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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编篡的《昌平州志》由官方出版 文/客到此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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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4 16:46:02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昌平州志》——北京历史文物志

崔学履是明嘉靖初期、隆庆中期年间人,其生卒年在各种资料中均不详。为京北昌平州(现昌平区)东翠华山下的崔村人。由他独立完成的《昌平州志》,是最早的一部昌平区的地方志。
崔学履因聪明好学,饱读诗书,能文善诗,所以他也被列为诗人中。如他写有凤凰岭龙泉寺的《龙泉喷玉》诗,当时龙泉寺地区归昌平州管辖。诗云:“龙泉喷寒玉,汩汩无停时。道人对澄车澈,游子扬清冷”。所以在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考中举人,嘉靖二十九年考中进士。以后几经升迁,官拜尚宝司少卿。尚宝司设在紫禁城内,是专管朝廷玺、印的重要机构。由于尚宝司的官员最接近皇帝,所以其官员以儒臣官员或其子弟担任。崔学履就任司宝少卿,也就是说是尚宝司的二把手。

在明代,因皇陵在昌平的天寿山,特别是在嘉靖年间,崇信道教达到走火入魔的嘉靖皇帝,不但大修自己的陵墓,也整修其他的祖陵,并广植松柏。因工程浩大,他经常率文武百官到明陵来视察。
这样,昌平的知州就要来侍从。而多有朝官讯问昌平的文献资料,但是没有,有时很是尴尬难堪。所以在嘉靖四十三年九月,新上任的昌平知州曹光祖就想编写昌平州志。
但曹光祖是陕西临潼人,对昌平的史地尚不清楚。他知道崔学履知识渊博,并多有诗作,又是昌平州人,就请崔学履编写昌平州志。因崔学履对自己的家乡十分热爱,这也正符合他的心愿,就毅然接受了这个请求。
曹光祖还给崔学履带来一些有关昌平州的资料。但也只是编志内容的十之一二。正在二人讨论编写的过程中,正直的曹光祖得罪了朝内的奸臣。在明朝,昌平的知州不好做,因皇帝和大臣们经常来皇陵,来一次也可以说对昌平知州是一次危难。而曹光祖是一个正直的清官,又是新上任,没有大量的钱财供奉贿赂来陵大臣,这样被革职罢官。崔学履就只好自己一人编写。
从嘉靖四十四年春起,崔学履“考索群籍,访求故实”,凡和昌平州有关的资料,不怕繁多,备载无遗。并按照地方志的要求,分门别类的记述。为了编写《昌平州志》,崔学履几乎跑遍了昌平州的名胜古迹、山水村落。写作的艰难可想而知。

崔学履也是一个正直的清官,他深知百姓疾苦。所到之处对于破格招待则于拒绝,所求之事是希地方提供史地资料。同年秋天完成初稿后,崔学履特请翰林院国史编修官著名文人孙铤帮助修改。在孙铤的帮助下,崔学履又经一年多的努力,终于编纂出昌平区的第一部地方志书《昌平州志》。孙铤为之作序。现任的昌平知州张廷弼出资付印。在隆庆二年(1568年)《昌平州志》发行天下。
出书后,崔学履冒着官场倾压的危险,亲自带书到陕西临潼,曹光祖见书后,回想起是由自己发起编写的《昌平州志》,现终于出书,而自己却无能为力为书籍作贡献,真是悲喜交加,感慨万千。

隆庆《昌平州志》共四册,八卷,十二个分志,一百六十个题目,约十万余字,内容十分丰富。
由于崔学履任尚宝司少卿特殊身份,结识了很多史志专家,阅览到很多史地书籍,使《昌平州志》的编写达到当时地方志书籍的最高水平。
而崔学履又是诗人,故州志的文字很优美。
《昌平州志》的问世,使欲知一州(昌平)自然、社会古今状况者,“开卷尽在目中,比入境则历历在目,不烦访问而具得其实”。崔学履的《昌平州志》结束了昌平无志的历史。也使以后在编写有关昌平史志方面的书籍有了参考资料。如以后明末清初顾炎武编写的《昌平山水记》、清光绪年间麻兆庆编写的《昌平外志》,以及由官方编纂的《日下旧闻考》、《光绪顺天府志》等昌平史地的内容,大多都是参考了崔学履的《昌平州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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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2-4 16:47:19 | 只看该作者
《全粤诗》将出版发行 相当于4部《全唐诗》号称建国以来广东最大规模的单个社科项目的《全粤诗》经过十余年、几代学人的努力,目前先秦至明代各卷已经编纂完成。记者从日前召开的《全粤诗》研讨会上获悉,目前该部巨著的前8卷已经出版,其余18册将在明年出齐。另有附录《粤诗人汇传》4册,亦已进入出版环节。

  《全粤诗》先秦至明代共804卷,收录诗家2500多人,诗作6万多首,估计出齐后共25000页,版面字数逾1500万,已经超过了《全唐诗》的数量。主编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研究员陈永正透露,目前清代部分的编纂也已经开始,并已完成了多部重要别集的标点工作。由于广东在清代至民国期间在国内文坛和思想界的领先地位,这段时期广东诗歌蔚为大观,数量初步估算超过10万首,是之前所有时期诗歌总数的两倍之多,预计将超过3000万字。此外,由香港中文大学负责编纂的民国部分,也在加紧推进当中。

  “七全一海”中唯一的地方性总集

  陈永正告诉记者,1981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37号档《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1983年9月,教育部设立“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简称“古委会”)。1984年9月,中山大学古文献所由著名学者王季思先生牵头成立,先后出版了《岭南文学史》、《岭南书法史》等重要著作,标点了多种粤人著述。在长期的整理工作中,陈永正萌生了编纂《全粤诗》的念头。他透露,目前尚存的粤诗别集有3000种以上,但不少仅存稿本、钞本,即使刊刻传世的也有不少仅存孤本。而绝大部分,既没有被地区性诗歌总集所收录,也没有为《全唐诗》、《全宋诗》一类的全国性断代诗歌总集所收录。随着时间流逝,不少有价值的粤人诗作正面临损毁流失的危险。

  陈永正表示,《全粤诗》的立项成功,主要是因为岭南诗歌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从艺术风格上来说,岭南诗歌最大的特点是“雄直”,雄迈自然,明清之后广东迅速崛起成为中国诗歌重镇,大家频出;从内容上来说,广东不但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点,而且在从明末到民国的几个世纪当中,成为中国开启国门的最先知先觉者,是中国近代时代的开启之地,广东的诗人们成为历史变革最直接的观察和记录者;从文化角度而言,广东历史上素来是“移民”省份,各省文化交融,海陆文化交汇,为其他地区所不具备。

  粤诗可上溯3000年历代诗家迭出

  《全粤诗》副主编、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研究员杨权指出,由于开发较晚的缘故,岭南给人留下了“文教不昌”的印象。其实粤诗创作源远流长。史载周武王时越人曾入贡,陈诗观乐而归,其实的“越”,也包括“南越”(即“南粤”),可知在三千余年前,岭南地区已有诗歌作品出现。除了广受关注的文人诗作,岭南地区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还曾产生过许多特色鲜明的民间歌谣。这些粤诗作品,蕴含着数千年以来的历史积淀,是岭南地区的文化宝藏,对了解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哲学、宗教、风俗情况有独特的价值。对岭南地区的社会变革与民众生活情状,亦有真切的反映。

  杨权指出,历史上对广东地区的诗歌一直缺乏全面整理,历代已经编纂的诗集,规模多不大,最小的只有数卷,不少只有十数卷,最大的《粤东诗海》只有106卷,所收诗人不外1055家(选集),总字数只有一百多万。显而易见,它们远未谈得上已展示历代粤诗的全貌。

  不仅“最全”而且坚持编纂最精

  名为《全粤诗》,自然以“全”和“粤”为特色。所谓“全”,就是不分时代、作者、题材、体裁、水平、篇幅,只要符合《凡例》要求的作品,便一律收编入集;所谓“粤”,就是其作者全为旧称“东粤”的人士。杨权指出,《全粤诗》的编纂很注意各种版本的采集利用,因此不仅所收诗最为齐全,而且往往最为精准。例如新会陈献章(白沙先生)诗,以清康熙四十九年何九畴刻《白沙子全集》为底本,参校了明弘治九年吴廷举刻《白沙先生诗近稿》、明万历元年何子明刻《白沙先生全集》,明万历九年何上新刻《白沙子全集》九卷本、清顺治十二年黄之正刻本。且从《陈献章诗文补遗》、《石斋八月稿》等总别集,《颂斋书画小记》、《广东书画征献录》、《广东历代书法图录》、《书法图史》、《鹤山诗词四百首》诸书,及《嘉靖广东通志》等13种方志中,辑出了不少集外诗,所收诗作比内容素称齐全的孙通海点校本《陈献章集》多56首。

  此外,收入卷四八三的区大伦诗,是以中山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所藏清初所刻的善本《区罗阳集》为底本整理出来的。收入卷五六九的东莞王猷诗向无刻本,是以在其族内流传的钞本《壮其遗集》为底本整理的。此书在被影收入《东莞丛书》之前,亦为海内孤本。收入《全粤诗》卷二五四的兴宁张天赋的诗作,是以兴宁图书馆藏明嘉靖本《叶冈诗集》为底本整理的。

  编辑过程中艰难程度难以想象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天骥指出,《全粤诗》的编纂出版,足以击破所谓“广东无文”的看法,证明“沙漠下面是有石油的”。不过陈永正坦言,为了让“石油”喷涌而出,编纂过程中的艰辛,为外人难以想象。

  陈永正说,数千万字的鸿篇巨制,大部分资料来源于古代典籍,仅标点一项,便是宏大的工程,“除了比较规律,数字一读的绝句、律诗等,古风、乐府的短句并无特别规律可循。此外很多诗有序,序属文。”他表示编纂中不少年轻的点校者由于不熟悉古代音韵、古代诗歌的语言习惯以及繁体、简体和正体、异体字的区别,因此交来的整理稿错误率很高

  此外搜集资料也是一大难题。虽然《全粤诗》所使用到的诗文别集,绝大多数可以在广东找到,但也有相当部分收藏在外地的图书馆,甚至流散海外各地。例如明何其伟的《鷇音集》,明区越的《区西屏集》(嘉靖四十四年刻本)收藏在香港大学图书馆;明祁顺的《巽川祁先生文集》(嘉靖三十六年刻本)、明邝元乐的《五岭山人文集》(清秘阁朱丝栏抄本)、明韩日缵的《韩文恪公诗集》(崇祯刻本)等收藏在台湾“中央图书馆”;明张萱的《归兴诗》(明刻本)、明伍瑞隆的《临云集》(天启四年刻本)等等,收藏于日本内阁文库;有的收藏在私人藏书家中,尤其是未付刻的手稿本和族谱、家乘所附的先人遗诗,多收藏于诗人的子孙后代或藏书家手中。而大陆的公共图书馆利用线装古籍,基本上都要收费,标准根据珍贵程度,由数元到数十元“一拍”不等。为了省钱,不少篇幅较少的诗集编纂人员宁可手抄。但这又出现了“准确性”的问题。

  花费如此精力来编纂如此宏大文化典籍,意义何在?陈永正表示,从某些角度而言,诗歌堪称一个时代最直观的记录,其价值远远超出了文学艺术层面,是研究政治、经济、军事、民俗等方面不可或缺的资料,“研究广东历史就不能不研究广东诗歌,研究中国历史,也不应该少了粤诗”。

  不过陈永正也表示,《全粤诗》的要做到真“全”几乎不可能。即使在编纂的过程中,研究人员也不断发现未收录的诗歌。之后将视合适时机再出版补遗。

时间: 2009-12-01    来源: 广州日报  作者: 卜松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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