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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鵬程《中國文學史》上冊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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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9-10 22:18:31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龔鵬程《中國文學史》上冊述評*
吳燕真
前言
  2009年龔鵬程1(1956-)先生的大作《中國文學史》上冊,先後在台灣與中國大陸出版2。此書出版之前,於2008年10月24日,由里仁書局與《文訊》雜誌,假臺北市市長官邸藝文沙龍舉辦了「龔鵬程《中國文學史》新書座談會」,由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李瑞騰(1952-)先生主持,安排龔鵬程與張高評(1949-)、顏崑陽(1948-)、蔡英俊(1954-)、廖棟樑(1958-)、黃明理(1962-)等先生與會,共同討論此書的相關問題。會後《文訊》雜誌刊登座談會討論內容,同時請陳國球(1956-)先生,另撰〈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讀龔鵬程《中國文學史》〉一文,並且刊登由龔鵬程所撰〈我寫中國文學史〉一文3。
  綜觀三篇文章:龔文之後成為該書的〈自序〉,雖能見作者自述創作目的與立場,然較為主觀;陳文則以長久關注文學史議題專家觀點出發,概略介紹龔氏此書的文學史觀與創新的言論,但近於隨筆漫談;座談會紀實能見各家學者言語交鋒、相互激盪,卻只是瞭解討論該書內容眾聲喧嘩的一個面向。此書迄今尚無出現整體性關照的述評文章,固然與下冊仍在撰述階段未得全壁有關4。但是若能針對上冊單獨作一述評,仍有助於該書的瞭解與推廣,故不揣譾陋而為此文。
  本文根據里仁書局出版的《中國文學史》上冊為論述對象,該書裝訂精美,封面有書法家李郁周5題字,更以「調良圖」做為封面設計。除賞心悅目之外,似乎有「馴調桀驁」的弦外之音,亦可供玩味6。龔鵬程英年早發、才情橫溢7,
此書之創作大有睥睨群雄、獨樹一幟的意味8,全書也充滿了個人鮮明的色彩。為了有系統呈現此書之特色與評價,分若干小節,陳述如下。
一、重寫中國文學史的因緣與目的

  中國大陸在1980年代興起了一股討論「重寫文學史」的浪潮9,也陸續出版其實踐的成果。臺灣雖然有若干呼聲,卻始終是呼籲者多,實踐者少。而龔鵬程則在1983年開始,即對當時流行於兩岸中國文學學界的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提出檢討10,之後對文學史寫作迭有詮析,自稱為中國文學史的寫作大聲疾呼,甚至絕望11。在2002年參加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舉辦的「建構與反思—中國文學史的探索學術研討會」行前與陳國球會晤,討論文學史寫作的傳統,並且在會議上發表〈文學史的研究〉一文12,批評歷來無可觀的文學史,當時特約討論人柯慶明(1946-)先生即建議不妨自撰一書。之後應里仁書局發行人兼總編輯徐秀榮先生所邀,從2007年春天開始,到2008年秋天完成上冊的寫作,此為龔鵬程重寫中國文學史的前後因緣。
  龔鵬程在書前的〈自序〉中,指出歷來中國文學史的書寫,是以教科書的方式,為了配合相關課程的寫作侷限,而佳作寥寥!既然看不上眾書如「錄鬼簿」、「馬二先生湖上選文」,勢必與他者有別,並且認為此書一出必定成為大專教材,並且將取代目前流行的教本。於是他以司馬遷作〈五帝本紀〉類似的心境,對歷代中國文學史的作品進行批駁彈正13。特別是針對臺灣與大陸等地區最流行的文學史教材: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而發14。
  而他首先批駁在書寫中國文學史時,採用機械性二元對立等級觀念的論證,例如:先進與落後、正確與錯誤、革命與反動、新生與腐朽,使得中國文學史,淪為國民意識教育的一環。並且彈正因為政治領域的實際鬥爭、國家意識形態之爭論,使得文學史本身所具有的多向度解釋空間漸遭壓擠,正面典型愈遭歌頌,反面人物、作品、流派、活動愈遭貶抑。他認為中國文學史的作者普遍缺乏對於民族國家文學之性質反省,不知新時代之文學史論述是該全面揚棄此一框架的,確定改寫中國文學史之必要。能破而後能立,來建構自己的中國文學史。
二、中國文學史的定義與文學史觀
  龔鵬程在建構自己的中國文學史之前,必須先為什麼是「文學史」下一番的定義,故云:
是一本獨立的文學之史,說明文學這門藝術在歷史上如何出現、如何完善、如何發展,其內部形成了哪些典範,又都存在哪些問題與爭論,包括歷代人的文學史觀念和譜系如何建構等等。文學的觀念史、創作史、批評史,兼攝於其中。15
從上述所論可知,他的「文學史」觀念,包含了文學的觀念史、創作史、批評史,似乎相較於一般作法(如分述文學史、文學批評史的方式)範圍更廣。但他卻認為在他的文學史的框架下,反而極窄、極簡約的:
首先確定文學史不是音樂史、表演藝術史、思想史、社會史等等,而是說明文字書寫品如何美化成了藝術、成了文學文本;然後看歷代的人如何看待文學這件事、如何讓文學更符合他們心目中對文學美的要求;再則解釋文學與其他藝術分合互動的關係,以見古今之變。16
因為只關注「文學文本」,即使談論到其他藝術,依然主客分明。而且也不是將文學作品,視為單純的史料,而是有自身獨立的生命,這是為了確認文學史的寫作,不是將文學材料寫成社會發展史、意識鬥爭史、音樂戲劇說唱表演史、民族進化史。
  在此定義與框架之下,他說明自己所切入的理論迥異於俗流,例如:歷史主義、新歷史主義、新史學、新批評、結構主義、布拉格學派,大眾文化批評、接受美學等西方重要的文學理論都被排除在外。也反對由陳世驤(1912-1971)、高友工(1929-)先生所提出來的「抒情傳統」17,來硬套在中國文學史的書寫上。
  於是他提出一個「文字、文學、文化」一體性結構,而從此結構展開的諸多申論,則另詳於《文化符號學》一書18。他認為此結構乃中國文化史文學史的特色,所以在進行文學史的書寫,亦能以此一體性的結構著手,以達到真正說明文學內在結構與文學以外諸現象的關連,說明文學與政治、社會、哲學、宗教等結構,如何共同組成一個大的結構。19
  而他認為文學的主角,不是一般人與一般文學史撰述者以為的作家和作品,而是觀念。所以將觀念列為第一序,作家作品反倒是第二序,出現在文學觀之下,而且由文學觀所塑造20。而其文學史觀的樞紐,在於藉由對文學歷史的各種詮釋,可以上推歷史的本身,也可以下探對於後世的影響。而且對文學歷史的各種詮釋既有共時性的互動與抗衡,也有歷時性的累積與變奏21。所以專注於文字藝術:
這門藝術如何興起、如何精進、如何變遷,又由哪些人哪些事促成了它的變化。在談最後這一部分時,當然會涉及文人團體、社會條件、文化因素,但此書非社會史,亦非文化史,所述僅及於文學觀念文學現象而止,要談的只是文學本身的發展……而且只說大勢,並不處理個別人與事等小細節。22
他不僅關注其歷時性的發展大勢,而且他認為文學本身的發展,有其「內在結構」。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線索:一、文質代變;二、文學與藝術的分合;三、「文」意義廣狹的演變;四、文士身份的變化。於是他的《中國文學史》,即在他認為的文學發展的內在結構,形成了許多的篇章。
三、論述的時代範圍、架構與行文
  在其文學史定義與文學史觀的指導之下,龔鵬程論述的時代是從漢代講起,而上冊終卷則是討論到唐代。
  為何從漢代開始,是因為他認為漢代才有真正獨立文學的文本。至於漢代以前,則屬於「文學前史」則另詳於他文23。而且論述範圍僅止於文字藝術,排除語言藝術、表演藝術等與其他藝術牽扯的項目,因為他認為文學史敘述的對象都必須是文學文本,或成為了文學事件,才可以被討論。所以《詩經》、《楚辭》等先秦的作品,是被放置在漢代人的詮釋中討論24。
  從此書的目錄,大約可知其架構,能分為兩大部分:其一,是為首的〈自序〉、〈導論:文學史的研究〉兩篇文章,以此來探討歷來文學史研究與書寫的問題,為己著的文學史進行定義、規範、框架等動作。其二,是從「壹、《詵經》的文籍化與詵篇的發展」一直到「伍十、被扭曲的說唱史」25等五十個章節,是論文的主體。龔鵬程認為在內容上雖各自成章,卻認為章節不是孤立的,之間有前後呼應或「別裁」、「互著」之關係26。雖按照歷史時間先後為次序,但標題卻並不以朝代為次,而是以一個又一個議題為主,特別著力於文學史之史觀,因而強調文學史是連續發展,而非必然與政治史發展的斷裂情況吻合。其他又如駢文史、說唱史,則特別獨立成章來談。
  於是形成特殊的行文方式,雖然認為此書將成為教材,但是行文則不依課堂講義方式,不介紹作家生帄及八卦,亦不抄撮作品。是以夾敘夾議的方式行文,甚至為了對於現今通行的文學史論述,頗有彈正,常常是以論為主。龔鵬程也曾自我檢討其行文方式的缺陷,認為會有:文體不省淨、眉目不清飭的缺陷,但是他考慮到著述仍有應匡謬正俗,或為讀者打開一點思考空間的功能,尌也依此行文27。他特別說明雖然不著重紀錄作家生帄與抄錄作品,但會另編一部作品為主的參考資料,以供循讀或講貫28。當然這也是彌補他特殊行文方式,所造成的缺陷的一種方法。

四、此書之專家講評與得失的分析
  如前文所述,龔鵬程《中國文學史》一書,已有陳國球、張高評、顏崑陽、蔡英俊、廖棟樑、黃明理等專家學者,為之撰寫讀後之介紹,或有與他相互論辯交鋒的機會,已見載於《文訊》雜誌29。故本文不再詳細條列各家有哪些說法,而是綜合各家論述與自我閱讀瞭解,為此書進行一番得失的分析。
  首先,龔氏此書具有強烈的個人性色彩,與其他常見的中國文學史常見的面貌大不相同,相較之下其特殊性立即顯現,絕對不是一部千人一面的尋常之作。
  由於作者本身的博學多識,又有過人的批判力與敏銳的洞察力,是故新穎的、精彩的觀點俯拾即是,也跳脫了一般教科書老調重彈的窘境。在研究的理論上,也嘗試融會中西,來建立自我的理論基礎,實屬不易。
  因為他在創作上的有超拔的企圖心,不拘泥於小處,所以文學發展的重要大勢,在其論述中脈絡清晰,而小枝節則略而不談。可以說是對中國文學史有一定瞭解,作深入研究之前,發掘問題意識的前瞻之作。龔鵬程自己也提出其優勝之處,乃在於文采粲然、見解突出明確、專論文學經驗等,其自負與自知如此。30
  然而正因為其作所關注在於文籍化、文學化、文學勢力的擴大、文人階層之發展、文學經驗的開拓、文學技藝的強化等現象,後設的批判太多,而且又以論代史,則較近於「中國文學觀念史論」。對於文學作品的接受或文學觀念的影響有重要的啟發,但是對於文學作品的內涵、本身有何技巧、如何在某個朝代出現,成為名篇則較少論述。在主要理論上「文字、文學、文化」如何形成一體結構,則缺乏深入分析。
  因為行文方式所造成若干問題,例如:不同議題的相同論述會一直重複出現,但原本存有一定時序的問題,卻在議題書寫中而被刻意模糊。題綱心得式的寫法,又要做源流變化的論述,容易岔題,也導致若以論文的標準看待,則不夠嚴謹。而且因為作者強烈的個性,常有過激之詞,矯枉過正之詞經常流露,又容易流於作異好奇的心態。而且雖然龔鵬程認為此書可作為大學生教材,但在實際操作上必須做一番調整。尤其是以二年級或三年級對於文學理解的程度,要使用本書作為教科書,最好要有其他文章選編,作為輔助的參考教材,才不會使得在教學上,令學生感受到隔閡感與無所適從的情況。
結語
  有志於研究中國文學史的專家,一直呼籲重寫文學史的必要性,然而能像龔鵬程先生這樣極力呼籲,又獨力速成一書加以實踐者,在學界實可謂鳳毛麟角。後繼者即使未能有其過人的天分才氣,也應期許自勉有其宏觀的歷時性的視野。讀者也應在文學史的持續書寫中,找尋出其書當代的意義,而這一種書寫過去的「當代的存在」31,正是使得文學史獲得新生命的方式。
  本文針對龔鵬程先生所撰《中國文學史》一書,進行了述評,也得見其人旺盛的學術生命與當代對於文學史的相關檢討。然而礙於個人的學養不足,與作者相距甚遠,自然是管窺蠡測之見。希冀能在前輩學者的論述上,能夠綱舉目張地陳述其內容大要,與評論其書的得失。以上淺陋之見解,期學界方家學者,得以誨正之。
附注:
1 按:龔鵬程出生於臺灣臺北市,祖籍江西省吉安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歷任淡江大學文學院院長,南華大學與佛光大學創校校長、美國歐亞大學校長等職。曾獲中山文藝獎、中興文藝獎、傑出研究獎等。現任盧森堡歐亞大學馬來西亞校區校長,遊歷中國大陸,任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客座教授,北京師範大學特聘教授,四川大學講座教授,著作七十餘種,筆耕不輟。生帄資料與近年現況,綜合擷取自龔鵬程:《龔鵬程四十自述》(又名《鵬程問道—四十自述》臺北:金楓出版社,1996年),與其BLOG 。
2 按:此書臺灣由臺北里仁書局所發行,於2009年1月5日初版,為精裝正體字版。大陸則由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發行,於2009年10月1日初版,為平裝簡體字版。
3 按:此三篇文章依序為龔鵬程:〈我寫中國文學史〉、陳國球:〈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讀龔鵬程《中國文學史》〉、張輝誠:〈縱談古今、獨樹一格—龔鵬程《中國文學史》座談會紀實〉,刊登於《文訊》第279期,2009年1月,頁72-76、77-80、81-88。
4 按:龔鵬程在2009年12月07日在其BLOG發表〈儒家的天人之道〉一文中所云:「可惜下冊目前才寫到清初,整天忙個不了,遲遲不能終卷,令人心焦。」目前所知已經交由里仁書局,準備出版中。
5 按:李文珍,字郁周,以字行。先後從陳丁奇、戴蘭村、王壯為、吳雪帆等先生問學書法。現明道管理學院中文系暨國學所專任教授,台灣藝術大學造型所書畫組兼任教授,講授書法課程。
6 按:據里仁書局發行人兼總編輯徐秀榮先生的說法,構圖者第五奇以元人趙孟頫(1254-1322)所畫的「調良圖」為設計,其構圖原則正如本文所述,含有深意。
7 按:《龔鵬程四十自述》一書周安托在書背題云:「他是臺灣最年輕的文學博士,他是臺灣最年輕的文學院院長,他是研究所最年輕的指導教授,現在他又是最年輕的大學校長。他更是俯仰天地感時憂國的大學問家,他又是豪情萬丈的俠客,他又是溫婉多情的詩人。他的狂放、他的疏野、他的自負,讓一些人痛恨而莫可奈何;他的學問、智慧、多情,卻又被更多人驚嘆而拜服。」
8 按:龔鵬程:《中國文學史》(臺北:里仁書局,2009年)書背題云:「中國文學史這類書,可說是汗牛充棟,但若真要找一部文采可觀、論點明晰、見解深刻的,那就只有這一部了。」
9 按:1980年王瑤在現代文學研究會發表〈關於現代文學研究工作的隨想〉,可視為「重寫文學史」活動的濫觴,而成為一個明確的口號和明顯的潮流是在1988年7月《上海文論》第4期陳思和、王曉明主持的「重寫文學史」專欄,一年半中發表了一批具有強烈的「重寫」色彩的論文。
10 龔鵬程:〈試論文學史之研究:以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為例〉,《古典文學》第5期,1983年12月,頁357-386。
11 龔鵬程:《中國文學史‧自序》,頁Ⅶ。
12 龔鵬程:〈文學史的研究‧論文摘要〉:「本文首先介紹近年史學界的情況,接著談文學界對於文學史研究的質疑與爭論,在批判臺灣當代對這些問題的(無及無力)回應,最後則提出一些嘗試的解答。」《建構與反思:中國文學史的探索學術研討會論文》2002年3月,頁25。按:此文之後收錄為《中國文學史》〈導論:文學史的研究〉一文,除刪去論文摘要之外,仍保存其原文架構:一、史學研究中不予討論的文學史;二、文學研究中備受質疑的文學史;三、當代的文學史研究;四、一些嘗詴與答案。內容上略微調整,實大同而小異。
13 龔鵬程:《中國文學史‧自序》:「司馬遷作〈五帝本紀〉,嘗云:『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我這樣的寫法,也正有他那般的心情」,頁Ⅲ。
14 王基倫:〈臺灣各大學中國文學史教材之分析〉:「往後50、60年,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一直是臺灣地區最流行的文學史教材,據說在中國內地、港澳及海外,也是如此。」《文訊》第279期,2009年1月,頁55。
15 龔鵬程:《中國文學史‧自序》,頁Ⅱ。
16 龔鵬程:《中國文學史‧自序》,頁Ⅳ。
17 詳參:柯慶明、蕭馳主編:《抒情傳統的再發現》(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年12月)。
18 詳參:龔鵬程:《文化符號學》(臺灣:學生書局,2001年增訂版)。他從中國哲學、文學、語言學、史學中的術語出發,以西方符號學的基本理論,結合中國文化的概念和中國人的思維習慣,系統地介紹了文化符號學。他將【法】德希達(Jacques Derrida,1930-2004)的論述,帶入中文(文字、文學、文化)語境中去發揮。全書分八講,分述符號的思維中的言、象、數、字與象的文化符號學;漢語文化學的歷程;語言美學的探索;語文意義的詮釋。將西方的符號學理論本土化,以期構建中國的文化符號學。
19 龔鵬程:《中國文學史‧導論:文學史的研究》,頁23。
20 龔鵬程:《中國文學史‧自序》,頁Ⅴ。
21 詳參陳國球:〈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
讀龔鵬程《中國文學史》〉,頁78。
22 龔鵬程:《中國文學史‧自序》,頁Ⅵ。
23 詳參:龔鵬程:《中國文學批評史論‧文學觀念的起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
24 龔鵬程:《中國文學史》「壹、詩經的文籍化與詩篇的發展」;「貳、楚辭的經典化與辭賦的發展」,頁1-41。
25 按:各章題目依次如下:1詵經的文籍化與詵篇的發展、2楚辭的經典化與辭賦的發展、3從言語侍從之臣到文章之士、4文學創作的自覺、5文學勢力的擴大、6文人階層的形成、7文學經驗的開拓、8文體意識的表現、9建安文學的新變、10 議論文的文學化、11言辯為美的時代、12漢魏風骨的衰歇、13巧言令色的社會、14緣情綺靡的詵篇、15文學技藝的強化、16東晉文風的變化、17論議人生的詵文、18中和之美的典範、19山水遊賞的類型、20擬古而生的創造、21 南朝文風的基調、22發現聲音的奧秘、23永明文學的風貌、24《文心雕龍》的理論、25詵人社會的建構、26新舊文體的交鋒、27主寫女人的宮體、28《文選》與《玉台新詠》、29南北文風的分合、30佛道教的新資源、31對文與賦的補敘、32對說與唱的補敘、33隋唐文學的論述、34一格律的發展、35風格的演變、36尾音與新聲、37文學的社會、38宮廷文學的黃昏、39開天詵壇的面貌、40俱懷逸興壯思飛、41安史亂後的景觀、42杒甫詵及其問題、43元和體及其問題、44文儒的古文運動、45韓愈詵及其問題、46義山詵及其問題、47溫庭筠及其問題、48晚唐詵及其問題、49被遮蔽的駢文史、50被扭曲的說唱史。
26 龔鵬程:《中國文學史‧自序》,頁Ⅶ。
27 龔鵬程:《中國文學史‧自序》,頁Ⅲ。
28 龔鵬程:《中國文學史‧自序》,頁Ⅴ。
29 詳參陳國球:〈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讀龔鵬程《中國文學史》〉。而顏、張、蔡、廖、黃等人的見解,詳參張輝誠撰:〈縱談古今、獨樹一格—龔鵬程《中國文學史》座談會紀實〉。
30 詳參張輝誠撰:〈縱談古今、獨樹一格:龔鵬程《中國文學史》座談會紀實〉,頁86-87。
31 語出【德】漢斯‧羅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1921-1997),〈文學史作為向文學理論的挑戰〉:「一部文學作品,並不是一個自身獨立、向每一個時代的每一個讀者均提供同樣的觀念的客體。他不是一尊紀念碑,形而上地展示其超時代的本質。他更多地像一部管弦樂譜,在其演奏中不斷獲得讀者新的反響,使文本從詞的物質型態中解放出來,成為一種當代的存在。」見金元浦等譯:《接受反應文論》(山東:山東人民出版,1998年),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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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9-10 22:20:44 | 只看该作者
《中國文學史》後記
龔鵬程
  學者不善屬文,自古而然,於今為甚。因為現代史學家僅能考史和論史,並不會寫史。從前司馬光寫了《資治通鑒》後,雖也附加考辨,作成《考異》,卻只能算是他史著之副產品。今人則是以副業為正事的。因文筆太差,原本該做的正事誰也辦不了。
  現代史學這種態度,目前已不乏反省者。後現代思潮中一派,如懷特(Hayden White)就認為:歷史的本質其實就是文學。通過時間順序編織情節、寫成故事,就成了歷史。此說,頗令人遙想起孔子所說:「文勝質則史」。史不但本身就是寫下來的故事,且自來就是文勝的。孔子之後,史家秉筆,頗有改革,以「直筆」為貴,但歷史作為文學之一種形式,這個本質卻不曾改變,史書也仍是文采斐然的。現今後現代史家重揭此義,雖旨不在為敘述史學張目,而在打破現代史家強欲將「歷史」與「小說」兩分的偏見;但歷史的本質在敘述,這個講法不啻重新提醒了寫史的重要性,足以令歧路亡羊者回歸正途。
  不過寫史之難,不在認知,而在能力。口舌蹇澀的人,就算想講故事,也沒人愛聽。我的文筆,對今人,不敢自謙;對古人,不敢自喜,要講說這上下數千年之文學史事,確乎有些費勁。何況文學史在中國,比政治史、社會史、經濟史、宗教史等都難寫得多,也重要得多,寫來當然更是費力。
  而我不幸又生在這烏七八糟的時代,還有兩個條件令我不可能寫好。一是讀者語文能力、理解能力,久遭現代教育及大眾文化體系之荼毒,乃是大成問題的。我須儘量讓現代讀者看得明白,便不能不寫得平衍呆板些。其次,是文學史遭晚清以來論者糟蹋得太久、太不像樣了,我欲撥亂反正,反而使文章如曳泥水而行,甚不清暢。一般人可能會喜歡本書中批駁彈正諸舊說誤說處,以為有歐公《五代史》「每寫到『嗚呼』處便有精神」之概。實則此乃本書之疵疣,是不得已的。
  一般人看我這部書。可能還會注意到我的批駁彈正,彰顯了若干被遮蔽、被扭曲的「史實」。但這點也須稍作說明:
  過去一百年,史學界迷信科學,相信可以根據客觀的史料,不摻主觀地去「重現過去」。如今,再講這種素樸的客觀主義,除了顯示自己笨、讓人匿笑之外,已毫無作用。像剛剛我說歷史本質上只是講故事的文學作品,同時也就是在說:歷史事實和事實之間的因果聯繫是由語言組織成的,史書中不存在真相,只有關於真相的語言表述。因此我絕不會假客觀,騙讀者說我講的就是事實、就是真相。史實與真相已隨時光之流而俱逝,邈不可得。歷史記憶都是後人篩選、詮釋、重構的,故而歷史不只與發生那個時代有關,也與每個時代人之當代意識有關。歷史不只是獨立「在場」的存在,也是人們對過去發生的事之反思與理解。就此言之,後現代史家說:「沒有事實,只有解釋」,或者說歷史僅是話語,倒也不錯。只不過,如此云云,歷史就成了虛無主義或相對主義之溫床,我不是這個意思。歷史存在於詮釋中,因此寫史不是用科學方法去找出真相,也不是考察一件客觀史實或文本在後世的流傳史與接受史,乃是在各種詮釋中探尋詮釋與詮釋者、詮釋與時代、詮釋與文本的關聯,以逐漸逼顯文本史實。但最終所逼顯者,仍非史實,僅是史實之姿影與言詮而已。禪家嘗言:「若以相見、以聲音求,是行邪道,不見如來」,今非論禪,乃論史,史即在此,此則非禪家所能知也!
  史實問題之外,史觀目前也被揚棄了。寫歷史,當然不可能沒有史觀。但黑格爾、馬克思以降,那種國家統一和民族史詩的神話、講述西方現代化和歷史的進化、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發展、非西方民族國家如何納入世界體系等等宏大敘事(或稱元敘事metanarrative),本身就是意識形態,所以均受到了質疑,甚至還有不少人宣稱它們已經徹底終結了。我雖同樣不喜歡那類大敘事,也頗質疑那些史觀,而然史觀事實上就是歷史哲學,沒有它,便不能解釋史上紛紜雜亂之事物到底有何意義,又有何敘述之價值。史家欲通古今之變,並說明變遷之故,自不能不有其史觀,我的史觀讀者開卷自見,本不勞再次贅述,不過有三點還可略作說明:
  一是過去講史觀,之所以被譏為元敘事,是因它老是拿著一個大框架就要來籠罩全局,或把什麽東西都編織到一條主要敘述軸上。黑格爾的精神史、馬克斯的生產方式史均是如此「立理以限事」。我的史觀不屬這一型,乃即事而窮理的,要由史事之紛賾處顯其變遷進退之理。且因史事龐雜,各有畛域,不可能統歸一理,故我頗有多元史觀之傾向,往往在敘次時會打破統一性、切斷連續性。
  二是我講的「理」,有點類似結構主義者之說結構。過去的文學史,多是作家的英雄史、文學活動之事件史、文學朝代之社會史,結構主義者則想要找出事件、行為、思想中表現出的社會規則、社會角色、社會關係、社會符號等等之內在結構。可是他們講的是共時性的結構,我講的卻是文學發展的歷時性結構。例如文質代變、諸藝術之文學化、文(文字文學文化)的複義變化、士的文苑儒林道學政事身分分合等。
  三,本書描述過去文學史較少著墨的文人階層,曾受啓發于盧卡奇(Georg Lukacs)之說階級意識。據他說:階級意識乃是人對他在生產過程中所處地位所作的理性反映。因此既不是組成該階級中單個個人所思想、所感覺的東西的總和,也非其平均值,而是對自己的階級利益、階級地位和歷史使命之自覺認識,同時也包含了對社會改造的行動及實踐。他講的是無產階級,我則用以說明文人階層以及該階層在歷史中曾形成的自覺。此種自覺之盛衰,不惟關係著文人階層之壯大與否,更影響著文運文化之盛衰。文人生命,本身是問題重重的。文人階層意識倘能切實面對之而有以自覺昇進之,文學之生命才同時可大可久。文學史上此類例證所在多有,甚愿諸君善於體會之。
  從前弘一法師之偈語說是「悲欣交集」。我寫完此書,了無悲喜。故不再說因緣、發感慨,謹略述若干史學問題,供好學深思的朋友們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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