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感民间思想家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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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心理·新闻发现·深度挖掘




文/被逼梁山
笔者在工商部门工作19年，写新闻已有近10年的时间。10年来，不论岗位如何变化、职务如何升迁，“我手写我心，秉笔书红盾”的新闻梦想始终激情燃烧，多少个春夏秋冬的执著追求，笔者始终坚守在新闻宣传的道路上前行。截至目前，笔者采写的新闻稿件、撰写的评论作品和理论文章，在《人民日报》、《中国工商报》、《工商行政管理（半月刊）》、《工商行政管理研究》、湖北日报、孝感日报等各级报刊累计发表1200余件，其中，6件新闻作品分获国家、省、市媒体通讯员好新闻奖，个人3次被中国工商报、2次被湖北日报、8次被孝感日报评为模范通讯员，连续3年荣获孝感市对外宣传工作先进个人。去年还摘取“全国工商系统工商新闻百星”耘墨之星，并在表彰大会上作了典型发言。通过新闻写作，2000年12月至2002年6月，笔者由汉川一个最偏远的乡镇工商所连跳至孝感工商局办公室工作。下面，笔者联系实际，谈谈新闻写作的有关问题。

一、通讯员要努力掌握读者的阅读心理

通讯员写作新闻，就好比农民种庄稼、工人生产产品，必须把作品挑到市场上卖出去，并力争卖个好价钱。如果写出的新闻不能见诸报端，那只能说明笔下的“豆腐块”或“千张皮”没有被报刊编辑瞧中，或者说读者对这类半成品并不买账。因此，通讯员写出的新闻稿件必须让读者爱看，产生符合新闻市场的阅读美感。因此，掌握读者的阅读心理，对通讯员写作新闻十分重要。

读者阅读心理与读者所处阶层、知识素养、阅读兴趣等不无关系。一般来说，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干部、平民百姓、贩夫走卒的阅读兴趣虽有不同，前者由于知识素养较高，多注重阅读时政新闻和本行业的新闻，但大都喜欢阅读社会新闻，特别是重大的社会新闻事件。这是不争的事实。因而，新闻作品如何满足大多数读者的阅读心理，可以作为新闻写作的一个导向器。

时下，通讯员特别是行业部门最基层的通讯员，易局限于本单位就事论事，新闻思维不宽，新闻视野狭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水滴不见太阳的光辉”，采写的新闻作品引发不了更多的“眼球关注度”。作为力争把新闻稿件“多卖三五斗”的通讯员，应站在多个层面和层次上了解读者心理，并在新闻实践中时时满足“读者心理”，唯如此，才能写出各方满意的新闻作品。那么，通讯员如何掌握读者阅读心理呢？笔者认为必须把脉三个方面：

一是准确把脉党委政府的关注点。媒体是党委、政府宣传之喉舌、舆论之利器。党委、政府每个阶段、每个时期关注的焦点、重点和难点，也是各部门、企事业单位要围绕、贯彻、落实的中心点。通讯员要时刻关注和切准党委政府宣传需要，在“立足本情，把握上情，钻透下情”上采写新闻。这点对行业通讯员尤为重要。

二是适时把脉各级媒体的宣传点。要及时了解各级媒体一段时期的宣传重点，熟练掌握各媒体用稿区别和特色，有针对性地采写出契合各媒体宣传口味的新闻作品，做到有的放矢、各个击破、“百花齐放”，不能搞“一稿通吃”。

三是始终把脉解决民生问题的破题点。民生问题情牵党委政府，情系群众百姓，关系经济社会稳定和发展。解决民生问题，不仅政府关心，而且民众关切，舆论急需，这使得民生新闻成为各级媒体特别是机关党报最为倚重的一大“版土”。通过员要时刻怀揣人性的关怀，从关注民生的角度，把一些工作“硬”新闻适当转化为“软”新闻，就会实现写作技法与新闻用稿率的同步提升。

一言以蔽之，通讯员只有既立足本位，又跳出本位，站在党委政府的关注点、各级媒体的宣传点和解决民生问题的破题点上采写新闻，那么我们的新闻作品就会适应更多读者的阅读心理，一定会闪亮登上各媒体的版面。

二、通讯员要努力提高新闻发现的水平

写新闻，没有人不渴望有好线索、好点子、好题目。一位积20余年、从“赤脚通讯员”到“职业名记者”的经历告诉我们：发现一则新闻比写作这一新闻更重要，生活中不是缺少新闻而是缺少发现。当好新闻记者、业余通讯员的第一技能不是写作而是发现。可以这么讲，新闻发现是新闻写作者政治水平、业务素质的综合体现，新闻竞争归根结底是新闻发现的较量。对于如何提高新闻发现水平，笔者有三点感悟：

1、从个性化的事实中过滤新闻。“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要认识某个事物，不用许多同类事物作比较，很难作出准确而深刻的判断。报道某一单位的某一件事，要学会用比较的方法，把这个单位这件事同别的单位的同类事比一比，从共性中找个性，看是否有显得重要、突出、特别的地方，从中掂量出所要报道事物的新闻“含金量”，发现较好的新闻源。比如，2004年12月，孝感召开全市知名商标颁证大会，49件市级知名商标持有人参加了会议，市政府有关领导到场并讲了话，《湖北日报》、《孝感日报》、《孝感晚报》等媒体记者参加。孝感媒体以简讯的形式报道了会议概况，而《湖北日报》采写的新闻棋高一着。当时，笔者研析：站在孝感会议的层面上报道，无论如何是上不了省级党报的，因为《湖北日报》是全省视野，且知名商标颁证大会并非孝感所独有。但在全市49件知名商标持有人中仅李福芳为自然人，且是一名下岗职工。于是，笔者和《湖北日报》记者就这一点进行了深入采访，写成了《孝感一下岗职工喜获“知名商标”》的稿件，很快被《湖北日报》采用。同时，《孝感日报》还单独采用了笔者写的《农妇李福芳成为我市首位拥有知名商标的自然人》，此稿被评为当年孝感新闻一等奖。从采写这篇消息可以得知，在同类事物的不同之处往往深藏着新闻“富矿”，就看我们有没有沙里淘金的本事。通讯员抓新闻就要时时刻刻寻找事物本身内在的特点，找出与其他事物不一样的东西来，只有这样，你的点子就多，你的线索就广，就有大量的新闻可写，也能写出与别人不一样、让编辑眼前一亮的好新闻。

2、从反常化的事实中追踪新闻。美国纽约《太阳报》主任博加特有一句名言：“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美国《环球报》主笔爱德华幽默地说：“能让女人喊一声‘啊呀我的天呀’的东西，就是新闻。”有人曾经这样问法国小说家莫泊桑：“为什么你写的小说有那么多坏女人。”他答道：“清白的女人成不了故事。”莫泊桑的这一创作原理也是发现新闻值得借鉴的思路。这些都说明了“反常现象”能出新闻。在日常工作和生活当中，有很多反常现象，只是我们没有留意观察罢了，因为人们思维上往往有一种正向思考的“惯性”。只有克服思维惯性，经常逆向思考，关注反常，新闻线索就会源源而来。当然，捕捉“反常现象”有一定难度，因为很多“反常现象”隐藏在“正常现象”的背后，需要通讯员认真观察，仔细分析，及时把握，从中发现一反常态的人，一反常态的事。否则新闻源稍纵即逝，从身边擦肩而过。如2000年笔者在汉川市工商局办公室工作期间，曾到城区欢乐街经营户中采访。最初的本意是想采写欢乐街经营户的经营状况，但通过走访消费者和查阅有关资料，发现消费者过去因经常买到假货对街区不满意，而现在消费者投诉率几乎为零。当时，经营户因政策水平不高，法律法规意识不强，制假售假时有发生本应是“正常现象”，现在欢乐街经营户不仅消除了这一“盲点”，反而生意兴隆，街区整体信誉度大为提高。有好新闻！！笔者眼睛一亮，沿着这一“反常点”追根溯源，挖出了隐藏在现象背后的背景和原因。原来，正值全国诚信建设刚刚起步之际，汉川工商局就在欢乐街经营户中推行了“星级警示制”，用不同的星级评定经营户信用等次，促进经营者守法经营、文明经商。笔者站在经营者的角度，侧面采写了《“星”牌联系你我他  买家卖家笑哈哈  汉川欢乐街经营户按“星”论信誉》一稿，稿件立即被湖北日报采用，并获得当年湖北日报通讯员好新闻一等奖。

3、从纽带化的事实中串结新闻。在平常的生活中，许多事情原本是零打碎敲的，我们的新闻思维也常处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中，一旦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就要善于把它们有机地“凝聚”、“糅合”在一起，使人顿生“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作为一名通讯员，需要敏锐独到地把握事物各个矛盾方面的有机联系，从事物的普遍联系中去认识对象，发现新闻的“生长点”，并“穷追猛打”，直至采写完成为止。作为一名工商系统的通讯员，笔者努力在找准推进工商职能到位和服务经济发展的结合点上撰写工商新闻，提高了在行业报和各级党报的用稿率。如2004年8月，孝感市工商局出台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的17条便民举措和外资企业定点帮扶制、中小企业双向联络制、个体办照限时送照上门制等一系列服务制度后，笔者想采写一篇服务经济发展的综合消息，只是苦于其新闻涵盖量大，难以找到切入点。如果综合起来写成并列式消息，文章容易写成公文，很难发表。不久，笔者搜索到了新闻由头：当年4月下旬，市人大代表张金榜提出了一份由市工商局主办的关于“加快工商企业登记注册制度改革，降低企业市场准入门槛”的建议。这17条便民举措和几项制度就是为落实人大代表建议而出台的。而且时任孝感市市长对此作出了重要的肯定性批示，且我局还在市政府召开的建议提案交流会上作了典型发言。这些素材如同项链上的一串串珍珠，井井有条地与我所要写的东西有序“扎堆”，有机联系在一起，有因有果，有始有终，衔接自然。笔者思路如泉涌，顺理成章，一蹴而就写下了《一条建议催生17条便民举措》的稿子，很快被《中国工商报》二版头条编发。

三、通讯员要努力提高新闻写作的深度

有些通讯员上稿颇多，但稿件质量不太高，总是突破不了自己的极限；有些通讯员尽管上稿量不大，却得到了读者较好的评价。这其中的区别在于通讯员是否把新闻写出了广度、深度和力度。提高新闻采写水平，通讯员必须从新闻的表象中层层挖出新闻背后的本质来，而且要尽可能地把“一口井凿深”。可以从把握“三性”上下工夫：

1、把握关联性，全方位写出联系。所谓联系，就是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联系的普遍性要求我们要用联系的由此及彼、由浅入深而非孤立静止的观点看问题。通讯员要善于从新闻生长点的“冰山一角”，用联系的眼睛、联系的方法，进行“层层剥笋”，努力掀开事物的最后面纱，并用笔触将新闻事实与各个空间的联系以及产生的影响写出来，使之成为一个较为圆融的多维式的整体感，而不是平面的给读者毫无棱角的感觉。2005年6月，应城市工商局杨岭镇分局本着变“我管”为“他律”的思路，帮助杨岭镇和汤池镇农资经营者成立了农资行业协会，吸收20多位农资经营大户为会员。对于当时的农资市场管理，这是一件新鲜事。《湖北日报》主要就农资行业协会开展的自律活动进行了报道，消息写得很短，新闻背景和有关联系没有揭示出来。看到消息，笔者和应城工商局宣传干事施江辉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入采访：一是农资行业协会成立的现实原因；二是农资行业协会是如何成立的，制定了什么样的章程，是怎么样开展自律活动的；三是农资行业协会对农资经营户产生的影响；四是农资行业协会的自律监管对工商部门带来的好处，等等，层层揭开成立农资行业协会这一新闻的“盖子”。最后，我们俩人合写了《一条自律路  三方笑开颜——应城市杨岭镇农资行业协会规范农资市场纪实》，文章被《中国工商报》二版头条采用。

2、把握曲折性，多情节描述过程。有些新闻表面看起来事实很简单，实则很复杂，就看通讯员能否把其中的细节挖出来，拎出感人的故事来，把其中的过程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比如，工商部门维权打假新闻性很强，大多数通讯员喜欢写一则消息，豆腐块似的，没有写出细节，虽然被有些市级媒体采用，但笔者觉得深度不够。要看到，工商部门在维权打假过程中，往往面临很多困难，在一些具体的案例中，费尽了心思，经历了曲折，有时还面临着暴力抗法有可能带来的人身安全危险。这其中是不是有很多故事可写，如果通讯员进行了深入的采访，把这些埋藏于事实背后的一个个精彩写出来，新闻的厚度是不是增加了？是不是把工商部门不畏艰难，为民维权，服务民生的形象更加有力的展现出来了？如孝感日报曾经登过一则消息，报道汉川消委首次调处了一起金额最大的电扇导电致死人命索赔一案，前后事实写得极简，过程蜻蜓点水带过，笔者看后，觉得还有很多内容可以补充，便赴汉川采访，结果把浸润其中的一些感人的维权故事写了出来，最后一气呵成写下了《告慰亡者》的事件性通讯，有血有肉，真实、全景式再现了整个事件的全过程。此文后被《中国工商报》四版头条刊发。

3、把握矛盾性，深层次采访辨析。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贯串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没有矛盾，就无所谓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无不是在解决一个个矛盾，破解一个个难题中前进的。新闻写作也适用于这一规律。一些新闻事实在生长、生发期间，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百转千回，就像树木并不是平直地向上生长，而是分孽出少许枝节来。表面上看这些转折和矛盾没什么，但深究下去，其实与有些政策、法律法规、体制机制滞后有关。如果就这些深层次的问题，采访相关权威人士，分析矛盾产生的原因，则使新闻的观察性、辩识力大为增强，这样的新闻因触及了某些边缘化的问题，肯定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因而采用率非常高。如2004年9月，笔者所在的孝感市工商局遇到了一边在为手机消费者积极维权，调处接近尾声，对消费者有所交待时，一边却被手机消费者“告”到了政府领导的怪事。这一矛盾产生的缘由，不是工商部门不作为，而是由于工商部门因技术手段的缺乏，对科技含量比较高的商品鉴定有一定难度，需要相关部门协助等原因，造成了维权时间较长。这是客观原因。但笔者发现，工商部门在维权过程中，没有主动与该消费者沟通过维权进展，使消费者对工商部门产生误解和怨气。这也是导火索。为此，笔者作了深入采访，并请相关领导和法律人士作了分析，迅速写下了《加强维权信息沟通至关重要》的辨析性新闻，文章被《中国工商报》四版头条采用。

我国三十年代著名的新闻记者、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开拓者和早期的新闻教育家戈公振说：“空气中充满了新闻，到处都在等候我们去采访。家家屋里藏着新闻，处处交易的地方也是如此。新闻必等人去寻觅。”《南方周末》对新闻和记者的描述是：“你看见我的时候，我和新闻在纸上，你看不见我的时候，我和新闻在路上。”这些名言警句无不启迪我们：“新闻无处不在！”作为一名通讯员，就要时刻打开新闻“雷达”，睁亮“鹰眼”，灵敏“嗅觉”，练就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新闻“神经”，发扬“特别爱思考、特别能动情、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的精神，随时随地捕捉新闻亮点，做到发现快，捕捉快，采写快，传递快，使自己的新闻之路愈走愈远，愈走愈宽广，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刊用于采编实践和新闻大地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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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朱善璐的直言叫好

文【春山如笑】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在校友会开幕式上说：“在任何工作中做出贡献的北大学生，都是母校的光荣和骄傲，只要他卖猪肉卖得最好，修鞋修得最好，种地种得最好，工人当得最好，那一样是北大的骄傲。”（11月14日《重庆时报》）

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是为国家培养人才，但什么是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职业不分贵践，只有分工不同”，这是每个人从小接受的教育；但等到我们真正踏入社会，又在事实上为各行各业划出三六九等，仰慕某些职业，歧视某些职业。60后、70后小时侯说长大了想当解放军、工人等，现在的孩子谈理想则必是科学家、官员、商人等，追求更好本无可厚非，但它反应教育的价值观已变得更功利化了，严重影响了广大青年正确的就业观和成才观，也影响了整个社会人才的合理配置。

社会是由各行各业构成，需要各类人才、各层次人才和大量的从业人员。每个人由于自身智力、体力和环境影响，最终能达到的高度也不一样。只要发挥自身所长，不断超越自我，体现出存在的社会价值，在所在单位、行业成为“状元”，就是人才，就应得到大家的认同，得到应有的尊重。一个人的价值不应以是否拥有地位、身份来评定，而应以对社会的贡献大小来衡量。按朱善璐书记的说法，评价的标准应该是他的价值理念，他的思想作风，他的品德和能力。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是指明方向，授业是教授技能，解惑就是给予提醒，其中传道是关键。朱善璐作为北大党委书记，敢于抛弃已有成见，“自贬北大身价”，直指教育本性，为学生指明“正确方向和前进道路”，实属难得，值得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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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救赎的底线，需要法律护航

文/ 楚王后裔

    你敢做好人好事吗？你怕因此惹上麻烦甚至官司吗？你担心法律能否防范你因做好事而可能遇到的风险吗？
    这问题听起来有些好笑：“我做的是好事，有些还只是举手之劳而已，干嘛要想这么复杂？”但近来屡见不鲜的“碰瓷”事件发生后，一些原本理所当然的事情，一下子变得意味深长起来：自身不慎或肇事者逃避责任、被救者反告救人者肇事、执法部门抓不到真正的肇事者、司法部门错判或误判、社会保障缺失而穷人太多、围观者冷漠…… 一系列原因，让无人负责成为平常事，于是乎一些“老太太”就抓住一个垫背的算数。
    如果说江苏如皋“殷红彬案”幸有铁证（车前摄像头）和人证（乘务员和乘客）、武汉电动车主被八旬老太“误认”肇事而有数名现场目击者证明，因而得以迅速洗清冤白，让人生出些许宽慰；那么南京“彭宇案”、郑州大学生“李凯强案”、天津“许云鹤案”等似是而非的案件，一方称好心助人为乐，一方称对方肇事伤人，原、被告都各执一词、都拿不出直接证据来证明，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只有依靠法律来主持公道了。可惜这类事情的判决结果，最后往往都是各打五十大板，还是一桩糊涂案。一个人发自内地想帮助别人，反过来却被诬告，甚至送上法庭，试想这样的事情，怎么不会让人心寒如冬？怎么不会对社会道德产生巨大的冲击波和负面示范？
    有网友评论，自“彭宇案”后，社会道德滑坡30年。这断语虽然有点夸张，但各地频现的翻版“彭宇案”，恰是道德丧失、信任危机的体现，以至于有人提出“防火防盗防老太”的调侃性口号。在这种思维和行为逻辑下，就出现了前不久武汉一老翁跌倒闹市无人敢扶、最终窒息而亡的唏嘘一幕。将心比心，我们不必一味埋怨路人的冷漠。在一系列“好人无好报”的事实面前，如果没有了监控视频和目击证人，人们还敢做好事吗？而且即便有铁证在手，但以怨报德的人最后总是“你伤害了我，却一笑而过”，并没有得到任何法律甚至道德层面上的惩罚。为善者潜在风险无法估量，反咬一口者风险系数几乎为零，此二者严重不对等的时候，下一次谁还敢自找麻烦去伸出援手？
    当大家都在慨叹社会的普遍道德水准急剧滑坡时，道德救赎、公德重塑就成为一项巨大的、紧迫的民生工程。道德崇高者，可以赞美和仰视，但无法成为大众的一般行为标准，否则就是道德绑架了。道德的最底线，就是法律的红线。有时候靠道德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法律就成为道德救赎的最后一道防火墙。如果法律最后不是鼓励为善者、不是靠证据说话，甚至在证据确凿时依然对诬陷好人者给予最大的所谓宽容，那么在道德底线的边缘徘徊的人们，结果只会选择“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当法律已经无法给道德保驾护航的时候，我们怎能苛求公众在道德的义务之外去履行可能有巨大风险的“好人道德”呢？这个关键点，才是比被诬陷、被“碰瓷”更让人恐惧的事情，才是道德滑坡这个难题难以自我救赎、难以他救的主要因素。
    道德救赎的底线，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法律护航。公权部门尤其是司法部门，理当成为民众的合法权益的最后一道保护屏障。此刻不公正或者稀里糊涂的判决书，就会成为最有示范效应的反面“道德教科书”。而宣善、扬善、护善、奖善并且让诬陷好人者受到应有惩罚的司法仲裁，必然会成为道德社会的净化剂和加速剂，成为永恒的道德经典。  
    若司法的公平、正义之剑可以威严高悬，我们不期望类似“彭宇案”的事件完全绝迹，但可以减少其实际产生的巨大负面影响，让有良知的公民出手施救时不再有那么多顾虑，让社会回归“世风日上”的良性状态，而不是相反。


   （201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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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朱善璐的直言叫好

文/春山如笑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在校友会开幕式上说：“在任何工作中做出贡献的北大学生，都是母校的光荣和骄傲，只要他卖猪肉卖得最好，修鞋修得最好，种地种得最好，工人当得最好，那一样是北大的骄傲。”（11月14日《重庆时报》）

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是为国家培养人才，但什么是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职业不分贵践，只有分工不同”，这是每个人从小接受的教育；但等到我们真正踏入社会，又在事实上为各行各业划出三六九等，仰慕某些职业，歧视某些职业。60后、70后小时侯说长大了想当解放军、工人等，现在的孩子谈理想则必是科学家、官员、商人等，追求更好本无可厚非，但它反应教育的价值观已变得更功利化了，严重影响了广大青年正确的就业观和成才观，也影响了整个社会人才的合理配置。

社会是由各行各业构成，需要各类人才、各层次人才和大量的从业人员。每个人由于自身智力、体力和环境影响，最终能达到的高度也不一样。只要发挥自身所长，不断超越自我，体现出存在的社会价值，在所在单位、行业成为“状元”，就是人才，就应得到大家的认同，得到应有的尊重。一个人的价值不应以是否拥有地位、身份来评定，而应以对社会的贡献大小来衡量。按朱善璐书记的说法，评价的标准应该是他的价值理念，他的思想作风，他的品德和能力。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是指明方向，授业是教授技能，解惑就是给予提醒，其中传道是关键。朱善璐作为北大党委书记，敢于抛弃已有成见，“自贬北大身价”，直指教育本性，为学生指明“正确方向和前进道路”，实属难得，值得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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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有底线吗？？

文/杨锦辉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坚守道德底线”一说纵横驰骋于网络、传媒，当时也没拿它当回事，也无意于去考证它的来龙去脉。不过，当这一说法刺激耳膜和眼球的次数越来越多的时候，我才慢慢对它有了一丝悲凉的感悟。
  
“道德底线”一说，或许的确是数千年来思想上的一次“大解放”和“创新”。因为在我接受中小学教育的时候，我们听到的、看到的都是诸如“崇高”、“高尚”之类的字眼。后来慢慢的知道，在古人那里，也是讲求“修身”、“养德”的，而且是以“君子”之德为参照目标的，所谓“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也，所谓“高山仰止，景行景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是也。虽说这样提倡，也未必就能够做到，但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大概也是差不多的了。但是中华文化发展到今天，号称是21世纪的今天，我们的媒体却铆足了劲地叫喊着“坚守道德底线”，这大概是“取法乎下”之意了，结果会是“仅得其什么”呢？《易经》上却没有告诉我们答案，古代的圣贤达人、帝王将相也没有告诉我们答案。

这个答案，只有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在实践中求得“真知”，令人心寒的“真知”，那就是道德的滑坡和沦丧，已到了无以加复的地步了：网络上不断“走红”的牛人，没有最牛，只有更牛；不断涌现的冷血，没有最冷，只有更冷；不断爆出的残忍，没有最残，只有更残。就像股市的下跌一样，所谓的支撑“底线”均是形同虚设，60日均线也不堪一击，120日均线也轻易突破，飞流直下，永不言底。当然，股市自有其内在的经济规律和外在的人为因素，有涨有跌，影响的也只是涉足股市的股民。然而道德的滑坡和沦丧，影响的则是所有的国民，乃至国家的危亡。在这里，我不想为道德的沦丧现象开列一份清单，因为只要网友自己愿意，每个人都可以开列这样的清单，而且会随着时间的发展继续开列下去。

刚刚为“扶不起”系列事件、“小悦悦”事件哀叹不已，现在又要为福建奥迪司机调戏人妻、碾死女子丈夫的事情出离愤怒了。作为网民，长期在这样持续的、高强度的哀叹和愤怒之中，精神也许会逐渐地麻木下去，因为如果不麻木，必然会导致精神的分裂和崩溃，但是因为麻木，又会遭到良心的谴责和路人的口水。“两难”，是每个网民的生存困境，也是这个社会的困境。

媒体不停地呼吁，要坚守道德底线，然而不道德的事件一个比一个升级，一个比一个惨无人道。我们不禁要问：道德有底线吗？媒体对道德底线的呼吁和强调，是不是犯了方向和逻辑上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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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沟油”国人之耻


文/秋水蓝

   “地沟油”三个字国人并不陌生，早在十年前就有餐桌上出现“地沟油”的传闻。山东“格林生物”的“地沟油事件”，使“地沟油”的传闻不再是传闻。“地沟油”事件不久，有个老外说过一句话让所有国人感到气愤的话：“地沟油是中国的耻辱”，但看到事件的进展，我忽然觉得这句话有些道理。

  “地沟油”事件公开以来，我们都在问，中国有多少人吃过“地沟油”，恐怕现在我们只能问“中国有多少人没吃过地沟油”，可以说吃过“地沟油”的人很多，因为象“格林生物”这样大的公司，所生产出的地沟油都是被人吃掉的，还有很多没有被发现的“格林生物”呢，“地沟油”的数量会更庞大。如此多的人吃着用饭菜残余制作的，本应流入地沟的物质，难道不是吃食者的耻辱么？

   可以肯定“地沟油”的生产是一个链条，收集饭菜残余，集中运输这些残余，生产制造并销售，这样众多的环节是需要很多人参与的，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应该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他们还在乐此不疲的做，这些人不感到耻辱么？

   我们的食品主管部门，在传说餐桌上有“地沟油”的时候，不闻不问似乎可以理解，因为没用证据，那么现在“地沟油”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为什么没用大的动作来整治呢，难道只有一个“格林生物”在制售地沟油吗？要知道每天成千上万个餐馆的饭菜残余都被人收走了，用作什么去了我们的有关部门毫不知情？对这样危害百姓健康的事情，我们表现出一种冷漠和毫无办法，这不是我们有关部门的耻辱么？

    我们的科研机构，据报载“地沟油”的检测难度很大，目前还没有检测“地沟油”的设备，这老百姓就更害怕了，不能“检测”就意味着明知道用的是“地沟油”也不能怎么样，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无德商人有恃无恐地制售“地沟油”，让国人整天在提心吊胆中食用着“地沟油”。当今科技如此发达，月球都能随意去来，而如此严重的关乎民生的检测设备居然没有，百姓不知道这是科学界的耻辱呢，还是我们的某些官员用以搪塞的借口。

    还有我们的各级官员，也许他们认为他们经常出入的场合没有地沟油，可以免受地沟油之害。但事过几月，国人仍“谈油色变”，因为我们没用看到各地采取什么得力措施控制“地沟油”，也没有看到谁制售“地沟油”而受到处罚，这不禁使人心存疑虑，“地沟油”真的消失了？或者说要等到“检测设备”出来了再整治，老百姓不得不怀疑打击“地沟油”的决心。当看到我们的臣民每天在餐桌上吃着“地沟油”，我们的“父母官”们不感到耻辱么。

    百姓什么时候能够放心地坐在餐桌前，享受可口的饭菜，不受“地沟油”之辱，就看我们“父母官”的作为了，因为他们最“关心”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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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市民对孝感经济未来发展的一些思考


文/楚城子




也许这些事情不是我等小市民所考虑的，但怀着对家乡的那种热爱和期待，也是为了自己不再无休止地在异常漂泊，还是希望孝感能快速发展起来。由于本人在孝感呆的时间并不多，想法可能有些片面，欢迎大家批评指导。

这几年来，每年回孝感时，看到家乡都有新的变化，心里还是很高兴的，但总体发展速度，似乎离我们想象的还有不小的差距，比如我们所关心的工资待遇，创业环境等，还远远达不到理想的要求，倒是消费却逆市上涨。所以自己回家发展的时间表也只能往后拖延，毕竟像我们这样的夹芯层，上有老，下有小，虽然在外地每月五六千元的工资算不上太高，但起码还算稳定，基本可维持一家人的开销。如果回家了，在孝感上班，每月一两千元，面对孝感的高物价，是否还够维持家用呢？

说到创业，其实在外打工的游子，包括在孝感的很多有志之士，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但这边的创业环境怎样呢？目前孝感引进了不少的企业，但缺少大的行业龙头，可以带动整个产品链的，外资的规模效应也没有体现出来。刚改革开放时，广东这边的基础比现在的湖北情况差多了，但他们靠沿海有利位置和国家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的外资，然后本地企业给外资厂搞三来一补的配套加工。刚开始都是小作坊式的，等发展壮大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品牌，并且发展起来很多本地的龙头企业，带动了很多上下游的工厂企业。像深圳就发展起来很多大的龙头公司，早期的如招商银行，深发展银行、平安保险（现总部搬到上海）、万科、康佳、创维、华为、中兴通讯，这些年发展起来的腾讯，比亚迪、研祥、大族激光等。这不仅与国家政策倾斜和深圳良好的地理位置有关，还包含着深圳历届政府的正确引导和帮扶，创造了良好的投资和创业环境。栽得梧桐树，引得凤凰来。早期的三资企业，带来了他们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也带动了广东的经济发展。

但如今，广东这边大力扶持高科技企业，那些靠剥削工人劳动力的企业在这边不得宠了，还有因为这边的人力成本和水电土地等资源费用上升，于是想着向内地迁移。刚开始我们内地的经济底子薄，硬件软件都不成熟，也享受不到像重庆两江新区那样的优惠政策，所以也不要一下子对外来投资者提那么高的要求。还记得刚改革发放时邓小平说的“不管白猫黑猫，能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现阶段只要对发展孝感经济有利的，就要全力去争取。即使是像富士康这样的工厂，只要对发展经济有利，我们就应该欢迎。虽然深圳高科技企业多了，对富士康这种企业不感冒，但98-04这些年，还是为深圳做了不小的贡献，不仅是为深圳的进出口产值和GDP做出了贡献，还带动了一大批模具、塑料、钣金等行业的发展，还为深圳培训了很多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像现在深圳的一些大的制造企业，如比亚迪、中兴、华为很多管理和技术人员都是从富士康跳槽过来了。所以我们应该多吸引珠三角，长三角的企业向孝感转移，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培养本地人才，然后逐步培训自己本地有竞争力的企业。

除了向国家、省里争取更加优惠政策，充分利用现在沿海企业向内地转移的有利时机,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同时政府应该积极地进行商业引导，发展本地的国有、集体和私营企业。我记得刚来深圳那阵，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上每天都有免费的商机信息，提供国内外的各种商品需求信息，并且还有政府机构免费帮你去接洽联系，提供法律咨询等。鼓励各乡镇、管理区、村等利用各自的资源优势兴办有自己特色的产业，鼓励海内外人员回乡创业，提供投资引导及优惠贷款支持等一系列措施。

孝感也有很多优势，如靠近武汉这个华中重镇，有良好的铁路、公路运输网络，更加可贵的是我们有几百万勤劳朴实的孝感人民，只要充分发挥现有优势，政府多借鉴些沿海发达城市如中山、佛山、东莞，苏州等地的发展经验，还是可以更加快速地把孝感经济搞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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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言说助推中国 表达凝聚力量
2011年12月29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51期 作者：毕诗成










　　翻检2011年的新闻纸，我们的生活仍然被此起彼伏的大小事件深深包裹：楼市调控与保障房、物价与收入、温州游资与中小企业命运、动车悬案与校车事故、故宫遭窃与红会风波、官员雷言雷语与被问责者低调复出、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生活在继续、时光在流淌，而热爱生活、渴望公平与正义的阳光，依然是国人朴素且执著的信念。

　　因为有梦想，所以才洋溢着表达的欲望。微博里，留下了生活点滴的智慧与路遇不平的爆料呼喊；纸媒上，留下了品头论足的观点交锋与深睿思考……口水与板砖齐飞的个体化表达背后，隐约描绘出这个时代的言说脉络。众说纷纭了一年拉拉杂杂的问题，但没有人愿意看到它们在集体无意识的口水中悄然滑落——如果说这是网络时代的舆论狂欢，那么就要尝试阻止并逆转撕扯的航向，让众多表达汇聚为正向的力量；如果说每一条“负面新闻”背后都对应着某一问题的病灶，那么就要开出药方，击碎沉疴并期待全新成长。所以，拨开众声表达的迷雾，我们希望寻找到一种统领的“声音”。

　　回首2011年，社会运转一如既往，民众的表达却渗入社会的肌体当中，希冀为迷失方向的人们注入涤荡灵魂的清醒基因，希冀为变动中的航船注入一根稳定航向的楔子。“房子”问题上，保障房的承诺确实给力，监督其带着温暖落地，是舆论的职责，而质疑其违反市场的思路，无疑忠言逆耳；“票子”问题上，批评霸道的涨价，呼吁国民收入倍增的落地，更充斥着“负负得正”的减税呼吁；“车子”问题上，对汽车作为支柱行业导致的各地“拥堵”，反思声音不绝于耳，对于公车消费持续走高、村官也坐豪车的批评，同对校车全覆盖的呼吁形成鲜明对比；“孩子”问题上，从北京市打工子弟学校的消失到各地校车事故层出不穷，仍然牵动着成人世界的神经；“位子”问题上，腐败贪污、暴力强拆等被“拿下”的官员似乎数量“可观”，躲过浪头神秘复出的官员好像更多，反腐的速度不谓不快，民众的预期却是更高……

　　“诸子”问题如走马灯般在众人面前炫目，汇聚成一种独特的舆情格局。2011年的言论史上，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人民日报》一组“关注社会心态”系列评论，它告诫执政者，“当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要“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要做好社会的“心态培育”……这组来自体制内的表达甫一露面，便得到民间舆论的高度褒扬。在这背后是一种殷殷期待，期待民众的诉求、智慧与官方的立场实现无障碍接轨，形成推动进步的合力。

　　言论不是独行的江湖游戏，不是游荡的孤魂野鬼，作为媒体人，我们总希望对于常识的不断重申，能变革社会中人们的观念，我们不清楚哪一句言说因为改变了社会某个角落里的人的思维，从而改变了这个世界，但我们更清楚地知道，唯有和体制的力量实现良性互动，它的价值才能全部展现和发挥。任何漂浮于表层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都注定是按下葫芦浮起瓢。痛定思痛，何以解忧？除了改革提速，以坚定决心将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事业的改革猛力推进，可有其他釜底抽薪的良策？改革若不抢时间，社会痼疾就会迅速扩散。

　　万事有根本，打蛇打七寸，在群众和舆论纷纷“过河”的日子里，公权力没有假装糊涂在河里乱摸。为什么公车消费成为永恒的四季歌？为什么弱势群体子女入学总是难比登天？可见，没有公共财政的改革，就找不到正当配置资源的钥匙。为什么官员雷言雷语层出不穷？为什么被免职者换个马甲就可以“重出江湖”？为什么郭美美、卢美美们不停地“坑爹”？可见，正因为发扬民主、从严治官的大原则没有具化为一个个清晰的“小笼头”，从而官员管理漏洞百出。为什么房价屡次调控不力，很多地区面对“限价令”仍敢阳奉阴违？为什么中央三令五申、媒体千呼万唤，仍然难以阻挡强拆的脚步？可见，在以房地产为支柱的土地财政的经济思维之下，官员们怎会有从游戏当中除却自己的勇气与决心。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司法正义……掰开手指头去看，每一个“热热闹闹”的事件，就本质而言都不过是病象之一而已，真正影响病象的却是潜在的病灶。

　　民俗自下而上，民风自上而下。当派生于权力核心、资本核心的东西表现的是极大的不公不平不正派，自然会传导为社会风气的江河日下。于是，我们看到了老人跌倒扶不扶在这个素来自称为礼仪之邦的国度里成为显性话题，而这种争论在广东佛山“小悦悦”事件中达到了极致。然而，不破不立，借助公开的表达和争鸣，在这悲哀的讨论里竟也积蓄了冲破的力量，自省的精神，在公共的表达中张扬；对于真相的守护，在对动车事故的追问中彰显；对一句“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的玩味调侃，释放了对于官方的指责与诉求。

　　这是众声喧哗的时代，也正是这种众声喧哗为发展提供了真正开放利好的舆论氛围。2012，已经近在眼前。作为媒体人，躬逢这样的时代，注定要一如既往。从不同的视角，观察中国，思考中国，言说中国。所有努力都将呼唤着改革的深入与社会的成长，并期待它们转化为你我他这一张张欣慰的笑脸。2012，这是我们共同拥有的时间，这是等待我们一同创造的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