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两位共产党人 曾昭权

陈材信

            缅怀两位共产党人
                              曾昭权

                         （纪念建党90周年）

      我的舅舅冯家榖（字罄宜）和舅妈沈竹筠都曾是早期的共产党员。这是在他们去世之后，我才知道的。
      在此之前，我只觉得他们是一对慈祥、善良、正直、责任心很强的长辈。
      上世纪60年代初，当我还是一个军队干部的时候，曾接到他的一封信，诉说家乡百姓生活的困境，并提出了他的看法。我因长期生活在部队，虽然知道当时国家面临的困难， 但总不至于像他说的那么严重；而以我对他的认识，他又绝对不会撒谎的。疑惑之际，我选择了向部队政委汇报，要求领导调查核实，解决问题。过后，我要求政委告诉我调查核实的结果。他说，你就不要过问了，相信组织会正确处理的。
     1969年，我奉命专业回乡，到了宜宾印刷机械厂当工人。听见车间工人向我说起过“粮食关”（1960年之际的3年困难时期）时，宜宾百姓的灾难。我联想起，几年前舅舅的那封信，他在信中的叙述和工人们的叙述完全一致。我带着愧疚的心情对他说，几年前，我做了一件对不起你老人家的事情（我向他叙述了那封信的事），不知道你可曾受到什么责难？他很坦然地说，没什么，就是派出所叫我去问了一下。因为我写的都是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宜宾人的真实生活，他们没有为难我。
    舅家是宜宾麻线街（解放前那条街以生产麻线出名）的百年住户，以他们的为人处事，在那一带有很高的名望。以至于解放后，舅妈一直被居民们推选为居委会主任，直到“文革”。舅舅也受市领导之邀，参加了政协的学习活动。我转业后，常在他们家进出，居住麻线街的同事们常给我摆起这位“沈主任”的轶事。
    麻线街濒临金沙江，金沙江每隔几年就要发一次洪水，每当洪水来了，沈主任都要组织街道年轻人帮助困难住户撤离，把群众安顿好了，放心回家的时候，自己家却已被洪水淹没了。凡事她都为群众考虑在先，把困难留给自己。
    青年的就业问题也是如此。他们有两个儿子，大的是我的表哥，小弟是表弟。表哥天生残疾，手足都不灵便，而头脑却很聪明，上学高我一个年级，算术特佳，打一手好算盘，下棋也是高手。虽不能体力劳动，也应是个会计人才。但每有就业指标下到街道，她都优先安排别人家子女。直到解放20年后，我回到宜宾，表哥还是靠摆一个针线摊，艰难地养活自己。
   1958年大跃进，大办钢铁，我的表弟和麻线街的青年们都进钢厂当了工人。1962年钢厂“下马”，工人们重新安排工作。她把我们（我的车间同事语）安排在城里，却把自己的儿子安排在偏远的雷波大山里砍树子。
居委会主任也是个“官”，却还要靠帮别人带孩子才能维持生活。
    我的舅父也没有正式的工作。自学了中医，就在附近一家中药铺坐堂，每次收脉理费1角钱；遇到困难的病人，分文不取。
    舅妈患有慢性支气管炎，每到冬天，哮喘不止，全靠舅舅医治、扶持。文革以后，我看见报纸上开始注意百姓的个人生活困难问题。便建议舅舅找一下宜宾市领导，帮助把小儿子调回来，以便照料生病的老母亲。他却回答说，文革刚过，百废待兴，党和政府有很多大事要做，我们不能给党和政府增加困难。我们的困难，还是自己克服吧。
    因为我自从抗美援朝参军到1969年转业，近20年没有见过他们，对他们的事情也知之甚少。就是这几件也够感人的了。
上世纪80年前后，二位老人先后去世。在收拾他们的遗物时，偶然发现一份舅舅的自传底稿（大概是解放后写给党组织的），著实使我大吃一惊。却原来，他们俩都是早期的共产党员。
    舅舅年轻时赴浙江杭州求学，上蚕桑学校读书，认识了同学沈竹筠。两人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并都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4.12政变”发生后的白色恐怖下，受组织派遣，以奉父命，回乡结婚为借口，辍学回到宜宾老家。而回到宜宾，宜宾的地下党组织也已经被破坏了。他们便双双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解放后，他们虽然作了汇报，却没有人能够证明他们那一段历史，组织关系也就不能恢复。而共产主义道德、共产主义信仰，却在他们几十年的生命里始终坚持着。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90周年之际，看到当今一些把共产主义观念转变掉了的、提钱进步、买官卖官、以权谋私的“党员”，想起我的舅舅、舅妈，不禁感概万千！
                                                曾昭权 2011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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