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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老建筑体面地生存
作者:骆沙 2010-11-02 来源 : 《中国青年报》
偌大古都,容不下几座会馆?
“2010会馆保护与利用论坛”上公布的数据显示,作为全国会馆最为集中的北京西城区宣南地区,会馆数量比建国初期减少了四分之三,比上世纪90年代减少了三分之二。这一地区现存的101个会馆中,有94处仍有居民居住,另外7处为商业、办公利用,预计未来只有约四成会馆原址能够避免“拆除”的命运。
在密密麻麻的各色商店、来往如梭的车流人流中,北京新街口北大街53号难掩落寞。两扇青绿色的铁门虚掩着,门前停着几辆破旧自行车,之后是一尊三米余高徐悲鸿先生的塑像。塑像前两束略微凋零的鲜花告诉别人:不久前,这里有人来过。
这里是徐悲鸿纪念馆。院内告示栏清晰地写道:9月起,徐悲鸿纪念馆正式关闭。在馆内工作了20余年的冯静明说,原址上将重建一座相当于原使用面积两倍的新馆。“其实这次拆掉的纪念馆已经不是真正意义的老建筑了。徐悲鸿先生的故居在东城区受禄街,生命中最后6年他一直住在那里,但多年前已经拆除了。”冯静明说。
据“2010会馆保护与利用论坛”上公布的数据显示,作为全国会馆最为集中的北京西城区宣南地区,会馆数量比新中国成立初期减少了四分之三,比上世纪90年代减少了三分之二。这一地区现存的101个会馆中,有94处仍有居民居住,另外7处为商业、办公利用,预计未来只有约四成会馆原址能够避免“拆除”的命运。
即使为数不多幸存下来的会馆,命运也大致相似。城市前进的滚滚步伐,让这些盛名在外,却已历经岁月洗涤的老建筑愈显单薄。
落寞不应成为会馆的定语
“砰、砰、砰”,在一阵沉闷的拍击声中,值班人员“叮叮当当”提着钥匙出现,“吱呀”开了门。室内,阳光所及之处,看得见一抹浮尘。
即将拆除的徐悲鸿纪念馆占地面积约4000多平方米,馆内20余名职工担负着整座建筑管理、维护、保安等工作。纪念馆灰体绿顶,装饰中尽显“老贵族”的做派。
“纪念馆收藏了徐悲鸿先生各个时期的作品总计1000余件。”冯静明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想要完好的保存这些珍品,恒湿恒温是首要条件,但是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做不到,安保工作只能说尽力做好吧。”
参观是免费的,即使如此,平时一天最多也只有几十个游客。“这样的客流量还比不上周围一家小卖部。现在很多学校规定学生必须来参观,还要盖章、签到。但是很多孩子要么让家长代签,要么签了到就走。”冯静明说。
回顾这些年来老建筑的命运,中国文物学会传统建筑园林委员会常务理事马炳坚仍历历在目。“1999年,广渠门内大街207号四合院数天内被拆,这是目前红学专家唯一公认的有案可考的曹雪芹故居遗址;2000年,美术馆后街22号一座明代两进深四合院被拆,此前不久多位古建专家曾对这里精美的砖雕称奇;2005年,西城区共9间周作人的住房被拆除;2009年7月,梁思成故居也面临同样的困境。”
在马炳坚看来,历史之所以是历史,就在于它的连绵和延续,而老建筑是最真实的历史符号和记忆。它们的存在就好像一部厚重的古书,讲述着若干年前的故事,割裂自然的延续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一些发达国家在发展初期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二战之前的150多年里,英国老建筑的保护工作也一度不尽如人意,20世纪全英国有六分之一的别墅被毁坏。”马炳坚说。“但是随着人们在物质和精神生活越发富足,才意识到很多熟悉的东西已经荡然无存,才感到后悔和遗憾。”
“后来为弥补这些过错,英国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先后设立了500个保护区,用以保护原有建筑和周围的环境。”马炳坚说,“可能因为经历过失去和破坏,人们现在越发懂得珍惜,伦敦整座城市都成为了一座博物馆。”
让老建筑体面地生存
郭沫若故居很有些闹中取静的意味:朱红色大门,灰色院墙,在这座占地7000余平方米的两进四合院内,处处可见茂盛的玫瑰丛和银杏树。在这片喧闹的地段,它如同人群中一位干净而体面的老人。
副馆长赵笑洁说,作为北京市八大名人纪念馆之一,郭沫若纪念馆每年都能享受到政府的资助,待遇算很优越了。
“但是因为建筑本身属于文物,至少要做到‘5年一小修,10年一大修’。按照这样的标准,即使只定期加固结构和给房子挑顶,所需要的经费就在1000万元左右,而实际资金连一半都达不到。所以只能先挑最严重的问题解决。”赵笑洁说。
在微寒的秋末,纪念馆内的银杏叶已渐次泛黄,树间千百片“小扇面”摇摇欲坠。两只慵懒的猫踱着碎步,在石阶、花丛间悠然自得。垂花门前两口不成对的铜钟左右为伍,与两株上了年岁的松柏相伴。垂花门内,旧时的办公室、卧房以及郭沫若夫人的写字间依然如故。
“老建筑本该以这样的姿态存在。无论是修缮、翻新还是利用,都不该忽视建筑本身的特质,这样才能让每一座建筑‘体面’的生存。但要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我国诸多老建筑的生存状态,只能用‘委曲求全’来形容。”马炳坚说。
几年前,马炳坚曾经概括过四合院建筑工程中的十大“滥用”,包括了从建筑材料、官事做法、彩画、到雕刻、格局等方面。结果发现,这样与历史和文化不符的“滥用”在修缮和建造中比比皆是,很多施工方和操作工人对于建筑文化缺乏起码的了解。
以彩画为例,中国古建筑在构件上画彩画有严格的实施标准:皇家建筑多用和玺彩画、重要衙门建筑多用旋子彩画,而皇家园林和王府的次要建筑一般采用苏式彩画等。但是近几年的四合院修缮工程中,苏式彩画随处可见,等级超越了王府。有的四合院甚至在屋内嵌满了各朝代各色龙纹雕刻999条。
这种用拙劣的堆叠和粗糙的工艺拼凑而成的作品,被评为“毫无生命和尊严的建筑。”“建筑本身源自什么朝代的风格、什么身份的人住、和周围环境是什么样的关系,都有严格的标准,好的建筑会自己讲故事。”马炳坚说。
“好建筑会藏着很多故事,每一个摆件、匾额都可能还原一段历史细节。”湖广会馆大戏楼总经理霍建庆说。。穿过湖广会馆悠长的走廊,200年历史的大戏楼赫然眼前。戏楼主体建筑群雕梁画栋、磨砖对缝青水墙。四周墙壁是如新的博古彩绘,戏台上方是“霓裳同咏”匾,抱柱楹联长达一丈六尺。灯光亮起后更尽显当年的金碧辉煌,精致玲珑间难掩王府风范。
“1994年到1996年5月,湖广会馆经历了两年的修缮期,花费数千万元。在此之前这里居住了35户居民,柱子上到处绑着绳子晾衣服。大戏楼成了制本厂的仓库,堆满了纸张,据说‘前脚踏进戏楼就被灰尘没了’。”霍建庆说。
“保护和利用老建筑,无论是‘今为古用’还是‘古为今用’,前提都是尊重建筑本身的特点。”马炳坚说,“但这需要庞大的经济支持。英格兰纽卡斯尔一座由面粉厂改造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为保留‘波罗的面粉厂’的字样,就花了7000多万英镑,而推倒重建费用才不到一半。评价历史建筑保护与利用是否成功,实质是探讨局部建筑和整体城市、时代特征是否适应的问题。如果费半天力气换来的是一座与周围格格不入的建筑,结果还是失败的。”
商业底线在于保留韵味
西琉璃厂附近胡同内的安徽会馆建于同治年间,如今它沉睡在一片破旧的民宅中。很多在附近生活数年的住户,竟然不知道它的存在。晴朗的午后,阳光打在朱红色屋檐上,反射出明媚的光辉,不时有几只鸟儿寥落的飞过。没有门牌号、没有游客,在花费数年时间维修之后,一扇朱红色铁门将这里的身世与外界隔绝。“老建筑保护和利用历来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话题。城市不发展就会没有生命力,而因为发展而伤害了独特的风貌,也会消磨城市的生命力。”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金元浦说,“要夷平一片建筑或围起来保护很容易,而要将建筑融合为城市的一部分才是最大的考验。”
美国纽约苏荷区是游客参观的必到之处,然而这片钢铁生产基地变成艺术家聚集地后,也曾破旧不堪,甚至险些化为乌有。“20世纪60年代,洛克菲勒财团旗下的大通银行计划重新打造苏荷区,用成片新建的办公楼和豪华公寓取代旧厂房。在当地居民、艺术家和建筑师的极力反对下,1965年,包括苏荷区在内的900栋古建筑和50多个历史街区被列入保护名录。”金元浦说。
1973年,苏荷区被确定为文化艺术区,属于重点保护区域。这意味着苏荷区在整修时,必须坚持“以旧做旧”的原则,建筑物原有的外貌不允许再有任何破坏和更改。
在霍建庆看来,老建筑保护和商业利用不是非得“你死我活”。现在国内很多著名人文景点都在收取门票,也是创造商业价值的一种形式。
“但通常以这样方式经营获利是循序渐进的,很难产生‘裂变’式的经济效益。而商业化过程中底线就在于,建筑本身的韵味不能改变,获利是为了更好地传承文化。”霍建庆说。
霍建庆说,目前湖广会馆大部分收益来自于餐饮和茶楼,戏曲演出的收益并不丰厚。“事实上,我们一直在用餐饮和茶楼带来的收入支持和保护戏曲演出。这两年又将茶文化、喜寿宴文化引入。而在戏曲演出部分,经典的段落虽然观众不多,但是湖广会馆始终保留着这些桥段。老建筑无论是利用还是保护,必须对原有文化起到传承的作用。”
“文化产业是公认的新兴产业,文化产业化是未来的必然趋势。美、法、德等国家文化休闲服务经济产业已占到GDP的70%左右,与他们相比我们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我们要时刻提示自己,每一座建筑和城市在商业发展时必须保留自己的特点,与其‘模仿别人’,不如‘做好自己’。”金元浦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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