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泉根：三十年前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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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泉根：三十年前上大学 2008年12月25日 新浪读书
　　王泉根：浙江上虞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亚洲儿童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组专家,终生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著有《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中国姓氏的文化解析》等十余种著作。先后指导23名博士生(其中4人来自日本、新加坡和台湾、香港地区)、40名硕士生。
　　三十年前上大学
　　小时候，每逢语文老师布置《暑假记趣》、《难忘的寒假》一类作文，我总爱用“光阴如箭，日月如梭”作为开头。那时候，小小年纪的我，哪有什么“ 光阴如箭”的生命体验，只不过爱用华丽词汇点缀作文而已。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诗强说愁”。而如今，生命岁月坎坎坷坷风风雨雨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蓦然回首，这才真真切切体味到了“光阴如箭”的生命穿透感。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早已存封进了梦乡，而似乎还是昨天的事——“七七级”上大学，竟也过去了三十年！
　　三十年前的早春，一九七八年三月，我成为“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有幸跨入大学之门。恢复高考制度迄今的三十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回首三十年前上大学，实在是酸甜苦辣，百味杂陈。
　　我出生于浙江上虞市章镇。小镇虽小，但出过好多位历史文化名人。一位是东汉哲学家王充，距小镇十数里的滨笕茶山上至今还保存着王充墓。再一位是南朝山水诗人谢灵运。据我家乡一位中学历史老师数十年考察所得出的结论，谢灵运《山居赋》中所记始宁墅中的“北山别墅”，就在我们小镇的姜山东南。小镇古属始宁县，紧挨小镇有一个灵运村，该村村民几乎全姓谢。我小学时的同班同学中，就有好多位来自该村，印象最深的有谢惠菊、谢秀琴。小镇前面的曹娥江，是以东汉孝女曹娥命名的。曹娥江下游曹娥庙里的 “曹娥碑”，因东汉文学家蔡邕“黄绢幼妇，外孙齑臼”的隐语题辞而闻名天下。曹娥江中游有东晋名相谢安的隐居地东山，成语“东山再起”即源出于此。曹娥江上游的剡溪，曾吸引过无数唐朝诗人，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云：“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小镇距绍兴不到两小时的车程。和我外公家一个院子有一位老先生，一九四九年前当过小镇的小学校长，他曾是鲁迅先生的学生，毕业于鲁迅任校长时的绍兴师范学校。鲁迅先生晚年在上海居住时，家里雇有一位名叫“王阿花”的女佣，是海婴的第一个保姆，也是我们小镇人。有一天信手翻阅止庵作序的胡兰成《今生今世》，原来这位声名不佳的胡兰成的出生地“胡村”，就是距我们小镇一二十里的清潭乡胡村。我读初中时有一位叫胡长林的同学，来自该村，至于与胡兰成是不是亲戚，就不得而知了。
　　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无非是要说明我的故乡应该是一个“人文渊薮”之地。但说来惭愧，故乡所有这一切与“人文”有关的事儿，都是我上了大学以后才弄清楚的。故乡所有的“人文”故事，似乎与我以前的岁月毫无意义。我的父母连小学都没有读完，在我所知的亲戚中没有人读过中学，二姨娘文化最高，但也只是县里的“简易师范”(小学毕业后上学)毕业。我的父母以及我所认识的亲戚，都是社会最底层的小小老百姓，一辈子都在为衣食为生存为子女而奔波而辛苦而犯愁，因而他们自然对王充、谢灵远、鲁迅毫无兴趣。
　　我小时候的最高理想，是进我们县里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那是一所夏丏尊、丰子恺、朱自清等现代文学名家任过教的学校，校园里还有李叔同的“晚晴山房”。但命运总是如此无奈，我只在家乡的章镇初级中学读到初中毕业，就被命运告知：我必须自谋生路，春晖中学成了终生难圆的梦！那一年我十六岁，去了全县最高的覆卮山，插队落户当知青。(以后上了大学，才从史书中查知，当年谢灵运与友人登过此山，在山顶七丈岩下棋饮酒，饮后将酒杯倒置，并作诗曰：“山高似杯，有肴无酒。”故得名覆卮山。)再以后是当兵、当铁路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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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铁路机务段做过多年蒸汽机车司炉与代务副司机，那可是难以想象的苦活儿！如今铁路线上奔驰的全是电力机车、内燃机车，蒸汽机车已进了博物馆。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在上海铁路局杭州机务段与重庆铁路分局机务段工作时，蒸汽机车还是主力牵引机车。开火车，一辆机车三个班连轴转，一个班三个人：司机、副司机、司炉。司炉与副司机干的是一样的活：行车途中互相轮流为蒸汽机车铲煤烧水(热能转化为汽能，汽能转化为动能)，再是协助司机瞭望线路、信号，以及保养机车。但这铲煤烧锅不是在平地，而是在高速行驶的列车上，是高温高速半高空作业；蒸汽机车的锅炉不是立式而是卧式，炉膛内空间很大，因而要在高速状态下烧好锅炉不是一件易事，需要根据机车牵引的吨位多少、线路是平直还是坡道、天气状况等加以调整。刚当火车司炉时，不要说铲煤，连站都站不稳。　　俗话说：世上有三苦，撑船、打铁、磨豆腐。而干火车司炉这一行，可谓集三苦于一身。撑船苦，苦在露天工作，风里来雨里去。开火车也一样，调度室一派班，无论天寒地冻、电闪雷鸣都得出去。由于蒸汽机车的工作台面是两侧开门，前面是卧式锅炉，后面是装煤装水的煤水柜，基本上是半露天的，因而行车途中自然处于风吹雨打、日晒雨淋的状态，有时途中遇到暴雨，汗水、雨水全身湿透。高温之下打铁苦，火车司炉更苦，胸前炉膛烈火烤，背后烈日晒，或是寒风吹。一趟火车跑下来，少说也要烧一二千斤的煤。冬天半夜上班，滴水成冰，而一干活就脱得只剩单衣；夏天炎暑流火，炉膛前大汗淋漓，厚厚的工作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久而久之出现了汗水凝成的白色盐花。但好在当时年轻，这些苦都能克服，一个月四十五斤定量粮还不够吃。当时最怕的是跑夜车。磨豆腐之苦，无非苦在天不亮就要起来，而干开火车这一行，起早贪黑、通宵跑车是常事。如果机车交路紧张，特别是遇到“春运”，夜车更是连轴转，经常白天当晚上，晚上当白天。有一次，我们已连续跑了三趟夜车，实在太困太累，我和师傅在车库做好机车加煤加水加油的准备后，机车驶向车站去挂车。星空下，我站在平台，用手去扶铁杆，想透口气。谁知双手扶了个空，一下掉了下去，又不巧掉进了车站的窨井，半身卡在井上，造成右部肋骨骨折，当晚送往铁路医院。幸好机车还未出发，如果是在风驰电掣的途中，那可就惨了……
　　尽管生存是如此艰难，命运是如此多舛，我在生活的最底层随人生潮汐四处漂泊，但无论是当知青，当士兵，还是当工人，只要一有空闲我就会找书去看，心头萦绕着久久挥之不去的儿时“春晖中学”梦……
　　做梦也不会想到有这一天！一九七七年国家恢复高考，我抓住这一转瞬即逝的机会，赶上末班车，成为当时高考的上千上万名考生中的一员，而且十分侥幸地胜出。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八日、九日，我以重庆铁路分局九龙坡机务段设备车间工人的身份，参加在重庆杨家坪市八十中的高考。永远不会忘记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四日(星期二)上午，去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报到的那一天。
　　那天，办理完新生报到手续，我将被褥、生活用品搬进杏园学生宿舍。因我去迟了，八人一间的宿舍，四张上下铺木床的好位置早已被前来的同学占领了，只剩进门一张木床的上铺，而且是晃动的破床。我整理好一切，躺在上面，突然大喊了一声：“太舒服了！”同宿舍的其他同学都很惊奇：“这么拥挤的宿舍，有什么舒服的？”我躺在床上，想到儿时的“春晖中学”梦，想到当知青时挑一百多斤重担爬山路的情景，想到连续三班夜车从机车上摔下来的骨折，我的泪水忍不住流了出来。如今，我成了大学生！世界上居然还有这么好的事情，可以不用跑夜车，不用上班，天天有书读，而且还是带薪读书(按照当时规定，职工读书原单位工资照发)。
　　感谢改革开放！一九七七年的高考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我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