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修辞的生活，非虚构地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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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修辞的生活，非虚构地写作


楼主作者：夏榆  
　　（本文是2009年在大连国际写作中心散文论坛的发言，刊于《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2期）
　　
　　谈自己和写作的关系，我感到某种难度。
　　就个人愿望而言，我更倾向于书写，而不是言说。
　　跟写作相比，言说总是简陋的。言说的难度在于我们常常词不及义，论不及理。
　　写作者的本分是写作，言说是脱口秀主持人做的事情。作家写不好，说得再好也没有力量。
　　反之，作家写得好，即便说得不好也不要紧。因为写作不是表演，不是作秀。
　　对某些意志强韧的写作者来说，有没有观众，观众赞不赞美，其实并不重要。有没有观众，观众赞不赞美，他都会写下去。从某种角度说，写作者对表达的需要胜于对赞美的需要；
　　还有一个难度是，把写作的问题说清楚不容易。对于我来说，写作已经属于私人的生活。就像某种隐秘的爱情。突然要在这里公开解说，我有某种不适应。
　　但既然坐到这里，我就要接受安排，尝试着把自己跟写作的关系交代清楚。
　　
　　 以怎样的身份写作
　　
　　我想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用剥离法说清楚自己。
　　说清楚自己，而不是说清楚他人；相比较而言，我们对自己的观察比对他人的观察，更有把握。我一直回避对某些宏大命题作某种判断，比如，我们经常听到的词语“时代”、“历史”或者“集权主义”，等等概念，在面对这些命题的时候，我的言说和判断总是趋于谨慎。我觉得，对个人的观察和体验，比对一个时代的观察更有把握。我知道自己的视野所及，知道自己的视野所限。所以把目光收回来，放到自己的身上，放到自己的心里。
　　为什么写作，以怎样的身份和立场写作，对很多人来说，这是旧的问题。
　　但是对我而言，它是常问常新。
　　当年在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在矿区的工长轻蔑地骂我：你还想当作家？当球去吧。
　　我母亲也说，只有祖坟上长着宰宰苗——晋北一种植物——的人，才能当作家。
　　而我遥望一下，作家，作家们也多是在作家协会里，或者在学院体制里。
　　作家，在我的视界里是一个高踞上流社会的智识阶层。
　　据说，要成为一个作家，需要很强大很宏阔的知识系统作背景。
　　这是一个很高的写作标准。也是一个森严和等级制的写作标准。就如同在我们国家，作家有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区别，甚至作家还有高级和不高级的区别。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制度。
　　在写作的群体中，还有一类，就是文人雅士，这是以优雅和赏乐为荣的阶层。
　　我也不属于这个群体。那么，如果我生而为人，生来就渴望表达；如果我热爱语词和书写，我不具备高等的知识系统，我远在森严的等级制的文学体制之外，在名流名利场之外，我是否就没有权利书写和表达？这是我当年的困惑，也是我在写作之初的疑难。
　　我没有读过几天书，因为出生在矿区，高中没有毕业就辍学顶替父亲做了矿工。
　　那时候我18岁，每天穿着像铠甲般坚硬的窑衣下到矿井里劳作。跟我一起下矿井的那些大哥大叔，他们下去的时候，四肢健全，出去的时候就肢体残断。有的永远成为地下的幽魂。
　　我生活的矿区，天空弥漫着浓重的烟尘，树木与河流都是黑色的，甚至连飞过的麻雀都是满身烟尘。在那里，死亡和创伤是我学习的功课，灾难和困苦是我看到的日常景象。
　　以色列思想家阿伯特在《犹太智慧书》中说：“在无人之处，则要努力去做一个人。”
　　那时候，因为生活在底层，因为劳作在地下，我经历和体验着别样的生活。
　　那时候，我觉得我生活的全部努力就是为了摆脱非人的状态，使自己真正能成为一个人。
　　我渴望能过上人的生活。首先是免予恐惧，其次是社会正义，然后是人性自由、精神独立；还有就是人与人之间没有压迫，没有奴役，人在自然之中没有污染、没有摧残和毁灭。
　　那时候我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写作，就像爱上一个心仪的女人。
　　我对母亲说：我可以不当作家，但是我一定要写作。
　　那时候，我在下矿井的时候，在工装里揣着纸笔和书本。下到阴湿漆黑的矿井里，因为我的工种是负责为矿井供电，在漆黑的硐室里值班的时候，我可以用矿灯照耀着阅读，可以用矿灯照耀着练习写作。但是文学却像嫌贫爱富的阔人家，门庭高企森严。我写出的文字被拒绝是我在那时候写作的必然结果。为了能够保持我隐秘的爱情，保持我对写作原始而朴素的情感，我的方法就是决裂和剥离——就是远离文学的秩序，远离文学的等级制度，远离文人雅士的群落，不以作家也不以文人的身份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