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作家过起了教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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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作家过起了教师节
　　
　　文/木叶
　　
　　古人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
　　近人有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大学绽放着永不谢幕的青春，理应成为百家争鸣之所在，才情各异的作家当仁不让。抑或，作家于大学聚徒传授正暗含着“大隐隐于市”之奥妙。
　　昔日先锋作家马原已然同济大学中文系主任，余华开玩笑说他是朋友中官当得最大者。另一个先锋人物格非已从华师大游走到清华园，上海市作协主席王安忆亦名列复旦教席，作家张生则安安静静地出入于上海交大。金庸、王蒙、李敖、贾平凹、海子、西川等一众作家、诗人均于一定的时间和大学牵连在一道，且所传授者不独写作一项。
　　作家也过起了教师节，无论他们是先当老师再以文名，还是名扬四海后方传道授业。在有些人忙于“当屈原的秘书，当李白的随从……把鲁迅存进银行，吃他的利息”时，实力派作家跻身教授行列或许就是一股“新风”。
　　王安忆当年的一段话有着少见的俏皮：如果我是一个学生，我当然愿意听一个作家来讲写作。因为写作是一个实践性的工作。我不期望学生一定要变成一个作家，但是如果要了解文学的话，他应该知道劳动者是怎样考虑问题的……
　　
　　
　　王安忆：我就是一个教授，没那么多装饰
　　
　　早在１９９４年，王安忆便走上了复旦讲台。
　　据陈思和教授说，当初王安忆提出关于小说的课程一定要计入成绩，如只像讲座一样就没什么意思了。一个学期上罢，还结集有《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一书。十年后，这位作协主席已真正“调入”复旦，同时为复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的主任，带硕士生。
　　要命的是，她根本没有大学文凭，全仗一身好功夫与认真之精神。岁月如歌，她自认上课是专业的，没水分。
　　凡是她的课，总不愁没听众，有堂堂教授，有外来慕名者，尽管讲台上的她并非妙趣横生八面玲珑。
　　王安忆说校方没规定她一周去几次，上学期没有上公共课，这学期也可能会受点影响，因为有出访任务。
　　教师节在即，她不想多谈自己的作家乃至作协主席的身份，“在这里，我就是一个教授，没那么多装饰。也不构成什么校园风景线，就是普通教授。”
　　在她眼里，西方很多作家在大学里教书，根本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她不要求学生全盘接受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只是希望能带给他们一种方法，同时她也通过学生的反馈整理并深化自己的思路。
　　陈思和着重提到，王安忆策划并邀请了宗璞和史铁生等作家来复旦进行交流——又一个文学进入大学的通道悄然敞开。
　　
　　
　　马原：大学里，多些开宝马的教授是好事
　　
　　一辆宝马驶进同济，下来一人，长长的，憨憨的，但脑子极灵。这是一个名叫马原的汉人。
　　这位１９８０年代漫撒“叙事圈套”的先锋作家新世纪伊始从良做了教授，成了同济大学中文系的掌门人。他归因于对书画大师林散之的欣赏，那种聚徒而教衣钵相传的感觉真好。
　　马原的最高学历是辽宁大学本科毕业，如今带着一两个硕士生（这里暂无博士点），一周上两节课——《导演研究》。
　　“下了课，偶尔也会有人找我签名，但是我不写小说很久了，尤其是在这个理工科为主的学校，不知道马原的名字很正常。”
　　马原检讨自己最不适合当老师之处在于：不愿意写教案。“我一直也没写教案，我是教师的头儿，自己不写，别人的教案我也不去查……同行的观感我不知道。”
　　他上课时一般只拿着个大纲，两个字或五个字就代表了一大段话，“写得多了照着读我还不行呢，但实际上一两个小时的课，我要备上三四天。”《阅读大师》和《新阅读大师》 是他的“上课实录”，几百字的提纲引出了一篇篇上万字的文章。挑剔者说他连分析性的
　　作品也没多少理性和逻辑性，他扭头甩下一句，“我不是黑格尔，我是马原。”
　　忙于自编自导自演电影处女作《死亡的诗意》，学生可能连着一两个月见不到他老人家，“那是跟领导请了假的，我当老师至今从没漏过一次课，连调课都没调过。唯一一次迟到了１７分钟，还是因为高架上太堵了。我很守时的，普通的约会也不会迟到。”
　　那个１７他记得很牢很准确——说他不尽心他会很不开心，那种感觉就像你对王小波说他的小说没有散文写得好。
　　他开着宝马到处炫，有人也看不顺眼。“有时等我过去了，会有一个同学对另一个同学说‘那个老师开宝马’，我无疑做了一个好榜样啊。同济的教授多一些开奔驰、宝马的是好事！”
　　讲台站久了，对自己的认识也加深了。“我可能适合讲小课，最擅长的是教两三个人，如带研究生，总之别超过十个人。我以前跟朋友聊天会比较出彩，于是有个错觉——自己能令人提神开窍，适合做老师，其实优势是不易发挥出来的。”
　　为人师表还加强了他的责任感，以前对读者负责就可以了，况且读者是很抽象的，上课则完全不一样了，学生一双双眼睛盯着你。
　　他说最好的教授应该是诗意的，爱因斯坦就相当感性，是个诗人。作家走进高校，他认为是给学校的中文教学吹进了一股“新风”。但有一点极为不像他的性格——上课点名。他自有理论：“混学分的不必到我这儿来。我要点名，学生不喜欢怎么了，我为什么要讨学生喜欢？”
　　至于有无浪漫的事发生，他表示自己在孩子面前很严厉的，教师节的时候学生会送一些礼物，但从没仔细看过。
　　五十多岁了，率直依然，口无遮拦。
　　拿着粉笔站在黑板前五年了，没想过重操旧业吗，譬如就写写教学生涯。答曰，“我当过工人但从不写工厂，而西藏的经历我会写进小说，就是说那些较少诗意的东西我不会写。”
　　马原此番说的另一句话早先便有所耳闻，莫名地想到如果是他的弟子听了会作何感想？他说，“如果写小说，我会努力写畅销书，但能不能畅销要看市场。”
　　
　　
　　张生：当教师是主业，写小说是副业
　　
　　１９９４年，刚从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的张生到上海交大做了一名教师，四五年后，《结局与开始》等小说的发表令他的声名飞出校园，“我是交大的教师，作家是一个个体化的身份，一直以来当教师是我的主业，写小说只是副业，是爱好。”
　　和张生上下铺的哥们、后来成为《英雄》编剧的李冯最初的选择也是从教。
　　至于这位河南焦作的汉子为什么自南京来上海别有原因——
　　“当时我的女朋友在上海。”
　　转眼被人家叫了１１年的老师（其间回南大续了个博），曾给学生开课，如艺术概述、小说理论、现当代文学，专著有《鸡尾酒时代的记录者——〈现代〉杂志》，但他觉得对学生的影响有限。他按部就班，一周去两三次学校，上八九节课，对自己的要求是敬业。
　　“我和一些朋友还没成名便任教，意识里就是一个研究生进大学当了老师。学校没把我当作家，我更没什么名人的感觉。”
　　在交大，不知道副教授张永胜就是力作《刽子手的自白》作者张生的人并不罕见。
　　他坦言和学生距离很大，很少一起聊，即便与所带的硕士他也不愿谈自己的小说。个性使然。他对师生关系也看得很淡，对学生不希求什么，在他眼里当前社会环境下一个学生的成长，老师起的作用很小，最好的学生自己摸索，老师别夸大自己。
　　他说鲁迅、沈从文、朱自清这样身为作家且在大学里任教的人很多很成功；远在美国，作家在大学里教书也很常见，那个因《洛丽塔》而闻名的纳博科夫曾在多所大学任教，近来引人注目的哈金是在波士顿大学执教。张生觉得几年来名作家被聘为客座教授或院长等现象包含了一些非正常的因素——跟１９３０、１９４０年代的中国相比如此，跟欧美对照亦然。
　　“我不觉得在大学屈才。”就这样，一个大学教师在写小说，一个小说家在大学当教师，“我离开大学的可能性不大，已经习惯这种方式，如果有文学会议和上课的时间发生冲突，我肯定选择去上课，文学方面的会没什么意义……”
　　
　　
　　格非：我从不点名，我没想离开大学
　　
　　１９８５年，刘勇成为华师大的一名教师时年仅２１，混在学生堆儿里你不易挑出他。他初高中各上了两年，如果不是第一次高考落了榜后来复读了一年，会更年轻些。
　　那年头本科生尚属稀缺资源，毕业时摆在他们面前的有央视、文联、党政机关等，源于喜欢校园的环境、安静的感觉和宽松的时间，他选择留校，就这样一步步从助教、讲师、副教授而至教授。
　　在校园里写着写着便出了名，格非，渐渐取代了刘勇。那应该从１９８０年代中后期的《迷舟》和《褐色鸟群》等先锋小说算起。
　　２０００年，他已然一名博士，却也远走北京，“这是被动的，主要是爱人家里的原因。
　　”这位“北京女婿”进了偏重理工的清华大学，如今身居中文系副主任（他笑言这里老师少，每人都摊了个小头目做做），一周平均上课四节，专著有：《小说叙事研究》。他现在带博士，还不忘为朋友解释，“贾平凹带的是硕士，那是因为他那个大学暂时没博士点。”
　　“除了写作，就喜欢教师这个行当。我没想离开大学，有很多机会我都没出去……清华学生尤其聪明。”
　　一般学生知道他的真名，其授课风格被人以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酷”字形容，他闻言一笑，“就是自然一点，我愿听学生的话，比较易接近。”
　　为师整整二十载，没什么惊喜。当然教师节时会收到很多贺卡与祝福——学生对老师有好感这在他眼里稀松平常。他很自信，“一个学生的父母一直来听我的课，我后来才知道……‘中国现代作品选读’是在一个２７０人的大教室上，还有人站着听。我从不点名，学生不可能不来，他们毕竟想学知识。”
　　他以“业余作家”自居，认为较感性的小说创作和较理性的教学研究并没什么冲突，他的长篇《人面桃花》也着实被誉为“２００４年度最好的小说”。
　　“我是一个教授，业余写一些小说。我不是一个作家来当教授，不是混入教师队伍……”
　　——一个作家在谈论其教师身份时他的语言拐了个弯，构成幽默。
　　
　　2005 9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