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阳光灿烂的日子 晾晒民族的文化记忆

鲁林涛

　■王涵　　　近日，“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正式开幕。此次展览荟萃了全国各地数十家古籍收藏机构的400余件镇库之宝，堪称建国以来中华典籍最具规模、最为集中的一次展示。展出现场珍籍如云，精彩纷呈，汉墓帛书、敦煌写经、唐宋宫廷写本、宋元佳椠、明清版画、历代名人信札、碑帖拓片，以及罕见的具有代表性的佛教、道教和少数民族文献，让人如行山阴道上，风色满眼，目不暇接。
　　这次展览是在今年初国务院批准公布的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基础上举办的。《名录》的公布，标志着中华古籍（数千年来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和物质形态载体）的保护、整理、利用和传播，已经成为一种国家意识和行为，体现了国家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珍视与尊重。无疑，这是历史的回归和进步。
　　根深叶茂的中华传统文化，在最近一百年当中，伴随着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曲折历程，遭到了非常严重的冲击与破坏，出现了难以愈合的“文化断裂”，以致今天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现实：国人对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知之甚少，缺乏对民族共有精神与价值的深切体悟。可以预见的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文化寻根、文化守护和文化传播将是几代中国人所必须担当的历史责任。
　　我们常说“要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那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究竟是什么？文化守护在今天有何现实意义？中华文化在开放性和多元化的世界文化格局中会产生哪些积极影响？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思考和澄清，否则，所谓“弘扬”只能是一句不切合实际的空洞口号。
　　文化不是名词，而是动词；文化不仅是传统，它还是我们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重要任务。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文化寻根、文化守护和文化传播将是几代中国人所必须担当的历史责任。

　　历代先贤的文化护持之功
　　中华民族是有历史记忆的民族。
　　上世纪20年代，胡适在上海作过一次禅宗历史的讲演。听众中有两位印度人，听到胡适屡屡提及历代高僧的生卒年月，他们感到很震惊：“怎么连佛教和尚的生死年月都记得这样清楚？”佛教虽起源于印度，但佛教历史在印度一向没有可靠的记载。因此，这两位印度人连连感叹：中华民族特别富于历史观念！
　　胡适治禅宗历史，主要依据的材料是20世纪初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的写经。这些经卷，早在北宋时期就被封存在石洞中，最早为公元5世纪，最迟也在公元10世纪末。用胡适的话说：“这六个世纪的书卷，向来无从访求。现在忽然涌出二万卷古书卷来，世间忽然添了二万卷的史料，这是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一件极重要的事。”
　　此次展出的《律藏初分》，是西凉建初十二年（公元416年）的佛经写本，1900年出自敦煌莫高窟，是目前国内所藏敦煌遗籍中有历史纪年的最早一件，也是存世敦煌写经中年代最早的几件之一。伫立在这卷有着1600年历史的珍贵写经前，我们可以产生许多联想：当初，那位身处西域荒漠腹地的写经僧侣，如果没有传道后世的信念，或许就不会蘸着浓墨用毛笔一笔一画录下这部经书，并在卷末郑重题下“沙门进业于酒泉西域陌北祠写竟，故记之”的字样；如果此后没有长达六个世纪的一代又一代僧侣们的精心护持，这么多的经卷，也难以想象被完整保存下来；如果没有一千年前最后一位守护经卷的僧人将藏经的洞口彻底封闭，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恐怕早已化为尘壤……今天，我们已经无法推想，在这一大批历史资料漫长的薪火相传的过程中，究竟发生过多少感人的故事，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有了先辈们这种守护文化的坚定信念，一千多年后的我们才能够获得如此丰富而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料。
　　最能引起人们兴趣的一件展品，是北宋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的手稿。这件手稿长约130厘米，高33厘米，共计29行，460余字。手稿自东晋元帝“永昌元年(公元322年)春正月乙卯改元，王敦将作乱”写起，至同年十二月“慕容廆遣其世子皝袭入令支”（见《资治通鉴·卷九十二》）为止。从内容看，这份手稿并非《资治通鉴》的定稿，因其每段史事只写出开端数字，以下则用“云云”作省略的表示，显然，这只是最初拟定的一份书稿提纲。《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也是保存史料最丰富的一部编年体通史。通过这份手稿，再参证相关历史记载，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司马光撰写这部史书的方法，即以时间为序，先列出提纲（他自己称为“丛目”）；之后尽可能多地搜集各种相关史料，“遍阅旧史，旁采小说”，作出文献“长编”；第三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在“长编”的基础上，钩沉比对，鉴别是非，用他自己的话就是“抉擿幽隐，校计毫厘”，一丝一毫的疑点都不轻易放过，最后作出自己的叙述和论断。这些简明扼要的叙述和论断，汇辑在一起，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资治通鉴》。整部书的编写工作，从公元1066年司马光奉诏设局编修，至1084年书成奏上，经历了整整19个春秋。除自己所藏的万卷书籍外，司马光还参考了龙图、天章阁、三馆、秘阁的图籍，“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终于写成了这部长达294卷的煌煌巨著。据说，他写此书时，将纸粘在一起，每四丈长截为一卷，这样算下来，这部史书的最终定稿就足足有一千多丈长。
　　关于司马光，《宋史》记其身历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是典型的“三朝元老”，然而他先后多次辞官不做，却偏偏花费19年的时间和巨大的精力完成这部浩繁的史书，以期“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他所秉持与践行的，正是历代先贤“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文关怀精神，也正是古往今来文化守护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风范。
　　在展览上，与古籍实物交相辉映的，还有“铁琴铜剑楼”、“天一阁”、“绛云楼”、“皕宋楼”、“海源阁”等历史上著名的藏书楼和黄丕烈、傅增湘、张元济、周叔弢、郑振铎等历代大藏书家的专题展板，这些文化守护者倾其毕生心血收藏、整理文化遗产的历史功绩，值得后人永久追怀。
　　书籍是记录和传承人类文明的载体。千载以上的古人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历代先贤对于文化遗产的精心护持，体现的是一种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这是保证民族文化血脉畅通、生生不息以至于今的强大精神动力。
　　文化守护的现实意义

　　文化不是名词，而是动词；文化不仅是传统，它还是我们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重要任务。
　　在400余件展品中，宋元时期的写本和刻本（含辽、西夏、金）多达188件，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比例。宋元古本存世极为稀少，因为这些近千岁高龄的纸本已达到古籍保存的极限---俗语谓“纸寿千年”。我国古代印书纸张，均是手工纸，即不含任何化学材料，全部以植物纤维为材料制成。这种纸张的存世寿命虽远远超过目前所使用的含化学材料的机制纸，但其“寿命”一般也不超过千年。正因如此，除敦煌莫高窟经卷等少数在特殊环境中保存下来的古文献外，千年以上的书籍，如唐代或唐代以前的典籍，在明代就已成为稀世之珍了。
　　清末藏书家叶德辉在其《书林清话》中记“宋元刻本历朝之贵贱”：“在明时尚不甚昂贵……国初（清代初期）康熙时书价渐贵……至乾嘉时（清中期），宋元旧本多为有力者收藏，其价已过康熙时十倍。”如此次参展的北京大学图书馆珍藏的宋刻《孟东野诗集十卷》，是唐代诗人孟郊现存最早的诗集，曾经为清代中期大藏书家黄丕烈收藏。黄氏购此书时，书价为每页元银二两。另一部国家图书馆珍藏的宋刻《渭南文集》，是宋代大诗人陆游生前手自编定，嘉定十三年（公元1220年）由其子刊印，也是黄丕烈的旧藏，当时的收购价是元银五十两。及至清末，宋元旧本更是稀若星凤，市价之高就连一掷千金的大藏书家也望而兴叹。据《书林清话》记载，南宋嘉定六年（公元1213年）刊刻的施元之等人《注东坡先生诗四十二卷》（也在参展之列），彼时售价已高达3000两黄金，故其时有所谓“一叶宋版，一两黄金”的说法，洵非虚语。
　　书价的腾贵，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古代典籍保存与保护的艰巨性。在历史上，灭绝文化、毁坏典籍的灾难性事件在在可数，隋代牛弘就曾把秦、新莽末、东汉末、晋末和南朝梁末典籍所遭受的五次毁灭性破坏称为“书之五厄”。这以后，由于朝代更迭、兵匪祸乱，文化浩劫更不知凡几。近现代以来，仅十年文化浩劫，就不知焚毁了多少历史文化典籍。在人为破坏以外，还有水浸、火灾、虫噬……这些自然因素，也是古籍保护的天敌。
　　在此次展览上，很多观众看到明代著名刻书家毛晋一丝不苟工楷抄录的图籍，看到清代大学者顾炎武、黄宗羲在风雨飘摇的易代之际总结历史得失的著作稿本，看到当代著名学者、大藏书家郑振铎“狂胪文献耗中年”的苦心孤诣，都不禁感慨：我们今天所背诵和吟咏的三千年前的先秦诸子、一千多年前的唐诗宋词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类的格言警句……这些民族文化的灿烂瑰宝，就是在这样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一代又一代的著作家、藏书家、刻书家和文化学者等以守护文化为职责的人们，倾尽毕生的智慧和心血，筚路蓝缕，宵旰焦劳，才得以流传至今。
　　展览所唤起的这种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珍视与保护意识，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我们如何继承和利用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如何创造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先进文化？如何在历史与未来之间成就一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勋业？
　　文化守护的涵义不仅仅在于接受和保存优秀传统文化，更重要的是，在传承的基础上实现主动创新，不断创造和发展出新的、有生命力的当代文化。
　　中华文化的世界传播
　　中华典籍是中华悠久历史文化的载体。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已基本实现，与此同时，文化多元化已成为世界性的重要命题。

鲁林涛

近百余年来，由于异族入侵和西方工业化的迅猛发展，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化遭到了严峻的挑战。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挑战其实并不主要来自外部，而更多的来自内部。由于迫切地希望加入到世界工业化进程中，国人将中国近代化、现代化发展的迟滞归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这是一个严重的历史误会。　　对此，钱穆先生在其《中国文化史导论》的开篇中有一段精辟的议论：“‘文明’、‘文化’两辞，皆自西方迻译而来。此二语应有别，而国人每多混用。……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即如近代一切工业机械，全由欧美人发明，此正表显了近代欧美人之文明，亦即其文化精神。但此等机械，一经发明，便到处可以使用。轮船、火车、电灯、电线、汽车、飞机之类，岂不世界各地都通行了。但此只可说欧美近代的工业文明已传播到各地，或说各地均已接受了欧美人近代的工业文明，却不能说近代欧美文化，已在各地传播或接受。……由欧美近代的科学精神，而产出种种新机械、新工业。但欧美以外人，采用此项新机械新工业的，并非能与欧美人同具此项科学精神。”
　　一百多年前，当张之洞等人开始呼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候，国人似乎没有耐心去分辨钱穆先生所说的“文明”和“文化”
　　差异，在实际行动上对传统文化采取了决绝的态度，及至五四运动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绵延了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受到了简单粗暴的对待。
　　今天，我们已经意识到并开始反思这种割裂文化传统的做法所造成的严重问题。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中华文化的生长、传承与发展，无论是在历史，还是在现实中都有其重大意义，尤其是对于未来世界的和平与持续发展，更有其独特的价值。
　　中华文化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具包容性的文化。中国的先哲们绝少有狭隘的国家和种族观念，孔子周游列国，想的是播道于天下，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终的着眼点是实现天下太平和世界大同。《中庸》说：“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气，莫不尊亲”，此种恢宏博大的人生理想，正是今天建设和谐世界的重要思想基础。
　　中华文化历来以道德价值观作为维系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石。中国的先贤们在很早就开始探究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法则，由此提出了许多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极具价值的道德定律，例如中国文化历来倡导和追求的“天人合一”，较之今天西方所提出的生态环境理念更为丰富和深刻。
　　中华文化特别讲求人生的艺术化、趣味化。中国的古人不惟生活在物质和功利的层面，更注重个人精神的内省和艺术情操的陶冶。中国人爱讲“游于艺”，这是因为艺术化的人生能够帮助人们远离现实的扰攘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自足和人生的趣味，从而更易实现人生的自在、完满与幸福。
　　凡此种种，其实都是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文化遗产对整个人类文明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因此，在世界范围广泛地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恢复和建立民族自信心，对于建设一个更加和平、美好的国际环境，都会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相关链接
　　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残存手稿。由文化部主办、国家图书馆承办的“国家珍贵古籍特展”于6月14日-7月20日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举办。该展览汇聚了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代表作，其珍品之多、数量之大、文献类型之丰富前所未有。全国80家收藏单位和个人的411件珍贵古籍参加展览。
　　此次展览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重点介绍了自建国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中华古籍保护工作的成就。第二部分展示了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成果。第三部分从书籍史的角度划分为多个单元，如各时期官刻本、坊刻本、套印本、活字本、稿本、碑帖等。此次展出的古籍均为国家一、二级古籍，是从荣登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2392种古籍中遴选出来的。
　　《中国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