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与我的少年时代

管季超0712

杂志与我的少年时代
作者：杨葵  2009年07月24日
文_杨葵
杨葵，1968年生，江苏人
有文集《在黑夜抽筋成长》
电影《黑白》曾获法国朗斯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1989年，我大学毕业

正式到作家出版社报到上班

成了一名正式的文学图书编辑

我的少年时代从此结束

整个社会的启蒙年代也烟消云散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可谓中国现代史上第二个启蒙年代。全社会经历这场阵痛的时间，恰巧涵盖我整个学生时代。
    搜寻这段记忆，固然很多与启蒙相关的闪亮点，比如上中学时憋在一间漆黑的小平房里油印地下刊物；比如80年代初读到斯宾塞《理想的冲突》，看到马克思居然仅只是众多思想家之一员，和他们居然是并列关系，真有井底之蛙蹿出深井，终于得见整片辽阔天空的天翻地覆……可是，这些个人成长史上的“大事”，还真没兴趣写，倒是想写一些小细节，它们与杂志有关—
    小时候，我生活在苏北一个县城。像当时中国绝大多数县城一样，它由两条十字形分布的马路构成。其中一条路上，除了县革委会、县政府、百货公司、五金公司这些必备建筑以外，还有一家新华书店。我在里面买过毛、华两任主席像，作业本，小学五年级时，还买过有生以来读的第一本长篇小说。1978年秋天，我在那里关注到一本杂志—《文艺报》。
    《文艺报》现在是报纸，1978年刚复刊时是以杂志形式出现的。关注它是因为，这份杂志与我父亲有关。当时遍处可见一本大红封面的《读报手册》，内有很多时政名词解释。我在上边找到过父亲的名字，位列“丁陈反党集团”条目之下，他在里头的名号叫“喽”。而这个集团的“反党阵地”，正是《文艺报》。
    那年我十岁，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上小学时经常有人在背后指指戳戳地议论，让我过早地明白一些世事。我知道，家庭有问题，父亲有问题，《文艺报》有问题。所以，看到《文艺报》又赫然摆在新华书店的书架上，懵懵懂懂地觉得，可能是件好事。
    当晚回家向父亲汇报“喜讯”，他反应很淡。现在想来，他们那代人对这类风吹草动，以及其中包含的种种“密电码”，从来就没放松过警惕，想必早已知晓此事，并在心里琢磨了八百多个来回。不管他反应如何吧，反正我当天晚上为这件新鲜事莫名兴奋，也从此把那杂志封面上集鲁迅字而得的刊名模样，牢牢地印在脑海。
    来年父母落实政策回北京—于我而言是到北京，对他们，却是回北京。据说重新安排父亲工作时，他提了个条件：除了《文艺报》，去哪儿都行。伤心之地，避之唯恐不及。于是被组织另派任务，筹备老牌杂志《新观察》的复刊。
    办杂志的同行之间，向来有互相赠阅的传统，所以从我到北京后，很长一段时间父亲每天回家，包里都有没拆封的杂志。每天傍晚，父亲一进家门，我都会迎上去抢他手里的包，并非孝敬长辈的礼数，是要立即掏出那些报刊，挨个儿拆开翻翻。
    当时的杂志极少异型开本，一律小16开，横向对折，装在牛皮纸信封里，信封上必有红色刊名，多是毛体。《新观察》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所以赠阅的杂志，也多属全国各地作协出品。当时差不多每个省，至少都有一本文学类刊物，通常叫“××文艺”，或者“××文学”，云南的《边疆文艺》、湖北的《长江文艺》、黑龙江的《北方文学》，等等。也有个性化的刊名，听起来都很宏大，《收获》、《十月》、《当代》、《清明》，等等。
    特别喜欢一个刊名：《芒种》，河南省文联办的。当时没想过为什么喜欢，现在回想大概原因有二：一是从小酷爱那首节气歌谣：春雨惊春谷雨天，夏满芒夏暑相联……朴素的音韵节奏，以及其中隐含的逝者如斯之气氛，分外诱人。芒种既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当然有亲切感。二是当年曾经盛传一个故事，说毛主席派警卫员给农民兄弟送芒果。这故事曾经引起我不少无端的美好遐想。只因同有一个“芒”字，常常把芒种与芒果混淆，因而无意识地觉得美好—少年的心思就这样，飘忽不定，莫名其妙，但却总是美好妖娆。
    上初中时，学校在南河沿，《新观察》杂志社在王府井，穿小胡同过去，走路不过十分钟，所以经常中午去蹭饭。有时下午放学早，也去等着和我父亲一道回家。著名的四联理发店旁边，一扇大红门，挂着红底白字的门牌号：王府井大街190号。进去有条小甬道，两边散落几间简陋平房，里边二三十号人，就是杂志社的全部了。
    杂志社的编辑年龄普遍偏大，不像现在年轻人居多，《新观察》编辑部基本都是四五十岁往上的人。年轻人也有，赵振开是其中一个，当时还不知道他笔名叫北岛。很多年后他从美国归来，和他在一个饭局相遇，问他还记不记得当年常在编辑部乱蹿的一个少年，他说没印象了。
    还有一次去杂志社，碰上胡乔木来参观。我在一间空屋里做作业，隔壁，胡坐在一张老式办公椅上，靠着墙，杂志社人围着他，或坐或站很随便。胡表情松弛口若悬河，风趣幽默，现场不时爆出笑声。还记得胡讲，《新观察》就是要天文地理、花鸟鱼虫，无所不谈，这样人民群众才喜闻乐见。要说这样的谈话内容也很严肃，不过现场气氛始终亲切热烈，像一群同事互相聊天，颇具八十年代初社会风气的纯朴特征。等我九十年代也做了编辑，也时有领导干部来编辑部视察，表情那是真正严肃。领导做指示，不苟言笑，下边只有笔在纸上记录的沙沙声。
    上高中后，像绝大多数青少年一样，我开始热衷于写作。和绝大多数青少年不一样的是，我还对编辑工作感兴趣，当然是环境影响所致—周边的长辈们大多编辑出身。父亲看出我这爱好，没鼓励，也不打击，听之任之。不过渐渐地，他开始让我帮他抄抄稿。
    那时书、报、刊都是铅排，工厂用来打校样的纸很薄，改动大，很容易密密麻麻满篇被改花，这时就需要将稿件重抄一遍，以便排版车间准确改正。我少时写过几天大字，抄稿时老想把字写得漂亮。父亲对我说，抄稿子、校对、编辑，首先要把字写规矩，所有人能看懂，有这前提再求字漂亮。现在想来，如果说后来我还算个合格的编辑，父亲这段话，就是我的编辑课程LESSON ONE。我至今写字很少连笔画。
    大学住校，家里的杂志很少看了。不过从那时起，开始自己买杂志。当时喜欢《读书》、《外国文学动态》、《世界文学》、《外国文艺》。每隔一段时间，会专门到六部口邮局买一趟这些杂志。当时街上少有报刊亭，报刊的主要销售点是邮局。
    1987年，我第一次在杂志上发表作品，一篇卞之琳的诗评，那本杂志叫《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年秋，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读大四，学分已在前三年修满，又因有论文获奖，得到免写毕业论文的优待，所以每天晃晃悠悠，无所事事。《文艺报》的一位老大姐找到我，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有一本刊物《四海》，想外聘一个年轻的编辑，问我有兴趣否。
    《四海》杂志有个嗦的副标题，叫“港、澳、台及海外华文文学”，我对这主题兴趣不大，但还是答应了，因为我对编辑、出版有兴趣。这样，我在20岁的时候，成了一个杂志社的实习编辑，开始学习组稿、初审稿件、发稿，还学着去做很多类似领样刊、寄样刊、数字数、发稿费等等的编务工作。最有意思的是，我也开始和一些同行互赠自己参与编辑的杂志。每次从收发室拿到交换来的杂志，我都会忆及当年从父亲包里往外掏杂志的场景。更巧的是，我最早关注的一本杂志是《文艺报》，而当时的《文艺报》社，就在《四海》杂志社的楼上。
    1989年，我大学毕业，正式到作家出版社报到上班，成了一名正式的文学图书编辑。我的少年时代从此结束。整个社会的启蒙年代也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