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60年，文变染乎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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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60年，文变染乎世情世情, 文学
作者：杨匡汉  来源：http://www.lotus-eater.net/ 9/20/2009 10:26:12

　　六十一甲子，苍黄一瞬间。新中国六十华诞，其走过的文学道路，可谓风雨坎坷；其成就的作家作品，可谓繁星满天。仅以“时代第一文本”的长篇小说而言，“现代文学”30年，大约共有2300余部，能垂之于史的不过20多部；但到了“当代”，60年合计总量超过10000部。如果说，“现代文学”生长出了一丛大树，那么，“当代文学”则是一片森林。这片森林，如今已是一个正在和平崛起的民族内在精神力度和强度的缩影之一，更是一个国家文化品格和向上力的重要形态之一。

　　60年的现实与人生，世象纷披，曲折华妙。作为新中国的几代文学家，有的是用诗歌展示绣口锦心，颂讽咏叹；有的是用小说叙写悲欢离合，灵肉沉浮；有的是用散文呈现闳远精微，涤滤忧乐；有的是用戏剧铺陈跌宕传奇，或庄或谐。60年的文学生产，既有鲜花也有败絮，却以浩如烟海的作品，尤其是改革开放近30年十倍于现代文学30年的数量，成就了一条由汗水、泪水与血水交汇的文学大河。不论从何种意义上讲，物质的贫乏暴露着一个社会的落后，精神的贫乏标示着一个民族的衰老。而今，作为社会风貌的折射和一民族精神的投影，我们的文学，依然处于进步与新生的上升时期。

　　《六十年与六十部》一书的初衷，是在60年文学风雨路上，尽力寻找文学史视野与思想史、文化史视野这三者的结合点，以问题意识为切入口，观察社会变迁，触摸主流情绪，重新发现文学史上的意义。这样，重读作品，重审文本，重说问题，重新探究意义之所在，自然成为我们必要的功课。以当代诗歌为例，从建国初期到60年代，其演进与变异，可以说形成了“颂歌-战歌”的体系，但其构成的事实需要有所选择和发掘，需要细究在矛盾重重中“探寻新的出路”的篇章。在小说方面，茅盾在上世纪60年代初对许多作品有所批评，然而，我们从不无争议的一些小说中，读到的并非简单地图解政策，而是有作家所熟悉的城乡生态，有生活的芳香和精神的气韵。自然，在“重新考虑问题”时，我们也不难读出时代给作家带来的局限。

　　这一切，都给我们一个启示：“文变染乎世情”，无论你愿意不愿意，文学无法回避时代的思潮和艺术的流变，无法回避现实、人生、审美所面临的问题。“问题意识”可以孕育高品质的作品。对于作者，“问题”意味着原创；对于读者，“问题”意味着理解与念想；对于文学界，“问题”意味着在不断推进中的持续发展。

　　这里，还需要对“经典”作一些说明。在目前流行的文学史写作或当下的文学批评中，“经典”一词已被广泛引用甚至滥用。其实，“经典”是拥有众多读者的作品，是不受时空所限且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作品，是经过一定时间检验的作品，是“中国经验”与“世界性”可以联结的作品，自然，也是需要我们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持续解读中受益无穷的作品。进一步说，在文学史上，足以构成“经典”的，需要有相当的美学品格，它要能“时空共享”(更多的人在更长更宽的时空中接受)，要有“典型共名”(如“宝黛”、“阿Q”、“孔乙己”成为许多人的符号)，要有“艺术共鸣”(能打动、震撼人的心灵)，要能“多元共生”(只要是优秀作品，不分什么主义、流派)。在中心或闹市的鸟鸣不一定比边远山林的鸟鸣清丽动听，在审美与艺术面前，所有的作家作品都是平等的。

　　我们无意将“六十部”都以“经典”命名，历史还短，还有待于广大读者和时光老人的评判。有些作品，列入六十年“经典”应无愧色，因为它们在精神史、思想史和文学史意义上，都触动了时代神经，也投影于历史沧桑，艺术上都各有追求和光彩。更多的作品，是曾经有争议却对文学进程起过重要影响的，是容易被忽略却在社会变迁中具有一定文化价值的，是在潮流中被反复评论而可望达到矩阵稳固状态的。不论是堪称“经典”，或是足以成为“文献”，“六十部”作品都是风雨路上一份意识与艺术的辨证，一份斑斑点点的内心真实与外部真实的矛盾的文学印痕。

　　新中国文学60年的旅程，给人们留下了欲说还休的记忆。我们曾经贫瘠过，也狂热过，然而，回首向来萧瑟行，惊鸿一瞥，那内心的冰川刻痕，累筑而成的是一座富有的精神博物馆。所有承受的沉重可以化作微笑，化作把粗糙的石头变成钻石的力量。我们也在微笑中看到文学于新世纪的希望。

　　(《六十年与六十部———共和国文学档案》，杨匡汉、杨早主编，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