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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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
王彬彬
关键词 《小说修辞研究》(李建军著）

在谈论李建军的专著《小说修辞研究》之前，我想对“文艺学”的现状发表一点看法。

“文艺学”之成为“屠龙术”，在不少人那里，久矣夫非一日了。他们的那些论文、专著，往往雕肝琢肾却又空洞无物，与文艺创作的实践毫不相干。读这样的“文艺学”著述，让人觉得作者只是在一味地玩着逻辑游戏。他们搬弄着那一个个概念，像稚子摆弄着积木。这些概念的积木也许终于被搭成了一座房子，甚至还很漂亮，但再漂亮，也不过玩物而已。这种著述，大概可以称为“不及物文艺学”。如果能够自圆其说，如果在表达过程中能够文理通顺，如果在推理过程中能够环环相扣，读这种“不及物文艺学”倒也不失为一种“智操”。但糟糕的是，许多“文艺学”的论文、专著，不但“不及物”，且文理不通、诘屈聱牙，不时地偷换着概念。读这种东西，就不会有“智操”的快感，只有啃着不带一丝肉屑的骨头的艰辛了。

“文艺学”在这些人手里之所以成为“屠龙术”，我以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文艺鉴赏的经验太贫乏。常识告诉我们，丰富的审美经验、深刻的审美体验，是对“文艺”进行理论研究的前提。但实际情况是，许多专门研究“文艺学”的人，是很少甚至从不面对文艺作品的。他们过去没有读过多少诗歌、小说、散文，现在则因为忙于“文艺学”的研究，就更没有时间去阅读文艺作品了。他们永远是从理论到理论，并且满足于从理论到理论，视从理论到理论为当然。这样的“文艺学研究”，离“文艺”有多远、与“文艺”有多隔，也就可想而知了。

李建军的《小说修辞研究》却给人以空谷足音之感。这本书研究的是“小说修辞”，意在对既有的小说修辞理论进行系统的清理，并在这一过程中表达自己对小说修辞的理解，可谓有“破”有“立”。任何一个读完全书的人，都不能不承认李建军对既有的小说修辞理论有认真的研究。但李建军对既有理论的清理和自身理论的建构，都不是在纯理论的平面上展开的，而是时时联系着既有的创作实践。任何一个读完全书的人，也都会看到，无论是“破”还是“立”，李建军都是以对中外小说的丰富的审美经验和深刻的审美体验为基础的。李建军的这部《小说修辞研究》已产生很大的影响、博得广泛好评，而之所以能如此，我以为紧紧联系既有的中外小说创作来审视、评判既有的小说修辞理论，是关键性因素。如果说，许多人在从事“文艺学研究”时，采取的方法可概括为“理论—理论”，那李建军的这部书所采取的方法则不妨概括为“创作—理论—创作”。这里，第一个“创作”指既有的小说作品，第二个“创作”则指将有的创作，或者说，指李建军所认为的将有小说创作的应然状况。说到底，文艺创作的实践是检验文艺学理论的最根本甚至惟一的标准。李建军时刻立足于既有小说创作的成败得失来考量既有的小说修辞理论，目的则是为了对将有的小说创作提供一种良性的“理论指导”。说到“理论”对“创作”的“指导”，或许会被认为太陈腐、太不时髦，然而，文艺学的“理论”如果不能最终对文艺创作提供“指导”，这“理论”的价值又到底体现在哪里呢?许多人对李建军《小说修辞学》中的具体观点深表赞赏，这固然没错，但我以为，首先应该肯定的是“创作—理论—创作”所体现出的方法论意义。毕竟，是有了这种合理的方法，才产生了那些具体的观点。

读《小说修辞学》这部书，你会时时感到李建军那逼人的理论勇气。域外的那些理论名家、巨匠、大师，一个个被褒贬、被质疑、被追究。而他据以褒贬、质疑、追究这些名家、巨匠、大师的，并非是别一类理论，而是自己对既有小说的审美感受。因此，你在感到李建军那逼人的理论勇气的同时，又能处处感到他那异常强烈的审美自信。正是因为对自己的审美感受有着充分的自信，李建军才能如此从容又如此激越地手挥目送、俯仰自得。

李建军在21世纪初推出这部《小说修辞研究》，有着明显的为20世纪小说创作和小说理论“结账”的意味。用更“难听”的说法，就是“清算”;用更“好听”的说法，就是“总结”。既然是“结账”，既然是“清算”和“总结”，那李建军的姿态就绝对是 高屋建瓴的，即便对他最认同最称道的理论家，他也并没有一味仰视和盲目崇拜。在20世纪小说理论家中，布斯应该是李建军最欣赏的了。他的这部《小说修辞研究》是以这样的话开头的:“在所有旨在总结传统小说经验和揭示现代小说问题的理论著作中，我们也许很难找到有哪部书像布斯的《小说修辞学》那样富有创见，那样了解小说的性质和特点，那样清楚而冷静地洞察和剖析了现代小说的局限和病症，那样既有助于作者又有助于读者，或者说，有助于促进作者和读者通过小说的写作和阅读，契会于一个理想的精神交流情境。这部出版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小说理论经典，不仅使‘小说修辞’这一概念广为人知，而且还拓宽了修辞的意义边界，使之包蕴了包括小说技巧在内的旨在促进读者理解作品的所有因素，从而标志着一个富有新意、充满生气、前景广阔的小说理论流派的产生和形成。”从这里不难看出李建军对布斯的推崇。在一定的意义上，不妨说李建军的这部《小说修辞学》正是沿着布斯开创的理论路径做更深入的探索。但即便对布斯，李建军也清醒地看到了他的局限。在充分地肯定了布斯理论上的贡献的同时，李建军也指出了他的种种“问题和不足”，并在自己的论述中有意识地对布斯补偏救弊。例如，李建军认为在布斯的理论体系中，人物和情节没有占据应有的中心位置;对人物和情节在小说中所具有的修辞意义，布斯强调得远远不够。为了“补救”布斯的这种“偏”和“弊”，李建军在自己的理论构架中让人物和情节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对人物和情节在小说中的修辞意义做了深入而又周全的考察。又如，李建军认为布斯的修辞理论有一种就修辞论修辞的倾向，对影响小说修辞的种种“外部因素”，诸如作者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质量、作者的民族身份和所置身其中的国家和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等，未加考虑或考虑不够。李建军尖锐地指出，布斯一方面对煊赫一时的“新批评”有着明确的理论抗争，一方面又在某些方面对“新批评”有所妥协。在自己的论述中，李建军多方面地顾及和考察了影响小说修辞的因素，这使得他对小说修辞的理解，较之布斯更加富有包蕴性，更加富有文化意味，表现出更强烈的人文精神。对布斯的继承发扬与修正纠谬，典型地表明了李建军的“破”中有“立”;表明李建军在进行小说修辞研究时，并没有只是对自己所推崇的理论前辈萧规曹随、述而不作;表明李建军不是简单地扬此抑彼，更不是在充当理论上的搬运夫。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创造”。对李建军的具体观点，当然可以有这样那样的保留，但即便是有保留者，也不能不承认，李建军在《小说修辞研究》中表现出的学术态度和理论风采，在今天，是分外难能可贵的。

在20世纪，小说在创作和理论上都有着对传统倒海翻江般的哗变和革命。在以所谓“现代主义”名义出现的小说创作和理论中，传统的经验和观念遭到了整体性的践踏。李建军的“结账”、“清算”和“总结”正是针对“现代主义”的小说创作和小说理论的。对古今中外的小说作品，李建军有着广泛的阅读和品味，这使得他有着丰厚的审美积累;对古今中外的小说理论，李建军有着广泛的涉猎和钻研，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对小说之所以为小说的理解。他对小说的审美积累，他对小说之应然的理解，使他对“现代主义”的小说创作和小说理论，做出了基本否定的评价。对小说修辞，李建军有着一种很“辩证”的基本观念。一方面，他异常强调修辞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坚决反对为修辞而修辞。他认为，小说从根本上就是一种修辞性的存在，任何一个小说 家，要写出真正意义上的具有艺术价值的小说，就必须高度重视小说修辞，就应该调动一切可能的修辞手段为自己的艺术目的服务。在李建军眼里，一切修辞手段，都是为了更有效地吸引和感染读者;都是为了让读者能获得更大的审美愉悦;都是为了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的创作意旨;而不是相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李建军对小说修辞的理解是高度人文性的。也正是对小说修辞的这种人文性理解，使得李建军在十分重视小说修辞性的同时，又对小说的修辞性有着明确的“边界意识”。这种“边界意识”使他否定那种纯技巧性的变异和实验，也必然使他对“现代小说”不能亲近:“现代小说以‘可写性’否定可读性，一味地进行脱离读者的技巧实验，乃是违背小说修辞效果形成的规律的，因而是反修辞的，因此，实验性小说家的‘可写性'探索必须服从于对效果实现具有决定意义的可读性，只有这样，现代小说才能摆脱缺少读者的困难，才能让小说成为作者与读者节日般聚会的和谐而温暖的世界”。“现代小说”变幻莫测、扑朔迷离的技巧实验，看起来是对小说修辞的极度重视，但在李建军看来却根本上是反小说修辞的。而它们之所以是反修辞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不具有起码的人文性。它们是十分僵冷的。用这种僵冷的“技巧”构筑的小说世界，也必然不可能是“温暖”的。

“温暖”，这是李建军时常用到的一个词。在读李建军关于小说的理论阐述时，在读李建军对于具体小说作品的批评时，你都不难与“温暖”相遇。“温暖”，某种意义上是作为小说理论家和小说批评家的李建军的“关键词”之一，是他评价小说的一种重要的价值尺度。从他惯用“温暖”来说明小说的应然，可看出他对小说的基本理解，这就是小说的世界应该是有着悲悯，有着爱意，有着阳光，有着希望的。这个世界可以是秋风萧瑟的，但在萧瑟秋风中也应有着斗霜的黄花;这个世界不妨冰天雪地，但在漫天冰雪中也应有着傲视冰雪的红梅;这个世界也许夜气如磐，但在如磐夜气中也应有着一灯如豆。小说的世界不但应该是有生命的，而且应该是有体温的。用种种艺术手段建造一个不但有生命而且有体温的世界，可以说是李建军对小说修辞意义的基本理解。“温暖”，是小说的灵魂。使去了体温的“现代小说”，就仿佛失去了灵魂。在这个意义上，李建军的《小说修辞研究》则是在为“现代小说”招魂。

在“破”的方面，李建军既大刀阔斧又细致入微。对为“现代主义小说”张目的理论，李建军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论述过程中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同时行文又如坂上走丸、锋发韵流。在“立”的方面，也当仁不让，新意新见纷至沓来。例如，李建军对小说修辞系统进行了“宏观”与“微观”的区分，这对我们更准确更深刻地理解小说修辞大有裨益。又如，在小说视点问题上，可谓聚讼纷纭。李建军在评析了那些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后，提出了“视点变换的整体通观原则”，并对这一原则做了详细的界定和阐释，这也有助于我们在更深广的背景下把握视点问题。——类似的理论上的“立”，在这部《小说修辞研究》中举不胜举。不过，即便有这许多的“立”，即便在理论上不乏新意，李建军还是容易给人留下“守旧”的印象。他的确坚决捍卫了被“现代小说”所“颠覆”的传统，而他的理论勇气在这种时候则表现得特别令人感佩。当“创新”成为时髦时，当“创新”能收广泛的“媚俗”之效时，当“创新”只要打个哈欠的功夫就能完成时，当人们对传统的文学观念、手法避之惟恐不及时，“守旧”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

数年前，我写过题为《守旧的勇气》的短 文，说的就是这意思。读李建军的这部《小说修辞学》，我又想到了“守旧的勇气”这句话。当然，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守护常识”。“常识”，这也是李建军这部书中常常出现的一个词。他对传统的小说理论和小说手法的捍卫，只是一个不屑于随波逐流、不甘于听人穿鼻者对“常识”的捍卫。其实，许多人对传统小说观念和手法的蔑视和对“现代小说”的推崇，不过是为了显得不“落伍”不“守旧”而对他人的随声附和。《朱子语类》中云:“其有知得某人诗好，某人诗不好者，亦只是见已前人如此说，便承虚接响说取去，如矮子看戏相似，见人道好，他也道好。及至问着他那里好处，元不曾识。”而今天的许多人对“现代小说”的称道，也正如朱熹所说的戏台下的矮子对戏的称道，承虚接响、人云亦云而已。李建军对“常识”的捍卫，首先表明他不是那种用鼻尖贴着他人的后背随声鼓噪的矮子。他看清了台上的花拳绣腿，并在一片欢呼中发出了强劲的一“嘘”。

前面说到，李建军的理论勇气源自他的审美自信，其实更应该说，他的理论勇气源自他对文学真诚的爱。读李建军的批评文章，读李建军的这部《小说修辞学》，你能时时感到他对文学爱得朴素而又庄严。这是南墙下负暄的老人对冬日阳光的爱，这是初恋的姑娘对收到的第一封情书的爱，这是经冬的老牛对山野间第一抹青草的爱……能这样爱文学和能对文学有这样的爱者，难得一见了，在这个意义上，又的确可以说，李建军是一个很古旧的人。

惟这样爱文学者能守旧!惟对文学这样爱者能创新!



原载：《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