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序]费孝通之江村/梁漱溟之邹平/陶行知之晓庄/于建嵘之岳村/梁鸿之梁庄。。。。。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1-4-29 08:07:47

平衡与失衡 ——读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

【张培】

摘要：《金翼》是一部小说体裁的社会学文本，是林耀华先生由结构功能主义转入平衡论的代表作，以人际关系的平衡为讲述的重点。林耀华先生经历了传统国学考证方法的传承实践－功能论为外在、国学考证为内在的方法论适应性研究－《金翼》式的小说写作，这也是接受结构功能主义、平衡论等思想的一个过程。《金翼》从平衡论出发，认为人际关系的均衡，收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平衡会遭到破坏，人们通过适应不断发生的变化，来恢复这种平衡，但如果冲击力太大，就会创建一种新的平衡。人类生活总是摇摆于平衡与纷扰之间，摇摆于均衡与非均衡之间。平衡论贯穿于整部作品始终，并运用了结构主义理论，从实例中反应体系中个体对其它个体和整体的作用。《金翼》特别强调个人本质的作用和外界环境对平衡的冲击。《金翼》是社会基本组织的一种类型的一个案例，以小见大并不能完整的反应社会的整体状况，但它对学术发展历程和历史具有重要的记录意义。
关键词：林耀华、平衡论、结构主义功能论
1．林耀华简介
1910年3月出生于福建古田县，在闽东乡村习得中国文化底蕴。1928年北上，就读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2年，他的学士论文《严复研究》受到许士廉、吴文藻等名师赏识，留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助教并跟随吴文藻先生攻读硕士学位。1935年，英国社会人类学界结构功能派的代表人物拉德克利夫布朗来燕大讲学，在燕大开设了为期一个半月的“比较社会学”课程，并主持了“中国乡村社会学调查”讨论班，系统介绍了社会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论，并探讨了在中国社会的引用问题。林耀华经举荐作了布朗在燕大讲学期间的助教，而硕士论文《义序宗族研究》也受拉德克里夫－布朗指导，具有明显的功能学派的色彩。后林耀华去哈佛学习，攻读博士学位，在此期间，完成了博士论文《贵州苗民》。并运用当时流行的平衡论，根据以前对黄村的调查资料，完成《金翼》。1941年，“抗战”正酣时先生毅然自哈佛归来，投入大西南边疆民族研究，执教成都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分别考察了川南大小凉山彝族、康北藏民和川北嘉戎（后被识别为藏族一支）诸社区。
林耀华先生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义序宗族研究》、《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凉山夷家》等。其弟子庄孔韶将林耀华先生毕生的成就归结为四点：一是上世纪30年代产生于福建义序和金翼黄村宗族乡村的研究成果，推动了国际学界中国宗族学说的传播，成为当今中国汉族社会组织与结构比较研究的基本参照与出发点；二是上世纪40年代对凉山彝家的艰苦调研成果，是对凉山社会第一次系统的研究，促进了日后“社会文化调整”与发展的意图得以逐步落实；三是上世纪50年代参与指导的民族识别，论证了中国文化多样性的事实，率先完成了直接实现民族平等的早期应用性实践；四是数十年才得以呈现一位人类学民族学家的教书育人成果——保持同门弟子学术交流与传承，形成了不同专题的代际学术团队，关联性系列专著不断问世。而《金翼》是林耀华先生重要的成就之一，在国外引起广大反响，译为中文后，成为社会学的必读书目。
2．《金翼》简介
（1）《金翼》的主要内容
《金翼》是一部以小说体写的社会学研究著作，主要讲述黄家和张家两个家族在辛亥革命到日本入侵中国之间三十年的兴衰历史。他把两个家族的成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青年时代的东林和芬洲都遭受农业贫穷和居无定所之苦。黄东林与姐夫张芬洲决定在湖口镇开店做生意，主要经营稻米和咸鱼的生意，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两家的经济条件也趋于优越，展开了盖新房、送孩子读书、为孩子娶亲等一系列活动。于此同时人际交往范围越来越广，视野也越来越开阔。第二阶段，两家都遇到了麻烦和不幸。张家随着儿子茂德与芬洲妻子黄氏的去逝，芬洲无心去镇上做生意，而且也越来越跟不上社会发展的节奏，最终烦恼和忧虑带走了他。而其儿子茂衡本来有机会重振家业，但是由于轻信于人，最终导致家道败落。东林也遇到了类似的内部和外部打击，但他逐步适应命运变故继续发展。第三阶段，芬洲已经退出了生活的画面，而与此相反，黄家则扩大了生意的范围，并开始卷入联系地方政要的成功的商业——人事程序，黄家的社会地位等越来越高，成为远近文明的“金翼之家”。但最终日本侵略的大环境严重冲击了金翼之家的生活，迫使东林重新回到农村。
《金翼》内容涉及中国南方传统农业、商业、地方政治、民间盟会乃至土匪面目；金翼描述了同姓村落与四世同堂大家族的亲属关系、礼节纷争，推出了各辈亲属及人际网络中栩栩如生的五十余个人物形象。其中穿插介绍了很多礼仪性的活动，如小哥出生、黄东林家迁新居、茂德的婚礼、端午习俗、春节、墓祭节祭祖、芬洲妻子的葬礼、东林的寿典等，详细的描写将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细节全景式的展现出来。《金翼》详细的描述了家族的生活，并将其放到了社会大背景下，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作出改变。
《金翼》写的是林耀华先生出生成长的地方，是自己家族的事情，是真实可信的。按照作者的话，“《金翼》是真实的，是东方乡村社会与家族体系的缩影；同时，这部书又汇集了社会学研究所必须的种种材料，展示了种种人际关系的网络——它是运用社会人类学调查研究方法的结果（这里的调查方法在书中指出是实地观察和分析）。”
（2）《金翼》的写作背景
①林耀华先生对宗族乡村的研究：
林耀华先生在《义序宗族研究》的导言中指出，其对宗族乡村的兴趣，源于1932年，并在那时初步接触关于氏族问题、初民社会、乡村社会的调查报告。
结合材料分析，先生研究宗族农村的缘由，主要有以下几个观点：
林耀华先生的思想直接导源于吴文藻社区概念和导源于拉德克里夫-布朗的继嗣体系理论。吴文藻先生是中国最早受社区研究方法影响的学者，他在《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中指出，“社区”一词是英文Community 的译名，是了解社会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单位，是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密切相关联的一个整体，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结构，是一个社会功能和社会结构二者合并起来的社会体系，它和“社会”相对而称的。他的新观点即是从社区着眼，来观察社会，了解社会。社会是描述集合生活的抽象概念，是一切复杂的社会关系全部体系之总称。而社区乃是一地人民实际生活的具体表词，它有物质的基础，是可以观察得到的。社区是指一地人民的实际生活，至少要包括下列三个要素：人民、人民所居处的地域、人民生活的方式或文化。从《义序的宗族研究》和后来的《金翼》、《凉山夷家》等都是社区研究方法的应用，而林耀华先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老师吴文藻先生对社区研究方法的影响。
林耀华先生在《义序的宗族研究》的序言中指出，西方文化的侵入，国家根基的摇动，莫不直接间接与乡村生活发生关系。民族之复兴，以适应环境为先决条件，欲求适应环境，对于我国现存文化，必须先有确切的认识、经济的洞察。而宗族乡村是社会的基层组织，是认识社会的窗口。
而在此提到的“民族之复兴”具有深远的背景。上世纪20年代，在中国的知识界引发了一场“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的争论。“以农立国”论者坚持，中国数千年来均是农业国度，中国文化就根本而言亦是农业文化，中国应该重新回到“以农立国”的道路上来，重建农业经济。至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农立国”论者发展为以梁漱溟、晏阳初等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此外，还有李景汉、黄炎培、陶行知等，甚至包括毛泽东在内，也多主张从乡村内部来解决中国问题。燕京学派正是因此选择了中国乡村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如费孝通之于江村、林耀华之于义序和金翼黄村、杨懋春之于山东台头、徐烺光之于大理西镇等。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以农立国”导致了中国知识界对中国乡村的观察和研究，最终促进了中国乡村人类学的确立。以上是林耀华选择乡村作为研究对象的背景。
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一股学西方科学的新流，一些出国留学的人带来了分析自然和解释社会的新知识，也就是斯宾塞式的社会学，而相比较而言，研究国学的却非常的少。林先生对这一现状很不满，痛感中国社会研究离不开国学的知识和民俗的知识，这种思想也反应在后来的《拜祖》上。之后功能主义传入中国，林耀华先生将兴趣落在了同拜祖相关的中国宗族家族制度上面。
②从民族志文本体裁的论述
林耀华先生对于社会学文本写作在文学方面的实践于《金翼》创作之前就有过探讨，这对《金翼》小说体裁的运用打响了前奏。1933年林耀华发表的《克莱论生活研究法与农村社会研究》一文指出：“普通文学的技术，社会学者亦得考究，只因为它是个传达的工具。这技术的本身就是一个很有兴趣的社会历程。然而社会学者应用这个工具的时候，不要希望做出光辉灿烂的文词，以致分散作者或读者的注意力于庄严的真理之外；换言之，作者的职务，在乎草成一篇能够活现他的认识之文章而已。” 《金翼》只是采用了文学创作中的小说体裁，将此作为传达思想的工具，这也明确了《金翼》与单纯的文学创作不同，它是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社会学文本。
③调查与创作方法的探讨
另外，《金翼》是作者在出国之前于1934年至1937年间，曾两次返回家乡，利用一年半的时间，有针对性的、系统全面的进行过调查。其调查方法受功能学派的影响，采取实地调查和分析。主张在实习前，要经过严格的科学训练，先有理论背景，等实际工作的时候，才可互相参照，互相考核，养成理论根据事实，事实符合理论的观念，实习之后，发现材料缺点，或是疑难问题，就得重新从事调查，研究起始为实地工作，至终还是实地工作。。这与同时期对义序的考查基本相同。
并且通过对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柯莱、派克及两位功能学派大师著作的综合研究，林先生总结出人类学研究的两个角度：一是科学形相主义，二是心理体验主义。前者基于观察、统计和测量，后者基于直觉、同情和内省。这两者在人类学研究中要相互为用。外部测量的材料，必须依赖内省的解释。只有如此，才能认识社会的真相，并理解生命的价值。这也与作者在前言中指出自己的研究方法是“自观“与“科学方法”的结合是对应的。即通过直接的、从该社会内部进行的观察，又运用了科学的方法，透过大大小小的事件叙述，从微观到宏观，超越一个家族、一个地区的范畴，赋予其社会学上的普遍意义。
之后，林先生在《科学与艺术》一文将自己社会研究方法的形相主义与体验主义理论升华到科学与艺术的高度再作论述，指出科学与艺术是学问的两大支流，“科学是部分的分析，艺术是整体的描叙；科学是专门的，艺术是大众的。科学和艺术虽都以真理为目标，然在研究过程之中，科学属于前期，艺术属于后期。”社会学兼有科学和艺术两者的特征，社会学的目标在于艺术，其研究方法则在乎科学。而《金翼》正是在前期科学的社会观察与分析之后，对一个社区的基本状况、社会结构、人民生活以及心理状态有了整体的认识，从而用艺术的形式将张黄两个家族的生活与发展展现出来，这是艺术与科学的结合。艺术只是作为表达科学的一种方法。
3．《金翼》对人际关系的探讨及对平衡论、结构功能论的运用
庄孔韶教授在《林耀华早期学术作品之思路转换》中指出，通过研究林先生的著作分析出先生的学术思想轨迹：传统国学考证方法的传承实践－功能论为外在、国学考证为内在的方法论适应性研究－《金翼》式的小说写作。林耀华先生学术思想的各个阶段并不是不相关的，而是不断接受新事物、新思想的过程。
《金翼》中主要体现了林耀华先生将当时流行的平衡论与本土研究的结合，将重点关注于人际关系的平衡上。但仍具有一定的结构功能论的思想。
所以以下我主要从两个理论在《金翼》中的运用来分析：
（1）人际关系的特点：
人际关系的各个方面是环环相扣的。每个个体都不处在不同的体系之中，往往一个体系中的关系破裂或者松弛，都会影响到其它的体系。东林处于家庭和生意两个体系中，任何一个体系发生变化都会对另外一个体系产生影响。随着生意越做越大，黄家的生活也逐渐的兴盛起来，盖新房、送孩子读书等。而当东林因为木材打官司时，也影响了店铺的生意。这其中都蕴含着人际关系的相互影响，在生活状态上有不同的反应，这就是我们说的好运成串、厄运成筐，一个因素受到破坏，可能会引起一连串的反映。
人际关系处在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中。书中介绍到，体系的平衡受四种力量的制约。物质环境的变迁促使适应于它的技术变迁；技术的原因产生的技术上的变迁；人物及其班底的变换促使人际关系变迁；一个体系之外的因素的改变时也会促使这一体系之中成员间关系的变迁。
而且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也促使人际关系不断的扩展。如黄东林到福州，经王一阳、郑卢国引见，接触到了钱庄的老板、搬运工等，视野也在不断的开阔，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使黄东林的人际关系更上一层。另外黄家的孩子们到外求学，从而在学校和社会上建立了一系列的联系，这使得黄家整个家族的社会关系网更加扩大，从而黄家与政治、经济等发生高层次的联系，带来黄家社会地位的提升。
（2）平衡论的运用
《金翼》全书故事的发展过程都是围绕着人际关系的平衡－失衡－平衡排布的。平衡论是其主要的分析工具。
平衡论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非常通行的一种理论学说。据庄孔韶教授在华盛顿大学做博士后时查阅的大量材料后说道，“我确信林先生的同辈人都是用平衡论解释社会，是的，那正是那时研究生班讨论的知识结晶，就像现在的人类学者用族群理论发展认知一样。”而林耀华先生也说过，费孝通先生先从国外回来，进一步传播了马氏的功能主义。而我自己回来稍晚，但带来新派的均衡和平衡论。
林耀华先生在书中对平衡论做了理论阐述，“人际关系的领域中也存在着均衡状态，但是这种状态往往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破坏这种平衡，人们通过适应不断发生的变化，来恢复这种平衡。但有时候作用在这个体系上的干扰力太大，太深刻，以致于干扰力消失之后个人和群体却不能回复原状，而是继续一种非平衡状态直至一个新的平衡状态的确立。这种新的平衡与旧的平衡有可观的不同，但是它可能是旧有因素的重新组合。人类生活总是摇摆于平衡与纷扰之间，摇摆于均衡与非均衡之间。”
平衡论在书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从文章的结构上，以黄家和张家两个姻亲家族的兴衰为主线，对两个家族的发展是以一种平行的视角来进行叙述，从结构上就达到了一种平衡。
其次从内容上看，两个家族的发展历程中也充分说明了事情总是在变动中回归平衡。如东林大哥的去逝，分家的状态终结，又重新回到了全家人集合生活的状态。家里原本平和的生活状态被打破，生活限于困苦之中，而通过东林生意上的逐步成功，生活又逐渐的恢复生机。再如芬洲与东林为了扩大买卖，做咸鱼和稻米的生意，东林到福州联系生意。在福州的生活使得东林越来越习惯于福州鱼商的生活，每天忙碌于做生意和都市生活，他几乎隔断了同家庭、家乡的联系。旧的生活平衡被打破，建立起了一种新的平衡。所以说当一个人适应了他所处的环境，在其中发现自己的价值所在，他会获得一种满足感，建立一种新的关系网。
作者在运用平衡论的同时，也强调人们在平衡－失衡－平衡的过程中，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逐步适应的过程。就如同序言中所讲述的婴儿从出生到长大，持续在影响与被影响的过程中。“人类的生存是一个持续不断的适应过程，人的行为像所有动物的行为以雅阁，处于这些过程的控制之下。”张家和黄家的发展也是对外界环境适应的过程，只是由于适应程度的不同，导致了两家发展的不同命运。
(3）结构功能论的运用
《金翼》虽然是作者有结构功能主义转向平衡论的一部作品，但其中仍带有强烈的功能主义色彩。
文化和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构成整体的各部分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并且各部分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依存。拉德克里夫－布朗指出：“功能是整体内的部分活动对整体活动所作的贡献”，结构“是在某个较大的统一体中，各个部分的配置或相互之间的组合。” 社会系统是各个功能部分构成的组合体。
书中说到“我们日常交往的圈子就像是一个由用有弹性的橡皮带紧紧连在一起的竹竿构成的网，这个网精心保持着平衡。拼命拉断一根橡皮带，整个网就散了。每一根紧紧连在一起的竹竿就是我们生活中所交往的一个人，如抽出一根竹竿，我们也会痛苦的跌倒，整个网便立刻松弛” ，“人类行为的平衡，也是由类似这种人际关系的网络所组成。每一点都代表着单一的个体，而每个个体的变动都在这个体系中发生影响，反之他也受其它个体变动的影响”。这充分肯定了人际关系的平衡，它是由多个因素组成的，每一个因素都与其它因素是紧密相连的，它在其中发挥着自身的作用。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并不会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但当受到外界刺激时，必然会对我们平稳的生活造成影响。
比如文章中所提到的东林爷爷的去逝对东林的影响。东林与爷爷之间的感情颇深，这不仅仅是爷孙俩，而且是亲密的伙伴，爷爷交给东林很多处世之道。所以爷爷去逝后，东林悲伤了一年多。爷爷虽然只是东林生活中的一个密切的成员，但对东林的生活却有着重大作用。再如五哥的去逝，他对江上贩运以及轮船公司的作用消失了，他维系各个派系之间的作用消失了，使得老梁一派与三个一派终于爆发了冲突。五哥作为体系中的一部分，他的变动影响了其它部分，如三个遭受到的冲击，并最终被送上法庭，这也影响了整个体系的正常运作。
而且生活也有由多种因素组成的，其中包括政治、经济、仪式活动等多个部分，每一个部分也有其特定的作用。正如书中介绍的多种仪式等，它们是生活的一部分，也特定的作用。
如张芬洲妻子黄氏的葬礼中公开吊唁的活动，亲戚朋友来丧家吊唁死者，死者家属鞠躬表示感谢，并且仪式完后，在晚上有一个大的聚会招待亲戚朋友。“这种聚会可以加强人们之间的社会纽带。举行这种仪式完成了活人对死人以及所有人对死者家属的责任。这样一代代传下去，才不断更新着社会成员间的组合”。所以说，仪式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联接的重要纽带。
4．总结
《金翼》是一部难得的社会学文本、民族志，读完本书，我的一些思考归纳如下：
（1）文章围绕“人际关系的平衡”来讲，但最终平衡是反应到人生活的常态，当体系中的一个因素发现变化，其它部分也会相应的作出反应，并逐渐适应，使生活回到原来的状态。但它并不强调彻底消除生活中仍存在的矛盾，所以说它只是指一种外在的生存状态的平衡。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平衡－失衡－恢复平衡或建立新的平衡就行得通了。但这受是否受外界因素的影响并且影响的大小有关。就如一个生活在闭塞的地方的家族，家族中一个人去逝，必然会破坏这个平衡的状态，但是如果没有社会大环境的大的外在刺激，逝去的这个人所发挥的作用会逐渐被另一个人取代，或者分散到其它的人身上，这样生活状态会慢慢的恢复到以前的平衡，不会发生什么改变。但是把一个家族放到社会大环境下，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政治的动荡，越来越多的社会因素融入生活之中，家族的生活方式会发生巨大的改变，在这种刺激下所达到的平衡，必然是建立一种新的平衡。反过来讲，生活恢复平衡也使被破坏的人际关系恢复平衡，这是一种相互印证的关系。
但真正的平衡不仅包括外在的平衡也包括内在的。但是内在的平衡并不是绝对的。内在的平衡是人心理的一种对生活的态度。平衡论也并没有涉及到内在的平衡。
（2）本书中还十分重视个人的本质的作用。序言里弗思教授就指出“以偶然事件的形式所表现出的机遇，如突然死亡，与旧时学友重逢，幸运的发现一份文件从而赢得一场官司等，虽说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真正的命运存在于各个人的心中”。所以说，幸运只是偶然的因素，个人内心是必然的，一个人内心所具有的品质、爱好和习惯决定了这个人的路能有多远。如芬洲死后，茂衡接管生意，当由于其自身并没有兴趣做生意，而且用容易轻信于人，最终导致了失败。
（3）作者采用小说式的方式讲黄村两个姻亲家族的发展全景式的展示，但只能说是社会的基本组织的一种类型的一个案例，社会是具有多种类型复杂的组织，所以从家族或者是宗族来说，以小见大，并不能完全反应社会的整体面貌。
本书充分体现了理论思想发展的的一个阶段，而且让人们充分认识到那个年代乡村家族的生存状态，而且这也是对历史的记录。从庄孔韶的《银翅》中，我们可以知道黄村后来发展为银耳之乡，以前的宗族乡村也已成为不同姓氏杂居的状况，这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趋势。它对汉人社会的研究是一个基础，也是发展的必经阶段。

参考文献：
[1]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M].三联书店.2000版.(及导言和附录)
[2]张海洋,王晔.林耀华先生早期学术思想.摘自《从书斋到田野：林耀华先生早期学术作品精选》.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
[3]杜靖.林耀华汉人社会研究的开创与传承[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
[4]吴文藻.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能.
[5]郑杭生.林耀华对当代中国人类学所作贡献再认识[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
[6]庄孔韶.“把种子埋在土里”－林耀华百年诞辰纪念讲话[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
[7]庄孔韶.从《金翅》谈林耀华教授[J].读书.1984,(1).
[8]杜靖.开创认知汉族社会的学术路径[N].中国民族报.2010-4-16.
[9]杜靖.谁是“宗族社区”概念的最早提出者？[N].中国社会科学报
[10]刘黎霞.中国农村人类学标本：“金翼之家”60年变迁[N].南方都市报
[11]陈永龄.我认识的林耀华先生.中国民俗网. http://www.chinesefolklore.com/News/news_detail.asp?id=2635.
（张培：云南大学09级民俗学硕士研究生）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1-4-29 08:08:53

庄孔韶：从《金翼》谈林耀华教授

来源:中国学术论坛作者:庄孔韶

《金翼》不是玩弄技巧之作，它以朴实的平铺直叙的方法，描写了中国福建乡村家族兴衰的一个历史断面。正如英国著名人类学家费斯(R.Firth)教授为该书写的导言中所指出的，这本书用的是“如描绘竹叶一般的简朴的形式，却藏着高度的艺术”。
海内外研究中国家族制度的学者往往要参考一本叫做The Golden Wing(《金翼》)的书。该书在本世纪四十年代曾以英文版首次面世。大概是用外文撰写又在异国出版的缘故，国内知道有这样一本书的人便寥若晨星了。如今《金翼》的作者棗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林耀华教授已年逾古稀，所幸尚无龙钟老态。先生喜欢骑一部自行车，每日往返于宿舍区和校园之间。我因为时常在他的书房兼寝室里面见林教授，久而久之，有关《金翼》的一些细节便得以先悉。听说近年来国外对我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界的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知名学者潜心进行研究的大有人在。这种人物研究甚至成为博士论文的题目，有的人颇下工力，连这些学者早年在报章杂志上以笔名撰写的小文都注意到了。我想，对于这些研究者来说，有关《金翼》和它的作者的一些往事，也是不无搜集价值的吧！　

一　

学术论著以其艰深晦涩常常令人望而生畏，因此，有一些学者写研究著作，往往喜欢变换体裁，以得深入浅出之妙。《金翼》便是以小说体裁写成的。以篇幅论，大约可以看成是一部中篇吧。一般读者也可以随便读读，但行家一看则不止于此，因为它不过是借用了小说的形式而已，该书的副题ASociological Stu*** of Chinese familism，就已表明了它学术研究的宗旨。而它特具有导言和尾声中作者的结论也是一般小说所无的。《金翼》描写的是本世纪初至三十年代发生的事。它的社会舞台则是福建闽江下游的黄村。由于地处商旅要道，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商业经济的发展，给这里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与家族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两位姻亲兄弟张芬洲和黄东林家颇有了些积蓄，于是他们便想各自为自己的家人建一幢新居。那时的中国农村，盖新房不是件随便的事，首先要看风水、选择宅基。这一风习在我国，有着十分久远的历史。风水先生注意到山脚与河流转弯处一片静谧的田野，盛赞这里是“龙吐珠”的好风水。不料芬洲仗着自己年长，捷足先登，抢先占据了这块吉祥宝地，建起了新居。东林对姐夫的作法极为不满，但又无可奈何，只好忍气吞声独自在远离村庄的地方盖起了新房。后来东林长子的一位善于讨人喜欢的同学来此度假。当他爬到东林家房后的山头上，好象发现了什么惊人的事似的大喊道：“这就是风水呀！这座山看起来就象只金鸡，它的头和脸朝前，双翼伸向你家(指东林家)，会使你家欣欣向荣。就让我称你家为‘金翼’之家吧！”金鸡山也确有这般雄姿。从此，金翼之家的称谓传遍了黄村所有的人。两位姻亲都相信自己宅基的好风水会给他们各自的家族赢得昌盛的未来。二三十年过后，东林家确实达到了繁荣的巅峰，而芬洲家却人丁零落，只剩下大儿子的寡妻和她的养子，张家已经破败了。

作者当然不相信所谓“风水轮转”之说，尽管张家的衰败可以用“龙头断了”的托词来解释，社会学者的责任却在于揭示家道中落的进程与原因。林教授把黄村两姻亲兄弟家的变迁分为三个时期：首先，土生土长的东林和芬洲年轻时家境都很贫寒，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们在湖口镇合营了一爿小店，结果镇上兴隆的生意促成了乡村生活的改观。他们营造新居，供孩子读书，为儿娶妻，家业渐趋富足。大米和咸鱼的买卖成为他们的生财之源，其他社会交往也就此展开了。第二时期，两家都遇到了困难，张家因不适应家庭与社会变迁，芬洲去世后，景况惨淡。而东林则在困境中学得聪明起来，遂一度使家境达到繁荣富足的峰巅。第三时期，芬洲家从生活的画面上消失了，只有东林还在奋斗。他扩大生意，与地方政要联系，但经营的失败与日本人的入侵，终使东林家又跌落到贫困之中。

《金翼》不是玩弄技巧之作，它以朴实的平铺直叙的方法，描写了中国福建乡村家族兴衰的一个历史断面。正如英国著名人类学家费斯(R.Firth)教授为该书写的导言中所指出的，这本书用的是“如描绘竹叶一般的简朴的形式，却藏着高度的艺术”。全书自始至终贯穿的那种细致描写，涉及到中国南方传统农业、商业、地方政治、民间盟会乃至土匪面目；刻划了看风水、供灶神、祭祖先、婚葬仪式、节日娱乐的栩栩如生的画面；从微观上不带偏见地推出了各辈亲属及人际关系网络中的数十个人物形象，并刻意记述了中国同姓村落与四世同堂大家族的亲属关系、礼节与纷争。这无疑弥补了有关中国同姓村与家族制度研究的论文不可能有大量细节描述的缺失。有意思的是，由于《金翼》系以小说体裁写成，所以它也引起了海外一些引用资料务求真实的治学谨严的学者的疑问，即《金翼》的故事和其中的人物，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林先生曾对我说过，《金翼》不同于一般小说，它叙述的完全是他家族的真实的历史。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从书中东林家的六哥(即小哥)身上，依约窥见林先生青少年时期的身影。只是台湾译本里译者编制的芬洲与东林家系谱表上，将六哥与茱美之间错误地划上“＝”，要知道民族学社会学上的符号“＝”意味着婚姻关系，其实茱美是林先生的亲妹妹，真名友贞。书中的主人公黄东林便是林教授的父亲。而那兄弟六人也都确有其人，不过现在除了三哥和作者自己外，其余均已过世。林教授原籍闽南漳州，后迁到古田距谷口镇(即书中，的湖口)五里的岭尾村(即书中的黄村)，繁衍了十代人，包括三个自然村，绝大多数人家都属林氏后裔，所以书中的黄村棗岭尾村，实际上是林村。《金翼》中出现的山川村镇，均为五六十年前***真写照，只是村镇等小地名有所改动，本家人物也大多改姓(如林姓改黄姓)，人物若为双字名，则第二个字不动，第三个字加以更改。对于自己家族内部亲属之间的复杂关系和敏感内幕，中国人往往是讳莫如深的，由于《金翼》对这些关系的记述与分析，出以社会学学者的公正客观态度，所以如今作者对披露真实情况并无难色。而这，对于我们认识这本家族社会学著作的真实性与价值，却是十分重要的。

而今，林教授的家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公路网、水运网和铁路四通八达。金翼之家的后裔有不少散居在全国各地。黄村棗岭尾，早已不再是纯粹的同祖先后代的独姓村，而的确成了杂居村落，这大概也是传统农业社会的必然结局吧！然而，金翼之家的儿孙们尚有一些人至今未离开故土，日日嗅着金翼下泥土的芳香。

《金翼》的写作始于一九四○年。当时，林教授已在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未婚妻饶毓苏女士也已在另一小城诺桑普敦 (Northampton)一所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遗憾的是饶女士因患肺病不得不留美就医，林教授也因此而羁留在哈佛，做些统计与助教一类的工作，时而乘车探望毓苏女士，往返于诺桑普敦和波士顿康桥(Cambridge)之间。就在这段闲暇时间里，他萌生了写作《金翼》的念头。 “因为是自己的经历，所以容易写”。翌年全书便脱稿了。在太平洋学会腊斯克教授父子(B.LaskerandG.Lasker)的帮助下，这本书于一九四四年在美国出版。一九四五年林教授在成都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兼代理系主任时，又对它加以修订，并请费斯教授作序，交由英国伦敦 RoutledgeandKeganPaul书局在一九四七年出版。一九四九年，日本学者还专门召集了两次以《金翼》为中心，把中日两国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社会学研究的座谈会，会后发表了五位社会学家的见解与评论(见《思想的科学》一九四九年七月号)。最近听说，海外一些大学还把此书选为必读书或参考书。

对于芬洲和东林两家的盛衰，林教授在写作《金翼》时，主张要从人际关系的观点来讨论。所谓人际关系是指中国旧式大家族内人际关系以及家族同外在的各种人们形成的相互关系。在人际关系构成的各个系统中，一些因素可以打破人际关系的平衡，于是人们便会建立起另一种新的平衡。这就是所谓人际关系的均衡理论。林教授提及四种能够影响这种平衡的力量：物质环境，技术环境，人的适应力，各人际关系系统之间的关系。现在，当林教授回顾四十年前所做的社会学分析时，觉得还有一定局限，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例如对岭尾村以及湖口乃至古田城镇与农村社会经济矛盾及其发展的分析就略感不足，对于事物发展的原因的描述，亦有因偶然性所致之嫌。然而尽管如此，今天看来，《金翼》仍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参考著作。它不仅把中国家族生活的传统与变迁展现得极为生动真切，而且从家族研究的角度着眼，着力使人们认识人的社会适应性，对人际关系的理解与行动，以及个人的进取心的重要性。我想，如果我们对当代中国家庭的研究工作也能做出如《金翼》那样精心的描述与比较深入的社会学分析，恐怕还须花费不少气力。至于该书对家庭生活体察之细致入微，不带偏见地处理材料等等，也都是值得我们仿效与借鉴的。今天，我们常常依然不得不浪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协调各种人为的人际关系，而且往往人们虽有怨言也熟视无睹，这是否与中国的某种传统影响有关呢？虽说现在写当代中国社会并以家庭琐事为题的小说并不在少数，但家庭社会学的学术文章却还为数甚少。所以这里借《读书》之一角，把《金翼》的一翼展现在读书界面前，以期引起人们的重视。

二　

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还属草创时期，吴文藻教授热心培养和提携这方面的人才。在导师的指导下，林先生十二万字的《严复研究》尤其受到褒奖。该论文介绍了严复的生平行状，学说渊源，社会思想以及他的著作、译述的影响，并首次引述了严复对王安石著作的批注(原稿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嗣后，其中八章(共十一章)以《严复社会思想》为题发表在一九三三年《社会学界》第七卷上。当时，林先生恰与严复的侄孙同窗，从而有机会在严据(严复之子)的家里看到严复的藏书、遗物、甚至往来书信。这使林先生的严复研究获得了翔实的第一手材料，由此得出了严谨可信的结论，具有相当的研究水平。

一九三六年吴文藻教授赴美出席哈佛大学成立三百周年校庆时，与哈佛燕京学社负责人商妥，派林耀华赴美学习人类学专业，并攻读博士学位。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历史悠久，林先生在这里受到了比较全面、扎实的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基本训练。《金翼》就是他运用人类学理论研究中国文化的一次大胆的尝试。

一九四一年返国后，林教授随即深入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考察。阅读林教授早年《大小凉山考察记》、《大凉山<SPS=1998>< SPS=1998>的阶级制度》《康北藏民的社会状况》、《川康北界的嘉戎土司》、《川康嘉戎的家族与婚姻》等著作，从字里行间感受到早年中国民族学考察的危险和艰辛以及学者们忘我的献身精神。在《大小凉山考察记》中林先生写道：　

此去约有二十里没有村落，且多穿过老林，下雨时蚂蝗甚多，啮人血肉，有烂至成疮者。午后天黑，我们才走八十里，不登茅岗，就在老林中地名硬里落骨的一个小场上歇下。大家砍拾干柴，烧起一堆大火，半御寒冷半避野兽。没有携带鼎锅，不能烧水煮谷。我们饿了一夜，彝人尚带包谷巴充饥。幸我们有行军床尚可入睡，惟半夜醒来，头面皆已露淋，身上冷不可支。虽系暑天，地近黄茅岗，海拔近四千公尺，难怪气候和冬天一样……　

正是在战胜了不知多少类似上述难以言状的危险与困境之后，《凉山彝家》一书才有可能在中国民族学著作中立一席之地。此书一九四七年由商务印书馆刊行初版，一九六一年美国又出版了英译本，英译本在《导言》中说，此书可以“代表对凉山彝族所进行的第一次系统研究”。十分惋惜的是，林教授一九四五年夏在四川理县北部大小金川一带调查嘉戎的珍贵报告手稿《四土嘉戎》两份，一份解放前交给商务印书馆，结果下落不明，另一份底稿也在“文革”的动乱中散失了。

对于在西方接受教育的中国学者林耀华来说，五十年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林教授便开始考虑如何用国外学的人类学知识来为新中国服务的问题，究竟以什么理论做为人类学研究的指南的问题。经过对马克思主义、原始社会史与人类起源论的学习，他的思想豁然开朗：“学习社会发展史，开头就是‘从猿到人’，恩格斯的劳动观点给与我一个极大的刺激，使我觉悟到过去虽然收集了不少具体材料，但忽略了问题的实质。”(林耀华：《从猿到人的研究》，耕耘出版社，一九五一年，北京)人类学对中国来说是“舶来货”，解放前，中国学者一直谨守外国人类学家之师说，人类起源的正确理论并未在学术界和广大群众中得到广泛传播。因此，配合开国以后的社会发展史教育，林教授的《从猿到人研究》正象裴文中先生在序言中所预期的那样，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当时，翦伯赞教授从这部书中敏锐地看到了学术界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用以指导自己的研究的新气象，他为新中国的这一人类进化论著作热情作序说：“林耀华教授能够用新的观点来研究人类由来的问题，我以为不论理论应用的正确性达到怎样的程度，他的研究总是转向了新的方向”。林先生的这本书确是新中国成立后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人类学获得的第一批著作之一，尽管今天看来，该书并非是无懈可击的。

一九五一年，林教授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组织的西藏科学工作队，深入藏区为藏族同胞服务。一九五六年，林耀华教授，这位哈佛来的博士，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使他获得了一个新的思想境界，并有了新的观察与新的发现。

五十年代，林教授的考察与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多成果。他带领学生两次去过东蒙草原、游猎的鄂伦春人和达斡尔人居住地。一九五四年起他开始在国家民委、云南边委领导下组织民族调查和后来的民族识别工作。在中国古籍中少数民族的名称最为纷繁杂乱，加上解放前反动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压迫政策，使不少少数民族被迫更改、隐瞒了自己的民族成分。因此，我国究竟有多少民族，谁也无法准确答复。解放初，由于正确贯彻了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少数民族纷纷公开自己的民族成分，仅云南省就上报了二百六十余个族称，由于没有科学的依据，群众自报的族称中既有自称又有他称，包括了一个民族的不同支系名称，甚至有职业、农作名称等，情况颇为复杂。为此，党和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进行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首先，要弄清待识别的单位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再弄清是单一民族还是少数民族的支系，最后方可确定其民族成分。

林教授在云南曾遇到一个自称为“蔗园”人的上报族称。“蔗园”人人口不足一千，世代以种甘蔗为生，“蔗园”人到底是不是单一民族？根据考察发现，“蔗园” 人不过是从广西迁到云南富宁县讲粤语(汉语方言)的族体，其社会文化传统皆同于汉族，当然不能构成单一民族。林教授和他的同事们还对云南的“土家”、“蒙化”、“腊鲁”等近三十个单位以及“侬人”、“沙人”、“黑衣”等近十个支系进行系统识别，而分别将前者一律划归彝族，后者划归壮族。然而，这不是硬性的划分，而是在科学分析的前提下，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作出的划分。它保证了少数民族当家做主的权利。

这是亘古未有的一件大事，而只有在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才能真正处理好多民族大家庭的事。十几年间，林教授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借鉴国外获得的人类学知识为新中国服务。从滇北到滇南，旅经大理州普米族、白族地区，丽江专区傈僳族、彝族支系地区，小凉山彝族地区，文山州的壮族、瑶族地区，傣族地区，孟连拉祜族、佤族地区，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一九五八和一九五九两年他一直留居云南工作，直至六十年代中期，还步行进入西双版纳布朗山布朗族地区。在中央和地方支援下，新中国民族学工作者的考察工作始终得以有组织有计划地顺利进行，这是解放前所根本无法比拟的。

由于林教授和他同事们的辛勤劳动，完成了对云南部分地区许多地方共同体的民族梳理工作，并写成长达二十万字的《云南省民族识别研究第一二阶段初步总结》。今天当我们重读这本手工誊印的总结时，仍可感到当年识别工作的那些科学依据的谨严可靠。现在，云南省已正式确认的二十三个民族大多数都是五十年代识别工作的成果。无疑，这项工作为今日的民族大团结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六十年代初期，林教授主持《辞海》民族类办公室及编辑工作，担任三套丛书(《少数民族简史》、《少数民族简志》、《自治地方概况》)的副编辑委员工作。由于十年动乱，六十年代中期以后他失去了十几年的宝贵时间。但虽经磨难，他却依然乐观。安定的局面一出现，林先生即出任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之职，肩负教学与科研的双重重任。近年他又频繁出访美国、日本、墨西哥、印度等国，积极开展与外间的文化与学术交流，为中国的民族学复兴竭心尽智。这两年国外连续有五家出版社索要林教授的简历与学术著作一览表，其中便有世界著名的《世界名人录》(WhósWhoistheWorld，第六版，美国芝加哥)和《成功的人》(MenofAchievement，第十版，英国伦敦)。为此，我经过查阅作了一个统计。解放后由林教授撰写与主编的专著、论文达四十多本 (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可观的收获。值得提到的近著是他主编的洋洋四十万言的《原始社会史》，现已交中华书局，不久即可发行全国。这本书侧重中国，兼顾世界，是建国以来我国出版的阐述原始社会最为详尽的一部专著。相信问世后，当会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尽管《名人录》上书写了林教授的著述要目，却不能包含他的全部成就。解放后，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前身为研究部)在林先生和几位领导同志的带动下，已形成教学与科研的几代人的学术梯队，大家辛勤耕耘自己的学术园地，又团结一致，互相协作，在中国民族学界正发挥着重要作用。

林耀华先生是当年金翼之家最年轻的成员之一，父亲希望他做一名成功的人。如今，他确实做出了成绩。但这不是因为金翼带来的好风水，而是因为他有幸迈入了新社会的门槛。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1-4-29 08:11:37

资料[方法]篇

《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

崔香芬

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与早它出版的《江村经济》、《金翼》、《祖荫下》并为早期中国人类学的里程碑作品。此书共分十七部分加附录，详细介绍了村庄的位置、村民、农业、生活水平、家庭的构成、家庭内部关系、家庭作为初级经济群体、家庭作为初级礼仪群体、婚姻、孩子培养、家庭的兴衰、村庄组织、村内冲突、村庄领导、村际关系、天喜的故事、村庄的明天等十七个部分。一气读完，行文轮廓清晰可见。

我个人读过四部里程碑式作品中的三部，想在此进行一个简单的比较：

首先，从研究的背景来看。三位作者都是截取了中国一战到二战这一时间段，以中国被迫与世界市场相连，加之内战和外战的影响，中国农村在经济上、文化上等方面都面临传统和现代事物的双重影响这一客观状况为大背景对自己熟悉的村庄进行了客观细致的描述。

其次，从研究视角来看。三位作者都以乡村社区为研究对象，但是这里的社区范围是不同的。《江村经济》和《金翼》更多的是以村庄为一个社区进而讨论其在社会大背景下的生活；而《一个中国村庄》一书中，作者根据台头村与相邻的村镇的经济、教育、娱乐、医疗等各方面关系指出40年代华北农村社区应当由一个中心镇和其经济、服务所辐射到的周围若干个村庄组成。对台头村来说就是台头村附近的辛安镇和与辛安镇有着密切往来的几个村庄包括台头村共同组成一个社区。

第三，从研究采用的理论来看。《江村经济》和《金翼》运用的是功能论，阐释社区中的各个基本要素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一个中国村庄》则体现了社区研究中系统论的思想。系统论的社区研究将一个社区看成相对独立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社会群体和社会关系同制度、结构相互作用成一个系统。其中最重要的是群体和社会关系。于是，作者以初级群体中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研究的起点，然后扩展到次级群体中初级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扩展到一个大地区中初级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四，对家庭这一重要社会群体的描述。任何国家和社会，家作为初级群体都是最最重要的社会基本单位，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如费孝通所言——差序格局，所谓差序格局就是以“已”为中心，按照私人关系层层向外推，从中心到外围关系的强度依次递减，私人关系有两种：亲属关系和朋友关系，亲属关系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在家到国中间没有强有力的社会组织。在《一个中国村庄》一书中进一步印证了费老的这一结论。这一格局区别于西方社会由许多契约关系结成的社会团体，因此称为团体格局这一状况，也是我们在本土化研究中不能盲从西方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五，关于如何发展乡村。作者认为由于传统家的观念使得从乡村流动到城市里的人都最终回到家乡，这些回乡的村民给村庄带来了新方法、新思想和新财富，“农村并未因为城市的吸引而衰退”。在今天，中国城市和乡村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恰恰就是农村因为城市的吸引而衰退了。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推进乡村建设，这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1-4-29 08:13:02

《山东台头：一个中国村庄》读书报告

——本土化社区研究典范之一

台头村是杨懋春教授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作者试图通过社区描述的方法将中国本土的社区状况以一种“他者”的镜像展现给世人。杨教授之所以选择此地，是因其相当熟悉他的家乡，加之杨长年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势必会以“超然”的态度和敏锐的观察力去看待这片熟知的热土。

1、社区客观环境的描述

山东台头村坐落在胶州湾西南岸群山环抱的一片平坦土地上，村头的河取名“台头”，“台”是台阶的意思，“头”即为终结。由此可知，此地的地形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到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区域文化。根据卜凯对于附近地区的气象研究资料，台头村明显受到了季风气候的干扰。在此，我们可以从自然环境的描述中感受到这些因素对于人类行为的影响（在下文详述）。以社会环境来考察，台头村的人口规模估计为720人，且人口的流动性并不强，平均每个农业家庭的人口数是大约6人的。从年龄的特征来看，男性的所占总人口的比例比女性高出8%，成年人的平均寿命大约是六七十岁，且女子的寿命比男子的要短。以上这些数据，看似简单，实则反映出该村落所受到自然条件的深刻影响。由于肥沃平坦的土地是稀缺资源，导致该地区的耕地使用率高。加之人口密度大，原本有限的土地资源被分割的四分五裂，犹如一个个小“补丁”。可见，土地在这一社区资源的中心位置是无法动摇的。农民利用土地，在适应气候环境的状态下，种植小麦、甘薯、花生和卷心菜等农作物。这些自给自足的产品直接影响到家庭的食品构成和饮食结构，从而该地区居民的饮食习惯和人口寿命长期潜移默化地稳定下来。由于土地作为一种财产，男子更是代表了扩大财产的手段，生育率也就会随之提升，女性的寿命以及男女比例就会呈现出先前数据所提供的事实。因此，客观的描述山东台头村现状，这使读者在宏观上能够把握社区内部的各种关联。

2、家庭如何成为可能

家庭，作为一种初级社会群体，构成了村落中个体的基本互动组织。在台头村，它是家庭成员、财产、牲畜、声誉、神祗等一系列因子所构成的复杂组织。由此可见，家庭承担了太多的功能，其内部的结构也是极其复杂的。成员之间的互动，必须遵守着一定的规范（如伦理次序）。家长制在家庭的互动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幼小的子女必须完全无条件服从家长的安排，家庭中的长者也必须承担起整个家庭运作的领导责任。当一种内部的权威依靠伦理本位树立起来后，一切活动都有了规范。从经济功能的角度来分析，家庭承担着自身繁荣的物质基础。家庭中的任何财产的所有权都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整个家庭。成年男子辛苦劳作于田间地头，女子则照看家务，这是中国传统“男耕女织”社会的缩影。此种社会结构的体现，更能说明家庭作为社会一种基本构成单位每时每刻都在反映时代。家庭的规模要扩大，就必然导致物质基础（土地）的扩展。因此，土地是家庭兴旺与否的标志之一。当几小片土地联成整体时，这一土地的所属家庭正在处于上升阶段。可能，这个家庭的男子比较多，因为男子总是代表着强有力的生产力，以至于未成年女子被冠以“赔钱货”的标签。

除经济因素外，家庭内部重要的互动规则是礼仪，这种礼仪规则是与整体社会的礼仪规范所一致的。每当传统节日来临，家庭的成员都要牢记节日的禁忌，即使是外来基督教的干预，仪式的核心功用也离不开对于祖先的祭拜。祖先是一个联合家庭的道德榜样，家长会教导子女们怎样通过努力来达到自获角色，繁荣整个家庭。可见，家庭正是整个社会的礼仪和道德的宣扬阵地，任何一个家庭都希望自身在村落中拥有良好的声誉和名望，这些都必须通过对祖先的绝对忠诚来实现。从代际流动的视角看，台头村的大部分家庭的成员都是务农角色，也只有少数的读书人家会博取到功名并受到别人的敬仰。家庭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这种功能甚至正在走向反面。因为，对于整个村落的未来而言，闭塞就意味着日后的落寞。当然，此种超稳定的家庭运行结构也正是那个农耕社会的“缩影”。

3、社区而非社会

这一小标题使我想到了滕尼斯的《社区与社会》一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山东台头村正是村落共同体（社区），这与滕尼斯所阐述的“社区”的特质是相吻合的。机械团结正是农业社会结构的重要特征，滕尼斯称其为“社区”。台头村里没有太多的社会分工，因为那毕竟不是滕尼斯所描述的工业社会。除了大部分农民以外，少量手工业者的存在也是为了使得农耕工具在损坏时得以修复。家庭是维系个人互动的基本单位，在应对公共事务时，家族也发挥了主要作用，这似乎与东南的宗族组织有点相像。但是，家族并不如东南宗族一样对于家庭内部事务的干涉很深。台头村的姓氏家族主要是在公共事务中发挥效用，如村小学校的正常开支，整体村落的保卫任务以及与邻近村的接触，都会通过村落的领导者进行具体的操作。诚然，这样的事务完成是建立在熟人社区的基础之上。村落共同体的同质性是很高的，职业分工很少呈现出多样化，由此而产生的生活方式也是同质性的，也正是这种社区模式（农耕社会）稳定了几千年的农业文明。

社区，作为次级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之间的互动。台头村正是在机械团结的框架内去良性运行。凭借着家庭内良好的社会化成果，社区在整合所有的资源时就不会显得那么费劲。所以，村里会为留学的孩子提供资助，会齐心协力地建造教堂或是抵御土匪的工事。这一切的组织行为，都是在非工业社会所产生的。可见，台头村只有“社区”没有“社会”。

4、天喜的故事（一个全面了解台头村的个案）

天喜的生命历程，说明了一个普通个体在村落共同体中的成长轨迹。从出生时差点夭折，到最终成为大学教师。在那种环境中，这已经实属不易。台头村中的人物形形色色，但是，他们的生命历程似乎是相似的。同一模式的文化环境造就同一模式的个体，在那个即将开放而又封闭的年代，天喜就是个典型的个案，一个标准的自获角色。或许，作者正是想要通过他的生命轨迹来向读者展示台头村的整体镜像。

结语

杨懋春教授运用描述性研究的方法对山东台头村进行了深入细致地研究，这告诉我们西方研究范式在中国的本土化是可行的。学科的反思性和本土化进程是需要后来人推进和加强的，杨教授以此书为后来的研究者树立了典范。

目录
1村庄的位置
2村民
3农业
4生活水平
5家庭的构成
6家庭内部关系
7家庭作为初级经济群体
8家庭作为初级礼仪群体
9婚姻
10孩子培养
11家庭的兴衰
12村庄组织
13村内冲突
14村庄领导
15村际关系
16天喜的故事
17村庄的明天
附录：
一农具的改进
二亲属称谓的使用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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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1-4-29 08:15:06

资料[方法]篇

读黄树民《林村的故事》

文/扬眉

《林村的故事》——这样一个静谧而引人神往的名字，一定吸引了不少眼球想要一看究竟吧？这本薄薄的小书虽不张扬跋扈，却是一本颇为内秀的著作，在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的作品中算是上乘之作。作者黄树民是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人类学系教授，黄教授生于 1945 年 ,祖籍广东潮汕 ,在台湾嘉义长大，是一位美籍华人。《林村的故事—— 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素兰、纳日碧力戈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虽普通平常，其内容却丰富深远，其意义却隽永深厚。

这本书写的是关于一个闽南小村庄1949年后社会生活变迁的民族志。正如作者所说的 ,他是通过叙述林村一位共产党村支书的个人生活史的方式 ,来揭示 1949 年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变迁历程。恰恰是叶德文这个普通知识分子对自己和林村这样一个几乎被人忽视的小村子的历史的个性化诠释，给出我们一幅1949年后动荡的中国社会中一个人、一个村庄甚而一个国家成长和转型的具体清晰的历史镜像。正如黄教授所讲：“从叶书记的一生和工作中，我们目睹了这个国家的澎湃汹涌。”

给黄教授第一印象是“机警过人、居心叵测、消息灵通、好管闲事”的“最恶劣的乡间干部的代表”叶书记，最后机缘巧合地成为了他著书的主人公和资源的唯一来源。我们不否认叶文德身上存在着很多缺点，正是这些缺点使得人物更加丰满，从而更具真实性。其实，书中林村的党支书叶文德和大部分中国农民没什么区别，事实上他也具备中国农民典型的性格：勤劳而坚韧不屈，率直而敢说敢为，狡黠而饱经风霜，对生活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切身的处事哲学。但同时，他的个性、高中文化背景以及中国数十年风起云涌的政治现实造就了他与众不同的洞察力。他怀着对饱受苦难的民众的深切怜悯，仁慈而专横地统治着林村。他对

虚伪政治有着天然的免疫力，一方面以其“四清”经历为资本，充分动用各种政
治力量和社会关系为一方谋求利益，另一方面嘲讽地解构着假大空的政治构想。他仍是个在共产主义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作者多年后重返林村，见到阔绰的叶书记，听他在卡拉OK中所表达的仍是强烈的集体主义情感。

书中最直白的一段叶文德对中国的运动所发表的看法，真实地记录了上一代人对于上个世纪人民所经历的那些苦难的记录与反思，他说：“作为旁观者，我开始了解并且欣赏中国的政治运动的荒谬性。它总是以时兴、理想化，又简单明了的口号为包装，由几个政客燃起青年心中的热忱。那些空洞的目标不过是幌子。政治运动不过是贪婪的政客争权夺利的手段罢了。而年轻人未经深想，被高层人士提出的理想化的幻影所迷惑，为了追求毫不实际的目的，青年牺牲了自己的时间、精力，甚至生命。我目睹文化大革命的狂热和不可理喻，不禁怀疑自己以前参加运动时是否也未经深想？”作为一个经历了太多风雨的农民，叶文德一针见血地指出：四清运动才是“针对农村干部和特定农民。”我们无法全部肯定其结论的准确性，却也不可否认其对于我们的民族所经历的那些苦难与沉重所进行的反思与新悟。

林村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步由村庄发展转变为城市街区。在改革开放之初 ,叶文德就把产业留出一部分 ,不分给个人 ,这不但使村委会有了部分收入 ,而且还为以后更好地办村中的公益事业打下一定的资金基础。在因城市建设而征用林村的土地时 ,他也没有把征地款全部分下去 ,而是留下大部分 ,并以此为资本 ,去发展林村的集体经济。他兢兢业业地经营村中的事业 ,从而使整个村的集体经济取得可观的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村民们的生活质量早已超过城市居民的平均水平 ,林村还连续获得第八届“省级文明村”的称号，可见其领导的水平和沿海村庄人民的建设热情。林村的巨变，让我们看到了我国东南沿海小村庄在国家政策的领导下逐步发展致富的过程，看到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也看到了一个普通的村级干部对于中国社会变迁的解读。相信读者一定会有共鸣，同时也会启发读者开启对于自身生活的记录与反思。

让我们跟随黄树民的记录，一起走进林村，去感受扑面而来的新鲜泥土气息，去感悟一个东南沿海的小村庄由落后到开放的过程，去感慨一个国家磅礴动荡的现代历史，去思考一个民族振兴发展的力量。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1-4-29 08:16:17

黄树民：《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
2003年第2期
素兰、纳日碧力戈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张伟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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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受到台湾同行在跋中的提示，此间也有学者认为《林村的故事》是“一种实验民族志的文体实践”(彭兆荣：《实验民族志语体》，《读书》2000年第9期，第99-104页)。对此笔者稍有保留意见：当然笔者十分赞赏这本著作所取得的成绩，钦佩作者所作的努力，但并不认为它的贡献在于一种文体的突破。
　以文学的语体反映人类学研究成果，这本书显然不是首创。而且，从以前习见的不突显观察者的叙述方式(如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发展到以观察者位置很明朗的对话的形式进行叙述，这种文学叙事方式的演进，虽然赏心悦目，却不值得大惊小怪。或者不妨说，这是人类学叙述方式演进的一种逻辑必然，而作为一个高水平的研究者，该书作者把握住了发展的趋势，如此而已。
　　笔者更愿意称赞作者在事实层面所展现的内容，这些内容显然更应该成为关注的焦点。笔者从一开始就震撼于该书所蕴含的力量，因为它是那样贴近地反映了乡村的生活。当然笔者这样措辞主要是基于一种感觉，并非笔者也曾有过与该书作者相同的体验。——正是这一点，体现了该书的学术价值，设若它所展现的内容与笔者经历的或其他人描写的完全一样，那它也就丧失了存在的必要。妙就妙在该书描写出来的林村与中国其它地方(尤其南方)的许许多多村庄有同有异，作者的想象经叙述者的校验亦有对有错，而在这同异对错之间，让我们对乡村生活的认识得到了修正。例如当地人对于风水的认识，当地土改的实施情形，当地六十年代的婚俗，当地七十至八十年代的社会问题，当地分家的习俗等等，这都是我们从其它资料中很难看到的；而且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位国内的人类学家(或其它专家)能够为我们提供类似的标本。
　然而也正是从事实的层面，笔者对该书的部分内容持有疑问。不过这种疑问很难展开予以讨论，因为其中有些可能出自叙述者的认知，作者不过是如实记录。如第91页：“按照官方的说法，文革是1966年3月，我获准入党的那个月开始的”；第87页又讲到：“等到1966年3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前后两次相同的表述，反映的也许是叙述者的观念。但另外有一些则显然是作者对于所记录的内容还缺乏足够程度的了解。如第40页：“富农、旧地主、前朝官员、罪犯、还有反革命分子，这些人统称‘坏分子’”；这应该不是叙述者的问题。地、富、反、坏、右作为并列的身份分类，凡经历过那个年代的都记忆深刻，笔者不认为叙述者对此会出现丝毫的偏差。又如第73页：“1964年9月或10月间，乡间酝酿着新的政治运动”。揆诸当时的实情，政治运动哪有在乡间“酝酿”的可能?
　类似情形在该书中为数颇有不少，而进一步引起笔者思考的，是作者在叙述过程中经常采用了过于雅致的书面语言。如第95页：“在此之前，因为我的业务涉及大队行政工作，我又再次站在一个适当的角度，容易探知文化大革命对林村内部和附近区域的影响”；“作为旁观者，我开始了解并且欣赏中国的政治运动的荒谬性。它总是以时兴、理想化，又简单明了的口号为包装，由几个政客燃起青年心中的热忱”。很难想象，这样文质彬彬的语言竟出自一个大队书记之口。而既然如此，作为一个对事实有着执着追求的读者，笔者不能不疑惑究竟哪些内容是叙述者的原料，哪些是记录者自己的添加。
　这里面当然有一种苦衷。从口语，尤其是从与普通话有着相当距离的闽南话的口语整理出一个外地人可以解读的文本，语言的失真是不可避免的事；何况其中还经历过一重翻译。显而易见，有相当多数较为奇特的表达是翻译者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如第122页：“这表示我虽背负着四清的烙印，但是高层干部已经不太在乎了”；所谓“高层干部”其实不过是“上级干部”。第194页的“家庭计划运动”，本应译作“计划生育”；第223页称“在乡下招募党员”，“招募”应该译成“发展”。这些都是此间已经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翻出来似乎不存在太大的难度。
　看起来译者有一个倾向，即尽量不恢复讲述者语言的本来面目。以至“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样的熟语要译成“有权不用，逾期作废”(第211页)，“过”与“逾”一字之异，活语言便变成了呆文字。而偶尔用上的一两句俗语，也令人不胜南辕北辙之慨。如第222页的“门儿都没有”，活脱脱是一句鲜活的语言，但译者大概没有想到，这句话本来是北方的方言，闽南人口头不大会用的。
　即便如此，由翻译造成的障碍并非不可逾越。由此笔者便感到有不少地方其实是作者在帮着叙述者进行思考，这样的努力对于一个人类学家恐怕无大必要。如第102页：“文化大革命充满冲突与仇恨，是近代史上最疯狂的时间之一。政治狂热对人性的伤害非常大”。尽管作者多次反复强调叙述者具有令人惊讶的批判能力，但笔者仍无法相信以叙述者的知识背景能将批判引发到如此高深的一个水平。当然这一点不可能去进行现场检验，只是读过之后心中免不了疑虑：这，会是林村人说过的话吗?　好在这样的疑虑尚不至多到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
　　　　　　　　　　　　　　　　　　　　　　　　　　　　　　　　(张伟然)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1-4-29 08:18:52

《林村的故事》

转载

对于人类学家来说，抵达情境的认同是重要的。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类学家都能像马林诺夫斯基这样，一到来，就能够迅速地“撩起一份友善的气氛”。在《林村的故事》里，黄树民就记录了一个艰难的“抵达情景”：

“林先生一边说着，我的眼睛一边慢慢适应着屋里暗淡的光线，这时才发现屋角还有个静静坐着的人影。……这位身形矮小的叶书记强迫我接受所谓的‘合理的’要求，而我的梦想便跟着粉碎了”。

在经过自己的一阵博弈后，黄树民接受了叶书记的提议。这时，

“我觉察到烟幕后的那张脸露出一丝笑意。”

在这样的经历之后，黄树民得出他对叶书记的第一印象：

“就我而言，他是最恶劣的乡间干部的代表：机警过人、居心叵测、消息灵通、好管闲事”。[1]

可以发现，在这里黄树民的书写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首先，在这个屋子里，“我”很难适应“暗淡的光线”；其次，叶书记一直躲在“烟幕后”。这样的描述人为的阻隔了我和叶书记之间的交流。在这些文字里，叙述者的视角是“我”，而施事主体却是叶书记，对我来说，“烟幕后”的叶书记显得如此神秘莫测，以至于他能够熟练、轻松地操纵一切，我却只能被动地受事。在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观察下，“他”被表现为建构现实的主宰者。但这个主宰者并没有能长时间地维持他这样的形象，大概在一个月后，“我”和“他”的关系就发生了改变：

“开门一看，原来是我的死对头来了。他像斗败的公鸡般垂头丧气，眼睛满是血丝，颤声问道：‘你休息了吗？我没有打搅你做事吧？’”[2]

在这里，黄树民用了大量的让人感觉到筋疲力尽形容词来表现叶书记在林村的博弈中落败的状况：“斗败的公鸡”、“垂头丧气”、“血丝”、“颤声”。这时，叶书记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将他视为“死对头”的“我”，作为倾诉对象。在这次交流中，叶书记改变了他对黄氏的看法，“大概是觉得我人又好又有同情心……从那以后，他好像当我是知交一样……”。[3]

在上面引用关于《林村的故事》的“抵达情景”里，可以看得到黄氏在对叶书记进行描述时都使用了一些具有贬义的词语，或者建立了一些贬义色彩的语境。即便是在用“机警过人”来形容时，也只局限于已经设定好的“最恶劣的乡间干部”这样的大语境。恰恰相反，我却被叶书记认为是好的——尽管在提到“好”的时候，黄氏用了一种不肯定的语气，但后来的叙述有效地将“不肯定”冲淡了。到了这里，叶、黄二人才开始走向认同，而这样的认同却是以叶的失败宣告开始的。

笔者之所以花较大的篇幅来对抵达情景进行认同分析，这是因为抵达情景的认同对于人类学家的整个田野过程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人类学家需要获得田野对象的认同，他们的认同关系到人类学家是否能在随后的时间里较顺利地完成田野；另一方面，我们更注重的是，人类学家如何来描述、建构民族志文本中的认同？在对《夏波诺》的分析中，普拉特揭示了无论是什么类型的民族志，都无法避免个人性的叙述，这样的叙述在民族志“话语空间”中产生了混乱和含糊。[4] 对于黄树民叙述，本文也持有这样的疑问：为何叶书记偏偏要选择黄氏作为倾述对象？作为一个精明的地方干部，难道他丝毫没有能够察觉到黄氏对他的反感？而黄氏又如何能克服叶书记“最为恶劣的乡间干部”形象，以至于短时间内，就能够使叶书记将他视为“知交”？显然，对于这些疑问，黄氏都做了回避。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黄氏一直采用了一种有限度的叙述，“大概”，“好像”。这些词很好地向读者展现了当时黄树民的状态：对于整件事，他只是一个旁观者，他是无能为力的，他只是被影响的对象，而不是动作过程的主动发起者。这使他在整个认同过程中顺利地由被动的一方转为主动的一方，叶书记主动地进入到他的语境中，来认同他，然后在叶书记的帮助下，他又顺利地进入到了林村的语境，完成了身份认同。在民族志的书写中，黄氏并没有主动地去建构认同的语境。相反，是一个近乎戏剧性的事件建立起了认同语境，在这一语境中，黄氏和叶书记二人悄然完成了身份建构，在这个建构过程中达到了认同。对于黄氏来说，认同的重要性是明显的，在今后的田野中，他将得到叶书记的帮助，完成他的田野。

就认同来说，它不是自然而然就形成的，我们应该理解认同的未完成性和过程性、开放性和可塑性的特征。[5] 在霍尔的研究中，他也强调了认同研究的焦点不是“我们是谁”，而是“我们会成为谁”，他说，认同“不是回到根源，而是逐渐接纳我们的‘路径’。认同来自于自我的叙事，但这一过程的必然虚构性绝不会瓦解其话语的、物质的和政治的效果。”[6] 在自我的叙事中，黄氏达到了认同。在这个认同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一方面，他建立了主体性，即被认同；另一方面，他也消解了主体性，即他由叶书记的敌人，成为了知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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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树民《林村的故事》，素兰纳日碧力戈译，三联书店2002年，9-10页。

[2] 《林村的故事》，10页。

[3] 《林村的故事》，12页。

[4] [美]玛丽·路易丝·普拉特.寻常之地的田野工作[A].周歆红译,[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60页。

[5] 周宪《文学与认同》 P83

[6] Stuart Hall and Paul de Gey, eds.,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London: Sage, 1996,P4,转自周宪《文学与认同》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1-4-29 08:20:45

资料[方法]篇

萧楼和他的《夏村社会》——“拓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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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像夏村这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社区，对于研究者的要求是极高的。早在70年之前，马林诺夫斯基就在《江村经济》的序言中说：“如果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样，这也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的最珍贵的成就”。后来，在马的学生辈中间，还有人为本民族研究的学术性大加争论，这种争论几乎持续到80年代。萧楼当然是意识到“贵有自知之明”这句话的分量：这是最艰巨的工作，需要最充分的理论反思能力、田野观察能力、经验提升能力和民族志叙述能力。

首先，萧楼采取的是一种开放的理论策略，即把反思费孝通晚年理论遗产为主线的同时，糅合了林耀华、许烺光、梁漱溟、牟宗三、杨庆堃、李亦园等人的思想，吸纳斯特劳斯、福柯、布迪厄、布洛威、格尔兹、马尔库斯等人的理论，将“夏村”作为一个理论对话的“场域”，刺激“差序场”概念的形成。其次，萧楼放弃了人类学家的“权威叙事”，将百万字的访谈记录和结构化论述一起，形成“村民自己讲”和“作者评论说”两条叙述线索，并请求读者一起，构成民族志文本的“复调阅读”。第三，萧楼明确将宗教象征体系和亲属制度放到和家庭职业同等重要的地位，并把短期调查难以触及的财产关系、情感和亲密关系、性和伦理等领域全盘托出，极大拓展了“微型社区研究”的内涵，再一次证明了费先生创造的研究方法的生命力。但是，萧楼的理论抱负并仅仅只有这些，他明确将“江南”引入社区研究，宣示了当代人类学研究关注文化积淀和注重和历史学、社会学和哲学的融通，同时也宣示了“中国式”人类学的学术旨趣。

“很多人问我，人类学是不是研究原始人的？”萧楼认为，这不是其他知识群体的少见多怪，而是人类学家对自身的认识悬而未决。人类学在下意识地建构“他者”的时候，不要把自身陌生化。中国人类学需要从狭隘的文化空间走出来，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直面政治和经济体系，并把它们当作人类学研究的领域。欧美人类学在70年代就提出，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运作不能仅仅被看做是世界对本土、自在的文化的外部冲击，相反，应该把它看做外部体系已经获得深刻的本土化界定和渗透，并已经成为民族志研究对象最为熟知生活世界的象征和共享意义的要素。中国100年来的曲折历史，特别是30年来的快速发展，几乎是对人类发展历史的一种自然归纳，给了人类学家最好的成长土壤。所以，人类学家给民族志一个直面人生、家庭、社区的品性，书写常见但容易被忽视的、熟知但不被深知的自己民族的文本，是今后中国人类学的使命。

“我只不过是众多在费先生文脉中爬梳者中的一个”，萧楼说“我会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1-4-29 08:21:31

萧楼和他的《夏村社会》——“潜水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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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话语中，把隐身浏览但不发言者称为“潜水员”，萧楼就是学术界的“潜水员”。在90年代末期，萧楼就参与了村民自治研究的“公共学术史”。和他的导师吴毅一样，萧楼知道这段学术史不会久长。农村研究是一个话题，但是不是一个学术脉络。“如果按照格尔兹的说法：我们是在村里做研究，但是你不能看到一个村，就认为自己在研究了”萧楼说，“必须纳入一个学术脉络去对话。”于是，萧楼“潜伏”下来了，除了少量一些作品，10年以来没有对自己研究的“夏村”发表一字一句。

吴毅说：“我和萧楼有师生之实，那是后话。但是萧楼成名和我们几乎是同时的，他2003年来武汉参加我们华中师大乡村研究会议的时候，我们是对话的朋友。他早该成名成家。但是，他看淡这个，沉得住气。”“他说自己手慢，实际上他是要求很高，轻易不写东西。”在华中学派中，有很多活跃于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辈张厚安、徐勇，中坚力量项继权、于建嵘、吴理财，华中科技大学的吴毅、贺雪峰、董磊明、仝志辉、罗兴佐，甚至第二代的谭同学、丁卫、黄海等。“群体在全国各地的调查经验是“他者”意识的主要来源，这种seminar带来的刺激对研究的深化是极其重要的”，萧楼认为：“这种群体经验激荡法，是学术研究的重要环节，是解决经验和理论之间磨碾、对接、发展的重要途径，促使学术研究立足个案但是超越个案”。但是萧楼的田野作业总是游离于这个群体之外。“寄生”这个词，是社会人类学评论家马尔库斯对田野作业的要求，“人类学研究是一种寄生性研究”，他始终谨记。长期“寄生”在个案村，参与观察，保持张力，隐藏活力。一切都为了厚积薄发。

萧楼经常和圈内人“玩失踪”。导师和学者群体经常会联系不上他，手机没人接，邮件没人回。对于他来说，研究是一项长时段的工作，田野作业要按照“村民”的节奏来走，信息催促会破坏自己的融入村民生活的状态。萧楼在书中写到一个故事，有一个村民说“你已经把人家在老婆身上抓虱子都了解去了，还在这里混干嘛？”萧楼这是用这种丝缕不漏的调查方法，获得了极其丰富的调查材料。他选取了很多村民的“自述”，和他的阐释一起构成了全书的主体，使得民族志的写作试验获得了新的形式。萧楼说，作者现身，和受访人一起创作民族志文本是“试验民族志”反思的重要方法，是和全球人类学文本对话的一种形式，也是对费先生经典写作方式的一种变革。

10年磨一剑。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这是一项艰难的研究历程。萧楼是勤奋的，抵挡住名利诱惑，抵挡住寂寞孤单，《夏村》像所有优秀的作品一样，大浪淘沙后，金子会闪光。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1-4-29 08:22:17

著名社会人类学学者萧楼和《夏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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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费孝通写成《江村经济》，成为享誉全球的名著。70年过去了，中国的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中国的社会科学在解释自己社会变迁的时候，总显得有些无力。我们介绍了很多西方理论进来，试图解释中国，但是总是削足适履，有些难堪。萧楼认为，马林诺夫斯基是社会人类学的鼻祖，而费先生是人类学汉人研究的创建者，不去继承和发展费先生的理论，无异于舍近求远、缘木求鱼。所以，把新鲜经验以和大师巨匠对话的方式，开展学术研究，是最合适的方式。费先生的弟子满天下，他们一直这样做着，萧不是弟子，但信念上更甚。

萧楼和费先生是隔代的，萧楼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是时年87岁的费先生提出“用场的概念来改造差序格局”后的第3年，作者完成论文初稿的时候，费先生已经去世3年。但是学术继承并没有年龄间隔。这10年之间，萧楼完全是在著作和田野中和费先生对话，终于在费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写成《夏村社会》。取名《夏村社会》，很直观的就是有师承之宜，也是表示最费先生的敬意。

萧楼认为费先生是一个有传奇性质的学者，他的学术生命分为两个阶段，可以用解放前和80年代以后两个部分来划分。前一个阶段，他师从马林诺夫斯基，成为人类学结构功能学派的传人，并发展成为人类学汉学研究的典范，代表著作是《江村经济》；师从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深化现代社会研究的理论视野，代表著作是《乡土中国》和《生育制度》。后一个阶段，以重建中国社会学和研究中国社会发展为主线，以《行行重行行》和《小城镇大问题》为代表；以反思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历程和今后发展思路的文章为线索，对中国社会学今后的发展提出设想，代表作是《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和《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在对费先生的学术著作进行分析以后，萧楼觉得应该把费先生自己对《江村经济》反思和遗憾作为自己研究的起点，那就是民族志作品的“理论准备”：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方法和汉民族研究的“文化自觉”；社会学的社会事实关注和理论抽象能力。萧楼对费先生的理论继承是“整体继承”的思路，即全面反思其在社会学人类学领域的思考，全方位的延伸研究，做一部真正的“综合民族志”。因此，《夏村社会》是一部宏大的著作，涉及到村落生活的方方面面：土地制度的变化、政治风云、市场化的大潮、人际关系变革、金钱和人情的变迁、亲密关系和亲属制度、宗教象征仪式等等。这部著作几乎就是“夏村”30年的变迁史，也是中国社会30年的变化史。

“学术上的继承多少不是由名分来决定的，要看作品”，萧楼这位从来没有名分的继承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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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序]费孝通之江村/梁漱溟之邹平/陶行知之晓庄/于建嵘之岳村/梁鸿之梁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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