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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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观
  

唐曦

徐师在其首次结集的书话集《秋禾话书》中曾有《中国文化的论文集时代》一文，对80年代起的文化论文集的出版热做了整体概要，比较评点了《中国文化研究集刊》、《中国文化史丛书》、《中国古代文化史论》、《传统文化与现代论》等数种专著，从而得出“尽管成败、优劣、深浅各有不同，但都构筑着中国文化研究的时代学术景观”，且“初步明确了中国文化应该是一个继承优秀精神并不断消融外来文化，而不是固守一切传统且闭锁永恒的文化”的理性观点。
而早在1931年，旨在改变西方人眼中关于中国文化的错误论断，尤其是“停滞不前”、“保守排外”、“缺乏宗教情感”这三个观念，女作家陈衡哲女史就主编了一部面向西方人士，体现中国文化方方面面的英文论文集——《Symposium On Chinese Culture》（《中国文化论集》），由中国太平洋关系学会出版。
此书的出版缘由始于1929年太平洋关系协会的京都会议上。太平洋关系协会是1925年于夏威夷创办的一个民间区域性交流论坛，以研究太平洋地区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民族诸问题为关注对象，其中文化问题成为协会早期关注讨论的重点。陈衡哲作为1929年的代表之一赴京都参加会议，和其他中国代表一致认为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讨论“肤浅而空泛”（见《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6册，第206—215页的陈衡哲《一封公开的信》）。
鉴于此，为了保证1931年在上海举办的太平洋关系协会第四届会议上，能对中国文化问题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中国太平洋关系协会决定让陈衡哲负责编写一本如实反映中国文化的论文集，这就是被编者陈衡哲谓为“微不足道”的文化研究论文集，实则是负有“任重道远”的深远意义的《中国文化论集》。
就在此书出版后的78年，其中文版《中国文化论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1月版）得以在王宪明和高继美的辛苦合译下见诸于世，并在译著中添一富有深意的副标题：“19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与想象”。
大抵可从首篇丁文江所撰文《中国如何获得其文明》获得对中国文化的整体认识，其分三个小标题来阐述，别为“文明起源相对较晚”、“中国文明逐渐但却持续地发展”以及“中国文明得益于外来影响甚多”。作者通过土地占有、政府官员的选择、军队的组织、货币的发展、文学的演进与大众教育的传播、中国制造陶器的历史，来阐述“从总体上说，在过去的四千年里，中国文化经历了一个缓慢但却稳步发展的过程”，“她对人类的最大贡献在于，她把文化扩展到各个不同的部落与种族，最后把他们凝聚为一个和谐的整体”。但作者也承认中国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受到了外来的影响，无论是天文学、地理学、宗教抑或是医药学、数学，“中国始终不断受到邻国的启发和补充。在此过程中，她总是想方设法同化这些外来的成分并以自己的方式对之加以发展。如果不能同化，则一般放弃”。同时作者在篇末也不忘警示我们的国人：“让我们也放弃我们的优越感，不以虚假的傲气，而是以平静的自信，直面现实的新环境，使我们自己适应所向披靡的工业文明所造成的环境。”
诚然，我们可从丁文中了解中国文化处于不断变化持续发展的态势，而并非“停滞不前”、“保守排外”的状态。编者也只希望通过此书“向读者提供一幅中国当代文化的素描画，重点突出其变动的方面”，而“不是提供一部中国文化史”。因为“对于这样一本小书来说，那样的目标实在太高，难以企及”。
承载着25万字之多分量十足的《中国文化论集》，共收录了18篇论文，涉及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均是由当时各个领域里的一流学者写就，不妨一一罗列：丁文江的《中国如何获得其文明》、胡适的《中国历史上的宗教与哲学》和《文艺复兴》、蔡元培的《绘画与书法》、赵元任的《音乐》、朱启钤的《建筑——以北京城的演进为基础的历史概述》、余上沅的《戏剧》、任永叔的《科学之引进中国及其发展》、葛利普的《古生物学》、翁文灏的《中国地质学》、李济的《考古学》、秉志和胡先骕的《生物科学》、朱经农的《中国教育》、冯锐的《农业》、何廉的《工业》、曾宝荪的《中国妇女的过去与现在》、陶孟和的《社会变迁》以及陈衡哲的《结论》。
为了否定西方人间所流传的中国人“缺乏宗教情感”，胡适用足足28页的笔墨即《中国历史上的宗教与哲学》向西方人士证实了“中国人能够具有高尚的宗教感情”，甚至“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中国人狂热地信教”，且当中国本土的中国教（诸如墨家、儒家发展后期阶段、道家）受到佛教的冲击时，“宗教的势力更加强大，更加牢不可破。然而，中华民族的人性和理性思想始终没有因绝望而放弃斗争。它奋斗不止，最终成功地把中国拖出了中世纪的魔掌，并逐渐建立起一种世俗的哲学和人文主义的文明”。
以上皆可视为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吧，那么其“想象”又体现在哪呢?
此集中诸多文章大多依照各学科的发展阶段进行剖析，描述过去、认清现在、展望未来。这“展望未来”似可把其归为“想象”之列吧。朱经农在《中国教育》一文中就提出了未来20年教育计划，涉及4年的义务教育、民众教育、教师培训、小学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社会教育等。在《中国妇女的过去与现在》中，曾宝荪就如实提出了中国妇女所面临的三大问题：教育、婚姻、社会地位。而为了让中国妇女“保存中国最好的传统，同时又补充以西方最好的东西”，“中国现代女性不仅决不能失掉民族特性，而且必须对于自己祖国的文化与文明有一更为透彻的了解”，“有了这样的基础，她就可以在艺术、科学、哲学或其他任何她愿意选择的领域建筑起一个西学的上层建筑”。如今观此类论述，可知许多“想象”业已成为现实，理应为当时学者们精辟的认识和颇具远见的思想而敬佩不已。
还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代表们在1929年的年会后也意识到没有完备的数据和详细的实例，难以受到其他与会人士的支持，如社会学家陶孟和就在登载于《北大日刊》1929年12月27日的《太平洋国交讨论会之经过》（续）中提到我国“尤应努力从事于材料之搜集，方能有济”。所以在《中国文化论集》中凡是需要提供数据和实例的学科，皆绘制大量表格，有如《中国地质学》、《生物科学》、《农业》，尤其是《工业》一章就使用了23个表格，为加强说服性做了很大的贡献。
作为编者的陈衡哲则在各专家论述完各学科后，写就了《结论》一文，针对一些章节未提及的问题做了简要描述，主要包括人口过多、妇女与家庭、道德标准等。她认为仅仅这些就“已经足以揭示中国所面临的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不仅在文化社会领域如此，在人类活动的所有其他领域均是如此”。而在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正确地选择和采纳西方文化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中国不仅能够‘取’，同时也能够‘予’”，这也正是对我国文化积极的一面给予了肯定。
综观《中国文化论集》，确是看到了各作者们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得以了解30年代这一特殊时代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与想象，引用内容简介中的一句话吧：“以今日之视角，本书却不失为一部别开生面的中国文化史”。

（2009年3月29日，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