长职权，蒋氏更长期担任北大总务长，乃蔡氏治校的得力助手。 　　1930年12月，蒋梦麟正式出任北大校长。此后，一直到抗战胜利另有高就，十五年间，蒋氏始终是北大的行政负责人。如此“长命”的校长，在北大历史上绝无仅有。很可惜，在大量有关北大的出版物上，蒋校长的地位相当尴尬。由校方组织撰写、出版于1988年的《北京大学校史》增订本，称蒋梦麟为“典型的国民党新官僚”，“在北大是不得人心的”。尤其令人费解的是以下这段指责： 　　1930年冬，蒋梦麟出任北大校长后，进一步推行亲美教育方针，延聘了大批的留美学生来校任教，并且按照美国的大学教育制度，对学校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制度进行了改革。 　　延聘大批留学生，改革旧的教学体制，乃百年中国大学发展之路。所谓“亲美”，不外是实行教授专任，推行学分制，要求毕业生撰写论文并授予学位，追求高等教育的正规化。论者大概认定，“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口号，包含着压制甚至瓦解学生运动的“祸心”。因此，虽然承认三十年代的北大，教学科研水平有明显的提高，仍强调主事者“居心不良”。 　　这里涉及对大学功能的不同理解。《北京大学校史》的撰写者，显然欣赏激进学生之介入现实政治斗争，故对各类学潮评价甚高。而作为职业教育家，蒋梦麟对无休止的罢课很不以为然。二十年代以后的中国，稍有良知的教育家，都面临夹在顽固强硬的政府与热情激进的学生之间的困境。并非所有的校长，都有蔡元培的地位及人格魅力，“挂冠而去”作为斗争手段（既针对政府，也针对学生），并不具备普遍意义。 　　国共两党出于各自的政治利益，对学潮的评价天差地别，但着眼点都是政局稳定与否。教育家则不然，从培养人才的角度立论，对学生之“荒废学业”不能不深表遗憾。从“学生运动”逐渐走向“运动学生”，大学终于成为政党斗争的主要阵地，校长们的处境日益艰难。 　　1923年底，时正代理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在《北大之精神》中称，“本校屡经风潮，至今犹能巍然独存，决非偶然之事”，原因有二：一是大度包容，二是思想自由。接着，蒋代校长笔锋一转： 　　我们有了这两种的特点，因此而产生两种缺点。能容则择宽而纪律弛。思想自由，则个性发达而群治弛。故此后本校当于相当范围以内，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 　　这一“整饬纪律”的新思路，在其真正长校后的三十年代，得到比较充分的展开。在如此动荡不安的年代，北大的教学与科研竟稳步上升，实在是个奇迹。几年前，偶然得到若干三十年代老北大的课程表及教学规划，比照一番，令我辈后学汗颜不已。 　　蒋梦麟乃真正科班出身的教育家，在加州大学时已主修教育，进哥大研究院，更拜杜威等为师，1917年以《中国教育原理之研究》（AStudyinChinesePrincipleofEducation）获博士学位。要说蒋校长希望按照美国的大学教育制度来改造老北大，那倒是事实。其出版于1933年的《过渡时代之思想与学术》，一半介绍欧美（尤其是欧战以后）的教育理论，一半讨论北大乃至中国教育的前途。该书的论述结构，已经蕴涵了其教育理想。 　　留美归来的教育家，其办学思路不可避免的带有“美国特色”。只是出于策略考虑，一般不会和盘托出。长校以前的蒋梦麟，没有此等顾忌。举一个例子，《晨报》1919年12月7日第六版《北大将有新建筑》云： 　　教授蒋梦麟先生与蔡校长计画，仿美国可伦比亚大学办法，减少上课钟点，设立各门大阅览室，每一室内聘一有名导师以备学生疑问，已得校长同意，闻于明春就第一院（即文科）后空地开始建筑此项阅览室云。 　　导师制非哥大独有，为何强调“仿美国可伦比亚大学办法”？当了北大校长以后，蒋氏眼界更加开阔，动辄“欧美经验”，不再以哥大为意了。但我相信，当年的留学经历，对其从事大学行政管理大有好处。 　　蒋先生去世后，纪念文章颇有称扬其著作等身，乃一代儒宗的。此等不得要领的溢美之辞，照叶公超的说法，“我相信他自己听了也一定会发笑”（《孟邻先生的性格》）。多年从事教育行政工作，没有足够的时间著书立说，这一点，《过渡时代之思想与学术》一书的《引言》有明确的表述： 　　著者于民国八年，投入了北京大学里的学校行政的旋涡，起初尚兼教学而略从事作文。其后因受政治不良的影响，革命心理的冲动，频年学潮汹涌，又因学款积欠过，叠起教潮；行政事务逐渐加多，学问功夫逐渐减少，至民十一以后，简直成了单纯的学校行政者。积重难返，索性把笔搁起了。 　　其实，还不只是时间和精力的问题，从已经出版的早年著作看，蒋氏并非不世出的大学者。其从事大学行政管理，用其所长，恰到好处。 　　只有抗战时写于重庆防空洞的《西潮》（TidesFromTheWest），可能是个例外。这本“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代史”的奇书，在我看来，不失为传世之作。其中“纽约生活”一章，述及其在哥大研究院念书的情况，煞是有趣。校园生活只提杜威，而不及风景，与胡适等人同。不过，称“纽约给我印象较深的事物”，是摩天大楼、影剧院、霓虹灯广告，还有“出售高贵商品第五街，生活浪漫不拘的格林威治村，东区的贫民窟等等”，恰好印证了《租借来的风景———哥大与北大之二》所说的，哥大学生的视野，确实不为校园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