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之于博客 [与‘清风独钓’友共读扈永进君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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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之于博客
             2007，仅只时间的顺延。不具备任何特殊独到的意义。对我而言。
      对我而言，博客就是写作。所谓写作，就是把见到听到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感受写下来。博客的不同，在于写下来之后还可以即时“发表”。由于发表，便有了读者——自己是第一读者。由于读者和发表本身的褒奖，写作工作有了新的推动力。
      博客之前，还有很多重身份。我知道。
      其一，职业人身份。这意味着，得把职业放在第一位。做好工作，是做博客的前提和条件。博客人和职业人的身份矛盾么？不。做什么工作，就思考什么问题，然后，写下有关工作内容和思考，就是最好的博客文字。当然，工作的意义诠释和深度解读，都是必要的。于是，博客文字，或像论文或如随笔，都属职业行为，及其延伸。
      其二，社会人身份。如此，我的博客中所关涉的，将不止教育。我想，一个真正优秀的教师，首先应该是属于社会的，然后才是属于教育的。思考社会命题，发出自己的声音。虽言微弱，不敢懈怠也。
      其三，文化人身份。身在基础学校，敢言文化人乎？答曰，可。文化是一种基本人权，任谁，都有权面对，有权思索，有权表达。多维度地面对问题，富深度地诠释问题，写出来，可谓文化博客乎？
      其四，生命人身份。活着，有喜怒哀乐，有狐朋狗友，有冷暖炎凉，这些，都由生命承担着。不可懈怠生命，否则，生命将懈怠我。其中，包含着善待家庭，无论工作，还是工作的延伸——博客，都不能成为懈怠家庭懈怠家人的借口。是这样么？问自己。
      2007就要开始了。我想，应该目光沉静、心性从容地开始，并一以贯之。
      坊间，促狭者有十，号称博士，自道夫子。声嘶力竭，面目暧昧。脖颈间，青筋饱绽，别有用心不止。今晚上，我和我的学生们，照样过节——圣诞节！
      如此，以回应良华网站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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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率就那么重要么

             刚写篇文章贴上去，就发现有人回复。感觉不错。
      这条回复给俺带来一种幻觉，似乎，有人早就等在网络上，分分钟期待着俺这篇“雄文”的诞生。嗨，这感觉，简直牛A极啦！
      人都是喜欢被他人认可的。不用马斯洛罗嗦，早就是这个理儿。
      网络上，点击率是认可的基本形式；回复，是认可的升格形式。网络人都知道。前些年在湖南华声在线徘徊的时候，一个名叫《一包芙蓉王香烟的前生后世》的帖子，光回帖就过了万。真是牛！想，俺也喜欢芙蓉王，简直白喜欢一场。惭愧！
      在别人的博客上见到过一个签名，言道，“苟全文字于博客，不求闻达于网络”。味道不错。不过，“不求闻达”我却不很相信。那样的话，自个儿写在家用电脑硬盘上即可，博什么客呀？
      关于博客，我的解释很简单——博得最广大网客的欢迎。在我看来，发文就是说话，点击就是听话，回复形成对话。
      据说，超高点击率足以形成经济效益。我理解。但，从来不指望子虚教育天空的点击率给我换来足球那么大一块钻石。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人活着，就要说话。如果不想变成地地道道的精神疾病患者，那就得与他人对话。于是，我很看重点击率，尤其看重回复。
      我历来认为，人类不同于动物的重要指标，就在于人有着一种“无中生有”的能耐。不只汽车，得造出来才能开。即使朋友，很大程度上，也是人自个儿“制造出来”的。当然，造汽车与造朋友还是不同，核心的区别在于，汽车是人造的，而朋友，却存在一个“互相塑造”的命题。
      由此想去，基督教所言亚当抽出肋骨“造出”夏娃的神话，还真不一定全属于无稽之谈。
      进入成长博客一年，交了不少朋友。
      一般的程序是，读贴，回复，交锋，了解，串门，彼此认做朋友。
      一般而言，回帖最频繁最投入的，是那些出来乍到的新朋友。新朋友中的一些人，会成功转型，大家做了老朋友。老朋友们的回帖，颇为老夫老妻，问候一声，招呼一声。交锋少了，甚至没了。没了交锋，赚了交情，值！
      接到XL君电话，急吼吼的，“子虚兄，上俺那儿看看，刚发了一篇！”上去，一看，果然痛快淋漓。留下几个字，无非插科打诨，甚至巧言挖苦。分享快乐第一，没有第二。
      看到QL君的回复，“真巧，我也写了一篇关于WXB的文章。”上他家一看，果然。留言道：“多么奇妙的默契啊！可惜，都是男人，擦不出火花呀！哈哈！”
      这会儿，点击率算什么呀？算个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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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国兄：给爱因斯坦找麻烦的人

             元旦嘛，少不了与兰州方面通话。今天的消息是，下雪。电话里说，最近下了好几场雪了。令我想到北方的雪野，和不再的岁月。童年，陇东雪原，天地一笼统，几个孩子，像雪地上几只小小麻雀，唧唧喳喳着挪动。仰头看去，电话线身形沉重，上面站着一串真的麻雀，个个神情肃穆，高瞻远瞩。
      提起话筒，想给兰州的谁打个电话。起初的瞬间，一连串名字，争相涌现，色彩绚烂。慢慢地，却依次消褪，晚霞般淡出无痕。人与人，似乎应该存有天长地久的。退一步，也有“天涯若比邻”之说的。问题是，亲密如夫妻，尚且需要“共处时间”——婚姻学专家及业余准专家们无不持此说。于是，一些人一些事，在岁月的冲刷里，不知觉间，淡了，远了。
      昨天的电话里，和弟弟有一搭没一搭地扯了好半天，居然，扯到了天气，和雪。最后，弟弟说，想说话的，提起话筒却想不起说点儿什么。我说，同感同感。其实，我心里要表达的，应该是“痛感”才对。说痛似乎无病呻吟，但，并无半点夸张。想起这些，也就取消了给志国兄电话的念头。
      现在，志国兄做着什么呢？我想着，已经想不出很活脱的画面了。连志国兄的面孔，也渐趋模糊起来，可疑起来。当年，全然不是这样的。很多的假日，我，老惠，还有志国兄三家，会在一起聚餐的。那种聚餐，是典型的家庭聚餐。不像现在，约好几点几点，到某某酒店某号房，掐着秒表似的。当时的我们，是没有时间概念的。我和老惠凑一处就要围棋，不过，和志国兄一起，便不围棋啦。大家扯淡。
      当时的主流媒体老在杯葛这种生活方式，似乎这些懒散的幸福，是中国落后与不幸的最大原因。等到去年暑假，我去了英伦，才发现，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民们，也就那样生活着，很惬意的生活。
      老惠比志国兄大一岁，志国兄比我大九岁，都是同事。我毕业做教师的时候，才十八岁。当时，志国兄还没有结婚。每天凌晨，都能在学校操场的一角，看到他打熬气力的雄姿，那是真正的雄姿，不存在一点儿夸张溢美。志国兄的单身宿舍直对着操场，路过的时候，总能看到地下摆着一付杠铃。早上的时候，杠铃便被他拿到操场，摆弄起来。志国兄身体很强健，略有点儿魖黑的面庞，典型的国字脸，肌肉结实，头发茂密，声音洪亮，音色坚强，走路节奏刚强有力。那个时候，你无法从他的神情中发现疲倦的。
      和志国兄怎么交往起来的，又怎么亲密起来的，全都忘记了，想不起来。总之，一些人，是会走到一起的，大概是这样吧。无论怎么说，有一些画面和符号，任什么，即使太平洋海啸，也冲刷不了的。我坚信。
      现在，我会跟别人爱因斯坦，由于他是一个人。当年，我也跟别人提起爱因斯坦，只因为，据说，他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在一个有关爱因斯坦的边角话题里，我发现了一个较真的人。此人，就是志国兄。
      新世纪以来，由于校本课程的原因，我厚着脸皮公然斗胆给学生讲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讲的时候，我会说，相对论如同霍金的书，看得懂是收获，看不懂也是收获。同时，先大言不惭地宣布自己不懂。接着，我会提及志国兄。
      1980年代中期的某一天，在志国兄家里，我见到了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给志国兄的四封回信。信的具体内容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信中对志国兄“给爱因斯坦找麻烦”的精神表示了应有的钦佩和鼓励，同时，婉言相劝，叫他立足本职工作，应该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云云。总之，文字是善意的，有着那个时代人们共有的诚恳，没有半点夸张。志国兄打开他的几大沓笔记和稿纸，给我讲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漏洞与缺陷。我听得很认真，认真的主要原因，是痛感自己在科学方面的无知——无知到一句也听不懂！志国兄应该知道我听不懂，但还是滔滔不绝地宣讲了好几个小时。抽着烟，表情严肃而痛苦。我承认，那种痛苦里，有着夸张和自恋的成分。但直到今天，我还是首选理解，不想过多解构。
      无知无畏的日子，谁都要经历的。怎样消磨这些必须消磨的时光，大家却各有不同。打麻将、打游戏、在街上混，都是一种选择。而志国兄，却选择了给爱因斯坦找麻烦。难道他不知道撼山易，撼爱因斯坦难么！直到现在，我还是觉得，像志国兄那样的一批人，是异常可贵的。可以想象，一个文革中的高中毕业生，要面对爱因斯坦，本身就是一个神话。朱学勤先生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我看，志国兄算一个。
      虽说志国兄颇为谆谆，但由于我当时一门心思扑在所谓文学上，整天价为诗歌小说点灯熬油，对自然科学根本没兴趣，也就没产生什么明显的教育效果。只是，经常在一起扯淡，扯得多了，我的顽固，也渐渐有些松动。后来，志国兄发现，无论什么孟德尔，还是什么普里高津，只要将他们的理论和社会和历史联系到一起，我便来了劲头。于是，他的说法也开始了一点儿微妙的向“文学化表述”靠拢的转型。
      比如，他说“任何封闭体系都是死亡体系”之后，我便开始把这句话和大清帝国联系起来，和邓小平之前的共和国联系了起来。于是，我们便开始了从科学到社会的研讨。当时，应试教育还远没有这么炉火纯青，高三以外的教师，生活还是可以惬意点儿的。于是，我们一起扯淡的时候的确不少。说起来，真是互相受益。谈到孟德尔的时候，志国兄显得比较有信心，也比较黯然。他说，孟德尔生前是一位传教士，没人理会他在遗传学领域的开创性研究。直至死后，他的学问才大行其道的。在志国兄那里，我这个中学没学过生物学的人，终于多多少少补上了一点儿功课。我想，以后我之所以对自然科学发生了兴趣，直至胆大包天地给学生开所谓“拓展型课程”，除了喜好哲学的必然延伸而外，志国兄是一个决定性的介入因素。
      志国兄只上过当时企业工人大学的英语教师培训班，英语水平是不错的，连年带高三足以证明他的实力，起码，在当时学校的英语组算一把刷子。但他就是不肯去上教师进修学院拿文凭，他说，我用不着去的，更不会去参加拿文凭的自学考试。他妻子跟他学英语，一门门下来，过了自学考试，学历上比他要理直气壮了。他说，那算什么，她敢跟我比试比试么？妻子苦口婆心没用，只好由他去了。所以，至今，志国兄还是高三把关教师，但没有高级教师称号，没有所谓“国家承认”的大学毕业文凭。
      使用“给爱因斯坦找麻烦的人”作为这篇文字的题目，客观上看去，的确有些夸张。但我要申明的是，那的确属于事实。志国兄是一个普通但合格的中学英语教师，在我所接触过的教师中，志国兄应该属于那些“有文化者”之列，而且排名靠前。当然，冷静地想，凭着志国兄的基础、视野，是无法具备给爱因斯坦找麻烦的资格的。但，像今天，人们都知道，与其给爱因斯坦找麻烦，不如陪局长处长打打牌。现实成这样，一定就是好事，一定就比那时的志国兄聪明么？
      思想史上不会有志国兄的名字，科学史上也不会有志国兄的名字，普通看去，作为一个英语教师，中国基础教育英语教学界的各等荣耀，志国兄也无法染指其中。但，我想，一个民族，总得有志国兄这样的一批人存在，喜爱科学探索，“不为什么”的喜欢，为喜欢尔喜欢，才好。1995年我离开兰州，最初联系甚密，渐渐就淡了下来。到了这边，渐渐也有了新的圈子和新的朋友。可以推知，我走后留下的交往空白，也会有人填补的。现在，偶尔说说话，志国兄的兴致已经转型，收藏古董，豢养冷血动物等等，不一而足。那年到他家，发现，旁边一只玻璃柜中，居然，盘踞着一条胳膊那么粗的蟒蛇，或尔颔首，蠕动从容。
      功利社会里，机会主义甚嚣尘上。生涯设计，瞄准个人利益最大化，似乎，都没错。但，志国兄的影子，还是那么亲切地盘踞在我脑海深处，像那条从容蠕动的蟒蛇，偶尔，探出头来，露出久违却依然亲切的笑容。今天是2007年元月4日，想给志国兄电话，最后，居然没打。坐在电脑前发楞，良久，写下这篇散乱的文字。但愿，志国兄上网的时候，能遇到它。因为，至今，我还没告诉志国兄博客的事。因为，我怕他在那边说出一句——什么是博客？那样，会比较尴尬的。我想。
      志国兄姓张，河北唐山人氏。1976年唐山地震的时候，志国兄正在乡下老家。一次，酒后，他向我们讲述他亲身经历的唐山大地震。他形容道——那时，一切都崩溃了，一切都靠不住了。在自然面前，人是那么地渺小那么地无助。当时，我一步跨出屋子，屋子应声而倒。脚下的大地在发抖，华北平原——像丝绸一般飘动……对了，想起来了，正是这句话，当年，让我结识志国兄。谢天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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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清风独钓’友共读扈永进君博文]

     郑重提议：让孩子们全面上网

             关于中国基础教育，我自有千言万语想说。
      如果只让说一句，我会说：让孩子们上网！
      近日，国产三代战机歼十成军，装备部队。各路军迷无不弹冠相庆，奔走相告。似乎，中华民族的崛起已指日可待——进入歼十驾驶舱，按按电钮，即可一飞冲天。
      同为中国人，我当然理解国人对“强大”的渴望。同样，对歼十成军之事，也乐观其成。只是，我的欣喜程度，远没有各代军迷们那么高涨。我想，即使传说中的“四代重歼”上天了，也不能代表着咱中华民族就随之繁荣昌盛了。
      作为教师，我所关注的，还在教育。我想，即使不是教师，也应该存在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教育，远远重于兵器。
      在我看来，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史，最不文明乃至反文明的尴尬之一，就在于，任何重大且富于延伸潜力的科学成果，都最先运用到了兵器制造上了。
      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可是，长久以来，只是用来制造二踢脚，以增添节日喜庆气氛。众多论者为此痛心疾首，为咱老祖宗的不争气和蒙昧扼腕不止。
      我想，无论有心还是无意，一个民族“爱好和平”总是没错的。由于没想起来把科技发明运用到军事领域而落败，那，肯定错不在我。《非常道》的作者余世存先生发明了一个新词汇——类人孩，按他的说法，人类中的相当一部分心智发育非常欠完善，虽说披着一张人皮来到了这个世界，其实，只能判定为“像人类”一族而已。
      当然，余先生的高论有它危险的地方，搞不好，似有“超人哲学”之嫌疑。但，如果把它看作一则警世通言，用来提醒人类文明现状的缺憾，未尝不可。
      无论怎么说，科学技术还是重要的。将其界定为“第一生产力”，我是赞同的。我想要提请大家关注的命题是，如果以最快捷的速度，最强劲的力度，把这些个“第一生产力”的好钢，用在和平发展的刀刃上。
      我坚信一点，随着人类的发展，理性必将逐渐取代野蛮。促成这一历史性变革的核心力量，不在别处，正在教育之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发布过一份重要文件，名曰《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如果我有研究和发布权，我将组织研究并发布另一份报告，命为，《教育：和平与发展蕴藏其中》。对这个命题的正当性、普适性和永恒价值，我有着充分的信心。
      题目有了，有志趣有时间兼有资源者，自然可以去研究。如果这提法不幸属我首创，我宣布，无条件转让共享，分文不取。
      中国教育界知名教育家与教育活动家、上海教育局前局长吕型伟先生，一直在呼吁教育——包括基础教育——要注意利用网络。我觉得，他的说法很有前瞻色彩。
      宏观讲，引发事物变化的因素有三——物质、能量、信息。具备引发教育变化核心因素资格的，无非信息。怎样有效汇集信息，使用信息，应该是中国教育目前面临的最重要命题。
      政治课枯燥么？是的，要背诵的条文的确非常枯燥，且没用。但，网上各类鲜活的政治学案例却一点儿也不枯燥。人文抽象吧？也是。如果只关注书本上流传千年而已无法与现代生活共鸣的文字，如同我们“假命题”充斥的辩论赛一样，除了收获所谓方法，我们还能指望得到什么好东西！
      杜威言，“学校即社会，教育即成长。”而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教师，却只能捧着“数十年如一日”的课本，皓首穷经。自个一付木乃伊像，还能指望学生得到什么实质性的成长么？显然不能。
      而解构这一切的材料和力量，不在别处，就在网络之中。
      在我看来，普通大众对网络的恐惧几种于两点：其一，黄毒；其二，耽误应试。
      我当然明白，目前有关中国基础教育的任何设想，都不能忽视“应试”二字。至于应试教育怎样怎样不好，这不是这篇文字所要面对的，暂且略去。让我们在“承认应试”的前提下，来寻求网络与教育的和谐之道。
      我的设想是：有条件的学校，可以人手一台电脑。甚至，用以取代沉重的书包。有条件的学区乃至整个城市，都可以这样运作。
      黄毒？简单。只要建立起“无法外联”的局域网——学校的、连校的、学区的乃至整个城市的，即可彻底隔绝。
      应试？综合素质得到提升的学生，其应试能力自然不会下降，此为其一；大量提供有关学科的有效学习资源，让课堂网络化，学习个性化，时间自主化，自然足可提升应试能力，此为其二。
      这些，均属于“与现实达成妥协”层面的答案，远非我提案的高线。让我们坚信，镣铐是永恒的，非仅应试；理性是求实的，舞且精彩；而理想，则必须具备超越的视野与雄心。好吧，让我们——尽管大胆假设，不忘小心求证。
      这个概念的后面，应该存在一个大社会层面的巨无霸式的支撑系统。
      就教育内部来讲，教师权威和教材权威将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要说明的是，这正郑重提议：让孩子们全面上网     2007-01-05 19:23:00, 子虚, 3041, 19/831, 原创 , (1)
             关于中国基础教育，我自有千言万语想说。
      如果只让说一句，我会说：让孩子们上网！
      近日，国产三代战机歼十成军，装备部队。各路军迷无不弹冠相庆，奔走相告。似乎，中华民族的崛起已指日可待——进入歼十驾驶舱，按按电钮，即可一飞冲天。
      同为中国人，我当然理解国人对“强大”的渴望。同样，对歼十成军之事，也乐观其成。只是，我的欣喜程度，远没有各代军迷们那么高涨。我想，即使传说中的“四代重歼”上天了，也不能代表着咱中华民族就随之繁荣昌盛了。
      作为教师，我所关注的，还在教育。我想，即使不是教师，也应该存在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教育，远远重于兵器。
      在我看来，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史，最不文明乃至反文明的尴尬之一，就在于，任何重大且富于延伸潜力的科学成果，都最先运用到了兵器制造上了。
      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可是，长久以来，只是用来制造二踢脚，以增添节日喜庆气氛。众多论者为此痛心疾首，为咱老祖宗的不争气和蒙昧扼腕不止。
      我想，无论有心还是无意，一个民族“爱好和平”总是没错的。由于没想起来把科技发明运用到军事领域而落败，那，肯定错不在我。《非常道》的作者余世存先生发明了一个新词汇——类人孩，按他的说法，人类中的相当一部分心智发育非常欠完善，虽说披着一张人皮来到了这个世界，其实，只能判定为“像人类”一族而已。
      当然，余先生的高论有它危险的地方，搞不好，似有“超人哲学”之嫌疑。但，如果把它看作一则警世通言，用来提醒人类文明现状的缺憾，未尝不可。
      无论怎么说，科学技术还是重要的。将其界定为“第一生产力”，我是赞同的。我想要提请大家关注的命题是，如果以最快捷的速度，最强劲的力度，把这些个“第一生产力”的好钢，用在和平发展的刀刃上。
      我坚信一点，随着人类的发展，理性必将逐渐取代野蛮。促成这一历史性变革的核心力量，不在别处，正在教育之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发布过一份重要文件，名曰《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如果我有研究和发布权，我将组织研究并发布另一份报告，命为，《教育：和平与发展蕴藏其中》。对这个命题的正当性、普适性和永恒价值，我有着充分的信心。
      题目有了，有志趣有时间兼有资源者，自然可以去研究。如果这提法不幸属我首创，我宣布，无条件转让共享，分文不取。
      中国教育界知名教育家与教育活动家、上海教育局前局长吕型伟先生，一直在呼吁教育——包括基础教育——要注意利用网络。我觉得，他的说法很有前瞻色彩。
      宏观讲，引发事物变化的因素有三——物质、能量、信息。具备引发教育变化核心因素资格的，无非信息。怎样有效汇集信息，使用信息，应该是中国教育目前面临的最重要命题。
      政治课枯燥么？是的，要背诵的条文的确非常枯燥，且没用。但，网上各类鲜活的政治学案例却一点儿也不枯燥。人文抽象吧？也是。如果只关注书本上流传千年而已无法与现代生活共鸣的文字，如同我们“假命题”充斥的辩论赛一样，除了收获所谓方法，我们还能指望得到什么好东西！
      杜威言，“学校即社会，教育即成长。”而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教师，却只能捧着“数十年如一日”的课本，皓首穷经。自个一付木乃伊像，还能指望学生得到什么实质性的成长么？显然不能。
      而解构这一切的材料和力量，不在别处，就在网络之中。
      在我看来，普通大众对网络的恐惧几种于两点：其一，黄毒；其二，耽误应试。
      我当然明白，目前有关中国基础教育的任何设想，都不能忽视“应试”二字。至于应试教育怎样怎样不好，这不是这篇文字所要面对的，暂且略去。让我们在“承认应试”的前提下，来寻求网络与教育的和谐之道。
      我的设想是：有条件的学校，可以人手一台电脑。甚至，用以取代沉重的书包。有条件的学区乃至整个城市，都可以这样运作。
      黄毒？简单。只要建立起“无法外联”的局域网——学校的、连校的、学区的乃至整个城市的，即可彻底隔绝。
      应试？综合素质得到提升的学生，其应试能力自然不会下降，此为其一；大量提供有关学科的有效学习资源，让课堂网络化，学习个性化，时间自主化，自然足可提升应试能力，此为其二。
      这些，均属于“与现实达成妥协”层面的答案，远非我提案的高线。让我们坚信，镣铐是永恒的，非仅应试；理性是求实的，舞且精彩；而理想，则必须具备超越的视野与雄心。好吧，让我们——尽管大胆假设，不忘小心求证。
      这个概念的后面，应该存在一个大社会层面的巨无霸式的支撑系统。
      就教育内部来讲，教师权威和教材权威将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要说明的是，这正是中国教育浴火重生的大好机遇；学生的个性化学习与个性化成长将具备真正的可行性平台，教育的结构性功能性改革将势在必行；教师与学校的角色，将有“传道、授业、解惑”而步入“资源组织者、筛选者、提供者和保障者”的新身份；教师与教师、学校与学校乃至整个教育界，必将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学习共同体”而共存共荣；教育向教育者、学习者和社会的全面开放将成为应有之义。
      必要性与可行性论证，不是这篇小小文字所能承载的了的。这里所传达的，只是自己最直接最感性的愿望——甚至，谈不上像样的理性展开。
      只是，郑重提议：让孩子们全面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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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主席台及其它

      
      主席这个词第一次灌进我耳朵里，应该是学龄前。一天，和兆金、小鹏等玩伴作游戏，学大人样学错了，居然高喊打倒M主席的口号。排着队在村口喊，喊得震天价响，觉得很好玩。外祖父从外面回来，一见我们，神色骤变，一改平日的和蔼慈祥，三下五除二，立马驱散了我们的队伍。把我提溜到家，声色俱厉：“你们不想活啦？连M主席也敢打倒！”情态和缓之后，外祖父说，“万一要喊，就喊打倒刘少奇吧。”算是给了我一点儿安慰。
      那次事件，应该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主席这个词汇。此前应该已经知道，但只能算是下意识层面的知道。当时，外祖父没说原委，只是强调不能那样喊。虽说年幼无知，但我还是感到了事件的严重性——任何让一个和蔼从容的老人瞬时失态的事件，绝对严重。现在想来，那件事如果真的成了事，我们可能不会有事，但大人绝对脱不了干系。总之，那次，主席这个词汇给我留下的印象，除了恐惧，还是恐惧。非要比喻一下，只能比喻为高危物品，搞不好就会爆炸，炸得谁人仰马翻。
      上小学，从第一课开始，念了半学期“万岁”。从“主席”到“三面红旗”，并排儿万岁下去。第一课，就是“毛主席万岁”。当时，“主席”在我脑海里的印象，用陇东人民的土话来形容，就一个字，威！两个字，够威！毛主席是天底下最威的人。当时，老师并没有告诉我“主席”是一个职位，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以为是名字。直到不懂装懂地跟着老师批判起刘少奇，知道刘少奇也当过主席之后，才把“泽东”与“毛”连为一体。不过，很是杞人忧天，想，多险啊，刘少奇居然都当过主席，不愧为“内奸”，太可怕啦！于是，对阶级斗争“天天讲”之类的主流话语，也就无师自通。
      上小学时，学校并没有学生会，只有红小兵组织。中学时，虽说文革已近尾声，但还是入了所谓红卫兵。直到上了大学，有了学生会组织，推选学生会主席的时候，才算真正破除了对主席的神秘和敬畏。记得，当时的大学生远不如现在这样“官迷”，没有班主任，所谓学生干部在毕业分配时也没什么大的便宜可占，于是，学生会主席这个岗位，并没有多少人看好。后来，由物理系一个好好先生充任，提茶倒水的，倒像总务主任。
      国家政治层面，主席也逊色了。华国锋下台之后，胡耀邦改称总书记，大致，乃当时权力分配的需要，没准，也含有分散“主席权力”的用意。总之，个人迷信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好事。毕业到了中学之后，最高领导人是校长。主席倒是有，只是业余的，工会主席而已。工会在中国企业的作用，不能说是工贼，但作用非常有限，大不了，组织大家春游秋游打球分年货而已。年轻人结婚的时候，工会主席会在校长后祝辞，发表一番“辛勤耕耘翻云覆雨春种秋收”之类的淡黄色演讲，表示一下群众组织的存在。
      现在想起来，主席的被解构，乃中国迈向后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世界上所有的解构，都包含着弱势者“诸神狂欢”的窃喜，如同芸芸众生读到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其有限欣喜为何如哉！解构了几十年，主席一词，其伟力、威望与恐惧度已经空前降低，但，令人郁闷的是，主席台还在。从盛大会议到委琐会场，主席台作为一个权力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依然顽强地存在着。不用说国家级会议，即使一所基础学校，主席台概念，还是挥之不去。即使破败如圆明园了，但，还是没被彻底解构。继续存留，宣示着威权时代依然尾大不掉。
      村学太小，开会也不隆重，所以，至今没有关于主席台的印象。到了初中，凡学校会议，便设置主席台了。所谓主席台，即一排蒙了床单的桌子摆在“忠字墙”前，革委会徐主任、董主任一干人等落座其间。徐主任总是当仁不让地坐下，而其它几个头头脑脑，往往还会谦让一番，方才落座。他们落座以后，会议方可开始。上中学以后，参加过一次公社举办的“批邓”大会。那种会，农民听不懂，往往拉中学生充数。其实，中学生也不懂，但喊“革命口号”不会喊错。公社的级别高于学校，于是，主席台的规格也显然高于学校。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主席台名副其实，盖了床单的桌子，还真是摆在台上。台上，公社党委包书记、革委会王主任一干人等以及县里来的领导端坐台上。
      当时没有电视，但广播是听得到的。广播里经常听到某某会议在北京召开的消息，照例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云云。自然，少不了“在主席台上就座的有”这样的前缀，前缀过后便是一大串于我们毫无关系的名字。后来，放电影前经常会“加演”中央新闻记录制片厂摄制的《新闻简报》，从简报里，才看到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真正的主席台。当时主席台上坐的那些名字，大都忘记了。印象最深的，有江青，毛主席的老婆嘛；有陈永贵，老缠着条白羊肚毛巾，显得很假；有阿佩•阿旺晋美，模样挺怪，名字拗口别扭——别扭增强记忆，像后来的脑白金广告，想忘掉都难。
      主席台是用来干嘛的？当时的结论是，是用来显摆的。官大就上主席台，官小就在下面坐着，甚至站着。像中学革委会的徐主任，在中学，总是坐在主席台上，显得很牛的样子。到了公社大会，他却只有站在下面，显得很失落。我还猜想过，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的椅子，一定比台下的要松软很多。不知是不是这样？我们老家农民办理红白喜事的时候，都会大摆宴席。宴席便分个上席下席。上席的唯一特权，就是拥有“先动筷子”的权力。不过，动了以后，抢菜可不一定抢得过下席。因为，下席一般都坐着一些较为年轻的客人。乡下人开玩笑说自己快老死了，往往说，不行了，我快要坐到上席了！至今，我还是觉得那句话很富于幽默精神。
      主席台概念的彻底被颠覆，于我，发生在1980年代。当时，电视渐趋普及，思想渐趋开放。电视上，经常可以看到美国总统在白宫草坪面对记者的身影。画面上的美国总统，身形比我们的要挺拔得多——无论卡特还是里根，都显得挺拔。我想，站着，应该比坐着要挺拔一些的。又想，里根是做过演员的。这样一些个心理活动，很个人，也很隐秘。现在看来，那是多么朴素的民族感情和爱国主义精神呀！年轻人爱美，当看到自己的什么不美或不够美的时候，找一些“借口”予以平衡。可笑，应该被理解的可笑。
      草坪上，自然没有主席台。有时，电视画面上，美国总统面前会有一只单脚的不锈钢支撑物——上面有比一本书略大的一个平台，但，远没有桌子那么隆重。这只小支撑物，有时，放一篇讲稿或资料，更多的时候，被总统或发言人用来放置自己的前臂，方便做随意状亲民状。后来，看美国新闻多了，发现，他们的国会，也没有主席台的。非但没有主席台，所有发言者，都只能站着发，压根就没摆放一只能够让发言者坐下来的椅子。当时，早已做了老师，被各级领导的训话烦到死。便想，这办法好，中国为什么不学呢？后来才明白，中国要是学了这个，还叫中国吗？早就不是了。
      接着，读了不少西方文化的异端邪说，由是，对中国特色的东东发生了普遍的质疑。即使看到一张西方的图片，都自然而然地会爆发灵魂深处的革命，实施一番谁也不知道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比如，当我看到英国议会辩论的图片和视频之后，觉得，设计英国议会大厦的座位设计就很有意思。作为民意代表的议员们的座位高高在上，而留给政府陈词者的位置却一点儿也不客气。其一是低，议员们坐着即可俯瞰他们，慢慢审议；其二是不许政府陈词者坐着，作为人民公仆的他们，只有站着接受民意代表质疑和和审议。有人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在这里，建筑就是定格的政治。政府公务员与民意代表的相对位置，摆得很正。
      新世纪以降，我去过很多很多基础学校。去了之后，学校的会议厅或礼堂，往往是我进行业余文化观察的一个切入点。我非常希望遇到一间没有主席台的学校，但，遗憾的是，至今没有。于是，我对中国学校的改革一点儿也乐观不起来。经常听到一些学校的校长在俨然到隆重的主席台上宣讲“学生主体”与“教师主体”乃至“师生主体”，宣讲的时候，主席台上依然坐着一大堆头头脑脑。在一些个号称思想解放的课题组里，开会的时候，还是没忘记摆设一个主席台出来。台上，一个人发言，一排人陪坐。我想，这样的课题组，基本上还是中世纪的——无论他们写了什么，说了什么。
      有时候，主席台上，也会出现基础学校“草根们”的身影。比如，1980年代第一个教师节的时候，我所在学校有一位Z老师——连续带出来几个全国物理奥赛银奖。在我们那个基本普通的学校，这个成绩是不得了的，现在我都这样认为。只是，Z老师坐在最边上，坐得非常不理直气壮。整个会议，让人感到，Z老师随时都有可能从座位上掉下来。我视力不错，远远看到，Z老师坐在左边最末一个座位上，而且，只搁了半个屁股上去。
      当时的我，年轻气盛，头脑简单，不善于原谅别人。一段时间，总觉得Z老师那副委琐的样子，很是丢我们普通教师的颜面。后来带高三，与Z老师同办公室了，慢慢，也就不怨他了。一次，与敬爱的Z老师提起教师节的事。Z老师的答话颇为犬儒，但，还是亲口证实了我的观察。他说，是的，坐着就是别扭，半个屁股悬着，悬在空中。至于，哪半个屁股踏实着，哪半个悬着？至今还是悬案，无解。Z老师是一个优秀的物理教师，只是没去研究过主席台，更没研究过主席。不过，我想，结构决定性质，性质决定功能——还是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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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总结写给谁


      期末了，估计，各位同仁，大都少不了写工作总结。
      要不要写？客观上，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上面要求写，不写将被视为“没完成工作任务”。于是乎，写吧，无奈中动笔。我想，这是很多人写总结时候的真实状态。
      或许，有人会问，对工作总结，你持什么态度？我的态度很简明，要写，并且要认真地写。
      就算咱只是一个杂货铺小老板，大致，也应该数一数今年的货与钱。卖掉了多少，积压了多少，哪些货物比较畅销，哪些则滞销，资金周转情况是否健康？等等一些问题，需要清理一下。杂货铺小老板们，一般没有什么上级。但，脑子转不清楚的时候，动动笔，来个书面的自我汇报，还是必要的。
      盘点之余，自然就有了反思。回想自己当时进货时的判断，然后，自然就形成了控制论意义上的“反馈”。这些个反馈，对将来的生意，会产生“决策优化“的价值。世界上没有天生的行家，反思到位了，用以“修正”来日的行为，即使做不到李嘉诚，养家糊口应该可以的。
      如果业绩特好，自然可以在“总结”之时自豪一把乃至几把的。班上孩子们赢了球，也会以他们的方式牛上好几天的。应该说，除了极个别的情况极个别的人，总结的过程中，应该是含有品味成就的愉悦的。对这种愉悦进行总结积淀，予以理性提升，对来年“通四海，达三江”的宏伟事业来说，不啻一笔财富！
      于是，关于工作总结，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首先，写给自己。
      工作总结中，当然可以谈自己工作上的优点和优势。
      谈优点，谈优势，并不等于自吹自擂。因为，一个基本敬业且没有智力缺陷的职业人，自然会有一些过人之处。所谓“寸有所长”是也。再说，没准你本身“比尺还长”。
      摆出自己的优势，起码有以下两方面的好处：
      其一，让管理者知道自己的工作态度与能力，评价的时候，获得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被公正评价，是每一个职业人的权利，但这个权利的实现，需要信息。这种信息，自己应该是第一提供者。评价方面的一些个“冤假错案”，实在与缺乏必要信息有关。
      其二，自己的一些工作经验，如果被管理者相中，便存在推广的可能，如果整个团队的工作效能因你而提升，其善大焉。最功利的善，也会提升你在管理者和整个团队的声望和地位。而这一切，都会对你的职业生涯产生激励效应。
      工作总结要否呈现自己的工作失误与缺憾？
      回答是，要。呈现出来会否影响自己的“前程”？我想，或许会；总体上，不会。任何一级管理者，首先都是人。真话是正常人心灵之间的唯一的通行证，说真话者，管理者读起来应该会很顺畅——如果他具备最基本的聪明和人味的话。
      当然，到处都可能存在愚昧之至的管理者，但，这不应该成为我们选择说假话的借口。因为，只有说真话的员工，才可能踏上职业成长之路。说假话者，目光短浅，讨好上司一时，耽误自己一生。让我来评价，一句话——用别人的愚昧来耽误自己。同样愚昧！
      这里，已经涉及到了工作总结的“读者对象”即上级管理者的问题。你的总结对管理者有什么价值么？有。管理者需要通过员工的总结，以具体了解自己员工的工作，在此之上，形成对整个部门工作的回顾、盘点与反思。从而，设计反馈优化程序。这是一个普通的常识。
      那么，为什么，一些人工作总结总是言不由衷、套话连篇呢？表面上，这属于一个“文风问题”，背后所隐藏的，不止这么简单。
      其一，是我国多年来形成的不健康的社会文化与企业氛围使然。这种所谓“文化”给大众一个错觉，那就是，公开的话，一定是假话套话、官话空话。于是，工作总结写了多少年，每年，都在重复无聊和无奈。客观上，加深着空气的毒化。
      其二，一些低素质管理者看不惯真话，读不懂真话，更有甚者，真话还会给说真话者带来麻烦乃至灾难。在这些上司的“管理者身份”被正式取缔之前，不会有人写“真话总结”。
      其三，一些管理者并不在乎员工写了什么，对员工的总结历来就没有反馈。从来不发散下属的优势与经验，更谈不上对“真话总结”的正面褒扬。
      其四，员工缺乏对自己、工作以及整个工作团队的归属感与责任心使然。
      其五，员工缺乏做真人说真话的勇气。最广大人民群众反感那些套话，但他们中，总有一些人不能“从自己做起”。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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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自我塑造的时代已经来临


      引发事物变化的因素，无非有三：物质、能量和信息。AIDS抑或SARS病毒，属于物质，人体一接触，就存在染病致死的可能。馒头、米饭与汽油，其中蕴涵着能量，纳入人体抑或内燃机系统后，人可延续生命，车可维持运动。所谓“人是铁，饭是钢”，说的就是这个理儿。暗恋中的青年，一听到心上人的名字，或会心头撞鹿血脉贲张，这是信息的魔力。
      教育的特质，不在物质的拥有，不在能量的汇集，而在信息的传递。每所大学都有饭堂，但，饭堂绝对不等于大学，这是个简明的道理。清华前校长梅贻琦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当然，用生化眼光看去，大师无非碳水化合物也。但谁都知道，大师之大，实在是他脑子里的学问大，而非肉身凡胎之巨大也。学问是什么？无非一些信息——能够揭示客观世界与人类心灵奥秘的信息，以及，拥有这些个信息的方法与道路，而已。
      大师育人，采用的主要方式，无非说话。采用的主要媒介，无非语言。口语谆谆，诲人不倦，但时空和精力均相当有限。于是，大师们得借助于书面语言，即文字。文字码得多了，便成了书。于是，我们经常把学习称为读书。一个人的学习里程中，会遇到形形色色的大师。叫我看来，在需要的时候遇到需要的人，那人就是你的大师。所谓大师，其实不必迷信，指导帮助你学习长进的人而已。幼儿园就遇上陈景润，我看，未必好事。
      现在，一说起学习，人们自然想到学校。似乎，没有学校这个因素，学习便成了一桩不可思议的事了。叫我看来，学校依赖症，算是当今的一大文明病。患者众多，病得不轻。学校的出现，乃人类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分工之必然，为人类文明的快速推进立下了汗马功劳，怎么高度评价都不为过。但，我对于学校依赖症的评价，却一点都不高。
      学校有什么？前面说了，大楼小楼，均不能算作学校的内涵。对学习者来说，学校的核心含义在于教材和教师。鉴于教材不通过学校也能拿得到，于是，我宁可极端一些，把学校的本质内涵说成教师。教师是干什么的？韩愈说“传道，授业，解惑”，无知无畏且自信满满。今天，教师被视作学生学习的服务者，起一种引导、组织、帮助的作用。我比较赞同这种说法。
      司马迁的历史故事，读起来总觉得更像小说。他写的张良拜师的故事，便很有这种调子。张良的老师黄石公很牛，把鞋子扔到桥下叫张良给他捡起来。相比现在的老师读到这里，将大肆感慨人心不古。其实，人心都是肉长的，只是，情形不同了而已。黄石公之所以那么牛A，实在是因为他手里有一册孤本兵书《太公兵法》——没准，当时，地球上就那一本。也就是说，当时的教师不只掌握着怎么教，更重要的是，拥有教材。如果，张良及其同学人手一册人教版《太公兵法》，还会那么老实巴脚么？我看不会。
      这里面，传达着两个结论：其一，教材的作用远比教师重要，黄石公就是“人以书牛”的嘛；其二，学生是可以自学成才的，司马迁并没有记载过黄石公诲人不倦的哪怕一点儿蛛丝马迹。现今，基础学校教改总拿“教学方法”说事，并不考虑“教什么”，愚蠢得可以。另，中国教育至今没把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放在一个战略制高点的地位去下功夫，也愚蠢得可以。还有，一些教师对学生成才表现出过分的自豪感，实在，也不能算作很聪明。这是题外话。
      现在是一个怎样的时代？我想，只要不是100％的文盲，都知道“信息时代”四个字。报纸上经常报道某某村庄的农民，通过网络卖出多少水果拿回多少人民币的消息。但，据我所知，关于时代，我们的教育、学校和教师却很少想到“知识迁移”四个字。典型的小事清楚，大事糊涂。当然，在畸形的教育制度之下，学校和教师都是受害者，他们有责任，但不应该负主要责任。谁该负主要责任呢？我不说。国家机密是不应该说的。呵呵！
      教室是学校的主要建筑，学生的学习活动，主要在教室中进行。但，我要说，师生们整天置身其中的六面体钢筋水泥建筑，并不是最好的教室，最好的教室在网络上。网络教室是无限的，开放的，于是，即无限开放的。有形的教室，一般只有两个门作为入口。网络教室的入口，无限。比如百度，比如狗狗，就是两扇门。键入“自我塑造”，一看——百度一下，找到相关网页约77,700篇，用时0.005秒。首页，一篇关于教育的文章，令人丧气。什么“教师形象的自我塑造”，我最讨厌的说法，无非拿腔捏调做某某状，而已。信息如海，这里面，便有了一个“信息筛选”的命题。
      网上更有无数的教师，其中，不乏大师。大师们，无私的摆活着自己的讲义，一天24小时摊开着。比如，我的收藏夹里，便存有王怡的麦克风、童大焕中国日记、薛涌博客、茅于轼博客等近百个网址。李泽厚、袁伟时、秦晖、贺卫方、朱学勤、林贤治、徐贲、章立凡、刘军宁、傅国涌、朱大可、连岳、余世存、崔卫平等人的文字，随时可以阅读。博客时代，只要你想学习，想交流，然后，再有一台连接着互联网的电脑，就足够了。《太公兵法》算什么呀，《武穆全书》及《九阴真经》又算哪根葱呀？简直，得令锵，得令锵！得意惬意，之余，仿写陈君凯歌先生的一句名言，人，怎么可以富有成这样呢！
      罗素言，“参差多态，乃幸福之源。”其实，参差多态，亦为学习之源。咱不拜名师，不入名校，照样学习，照样幸福。那些个味同嚼蜡不能让人幸福的学习，咱不掺乎。只要拥有了基本的阅读能力，照我看，简直人人可以成尧舜。人类文明积淀了几千年之后，终于，迎来了神奇的互联网时代。有人说，互联网是一个草根狂欢的世界。我要说的是，在学习方面，互联网，使得草根与栋梁终于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可喜可贺！
      二十年前，电视普及。中国出现了广播电视大学，发了很多文凭。帮助一些个民间的学习者得到了“社会承认”，如今，学习的途径更加便捷，资源更加丰富，只要你慧眼有加，按自己的趣味塑造自己，已不再是呓语和神话。庙堂有庙堂的荣耀和福利，江湖有江湖的自由和淡定。只是，很多人还没尝到其中的滋味，怀抱金山苦穷，哭得稀哩哗啦。此种悲情，实在悲得不应该啊！
      课堂上，我给学生说过这样一段话：发现资源，筛选资源，占有资源，利用资源，是一生都需要拥有的能耐，且，还得不断更新这种能耐。互联网时代，首先得做好一种人，那就是资源人。有形的财富，在于物质与能量。中东的阿拉伯人，只是用石油换回了绿莹莹的美钞，换回了日本的汽车，中国的电脑，还有韩国的游船。问题是，脑子换了没有，更新了没有，升级了没有？这，才是最重要的。

肖中刘国强

蒙诚管先生之厚爱，迎慎督学，清风初阅前文，醍醐贯耳，不免一一下之，谨而学之，日后之想，及时向管先生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