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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

　　鲁枢元

　　如果对西方现代文学现象稍作考查，便不难发现，二十世纪的文学较之十九世纪的文学，在文学与人、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明显的调整，文学呈现出强烈的“主观性”和“内向性”。文学的“向内转”，成了整个西方文艺从十九世纪向二十世纪过渡时的一个主导趋势，而令人讨厌的“现代派”们，却在这一历史性的转换中打了先锋。

　　如果对中国当代文坛稍微做一些认真的考查，我们就会惊异地发现：一种文学上的“向内转”，竟然在我们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显现出一种自生自发、难以遏止的趋势。我们差不多可以从近年来任何一种较为新鲜、因而也必然是存有争议的文学现象中找到它的存在。

　　首先是小说创作方面。粉碎“四人帮”后，文坛上出现了一种悖谬于传统写法的小说作品，例如所谓“三无小说”。这些小说，其实并不就是没有情节”、“人物”和“主题”，而只是在割舍了情节的戏剧性、人物的实在性、主题的明晰性之后，换来了基调的饱满性、氛围的充沛性、情绪的复杂性、感受的真切性。这类小说，成就高下不一，但共同的特点是：它们的作者都在试图转变自己的艺术视角，从人物的内部感觉和体验来看外部世界，并以此构筑起作品的心理学意义的时间和空间。小说心灵化了、情绪化了、诗化了、音乐化了。小说写得不怎么像小说了，小说却更接近人们的心理真实了。新的小说，在牺牲了某些外在的东西的同时，换来了更多的内在的自由。

　　其次，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还更早一些、更突出地表现在诗歌创作中。诗人以个性的方式再现情感真实的倾向加强了，诗歌的外在宣扬，让位于内向的思考，诗歌的重心转向了内在情绪的动态刻画，主题的确定性和思想的单一性让位于内涵的复杂性与情绪的朦胧性。正如谢冕同志指出的，新时期的诗歌，由对外在客观事物的铺叙描摹变为对于具有复杂意念的现代人心灵对应物的构建。也正如一位青年诗人的自述，新时期的诗歌，发生了由“客体真实”向“主体真实”的位移，发生了由“被动反映”向“主动创造”的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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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精神与濒危的自然  
鲁枢元　

　那将是逝去的英格兰
　　那些树影、草坪、小巷、
　　会馆、雕花的唱诗台。
　　还会有书籍；英格兰将继续
　　在画廊里逗留；但是给我们
　　剩下的只是混凝土和轮胎。
　　这是著名英国当代诗人菲立浦·拉金(Philip Larkin，1922-1985)在1977年写在《逝去了，逝去了》一诗中的句子。诗人叹息的30年前在英格兰逝去的东西，如今也正在中国的国土上急遽逝去：森林、草地、溪流、湿地，还有那旧时街巷民居、传统市井风情。以往的场景只能作为某种文化遗产保存在博物馆的图片里，现代人的生活中“剩下的只是混凝土和轮胎”。那可不仅仅是混凝土和轮胎，“轮胎”隐喻着气吞万里的汽车工业，“混凝土”表征着步步为营的房地产开发。“轮胎”的横行霸道荼毒了清新的大气，“混凝土”的四下倾注瘐毙了大地的生机。拉金的寥寥数行诗句已经再明了不过地揭示：地球生态已经严重失调，天地自然已经濒临死亡的边缘。
　　“自然之死”，是20世纪中期提出的一种说法，以后便不断得到论证与确认，代表性的专著有20世纪60年代美国女记者瑞秋·卡森(R.L.Carson)的《寂静的春天》，70年代末美国生态哲学教授卡洛琳·麦茜特(C. Merchant)的《自然之死》，80年代末环境保护主义理论家比尔·麦克基本(B. Mckibben)的《自然的终结》。在一个春天的早晨，人们突然发现，原先的自然已不存在，天也不是原来的天，地也不是原来的地，风雨也不再是原来的风雨，江河也不再是原来的江河，鸡鸭牛马也不再是原来的鸡鸭牛马，甚至一年之中的四季、一日之中的昼夜也开始发生颠倒、紊乱。正如麦克基本所指出的：“风的意义、太阳的意义、雨的意义，以至于自然的意义都已经与以往不同”， “我们已经改变了大气，于是我们正在使天气发生着改变，由于天气的改变，我们已经使地球上的每一个景点都变为人工的和虚伪的。我们使自然丧失了它固有的独立性，这使自然在根本上失去了它的意义。”
　　失去的不仅仅是作为人类外部世界的自然，还有人自身内在的自然。时下流行一种说法，进入21世纪后，中国人都沦落为“车房奴”，如若用拉金的诗句来表达，那就是我们已将自己的身心全卖给了“轮胎”和“混凝土”！或者说，“混凝土”已迅速地凝结了中国大众原本质朴的心灵，“轮胎”则以更快的速度取代了人们身体的自然运动。在“轮胎”与“混凝土”的双重作用下，人的内在的自然天性也已经大大改观。
　　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M. Scheler)在20世纪初就已经揭示：“作为生物，人毫无疑问是自然的死胡同。”已经拥有数百万年发展进步历史的人类，说起来仍然显得幼稚可笑：费尽劳苦、费尽心机、突飞猛进的结果，在貌似空前鼎盛的这个现代社会中，不但把“自然”送进了“死胡同”，也把自己关闭到了这个“死胡同”中——一条用“轮胎”与“混凝土”营造的死胡同。
　　是谁谋害了“自然”，把“自然”送进了死地？显然，人类难辞其咎。对于发生在人类文字记载的这段历史来说，似乎找不到第二个理由。惟一的“嫌疑犯”是人类，是人类引以为傲的文明，尤其是近300年飞速发展的工业文明。
　　面对濒死的自然，我们是否需要进行反思？文学是否应当进行反思？文学究竟应当如何面对人类的文明、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
　　在西方，在那些现代工业社会的策源地，或者说在那些率先“发达、进步”的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当那里的工业化运动刚刚启动之际，就同时有一批诗人作家如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卢梭、施莱格尔、爱默生、梭罗、惠特曼挺身而出，为自然抗争，为过往的节俭、宁静、质朴、悠雅生活的丧失大鸣不平，为人性的异化、物化大唱反调。他们的抗争曾经遭受到“主流社会”的厌恶与嘲讽，甚至被扣上“开历史倒车”，“反人类文明”的罪名。然而，他们却以文学家近乎本能的真诚与良知一再揭示人类文明的偏颇、时代高速发展的风险、社会进步中为多数人疏忽的漏洞。比起政治与经济，文学的力量毕竟是柔弱的。人类社会的进程并没有按照诗人们的文学想像实施，随着自然的濒危，甚至文学也面临终结。但这决不是“最后的斗争”，人们渐渐发现与自然的濒危接踵而来的是人类生存的危机，是为了拯救这一危机而迅速崛起的生态运动。在这一运动中，那些历来在自然中安身立命的诗人、作家正在成为新的时代——生态时代的先知。卢梭终其一生为之奋斗的是：在一个被人类文明败坏的堕落的社会中，如何守护人的天性，如何过上一种符合自然的生活；也就是如何摆脱那些人为的牢笼，如何走出那些自设的死胡同。在我看来，这也是文学应当恪守的精神，一种坚持着理想、超越了现实的文学精神，一种亲近自然、融入自然与自然同化的精神。
　　在中国文学史上最能够代表这种精神的就是陶渊明，陶渊明正是拥有了这种精神，才被称作“诗人中的诗人”，“诗界的传灯之祖”，陶渊明的精神几乎就成了中国传统的文学精神，受到历代诗人的推崇。遗憾的是近百年来，随着中国现代化步伐的日益加快，随着人们对于权力与物欲的热情日益高涨，“陶令不知何处去”，陶渊明以及由他代表的文学精神已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死去，甚至也已经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中死去。
　　在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史中，还没有产生像卡森、梭罗、荷尔德林那样一心守护自然的诗人、文学家。在当前的中国，在这块后进的一心奔向四个现代化的国土上，文学界很少听到发自本土的守护自然的声音。曾经有过的海子、苇岸都已经在郁闷中死去。精神的扼杀是无形的。韩少功的《山南水北》问世，只不过对回归田园、融入山水表达了些无奈又无望的向往之情，轻佻、刻薄的刁难声便不绝于耳，甚至捎带上美国的那位梭罗，要一齐加以“解构”。夏虫不可言冰，对于那些一心向往现代物质消费、一心迎合时尚潮流、一心竞取个人进身之阶、已经不知简朴、散淡、清贫、旷放、自然、真率为何物的“时代娇(不是骄)子”来说，自然的天性反而成了“矫情”，朴素的理想反而成了“神话”。几篇唱反调的批评文章本不值得在意，但这种在濒危的自然面前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反而沾沾自喜的心态倒是值得让人忧虑。在中国20世纪以来的百年文学史、思想史中， 20年代曾丑化过一个辜鸿铭，50年代曾“毙掉”一个沈从文，但愿此类精神领域的浅薄与无知，不要在21世纪重复上演。
　　从生态学的系统理论看，天地自然与人的生存、与作为人的精神表征的文学艺术，三者之间存在着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甚至，面对自然危机，人的精神取向负有更大的责任。
　　舍勒在讲到“人是自然的死胡同”时，曾提醒人们还有一线希望：人类作为“精神生物”，作为能够“神化自身的生物”，“人就不仅仅是死胡同；人同时还是走出这条死胡同的光明和壮丽的出口，是原始存在能通过他开始了解、把握、理解和拯救自身的生物。因此，人同时具有双重特性：死胡同和出口！” 在人类文明史中，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从来都有一些人在这道死胡同中徘徊摸索，寻觅着走向本真澄明之境的出口。这些人多半是一些“素朴的人”，是诗人或富于诗性的人。
　　面对自然濒危，诗人的价值和意义应该得到重新评估。海德格尔曾把这个自然濒死、人性沦落的时代称作“贫乏的时代”，有时也把它称作“危险的时代”。他坚信“哪里有危险，哪里也有拯救”，而拯救的希望正在“贫乏时代的诗人”。“贫困时代里作为诗人意味着：吟唱着去摸索远逝诸神之踪迹。”按照金岳霖先生在《道、人与自然》一书中的解释，汉语文化中的“自然”，既是天地自然，也包括人性中的自然，几类于西方的“神”。诗人们吟唱着去寻觅远逝的诸神的踪迹，就是在寻觅自然、呼唤自然、守护自然，为濒死的自然招回远逝的灵魂。
　　面对自然濒危，我建议我们的文学家读一读金岳霖和冯友兰，他们既懂中国，又懂西方，既有思想，又有诗情。他们的书中常常流露出关于人与自然的大智慧。金岳霖先生提出三种不同的人生观：素朴人生观，英雄人生观，圣人人生观。三种人生观的区别在于它们对待自然的不同态度：素朴人生观是一种顺从自然的人生观，“就他的环境和同胞的方面来说，他对于他们要求甚少，因此他也不可能为他们所牵累。”它是素朴的、混沌未开的、天人未分的，人与自然合而一体的，更接近于童真、童趣、人类的童年。英雄人生观则是一种“内与外”“物与我”高度分化了的人生观，人已将自己游离于自然之外，将外部世界看作自己的对立面，自己要征服的对象。这样的人胸怀大志、能力高强、富于心计、意志坚定，有时近乎冷酷无情，为了事业的成功不畏艰险、不怕牺牲。这样的人勇于改造世界、推动历史前进。在人类社会进程中，英雄人生观虽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毕竟不过只是人性中的一个方面。圣人人生观类似素朴人生观，却又超越了素朴人生观，那是人们以“高级的沉思和冥想”获致的结果。拥有圣人人生观的人不但摆脱了自我中心，也摆脱了人类中心，重新与天地合契，与自然和谐，他们可能拥有权利，却不误用权利；可能拥有财富，却不误用财富，拥有知识但不误用知识；拥有智慧，更不滥用、误用智慧。他们平和地对待自己的命运，追慕的是心灵的宁静、洁净，社会的安定、和谐。他们的生活可能是清贫的，但并不缺乏幸福与诗意。说是圣人，其实并不处处炫耀圣人的光环，看上去却和你平凡的邻居张大爷、李二婶一样。冯友兰先生则把人生分为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划分的原则，也是看其对待自然的态度。最高的是天地境界，在此种境界中的人，除了了解人类社会，还了解宇宙自然，深知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行为，不仅与社会有干系，而且与宇宙有干系。“人虽只有七尺之躯，但可以‘与天地参’；虽然寿不过百年，而可以‘与天地比寿，与日月齐光’”。冯、金二位哲人全都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来审视人与自然的。
　　回望人类走过的历史进程，在即将来临的“生态时代”，那些崇尚自然、吟唱自然的诗人，那些崇尚自然同时又在对抗、批判着人类文明的诗人，那些批判着人类文明同时又不得不悖逆历史发展向往着退隐、回归的诗人，已经获得新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获得重大的历史意义与时代意义。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决不仅是一种闲情逸致，那还是人类渴望在精神上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心境，是一种在诗意中栖居的生命存在方式；梭罗在瓦尔登湖上的守望也不只是对湖光山色的迷恋沉醉，那还是发自人类天性幽微之处对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思，是对于人类前途、人类最高幸福的憧憬。
　　当然，这里所说的不仅仅是那些写诗的人，而是一种诗意，一种清淳的文学精神。是否可以这样期待：到了葱茏的诗意滋润了人类中大多数心灵的时候，人类文明或许将获得新生，人类社会或许走上一条更为和谐的发展之路，自然也就有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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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枢元：“业余”文学人士振聋发聩的真言

鲁枢元 (作者系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

    读叶景贤先生《我的小木屋》，我一下子就想起了瓦尔登湖畔梭罗的那座小木屋。它们都远离市嚣，远离人群，处于茫茫荒野之中，处于大自然的怀抱之中。木屋的主人都怀着一颗和善质朴的心，与树木为伍，与鸟雀共鸣，与泉水共游，与山间的大气共呼吸，将整个身心同化于山川自然之中。读《庄子》，我曾读出一点心得，私下常以为与庄子有灵犀之通：神仙是什么？神仙就是能够化身于自然，与自然共生的人。观山则情满于山，临水则意溢于水。他就是水，故入水而不溺；他就是火，故临火而不焚；他就是天地日月，故而与天地齐寿，与日月同光。这样的人还不是神仙吗？中国古代的陶渊明，美国近代的梭罗都是这样的神仙。我想，深山小屋里的叶景贤先生也是希望要做这样的神仙的。

    不过，叶先生似乎凡心未了，又只能做半个神仙。他总是不时走出他的小木屋，面对世风、士风、官场、商场做金刚怒目状，隐忍不住要发上一顿脾气，说出一番愤疾之言。这也难怪，当年的陶靖节先生，不也是作“金刚怒目”吗？在尘世间做一个读书人，总不能忘却黎民苍生，总不能忘却世上的不义与不平，这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良知，一种读书人的社会责任。

    依我看，叶景贤先生的这本集子中既有对尘寰的逃遁，又有对社会的深入。这并不矛盾，我全都欣赏。或许，正是由于他对天真、自然的热爱，才会有对丑恶、卑污的如许恼恨！叶先生的梗直倔犟，在河南的文学界也是出了名的。20世纪80年代初，只因当地领导同志在“清除精神污染”时偏离了政策，他竟一怒将御状告到国家最高领导人胡耀邦总书记那里。那次运动，其实我也在清理之列，说实话比起文革的“横扫一切”来，那只能算是龙卷风过后的小小余绪。然而叶先生认“死理”，既然与理不合，他就要像张艺谋导演的电影里那位打官司的“秋菊”一样，一定要争个说法。说法倒是争来了，当地领导被迫改正错误，不过县官不如现管，叶先生从那时以后，文联主席做不成了，调到林业局当了副局长，真的“下野”了。

    尽管离开了“文坛”，叶景贤却并没有离开他始终心仪的文学艺术，他依然不停地写，甚至比先前更勤奋。他的一些散文、随笔、杂文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发表，不时引起人们的关注并被选进各种文集，且形成了自己的风格。“风格就是人”，他的文章也如他的为人一样：敏感而质朴，尖刻而友善，快人快语，疾恶如仇。即使那些访古记游类的文字，也总忘不了借古讽今、忧国忧民。
遗憾的是，尽管“忧民”、尽管“疾恶”，二十世纪过去了，新世纪也已经过去八年，人间可忧之事，世上可疾之恶似乎并未减少。庸俗、丑恶、贪婪、腐败随着社会的进步也在“蓬勃发展”，包括先前被人们视为清高、典雅的医药界、教育界、学术界以及文学艺术界，也都在迅速地“下流化”，让人忧不胜忧，疾不胜疾！然而叶景贤先生似乎并未气馁，虽然已年过七旬，仍然宝刀不老，躲在他的小木屋中静观默察，不时地发出一些振聋发聩的声音。古人云：“众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真正的知识分子，真正的作家、作品，总是要发出一些现实批判声音的。没有这样的声音，社会生态就要失衡；杜绝这些声音，时代就会失去生机与活力。

    叶景贤先生的《我的小木屋》一书即将面世，一定让我说几句话。我想说的是，像我这样一个大半辈子混迹于文学领域的“专业人士”，以及我身边不少的文学硕士、文学博士、文学教授、文学专家，对于文学艺术的执著、忠贞、热爱、珍惜，比一比，却不如叶景贤先生这样一位“业余”文学人士。说起来只有惭愧而已。

    对于叶景贤先生来说，文学就是他的小木屋，那山林深处的小木屋和文学一道，就是他生命的栖息地。如今，这样的小木屋，这样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对此，我们还不应当更加珍惜一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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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枢元：生命与书

        我与书结缘，几乎是从零开始的。
　　在英雄人物焦裕禄也拿它没有办法的兰考县东北乡的沙荒盐碱地上，有 一个小小的村子叫盆窑，村人烧得一手红釉粗陶，也许是仰韶文化遗风。那 村子的北边，有一个更小的村子，叫绳庄。顾名思义，搓绳，该是这里的专 业。究其渊流，自然可以追溯到“结绳记事”的先民之先了，而且总算和文 字有些关系，甚至比长了四只眼睛、制造了中国汉字的仓颉历史还要悠久一 些。就在这个搓绳子的村庄里，聚居着一个以“鲁”为姓氏的群落，这便是 敝人的祖籍。此地与山东鲁西毗邻，因而我怀疑这是一个十分古老的种姓。 据鲁氏家族老年人传说，先前鲁家也出过读书做官的人，因为官场纠葛 被满门抄斩，老祖宗临刑前留下话来，子孙辈再莫走仕途。从此，鲁氏家族 竟再也不曾出过读书人。我们家从祖父年轻时流落进东京汴梁城后，到我的父亲，也只是靠卖力气吃饭，斗大的字，不识一石。
　　我在5 岁以前，只知道家中有一本深蓝土布封面、手工制作的厚厚的大 本“书”。那其实不是书，而是老祖母当年出嫁时，她的娘家陪送的一个“针 线包”，是用旧账本翻拆后缝制的，一页一页，很象是书。我从小就把它当 作书看，里面是些若有若无的字，书页之间，除了夹着一些鞋样、袜底样以 外，还夹有各种剪花，如“莲年有鱼”、“枣得桂子”、“蝠鹿双全”、“喜 上梅梢”，以及“刘海戏蟾”、“麻姑献寿”之类，间或还夹有一缕缕五颜 六色的丝线和花花绿绿的绸缎的碎片。祖母早已去世，她如果活着，已经 100 多岁了，而这本“大书”，我至今仍然保存着。它是祖母告别青春少女时代 的一个证物，也是我在鸿蒙之初最早亲近过的一本“书”，一本似是而非、 似非而是的书。
见到真正的书，是在我 5 岁半上小学的时候了。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不知读破了多少课本，课本里的内容全都漶漫不清，但每到学期开始，发放 新书时扑面而来的那种气息却至今不忘。说不清是油墨的气息还是纸张里透 露的木材的气息，那是一种很别致的芬芳，是我真切嗅到的“书香”。可惜 的是，后来翻过的书多了，书的芬芳再也不能轻易闻到了。
        在小学认得一些字后，便迷上了“小人书”，我们那里叫“连环图”。
        一位高大而又衰弱的老人，就把他的书摊摆在我们家西边不远的石桥口上， 我是他最靠常的顾客。这老人据说是前清的一位武官，脾气古怪，然而对我 却极为照顾。那时物价低，有时候他高兴起来，一分钱会让我挑选两本稍薄 些的书。我最初读到了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王六郎》的故事，便是得 之于和这位老人做下的半分钱的生意。赁图书的老人早已作古，而那位纯朴 敦厚的打渔人与那位仁义而又善良的水鬼至今给我留下绵绵的回味。也许就 是《王六郎》给我幼年的心灵播下的种子，使我体验到善良也是一种内在的 价值，一种近乎审美的享受。不管后来的学问家们多么严谨地论证“恶”也 是一种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以恶抗恶”又是多么值得推崇的革命斗争哲 学，而“善”有时也会异化蜕变为一种统治人、剥夺人的力量，但我内心深 处始终固守着的一块生命的基石，那就是善良。
　　我念高中的时候，开封高中的校址还在东司门。出了校门往西走，路北 有一家书店，专卖古旧图书，价钱都是打了折扣的。我的第一批藏书，就得之于这家古旧书店。店面不大，四周全是书架，中间一张极大的案子，全是 书，可以自由自在地翻捡。事过 30 年后，从现在尚且留吞下来的一些书看， 我那时买书是很杂的，有鲁迅的《三闲集》、《二心集》、《中国小说史略》， 有常任侠的《中国古典艺术》、吕凤子的《中国画法研究》、欧阳予倩的《一 得余抄》，有马雅可夫斯基的《亚历山大·勃洛克死了》，还有侯外庐、杜 国庠、赵纪彬等人的《中国思想通史》。还曾买过几部残缺不主的线装书， 如《今古奇观》、《醒世恒言》，文革时被母亲认作“四旧”偷偷烧掉了。 书虽然杂，主旨仍在文学艺术。破例的是，还有一本科学出版社 1954 年出版的“中央农业部米丘林农业植物选种及良种繁育讲习班”的讲义和苏联专家 老大姐杜伯罗维娜在中国的讲稿：《达尔文主义》，也被我搜罗过来，而且 居然能够读得魂不守舍。这本宽型 32 开本、厚约 400 页的书，原价 12000 元（旧币），八成新，折价 0.15 元售出，真是便宜极了。这是一本讲生命进 化的书，许多术语和概念我并不懂，但书中讲的某些道理我还是领悟了。比如，书中讲到物种的“人工选择”，讲到家猪和野猪。养猪场的育种专家从 营利的立场出发，认为“猪腿是赚钱最少的部分，猪腿的长度只要不使肚子 拖到地上就行了，许多良种猪在育肥期肥胖得四肢几乎难以支持体重。”讲 到野鸡和家鸡，野生的印度鸡每年只产 6～7 个蛋，而经过人工培育后的来杭 鸡每年能下 360 个蛋，几乎天天都在下蛋。这本书的用意，当然是在向技术 人员传授培育良种的方法，原则是“优胜劣汰”，下蛋少的被杀掉，下蛋多 的继续努力下蛋。我却从中感到惊心动魄的残酷，心中充满了对家猪和来杭 鸡们的同情，也为野猪、野鸡们感到庆幸。这全然不是杜伯罗维娜同志书中 的原意，30 年后读了《阐释学》、《接受美学》，才知道这原来是一场“阅 读的岐误”。
        上大学期间倒是没有能够读很多的书。经过“反右派”“拔白旗”，教授们都成了惊弓之鸟，课堂教学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能避开的就避开，实在 绕不过去的，就敲几声顺风锣。学生当中整天批“白专”道路，大家一脑门 心思用在如何把自己染得更红一些。学雷锋，为了争着打扫公厕几乎打起架 来，班里头光是钉鞋补袜子小组就成立了三四个。4 年大学生活，一年农村 社教，半年下连队当兵，三年没到头，文化大革命开始，在大风浪里折腾了 两年，又被下放到农场农村接受再教育，一拖又是 3 年。“早晨八九点钟的 太阳”就这样过去了。早知如今，先辈们不如不走出乡村，依旧在我们那个 “盆窑”或者“绳庄”烧陶或者搓绳去，不但可以免去“再教育”的麻烦， 说不定还能当当贫协代表教育教育有文化的人。
　　人其实是很难超越时代的。领导者其实尽可以放心，绝大多数人在绝大 多数时候，都是跟着时代走，或者说跟着领导者走的。1970 年我被下放到沉 湖军垦农场劳动，随身携带的既不是《唐诗三百首》也不是《老子五千言》， 而是带了一本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立志在广阔天地 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努力迎合当时的“主旋律”“主潮流”。那书我 读得很认真，做了密密麻麻一本子笔记，“物质”“意识”“现象”“本质” “外因”“内因”“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经济基础”“上层建筑”， 一切都清楚明白。那时的生活也很单纯，很有规律：早请示，晚汇报、出操、 上工、唱样板戏、开讲用会。生活与书本和谐同一，时时感到自己沐浴在真 理的阳光中，感觉到自己已经把握了经纬世界的大道理。直到“永远健康的 林副统帅”一下子摔死在温都尔罕，才突然感到书本之外还有着令人大惑不解的东西。那时候，流行着一句十分豪迈的话，叫做“读生活这本大书”。 这话其买并不错，生活确是一本存在的大书，但这本“大书”是要靠自己独 立的头脑和通体投入的生命活动去解读的，而不能只靠某些“小书”提供的 概念和语录。
　　到了“新时期”，我自己竟也开始了写书。五六年内写了三四本关于文 艺心理学研究的书，还主编了一套文艺心理学的丛书。
　　我怎么研究起文艺心理学来？对我自己来说，也还是一个问题。如果勉 强分析起来，可能有这样一些原因。
　　一是天性中对于艺术的敏感和对于文学的热爱。这也许从幼儿时代对祖 母那件“大针线包”的兴趣中已初露端倪。但准确些讲，这并不是我个人独 具的天性。我倾向于认为，对艺术的渴求，与人的食欲、性欲一样，是人类 的本能，或者说是人类独具的本能。如果说食欲和牲欲是人类的一种物质性 本能的话，艺术创造和宙美的需求，是人类精神论的本能。我占了些便宜的 是，在后天枯燥无味的生活中，我并没有把这种精神本能流失殆尽。在青年 时代，我曾经狂热地迷恋过一阵子美术，对色彩和构成的敏感常使我振奋不 已。我有时候想，如果我不搞文学理论而云从事绘画或雕塑，我也许会是一 个不太平庸的艺术家。
        二是性格中根深蒂固的“自卑感”。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起过：具有自卑心理的孩子，个性倾于内向，生活于他，常常是一种沉重的压抑。面对 强大的外部世界，他耽于构筑自己内心的优势，不着边际的联想和不切实际 的幻想，比正常的孩子还要多。由于自卑，心理上的自我反省意识就更浓重， 事到临头，他不敢寻咎于人，总习惯性地反责诸己。自卑，是我个性上的一 个弱点，但它也给我带来个性上的某些好处。我的自卑感使我较容易体验到 别人的苦乐爱恶，较敏锐地感应到别人心灵深处的律动，这也就是“同情心”， 即对于人的情感与心灵的认同能力。我想，大约就是这种潜意识中强烈的自 卑感，以及因自卑而带来的行为模式的内向性，因自卑而强化了的情绪体验 能力和心灵问通能力，在冥冥之中牵引我走进了文艺心理学的研究领域。
        三是读书的偏好与机缘。对于书籍，不管它是文学艺术作品还是知识理论著述，我感兴趣的是书中那些葆有鲜活生命的东西，我相信一本好书是一 个生命有机体，比如：一株生气勃勃的树。我特别注意到康德的《判断力批 判》中的一段话：“一首诗，可以写得十分漂亮而又优雅，但却没有灵魂。 一篇叙事作品，可以写得精确而又井然有序，但却没有灵魂。一篇节日的演 说，可以内容充实而又极尽雕琢的能事，但却没有灵魂。甚至一个女人，可 以说长得漂亮、温雅而又优美动人，但却没有灵魂。那么，究竟什么是我们 所说的‘灵魂’呢？从美学的意义来看，所谓‘灵魂’，是指心灵中起灌注 生气作用的那种原则。”后来，歌德和黑格尔都反复讲过，一部真正的文学 艺术作品，一件真正的精神创作，其中部分与整体都是从精神的熔炉中熔铸 出来的，是由一种生命气息吹嘘过的。”这种生命气息，在我看来就是著作 者“丰富而充实的心胸”，就是蕴含着著作者人格、气质、情怀、信仰的“有 机天性”，就是创作主体的主观创造精神。我读书，与其说是读书中的文字、 读书中的知识，读书中的理论与学问，不如说我是在感应书中的气氛、情调 和神韵、律动。我曾经给别人开玩笑说，对于一本我喜欢的书，我不要一字 一句地读，我只要翻一翻，拿在鼻子前边闻一闻，就能够拥有它，从此以后， 它就会化作我生命的一部分。
　　我不会刻意辨析书中的概念和逻辑，而更偏爱书中蕴含的暗示和情绪， 更珍视读书中的感悟和直觉，更迷恋文字构架间和书页空白处弥漫的那些被 称作“天使的微尘”和“恍若一片神光”的东西。我认为那才是生命的创造、 生命的更新、生命的邅进，是书籍赖以生存的根基，是书籍屹立于天、地、 人之间的真谛。
　　我读书很杂，而记忆力又很差。说起来，除了文艺学和心理学方面的书 之外，禅宗、道教、气功、武术方面的书我也读。一段时间，同时热上《黄 帝内经》与《量子物理学》，还曾浏览过科学哲学、模糊数学、混沌学。爱 因斯坦、海森堡、尼采、甘地、马尔库塞、邓肯、卓别林、达赖喇嘛、朱元 璋、德拉克罗瓦和菲那尔阿本德，都曾经请教过；唯独没有结识文学泰斗莎 士比亚。说到记忆能力，刚刚读过去的书，书名和作者姓名就已经不能再说 囫囵。在我的记忆的库房里，只能贮留下与我的情绪、与我的体验相关的那 些东西，只能贮留下那些曾经震撼过我、照亮过我的东西。
　　中国是低稿酬，严肃的出版物更卖不上价钱。搞文学评论、文学研究和 一般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大多穷酸。随着商品经济的拓展，贫富悬殊将越来 越大，文学事业还能维继下去吗？对此，我并不是很担心。“文人憎命达”、 文章“穷而后工”，这些古训对于文学来说仍然是有效的。李白、杜甫都不 曾大富大贵，曹雪芹更是穷得要砸锅卖铁。即使鲁迅、郁达夫们，比起今天 我们的文学教授要富有一些。但和当时上海滩上的“大款”、“大腕”如吴 荪甫、赵怕韬者流相比，也只能算个穷人。
        以上说的贫富，其标准仍然只是物质和金钱。除却物质和金钱以外，人类不能没有另一方面的需求，那就是精神和情感。真正的文学家、文化人、 知识者，应当是精神和情感、信仰和良心的拥有者。从这个意义上，屈原、 司马迁、李白、杜甫、曹雪芹、鲁迅又应当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上帝往往 是公平的，给了你这个，就不再给那个，问题是你需要什么，做出你自己的 选择。人各有忘，不能强勉。写作，也可以成癖，可以上瘾，可以成为一种 近平病态的习性，一种类乎“吸毒”的嗜好。心灵能够在写作中体验到生存 的意义、体验到生命深处的极大欢乐。对于有些人来说，写作，在写作中的 精神创造，就是他生命唯一的支撑和依托。
        人类即将跨向一个新的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大幕进一步拉开，每个人似乎都面临一种重新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可能。我已经在人世度过 46 个春 秋，回顾前半辈子后，决计不改初衷，决计一意孤行，希望自己永远在生命 进化的阶梯上，做一个不辞辛苦，不计成败的跋涉者，用自己的心，也用自 己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