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生年考”述评

管季超0712

“管仲生年考”述评

王京龙 【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山东淄博，255049】 【文章摘要】管仲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时期的著名人物。关于其生年问题，学术界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目前学术界对此主要有颍上说和淄博说、宗谱说三种观点，相对而言，宗谱说比较可信。在没有新的推翻此说的证据出现以前，可以认定管仲生于周桓王乙丑年（公元前716年）三月初三日巳时，卒于周襄王丙子年（公元前645年）十一月十三日。 20世纪后半叶以来，学术界对于名门望族的研究非常关注，许多历史人物悬而未决的生卒年月问题都得到了解决。某一历史名人生卒年月的学术定位，不仅可以为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带来许多的便利，而且为历史文化资源的现代利用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在齐文化领域，姜太公生年的确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姜太公生卒年月确定后，不仅推进了齐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相继出版了《姜太公本传》、《姜太公志》等一大批学术著作，而且在齐国故都临淄形成了海内外姜氏后裔一年一度声势浩大的祭祖大典，来自韩国、新加坡、泰国、美国、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华人华侨汇聚临淄，产生了很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史载管仲为安徽颍上人也，颍上正在努力打造管仲文化品牌；管仲又是齐国建功立业的地方，其影响早在春秋末期孔子就有“民到于今受其赐”（《论语·宪问》）的评价；据我们现在掌握的资料，管氏后裔现已遍布世界各地，我国的江苏南通、浙江杭州等地，美国、德国、日本、俄罗斯、韩国等国家，管仲其人、其事、其思想都有广泛的影响。现在看来对于管仲生卒年月的考定，不仅对于颍上、对于淄博、对于江浙一带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深入开展与之相关的学术研究和增强中国历史文化的世界影响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全国各地的历史名人数不胜数，说不清或者有争议的人物同样不胜枚举，而相对于某一历史名人而言，在现代社会当中的研究和开发利用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对于管仲生年问题的考证同样如此。 管仲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时期的一位著名人物，在先秦诸子著述中有《管子》一书存世。关于管仲生年问题，由于历史文献资料的匮乏，不仅清代以前的史学界没有给出结论，而且近现代以来的学术界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因此，不管是现代通用的《辞海》、《辞源》等权威工具书，还是近年来关于管仲研究的学术专著，比如《齐国史》、《管仲评传》、《管仲与<管子>》《齐鲁文化通史》等著作，涉及管仲生年的时候，或冠之以“不详”，或以“？”、“约”之类字样代之。如何解决这一存续两千多年的历史问题，学术界似乎束手无策。 关于管仲生年问题，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说：“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颍上是安徽省的一个县名，颍上县有管谷村。按照司马迁的说法，颍上是管仲的出生地，对于管仲的问题，颍上人民自然非常关注，据说，颍上县从2006年开始每年投入60万元财政资金用于支持管仲及《管子》书的研究。管仲曾经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一生的主要功绩是在齐国建立的。淄博是齐文化的发祥地，齐国故都临淄就在淄博市，管仲及其依托管仲之名而形成的《管子》书，都是齐文化的杰出代表，淄博人民当然更是十分重视管仲的有关问题，早在1987年，淄博市政府就创办了以齐文化研究为主体的学术期刊--《管子学刊》，山东理工大学还成立了专门的齐文化研究院，管子研究更是一个重要研究方向，2004年经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宣兆琦教授策划的管仲纪念馆和中国宰相馆已经正式对外开放。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近年来，山东省淄博地区和安徽省颍上地区的有关专家学者，依据管仲生年的有关历史传说，对管仲生年展开了艰难的考证。 所谓对于管仲生卒年月问题的确定，实际上卒年不成问题，史书上明确记载是公元前645年，主要是生年问题。对于管仲的生年，目前见诸于文献的说法主要有三种：其一，公元前723年说，即管仲生于公元前723年农历五月初五日 ，可以称之为“颍上说”；其二，公元前735年说，即管仲生于公元前735年6月6日，农历五月初一日，可以称之为“淄博说”；其三，公元前716年说，此说见于青溪崇本堂本《管氏宗谱》，可称之为“宗谱说”。青溪崇本堂本《管氏宗谱》中明确记载说，管仲，讳敬仲，（居颍上）字夷吾，生于周桓王乙丑年三月初三日巳时，卒于周襄王丙子年（公元前645年）十一月十三日，葬于青州临淄县南二十一里牛山之阿。周桓王乙丑年即为公元前716年。 分析这三种基本观点，首先，颍上说与淄博说两相对照的结果，大前提一致，依据的都是口碑资料--民间传说，即管仲生于戊午年、戊午月、戊午日、戊午时；推论的方法相同：都是依据干支纪年与公元纪年相对照的方法，但结论恰好相差了一个地支轮回12年，颍上说认定为公元前723年农历五月初五日，淄博说认定为公元前735年6月6日，农历五月初一日。仔细推敲起来，简单的说，之所以两种相同的推论方法出现两个不同的认定结论，本质上并没有原则上的分歧，关键在于一个问题：颍上说只是就管仲而论管仲，并且经过了天文学家萧耐园先生的历法推演，在此基础上推定了管仲生年是公元前723年；淄博说把管仲的生平活动情况以及相关人物的活动情况与管仲的生年推定结合在一起考虑，因而推定了管仲生年是公元前735年。可以说，就两说的论证本身而言都是非常严谨的，似乎无懈可击。问题出在了同一个地方，就是作为大前提使用的口碑资料：管仲生于戊午年、戊午月、戊午日、戊午时，安徽省颍上县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编辑《慎城春秋·文史资料第三辑》中的传说资料中为马年、马月、马日、马时。因此，由于戊午年、戊午月、戊午日、戊午时与马年、马月、马日、马时对应的时间不重合，也就出现了不一致。 关于资料的可信度问题，史学研究过程中有一个基本的原则，首先是考古资料，其次是正史文献资料，再次是野史文献资料，然后是真传口碑资料，再次是民间传说资料。目前关于管仲生年问题的考古资料、正史文献资料、真传口碑资料都没有发现，颍上说和淄博说对于民间的传说资料都给予了认可，并且依据科学的历法推论方法得到的结论基本上都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由此反过来证明了这一传说资料是可信的。这里不可忽视的问题是，两说依据的大前提都是“民间传说”，如果有历史文献资料或者实证资料出现，并且与之不同，这两种说法都将不能成立。 对于宗谱说的观点是否可信，要从考察这部宗谱入手。目前为止，我见到过三部《管氏宗谱》，一部是2006年6月经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管惟宾教授介绍，在江苏省如东县档案馆见到的一部民国七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刊印的《管氏宗谱》，并且在《管氏宗谱》的研究专家高剑飞先生的陪同下，考察了如东县掘港镇管氏后裔现存明清时期的大片建筑群；另一部是2007年3月也是经管惟宾先生介绍，与邵先锋先生在北京大学管雷先生处见到的青溪崇本堂本《管氏宗谱》；还有一部是2007年5月与邵先锋先生专程到浙江省淳安县威坪镇曹家坞村见到的锦川敦厚堂本《管氏宗谱》。这三部《管氏宗谱》，如东本始祖起于元代，对于元代以前的世系沿革脉络过于简约，多见错愕，可以说这只是管氏后裔在如东地区一支的谱系。锦川本《管氏宗谱》是青溪本《管氏宗谱》的分支，宗于崇本堂本。在崇本堂本谱中的“目录”当中，与“崇本堂识”并列在一起的还有“聚顺堂”、“敦厚堂”、“敦睦堂”、“仁让堂”等14家堂号。 青溪本《管氏宗谱》，全谱计有6册，木版宋体竖排印刷，A3开本，页200字许，计有1200余页，保存比较完整，只见个别册有断页、缺字，整体品相较好。叙述管氏族系，上起管氏始祖管叔鲜，逐世嫡传。对于各分支流向，各自为系，另有始祖，因而世系不一。全谱止于何时未见明确记载，尽管谱中有清代以前唐、宋时代的序言，因为后边的某些支系部分文中顺次出现了清代“乾隆”、“嘉庆”、“道光”等年号，初步判断也应当在清末民国初年，由于没法确定是否后边还有续页，也就无法断定该刻本的截止年代。谱中载有唐代以来的历代序言18篇，最早的出自唐代张宣之手。据谱中介绍，这部《管氏宗谱》最初是在唐代贞元丁丑年间，也就是公元797年由宝光公之孙丹组织，由管氏宗亲张宣整理出来的，而张宣所作的工作只不过是“重修”而已。既然是“重修”，那么，之前肯定会有另外的底本。至于张宣“重修”过程中使用的底本如何，目前则不可而知。谱中唐代贞元丁丑年以前的内容是否出自张宣笔下，更是无法断定。但这部谱最初是由唐代的张宣完成的。主持编辑这部谱的管丹是青溪管氏始祖管宝光之孙，而管宝光生于唐开元丙子年二月初三日，卒于建中癸亥年九月二十八日，曾“举进士封兖州护国侯”。由此可知管宝光一族在唐代已是大官僚家庭，因此，我们相信张宣编辑《管氏宗谱》时应当是有条件找到一些追本溯源的可靠依据的。这部《管氏宗谱》当中对于管仲生卒情况的记载是，管仲，讳敬仲，（居颍上）字夷吾，生于周桓王乙丑年（公元前716年）三月初三日巳时，卒于周襄王丙子年（公元前645年）十一月十三日，葬于青州临淄县南二十一里牛山之阿。生一子武子鸣，姜氏所出，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武子鸣是管仲之孙，居颍上，为十三世。史书记载，管仲是齐僖公任命为公子傅的，齐僖公在位年限为前730至前698年。如果以齐僖公死的公元前698年为基本参照，我们可以得出下述结论： 第一，按照宗谱说的观点，管仲生于公元前716年，齐僖公死的时候管仲是18岁； 第二，按照颍上说的观点，管仲生于公元前723年，齐僖公死的时候管仲是25岁； 第三，按照淄博说的观点，管仲生于公元前735年，齐僖公死的时候管仲是37岁。 而管仲出任齐僖公的公子傅的年龄当必是小于18岁、37岁、25岁。相比较而言，这三种观点都有一定的可信度，但是，我们以为确定管仲的生年还是以宗谱说为宜。原因有三： 第一，《管氏宗谱》记载的管仲生年是从唐代开始（甚或之前）由管氏宗族相延下来的，这有文字记载可证。孔子七十七代孙特任大成至圣奉祀官孔德成在《孔子世家谱序》中开篇就说：“孔氏之有谱自宋元丰始也。”由此可知，这部《管氏宗谱》比《孔氏家谱》还要早，再仔细揣摩《管氏宗谱》叙述的成谱过程，可以认为这一时间应当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第二，古代人没有现代人这么长的学习经历，在18岁之前建功立业的例子并不鲜见；更何况管仲做的仅仅是一个齐国国君的公子傅，当时的所谓“傅”并不能等同于后来的所谓“教师”意义上的“师傅”，不能把管仲做的这个“傅”理解为教授小白学问的师傅或者老师，因为那时社会意识中并没有单纯的文士，文武分途是战国乃至更后一些时候才出现的，这个“傅”就是辅佐或者帮助的意思，大约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好朋友”、“铁哥们”之类。管仲略长于齐桓公小白，在年龄上大致上也是讲的过去的。 第三，至于是否要耗费若干脑细胞去把管仲生年的年、月、日、时考订出个子丑寅卯，窃以为则大可不必。对此种做法，钱穆先生在论及孔子生年时就早持有此论：“至于详考确论，不徒不可能，抑且无所用。今谓孔子生前一年或后一年，此仅属孔子私人之年寿，与世运之升降，史迹之转换，人物之进退，学术之流变，无足轻重毫发。而后人于此，月之，日之，考证不厌其详”，实难“避老且拙之讥。” 值得注意的是，对管仲生年认可《管氏宗谱》的记载，并不是说《管氏宗谱》的记载就是确凿无疑的，只是以为对于管仲生年之考订，同样可谓“仅属孔子私人之年寿，与世运之升降，史迹之转换，人物之进退，学术之流变，无足轻重毫发。”既然没有确切史料可稽，又无考古发现可证，按照相沿成俗的观点确定管仲生年大约应当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办法。 总之，我们认为，管仲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代伟人，我们现代人的确有确定其生年的必要，但依据某种传说来考订的办法有所欠妥。既然管氏的宗谱有所世传，且又大致符合历史事实，不妨就可以此为据，确定管仲生年为：周桓王乙丑年（公元前716年）三月初三日巳时，卒于周襄王丙子年（公元前645年）十一月十三日。 作者简介：王京龙，1959年生，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为齐鲁传统文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