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旧中西之间

管季超0712

在新旧中西之间

作者：曹勇军　
    新与旧、中与西是中国人挥之不去的情结，我们的语文教学必须时时面对新与旧、中与西的纠缠和裹挟。
    近代以来社会剧烈动荡，改革迭起，知识界也养成了轻率躁进的集体性格，埋下了激烈否定喜新厌旧的社会达尔文的思想种子，因此，当本轮承载着社会历史责任的基础教育改革肇始后，更多地被我们理解成一种除旧布新、另起炉灶之类的新对旧的完全颠覆和替代，具体表现为对教学传统简单粗暴的否定。中语界素以思想活跃著称，更有一种求新求变的集体冲动，把问题一股脑儿地推给旧，竭力将其妖魔化，追新逐奇，新潮不断，总是梦想一觉醒过来，一切都是崭新的。不少有理想有追求的教师，对课改期望值过高，企望课改承担它无力承担的解决所有现实教育问题的重任，一旦在教学探索中遭遇冲突和挫折，就变得心灰意冷甚至心生怨诽。而更多的教师旧的不愿用新的学不了，觉得自己的常规教学没有很好地贯彻课改理念，心生负罪感，内心充满困惑和焦虑，在新与旧之间不断挣扎。其结果，正如鲁迅当年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只有“来了”来了。轰轰烈烈的课改似乎只剩下集体的兴奋、骚动与慌乱罢了。
    在各地进行课改培训时，我经常和老师们探讨一个问题：课改是否意味着我们语文教学中传统的做法都已经丧失了价值，都必须否定和抛弃？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与许多课改专家更多地强调课改的革命性、先锋性不同，我更愿意从继承和联系的角度来观察课改，认识课改的合理性、必然性以及艰巨性，希望化解并突破新与旧狭隘僵硬的紧张和对立。
    新与旧是复杂的，渐变的，往往新中有旧，旧中有新，亦新亦旧，即新即旧，我们一方面要认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乃是事物的必然，另一方面又必须认识到“太阳下没有新鲜事”，应保持一份冷静和从容。
    新与旧并非我们判断语文教学价值的尺度，判断的尺度只能是有效性。
    从前我们使用的是“教学大纲”，而现在则是“课程标准”，表面上看只是文字差别，实际上视野、要素、关系以及立足点已发生变化。从课程视野来看，它更关注课程知识的选择和组合，强调知识生成的合理性，更加重视生本文化的建设，这与从教学视角看待语文教学，更多地强调知识消费、重视知识传授的艺术性截然不同。但这决不意味着从前语文教学的探索成果统统作废。语文教学方式方法只有低效高效之分，而决无新旧之殊。课改之后，“对话”“生成”“建构”“自主”等一时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成为语文教学的新亮点，可如果以为语文教学就等于这几个热点话题，就会遮蔽丰富多样的教学实践和探索，扭曲对语文教学的认识。除了前沿话题、热点探讨外，我们是不是还应该关注并审视传统的常规、公认的常识和合理的做法？许多课改后多多少少已被边缘化的教学常规常识，比如说备课、作业等，看似不需要研究，其实问题多多，制约着教师的专业化发展，仍有研究的必要，以便温故知新，在新的关系中发掘其实践价值。尤其要关注语文教学中久治不愈的老大难问题，不然，这些问题会以新的形式出现，干扰阻挠课改。比如教师普遍感到困惑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问题，看似新面孔却是老问题，不过是传统语文教学中“文道统一”的课改版。这是语文教学中长期困扰着教师的学科难题，暴露出语文在学科性质、教学取向等方面的深层次矛盾，有必要加以梳理和研究，以推动深化语文课改。真正的“新”不是拒绝“旧”否定“旧”，而是不断返回“旧”，开发“旧”，使得“旧”不断被唤醒并且在场，这样新旧融合，向我们展示无限的可能性。
    新与旧又时时和中与西联系在一起，影响着我们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
    从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到20世纪的几次大讨论，中西之争就一直没有停止，忽而是全盘西化，忽而是民族文化本位，反映出近代以来民族灾难不断，先驱者对西方文化认识的曲折变化以及对民族文化命运的沉重思考。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民族自信心的重建，今天我们对待中与西的矛盾是不是可以少一点道德激情而多一点冷静和从容？
    作为一种强势文化，西方学术思想的输入，推动了国人思想的解放和知识的启蒙。但不可否认的是，洋理论的泛滥也带来一系列的问题：理论脱离实践，脱离国情，食洋不化，中与西产生紧张的对立……不要以为这样的矛盾对立离我们很遥远，恰恰相反，它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中学语文教学之中。课标中“对话”“构建”“自主”“合作”等理念，与西方现代课程论、建构主义、对话理论、现代知识论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谱系关系，这些都是当今的显学，世界的潮流，也是我们课改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追求，重构了我们的语文教学，成为无法回避的课题，需要我们在专业化发展中作出回应。
    怎样消解中与西间的这种紧张和冲突？熊十力先生曾从中西哲学角度作过比较，提出对中西之学要“观其异”“会其通”。他说：“西洋哲学家有重视知识者，亦有反知而尚直觉者。其致力处虽与陆（九渊）王（阳明）不可比附，要之，哲学家之路向常不一致，而尚直觉者，虽未能反诸德性上之内照，要其稍有向里的意思，则与陆王相近也。重知识者，比吾前儒道问学之方法更精密。然朱子（朱熹）在其即物穷理之一种意义上，亦若与西洋哲学遥契。人类思想大致不甚相远，所贵察其异而能会其通。”（转引自陈乐民《中西文化·察异会通》）何谓“通学”眼光？我的体会是：察异求同，知长识短，融会贯通，促进创新。
    西学与中学是两套不同的学问体系，反映出不同的思维逻辑，具有不同的表达特色。大致说来，西学论著多有一套自己的概念术语，长于分析思辨，重视理论体系；而中学典籍则喜欢人伦日常用语，长于描述比对，侧重直觉和体验。过去我们推崇西方理论话语方式，认为它代表了中国教育发展的方向，现在随着西方教育叙事研究的兴起，我们回过头来发现传统语文教学原来具有独特的魅力和价值：夫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循循然善诱人；孟子教亦多术，不教也者，是亦教诲之矣……或从实际教学中提炼出来，或还原教学场景，既有宏大的理论，又有具体指导，较之理论话语或蕴藏着更丰富的信息和更有弹性的阐释空间，尤其是其中隐藏着的对教育的原初性理解，以及本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情感价值，不仅给我们丰富有益的启示，而且使我们汲取西学新知时有中国式的原创理解作为底色，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理论与经验的互动中完成对话和创新。
    今天我们当老师，应该出入中西，打通壁垒，把两套思维习惯融合在一起，追求“宏观之中有微观，微观之中见通识”的特色，在理论概括和实践经验的互动中，把生命中黑暗的区域照亮，使之获得命名，成为可以言说的生命经验和职业感受，产生新的意义，形成自己的见识，这样专业知识和专业思想才能“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潮流，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鲁迅语），专业发展更有后劲和高度。
    课改后，“对话”成为研究的热点，也给我带来思考：为什么传统教学多被冠以缺少对话而遭否定？为什么对话这种洋玩意水土不服？我们本土的对话形态究竟是怎样的？在我心中，《论语》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是我们本土最经典的对话文本，反映了我们民族真实的对话形态，也映照出教师与学生的生存状态和相互关系。围绕治国安邦的人生抱负，孔子与弟子们进行对话，有神态，有反应，情境感十足。和而不同，众语喧哗，而非垄断的独白。我常想，这个文本依据西方对话理论，大概到“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就该结束了。但在中国的教育语境中，不仅要有过程还要有结论，不仅要有启发还要有讲解，不仅要有个性还要有共性，不仅要重人道还要重师道。为什么我们的课堂对话教学出现普遍失误？因为我们把对话局限在课堂，仅仅将其作为提问多少次、互动多少次等局部的教学手段，而忽略了它本质上是师生交往中自主而又合作的共生状态……由于在思考中增加了强烈的中国现实问题的视角，中西互释，既说自己的话，又能与西方理论展开对话，在双向互动中丰富深化了我对语文教育的认识。
    “通学”眼光是一种超越中西畛域的大视野，是一种融合不同文化的大心胸，是我们今天语文人应该具备的品格，也是我们必须补上的一课。
    《圣经》说：太初有道。“道”有两个含义：一是道路，二是真理。道路通向真理，真理照亮道路。海子诗中说：天空上面还是天空，道路前面还是道路。我们应该超越对新与旧、中与西狭隘功利的纠缠与裹挟，从单一向度的生存困境中解脱出来，在活生生的人生和生活联系中，获得点点滴滴而又实实在在的专业发展，汇合成完整的人和完整的生活，并把这作为责任和事业，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江苏南京市十三中；210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