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震文：官本位不死，教育行政化难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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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震文：官本位不死，教育行政化难去


　教育去行政化由于写进《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初稿而受到人们的强烈关注，有专家认为，教育行政化是造成高等教育种种弊端的最主要根源。如果说当年教育产业化的提出是给我们的教育指错了方向，那么而今把病根找在教育行政化上可以说是找错了病根，至少可以说挖得不够深。所以说开出的取消学校行政级别的药看上去很猛，也只能算是又一剂治表的偏方。对此且作一些浅层次的个人分析。
　　一、力主教育去行政化的声音来源有哪些？
　　我们可以仔细分析一下哪些方面的声音要求教育的去行政化。首先的声音是来自教育主管部门。因为按着现有的人事制度各高校领导都具有相应的行政级别，这些学校领导的任命权并不在教育主管部门。大家在一起开会就会发现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并领导不了高校的校长们，教育主管部门要提出高校的各种改革还必须要各高校的自觉配合，否则就很难落实。各级教育部门也面临同样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主管部门要力推教育去行政化，其核心在于拿回各类学校的人事任命管理权。
　　再一个声音就是来自于各学校内部的代表“学术权力”的专家教授。各学校从来都存在专家教授与行政领导权力之争。在这场“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常规战中，专家教授们打心眼里看不起那些在他们看来都是些不学无术的只会投机专营的行政领导，行政领导也常对那些在他们看来只知钻牛角的书呆子专家教授们嗤之以鼻。专家教授们虽拥有较大有学术声誉和光环，而行政领导手里握有可观的人、财、物资源，这样为了种种看得见看不见的利益，专家教授们往往不得不向行政领导低下他们高贵的头颅，为五斗米折腰。专家教授们总认为自已学有所长应当拥有更多的行政资源，而行政领导总是习惯于从全校、全社会的高度去平衡把握，这样一来两者必然各执已见、我行我素。拥有一定话语权的专家教授总是显得真理在手却含怨受屈，而行政领导总是政令我出却处处被动，受人诟病。教育行政化的深弊已暴露无疑，在专家教授的狠揭猛批之下甚至有些被夸大其辞或被妖魔化。其实真要完全按专家教授的意见去办学去搞管理，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什么也办不成。因为他们往往喜欢就事论事，喜欢就教育看教育，看不到教育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他们的高见一到现实当中便寸步难行。某地一个专科学校搞扩建，结果仅征地一项就拖了两年，原因是学校拆迁原住户时按政策办事而原住户根本不买帐。最后学校不得不向当地政府求援，政府一转手甩给了开发商，没过了两月，拆迁全部搞定。教育家办学这本来应当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在现实社会里，也能当作一种美好的理想，因为单纯是一个专家教授或学术权威要想办好一所学校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还必须是一个深通官场运作之道，谙熟协调社会各方面力量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
　　再一个声音是来自公务员队伍为主体的党政领导。他们虽然大多并不懂教育，也拿不出教育发展改革的好办法，那么既然专家教授们提出来要教育去行政化，那他们也认为言之有理，给予支持。过去企业取消行政级别，今天学校取消行政级别，明天事业单位也要取消行政级别，最后当然只有行政部门才具有行政级别。在官本位思想依然十分浓厚的今天，自然也就只有唯官独尊，他们的既得利益和特权自然不会受到损害。具有现代特色的社会需要的是一个精简高效的服务型政府，而不是一个高高在上领导型政府。
　　二、教育去行政化后，教育部长从何而来？
　　这是一个看似可笑的问题，但按着教育去行政化的思路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很现实的。 根据有关干部管理办法的精神是要鼓励企事业单位与公务员队伍进行交流，如今企业的行政级别已取消，事业单位也要逐步取消，如此一来，干部交流岂不是一句空话？按着教育去行政化思路，今后高校及各类学校的行政级别将逐渐取消，那么就中断了学校与行政级别的联系。教育部门的领导如从其它行业调整过来的话，那必然也要落一个不懂教育的名声让专家教授们给轰下台，如此一来也只有从教育部门内部产生，因为按着现有的公务员管理的办法也只能如此，这样就保持了教育部门领导的变相“世袭”。这倒也稳固了专业管理人员的铁碗，反正没有行政级别的专家教授们就别再想参与进来了。再往深层次的讲，去行政化之后“学术权力”取得胜利之后，学校的党组织如何开展活动，如何体现党的领导？一系列随之而的问题会摆在面前让我们无法回避。正如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所讲“去行政化不是说把行政级别去掉就完事，应该有配套的制度。”去行政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只靠教育行业自已搞肯定难见什么成效。
　　三、教育去行政化难道仅仅是取消行政级别吗？
　　从根本上讲，行政化这是一个官本位理念作用下的必然产物，也并不是仅教育行业突出，在几乎所有的事业单位都存在行政化的问题，即使那些改制后的国有企业行政化倾向依然十分明显。其实形成行政化倾向的主要原因除了官本位在作怪外，还有就是整个社会的节奏迟缓效率不高的问题，还有人浮于事的问题。许多事业单位包括学校，在社会就业压力大的时候就自然成为安置劳动力的沃土，这些人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挤进去，干不了专业干什么？只好搞管理，充实到办公室、后勤部门、服务部门，这样自然就形成了一个不小的管理层，甚至有些单位出现专业人员远远少于管理人员的将多兵少的局面。
　　去行政化不仅仅是取消行政级别的问题，更主要的还在于管理理念的改变，在于社会价值观念的改变。行政级别只是一个壳，而内部管理机制的行政化才是核心。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认为学校内部的行政化主要是受官本位的影响太重，这不是办法的问题，这是一个观念问题。参与制定《纲要》的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汪玉凯教授认为“高校行政化是官本位的产物，不去行政化，高校寸步难行。”这话只说对了一半，行政化是结果不是原因，真正造成高校行政化的官本位才是真正的元凶。只有官本位理念彻底失去市场，人们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才可能真正实现彻底的去行政化。所以在我们这个学而优则仕盛行了几千年的国度，要实现去行政化谈何容易。指望在短时间内有一个根本性改观是十分幼稚的也是不现实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认为，如果官本位是前提，如果全社会都是行政级别为导向，那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
　　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就是说治理大国就象烹煎小鱼一样不要随意翻动。教育事关全体公民的受教育权益及国家发展、民族进步，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其改革也一定要慎之又慎，急不得，宁慢勿乱，万不可轻意地改来改去，因为我们有太多的历史教训，我们再也没有折腾的资本。
　　稿源：荆楚网
　　作者：张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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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官本位”教育从娃娃抓起的通知

文 / 无畏布衣


为了进一步加强和落实未成年人“官本位”教育，推动“官本位”教育向纵深方向发展，弘扬中国源远流长的“官本位”文化，为培养shzy建设者和接班人特别是接班人打下坚实的基础，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官本位”教育工作的实际，县教育局多次组织有关部门专家学者，深入研究了中国“官本位”文化的起源、发展、流变和“现代官本位”现状。
    我局在广泛听取专家学者、资深“官本位”者和人民群众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会同相关部门，对新世纪新阶段形式下对加强和改进“官本位”工作作出了新的重要部署，形成了《××县关于加强和改进“官本位”教育工作的意见》。这是我县新时期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官本位”教育工作的纲要性文件。这一文件的出台，为加强和改进学校“官本位”教育工作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标志着我县“官本位”教育从娃娃抓起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是一个具有战略性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各级教育机构必须根据本文件精神，按照一切的利于“官本位”教育工作的高度出发，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确保我县“官本位”教育从娃娃抓起工作取得突出成效。
    “官本位”思想是我国几千年历史长河深厚的文化积淀，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不竭源泉。各级教育机构特别是中小学幼儿园要创新工作思路，要按照“不怕想不到，只怕做不到”的工作要求，在学校设立学生会、团委、少先队大队部等学生干部机构，配备学生会、团委、少先队主要领导1人（为扩大任职面，主要领导不得兼任），副职若干人（不受人数限制，让大家先“副”起来），委员若干人（相当于副职以上领导干部）；在各班级设立班长、副班长、委员若干，设立团支部书记、委员若干，设立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组长、副组长、科代表等职务。要设立庞大的班级干部管理机制，制定学校、班级干部机构图，并将这些机构图在学校各个角落进行张贴，让所有学生都以他们为荣，使他们的“官本位”形象在全校师生中入眼、入耳、入心，使所有学生明确拥有了官位，就拥有了一切：官中自有黄金屋，官中自有颜如玉，官中自有千钟粟。家长为官者，其子女在进入领导阶层时要优先考虑（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各班级领导干部职数原则不得低于班级人数的50 ％，凡被任命为小组长以上的学生干部应在括员内注明其级别（不得低于副职），也可以将部分品学兼优而未任职的学生或者将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学生直接任命为相当于同级单位副职以上调研员。凡在学校任职的学生干部必须佩戴相应的职级标志，充分体现学生干部的自豪感和优越感。有条件的教育机构还应根据学生干部的级别设立相应的待遇或津贴，也可设立虚拟的特权（如配备公务车、领取高薪、分配住房、子女就读最好的学校、公款消费、领取不菲的退休金等等），将更多的优秀学生吸引到干部队伍中来。要建立相应的考核机制，对所有学生干部适时进行考核评价，并将考核评价结果上报我局，作为学生干部职务晋升和今后走上领导岗位的重要依据。
    “官本位”教育工作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也是我们现阶段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和课题。只要我们在政治上高度敏感，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在行动上大力推进，“官本位”教育从娃娃抓起工作就一定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就一定能够在广大青少年学生中开花结果，我们的公务员考试就一定能够呈现更加繁荣昌盛的大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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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潜规则背后的官本位 当今中国教育的病根  



  
　　中国当代教育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小学教育甚至幼儿园的教育开始，我们就在把青少年往高考的独木桥上赶，大学教育成了职业培训，有的连职业培训都不是，只是在做培训状。

　　文凭是要拿的，但是我们受过什么样的教育？孩子们从小受的教育可以归结为两点：第一是服从，无条件地服从，服从地位比自己高、权力比自己大的人；第二是潜规则，就是不能说出来的东西，但是你必须遵守。

　　每个人都知道，明规则是可以违反的，甚至可以说假话，说空话，可以做一些缺德甚至违法的事，没有任何底线，但是潜规则是不可以违反的，这是起码的社会知识和经验。所以中国教育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用一切方式包括说假话来使人服从，这就是官本位的来历。

　　究竟是官本位导致了教育的腐败，还是腐败的教育思想导致了官本位，我想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的官本位跟一般的官本位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特殊的君师合一的官本位，也可以说是师本位。官本位的现象不是我国独有的，德国历来是崇拜官员和头衔的，官大一级压死人，日本其实也是，在上级面前点头哈腰，规规矩矩地挨了巴掌也不敢动。但他们不像我们，官大一级他就成了你的教育者，中国的一把手成为了手下一切人当然的老师。

　　中国官本位的历史源头

　　中国古代传统的政治结构，按照儒家的说法是以德治国。德治，归根结底是忠孝，以忠孝立国。教育理念的变革，是中国当前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教育的问题不解决，观念的问题不解决，我们朝何处去，方向就会有问题。这就是我们教育领域改革，为什么比其他领域都更为艰巨的原因。

　　教育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家庭和社会的纽带，也是政治生活的核心。教，从孝从文，上所师，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所以，教育在中国，首先是家庭教育，是长辈对晚辈的一种上师下效的训谕训导。家庭教育的核心就是孝。社会教育也是围绕着家庭教育建立起来的，是大的家庭教育，所以家庭教育跟社会教育是相通的，中国的教育本质上是孝的教育。而孝的教育往往是教人服从，上师下效。只要你抓住了孝悌，就是圣人之道了，就是圣人之德了。君子侍亲故忠可移于君，侍兄弟可移于长，居家里，故可移于官。孝悌可以转变为忠君，可以把家庭中的孝移到社会关系政治关系中去，忠就变成了更高的孝，这就叫做移孝于忠。

　　试想，一个人对家庭长辈父母服从惯了，到社会上对有钱有势的人也会习惯性地服从。就是说，孝可以培养人的奴性。但孝的根源又是什么？那就是人的自然本性。先王看到人们的自然本性，相性施教，使得孝成为社会上最基本的法则，这是孝的地位，因此放大成了社会的规则。中国古代的王朝是建立在民心之上的，而得民心要靠善教，也就是教民以孝，把人民一个个都教成孝了，由孝而忠，而忠其实就是大孝，就是以孝顺的心态来侍君，来为君王做事。

　　孝经讲的博爱其实并不博，是有差等的。首先爱自己的亲人，然后爱自己其他的亲戚，然后爱自己村子里的人，同姓的人，然后再一步一步扩展开了。根据血缘关系来爱人，其实还是私爱。每个人的私爱主观上都是要优先于爱他人，但是现实中一个人的亲与他人的亲又有一个客观的先后问题，这就需要一个超越各家之上的大家长，父母官，这样一种大家长的权威就带有一种效忠的含义，服从这些权威，这时便从孝上开始为忠了，这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孝的意义在这里就提升到了政教的层次。

　　孝的教育就变成了服从的教育，而服从的教育就是政教。看起来温情脉脉，人情味十足的孝道其实隐藏官本位思想。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只有行政级别高的“大家长”才能成为权威的教育者。这就不仅是教育体制的问题，而是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导致的结果。

　　教育改革根本在于赋予大学独立性

　　古代传统的教育是反知识主义的，是愚民教育。近代中国人终于废科举开新学，引进西方一整套自然人文的教育科目。但是这种引进是片面的，我们真正要引进的不是技术，而是科学。科学才真正可以对抗愚民教育。科学有可能揭示出传统道德政治的虚伪性，因为科学有其独立标准，不受道德政治影响。教育完全由官方机构掌握，极大地限制了科学研究自身的独立性，把科学变为一种技术。

　　于是，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科举制度的延续；大学里的理工科完全成为技术培训的场所，最终理工科和文科都是在培养官僚。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的20多年，教育方针带上一些时髦的字眼，但本质上没变。这无疑是一套限制教育的方针，是不教育的方针，与现代教育理念相违背，甚至是打击和摧残教育的方针。打击和摧残非常明显，到“文革”时期发展到顶峰。其实这是多年一贯的教育思想的必然结果，这中间20多年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一个模型，一是知识贫乏，缺乏创造力，二是相互内斗，互相扯皮算计。这是当时生存状况的必然结果，个性的人都被淘汰掉了。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提出来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要走出30年来中国教育进入的死胡同。与之相伴随，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加强了知识的分量，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扩展为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但我们的教育方针很大程度上还是没改变，只是换了个说法而已。教育依旧是官方集中独揽的权力，这一点并没有动摇，而只是更加强调了技术的重要性和工具性。

　　这使得教育除了官本位，又带上了金钱的特色，只是成为用来赚钱的技术。官本位跟金钱挂钩，导致了大规模的教育腐败，使得教育管理部门形成了利益集团，学校成为量化性和管理性的重灾区。说到学术腐败，我们看到了抄袭的现象，但是往往忽视了占用大量科研经费却只是产生大量空洞的成果这个更加普遍的腐败。教育大跃进和扩招无非是量的大跃进，这就是这几年的教育改革的“内容”。教学行政管理越来越健全，规模越来越庞大，而教学本身越来越死气沉沉。

　　回顾最近30年的教育改革过程，中国教育最有生气和活力的阶段，是在教育体制最不健全甚至百废待兴的八十年代。目前存在的学术评价的标准按照行政级别而遭到肢解，在理工科方面就是有意识地使得你的研究更加技术化实用化，在文科方面就是尽力使你的研究无害化空洞化和无聊化。所有这些都是与中国大学官僚化、衙门化的管理体制息息相关。

　　外国也有国立大学和官办大学，但是这些公立大学并没有家长式的垄断教育资源，私立大学和民办大学也有相当的独立性和竞争性。即使是在公立大学里，其有实权的领导者也不是官僚，而是由政府所聘请的教育家，他们只对教育质量负责，只对学校的地位发展负责，而不是向行政官僚负责。

　　本文由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社整理

　　编者按

　　教育问题在国内已经讨论了好多年，问题很多。日前，邓晓芒先生在华科人文讲座上对中国教育的病根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当代中国教育表面的一些现象都可以追溯到教育体制，这个体制就是大家公认的官本位体制，但这种官本位的形成有它的根源。

　　邓晓芒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德国哲学》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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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育不能被关进官本位的铁笼

作者:张鸣  

　　一个做了村官的大学生，因公务员考试失败，疯了，到处打砸乡亲的东西，父母无奈，将他关进铁笼。（3月18日，现代快报）这样的悲剧，有其特殊性，一个内向的农村孩子，进入村官这个狭窄的通道，考不上公务员，似乎没有任何前途可言，因此，考试的失败，很可能是致命的打击。就事论事，我们可以考虑改进目前的大学生村官制度，不要把做村官看成进入仕途的一个台阶，而仅仅是一种生活和职业的阅历。但是，这个悲剧的背后，显然还有更多的内涵。
　　众所周知，眼下大学生就业，出现了热度异常的公务员热。当年说高考是千军万马走独木桥，现在高考这个独木桥已经变成了通途大路，但公务员考试成了独木桥，千军万马挤着过。一个毕业班，不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人，屈指可数，几成怪人。不消说，公务员已经当仁不让地成为当今大学生的首选职业，前面提到的那位疯掉的大学生，其实只是这千军万马大军中的一个。
　　按道理说，在中国，现代教育跟古代教育的最大分别，就是现代教育是面向社会的，培养出来的人，是为了在社会中就业，进而增益整个社会的知识含量和现代性。而古代的教育，是跟科举制度捆绑在一起的，读书就是为了做官，社会上基本上没有针对除了做官以外行业的职业教育。在隋唐实行科举之初，社会上还存在着一些职业学校，比如学算数的，学医的，学兽医的等等，但是，随着科举的推行，很快这些职业性的学校，就被边缘化，最终消亡。社会各个行业，入门者只能通过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传授技艺。道理很简单，马克斯•韦伯说过，在古代中国，官员是收入最稳定，地位最显赫的职业。这个职业，引天下英雄，尽入彀中，从而窒息了古代科学技术乃至工商技能的发展。
　　清末实行教育改革，废科举兴学堂，尽管倒脏水倒掉了小宝宝，把考试选官制度也给废了，但把教育从面向官府，改成面向社会，这个大方向却并不错。自那时以来，新教育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培养了无数的工程师、农艺师，医生，律师，记者，会计……，虽然当官一直都是一个比较诱人的出路，但毕竟学校里最优秀的人，并不都会进入仕途。就在前些年，一项社会调查表明，在大学生眼里，最有前途的职业，还不是官员。
　　风水轮流转，世界是平的，但却总在循环打转。谁也不会想到，一百多年的新式教育发展到今天，人们的价值观又转了回去。奇怪吗？一点都不。现在的社会，已经完全回到了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古代中国的状况，做官是最稳定，最显赫的职业。姑且不说那些腐败问题，不说那些灰色收入，就是从最合法的角度，当今之世，有那种职业的待遇，以及职业所带来的荣耀感，能超过官员呢？就算在机关里做司机，医疗保障和退休的待遇也被企业的高级工程师好上许多，如斯，焉能不让人如痴如醉？即使在大学里，学生耳濡目染，教授带长和不带长的巨大差别，亲眼目睹学校里官员的专横独行，饱尝有权就有一切的官场逻辑。连学校搞校庆，都无一例外是做官的人最受欢迎，那些被奉为学生楷模的，都是高官。这样的学校，学生毕业之后，不追求权力，怎么可能？
　　但是，无论官员地位有多么显赫，收入有多么丰厚，维系这个世界运行和发展的，并不是官员。除非我们想回到中世纪，就不能让仕途的漩涡吞噬掉自己的学校教育，吞噬掉所有最优秀的人材。一句话，学校教育，不能被关进官本位的铁笼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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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味度”揭开教育科研官本位面纱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沈亮
2009-01-07 21:56:26
来源:南方周末

中国学术教育机构的“官本位”程度究竟深几许？在通常的模糊感知之外是否有精确的量化指标？日前，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的几项研究给人们提供了这种参照。
顾海兵教授引入“官味度”这个概念来对此类现象进行量化。在《中国大学网站新闻的官味度》的研究中，顾对海内外近百所高校网站首页的新闻进行抽样，对比学校领导新闻和学术新闻在数量和比例上的差异。他认为，学校领导是为教师提供服务的“配角”，如果领导频繁出现在新闻中则意味着该校官僚化程度较高。
此项研究的样本中，选取的50所中国大学基本覆盖了中国大部分地区，此外选择发达国家大学34所，以及台湾、香港地区9所。监测时段为2008年的4月24日至6月5日，连续采样四次八周，之后开始数据分析。


海内外高校网站首页新闻调查对比表 注：海外包括国外大学部分及港台地区的高校部分。
研究的结论是：两者相较，国内大学的学术新闻绝对数量与相对比例都远低于海外高校。例如，国内大学的校领导新闻数量为海外大学的三倍，而学术新闻占有率却只是后者的二分之一；在国内大学网站中，有关学校领导的新闻稍多于学术新闻，而海外大学的学术新闻与领导新闻的比例大致为4∶1。
顾海兵关于学术机构“官味度”的研究开始于2006年，他认为当下对教育科研领域官本位现象的评论早已有之，但真正通过量化指标来分析的并不多见，他试图用“实证的方法检验常识，并分析行政化发展的程度与趋势”。
《中国科研成果奖的“官味度”》研究是他的第一次尝试。在此份研究中，他以某全国性社会科学研究奖为样本，将获奖论文的第一作者按其不同“职务”进行划分并赋予相应分值：校长级记为10分，准校长级为8分，副校长级7分，准副校长级5分，院长级4分，准院长级2分，副院长级1分，其他职务0分。最后，相加总分除以人数得出的平均值，即为该学科、学校的“官味度”指数。
研究结论证明了常识：一等奖的“官味度”为2.846，二等奖的“官味度”为2.009，三等奖的“官味度”为1.493。奖项越高，官味特征越明显。
若按学科间“官味度”进行排序，则教育学、法学、经济学、哲学、管理学的“官味度”高于学科总体平均水平，中国文学、语言学、历史学的“官味度”低于学科总体平均水平。教育学“官味度”最高，历史学最低。
一年后，使用同样的方法，顾海兵又将“宝钢教育奖评审工作委员会”的评委构成“解构”，将60位来自各高校的评委按其各级职务高低逐一赋值，最终得出结论：60位专家的官味度在7.7——高于副校长级。他因此将宝钢教育奖评审工作委员会戏称为“一个大学（新老）校长联合会”。
在另一份《人文社科领域的“官味度”》的研究中，顾海兵设置了时间上的纵向比较。这份研究的调查对象为近5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中的文科论文（含管理学）的导师们。在具体的操作上，顾海兵依然是将他们按行政级别不同而给定分数，最后取平均值。
统计结果显示，获奖论文的导师的总体“官味度”接近副院长级别。更重要的一个结论是，“从五年的动态趋势看，‘官味度’呈上升趋势。2007年的“官味度”比2003年高137%，年均增长24%。”
为什么在全社会市场化、专业化的大趋势下，在舆论不断抨击大学行政化的大背景中，教育科研的官味度不是下降而是上升？
“一个重要的节点是1998年前后。”顾海兵说，来自各个层面的巨量资金和资源向大学流入，而资源的层层分配基本上是用行政化方式，由此巩固了握有分配权力的各级领导的地位。
同时，有31所重点高校的行政级别由正厅级上升为副部级，“此后大学内的行政体系在不断强化。”顾海兵认为。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亦有类似感受。熊丙奇在2004年出版了图书《大学有问题》，大学的行政化是其中的重要章节。他在书中描述了大学行政化后的各式现象：一位拥有学术职称的教师，也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处级、局级干部，因为“领导”有更灵活、更充分的资源调配权。
“5年来，大学行政化问题在很多专家学者的批评声中，越来越强大。”熊丙奇认为。
在这5年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在博客上撰文，抨击“学术行政化严重地影响中国大学的发展”；安徽大学教授何家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大学“官僚迹象明显，我已忍无可忍”；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亦认为大学官本位影响学术发展，而“不管社会怎样发生变化，科学、民主和创新的大学精神应是大学文化永恒的不变量”。如此种种。
但是，在这些声音之外，没有教师、学生等民意参与的大学体制依然故我。“还没有外力打破这种行政化的趋势与格局，现任的校领导、官员、当红教授正是行政化的既得利益者。”熊丙奇说。
与此同时，大学的行政化又与中国整体的官本位意识糅合在一起。
熊丙奇说，“中国大学有行政级别，提高行政级别实属无奈之举。若大学领导是副部长级干部，在出席活动时座位就比局级干部靠前，而排位倒还是形式，与座位对应的是话语权与资源获得的优先权。”
为了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政府资源，大学正在成为行政体系中的一员。积极融入，这符合适者生存的逻辑。
“大学的去行政化，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熊丙奇说。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22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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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官本位”膨胀 成中国教育不能承受之重[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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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学1月11日出台的《人才强校战略实施纲要》提出，学校计划在5年内培养100名学术带头人，重点培养300名青年骨干教师，吸引更多国际知名高端人才来校工作，实施“北洋学者”计划，打造一批学术创新团队。

天津大学龚克校长在人才战略实施新闻发布会上还明确表示，学校将对学术委员会进行改革，人员要在教授真正推选基础上产生，在学术建设上要把权力交还给学术委员会。他认为，目前包括天大在内的许多高校的学术委员会，几乎成为学校决策的一个附属机构。

无疑，天津大学重拳出击的一系列改革，正命中了中国高校现存弊端的要害。《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国内高校行政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学校的各种重大决策，即便如学科设置、确定重点发展学科方面的话语权，也基本集中于高校行政权力部门。可以说，“官本位”的膨胀，正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不能承受之重。

受访的多位专家认为，高校“官本位”危害极大，应引起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并致力于建立以教师为本、以学术为本的现代大学制度，平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形成良好的学术环境和学术生态。

高校“官本位”膨胀

何谓“官本位”？顾名思义，即以官为本，以官的利益需要、官的价值诉求为行为取向，惟官是重，惟官是大。

2005年11月19日，赵启正卸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从正部级“降级”接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其间他提到：“院长是什么级别之前我根本没想过。他们(人大新闻学院)给我的聘书上在院长后面有个括弧，写着正处级。”有不少人认为，这个充满趣味的细节，从另一方面微妙地折射出高校“官本位”现象的存在。

从某种程度上看，国内高校俨然就是一个等级分明的官场。在一些人看来，高校地位的高低，主要以行政级别来划分，有“副部级大学”、“正厅级大学”、“处级大学”。与此相关，高校里也随处可见处、委、办、科等部门，其主管人员也都有相应的行政级别，从塔基到塔尖循序渐进、森然有序，活脱脱一个衙门化的金字塔。

这种现象，不仅在高校工作过的人深有体会，就连一些政府官员也感触颇多。2007年9月8日，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在北京语言大学45周年校庆期间举行的“社会文化建设与当代大学的责任”论坛上指出，现在一些大学功利主义抬头，“官本位”倾向也在影响着学术的发展，大学作为时代和社会灯塔的作用也就会逐步失去色彩。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成言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近些年，我国高校‘官本位’现象愈演愈烈。从外部讲，高校的主要领导是由行政任命。由内部而言，高校过于追求内部的行政等级，甚至人们也习惯将教师的职称待遇，按行政官员级别换算。”

“我国高校行政人员数量也非常庞大。”北京一位高校退休教师告诉记者，“一般来说，一所规模上万学生的高校，副处长以上的干部有200人左右，科长、主任、科员就多了，党政加后勤人员，总数在千人以上，教师反而成为少数。有些高校，教师与行政后勤人员比例是1:1，有的更离谱，达到1:2以上。”

一些人士指出，高校“官本位”思想已渗透到党政管理工作、教学科研管理工作、学者评价与学术认定工作、利益分配乃至职称的认定等多个方面，深刻地影响着高校的每一项重要决策。

“在现行教育体制下，我国高校的职能更多趋向于管理职能，而且行政官员掌握着高校的人、财、物等各项资源分配的话语权。”北京某大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教授抱怨道，“在高校一旦做了官，科研项目的获得，科研经费的争取乃至职称的评定都要比普通老师拥有明显优势。更可笑的是，就连教授资格的认定，也是由有许多行政领导参与其中的各级职称评定委员会来决断，即使这些部门负责人有的是教授，但不是以教授身份，而是以行政官员的身份参与。”

“我看到那些豪华的行政机构，就感到心酸，高校很多部门一个办事员就可以有一间宽敞的办公室，用的是液晶显示屏的电脑，而我们有些老师连自己的办公室都没有，备课也是在家里进行。”北京某大学一位姓张的老师告诉记者，“有些行政官员还利用手中权力与教师争课上，以致使老师完不成课时。行政官员每上一节课，都按超课时领取高额津贴。”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调查发现，很多人对“官本位”给高校学风造成的破坏都有切身感受。他们认为，目前高校体制的一个重大矛盾，是越来越多涌进高校的资源和落后的资源配置体系的矛盾，而行政主导的“官本位”方式无疑是这一矛盾形成的根基。

中国教育不能承受之重

在接受采访时，很多教育界人士认为，“官本位”是中国高校难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最大障碍。这不但导致高校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进一步偏离，更严重的是使学人浮躁和学术异化，冲击高校独立的学术精神，这已成为高校改革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

“官本位”导致成果分配不公，激化了高校内部矛盾。由于高校“官本位”使利益分配向行政方面的严重倾斜，在一些高校，经常有些学术上极其平庸的人，凭借与校领导的特殊关系，便可借助行政系列的荣誉，评上与其实际水平相差悬殊的正教授职称。这使得一些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业务优秀的一线教师在利益分配上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据了解，在一些高校，有的教授的月津贴还不如正处长的月津贴高。至于不合理的一刀切的量化管理制度，更是导致分配与收入的不公，进一步激化了高校内部矛盾，导致行政管理运行不畅。

“官本位”还导致学术精神的沦丧。由于受“官本位”的影响，不少高校的学术评价机制，不是按照学术规则操作。包括评估、检查、评比、项目审查、人才选拔，等等，大都以官场规则在实际运作。如果谁不按官场规则运作，就会被淘汰出局。

在采访中，受访者普遍认为，“官本位”不但使高校的学术尊严受到极大挑战，导致学术精神的沦丧，而且还会直接危及学生正确人生观的树立。有一位大学教师忧心忡忡地对记者说：“大学精神一旦流失过度，大学教育也必将变味。”

在高校“官本位”的阴影下，还出现了不少由外行领导内行，或是业务不精湛之人指导业务拔尖者的现象，这对教师的积极性造成挫伤。

“官本位”滋生了各类腐败，比如，滥评职称、滥发文凭乃至卖文凭、送文凭，教学科研质量评估中大规模造假，金钱打点、疏通关系之类“学术外功夫”在课题申请、硕士博士授予权等纯学术事务上大显身手。至于与“权钱交易”雷同的“学术交易”更是屡禁不止。

另外，随着高校在招生录取、经费使用、干部聘任等方面拥有的自主权越来越多，高校领导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个别领导甚至大权独揽，滑向腐败。

武汉科技大学原校长刘光临、原党委书记吴国民涉嫌收受贿赂，已被检察机关查办。此前，湖北美术学院原副院长李泽霖、三峡大学原党委书记陈少岚、湖北大学原副校长李金和等人职务犯罪案，都是主事者利用长期分管基建、招投标、设备物资采购、招生录取等工作便利，为他人谋利益，收受学生家长、建筑商、承包商的贿赂，金额从几万元到上百万元不等。

受访专家认为，目前高校成为腐败的一个高发区，与高校“官本位”有直接联系。

“官本位”还造成人力资本严重浪费。在高校“官本位”管理模式下，近年来，有些高校教师变成行政权威的附庸，对教书育人和搞好科研失去了兴趣和动力，有的甚至干脆另谋职业。一些学有所成的专家、学者和教授纷纷禁不住利益诱惑，转而谋求各种行政职务，造成专业技术人才资源的大量浪费。

“任何人都会本能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如果从事行政，比从事科研具有更大的收益，为何不追求行政放弃学术呢？”北京某高校教师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位参与国家863科技项目的资深教授，从东北调到北京某高校，觉得当教授没出路，第一次参加该校后勤处处长的竞聘，落选。后来又参加该校保卫处副处长的竞聘，结果还是落选。按该校其他老师的说法：“只好很失落地继续做教授。”

“教授治校”能否淡化“官本位”

在接受采访时，不少教育界人士认为中国高校要发展，最重要的是要打破“官本位”，致力于在高校建立以教师为本、以学术为本的现代大学制度，平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形成良好的学术环境和学术生态。

“评价一所学校，关键要看其培养人才的能力和学术研究水平，而不是看它属于哪个行政级别。”全国政协委员吴正德对高校以行政级别划分的做法十分不解，他认为，“我国提倡人才强国，决策者应该研究用什么措施来培养人才、管理人才、评价人才、鼓励人才。首先要将‘官本位’思想赶出校园。”

在采访过程中，有不少受访者认为，要解决高校“官本位”问题，必须先处理好三个关系。首先，处理好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高校的关系。按照《高等教育法》，大学拥有包括学科专业设置、教学活动组织、科学研究、招生等方面的办学自主权。但现在很多高校的权力被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越俎代庖，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很小。

其次，取消大学行政级别，逐步实现高校校长职业化。在校党委书记、副书记按有关规定由上级任命的情况下，大学校长可通过竞聘产生，副校长在校长提名的基础上，竞争上岗，逐步实现大学校长的职业化。

第三，处理好高校内部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问题。现代大学的四个主要标准是“职业治校、教授治学、学术自由、学生自管”，从这四方面看，中国的大学还有很大差距。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要弱化行政权力，强化学术权力，使行政权力变为真正意义上的服务而非对学术的干预。

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齐善鸿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要解决高校“官本位”问题，还须依法民主治校。高校所作出的一切决策，都要通过民主化和科学化的程序，要高度重视师生员工的意见和建议，并把这些意见和建议作为制定决策和部署工作的重要依据。同时强化服务意识。高校的服务和管理本质是“以人为本”和“教学至上”，行政系统要强调服务第一，管理第二。

齐善鸿认为，教授委员会要成为民主监督机构，校长每年要向教授委员会汇报工作，教授们的意见不能只是说了没人理、理了没人做；校长要接受教授委员会评议，并以此作为校长工作业绩和奖励的依据；此外，还要调整和优化利益分配制度。高校在制度、政策和机制上，尤其是在利益分配上，要向一线教师倾斜，确保教学科研做得不错的教师收入不低于行政领导。在所有的措施中，最关键的就是教授们的民主参政权得到什么程度的尊重和落实。

实际上，要破解高校“官本位”，不是简单地否定现在的行政体系，而是按照科学管理的原理建构起科学的高校管理体制。在高校成立教授委员会，把教授委员会作为学院的决策机构，实现集体决策制，避免由行政管理人员一方主导的局面。这样，建立在平等交流、民主协商基础上的决策，往往就会更加科学。

当然，依现时的国情，高校制度的真正改革并不完全取决于大学本身，它还依附于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从这一点观察，重树现在高校独立的学术精神，从“官本位”回归“学本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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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位的中国教育  


来源：网易 卢康博客 作者：笑对风雨 日期：2010年05月07日




      教育家治校，天经地义，历来是关心教育人士的共识。原本，教育应该属于专业技术，教师应该属于专业技术人员，和“官”字不沾边。但时下，几乎都得同官位相联系。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突出无产阶级专政，使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加强了政治领导，特别是文革中，完全由“工宣队”、“贫宣队”进驻学校，“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现象没有了，文化不要了！改革开放后，这种现象得到了改善。但近年来，官本位思想泛滥，各级各类学校“校级领导一走廊，处级官员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官满为患！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一间小小的中学，就有十几位“当官”的。现在明确强调各种职位要一正二副，以前甚至是一正四副五副几副！校级领导数受限制，就从中层领导多安排，巧立名目，用足政策。反正当官谁不想？
      教育界“当官”的有什么好处？好处多多：多年来评上高级职称的几乎都是所谓的领导，有权就有钱有身份。60周年国庆前夕表彰一批高校教学名师，后来听说90%不是站讲台的教师而是当官的行政领导！几年前，博主有幸参加一个表彰会，听区长、书记作报告时曾严厉的说：我们这里很多小学分校的领导都不上课，这是一些不学无术的人！凡不能上课的都不能当校长！因为本身就怕上课，甚至不会上课，做了领导就可以免上课了。他们只热衷于公款吃喝，请客送礼，迎来送往，不亦乐乎？
      “官”从何处来？这就是体制的腐败了。多年来，政府多次精简机构，但跳不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这个怪圈！上级可以卖官，下属就可以买官，弄得很多人跑官，形成一条龙服务，一条利益链！十万八万买个中学校长当当，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整个社会就是这样变态。有一个退休老校长就慨叹过：你们中学没人了？竟然用一个“体育佬”当校长（他不是贬低体育老师，实在是此君有点四肢发达头脑简单那种“没文化”）!局外人不知底细，凡是教育界出问题，全都指责普通教师，其实绝大多数普通教师是“黑狗偷吃白狗担当”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上级任命学校校长，都喜欢带个行政级别。如任ⅩⅩ为某学院院长，总要在括号里注明：正厅级或副厅级。县里任命一个重点中学校长，也要说明，相当于教育局副局长级。博主曾产生这样的疑问：如我们自治区的主席是省部级，他曾是某著名教授30多年前的得意门生，按理，这老教授最多相当于一个厅级，这不是“欺师灭祖”了吗？又如博主是中学高级教师，按工资对照表说明，相当于正处和副处之间。但我的工资只有一个副处朋友的二分之一弱！搞糊涂了，官本位怎么和专业技术类比呢？其中奥妙谁能说清楚？多年前制定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义务教育教师绩效工资发放文件都说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这个“工资”是指单纯公开的那点干工资还是全部的收入呢？普通教师能同“官”比吗？
      教育时弊，官本位是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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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官本位对学术发展的消极影响
   2008年02月18日 作者：贺润坤







    高等学校承担着专业学术研究和引领社会文化发展的重任，高校官本位对学术发展的消极影响，不能等闲视之。


　　高校内部行政系列作为管理方，而广大的教师等专业技术人员，即使作为骨干教师或著名的专职教授，也属于被管理者系列。愈来愈分明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队伍和界限的划分及逐渐固定化，使高校学术民主和文化方面的创新、自由与平等的气氛有所减弱，多数高校的管理更像行政单位或企业的管理模式。而且由于行政系列在高校内部的人事分配制度和实施效果上普遍占有明显的优势，导致不少学有所成的教授学者向往并积极加入高校行政管理队伍，这些都一定程度影响了高校专业人员的教学与科研的积极性和热情，对高校学术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一是科研意识和风气改变。在高校中，浮躁、急功近利、不想再坐冷板凳深入钻研的专业人员并不乏见。结果是科研未成品、半成品纷纷出笼，科研含量及价值不高的成果滥竽充数，科研数量上升，质量下降。科研意识是科研工作的内因，是主观因素，科研风气是科研意识的外在表现。不良的科研风气作为科研环境又转而对科研人员的意识产生影响，这对高校学术研究工作的消极影响是致命的。


　　二是专家学者兼任行政领导或者行政领导兼任学术岗位数量过多。这既影响其科研能力的提高，也从整体上削弱了高校科研队伍的力量，更严重的是，这些双肩挑领导与专业科研人员在科研项目申报、评审、科研经费分配以及评奖等方面实际存在不平等竞争。事实表明，不少卓有建树的学者在兼任行政职务后科研成果急剧减少，因为行政工作是需要付出努力才能干好的。高校内职业的选择是个人的自由，对于个人而言是人各有志，但是从高校学术管理机制上看，从对高校学术事业的发展利弊而言，这无疑是高校学术发展的损失。


　　这些人成为双肩挑干部之后，往往以行政和学术带头人的双重身份出现，在从国家、省到校内各级科研项目的申报中，相当数量的科研项目被这些人获得。客观地讲，这些人中确有凭实力胜出者，但是也有相当数量的人并不是完全凭条件竞争获胜，而是凭借行政职务及权力的优势。结果在高校逐渐形成一批科研项目专业户，有人称其为“科研老板”，实质是“科研项目争取老板”。由于其忙于行政事务，不能专心科研，而且科研能力下降，科研任务只能由其另外组织人完成，其多数情况下只是在科研项目中署名，实际并未参与科研工作，但是其对科研经费的支出拥有绝对权力。这种状况影响科研项目评选的公正公平，也扰乱了高校科研领域的正常秩序，降低了高校科研的整体水平，败坏了科研风气。


　　针对高校官本位对学术发展的消极影响，有识者提出了不同的解决办法，欲从根本上对之根除，但限于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力度及社会现状，目前还难以实现。但是，在高校管理权限容许的范围内采取一定改革措施，探讨改革建议及思路，对于降低官本位对高校学术的消极影响应该是有作用的。


　　一方面是改革高校管理机制，削弱官本位体制。要对高校科研项目的审核、评奖体制进行改革，主要是完善评委库建设，将公证制度引入科研项目的评审领域，保证每次评委选择产生的随机性，进一步严格评审程序的保密性，增强民主性，削弱评审主持人的家长制影响和政府科研管理部门科研经费分配的垄断性，特别要尽量降低官本位对科研项目评审的影响。这主要是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决策的职责，也是从根本上改变高校官本位影响的基础。


　　另一方面是加强高校内部改革力度。一是科学地建立并实施校内聘任制度，行政系列与专业系列并重，在工作量核定，特别是教学与科研工作量核定方面，要针对专业科类的特点和实际要求及可能，制定相应的考核标准，不搞一刀切的硬性要求，在考核中对专业科研人员要充分体现以人为本，体现人文关怀，在行政和专业人员的地位和待遇方面，要根据国家有关政策，体现公平公正民主，有效地保证专业技术人员的地位和利益。二是对科研处、人事处、教务处等要害部门负责人实行严格的轮岗制，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分管教学、科研的校领导也应实行轮岗，避免形成固定的圈子和模式。三是在制度及运作程序上相对确定双肩挑与专业科研人员在项目申报、经费划拨等方面的界限与比例，在数量上向专业科研人员倾斜，以约束双肩挑人员利用职务优势多占科研项目的现象。四是成立校、学院（系）两级教授委员会，赋予其参与学校教学、科研及聘任、人事及分配制度等工作环节决策的一定权力，以保证高校学术发展方向及工作决策的科学性。在已出现并实施的东北某大学章程中，校院两级教授委员会对本校的管理特别是对本校的学术发展发挥了明显的作用。高校学术发展的主体和中坚力量的代表参与本校的学术管理，在高校的主要管理环节决策方面有发言权，对于有效抑制官本位及保证学术科学发展无疑具有重要作用和积极意义。 (陕西广播电视大学贺润坤)



    《中国教育报》2008年2月18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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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才管理克服“官本位＂ 部分事业单位将＂摘官帽”[日期：2010-06-08] 来源：人民网   


　　据新华社消息，6月6日，《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下称《规划》）正式出台。《规划》提出在2020年将人才资源总量从现在的1.14亿人增加到1.8亿人，人才资源占人力资源总量的比重提高到16%。

　　“人才”获官方定义

　　《规划》中所称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在《规划》的文本中，包括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农村实用人才、社会工作人才等种类。

　　《规划》提出的发展目标是：到2015年，企业经营管理人才总量达到3500万人。到2020年，企业经营管理人才总量达到4200万人，培养造就100名左右能够引领中国企业跻身世界500强的战略企业家；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国际化人才总量达到4万人左右；国有企业领导人员通过竞争性方式选聘比例达到50%。

　　要达到《规划》中指标化的人才培养目标，在现实中仍有一系列制度障碍。按照《规划》部署，中国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将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将新建高等学校拔尖学生重点培养制度，同时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建立健全多元招生录取机制，以真正“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克服 “官本位”倾向

　　而在人才的管理方面，政府部门将进一步“简政放权”。集中了大量科研、教育、医疗人才的事业单位改革，被放在重要地位。

　　《规划》着重提出，要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在科研、医疗等事业单位，将探索建立理事会、董事会等形式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与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现代大学制度和公共医疗卫生制度相适应的人才管理制度。

　　除了事业单位，党政人才的选拔，将探索公推公选等竞争性的选拔方式，建立聘任制公务员管理制度。国企的经营管理人才，则实行“组织选拔、市场配置和依法管理”，完善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派出制和选举制。

　　打通人才流通渠道

　　当前因户口、社会保障等制度，人才在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流动仍存在体制性障碍。《规划》专门提出，要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调整户口迁移政策，使之有利于引进人才；完善党政机关人才向企事业单位流动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

　　此外，《规划》还将扩大对农村、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人才的社会保障覆盖面。不仅把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人才开发纳入各级政府人才发展规划，还要制定“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

　　加强对收入分配管理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坚持因材施教，建立高等学校拔尖学生重点培养制度，实行特殊人才特殊培养。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建立健全多元招生录取机制，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这是《人才规划》对人才培养开发机制提出的主要任务。

　　在改革收入分配呼声不断的背景下，《人才规划》对于人才激励保障机制的要求引起关注。

　　《规划》对此提出的主要任务中明确了“统筹协调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收入分配，稳步推进工资制度改革”；“建立完善事业单位岗位绩效工资制度”；“探索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协议工资制和项目工资制等多种分配形式”；“研究制定人才补充保险办法，支持用人单位为各类人才建立补充养老、医疗保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