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叙事 大历史读：罗时汉的《城市英雄》——武昌首义世纪读本

管季超0712

小叙事 大历史读：罗时汉的《城市英雄》——武昌首义世纪读本
发布时间：2010-11-15
作者：黄自华
有什么样的历史哲学，就有什么样的历史叙述 传统的历史主义的包装术和历史整容术，遮蔽了人类世界的终极关怀、价值源头和生活意义。历史的信用危机，让人们内心世界的秩序失控，民族的文化认同、个人的自我认知发生了严重的偏斜。在社会结构急遽变革的总体情势下，主流意识形态并不足以整合实然世界和应然世界的价值观意义的失落，使得历史秩序的清整，变得困难重重。我们看到，在当代历史学家的历史文本中，藏的总是比露的多，太多的欲言又止，太多的语焉不详，太复杂的情感，太暧昧的态度。于是在民间，一些人开始重返历史现场，收拾历史碎片。他们或者是为了怀旧，从往事的缅怀中获得一些集体记忆的抚慰；或者是为了匡世，在历史的废墟中寻找救赎世俗社会的灵感；或者是为了抢救性地保护那些已经遮蔽或即将遮蔽的历史真实。 罗时汉以一种话语寻租的方式，冒着“学术异端”的风险,言人之所末言,拾掇了中国百年以降被遗弃的历史碎片，通过自己的独立判断，以独到的眼光,独特的视角，独立的思考和独特的叙事方式,修复并还原了历史的真实。于是，《城市英雄》便在我们面前展开了一个城市的血性记忆。血性的故事，在记忆的光线里，没有我们这个时代矫揉造作的任何印痕；那些并非伟大的普通人豪迈而悲壮的历史，在罗时汉诗性的叙说中，闪烁着冷峻的光芒。楚望台的枪声，是这个城市的血性、灵魂、性格和尊严。罗时汉将这个城市最具有价值的历史记忆串联起来，理性的辩析，诗意的表达，让这一段历史在浓厚的“民间”色彩中，焕发出生命的鲜活。《城市英雄》是真实的，因为它拥有了历史书写的全部元素，被人们赞誉为“武昌首义世纪读本”；《城市英雄》是诗性的，因此便浸润了文学美感的特殊韵味。《城市英雄》用文学的方式复活了一个几乎被历史的尘埃堙没了民间记忆，撕开那些被华丽的历史锦缎包藏起来的真相，让人们了解到了真实发生过的历史，同时也修正了“文本历史”的虚伪性，颠覆了我们对历史错误文本的指认。 辛亥革命承载着中华民族穿越帝制，走向民主的光荣和梦想。辛亥革命不是一次为了诗意与浪漫的刀枪舞弄，而是一场为了理想和信念的生死血战。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由市民和下层军士自发组织参与的城市起义。之前，发生在中国这块苦难的土地上的所有起义，无论是领袖和“义军”都来自农村。辛亥革命暨中华民国的标志性建筑是武昌红楼，它凝聚着帝制与共和交替时代的沉重历史。据说，当年武汉每八个家庭中，就有一人参加过武昌首义和阳夏保卫战。一个当时只有80万人口的城市，竟有10万人卷入了这场铁血的洪流。辛亥革命，作为武汉最宏大、最完整、最动人的城市故事流传百年，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是很多平常人的家族故事。所以说，辛亥革命情节就是整座城市的家族记忆。如今，百年过去了，在武汉三镇这块繁华的土地上，掩埋着成千上万为民主共和而殉难的英雄，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对于个人来说，是祭扫祖先的日子；对一座城市来说，是共同缅怀先烈的时刻。当年的辛亥志士投身革命并非出自一己私仇，他们用鲜血造就共和，他们给国家和城市留下的是大众恩泽和集体记忆。如今，辛亥革命的先知先觉者早已化为尘埃，只有他们的姓氏，滞留在历史遥远的景象里，仿佛是一些与我们完全无关的事物；历史与未来沉浸于巨大的黑暗，它已丧失了预言光辉的眷顾。 历史不是靠一种形而上的抽象能够解释的，它是具体的生活实践，由事故或者事件组成，它是破碎的民众实践的总体。历史真相关乎种族和人类的命运，它本应该离我们很近，却因为体制内文人学者的遮蔽和隔离，而与我们相距遥远。在以帝王将相为主角的历史教科书里，历史叙述学者为我们提供的历史，不是我们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是贴上文化部门钦定商标的“罐装食品”。历史的规律或者结构，是由当下的历史学家抽象出来的，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和历史哲学，就有什么样的历史叙述。因此，从本质上而言，历史是一种显现不同面貌的“时间叙事”。这就是为什么相同的故事，在不同的历史学家笔下，有不同表述的原因。各种前后不一的、变化多端的、极度政治化的历史叙述，给普通读者带来了无法抵达真相的困惑，进而使他们对历史文本产生怀疑，对历史叙述学者的信心丧失殆尽。 辛亥革命，作为特殊时代的文化遗存，它对我们这个民族历史与文化所具有的昭示作用，是最具有记忆价值的。辛亥革命对于今天具有多元文化价值取向的现代年轻人，它已不再具有纯粹意义上的政治内涵。他们只是把辛亥革命当成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似乎与他们的过去、现在、将来都毫无关联的故事加以阅读。在这本被称之为武昌首义世纪读本——《城市英雄》中，作者精心收拾整理的一些十分珍贵的人与事。也许，当下的史家、学者是不屑一顾的；作者疏离传统，对那些“既成”历史大人物的独到评价，可能会被他们认为是对历史和权威历史学家的非礼与亵渎。因为他们记录历史，是根据意识形态和功利目的有选择地收集的历史，在以帝王将相和知识精英为主角的历史教科书里，《城市英雄》中提到的庸众小民是根本不会出现的。有人把这些叫做历史的碎片，事实上大多数时候，在正统的历史学家看来，它们连碎片都不是。而且，《城市英雄》中记载的许多人与事，会让他们感到尴尬甚至恼怒。因为有很多是被他们刻意“讳”去了的真实，却公然被作者重新粘贴在民间记忆的页面上，这让他们很没有面子。 重拼原始画面，还原历史现场 《城市英雄》重拼原始画面，还原历史现场，书中许多记述和图片，将那些最难忘的瞬间，以具有强烈震撼力的视觉语言，传递给读者，诉说着悲壮而真实故事，复原当年武汉三镇普通百姓英勇赴死的血醒场景。许多被遗弃在记忆边缘的，“过时”了的记忆碎片，都被作者以图文并茂的方式收藏在这本书里。它们曾经灿烂过，但是却无缘无故地淡出了我们的生活，随着岁月流逝，渐渐地离我们远去。当日新月异的现代时尚向我们汹涌而来时，面对着钢筋水泥的乐章，人们才偶然想起要去寻找那份失落的记忆。那些记忆，原本就是一种极其纯粹的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它是具像化了的中国本土文化。从它们的身上可以折射出百年中国的历史沧桑，每一片镜像，都是一个让人唏嘘感叹的，普通百姓用生命书写的真实故事。这些历史现场的真实纪录，其实是最可靠、最值得信赖的历史证据。从作者每一个细节的讲述中，我们都能够看到历史的真实身影，它让我们越过世纪的历史跨度，再次回首中国人经历过的那段漫长而跌宕起伏的艰辛历程。 来自民间的历史记忆，不在于它是否讲述了一个完全新鲜的故事，而在于它把若干已被人讲过而并不新奇的故事碎片巧妙地串接起来，组成一个过去没有看到过的新奇的总体拼贴构造。这个拼贴构造不再是过去人们信仰的完整的有机整体。因为在《城市英雄》这本书里提供的是一个充斥着叙述与历史碎片的松散的串联体。作者收集了有关辛亥革命民间记忆的种种原始资料，描绘出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民间记忆历史。虽然历史编撰本身总是互文性的。被编撰的历史，是各种历史碎片的堆砌，因为每一个历史时段不是孤立地发生的，而总是前历史时段的一种变形式移置，正是这样，历史本身才具有互文性。 罗时汉不是那个时代的经历者，他也不可能超越他自己的时代，但是他却有意或者无意地超越了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主流历史学者的偏见。他只是想亲身触动先辈们参与其中的历史车轮，站在一个更高的历史视点上，以公正、客观的态度，重新审视这段被历史学家涂抹得暧昧不清的历史。虽然这些辛亥革命的先辈们曾经参与的历史，似乎已经失去了应有的轰轰烈烈、红红火火，而只剩下回忆中的历史残片。但是作者对历史的深刻思考，却表现了对当下学术犬主义抗争与批判的无畏与胆识——尽管批判的角色也许只是《城市英雄》作者的特定身份或境遇的一种自我寓言。苏格拉底说：“最宝贵的东西都是已经失去和即将失去的东西”。人类历史的足印，大部分都会被时光掩埋，当我们蓦然回首时，那些真实的存在已经了无痕迹。虽然如此，那一串串在大漠的鸣沙中突兀、回荡的事件，还是常常激活我们去回首聆听和抚摸这些尘封的记忆，了解历史真相的冲动，并在那些残缺、零乱的历史碎片中，触摸到自己的人生足迹，找到理性的思考和清晰感动。《城市英雄》以直观的形式展示了封存在人们记忆深层的历史断片，从而激活了我们沉睡的历史记忆。《城市英雄》通过历史符号的拼装，体现了一种将历史时间空间化、将线形叙述转化为符号嬉戏的冲动，从而产生一种强大的符号生产能力。更重要的是，其版面的新颖活泼和当代的时尚感，图文并茂的组合方式，吸引了更多愿意了解历史的年轻读者，达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 罗时汉试图在一个小小的空间内，将钩沉的历史碎片组装起来，仿佛一次沉重而自由的七巧板拼装游戏，同时制造了一个十分轻松的阅读现场，成为了一次由众多读者参与的历史断片回顾展。让读者感兴趣的，不仅仅是罗时汉的历史叙述能力，而且还包括他呈现历史原初碎片、再将碎片重新组装的隐秘冲动，实际上就是一种将历史事件符号化的能力。与其说《城市英雄》呈现的是历史发展的逻辑线索，不如说它呈现的是历史原本的非理性结构。由于其具有较强的时空穿透力和思辨性，所以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审视历史的理性眼光。历史事件本来就是一种类似于七巧板的碎片，但借助于一种全新的符号形态，经过重新拼贴和组装、重新叙述和评价，便能够显示出历史的另类面目。几个板块并置和拼贴在一起，既显示出一种试图重述“历史”的理性企图，又通过符号生产，制造了一个歧义丛生的经验迷宫，对众多历史碎片的七巧板式的组装，给人一种客观的感觉。正是这一特点，《城市英雄》便解构了历史的线形叙事结构，呈现出某种经验的自由形态。它通过拼贴和组装的方式，重现了历史的可感性和细节的真实性，摆脱了那些“虚构”的正统历史叙述中，形而上的抽象和枯燥。从而使读者摆脱了对历史叙述方式的“唯一合法性”的迷信，而且这本图文并茂，相映成趣，一幅幅鲜活生动的历史画面，也让读者意外获得了一份厚重的历史感、沧桑感和真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