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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学会怀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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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31 10:18:36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陈平原:学会怀疑自己
作者:陈平原(北京大学教授) 来源:中华读书报


轰轰烈烈的“北京论坛2009”终于落幕,作为分论坛“化解危机的文化之道——东方智慧”的主持人,我得以与众多旧雨新知展开认真的对话,深感欣慰。原本准备提交给大会的是《如何“东方”,怎样“智慧”》,着重讨论一百年来中国人对于“东方”以及“东方智慧”的想象;只是在撰写过程中,发现自家学术准备不足,且文体近乎“随感”,只好临阵换马。不过,论文背后的问题意识,仍然萦绕于心。  

我原本希望讨论的是晚清中国人对诸多“亡国惨祸”的警觉、五四新文化人对“弱小民族文学”的接纳、60年代谈及“亚非拉人民得解放”时之欢欣鼓舞,以及今日响彻云霄的“争创世界一流”,各种论述思路迥异,境界不同,值得认真反省。我担心的是,在“和平崛起”的同时,我们是否遗失了本该有的对于弱者及其文学的关注。不要说公众,就连学者,似乎都有这些偏向。作为“七七级”大学生,我们的课程设计,深受那个时代意识形态的影响,有很多不如人意。但有一点,中文系开设“东方文学史”课程,逼着我们囫囵吞枣地了解若干印度诗史、波斯文学,乃至现代菲律宾小说。而今天的中文系学生,再也没有这种雅兴。随着专业化程度日渐提高,学者们不再“东张西望”了。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选择“大而无当”却很能体现“人间情怀”的研究题目,已经很不时尚。  

近日,因某种因缘,校读硕士生期间所写《许地山与印度文化》,感触甚多。此文初刊《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984年11月),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走向世界文学》时,改题《许地山:饮过恒河圣水的奇人》。确实是初生牛犊,胆子真大,管他有没有足够的学术准备,只要需要,我就上。谈印度文学,基本上就靠许地山以及季羡林、金克木等人著作,还有若干翻译过来的资料。第一节“黄河与恒河的沟通”,开篇就是:“当‘五四’一代中国作家站在黄河之滨,隔着大洋,呼唤着莱茵河、泰晤士河、伏尔加河和密西西比河时,许地山悄悄地翻过喜马拉雅山,来到恒河边沐浴……”如此幼稚的文学性描述,今天读来,颇为汗颜。不过,意识到晚清以及“五四”的中国,并不仅仅是“西学东渐”,当初的感觉还是相当准确的。单就文学及文化而言,那时的人们对于印度的关注,很可能超过今日中国普通读书人(专门家另当别论)。我们对外国文学的阅读与欣赏,越来越受制于大众传媒,除非获诺贝尔奖或出现重大政治事件,很难设想中国人会将阅读目光集中投向越南、印尼或伊朗的文学。  

十年前在边陲旅行时,我曾写过一则短文《哪个“东方”?谁在“崛起”?》(见《掬水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其中有这么一段话:“作为东方人,当我们在东西方对峙或对话的语境中讨论问题时,往往将自己虚拟为东方的代表甚至化身——这里所说的,不只是中国,更包括日本、韩国、印度等国的学者。都是东方人,都有资格代表以及谈论东方;可扪心自问,我们真正理解‘东方’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绝大部分生活在东方的学者,对真正的东方其实相当陌生。因为,作为地理—政治—文化概念的‘东方’,不只是中国,也不只是印度或日本。”  

在一篇题为《文化思维中的“落后情结”》(1988年10月13日《光明日报》)的访谈录中,我提及:“正是由于交流双方的不平等,使得这个世纪的中国人,在中西文化的比较分析中很容易加进许多非理智的情感因素,不是‘东倒’便是‘西歪’,难于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中找到恰当的安身立命之处,在心平气和的兼容并蓄中创造一种新文化。”随着世事变迁,谈论东西方文化,可以有此消彼长,也可以有自家的趣味与立场;但士生今日,无法回到那个拟想中的“纯粹的东方”。我担心的是,随着中国经济及军事实力激增,国人的爱国心及自豪感越来越强,与五四新文化人的批判性思维(比如“国民性”论述)相反,今日中国,容易过分夸大所谓“东方的智慧”。曾有外国学者善意提醒,说你们中国人真不会说话,说来说去就那么三句:五千年中华文明,很灿烂;两百年中华民族,很悲惨;三十年改革开放,很辉煌。想想也是,我们是否在谈论自己的历史及命运时,落入了某种既定的套路?  

批评五四新文化人过分崇拜西方,对传统中国缺乏温情,这可以理解;但今日中国人,是否倒转过来,刻意凸显中国文化的魅力,缺乏必要的自我反省?在凝视、表彰、阐释“优雅的东方”时,多打几个问号,政治上如此,学术研究也不例外。如国学的提倡、文学史的论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等,目前多有“甩开西学拐杖”、“走自己的路”之类豪言壮语。记得当年疑古思潮兴起,王国维曾冷冷地说了一句:“今之学者于古之制度、文物、学说无不疑,独不肯自疑其立说之根据。”不谈具体学说之是非得失,只是希望养成一种习惯,在挑战各种思想学说的同时,也质疑自己的“质疑”。  

学会怀疑自己,越是处于顺境,越必须有这种自觉。这也是我在提及“东方智慧”时,特别希望表达的“不合时宜”的期待。  

2009年11月16日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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