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小学语文教学法研究中心副秘书长管季超创办的公益服务教育专业网站 TEl:13971958105

教师之友网

 找回密码
 注册
搜索
楼主: 管季超0712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管季超研读过的部分作文教学书刊(图文)

[复制链接]
104#
发表于 2012-1-25 18:50:25 | 只看该作者
蔡安延教授谈写作学研究


作者:汉水学坛2006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07-09-24




    [编者按]写作学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以其独特的学术文化品位和审美风格指导着人类的写作实践活动。蔡安延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写作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所得成果颇丰。本期学人访谈我们将带领大家一起走近蔡安延教授,和他一起领略写作学所彰显的巨大学术魅力。
    蔡安延教授谈写作学研究

    [嘉宾简介]
    蔡安延,男,教授,1962年生,湖北丹江口人。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历任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党总支副书记、教务处副处长、校语委办主任,现任校图书馆馆长。
    蔡安延教授1987年9月至1988年7月在华东师范大学助教班进修硕士生主要课程,1992年9月至1994年6月在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进修学习,1998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9年4月至2005年1月在职攻读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硕士,2004年9月至2005年1月在武汉大学做文艺学访问学者,2006年晋升为教授。现为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和教学委员会委员,校学报编委会委员。
    蔡安延教授长期从事写作学相关课程的教学工作。曾先后主讲新闻写作、中学作文教学、应用写作、基础写作、文艺概论等专业课程。教学中,高度重视学生主体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始终以学习的有效性为最高追求。主讲的写作课被评为校级优质课。个人被评为郧阳师专优秀教师、湖北省语言文字工作先进个人。
    蔡教授在坚持行政工作,搞好教学工作同时,一直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主编、参编《新编应用文写作》、《写作学教程》、《写作与作文教学》(获全国写作学会教院系统科研成果一等奖)、《中学作文教学》、《中国写作学大辞典》等七余部高校文科教材教参及专业辞书。在《人文杂志》、《贵州社会科学》、《理论月刊》、《中国教育学研究》、《理论界》、《写作》、《中国高等教育与科研》等中文核心期刊及大学学报上发表论文40余篇,参与湖北省重点科研项目《武当山道教文学研究》,另外还主持或立项校级科研项目3项。
    (以下记者提问简称记,蔡安延教授答问简称蔡)
    记:蔡教授,您好,很高兴您在百忙中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知道您一直致力于写作学研究,并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能否请您谈谈写作学的研究对象、功能、学科特点、学科规律以及学术界关于写作学研究发展趋势和您的研究重点?
    蔡:很高兴接受你们的采访,感谢你们关注写作学这门年轻的学科。我在写作学领域只是作了一些研究,有多少“成果”谈不上,更谈不上有“丰硕”成果。我只是一个写作学的关注者、践行者。
    写作学研究对象,是人类一种特有的写作实践活动,即研究写作活动的特点、过程和规律。具体地讲,就是研究怎样抓住“物——意——义”过程中的特殊矛盾,怎样把握客观世界转化为主观映象的“意化”规律,以及怎样掌握用语言文字表达思维成果的“物化”规律,从而解决“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
    写作的功能有很多,从不同角度概括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从作者和读者的角度看,其功能主要有六点。即:一、研究和提供人的生命的一种存在方式;二、研究和提供人的智慧的一种生成机制;三、帮助人们获得心理健康的途径和方式;四、不断满足人们的求知需要;五、不断满足人们表达性需要;六、提高和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
    写作学的特点是:一、综合性。它涉及到文学、历史、哲学、美学、心理学、行为学、社会学、政治学、民俗学、语言学、思维学等多种学科;从写作过程看,涉及到采集、感受、立意、构思、表达、修改、文风等一系列问题;从作者角度看,涉及到生活知识积累、情感、审美观、心理、智能、意志、才气等多种因素和条件。二实践性。理论来源于实践,是对写作实践规律的认识和总结,同时又反过来指导写作实践。三、创造性。既是写作活动普遍的揭示,又是写作活动特殊规律的探讨,更重要的是通过富于创造性的探索,得出突破性的理论成果,从而正确反映复杂的写作实践活动规律,适应日新月异的写作方法和技巧的变革。四、个体性。它既关注写作主体个性化的创造性精神劳动,又注意以各具特性的写作者为对象进行理论概括和理论探索,更注意以各具风格特征的具体文章为研究对象。
    写作活动的主要规律是:一、“物意义”转化规律;二、多元因素统一规律;三、点化调整渐深规律;四、知行结合通变规律。这四条规律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紧密相联,共同制约着写作活动,影响着写作的成败优劣。
    写作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可以概括为五点:一、由静态研究向动态研究发展;二、由客体研究向主体研究发展;三、由封闭式研究向开放式研究发展;四、由微观研究向宏观研究发展;五、由单元写作理论研究向系统写作理论研究发展,出现了“文本语境——文本功能——文本结构——文本生产过程——文体”的系统理论及研究模式。
    我从事写作学的教学和研究二十多年,写作学是我的学术最爱。我的研究涉及文艺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写作学、文化学、哲学等领域,但重点仍是写作学。写作学是门涉及很广的学科,主要包括写作哲学、写作美学、写作行为学、写作心理学、写作思维学、写作文化学、写作传播学、写作发展史、写作基础理论、文体写作理论、写作风格学等等,我关注的重点是写作哲学、写作发展史、基础写作理论及应用文文化学。其中,对应用文文化学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广泛,取得一些引人注意的成果,发表在《贵州社会科学》、《湖南社会科学》、《理论月刊》等核心期刊上的文章,从文化学的视角审视应用文,从更深更高的层次上,提高了应用文研究的品位。
    记: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写作学理论有着四千年的悠久历史,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国写作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吗?它主要分为哪几个阶段?
    蔡:中国的写作理论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古代写作理论和现代写作理论两个部分。从时间上看,以十九世纪初的五四运动为界,在它由传统写作理论发展到现代写作理论的过程中,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冲击交汇乃至融合。出现了多种写作理论的繁荣汇集爆炸期。
    从写作理论的发展流程来看,从古到今可以分为八个阶段。前四个阶段属于古代写作理论即传统写作理论的发展阶段,即先秦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宋金元时期和明清时期;其中先秦两汉是我国写作理论的萌芽时期,其后分别是形成期、发展期和成热期。后四个阶段属于现代写作理论的发展阶段。
    先秦两汉的萌芽期。这一时期的写作理论还未出脱专著,更无所谓体系,对写作理论的研究还仅仅是一些古籍著作中偶尔提及或涉及到的只言片语。但是,这是我国古代乃至我国整个写作理论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所出现的片断性的写作理论大都垂范后世,对写作理论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导航作用。因此,它的先驱和经典的地位不可动摇。例如在《尚书?尧典》中有“诗言志”说法,这一观点就得到了后世历代文人的推崇与阐发,成为体现文章写作社会功能的一条极其重要的理论依据。
    魏晋南北朝的形成期。这一时期是我国古代写作理论空前繁荣、发达时期。在这一时期,我国古代写作学的学科体系得以正式建构。尽管这一时期政权更替频繁,战事不息,但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却极为繁盛,出现了多位旷古硕今的文学巨匠。在文学创作蓬勃发展的同时,写作理论更是呈现了一次大爆发。此时的写作理论注意体系的建构,即把写作理论分为五个子系统:过程论,文体论,发展论,价值论,鉴赏论。较之先秦两汉对写作理论的研究只是片言只语的概括,魏晋南北朝的数量较多的专篇论著就已经把一些理论问题大大系统化了。曹丕的《典论?论文》是这一时期理论研究的一座高峰,其中对于写作价值、作者个性、文体风格、鉴赏态度等方面都作出了综合性论述。
    隋唐宋金元的丰富期和明清的总结期。经过了魏晋南北朝写作理论研究的多样化和系统化,隋唐宋金元和明清时期的写作学顺利地走向了丰富和成熟。这一时期的写作理论在很多方面已大大充实和完善了魏晋南北朝的写作理论,但并未全面继承和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所构筑的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
    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是隋唐宋金元时期写作理论研究的一座高峰,它对前代的写作理论既有继承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个阶段的理论研究还有叶梦得的《石林诗话》,吕祖谦的《古文关键?论作文法》等诸多著作;另外文人在他们的书信及其它文体中,也以单篇形式对写作理论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看法。虽然他们有不乏承袭前人之说的嫌疑,但文人的体会和感受丰富了写作理论。经过历代文人的努力和总结,明清时期的写作理论研究呈现出了成熟的新气象。明代王文录的《文脉》对文章的写作有独到的见解和看法,特别是对文章的结构、章法等作出了明确的定义和开创性的总结。此外,清代王夫之的《夕堂永目绪论外篇》、方东树的《昭昧詹言》、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等,都是理论性的专论,在写作理论的研究方面别有建树。
    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的写作理论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即世纪初传统写作理论取得集大成的非凡成就时期、20年代至40年代末兴起的白话“文章作法”时期、50年代至70年代末出现的“写作知识”时期、80年代至今的现代写作学的勃兴时期。在这段并不长的发展时间里,出现了两次理论高潮,这是我们20世纪至今写作理论的丰碑,同时也是我们文学创作的繁荣期。
    一、世纪初,传统写作理论的集大成及其与现代写作理论的汇聚与融合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经历了急剧的动荡和变革。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局极度不稳,中国社会民不聊生。在这种背景下,写作理论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急剧变化,也经历了一个充满矛盾和斗争的过程。从中国写作理论本身的发展看,传统写作理论已经步入了成熟期,集大成也就是历史积淀的必然结果了。正是因为文化氛围和历史积淀的合力作用,才出现了中国写作理论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高潮,如来裕恂的《汉文典?文章典》,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这些著作综合了传统写作理论的精华,各自形成了专门、系统的理论体系,其深厚的学术造诣代表了我国的传统写作理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达到的高度。
    二、20年代至40年代末的白话“文章作法”时期
    这一时期的白话“文章作法”宣告了文言写作理论的终结,同时也完成了写作理论从“传统”到“现代”,或者确切地说是“近代”的转变。这种“近代化”可以追溯到傅斯年在1914年所写的《怎样做白话文》一文。这篇论文奠定了今天的白话“文章作法”的理论基础。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怎样写白话文”就成了社会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于是,叶圣陶的《作文论》、陈望道的《作文法讲义》等一大批白话“文章作法”也就应运而生,从而满足了社会各界的需求,也使文章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享工具,而成为广大民众可以表情达意的利器。不过,这些“文章作法”虽然汗牛充栋,但是它的目的是普及文体学、语法学、修辞学的知识,而并不是建构白话文的写作理论,因而客观地说,它们都是以“体”(文体论)代“论”(基础理论),是有“学”(语法学、修辞学)无“道”(写作学之理论)的。局面虽然繁荣,但“理论”实际上却严重匮乏,当然更谈不上什么“理论高潮”了。
    三、50年代至70年代末的“写作知识”时期
    这一时期是写作知识的拓展和系统化时期。从它的结构、表达方式、以及语言文风等方面来看,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即雏形期(50年代)、发展期(60年代)及成熟期(70年代)。
    雏形期的代表作是朱德熙当年给清华大学编写的写作教材《作文指导》和何家槐的《作文基础知识讲话》。这两部著作已初具写作学各方面的系统知识。发展期的代表作有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教研室编写的《写作知识》,复旦大学中文系语言写作教研室编写的《写作基础知识》。成熟期的代表作有王志彬、郝季光合著的《写作简论》以及刘锡庆、朱金顺等编著的《写作基础知识》。至此,中国的写作理论完成了知识体系的建构,呈现出完备、系统的态势。但此时的写作理论“知识性”有余,“实践性”不足,表现出明显的学院特征。
    四、80年代至2000年的现代写作学勃兴时期
    80年代初期,刘锡庆、朱金顺编著的《写作通论》和朱伯石主编的《写作概论》呈现出了鲜明的“过渡时期”色彩。其中《写作通论》是在《写作基础知识》(1979年版)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全书共分10讲,除个别提法略有改动外,主体框架没有变动。《写作概论》共15章,堪称写作知识体系的集大成之作。此外还有李景隆的《作文法概要》等,也都呈现出“过渡期”的特色。
    80年代后期,出现了中国写作理论建设的第三个高潮,也是上个世纪的第二个高潮。代表作有南京大学裴显生教授主编的《写作学新稿》以及武汉大学周姬昌教授主编的《写作学高级教程》。这两部著作堪称现代写作学的“双璧”。《写作学新稿》“本质论”、“过程论”、“技巧论”、“文体写作论”的理论框架是对《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继承与发展,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较高的学术价值,也是对写作学的新突破。
    《写作学高级教程》集中体现了全国十九所高校及科研院所写作学研究专家教授的智慧,并经过十七位专家教授的审定,使该书体例更加完备,论述更加全面,学术信息更加丰富,学理的思辩色彩更加浓厚,是现代写作学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
    90年代至今,现代写作学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不论是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新进展。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基础理论研究出现了集成式的著作。二、实用写作研究有了质的飞跃。三、操作理论研究开始系统化。四,理论史研究也取得了突破。五、注意引进和吸收世界写作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在观念和研究方法上又有了新拓展。
    记:有关资料显示,虽然中国写作学的理论源远流长,但我们也看到中国当代写作学一直在语言学和文艺学的夹缝中生存,处于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从您多年的研究来看,您怎样给它一个定位呢?
    蔡:中国的写作学源远流长,但中国当代写作学的确一直处在语言学和文艺学的夹缝而被漠视,以致于有人把它归为语言学或文艺学的范畴,这从近年的核心学术期刊分类和各种学术评奖的办法可以得到映证。其实这是对中国写作学的一个误解。中国写作学经过多年来的发展和积累,已经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原因有四:1、已有一支数量可观稳定的专业研究队伍;2、研究的对象、概念、方法相对独立;3、出版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有影响的写作学研究专著;4、数量众多的大学开设了写作课,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且已有机构单独招收写作学的研究生。可以预言,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生活的现代,写作学将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写作学的发展也必将更加蓬勃和迅速。
    记:我们注意到,应用写作学是写作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并逐步发展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您认为它为什么能够取得这样令人瞩目的成绩?
    蔡:在中国这样一个以诗为“正宗”的国度里,应用文及应用写作学一直不被人们所重视。在中国古代,实用性很强的应用文,也要浸染上浓厚的审美色彩,如皇帝的诏书、平民的书信、碑文等,否则,就难以为人们所接受,这说明在中国古代,人们没有审美的实用观念,或者说是混淆了审美和实用的界限,或者是把实用依附于审美,从而造成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很发达,而应用文写作和应用文研究一直不景气。
    当中国现代社会引入西方分析哲学以后,人们开始注意应用文写作和应用文研究,但大都停留在形式技巧的概括分析上,没有抓住影响应用文质量优劣的真正深厚原因进行探讨,于是有人认为应用文肤浅没理论深度,应用文不值得研究等等。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融于世界,经济、文化、科技等对外交流日益活跃,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社会生活呈现出实用化的鲜明特征。实用写作便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进入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应用写作学在适应社会需要的同时,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它得到发展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六点:1、社会生活的实用化为它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基础;2、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带来了应用文使用交流的普遍化,使应用文被人们愈来愈重视;3、应用文写作理论、写作方式的创新,引起了许多有学术造诣的学者的重视,并吸引他们亲自参与到应用写作学的研究中来;4、有统计学、文化学、语言学、民俗学、美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为应用写作学的发展提供基础。5、有一个组织庞大、分工细致的全国性应用写作学会的组织、协调,使得应用写作学年年有新成果,年年有新突破;6、全国各地办有十几种应用写作方面的学术杂志,为应用写作学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稳固阵地。
    记:当前,信息技术革命直接导致了以电子技术与“视像文化”为标志的“媒体时代”的到来,并迅速完成了对人类文化战略合围,特别是网络的普及使得写作有从专业化向大众化发展的趋势,您认为这种潮流会对写作学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写作学应该怎样适应这种信息社会的新变化并寻求更大的发展?
    蔡:这是一个时尚的话题,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信息技术给写作带来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写作和传播手段的现代化。它以电脑写作和网格传播为主要特征。二是参与主体的大众化。它在创作传播、接受等诸方面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同样的素材可能有多个文本,同一个文本可以有多人同时阅读,一个文本代表一种阅读方式等等。三是文本意义的平面化。平面化是后现代文化最本质的特征,它不把意义的深刻性作为终极的追求,而是强调情思的宣泄效果和娱乐功能。四是文本风格的个体化。在网络世界里,人们更关心的是文本的个体风格,它包括语言习惯、网页设计、版式安排、插图艺术等等,没有个性的文本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它对写作学发展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思维方式,二是理论构建,三是语言选择,四是写作观念,五是价值追求。
    写作主要适应信息社会的新变化并得发展,首先要敏锐捕捉信息社会的新变化并将它纳入研究的范围;其次是善于把握众多新名词背后隐藏的规律;再次是注意到引进和吸收新的观念和研究方法;最后是将研究成果放到写作实践中去检验,以不断促进写作学的发展。
    记:蔡教授,我们知道,您在致力于写作学研究的同时,也一直从事着写作教学工作,您在教学中是怎样将您的研究和教学结合起来的,在教学过程中您是重视学生的理论研究还是注重学生的实际写作能力呢,为什么?
    蔡:写作教学是门艺术,它既包括教学方法的选用,也包括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和教学内容进行完美的结合,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我努力这样做。在教学的过程中,我既注意对学生进行思维启悟和理论引导,也注意用可行的方式对学生进行写作能力的训练,既注意用科研促教学,又注意在教学过程中获得启悟和发现,从而实现教学和科研良性循环。这是由写作这门课程的特殊性决定的,也是由该课程的教学目的决定的。从另一个层面讲,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没有实践检验的理论是靠不住的,只有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才是理想的写作人才。
    记:我们有很多学生对写作学这门学科很感兴趣,也创作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对此,您能给他们一些关于写作深层的指导和建议吗?
    蔡:同学们写作的热情很高,对写作这门课也很感兴趣,让我颇受鼓舞。但不少同学的创作还不成熟,这是正常的,为此,给有志于献身写作的同学提几点不成熟的建议,供大家参考。一、要真正提高写作水平,必须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和精神境界,这是能否成功的关键;二、以提高宏观驾驭事物的能力为突破口,提高感悟能力和宏观构思能力;三、潜心生活,用心观察,每天一得,持之以恒;四、注意意境、语言、格调的一致性;五、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美的鉴赏创造能力。
    记:我们看到您在研究和教学工作之余也做了大量实践创作,您对您的这些作品给予怎样的评价?
    蔡:在研究和教学工作之外,还担任了行政管理职务,这使我少有时间去从事创作,更多的是看书学习,在与先贤伟人的对话中获得智慧的启恒和心灵愉悦。我的文章选点独特,大多有哲学眼光和深刻色彩,语言朴实准确,少有华而不实的词藻堆砌,显出平和自然的总体风貌,我时常有一种恐慌,害怕哪一天停止了学习耕耘,自己会成为精神和思想的落伍者,故此常命令自己勤耕不断。
    记:蔡教授,再次感谢您作客《汉水学坛》,您的讲解又让我们对写作学这门学科有了更深层的了解,最后能否对我刊及我们广大读者提出宝贵的指导意见?
    蔡:《汉水学坛》是在你们的辛勤劳动中成长起来的,应该好好地呵护她;我衷心地祝愿《汉水学坛》越办越好,衷心祝愿刊物的编辑同学学有所成,万事顺利,衷心祝愿《汉水学坛》的读者朋友学业进步,人生如意,谢谢大家。
  [策划:喻成立]
  [采写:王蔚松  龚道臻]
  [时间:2006年11月25日]


103#
发表于 2012-1-25 18:49:15 | 只看该作者
写作是人的主体、复合、动态的行为活动和创造性脑力劳动过程。它具有个体创造性、实践操作性和动态综合性三大特点。写作学是研究写作规律、特点以及实践操作和运用的学科。写作过程呈现立体复合状态下的三重转化规律。写作学与写作教学交织发展,源远流长。《写作学新教程》遵循“从实际出发、突出训练、守正出新”的编写原则,构筑上下两编、理论和训练两大系统的基本框架。
一、写作学的涵义
     要了解写作学的涵义,必先了解什么是写作。写作,源远流长,它是人类有文字以来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劳动。从汉文字数千年积淀的含义中可知,“写”读作“ xie ”时,可有“写意”、“写忧”、“写怀”之意,即表露心意、发泄忧闷、抒发胸怀,以求信息的传达或情感的宣泄和解脱。“写”读作“ xie ”时,可有抄录、誊写、描摹、摹拟之意,即用笔书写、记写和描画,这是指的操作和劳动。作为写作的“写”,就包含有这两种读法的基本意。“作”,可看作劳动和制造。古人所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中的“作”,即是这个意思。写作中的“作”,因为以语言文字为媒介,所以有了“撰述”、“创制”的含义。以上是从字面义来释解的。如果放在人类社会的大背景下看,由于人们各种各样的需求和实践,写作活动一直在开发、记载和发展着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蓄聚着不同的民族文化,左右着个人的成长和成才道路,甚至成为人生的一种追求,生命的一种体现。
     写作的过程,既受心理的支配,又表现为行为活动,必须手脑并用,或用笔“记写”,或用电脑“制作”,以创造出“成品”。因此,从形式上看,写作是人们运用语言文字记写思维成果的一项行为活动。它随着文字的诞生而开始,随着文字的演变而发展。从本质上说,写作不仅是个人情感的抒发和宣泄,而且也是交流思想、传递信息,进行精神生产的创造性劳动过程。也可以说,写作是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和生命现象。作为一种能力,它已成为对现代人的基本素质要求。
     写作学,正是以客观存在的写作现象、人们的写作实践和实践的结果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发生、发展规律、特点,和如何掌握、运用其规律的一门学科。从现代写作学的角度说,它是以主体 ( 作者 ) 和主体的“写”为研究中心,横向考察外物 ( 客体 ) 、作者 ( 主体 ) 、成品 ( 载体 ) 、读者 ( 受体 ) 在写作活动中的作用和动态组合过程,纵向探讨“物 感 思 文”的转化和生成规律、技法以及各类文体的特性的一门学科。
二、写作学与写作教学
  
    写作学科的建设与写作教学的发展由来已久,它与古人的写作活动和写作理论研究密不可分。我国文化积淀深厚,又号称文章大国,但写作活动在封建时代却受着隋唐以来科举取士的束缚。尤其是明清两代,文科只设进士一科,专考八股文。于是八股文写作便逐渐被推崇和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那时的文言八股被看作是至高无上的正宗,而用俗语写的小说却被视 “残丛小语”,引车卖浆者之说,文人们是不屑一顾的。但也应承认,八股文写作和散文、小说、诗歌以及戏文创作一样,却从不同的侧面为人们积累着不同的写作经验。古时候的写作理论探讨也历来受到文人的重视。从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到李德袷的《文章论》、朱熹的《朱子语类·论文》、真德秀的《文章正宗纲目》、李耆卿的《文章精义》再到魏际瑞的《论文偶记》、刘熙载的《艺概·文概》、唐彪的《读书作文谱》以及 20 世纪初出版的《涵芬楼文谈》、《汉文典·文章典》等著述,不仅有着非常精辟的独到的见解,而且有的有系统的阐述,是中国古代写作理论的宝库,对现代写作学科建设有很大启示,为写作教学提供着丰富的资料。
     正是在继承古代写作理论的基础上,现代写作理论研究才有了长足的进步,同时促使了对中学作文的重视和高校写作课的普遍开设。写作教学又为写作学科建设提供了环境条件。从 20 世纪初叶至今,写作教学从“文选”到“文选与写作”,从“写作知识”到“写作原理”或“写作学”,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理论的研究、学科的建设与教材、教学相交叉甚至重合。这期间有着三个重要的发展时期。
   第一个时期在 20 世纪的 20 ~ 40 年代。辛亥革命前后,写作研究和教学曾在提高和普及两个层面展开。在提高层,写作学表现为以不同的内容和形式成为高校的一门课程。其代表性教材和著作有姚文朴的《文学研究法》、林纾的《春党斋论文》、黄侃的“文章作法”课教材《文心雕龙札记》、刘师培的《文章学纲要》等,这些为高校写作理论研究和写作教学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在普及层,由于“五四”展开的“白话文”新文学运动,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一大批仁人志士呼吁“白话写作”,强调“作文如说话”,“白话是文学的正宗”,应该“言文一致”,不仅从根本上动摇了文言文的地位,为白话写作代替文言写作大造了舆论,而且为写作体式及内容的革新、写作的普及创造了条件。由于受写作大众化的启蒙,一大批主要是总结中学写作教学经验,深入思考、探讨写作和文章基本原理的著述先后问世。如叶绍钧的《作文论》,为“文风·结构·文体·表达”的理论框架投下了第一块基石,陈望道的《作文法讲义》,对现代文的基本构成要素及文体分类进行了可贵的探索。还有夏丐尊、刘薰宇的《文章作法》,周候于的《作文述要》,夏丐尊、叶圣陶的《文章讲话》,唐弢的《文章修养》等都曾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虽属普及层的著述,都有自己独立的理论视野和研究框架,无一例外地打出了有别于其他学科的旗帜。它从另一个侧面为写作学科基本理论的研究和写作教学的普及开辟了道路。
      第二个时期在 20 世纪的 50 ~ 60 年代初。这时的“文选与写作”或“写作基础知识”课已在高等师范院校普遍开设。写作理论的研究与教学结合紧密。研究者接纳了前人从文章要素角度析解写作过程的成果,同时受前苏联介绍到中国的文学理论的影响,以此为理论支点,并向语言学、修辞学、逻辑学借鉴,开始系统阐释写作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如纪纯的《写作方法》、何家槐的《写作知识》,以及后来出版的《文章讲话》、《作文指导》、《写作基础知识》等。逐渐形成了“绪论、题材、主题、结构、表达、语言、修改、文风”的所谓“八大块”理论知识体系。它侧重于对写作成品——文章的静态探讨,较少涉及写作的动态过程。但这一体系的建立和逐渐完备,毕竟是写作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它对推动写作教学和写作学科的发展起承前启后的作用。但也应看到直到 20 世纪的 70 年代后期和 80 年代初,《写作基础知识》八大块体系的写作教学还在高校占据着统治地位,甚至至今它在高校自考领域和社会上还有广泛的影响。因此,这一体系不能不长期束缚着研究的思想和思路,使理论研究陷入简单化和静态化的困境。
      20 世纪的 60 年后期和 70 年代初期,写作教学呈现畸形状态:或停或因写所谓的大批判文章而膨胀。教材中充满了时尚的术语,理论研究停滞不前。
       第三个时期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至 20 世纪末。 1977 年全国恢复高考,写作课在高校普遍开设。 1980 年中国写作会成立,《写作》杂志创刊,随之在写作学界展开了有关文章学和写作学的大讨论,唤醒了研究者和写作教师的自强自立意识,引发了对写作教学和写作学科现状的深刻反思。学科建设的问题被鲜明地提了出来,写作教学从内容到形式的改革活动在高师院校兴起,部分高校开始招收写作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为满足本科选修课和硕士研究生课的需要,为总结学科研究的新成果新经验,一大批既有教材性又有学术性和探索性的有价值的著述相继问世。如:《基础写作学》、《普通写作学》、《写作学新稿》、《写作学概论》、《写作学高级教程》、《高等师范写作教程》等。一些专题性的深入探讨理论的著作也逐渐增多。如《文学创作论》、《写作运思学引论》、《写作智慧论》、《现代写作学基本原理》、《写作心理初探》以及各类文体的论著等等。
      这一时期的研究带有根本性的变化。研究者在从研究对象的动态和静态、客观和微观、人本和文本三个相结合的角度思考问题时,终于从静态单一封闭的旧思路中挣脱出来,代之以动态立体开放的新思路,并逐步走向动静结合;为反叛“以文为本”的片面倾向,“以人为本”的研究充分展开,并趋向二者的结合。这是一个研究者由躁动不安到沉潜下来思考问题的时期,是教学与理论研究紧密结合的时期,也是写作学科有着重大发展的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研究者的意识中开始区分写作理论的哲学层次与基本原理和操作理论层次,区分写作学与写作教学学,并开始关注“学” ( 原理 ) 与“术” ( 操作 ) 并举,学科建设与教学并重的问题。高校写作教学迅速发展,已由一本教材一门课发展到有各类教材、四个层次 ( 基础课、专业课、提高课、硕士学位课 ) 的 20 几门课,基本理论和分支理论研究、跨学科和综合研究以及教学和训练研究正向深入拓展。在这一时期,学科理论的基本框架大体形成。
    从此,写作学与写作教学步入正常发展的轨道。
102#
发表于 2012-1-25 18:48:24 | 只看该作者
101#
发表于 2012-1-25 18:47:12 | 只看该作者
写作学研究
  

  写作学是一门从现代语言学、文艺学、修辞学中分立出来,在传统文章写作理论学和作文教学的基础上发展、创建起来的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福建境内对写作理论的研究,从现存的资料看可追溯到宋代,但把写作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探讨,则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
  宋代理学家朱熹(1130-1200年)的著述中有许多关于写作理论的阐发,诸如“作者之德”说、“为学之方”说、“写源于读”说、“文章合一”说和“笔力笔路”说等等,这些见解,往往是在论述“修身”、“治学”时作为其组成部分提出来的。邵武人严羽的《沧浪诗话》,则是一部系统论述诗歌创作的专著。他的“以识为主”说、“意贵透彻”说、“别材别趣”说和“妙悟”说等等,对后代的文学写作理论产生深远影响。此外,莆田人黄彻的《溪诗话》、罗源人陈善的《雪蓬夜话》、莆田人刘克庄的《后村诗话》、元代浦城人杨载的《诗家法数》等,都有大量关于诗文写作的理论阐发。
  明代李贽(1527-1602年)提出以“童心”为本的主张,他强调写作必须“绝假纯真”、“情性自然”、只有具备童心,才能写出真文、至文,“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他认为写文章犹如“因病发药,随时处方”,要有为而发;他赞赏纯真自然的“化工”之作,厌恶肤浅雕琢的“画工”之文。
  清代至民国初,出现一批写作理论著述:关于写作的总体理论有梁章钜的《退庵随笔》,林纾的《春觉斋论文》、《文微》和《韩柳文研究法》,吴曾祺的《涵芬楼文谈》,以及严复的“信”、“达”、“雅”说;关于文学写作理论有林昌彝的《射鹰楼诗话》;关于实用写作理论,主要是对八股文的研究,有梁章钜的《制义丛话》,林观成辑的《艺圃问津》;关于写作教学有吴曾祺编的《中学国文教科书》(实为写作文选,采取评点方式,就文章讲作法)。
  五四运动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批移居省外,蜚声文坛、教坛的作家、学人,如冰心、郑振铎、许地山、林语堂,都有阐述写作理论的篇札;而在抗日战争时期,一批作家、记者、学人滞留闽北,如许杰、王西彦、靳以、杨枣,在山区讲学、编刊物、办报纸,都曾涉及写作理论,当地还出版一批有关写作的著述,属于文学写作的有茅盾的《文艺写作讲话》(南平战时文化供应社出版),许杰的《现代小说过眼录》(永安出版公司出版);属于实用写作的,有沙县师范编著的《中心及国民学校教师应用文》(沙县沙师消费合作社出版);属于写作普及读物的,有陈友琴的《青年与写作》等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关写作研究的主要力量在学校,郭风、俞元桂、陈汝惠、钱履周都曾讲授过高校的写作课程;而程力夫、陈传忠、林泽芬等则对中学作文教学“读课外书,写放胆文,过万字关”进行过积极的探索;出版的有关写作的书籍基本上都是普及读物,据不完全统计,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的27年间,闽版的写作书籍仅7本。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形成一支活跃的、以大学教师为中坚力量,包括中小学教育界、新闻出版界、文学创作界、社会科学界和党政机关人士的写作理论研究队伍。福建写作学界是我国倡导“建设现代写作学”构想的省份之一,是联合提出“实现写作学科的现代化、科学化”的战略口号的省份之一,是主张“以能力训练为中心组织基础写作教学”的教学流派的策源地之一。它以自身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成果批评关于写作“不可知”、“不可言”、“不可教”和写作教学“无理论”、“无作为”、“无前途”的说法。在基础写作理论方面,以林可夫主编的《基础写作概论》为代表;在文学写作理论方面,以孙绍振的《文学创作论》为代表;在实用写作理论方面,以林可夫主编的《高等师范写作教程》为代表;在写作教学的源流研究方面,以潘新和的系列文章为代表,都在国内写作学界居领先地位,并具有不同程度的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进入90年代以后,颜纯钧对学科理论建设中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宏观的思考,发表多篇文章,这对活跃学术思想、拓展理论视野很有意义。在写作的微观理论研究方面,陈家生、叶素青、颜剑飞、陈仲义、江声树都取得进展。在写作课程建设上,大学方面,原先单一、庞杂的写作课,已发展成由基础写作课、专业写作课、专题研究课和硕士学位课四个层次、近二十门课程构成的写作学课程系列;中学方面,在进行创造性思维训练、建立常态教学模式和实现阶梯式分步教学上,取得可喜成绩。
  一、纪 事
  1980年12月24日至27日,厦门大学颜剑飞、福建师范大学林可夫出席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写作研究会成立大会。作为大会确定的六个学术报告之一,林可夫作《对基础写作教学的一些看法》的报告,报告对当时流行的以文章剖析为核心内容的写作观念和以单纯的知识传授为目的教学思想提出质疑,并主张以写作运动过程和写作能力训练取代之。
  1981年9月16日至20日,全省11所高校的写作课教师聚会武夷山,成立中国写作研究会福建分会,首批会员44人。会议推选程力夫任会长,郑文贞、林可夫、啸马任副会长,林可夫兼秘书长。
  1980年12月21日至29日,林可夫、颜剑飞、林懋义、郭荣江出席在杭州召开的中国写作研究会第二届年会。会议明确提出“建立与开创我国独立的‘写作学’”的战略任务,指出“把写作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探讨……是一个创举”,会议酝酿将中国写作研究会更名为中国写作学会。
  1983年6月20日至27日,受中国写作研究会委托,由省分会筹备并主持召开的全国师专写作教材编写会议在漳州召开。会议通过重新确定编纂思想、调整编撰初稿,使濒临绝境的教材绝路逢生。
  1983年8月,中国写作学会会刊《写作》杂志开辟专栏,发表三篇文章和两帧照片,介绍福建师范大学通过改革振兴写作教学的经验。
  1984年4月11日至20日,林可夫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中国写作学会在成都召开的《写作》杂志编委会议。会议针对语言学界和教育界的报刊发表关于写作“不可知”、“不可言”、“不可教”,大学写作课程属“补课性质”、“将来总得取消”的言论,决定组织社会舆论,给予回答。《写作》杂志于同年第四期起开辟“振兴写作学科笔谈”专栏,发表孙绍振的文章《写作学科需要积极发展》。
  1984年8月,中国写作学会教学委员会在上海召开“写作教学改革信息与对策座谈会”,省分会的代表与江苏、浙江、山西、北京、上海等省市的代表一起,共同倡议要“推动本学科、特别是基础写作理论科学化、现代化的进程”。
  1985年夏,由中国写作协会福建、江苏、浙江、山西、上海等地的分会共同策划的全国写作教学现代化、科学化讲习班在上海莘庄举行。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350名学员(福建省14人)参加。讲习班集中研讨三个问题:写作教学实现现代化、科学化的必要性;写作学体系、观念、方法、手段的更新;写作学的发展前景。孙绍振作《运用辩证逻辑改造议论文写作》的报告,林可夫参与主持讲习班的组织教学工作。
  1985年12月,来自福建与江苏、浙江、山西的六位写作学学者聚会杭州,畅谈写作学科的现状与使命、目标与任务、学风与方法,首次提出建设“现代写作学”这一课题。作为成果的《现代写作学建设六人谈》一文,于次年5月发表在《语文导报》上,引起较大反响。
  1986年4月22日,经上级主管部门正式批准,中国写作学会福建分会更名福建省写作学会,以福建师范大学为依托单位,挂靠福建省社联。
  1986年7月26日至8月13日,福建、江苏、浙江、山西、山东等省的写作学会共同策划并组织的现代写作学学术研讨会暨讲习班在山东烟台举行。会议以“走现代科学宏观综合之路”为中心,指出,实现写作学的现代化,要在大量吸收边缘学科的理论成果的同时,立足本体,强化本体,防止本体迷失。林可夫与孙绍振分别作《关于振兴写作学科的思考》和《单向思维·两极思维·三维思维》的专题报告,颜纯钧、潘新和作学术发言。
  1986年12月9日至13日,福建省写作学会在武夷山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交流学术信息,探讨学科体系,总结建会以来的工作,修改并通过会章,选举第二届学会领导成员。林可夫任会长,郑文贞、林奔、林承璋、啸马、陈家生、陈日亮任副会长,陈秀生任秘书长。会员总数168人。
  1987年9月,福建省写作学会中学写作研究会成立,陈日亮任会长。为克服作文教学的随意性,给阶梯性作文教学提供参照,由王立根任主编,集体编写《初中作文单元训练》一套(共六册),交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受中国写作学会委托,由福建省写作学会筹办的中国写作学会现代写作学研究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88年7月26日至31日在漳州—东山召开。来自14个省份的50名代表出席会议。会议指出,“振兴写作学科的历史重任,有赖于造就一批既谙识写作规律又掌握跨学科理论的写作学者去完成”。会议选举林可夫(福建)为会长,林柏麟(山西)、高原(北京)为副会长。
  为把思维的科学方法、说话的艺术技巧和写作的基本规律结合为一体,福建省写作学会与中国现代写作学研究会于1988年8月4日至21日在福州举办能想、能说、能写的“三能”培训班。主讲教师包括思维科学家、演讲艺术家和写作理论家,来自北京、黑龙江、湖南、贵州和福建的40余名学员参加培训。
  1988年12月,福建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979-1987年)公布,孙绍振著《文学创作论》、林可夫主编《基础写作概论》获二等奖,郑文贞著《段落的组织》、赵增锴著《艺术辩证法技谈》(部分)获三等奖。王立根的论文《议论文的思维训练》获三等奖。
  1990年1月,颜纯钧在《写作》杂志发表文章《对“物意文”理论模型的质疑》。文章提出,由于“写作行为过程的非线性、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的性质”,目前普遍为人接受的“物意文”理论模型“面临被挑剔、被证伪的命运”,应以“相对复杂的概念”“描述混乱的新的理论模型去取而代之”。1990年8月,作者发表《写作实践论》一文,认为写作实践“是个看似清楚实则糊涂的对象”,“理论只有科学不科学之分,而没有脱离不脱离实践之分”。1991年11月,作者发表《“术科”的呓语》一文,认为写作学是一门“术科”的观点是“一道束缚自己的绳索”。
  1990年2月,《写作》杂志发表以福建省写作学学者为主力的《写作学科建设六人谈》,文章对当前学科建设中一些重大问题,如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理论创新与务实精神、教材建设与教学改革等各抒己见,展开争论。
  1990年6月5日至9日,在中国写作学会第一届学术年会(西安)上,林可夫以《写作学界的第三场争论》为题,作大会发言,认为争论表现在三个方面:跨科综合中的主从关系,是固本荣枝还是舍本逐末;理论研究中的逻辑基本点,是特定的写作行为还是宽泛的写作现象;写作理论与写作实践的关系,是搞两相结合的实践写作论还是搞两相脱离的经院写作论。实质是强化本体抑或淡化本体的导向之争。此次会议还进行首届全优秀成果评审,福建省一批写作理论著述获奖:林可夫的《基础写作概论》、孙绍振的《文学创作论》获一等奖;郑文贞的《段落的组织》获三等奖;另外,福建省学者参与编著的《写作学高级教程》获一等奖,《体育实用文写作》获二等奖。
  1991年3月22日至24日,福建省写作学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福州召开。会前,连续举行六场学术报告,就写作的本质及其规律、古代写作理论、学科的现代与展望、异逻辑思维、80年代的写作教学进行评说与探讨。会议选举林可夫为会长,郑文贞、陈家生、啸马、陈日亮、陈秀生、潘新和为副会长,陈秀生兼秘书长。
  由福建省写作学会与省教委、省社科联、团省委、省学联联合举办的全省大学生写作竞赛于1991年6月2日分别在福州、厦门两个赛区同时举行。参赛的276名写作选手共写出竞赛作品550余篇,评出综合奖5名,单项奖50名。
  1991年10月28日,福建省写作学会楹联研究会成立,赵玉林任会长,会员118人。成立后开展的主要活动有:参与主办面向全国的“纪娅娜有奖征联”活动(福清市),应征者达12万人次;参与并指导南平市的“征集市联佳作”。
  1991年11月18日至22日,由中国写作学会现代写作理论专业委员会(原现代写作学研究会)召开,福建省写作学会参与主持的写作理论战线信息、动态、对策与规划研讨会在安徽芜湖举行。
  二、成 果
  1.写作基础理论研究。
  (1)《退庵随笔》,清梁章钜著。梁章钜(1775-1849年),长乐人,嘉庆进士,晚号退庵。这是一部有关“人生应有之道德、之学问”的书,其中包括相当丰富的关于写作的论述。该书辑录古来名家的论诗、论文主张,旁征博引,略加评点。作者的观点树立在引文之中,又在评点中加以强化,较全面地阐述写作过程的诸多问题,如读书立品与作文(“作文以读书为主,读书以立品为主”),摹仿与自成(“作文之法已标举于经传之中者”,“初时句摹字仿,到后来自成片段”,“不为法度所缚”),峥嵘与平淡(初学讲求“英发畅满”、“气象峥嵘”、“采色绚烂”,待渐成熟则求“高简古谈”),删润与修改等等关系。被推崇为一本“非寻常著作”。书中论文部分,被收入有正书局石印《文学津梁》,称《退庵论文》。
  (2)《春觉斋论文》,清末民初林纾著。林纾(1852-1924年),闽县(今福州)人,近代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和写作理论家。《春觉斋论文》是近代优秀的写作理论著作。林纾在本书《应知八则》中,明确提出为文须知:意境(“文章唯能立意,方能造境”),识度(“识者,审择至精之谓;度者,范围不越之谓”);气势(“深于文者,必敛气而蓄势”),声调(“天下之最足动人者,声也”),筋脉(“行文之道,亦不能不重筋脉”),风趣(“风趣二字,当因题百施,又当见诸无心者为佳”),情韵(“情者发之于性,韵者流之于辞”),神味(“神者,精神贯彻处永无漫天之谓;味者,事理精确处耐人咀嚼之谓”)。在本书《用笔八则》中,他论述布局之法:用起笔,用伏笔,用顿笔,用顶笔,用插笔,用省笔,用绕笔,用收笔。在本书《论文十六忌》一文中,他指出写作中忌讳的常见病:忌直率,忌剽袭,忌庸絮,忌虚枵,忌险怪,忌凡猥,忌肤博,忌轻懁,忌偏执,忌狂谬,忌陈腐,忌涂饰,忌繁碎,忌糅杂,忌牵拘,忌熟烂。
  (3)《文微》,林纾著。这是林纾的学生朱悟园记录他老师论文之语,整理而成的一部写作理论专著,有民国十四年(1925年)潜江朱氏悟园刻本,全书共10章、280条。前5章论及作者修养、文章作法、用笔技巧,后5章是对从周秦至明清历代作品的品评。文学家黄侃将本书与刘勰的《文心雕龙》相提并论,虽近溢美,但也见出对本书的推崇。
  (4)《涵芬楼文谈》,清吴曾祺著,清宣统三年(191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吴曾祺(1852-?),闽侯人,清末举人。这是一部写作理论专著,共40题62篇。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论及作者修养,包括宗经、治史、读子、诵骚、辨体、明法、养气等9题;另一部分讲述写作原则和写作手法,包括储才、命意、修辞、炼字、运笔、适机、设喻等31题。此外还附有杂说35则。分别地看,各题均可独立成篇;综括地看,它们又相互关联,进而稍加整理,即可形成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5)《文章原理初探》,作者啸马、游友基,福建教育出版社1980年出版。作者从“物”—“意”—“言”这条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认识路线,探索文章写作的内部规律;全书从文章构成的角度,就文章阅读和写作中涉及的主要问题,包括题目、立意、篇章、表达、语言、风格进行研究和探讨,同时把理论知识的阐述同具体文章的分析结合起来,说理深入,文笔浅出。
  (6)《文章修改艺术》,郑颐寿著,福建教育出版社1983年出版。本书从全国通用中学《语文》课文中选出改定后的作品11篇,将其与原文(未定稿或初版稿)对照比较,并从写作、修辞、语法、词汇、语言和标点等角度进行分析,说明为什么要改,为什么改得好,具有明显的直观性、实效性。
  (7)《段落的组织》,郑文贞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该书探讨文章自然段的内部构造和组织运用,既静态地分析文章中“段落的构成”、“段落的种类”、“同一结构诸层次的关系”、“上下层次的意义关系”等有关问题,又从写作方法的角度对“段落的划分”、“段落的内部联系”、“叙述角度的统一和变换”,以及段落的“条理、波澜、语气”等进行论述。
  (8)《基础写作概论》,林可夫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这是一本兼容培养写作操作能力与提高写作理论水平,而以写作的智能——技能训练为中心的写作教材。全书分五个部分,除阐明本书基本观点的“前言”外,下分四编,分别是“写作基本能力训练”、“记叙文写作的基本训练”、“说明文写作的基本训练”和“议论文写作的基本训练”。在能力训练中,本书提出并阐明四个环节(提取、构思、表述、修改)的训练要求,并设计相应的训练程式与项目。在续后的有关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的写作训练中,各编都设有“基本知识”、“写作训练的中心环节”、“写作的基本过程”等三个章目,而以“写作训练的中心环节”为要点。本书还把记叙文、说明文和议论文看作是具有独立品格的练习性文体(而不是把它们视作“文类”),指出这三种文体写作训练的中心环节分别是场面描述能力、说明能力和分析概括能力。
  (9)《写作辩证谈》,陈家生著,福建教育出版社1987年出版。本书运用对立统一的观点,由相反相成或相辅相成角度,对常见的写作方法、技法,如虚与实、抑与扬、张与弛、曲与直、擒与纵、巧与拙、疏与密、刚与柔、偶然与必然、突变与渐变、反常与正常、含蓄与明快……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阐述。
  (10)《写作导引》,江声树著,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1987年出版。本书在原先出版的《记叙观察方法训练》、《议论思维方法训练》、《语言表达方法训练》的基础上合集修订而成。全书分为“观察篇”、“思维篇”和“表达篇”。
  (11)《写作的艺术》,沈世豪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出版。该书以动态的写作过程为对象,从选材、触发、构思、炼意、结构、意境创造、辩证艺术、语言运用等八个方面深入阐述写作过程的艺术,并融入作者丰富的实践体验。
  (12)《小学作文百种技法》、《初中作文百种技法》、《高中作文百种技法》,齐宗盛、陈健主编,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年出版。作者按照作文教学大纲要求,结合学生实例,系统讲解写作技法。小学分册由构思技法、行文技法、文体技法、语言技法和修改技法五部分构成。中学两个分册,由通用写作技法、记叙文技法、议论文技法、说明文技法和应用文技法五部分构成。在讲解每种技法时,均包括技法介绍、学生例文、例文评讲和训练题目四项内容。有“虚”,有“实”,“虚”而不空,“实”而有论,便于教,利于学。
  2.文学写作研究。
  (1)《沧浪诗话》,南宋严羽著。严羽(1192-1245年),邵武人。自号沧浪逋客。该书是一部集宋诗话大成的专著,由“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等五个部分组成。有关诗歌创作理论主要集中在“诗辨”、“诗法”两章。在“诗辨”中,严羽以禅喻诗,认为学诗与悟禅一样,要“具正法眼,悟第一义”,强调“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推崇师法汉、魏、盛唐,“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为此,他又提出“妙悟”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妙悟”),“别材”,“别趣”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强调诗歌创作的艺术特性,涉及形象思维的本质特征。在“诗法”部分,严羽就诗歌的具体做法,作简要点示(如“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音韵忌散缓,亦忌迫促”等),“择其切要者,示人法门耳”。
  (2)《律诗四辨》,清李宗文撰。李宗文,安溪人,乾隆十三年(1748年)进士,官至礼部侍郎。是书四辨,一曰辨粘,二曰辨病,三曰辨调,四曰辨体。
  (3)《射鹰楼诗话》,清林昌彝著,清咸丰元年(1851年)家刻本。林昌彝(1803-?),侯官(今福州)人,道光十九年(1839年)中举。“射鹰”即“射英”的谐音,表明作者与英帝国主义势不两立,“不主和而主战”的爱国立场。他评诗,要求其内容能“裨益经济,关系运会”,他主张,“作诗须有命意,而后讲性情、风格”,鄙视那些辞采华丽,“空空写去”的无聊之作。他不仅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同时非常注意诗歌的艺术特性。他强调创新、“不袭古”、“不摹古”、“不泥古”,提倡“兼古人之长,而自为机杼”;他提倡诗歌艺术风格的多样化,他认为,“诸品皆各有所主”,若强调一品,“用以概诸品则不可”;在诗歌的艺术表现上,他崇尚含蓄、自然,“诗外有诗,寓意深而托兴远”,反对雕章琢句,“锻炼之久乃失本旨”,主张自然天成,“无雕镌之迹而自然有味”。
  (4)《诗词格律与章法》,林海权著,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本书分“诗律”、“词律”、“诗词的语法特点”、“诗词的章法”等四章,以及《诗韵常用字表》、《词谱举例》两个附录。
  (5)《文学创作论》,孙绍振著,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出版。该书在承认艺术真实的生命来自于生活这一基本前提的同时,着重强调生活和艺术之间的异质与距离,进而重点论述缩小这一距离的具体过程,从“假定论”、“本质论”、“形象论”、“智能论”、“形式论”等各种角度、各个层次对之进行不断的进逼式的考察。该书重点强调形式作为审美规范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形象是“情感特征、生活特征和形式特征的三维一体结构”。在创作构思阶段,形式是一种预期目的,可以先于生活而成为一种现成的规范,去期待与之适应的生活,并对生活进行同化和选择。以此作为基本思想,书中对诗歌、散文、小说和审美规范作深层探索。
  (6)《论变异》,孙绍振著,花城出版社1987年出版。本书从“误差”是一切思维的合理代价这一前提出发,探索文学写作反映生活的特殊方式,认为文学形象不可能完全再现生活的本来形态,一切形象都是进行感知的结果。该书论述知觉变异的特性以及变异的表层、深层结构,并且分析造成变异的动因——情感逻辑的内在规律以及审美情感对“真”的超越性和回归性。
  (7)《散文创作艺术》,沈世豪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这本书从散文是侧重于表达内心体验和抒发内心情感这一根本特征出发,强调要用真情实感去打动读者,并细致、透彻地阐述整体构思、具体布局和结构安排等一系列散文创作中关键问题。
  (8)《推理小说技巧散论》,颜剑飞著,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年出版。该书包括十五篇论文,将中、外推理小说作为文学写作中的一个特殊品种加以论述。在考查推理小说的源流和发展趋势以后,重点分析推理小说的特殊的内在构成因素,如推理方法、证据,侦探的性格构成、常见次要角色的作用,以及小说情节、悬念、结构和结局的安排设置等等。
  (9)《现代诗创作探微》,陈仲义著,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年出版。全书由四章构成:第一章“心理感受方式”,第二章“传达表现方式”,第三章“形式展开方式”,第四章“诗人主体意识”。评论家认为,本书之所以具有“全‘置身于现代诗生命中’的理论特征”,是因为作者“不是站在现代诗之外去观察现代诗”,而是“从现代诗之内去感受现代诗的肌理和脉搏”。
  3.实用写作研究。
  (1)《大学新编藻文章百段锦》,宋方颐孙辑。方颐孙,福州人,理宗时为大学笃信斋长。据《四库全书·总目》记载,是书作于淳祐九年(1249年)。取唐宋名人之文,标其作法,分十七格,每格缀文数段,每段缀评于其下。盖为科举而设。
  (2)《制义丛话》,清梁章钜著,有咸丰九年(1859年)刻本。“制义”亦称“制艺”,即八股文。全书二十四卷,记述制义的宗旨、起源、流变、体裁、典制以及旧闻琐事,“诸家之名篇隽句无不备载,盖博采广撷,以成斯编”。
  (3)《艺圃问津》,清林观成著,林庆炳增补校刊,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刊刻。全书主要论述有关八股文写作问题,其中《论文六则》分为认题、命意、立局、修词、炼字、养气六节,论述八股文写作的审题构思、文字表达及作者修养;《论题式四十则》列举四十种八股文题目,并对如何应题作文进行指导;《制艺诸法十八则》列举并说明八股文写作的各种技法。
  (4)《应用文讲义大纲》,为福建协和大学教本,由协和大学中文系主任陈遵统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编述。在绪论中,确定应用文的范围,将其概括为“公共机关应用文”和“社会上之应用文”两大类,并对上行、下行、平行等三种应用文的起源和发展作简要介绍。在“公共机关之应用文”一编中,介绍行政公文和司法公文,并对它们的程式、制作法、顺序、用语、分段、种类等问题作说明。在另一编“社会上之应用文”中,介绍书启文、联语、庆吊文。本书收录丰富的资料和大量的例文。
  (5)《应用文》,作者陈位烨,民国三十年(1941年)初版,福州教育图书出版社发行。本书原名《中心及国民学校教师应用文》,为省立沙县师范辅导丛书中的一本,依据当时教育部颁布的《师范学校国文课程标准》中有关应用文部分编成。全书分总论、公文、章程、契约、书启柬帖、楹联、题词、表册、记录、标语、结论等十二编,每编(除总论、结论外)均先介绍该文体的意义、性质、种类、效用,然后讲述其结构作法最后列举实例。改名《应用文》后作了修订,增加“广告”一编。该书被省内外多所师范学校选作教本。四年内印刷十版,发行五万册。
  (6)《农村应用文》,福建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该书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常用公文,包括报告、签报、通知、公函、便函;第二部分为一般应用文,包括契约、合同、书信、证明书、申请书、新对联等。每种文体都由简要介绍其性质、应用范围、写法,加例文构成。
  (7)《大众应用文》,福建省教育厅工农业余教育处于1963年组织专人编写,印行近百万册。1981年重新编写,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介绍21类、46种应用文的用途、格式、写法和应注意的问题,举例浅显,并附练习题。
  (8)《财经应用写作》,郭令瑾编,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年出版。全书分三章:应用写作基础知识、财经行政文体写作和财经专业文体写作。每种文体均由写作知识、实例选读和读写训练三部分构成。
  (9)《司法应用文写作》,邓天杰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在内容上,本书不但介绍民事诉讼文书、刑事诉讼文书,而且介绍行政诉讼文书和执行阶段文书;在范围上,不仅研究写作对象,而且研究写作主体,阐述司法应用写作的思维规律和逻辑原则;在体例上,按文书的性质归类安排章节。
  (10)《论文写作指南》,王命夔著,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出版。该书除阐述论文的性质、特点、作用和种类外,还以论文写作的过程为序,对论文写作的研究准备、课题选择、材料积累、总体构思、撰写初稿、修改定稿等,作方法上的说明指导,并对社会科学论文、自然科学论文、情报研究论文、调查研究报告、毕业论文等的写作,分别予以专章论述。
  (11)《高等师范写作教程》,林可夫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全书由“绪论”和上编“写作原理论”、中编“师范体式论”、下编“写作训练论”以及附篇“中国写作教学简史”组成。在上编,在全面探讨写作规律和写作学科理论建设诸问题的基础上,突出师范性,“阐明‘师范写作’这一概念和师范写作学的研究对象,而且提出一条建立这门新学科的思路”;在中编,阐述由教练体式、执教体式、教研体式和教务体式构成的师范体式系统;在下编,构建写作训练的理论体系,探讨写作训练的特性、规律、目标、模式、计划、指导、检测等问题。评论家认为,这是“一部师范写作学的奠基作”。
  4.写作教学研究。
  (1)《中等师范国文作文教学法》,魏应麒著,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出版。作者曾在厦门大学中文系、教育系讲授教材教法课程,此书为教课讲义,上编为“国文教学法”,下编为“作文教学法”。“作文教学法”由作文方式、教学要点、命题作法、翻译、笔记、批改文卷等六节组成。
  (2)《中学作文教学》,福建教师进修学院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全书由八篇文章组成。前七篇构成一个单元“中学作文教学经验”,介绍怎样指导学生看图作文、翻译古文、口头作文、写生活事、改写课文和如何进行口头评讲、结合学习课文组织作文教学的经验与做法。第八篇构成另一单元“中学作文教学举例”。根据教育部拟定的《中学作文教学初步方案(草稿)》所规定的初中一、二年级和高中一年级等三个年级六个学期的教学内容,提供各个学期进行多种方式作文的教学模式(均含目的要求、教学建议和范文例文三项),本书具有很强的可参照性。
  (3)《关于振兴写作教学的思考与探索》,林可夫撰,发表于《写作》杂志1983年第4期。该文总结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写作教学经验,提出振兴写作教学必须从四个方面着手:组织一支作者化与学者化相结合的教师队伍;建立一个与写作过程相适应的教学体系;设计一套教过以后能管用的训练程式;改进写作研究的方法。
  (4)《写作教学改革管见》,作者潘新和,发表于《高教战线》1984年第8期,文章针对有人提出“文章应用怎样写是说不清楚,讲不出来的”和“以《写作文选》作为写作课的教材”等观点,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批判写作“不可知论”和写作“神秘论”,论述写作教学实践性与理论性的关系,探讨阅读与写作规律上的不同特点,阐明写作教学应遵从写作本体规律的主张。
  (5)《陈望道作文教学观初探》,作者潘新和,发表于《教育研究》1990年第11期。文章认为,陈望道在1922年出版的《作文法讲义》一书的学术价值表现在:一、重新创构科学的作文法体系(“一切都想提纲挈领地说”);二、明晰系统地阐释作文法基本概念(“一切都想条分缕析地说”);三、力求使作文教学研究贯彻现代化科学化原则(“一切都想平允公正地说”)。其意义在于,“建立起区别于传统的作文法体系,开现代写作学研究之先声”。
  (6)《高等师范写作教程·中国写作教学简史》,潘新和撰。该文把从先秦到新时期,分为七个时期,对中国写作教学的历史进行了描述、探讨和评说,在清醒看到前人的局限的同时,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前人对写作教学的长期探索,从先秦的论说观,到汉魏晋南北朝的写作论,到唐宋元明清的作文教学观,再到“五四”以后的现代写作论,对今天无疑是一笔巨大的思想财富。评论家认为,本文“开辟了写作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100#
发表于 2012-1-25 18:45:35 | 只看该作者
http://www.dl-library.net.cn/lsxz/llyj/file/000.doc
中国人自己的写作——非构思写作
                        作者:刘金驻
内容提要】这是一篇对写作原貌及写作本质方法进行探究的文章。本文在连山教授和马正平教授的非构思写作学研究的基础上,对非构思写作学产生的历史背景进行了评述,并且对中国历史上的非构思写作进行了分析,揭示了非构思写作在中国文学史上久远的渊源,并从大量的例析中总结出了非构思写作学的观念、方法和原理及其在写作学研究中的重大意义,尤其强调了这种学说在中国现代的作文教学中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此,我希望能为广大的写作爱好者和写作教学工作者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对我们在写作实践中的一些问题进行反思。这对我们在写作学和写作教学研究是不无裨益的。
关键词 】(非)在场性写作学 构思写作学 非构思写作学思维操作模式知行递变 大脑的“非平衡态自组织工作模式” 意识流势能论有序化积累 共时性

“卷里诗书皆锦绣,人间无价是文章” 这是古人对写作价值的充分肯定。我们国家是具有悠久的、优秀的文化传统的文明之邦,就文章而论,已是源远流长。“文章”之所以历来为世人所崇尚,是因为它除了具有现实的应用价值以外,还具有深刻而强烈的审美特质,即作家要用自己的审美理想去烛照生活和评判生活。但是,很久以来,写作学研究的进展速度还不是尽如人意,其中许多人一直都在争执的问题仍未有一个完满的答案。现代的写作教学中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将把我们的写作理念——非构思写作,结合中国写作史及其理论与实践,谈一些比较刍浅的见解。
一、写作学研究的进展及非构思写作概念的提出
写作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就其本质而言,它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但这种反映又不是简单的表现或再现,而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能动反映,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所以作家笔下的现实绝对不仅仅是对生活现实的 “复制”,而是体现了作家创造个性与审美态度的“第二自然”。所以,写
                                                                                           
本文曾在2004年连山非构思写作第一届教学研讨会上宣读
作的本质就是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的统一,是表现与再现的有机结合,是生活的艺术升华。那么,这一个结合、升华的过程又是怎样的呢? 它所遵循的规律又是什么呢? 这正是写作学,尤其是现代写作学所热衷的话题,是最难解决的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就会使文章的写作过程更好的为我们所驾驭,所以无论是对作家的创作,还是对写作的教学都极具深远而现实的意义。在中国写作史上,对于这个问题的探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近二十年来的成果应该是最具成效的,随着写作主体论、写作哲学、写作文化学、写作思维学、写作动力学等一系列研究成果的问世,人类写作过程晦莫如深的内幕终于在慢慢地被破译。
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从客观上总结评价近二十几年来的写作学研究成果,首先就要提到从“在场论”写作学到“非在场论”①写作学研究的转变。我们知道,一件事物之所以神秘,就是因为我们不知其来龙去脉,如果我们能够洞察它,或者能够去推理它,它的神秘自然就会冰释瓦解。所以研究写作过程(来龙去脉)比研究写作结果——文章要更有实效、更有价值,它能为我们提供的是可行性较强的写作操作技巧,帮我们开拓更加广阔的写作空间。
当代中国写作学界关于写作过程原理比较有影响的大致有四个: 第一个是“双重转化” 论(意化——外化);第二个是 “三级飞跃” 论(感知飞跃——内孕飞跃——外化飞跃);第三个是“三重转化” 论(内化——意化——外化);第四个是“知行递变” 论。其中,前面三个写作过程原理都是大同小异的,其核心都是“构思”(聚材取事、命题炼意、谋局布篇、定体选材)与 “行文”, 严格点来讲都是 “双重转化” 论,只是研究者对它们的不同切割、划分罢了。另一种与双重转化论不同的写作过程观认为,写作行为并不是起于对“材料”、“取材”的把握,而是起于文章立意的产生。只有文章的“立意”产生以后,文章的材料概念才开始产生。因为材料是对表达主题、立意而言的,没有主题、立意的产生是没有写作材料意识和取材行为的,而人们在写作之前对生活的观察和材料的收集,不是写作的“取材”,而只是一种写作的准备。那时材料、素材的概念,都是针对广义的写作活动而言的,与具体当下的写作行为过程关系不是十分紧密,它还尚未进入写作者的“想写某一篇文章”的理性视野。因此写作行为过程应该是立意的产生和对立意的表达的意识过程。“知行递变”论 ②的写作过程观就是如此。
尽管这种写作过程观与“双重转化”论的写作过程观是不一样的,但它们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这两种写作过程观都把写作理解为一个“构思”到“表达”的过程。这些都是“构思”写作学理论的认识,其实这种“构思——表达”的写作行为过程论并不是中国当代写作学家的发明,而是由俄国的别林斯基提出来的,后来,法捷耶夫又以“假想”的方式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文学创作过程包括:(一)积累素材时期,(二)“构思”或“酝酿”时期,(三)写作时期。以后,就很少有人对这三阶段表示怀疑,而中国当代文学概论、文学创作论的基本框架也是从这里借鉴的。一直到上个世纪末,马正平先生才在原有的写作学研究基础上,提出了“非构思写作”及“非构思写作学”的概念,他认为:“非构思写作就是指运用一整套写作思维操作模型来控制生成文章立意、文章结构、文章材料、文章语言的自觉化写作生长过程。非构思写作学就是关于这些写作行为活动规律的研究。因此,强调写作的自觉性(写作思维操作和写作文化、写作禁忌、写作审美控制),强调写作过程自组织生长的写作学就是非构思写作学。”从根本意义上来讲,“非构思写作学”是对发达的中国古代写作理论的回归、超越、升华。而“意识流势能论假说”的创立人连山教授则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将其理论发展完善。连山教授又提出了“写作动力” 和“自由思维可控” 的观点。他认为: “只有在作者强烈的情绪状态下产生的强烈的写作动机才会激发出思维的灵活性和联想的丰富性。而那种‘强烈的写作情绪状态’ 既可以用理性(逻辑)分形得到,亦可以用淡化显意识、降低显意识阈势能值的方法得到。非构思写作是在大脑进入了‘非平衡态自组织工作模式’的状态下进行的,随着写作思维的调整,吸附、凝聚潜意识中的文章材料,实现其自组织,是‘无中生有’。而这种大脑的‘非平衡态自组织工作’要受到序参量控制的,这里的序参量就是写作前的‘立意’的主观意识。”
二、回眸中国古代文学的非构思写作历程
中国既是世界上的文章大国又是写作理论大国,可是在中国古代写作理论中,却很少有明确提出“构思”、“结构”这样的理论概念。而纵览中国历代的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确都可以随处发现“非构思写作”的身姿。
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篇中说:“夫神思方运,万涂竟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实而难巧也。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也。”本段意为:想象开始活动,各种各样的念头纷纷涌现,要在没有形成的文思中孕育内容,要在没有定形的文思中刻镂形象。一到登山,情思里充满了山的景色;到观海,意象中便腾涌起海上的风光。要问我的才力有多少,好象将要同风云一起奔驰而无法计算了。刚才拿起笔,比起措词时气势要旺盛一倍,等到写成了,同开始想的已经打了一个对折。为什么呢?文思凭空想象,容易设想得奇特;语言却比较实在,难以运用得巧妙。这是因为思想化为文思,文思化为语言,贴切时像天衣无缝,疏露时便相差千里。有的道理就在自己心里,却到国外去搜寻;有的意思就在眼前,却又像远隔山河。因此,用心训练思想的方法,不在于凭空苦想,要求体会到外物的美好,不必要劳苦自己的心情。这就是典型的非构思学理论,在上面的表述中,刘勰阐述了:构成文章的外现部分的可视性句子或词语的线性排列与重组要表现平面的或立体的客体,是要受到局限的。所以,本来用一维的“文字符号”来表现二维的画面或三维的客观实体就要受到制约,如果还要在表现之前横加一些条条框框,那么对一篇文章,特别是一篇想抒发强烈思想感情的文章是极其不利的。首先,在文学作品中,要表达作者一定思想感情的人物形象是具有客观的独立性格,如果只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情感审美取向去对作品中客观的实体进行构思和控制,这便是“伪性伤真”——破坏了人物形象的客观性、独立性和真实性。其次,构思有一种抽象性,它是由构思的共时性与静态性所致。这样就很难使作品的内容明白清晰。刘勰的这一段论述已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
这种“非构思写作”理论不仅在写“文章”的实践中随处可觅,就是在格律、音韵诸方面要求都比较严格的诗词写作上也是显而易见的。譬如,南宋诗人、诗论家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中说道:“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能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复终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严羽的这一段论述中强调了“诗言志”,而这种“志” 却和“理”是无关的,而“理”是什么呢?我想这个“理”就应当指的是逻辑,即构思,从上面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严羽也是反对死守“理”的,而是崇尚“自然”的“别趣”、“兴致”,因为他说“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可见他对这种“构思”写作是深恶痛绝的。他的这种观点和陆游的观点也是有殊途同归之妙的,陆游曾说过:“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这里面的“天成”当然是指自然而产生的,而不是刻意地去酝酿出来、构思出来的。只是他接下来又强调了一下文思的偶然性。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说, 宋朝诗人卢延让的《苦吟》中有“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 的说法,这难道不是构思写作吗? 其实,这不能算是构思写作。首先,他在这里强调的是语言的锤炼,充其量也只是能说明他运思的过程比较艰苦,因为他是没有条条框框可以遵循或描摹的。其次,就算他真的拈断了胡子才吟出一个字来,那也是算他已完成了当时的思维,这一个字也只是他运思的结果,并没有构思的过程。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胸有成竹” ,许多讲写作构思的人都以此典故为其理论的铁证,他们把 “成竹”理解为文章的立意和内容结构,认为“成竹在胸”是艺术家必须经历的创作过程,但是,最善于画竹的大画家郑板桥对“胸有成竹”这种构思论却是不以为然的: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定则也,趣在法外,化机也,独画云乎哉!这段话被许多理论家作为解释艺术创作“构思——表达”过程论的首要论据,但这确是一种误解。因为这里的“眼中之竹”并不是指画家眼中看到的艺术直觉、意象,而是指非艺术状态下真实的竹子。所以,胸中之竹并不是艺术构思的成果。而是当画家看到竹林中“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植密叶之间”的动人景象后而产生的“胸中之意”,或者说“画意”。换言之,这个画意就是画家的“胸中之竹”,因此才有“意在笔先,定则也”的说法。显然这个“胸中之竹”不是通过艺术构思(选材、组材、结构形成形象)生成,而是作家的艺术直觉把握。他产生于艺术的创造动机阶段,而艺术行文(“落笔”)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生长、繁殖、变化,所以才有“落笔倏然变相”、“趣在法外,化机也”的说法。总之,画竹的时候,就是进行“非构思创作”。其实所谓“胸有成竹”,不是指艺术形象在心中的完成,而是指“精神”、“神采”在胸中的形成。而这是无法进行构思的。因此,郑板桥说自己画竹“胸无成竹”。而是“浓淡疏密,短长肥瘦,随手写去,自尔成局,其神理具足也”。可见郑板桥确实是一个“非构思”的艺术家。而这又不能不和写作联系起来,所以清朝章学诚在《古文十弊》中说:“自文人胸有成竹,遂致闺秀皆如板印。”可见他对这种“胸有成竹”的理论是非常反对的。
在中国文学史上,不但理论上对这种“非构思”备受推崇,而且在写作实践中的例子也比比皆是。这样的场景大家可能常常想像得到:众多的文人雅士,在一起举杯畅饮,吟诗对句。如果这也要进行构思的话,那岂不抹杀了雅致的风景!试想当年“斗酒诗百篇”的李白如果作诗还要构思的话,那为什么还要借酒去追求灵感?而不是只双目微闭,冥思苦想?大家熟知的《滕王阁序》的成文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非构思写作的例子。当时的情景是这样:九月初九重阳节,洪州都督阎伯屿邀请了许多名士,在重修的滕王阁上欢宴赋诗。这是一个盛会,才名出众的王勃也被邀请而至。那一日,滕王阁上聚集了不少文人学士,阎伯屿有一个侄儿,苦读诗书十余年,他想让侄儿为滕王阁作序,再让大家吹捧一番,以此露脸扬名。他的侄儿于是精心地作了准备,当酒过三巡时,都督府的一个幕僚提出了为重修的滕王阁作序之事。阎伯屿故作姿态,对众人说,王子安(王勃的字)才情过人,此序应当他作。其实,他想王勃一定会谦让一番,这就顺理成章地由他侄子来作了。谁知阎伯屿弄巧成拙,席上有几位有头脸的名士也都附和地建议,一致推举王勃作序。王勃当仁不让,于是便挥笔疾书:“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番之榻……”寥寥数言,王勃把洪州的地理、历史、人文都精妙地概括了进去,接着他又开始写今日之盛会,对阎伯屿重修滕王阁加以颂扬,但更多的是把自己怀才不遇的境况付诸感叹,他借景寓意地写道:“时维九月,序属三秋,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云销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整篇《滕王阁序》一气呵成,字字玑珠,句句精妙,阎伯屿赞道:“这样的锦绣文章,惊世骇俗,人间少有。”从《滕王阁序》的写作过程来看,从《滕王阁序》的艺术水平上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非构思写作在中国古代文坛上的伟岸身姿。
非构思写作在古代文学创作中的例子不胜枚举,即便是在最讲篇章模式的八股文的写作中也从来没有“构思”、“结构”的说法。首先,从中国古代的写作理论来看,其理论便是“起承转合”的“章法”、“篇法”理论,而不是“结构”、“构思”理论。也许有人会认为“起承转合” 即是“构思”,但这是不正确的。因为,“结构”、“构思”(对结构的思维)是对一个空间性框架的思考和构造,它是一种静态的、固定的、组合制造性的行为。而“起承转合”的“章法”、“篇法”意思则是一种动态的生成过程行为。因而“构思”、“结构”与“篇法”、“章法”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是针对文章的具体内容、材料的组合、安排,对写作者来说是约束式的。而后者对文章后续的内容是无知的,其文章内容的生成依靠的是对文章思维模型(“起承转合”)的操作、运演来实现的。它对作者来说是自由式的,是联想、想像式的。其次,在科举考试的过程中,应试者是没有时间“构思”的,尤其是殿试。殿试一般只考“时务策”一道题,是针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诸般现实问题写一篇分析和解决的“对策”,大概和今天的“时事论文”相同。策文虽不限字数,但最短以千字为率,不足千字以不入式论……欲得高策者,策文必须充实写满,兼重书法,书写时间占大半日,限于晷刻,为文不暇构思。纵观一下自唐以来的殿试策文,大家可以发现,其文章字数大多都在六、七千字左右,有的将近一万,而且内容可以说是文采飞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还需要构思的话,怎么可能完成这么大的写作量?例如:文天祥的策文大概有9 千多字,就按他成文用8小时计算,1小时也得要写出一千多字,可想而知,他也是需要运笔如风,而且间不容发。这样,他哪里还可能有时间构思!因而,八股文堪称真正的非构思议论文。象这样需要强逻辑性的文章都可以非构思成文,还有何处的写作不能运用“非构思”呢?
总之,中国古代的写作,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可以说都是以“非构思”为主流的。这是一个勿庸置疑的事实。
三、近代写作学思想及构思写作的局限
其实,把写作过程“假想”成“构思——表达”的写作过程,并不是中国当代写作学家的发明。这个观点是由俄国的别林斯基提出来的。他认为诗的创作是由灵感开始,经由构思再到传达的过程。而在这三个步骤中,最重要的是构思;而第三步“并不十分重要,因为它是前两步的结果。”后来,前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夫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前苏联文学理论界关于文学创作过程的理论,就是从毕达可夫关于“‘文学作品的构成’的几个元素——主题思想、结构与情节、语言的连缀”中来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论、文学创作论的基本框架也是从这里借鉴的。在现代写作中,关于文学创作的艺术创作过程的三阶段——灵感发生,艺术构思——艺术传达——的观点是从来没有被怀疑过的,直到上世纪末“非构思写作学”理论的产生。这是一件在写作学界有相当影响力的事件。尽管我们在平时的写作实践中经常进行非构思写作,但在理论的层面上却还认识得远远不够,有时还会陷入“构思”的羁绊,之所以说这是羁绊,是因为构思写作具有不可避免的主观性、抽象性与模糊性的弱点,因而如果总是一味地强调构思的话,它就会削减我们的写作兴趣,束缚我们的写作活动,影响我们的写作质量。
首先,构思性写作可能削减写作者对写作的兴趣、趣和动力。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点:(1)理性、慢节奏的写作构思活动对写作的激情、灵感有削弱的作用。因为,构思性写作学认为,产生写作灵感、写作激情之后,要进行逻辑的选材、组材、题纲活动。当把这些活动完成后,那宝贵的、有相当偶然性的灵感和激情可能被大打折扣乃至烟消云散、不知所踪,写起文章来就会缺少激情,许多学生对作文的厌倦感就是这样产生的。(2)在构思性写作中,如果由于遵循构思的结果——题纲、契领,因而就把应当十分生动的行文变成了一种描摹、翻译的过程,这样就会缺少创造性和生成性,从而可能导致写者对行文活动产生反感、厌倦的情绪。(3)如果满怀这种失败的创伤或总是置身于这种成功感完全被泯灭的心境下,自然就会丧失对写作的事业心。(4)由于构思行为是一种猜测、估计,对写作行为的成功没有一定地把握。因而容易产生对写作的焦虑感、盲目性,它的直接结果也是写作兴趣的丧失。如前所述,由于构思写作中的构思存在的不可克服的主观性,抽象性和模糊性,这样在动笔行文中,为了使写作内容更符合具体的当下语境,势必根据具体的写作语境对此构思结果进行大的修改,甚至颠覆。这样就会既囿于构思的结果中,使灵活的思维不得施展。又会使得写出的内容与构思的结果大相径庭,因而可能引起一种不可避免的失落感。
其次,构思性写作可能导致学生心灵贫乏和思维呆板。由于构思性写作中的构思主要是对文章材料的静态选择,对文章内容的静态组合,这种静态的构思结果往往会把写者的写作思维束缚在经验的表层现象之上。使描绘、论证等很难真正进入灵活的、具有丰富多彩自然生长内容的写作运思境界。这样就可能导致写作者思维的浅表化和僵死化,它是学生思维贫乏、灵感枯竭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在写作中如果一味地强调构思,有可能导致学生的心扉紧锁。由于构思性写作中的构思主要是对事物在场现象的选择、组合、证明,而没有指向文章形成的思维成长过程——不断地分析与综合的过程。这样学生就不能根据种种成文的思维脉胳生成鲜活的话语,因此就会感到无话可说,久而久之,就会引起思绪闭塞。
四、非构思写作的特征及其现实意义
通过以上对中国文学史上写作及其理论成果的回顾,不难看出,非构思写作才应是写作过程的原貌,而非构思写作理论也应当成为写作学研究的焦点。那么,非构思写作的基本特点具体有哪些呢?为了更清晰明了地对“非构思写作”现象和“非构思写作学”进行研究,下面对非构思写作学的特征作一个基本的概括。
1、写作生长观。非构思写作学主要是一种动态的写作行为观,即写作生长论。它的核心是:写作内容不是选择、拼凑、组合、制造出来的,而是通过一整套的写作思维操作模型及其操作技巧自组织出来的。是“生长”而不是“构造”,是“生思”、“运思”而不是“构思” 、“布局”。
2、写作动力的培养和调动。非构思写作学认为,只有在写作者强烈的情绪状态,良好的动力推动下才能进行写作思维的展开、生长。这是因为强烈的写作动机会诱发写作思维的灵敏性和强烈性,联想的灵活性和丰富性。刘勰说的“缀文者情动而辞发”就是基于这样的一种思想。同时,我们还特别注重文化底蕴的积累,而我们的积累又是一种集高效性、灵活性为一体的“有序化积累”。在积累过程中我们主张强化逻辑,深刻记忆,从而达到一种学习对象与学习主体之间高度融合的效果,而且还要从情感的培养上提高写作者的写作潜能。为非构思写作淡化逻辑时的自然挥洒提供“源头活水”。所以我们的非构思写作理论主张的是“出入”并重、知情双修。
3、写作思维的操作。非构思写作就是一种直接写作,非构思写作学认为,写作者之所以能不进行构思而直接让文章自然生长的原因在于,写作者具有一套写作行为所需的写作思维操作模型,正确地运用这些思维操作模型就形成了思维艺术与技术。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认为:这里所谓的思维操作模型并非我们在写作时所要主动地、刻意地去追求的一种规则,它们应当是在平时不断地写作思维操作训练中所形成的在大脑中的一种程序记忆,是平时学习积累一项内容,它最终是一种能力,而非一种规则。
4、思维与表达是同步的,非构思写作中的思维与行文是一致的,思维处于何种状况,此种状态就要反映到纸面的文字表达上来思维与表达应当是一体的,只是我们看不到,也听不到思维,而表达就是一个把思维固定化的过程。
5、自由思维,无中生有,非构思写作崇尚的是心理自由,思维自由这也是艺术家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所以,托尔斯泰对于“五分钟以后人物将怎样行动的”都全然不知。这是艺术家的自由思维,是“无中生有”的体现。
6、正确应对非构思成文时的随机性。在非构思写作中,对未来的写作内容,文章的发展方向、脉络,是无法也不能先知或确定的。一篇文章的写作思维方向的发展,是根据写作思维动态中对事物的深化认识来确定的,根据写作过程中的情绪、思想态度的发展来确定的,是由写作过程中所出现的随机情况来确定的。非构思写作学主张通过淡化写作过程中的逻辑思维,使个性得以充分的张扬,但这并不是不要逻辑,而是要让大脑的“非平衡态自组织工作模式”有效地启动、工作。
非构思写作具有的这种种特征,恰是它值得推崇的充分理由。在现代写作实践中,尤其是在写作教学这一块,还拘泥于过分强调构思写作的羁绊中。那么让我们来看一看现代作文教学中的种种问题:灵感枯萎,心绪闭塞,思维僵化,写作盲目……如此种种,根源何在?很明显,这里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构思写作”。所以,这种写作方法的不足之处应当引以为戒,应该用非构思写作取而代之。
非构思写作,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写作方法,而这种方法又是植根于肥沃的实践土壤之中的。试看中国古代那一首首气势恢宏的诗章,一篇篇文采飞扬的序文,有哪一篇是作者“搜肠刮肚”的结果呢?20世纪的中国,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政治意识的变革可谓翻天覆地。由此而引发了社会结构及其各方面的变化,然而,我们知道任何事物的前进过程都应当是一个“扬弃”的过程,不可以在全盘否定先前的存在的基础上进步,中国的优秀文化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民智慧与汗水的结晶,尽管其存在着不足,存在着与当前的社会发展脚步不相协调的东西,但也不能“倒洗澡水的同时把孩子一起倒掉”。可是20世纪的中国,尤其是初期,由于受到西方工业革命的影响,却恰恰这么做了,从西方的语法学,修辞学,文艺学中,引进来了只流于在场文本和表面技法描述的白话文写作学理论,却对中国传统的写作方法、写作理论进行颠覆、冻结。这使得我们在解决写作研究中的问题时步履维艰,使我国大中小学的作文教学出现了比较尴尬的局面。但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正在理论和实践中探索着这些问题。“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相信,我们中国人一定能在实践中把自己的写作——非构思写作发扬光大,实现对我国古代写作传统的回归和超越,使中国的写作文化成为世界艺术群星中最夺目的一颗。
①所谓“在场” 论写作学就是把研究的中心、兴趣、重点放在写作行为的成品(结果)——文章上的写作研究。所谓“非在场” 论写作学就是主要注重写作行为、写作过程的写作研究。
②“知行递变”论认为,在写作过程的层面,写作过程的起点是“知”(主题、立意),为了表达这个“知” ,必须生成写作的“行” ,即依据主题选择材料; 而这个“行” 的结果则是生成新的“知”(作为文章未成品的结构),这个新的“知” 又要进行新的“行”(试思),而这个新的“行” 又要生成新的“知”(文章的基调),这个新的“知”(基调)又要进行新的“行”(开笔行为),而这个开笔行为又要生成新的文章的“开笔行为”……写作过程就是这样不断地“知”与“行”不断地递变着,以至文章的最后完成。
99#
发表于 2012-1-25 18:43:40 | 只看该作者
武汉大学设置全国第一个“写作学”硕士专业

           (据中国写作学会会刊《写作》杂志2006年第5期报道)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做好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范围内自主设置学科、专业工作的几点意见》,武汉大学于2005年底开展了在具有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予权的一级学科范围内自主设置(国家专业目录没有的)二级学科的工作。文学院向学校提出了自主设置写作学硕士专业的申请,已顺利通过武汉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批准,并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备案同意。该专业将于2007年开始招收、培养写作学硕士研究生。
   新设立的写作学硕士专业拟将自己的培养目标确定在两个方面:一是培养能够从事写作学教学及科研工作的各级各类学校的写作教师。二是培养能够从事各类实际工作部门所需要的高级实用写作的专门人才。
   新设立的写作学硕士专业确定了两个研究方向:一是写作学基础理论方向,其研究内容包括总结中国古代、现代写作学研究的历史成果,探讨科学的写作学研究方法,深入揭示写作活动的本质特征以及写作活动各个环节的一般规律,深入研究基础写作学的教学规律和方法。二是文体写作方向,其研究内容包括研究文体写作的发展历史,深入探讨各种具体文体类型(尤其是社会急需的实用文体)写作的特殊规律,对各种新兴文体写作现象进行研究,深入研究文体写作学的教学规律和方法。
98#
发表于 2012-1-25 18:43:10 | 只看该作者
复旦大学设立我国首家“文学写作”硕士点
《文学报》丁  丽

     据4月27日来自《新浪网·新闻中心》、《中国教育在线·在职硕士频道》、《东方网》、《文汇报》、《网易·教育频道》、《四川新闻·教育频道》、《上海交通广播》报道:复旦大学中文系申报设立“文学写作”(Creative Writing)硕士点近期获国家主管部门批准,著名作家、复旦中文系王安忆教授领衔。据悉,这是我国高等院校设立的第一个文学写作硕士点。
    复旦中文系的“文学写作”硕士专业设立了三个研究方向,分别为“小说创作的叙事研究与实践”、“散文与传记创作研究与实践”以及“大学写作学”研究方向。
    前两个研究方向的设置,目的在于打通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两个领域,为文学领域的人才提供再学习的机会。这两个方向既招收有一定影响的青年作家,也从大学本科毕业生中优选创作型人才。据复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教授介绍,从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国际化的要求出发,这两个硕士研究方向还将大力开展中外文学的建设性对话,延聘数位国内一流作家为兼职教授,并分期聘请国外优秀作家前来讲学,为促进中外作家的交流、开展国际性的写作项目搭建新平台。
   “大学写作学”研究方向注重研究当代应用写作在技术层面与应用层面上的种种变化。
    目前在国外,“文学写作”(Creative Writing)硕士专业主要集中在北美大学,仅美国就有近百所大学开办有这一硕士专业。其中美国爱荷华大学的文学写作硕士专业项目尤为著名。学制通常为两年。主要研究方向有叙事散文、小说、诗歌、戏剧等。对论文的要求则因校而异,有的学校要求这一专业的毕业论文可以为文学作品,但也有的规定必须是通行的论文。
    在评申报议过程中,来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对“文学写作”这一硕士专业的国际经验与发展历史进行了探讨。主要意见认为,在现代社会背景下,作家不仅需要丰富的生活经验,更需要深厚的文化积累。在硕士层次上培养文学创作人才,是一种推动文学创新的重要方法。尤其是在当代社会飞速发展的大环境下,仅仅依靠作家的自发经验未必能够建立起与生活的积极关系。文学写作硕士专业的建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作家更广泛地汲取人文资源拓展艺术视野创造学习条件。
    今天依然有很多大学生对于文学写作抱有很高的热情,也具备走向创作之路的潜质。但由于以往没有“文学写作”方面的硕士学科点,他们中多数只好报考其它的研究专业,不少人丧失了发挥文学创作才能的机遇。复旦如今开设了“文学写作”硕士点,为这类人才打开了一条通道,必将对我国文学创作人才的培养、文学发展的模式产生影响。复旦大学中文系具有悠久的文学创作传统。现在师资队伍中,有一批创作与研究并举的“两栖”型教师,其中王安忆教授既有丰富的创作经验,又连续多年开设了小说写作方面的课程。此外梁永安、王宏图、龚静等教师的创作成绩也得到文学界好评。
97#
发表于 2012-1-25 18:42:33 | 只看该作者
中国当代写作学各派学术思想代表人物(59人)
前辈学者:10人  
       武汉大学         周姬昌(应用写作)
       华中师大         朱伯石(写作语言)
       福建师大         林可夫(四体化一论)
210008 南京大学传播所      裴显生(三重转化)
100081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刘锡庆(双重转化写作过程论)
       内蒙古师大                  王志彬
       河南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    金长民(写作原理)
350007 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  孙绍振(文学写作学、写作学方法论)
       四川大学                  李保钧(文学写作学)
       重庆师范学院              董味甘(阅读学)

华北派:文章学:6人
       人民教育出版社   张志公(辞章学)
       首都师大         张寿康(文章学)
712082 陕西:西藏民族学院语文系  陈福宁(文章学原理、文章史)
       河南师范大学     曾祥芹(文章学、阅读学)
       福建师范大学     郑寿颐(辞章学)
       首都师大         陈亚丽(文章学)

西南学派:青年写作理论家协会:14人
610068 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    马正平(写作原理论)
110036 辽宁大学中文系        高  楠(写作思维学)
350007 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    颜纯均(写作混沌)
100809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  王东成(写作主体论)
410006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陈果安(人本写作学)
       湖北大学行管系         洪威雷(应用写作学)
       山西师范大学         郭望泰(写作语言学)
730070 兰州:西北师范大学    任遂虎(文体文化学、写作价值论)
610068 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    唐代兴(写作哲学)
200000 上海闸北教育学院     张伟德(写作哲学)
416000 吉首大学中文系         佘佐辰(写作动力学)
712082 陕西:西藏民族学院语文系  周德仓(写作思维)
130000吉林大学中文系          赵   雨(写作史论、写作哲学)
200021 上海外国语大学对外汉语系   陶嘉炜(写作文化学)

华东学派:现代写作学研究会:14人
200433 上海空军政治学院文史教研室   刘晓刚(写作思维)
       南京:东南大学      尉天骄(写作学方法论)
200234 上海大学中文系   李白坚(题型写作)
350007 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   潘新和(写作学史)
830046 新疆大学中文系    张  明(写作教学)
       宜昌大学图书馆    张得一(三级飞跃)
241000 华中理工大学中文系  舒咏平(广义灵感)
524048 湛江师范学院      刘海涛(现代读写说)
414006 岳阳师范学院图书馆  周淼龙(写作操作与表达空间)
321000  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   王克剑(文学心理学)
430000 解放军二炮指挥学院语言室   张传真(写作操作技巧)
      台州师专中文系    王  正(写作概念)
      西南师范大学             董小玉
     内蒙古师大                  万  奇

东北学派:文章写作学    10人
       东北师范大学,   李景隆(写作过程论)
       东北师范大学,   吴伯威
        东北师范大学          杨荫浒(文章写作学)
130024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  刘  雨(写作心理学)
        东北师范大学          张恩普(文章写作学史)
        东北师范大学          金振邦(文体学)
                              常  青(作文分格法)
136000 四平师范学院中文系      都本忱(写作工程)
136000 四平师范学院中文系      邱安昌(精神生成)
                               刘忠惠(写作原理)

其他:
        北京                  高  原(写作教学)
510023  广州业余大学中文系     陈功伟(写作表达学)
430064  中南财经大学新闻系     李道荣(学科意识)
        荆州师专               金道行(写作心理学)
96#
发表于 2012-1-25 18:41:52 | 只看该作者
写作学科创建20年述要(1980—2000)——纪念中国写作学会创建20周年
               发布时间:2005-12-15      责任编辑:黄光芳

     把写作行为从人类活动中抽取出来,当作一门独立的学术科目的研究,在中国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虽然在这索之前,“作文法”、“文章法”、“创作论”、“写作理论”等等提法已经很普遍,但没有“写作学”的学科概念和学术位置,甚至没有这样的名称。写作行为的理论研究被分割、吸纳到其他学科之中,成为其他学科的附属。粉碎“四人帮”之后,社会亟需写作人才,各行各业企盼写作指导,写作理论因此备受青睐。然而,由于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面对这样百载难逢的机遇,在高等院校里却出现了与社会需要背道而驰的怪事:一些重点大学的写作教研室被撤销,写作课下了马,写作教师改了行;继续开设写作课程的院校大多不景气,教学无大纲、无计划、无教材,效果很不妙;所谓写作“无规律”、写作研究“无作为”、写作教学“无前途”的“三无论”趁机蔓延。
     面对这样严峻的局面,一批有胆有识有为的写作教师走到了一起。举行了一系列专业会议,由商讨课程出路开始,继而产生组建学会的要求,进而萌发创设学科的构想。经过近两年的谋划与奔波,中国写作研究会终于在1980年底宣告成立。从此,写作研究自发的个人行为逐步演变成自觉创建学科的群体活动,为写作学的勃然兴起树立了丰碑。笔者有幸见证了这一酝酿、筹划、创建、探索、碰撞、振兴的历史进程,现择其要者述评如下。由于视野和学识的局限,记漏误评之处文责自负,并恳请同道指正。  
    具体访问——
    http://www.hwxz.com/20years_xzxh.htm
95#
发表于 2012-1-25 18:39:37 | 只看该作者
文体写作学的最新成果

    干什么的总忘不了吆喝什么。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已改成“文学院”)教了大半辈子“基础写作”,对“汉语写作学”(无论是教学还是研究)的任何新进展、新成果,都是密切关注和热情期盼的。最近,通过原来系里的同事、后成为“汉语文化学院”建院元勋、老院长陈绂教授的介绍,结识了她过去一位湖南怀化的学生:杨顺东,并十分高兴地读了他的一部名为《社会转型期通讯写作技巧》的新书稿——真是同“道”相吸,同“好”相求,先“睹”为快啊。

好久没读到这样令人“眼睛一亮”的好书了!

    全书共三编:上编以“感悟”悟人:渗入自我的时代体验,有心于“理论”上升,介绍了写好通讯的必备条件;中编以“金针”度人:融入自己的笔耕心得,着意于“技巧”揣摩,点拨了写好通讯的实用方法;下编则干脆“现身说法”,以自己写的成品(均已正式发表且反响强烈)为“例文”,予以分析、鉴赏,从而给学员或读者以生动、具体的启迪——这就从理论、技巧、写作三个方面,既分工合作又紧密结合地圆满完成了“书名”(即本书主旨)所规定的全部任务。

    所以,我想说:杨顺东的这本《社会转型期通讯写作技巧》,真的是一本久违的、厚重而及时的、令人“眼睛一亮”的好书!

    从教学的“实用性”来说,我心目中比较“理想”的“通讯写作教程”——它,虽姗姗来迟但终于问世了!(若能将“下编”增加几篇大家共识、典范的通讯精品,那就更完美了)我个人认为:它不啻是我国文体(通讯)写作学的最新成果。
故此书的“教学”和“学术”价值,都不可小觑。

这是我想说的第一层意思。

    在诸多“文体”中,我以为研究“通讯”的写作:缘起、流变、特色、问题等,具有特别的意义。这在21世纪——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世纪,尤为如此。

    现在看来,“通讯”纯粹是中国的一个“国产”、“土造”。这种文体,除中国叫“通讯”外——它实由“外埠通信”转化而来;换成“通讯”,只表明了获取信息“手段”的进步,本不具“文体”含义——别的国家,多称之为“新闻专稿”,即“比消息更详尽具体的新闻”。但中国的“通讯”,作为新兴的“近代印刷业(报刊)”的产物,硬是活了下来,而且成了报刊“新宠”,整个四十年代“通讯文学”(毛泽东《讲话》里的提法)更取代三十年代“杂文”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煌煌大体,在广义的“散文”王国里几乎一统天下!也就是说,它这个“土特产”,从诞生之日起就表现出了极强悍的生命力!

    为“通讯”这种文体生存、发展、繁荣作出贡献的先贤,也不胜枚举:从康(有为)、梁(启超)、王(韬)算起,到瞿秋白、朱自清、周立波,再到杨朔、刘白羽、华山,直至巴金、魏巍、郭小川、刘宾雁、徐迟、黄钢、郭超人、穆青、黄宗英等,可以列出一长串人们耳熟能详的大名。现在,杨顺东又加入进来——他写的通讯作品(见第三编),力求解放思想、敢想敢为、心怀全局、注重出新,故很放得来,很有读头——“长江后浪推前浪”,他之后当然还会有更多的来者,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把通讯的血脉、香火赓续下去。这中间的任何一个人,如果他没有自己的“个性”,没有思想或艺术的“创新”,没有给“通讯”这种文体“添加”上那怕一点点仅只属于个人的东西,那么,无论是“文学史”还是“新闻史”,都不会给他留下任何位置!

    这就启示人们:文体的生存,文体写作学研究的立足,同样要靠其独特个性;要深深地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通讯和通讯写作研究,就是一个著例。

    听说,杨顺东被朋友们亲切地称作“喜欢探索的记者”。这就很清楚了:他作为写作主体极富于的“探索”气质,和通讯作为双棲(新闻、文学)文体亟需有的“创新”天性——此二者因内符外、一拍即合!

    这就是他的“成功奥秘“。

[NextPage]
这是我想说的第二层意思。

    最后,还想略说一下杨顺东个人的“文字功夫“。

    尽人皆知,对一个“好记者”的要求既“多”且“严”:要有头脑,有见识,有立场,有原则;还鼻子要“灵”,耳朵要“尖”,眼睛要“明”,口要多“问”,手要多“记”, 脚要多“跑”……除此外,最重要的就莫过于“文字功夫”了。

    记者是干什么的?是红秀才、笔杆子!

    说一千,道一万,最后“笔头”不行,全完。

    所以,“笔头硬”对记者来说,是没商量、必须的!

    我以为,杨顺东是一个称职的好记者。他原来在中学教书,有较深的学养和文字底蕴,后来去报社当了记者,由于其热诚敬业,酷爱写作,在反复、刻苦的采写实践中练就了一支生花妙笔。

    他对“通讯”语言运用的体会是,突出一个活字:语言运用活;刻画描写活;表现形式活。

    活即活气:蓬勃向上的一种生气;活即活力:鲜活灵动的生命力!

验之作品,信而不爽。

    没有这“五色笔”,他也是断不能成功的——后生小子,敬请牢记。

    拿到书的读者怕已急不可待。好了,就此打住。请大家往下读吧。

草草三点感言,权且为“序”。

    刘锡庆(1938年10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导。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写作、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系学术、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写作学会副会长、顾问,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作家协会理事,文学评论委员会主任,鲁迅文学奖散文奖评委,“新概念”作文大赛评委,教育部中小学语文教材审查委员。在“写作学”研究上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写作基础知识》、《写作通论》、《诸体述要》等影响广远。1985年率先推出写作著作《基础写作学》,被认为是当代写作学研究的开山之作。主编的著述还有《中国写作理论辑评》(全五册)、《中国写作理论史》、《写作学辞典》、《作文辞海》等。后转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曾参编统编教材《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中华文学通史》、《新中国文学五十年》等,著述良多。

稿源:怀化新闻网
作者:刘锡庆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QQ|联系我们|手机版|Archiver|教师之友网 ( [沪ICP备13022119号]

GMT+8, 2024-5-18 08:42 , Processed in 0.115434 second(s), 16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1 Licensed

© 2001-2013 Comsenz Inc.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