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的声音》题记

管季超0712

《纸上的声音》题记

林贤治

　　
　　岁云暮矣。
　　灯下编辑几年来的短文，发现题旨颇相近，都是知识分子、文化与文学之类，跟此前出版的集子差不多。
　　关于知识分子的话题，始于对鲁迅的阐述；稍后，为舒芜的文章所触发，乃有关于“胡风集团案”的议论。这时，历史已被推入九十年代，沉寂间勃兴了诸如“告别革命”、“反思五四”、“躲避崇高”、“振兴国学”等猛论，或许与心境的焦烦有关，总之听起来特别聒噪，遂又断续写下若干质疑及抗辩的文字，以至于今日。这些文字，自知距神圣的“学术”太远，无非抒愤懑而已。
　　论及鲁迅时，曾写过“中国没有知识界”这样的话，原是针对上世纪三十年代知识分子集体“入阁”的现象而来的，而今检讨起来，似乎也还算不得过激之谈。“知识”而有“界”，不问而知，存在着知识分子精神的整一性，所谓“团队精神”。就是说，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引导着知识者的实践，并以此维系他们。试想，在中国历史上，除了五四，我们在什么时候看到过这样一个有着道义担当的知识群体呢？
　　对五四——无论是作为一个时段，一次运动，一种思潮——的理想性、批判性和反抗性的否弃，实质上是对知识分子角色的背叛。什么是知识分子？五四一代以英雄主义的群体行动，对这个拿来的概念首次作出本土性的阐释。简而言之，其一，对权势社会保持相对的精神自由及独立身份；其二就是社会实践性。伯林把俄国知识分子称为世界上最优异的军队，詹姆逊说最好的知识分子出在法国，都因为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代表社会的广大阶层，主要是底层，即所谓“沉默的大多数”以抗议政府，而且一直处在社会运动的前沿。胡适称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也正因为适时产生了一批破坏旧轨道旧偶像的人物；在人的解放这一根本意义上，与世界现代潮流相衔接。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0d2950100jgrq.html) - 《纸上的声音》题记_林贤治_新浪博客 　　知识分子本身意味着独立性与公共性的叠合，要求置身于公共空间而立足于个人责任。对于“公共”的涉入，可以有不同的状态和方式，大呼猛进者固不必说，像加缪小说《鼠疫》中的里厄大夫做的疫情记录工作，看起来平淡得很，而工作的实质却在于对抗遗忘。为人类的灾难作证，公共性是不言自明的。知识分子的角色选择惟是一种选择，就是听从良知的召唤，坚持在破坏中建设，在体制外建设；结果，导向革命问题的讨论，乃至直接参与革命都是势所必至的事。书中介绍的两位女性卢森堡和阿伦特，都有论革命的专著，卢森堡最后还是以身殉了革命的。她们一致肯定革命对于创造一个政治自由空间的积极作用，这种态度，与我国当代俊杰之士反对革命的论调完全相反。
　　文化问题过于广大，简直无所不包，像革命，就是一种政治文化。书中虽然多有涉及，不过泛泛之辞，只有关于国民性批判问题的一篇札记，思路稍为集中，但也并不深入，只是从相关的材料中拈出可供追索的若干线头罢了。讨论最多的还是文学。中国文学的问题，我以为，精神的衰微和语言的贫乏是主要的。这里有一个语境问题。其他精神文化领域，似乎也都大抵如此。
　　不是知识分子而谈知识分子，正如不是文化学者而谈文化，不是文学家而谈文学一样，于我确乎是不相宜的。然而没有法，世事总有不能已于言者，何况像我这样褊狭不平和的人。从前自以为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其实由来便非专一迷恋旧日的梦境，也不时环顾左右，有所憎恶，有所抗拒，于是又觉得是一个反乌托邦主义者了。
　　其实，世上的许多问题是无须讨论的，即便有所谓“公共论坛”，看似众声喧哗，到底是自说自话。一个人在纸上跋涉，歌哭，笑骂，全凭内心的指示；这种自我解放的感觉，在实际生活中确是不曾经验到的。虽然，声音听起来不免显得空洞、含糊、乏力，且往往羁留纸上而于社会无涉，我仍然乐意倾听，——因为，毕竟是自己的声音。
　　

　　2009，1，25，除夕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