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昌县图书馆“书/时光”公益讲座/邓曙光开张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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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書，讓我重讀歷史//转载  


最近看了本书，《历史的点与线》。该书将历史的若干个点连成一条线，从盘古开天讲起，到民国成立为止。让我对所谓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对所谓的历史人物也有了更新的了解（或者说是另一面的了解），也看到了历史课本中我们没有或无法学到的一些东西。其实我觉得作者应该继续往下写的，在从昨天往前到他写作截止的那个年代（民国），都可以称之为“历史”，而这里面也有好多我们没有和想要了解的一些东西（甚至是我们更想知道的一些东西），或许是作者的避讳，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吧，毕竟这段历史对现今的好多人来讲并不陌生，甚至亲身经历。
开始读这本书的时候，给我的第一感觉是“有趣”。我平时较少读书，读过的书（除了课本）基本上是属于“机缘”，这本也不例外。该书的语言尚属生动，相对来说是我比较喜欢的那个类型，加之里面的好多“故事”我都没听过，于是乎，读之。几乎每一章节都有我不知道的事件（看来我确属孤陋寡闻+才疏学浅），而且作者的理念几乎是对每个历史人物的颠覆，如果用两个字简单概况，那就是“残暴”！这似乎也是对我们教育理念的一种批驳。
简单撷取几个人物和事件吧！同时表述一下作者的观点！（严正声明：本文所涉及的观点均为该书作者所持，与本人无关，部分文字引自该书及柏杨《中国人史纲》）或许看过以后，你也要改变你自己心里固有的一些观点和对这些历史人物的看法！

一、孔子
孔子在大家的眼里（心里）是一个圣人，是倍受我们尊重的历史人物，是“礼仪之邦”之“礼仪”的创始者。但看了下面的这些片断，你一定不会相信这些是他曾经做的事情。
公元前500年，孔子先生以鲁国礼仪专家的身份参加了鲁、齐峰会，在会后的文艺演出上，孔先生指责齐国的演出（宫廷轻喜剧）犯了“平民轻视国君”的大罪，“指挥鲁国的卫士把那些无辜的男女演员驱逐到台阶之下，砍断手足”。据说，孔子的这次暴行极大的震摄了齐国，将以前侵占鲁国的国土，一并退还。
四年后，孔子出任代理宰相，上任不到三个月，就把当时很有名望的文化人少正卯逮捕，并立即处死。之后，才宣布其五大罪状：一、居心叵测，迎奉人意；二、行为邪恶，不受劝告；三、口是心非，琢磨不定；四、强记博学，所知皆谬；五、文过饰非，自卸责任。这种烟雾蒙蒙的抽象罪名，也只有孔子欲加的出来。
孔子在我的心里，一直是个读书人，似乎我们的历史书也只是这么说：孔子有多少多少学生，写了多少多少文章等。至于孔子参政且如此残暴，还真是首次听说！
这也是最让我惊骇的一个人，也是让我想发这个帖子的主要原因。

二、刘邦
刘邦，汉王朝的建立者，与项羽一起灭秦，又在楚汉相争中打败了项羽，成为了一朝开国之君。
然而，刘邦却是江苏沛县的一位地痞流氓头目。以他的身份是无法与项羽相比的（项羽是故楚国大将项燕的孙子），但，刘邦是一个了不起的流氓，就像后世的杜月笙。他审时度势地带领乌合之众投奔当时项羽辅佐的故楚国第二十一任国王的孙子芈心，芈心鼓励投奔他的将领们直捣咸阳，说谁攻陷咸阳，谁就当秦国的国王。结果刘邦先到，并把金银财宝抢劫一空。项羽到了咸阳后，暴跳如雷，准备攻击刘邦。刘邦立即屈膝，亲自到楚营向项羽谢罪，并呈上他刚抢来的珍宝。然项羽不懂政治又心胸狭隘，而刘邦有韩信、张良、萧何的辅佐，最后的结局正如大家所知。
刘邦还干过这样一件事，儒家一个分支曾看好刘邦，于是投奔。可他却抓过一儒生的帽子，当众往里撒尿。呵呵，真是够流氓的。但刘邦还是收留了他们，而朝见皇帝的仪式也是由他们在刘邦这个时候发明的，要知道以前的皇宫可是乱的一塌糊涂。当然，这套仪式也相当猥琐。

三、杨广
杨广，历史书里见过，但没什么印象（我历史学的极差）。
汉初有“文景之治”，可说是一派繁荣，但汉尾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乱，乱的我实在无法找到一点事情来说，于是就来到这个朝代。北周杨坚统一中国，建随朝。相比之下，杨坚还算好那么一丁点，知道珍惜国力，生活也基本俭朴，使国力逐渐恢复。但深受汉尾宫廷下流之风熏陶的杨广一俟粉墨登场，一切又回到从前，回到那个龌龊、下流的宫廷场景中去。
杨广将他老子统一的中国重又带回到混战之中。他穷兵黩武地四次攻打高句丽，理由是高句丽国王让他感到没面子。短短十八年的混战，共有各种兵变一百三十六起。“然而这最短的痛苦却也使全国三分之二的人民死于非命”。
乾隆下江南的故事，大家并不陌生，这得感谢那些拍电视的。但比起杨广的下江南，似乎小巫了一点。杨广一生的巡视，几乎全部为江苏扬州（看来这确实是个好地方）。为此征调一百万人开通河南到江苏的运河，十万余人开通淮安到扬州的运河，并沿运河建皇宫四十多所，称为“离宫”。完全是蜻蜓点水式的皇宫，却劳民伤财、兴师动众，实在是史所未见。杨广随驾的卫戍部队，仅步兵就有五十万，战马应有十万匹。一路上旌旗招展，连绵五百余公里。其乘坐的龙舟“高四层，四十五尺，长二百丈，上层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如此豪华的船队，“……纤夫就有八万余人。……一万余艘船只，首尾相衔一百余公里。骑兵夹岸护卫，万马奔腾，旌旗遍野，诚是壮观”。杨广巡视在外，每天陪伴在侧的，差不多有一百万人。
杨广弑父、欺娘、戏妹、鸩兄，早已为人们熟知。这是不再多提，来看一下杨广最后一幕的表演吧！618年，杨广亲信宇文化及率兵入宫，取杨广狗头时，杨广问道：“我犯了什么罪？以至于让你们如此大动干戈？”宇文化及部将说：“你这个狗东西动辄就兵戎相见，动辄就出巡找乐；你奢侈荒淫，用小人远君子，不听忠言，还说没什么罪，这还不够吗？”杨广说：“我实在对不起百姓，至于你们，跟着我享尽富贵荣禄，我没有对不起你们。”
该书作者称：以杨广行为而论，他是贪色暴饮无恶不作的猪猡；以上述直言快语而论，他是坦坦荡荡光明磊落的君子。

四、李世民
李世民，公认的比较开明的皇帝，他的那句名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原是魏徵的话，李世民经常用来告诫众人，久之，就成了李的名言了，呵呵），为世人所熟知。
然而，这样一个在大家心目中还算比较好的一个皇帝，在该书的标题中，被冠以“暴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封建王朝，属专制政体，皇帝都是残暴的（只有轻重之分），李世民也不例外，不然怎么能当上皇帝呢！
玄武门兵变，他杀了自己的亲哥哥和弟弟，并将两人的十个儿子全部处死。时年二十八岁，权力之争，过早的让他从人变成了畜生（该书语）。这样李世民就成了当朝惟一的继承人，他把部队开到老子面前，名曰护驾，实则示威。李渊这才知道两个儿子已被宰杀，见大势已去，便传位给李世民，自退为太上皇。不然可能会落得杨坚一样的下场。
然李世民还算英明，能纳忠言而不乱杀人，这才缔造了唐帝国的辉煌盛世。

五、秦桧
这是个臭名昭著的家伙，让每个人都恨得牙根紧咬，因为他陷害了民族英雄岳飞。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阴谋家兼心理学家。
之所以拿这么个人物出来讲讲，多半是因为我的浅陋。我一直没明白当年为何十二道金牌招岳飞回来，打的好好的怎么就不打了呢。
现在终于明白了，无非又是皇权之争而已。宋金交战，金人抓走了现任皇帝赵构的父亲和哥哥。岳飞奉命北伐，一路凯歌，却打出赵构的心病来，因岳飞要“直捣黄龙，迎回二圣”。赵构担心他的皇位不保，但这卑劣的想法，怎能启齿。因此，我们这节的主角出现了，他看穿了赵构的心事。于是，赵构阴之，秦桧谋之；上阴下谋，一唱一和，阴谋就这样出笼了。
秦桧提出撤军，与金人和谈，赵构差点没乐死，于是立即任命他为宰相，授予他外交媾和权，这才发生了一天十二道金牌追回岳飞，并将其送上断头台的事。类似的人物还有好多，嬴胡亥与赵高、朱由校与魏忠贤、乾隆与和珅、希特勒与博尔曼等。表现为极权及其附庸的一唱一和，他们缺一不可。
我想如果秦桧遇到一位明君，凭他的才智，或许能够成为一代名臣呢。

六、朱元璋
朱元璋同样是个残暴的主，或许当了皇帝的都这样，毕竟他们担心自己的宝座会被别人抢了去。他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趁火打劫的民族败类，无恶不作的暴徒！
朱同志为了清除异己，搞过两次大的冤狱，一是胡惟庸冤狱，二是蓝玉冤狱。胡惟庸是朱元璋的宰相，极有才干。1380年，“有人”告发胡，说他勾结日本人准备谋反。朱元璋就把胡处死了，还屠灭其三族。十年后，朱元璋又宣称发现了胡的新党及其新阴谋，并展开全面逮捕，连朱元璋最尊敬的开国元老，七十七岁的宰相李善长都在内，“共处决两万余人”。
1393年，朱元璋发动第二次屠杀，又是“有人”告发大将蓝玉谋反，于是将其处死、灭族。“根据口供牵引，被灭族的有一万五千人，其中有一个公爵，十三个侯爵，两个伯爵。
朱元璋的这两次屠杀，都是他初起兵时亲如手足的患难战友。除了这两次整批的屠杀，其他被朱元璋屠杀的人还有：被朱元璋称为“圣人“的皇太子的教师宋濂，来往于宫中，如同一家，因孙儿牵扯到胡案，乃贬窜而死。朱元璋最信任的智囊刘基，他的高度智慧使朱元璋如芒在背，终于把他毒死，反而宣称是胡惟庸毒死的，故意问宰相之一的汪广洋是否知道。汪不知朱元璋的用心，回答说不知。朱元璋大怒，立即将其贬窜，走到中途，再下令把他绞死。平定云南的大将傅友德，父子同时被赐死。平定广东的大将朱亮祖，父子同时被鞭死。大臣李仕鲁在殿上表示坚决辞职，朱元璋认为是看不起他这个当过和尚的皇帝，命武士将其摔死在台阶下。
朱元璋共患难的老友徐达、常遇春、汤和三人。徐达患有一种疽疮，最忌鹅肉。朱元璋偏偏送了一碗鹅肉给他，徐达一面吃一面流泪，当晚毒发而死。常遇春早早病死。只有汤和善终。
这些和朱元璋一起出生入死亲如手足的战友，在分享富贵时，遭到朱元璋的毒手。他在建国二十五年内，亲手处决近四万名高官及其亲朋好友。朱元璋靠这种恐怖政治、流氓手腕来完成政权控制的，其清党组织体系有三大块组成，即冤狱、诏狱、文字狱。利用一切残暴的手段来巩固其政权。
当然这和朱元璋发迹的过程以及自身的经历也有很大的关系。他抢来的宝座，当然也担心别人给抢了去。（本人观点）

七、大辫子
我们对于大辫子的认识，多半来源于电视剧，现在对它也早已是习以为常了，但在当时，却有多少人为之付出了生命。
汉人对满清的排斥是因为那条丑陋而令人作呕的猪尾巴，“版权”上并非汉人所有。（作者语）
1645年，清政府攻陷南京后，以法令的形式，向汉人颁布剃发令。即“辫发”。其实远在汉朝时，北方的一些蛮族男子，就已经“辫发”了，且五花八门，奇形怪状。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大辫子，是剃光前额，露出四指宽的青头皮，后脑勺的长发及拖下的辫子浑然一体，犹如一个长把的勺子，扣在人的后脑勺上，看上去，酷似幽灵与鬼魂。难怪束发的汉人男子，可以接受满清的奴役，却坚决不接受他们鬼魂似的发型。
当然满清也无法接受这种抵制，于是就公然宣称；“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更有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血腥事件。在扬州屠杀十天，死八十万人；在嘉定屠杀三次，死二十万人。于是满清统一了“猪尾巴”，统一了中国。
我想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发型”的问题，而是专制政治的统治问题。可见专制制度是多么的可怕。

八、文字狱
前面朱元璋一节中，已提及了这个词，但并没有展开来说。而这里，我主要也只是想说一下满清的文字狱，相比之下，我们对这个文字狱还算比较熟悉。他们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可以类比。
1660年，顺治时代，刘正宗出版诗集，张晋彦在序中有“将明之材”一句。于是，刘正宗被绞死，张晋彦被处斩。真是一字惹杀身啊。1663年，康熙时代，庄廷珑的《明史》有对满族人斥责和不恭的句子。庄廷珑虽已死，仍剖棺剁尸。其弟、子孙，为该书作序的人，以及书商、刻字工人，全部被处斩，家属发配。1725年，雍正时代，汪景祺《西征随笔》，记载年羹尧征服青海时的见闻，雍正认为有对康熙不满的暗示。汪被处斩，家属发配。1726年，雍正时代，礼部侍郎查嗣庭在主持考试时，试题中有“维民所止”一句，雍正认为他故意砍掉“雍正”的头。为此，查自杀，但仍剖棺剁尸，所有的儿子一律处死。1753年，乾隆时代。乾隆屡次江南游历，民不聊生。江西抚州千总卢鲁生，假借大学士孙嘉淦名义，撰写劝止乾隆再南游的奏章，辞意悲痛，全国流传。卢鲁生磔死（五马分尸）。两个儿子被处斩，一千多人受牵连入狱。还有我们历史书中的“清风不识字，无故乱翻书”，此书中未提及。
雍正和乾隆父子的蛇蝎性格，大部分体现在了他们的文字狱上。而后世一帮影视剧人，竟然极其无耻地把这两个惨无人道的东西捧上了天，而又能通过媒体广为传播，这也可以代表一种态度和一种价值观吧。（作者原话）

九、李鸿章
李鸿章，印象中就是签订了若干不平等条约，并镇压革命运动。但细读此书，事实并不尽然。
1870年11月12日，李鸿章接替曾国藩直隶总督不到三个月，又被增援北洋通商大臣，驻天津。被称为“一个人的外交部”。他认为，对中国来说，真正的威胁来自日益强大的日本。关于这一点，李鸿章是有先见之明的。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处在危难之际的国家，能有这样一个对外政策专家，可以说是幸矣。然而不幸的是，李鸿章的局限性，使他看到的和他实际执行的对外政策，正好相反。他始终抱着对日合作的态度。
但通过一系列历史事件和日本人的近距离接触，李鸿章认识到，日本人“彬彬有礼的外表却掩盖着工于算计和诡谋多端的性格”。尤其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后，李鸿章更是发出了警世之言：日本“诚为中国永远大患”。遗憾的是，李鸿章并没有改变什么。不过，历史学家认为，没有李鸿章，中国在中日战争期间甚至会更加脆弱，不堪一击。
再说一下李鸿章的欧美之行吧（之前我不知道这家伙还出过国）。
1896年，七十四岁的李鸿章在美国受到国宾待遇，其欢迎盛况绝无仅有；以大清国直隶总督、清国总理大臣、外务大臣、北洋大臣、钦封一品正堂等头衔出庭，同时又是作为一个人的外交部的发言人，这种身份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纽约时报》记载）
李鸿章还被《纽约时报》誉为“东方王子”，说他的“一举一动是那样的怡然自得，使旁边的人习惯于服从，而他本人又不显得傲慢”，更说他的做派，与美国很相像。这恰与前一年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时的落魄形成鲜明对比。
“……李鸿章应当得到更为积极的评价，还有其他理由。他一生都显示出个人的勇气。他的干劲和执著，在缺乏敢于作为和甘于奉献精神的官场中有如鹤立鸡群。在资金靠不住、批评攻击不断会使一个平庸之人沮丧的时候，李鸿章实现绝大部分自强计划的成就令人瞩目。”（《李鸿章评传》）
作为特殊时期的外交家，李鸿章的贡献与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其功不可没也。

十、义和团
这本是我没想写的一个，因为我还没有看，但扫了一眼后，决定把它写出来。至少它与我的认识有不同之处。
“义和团运动是1900年发生在中国北方的一次以农民为主体的大规模反帝爱国运动。”这一句是我从网上找到的，比较符合我们学过的历史书上的定位。
而该书这样描述：“义和团（初名义和拳）属于白莲教的一支，本是跟洋人无关的民间组织。但因种种复杂原因，义和团却瞄准了洋人和中国籍的教徒。由于义和团宣称自己拥有刀枪不入的法术，慈禧得了救星似的，就把义和团当作特种部队去使用，对付荷枪实弹的西方军队。愚昧无知到这种地步，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了。”
“……在这次突发的狂热举动中，义和团在华北和东北杀死了几千中国基督徒以及二百四十名传教士和其他外国平民。在1900年盛夏的两个月间，义和团包围了北京东郊民巷使馆区……”（费正清：《美国与中国》）
“义和团的罪恶不在义和团，而在利用义和团的守旧党，守旧党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应该理解刀枪不入是不可能的”，然而就是这么“一群满族人和汉人混合的顽劣权贵，像一窝瞎了眼的猪群，愤怒地撞下万丈深渊，凡阻止他们栽下去的人都被当作叛徒”。（柏杨：《中国人史纲》）
原来义和团是一个迷信组织，只和与已不同的异教为敌？他们的出发点到底是什么？历史给予他们的评价还是蛮高的，然而他们也做出了残杀平民的事情，并一度被慈禧利用。

十一、袁世凯
袁世凯，一个八十三日的皇帝，一个红极一时的政治家，军事奇才。
袁世凯是李鸿章的得意门生，甲午战争失败后，他在北京钻研西洋兵法，使其成为当代瞩目的“军事奇才”。后在天津小站演练新军。由此奠定了他牢固的政党基础。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南边革命党人提出条件，只要袁世凯能迫使清室退位，他们就把大总统一职让予袁世凯。（我一直以为此时清室已经退位，原来还没有，可是历史书上却是这么写的。我也一直以为一个新朝代的开始就等于一个旧朝代的结束。）据称袁世凯是当时唯一有能力动心于大总统宝座的人。果然，袁世凯轻易地做到了其他派别看来不易做到的事情——清室于1912年和平退位。于是，革命党人履行承诺，袁世凯如愿登上大总统宝座。
这也一直是我不明白的地方：孙中山为何不做总统了。现在终于知道。
但《临时约法》极大的削弱了总统的权限，而国会的权限则无所不及，“其尊与帝国之君相似”。袁世凯当然不肯就范，于是解散国会，进而称帝。
那么，推翻中国两千多年帝制的到底是孙中山还是袁世凯？
历史总是那样的错综复杂，有多少事情我们不了解，甚至永远无法了解。

后记
看来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实在是太片面了，我们的历史书也不过是强调了某个人（事件）好的一面或者坏的一面，让我脑海里一直有“某人是好人，某人是坏人”的看法。其实不然，每个人（事件）都有他好与坏的一面，不能一概而论的。大家的印象，无非也就是“是”、“非”在天秤上的偏重吧。也许对于历史学家来讲，他们交给我们的只是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而不是每一个历史人物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当然，若能比较全面的解读历史，对于我们来讲，也算是一种机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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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民国历史上的个性人物


  
《狷介与风流》，陶菊隐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
■ 汉唐（书评人）

随着《历史的坏脾气》、《文武北洋》等一批深受读者喜爱的图书的畅销，民国人物留给人们的印象不再是历史教科书上的僵硬的黑脸白脸，而开始变得温和、真性情并可亲近起来。整部民国史上的是是非非功功过过，也开始引起了更多人们深入探究的兴趣和热情。这中间有一个人功不可没，那就是民国时代的大记者陶菊隐先生，陶以自己数百万字篇幅的“菊隐丛谈”，为民国38年里混乱变幻的军政生活留下了最生动可信的纪录。就最近几年出版界对其著作重新整理出版的成果来说，《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2006，海南出版社）对于了解北洋军阀统治史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而最近这部由山西人民出版社新整理推出的《狷介与风流》，是陶氏《吴佩孚将军传》和《蒋百里先生传》的合集，虽然距离初版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多，但它们依然是所有同样传记里最出色和最值得关注的著作。
吴佩孚，字子玉，直系军阀中首屈一指的人物，第一个登上美国《时代》杂志封面的中国人。吴号称“三不主义”：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不举外债，如日中天时是这样，失败下台时还是这样。他得意时拒绝过苏联以及英美的示好，失意时正处日本侵华时期，他则是北方日伪政权下最耿直的一块骨头。他一生清廉，没有乱七八糟的风流事，也曾经下过手谕，禁止族人在自己的政权里做官。海外著名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曾有一语评说他：狷介一生。近几年来，国内给吴佩孚这个人物说好话的学人逐渐多了起来，给予正面评价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吴佩孚将军传》初版于1941年，作者陶菊隐投入了极大的写作激情，自称“吃饭时脑子里是《吴传》，睡觉时脑子里是《吴传》”，“他的错误像是我自己的错误，他的失败像是我自己的失败”。这种激动和热情，透过文字而直达今天。
《蒋百里先生传》则初版于1948年，传主与作者是至交，关系密切，来往频繁。正因这层便利，这部传记深入描写了一个怀才不遇的天才军事家的公私生活，为任何其他人写蒋的传记所不及。蒋百里一生有很多可堪得意的事情，他以日本士官学校第一名毕业，日本天皇赐刀，震动中日朝野；他曾是袁世凯亲点的保定军官学校校长，后来又是将介石任命的陆军大学代校长，门下弟子，遍布军界；他还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名的新月文学社之一员，徐志摩正是他的亲密小友，据说他被蒋介石关进监狱时，徐志摩背着被窝要去陪他坐牢；西安事变时他也成了张学良的阶下囚，张学良亲自向他求谋请计，西安事变顺利解决也确少不了他的一份功劳；他最早提出了对日战争的长期抗战理论，并留下了“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它讲和”的至理名言。蒋氏的一生传奇，正如一个评论者萨苏调侃的，“连用个副官都叫蒋纬国”，当是时，“男交蒋百里，女交林徽因，不负此生”！
历史长流，滚滚而下，昨天的因正是今天的果。我们今天重审历史，重读民国史，正是应该从重读民国历史上的这些个性人物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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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地主史之一：地主老财究竟如何"敲骨吸髓"
2009-11-26
　来源: 网易历史　


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特定的历史标签，所以每一代人也都会有自己特殊的集体历史记忆。从高玉宝的周扒皮，白毛女的黄世仁，到琼花的南霸天，到四川的刘文彩，还有潘冬子同学的胡汉三……对当代国人而言，地主也正是这特殊的集体历史记忆当中的一种。

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特定的历史标签，所以每一代人也都会有自己特殊的集体历史记忆。从高玉宝的周扒皮，白毛女的黄世仁，到琼花的南霸天，到四川的刘文彩，还有潘冬子同学的胡汉三……对当代国人而言，地主也正是这特殊的集体历史记忆当中的一种。

只是时光流逝，人事代谢之间，当年那些高度标准化和具体化的地主形象，却已有了复杂化和抽象化的趋向。人们已渐渐不再记得那些老地主们是什么样子了。一个80后“地主后代”如此讲述自己对“地主”的童年印象：

“我7岁上小学，语文老师还在课堂上讲，地主如何剥削，如何惨无人道，大年三十如何带着狗腿子，上贫下中农家讨债，掀房顶，抢女人，逼得人上吊等等。听得孩子们非常气愤，恨不得早生几十年，跟着共产党、解放军，亲手将地主消灭干净。直到放学回家，我还心潮澎湃，拉住婆婆的衣角问：‘你见过地主吗？地主为啥那么坏？’不料婆婆翻了我一眼：‘有啥稀奇？我们家就是地主。’当时，我犹如挨了一闷棍。婆婆又说：‘如果不是成分高，你大爹也不至于这么大岁数还娶不上媳妇。’我心虚地嘀咕：‘不可能吧？’婆婆说：‘有啥不可能？刘家冲有十几户地主呢。教你认字的驼背爷爷就是地主，对你最好的大妈家更是大地主。’”

“我真叫弄糊涂了。驼背爷爷的老伴是聋子婆婆，都是好人啊。由于路太远，中午不方便回家，养父就把我安排在学校附近的老两口家吃饭。驼背爷爷是方圆几十里最有学问的人，他给我讲故事，还教了我不少成语，什么‘登高望远’‘冬虫夏草’‘月白风清’，可以说，我最早的文学基础就是他替我打下的。当我背着手，大人一般清清喉咙，在一群邋遢娃娃中间‘出口成章’时，连老师都在一旁吃惊。”

与这位80后“地主后代”相似，许多人已很难辨认出自己身边那些当年的老地主。这个一度在上个世纪主动或者被动左右着历史大势发展方向的群体，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标签化之后，等来的不是理性解读，反而是近乎彻底的遗忘。

作为一个业已彻底消亡的群体，地主的形象没能获得理性的重建，是一种深刻的悲哀——不能正确理解地主群体在中国近代社会秩序中所处的位置，不能正确理解地主与佃农在合作与斗争中如何达成利益均衡，就不可能得出一个比较靠谱的中国近代社会的真实面目。也就是说，若想还原一个真实的“旧社会”（中国近代社会），理性解读中国近代社会的地主群体，至为关键。

一、地主到底占有多少土地

关于地主霸占土地的比例，过去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地主富农只占农村户数的8%，占有土地则达到“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毛泽东选集》一卷本，页1250）

但1952年基本完成的土地改革否定了这个结论。土改中总计全国约有3亿多无地少地农民，共分得近7亿亩土地，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42%一47%。在这一过程中，留给地主、富农的土地约有8%左右，同时还触动了中农的部分土地，留给地主富农的土地与触动的中农土地比例大致相抵。由此来看，过去“地主”、“富农”共占有不到50%的土地，并不是流行的70%—80%。

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的历次调查数据，同样支持了上面这个结论。

1、1932年，国民政府内政部17省869县调查，地主户数占7%，占有土地38%。

2、1934年，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22省调查，地主户数占5%，占有土地34%。

3、薛暮桥根据农村复兴委员会1933年6省调查推算，地主户数占3.5%，占有土地46%。

4、陶直夫(钱俊瑞)估计1934年左右全国情况，地主户数占4%，占有土地50%。

5、吴文晖1934年估计，地主户数占3%，占有土地32%。

6、陈翰笙1946年分析，地主户数占3%，占有土地26%。

7、中共中南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6省97县100乡调查，地主户数占4%，占有土地41%。

8、苏南5县973乡调查，地主户数占2.3%，占有土地31%。

9、东南4省235县调查，地主户数占3%(人口占4%)，占有土地26%。

10、国家统计局根据1950年农业生产年报资料及各地土改前各阶级比重推算，地主户数占3.79%，人口占4.75%，占有耕地38.26%。

对上述数据做简单平均化处理，得出的结论是：中国近代地主占有土地比例大致在30%-40%之间，不可能超过40%；地主户数占总户数的3%-4%，人口约占5%。（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

外国学者巴克（Buck）1929年在中国22个省168个地区，1,6686个农场3,8258个农户做了实地调查，调查结果是：

“有些私有的土地，被地主占有，分给佃农耕种，成为中国重要的问题之一。可是其幅度常有被过度佑计的情事。(实际上)不到四分之三的土地，为耕种人所领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土地，用于佃赁。在产小麦的地区，耕种人自有的情形多，占(全部土地之)八分之七，与之相较，产稻谷的地区，自有土地为五分之三。”

“将农民分为不同的门类是另一种衡侧佃货程度的办法：半数以上的农民为全自耕农。不到三分之一为半自耕农，其他百分之十七为佃农。”


地主的典型特征，除了拥有大量土地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出租土地给佃户。在出租土地的比例问题上，巴克也做了一个估计，认为30年代约有28.7%的私人土地出租，再加上约占6.7%的几乎全部出租的公有土地，租给佃户的土地共占全部耕地的35.5%左右（《剑桥民国史》）。

对地主实际占有土地数量的界定，关系到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界定。如果认可70%-80%这个结论，那么就等于认可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佃农社会；如果我们认可30%-40%这个结论，就等于认可中国近代社会仍是一个自耕农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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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租到底怎么交：收租对象不是全部农产品

关于地主究竟搜刮了佃农多少劳动成果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的数据。基本语境无外乎是佃农的绝大部分劳动成果都被地主老财无情地剥削一光。不过遗憾的是，对地租具体怎么算，怎么交这个问题，却很少涉及。


林则徐对晚清江南地区怎么交租的问题有过实地考察。在《江南催拼科稻编》里，林则徐这样描述（译文）：“吴地的习俗，是地里所种麦子的收入全归佃户，所种的稻谷则要给地主家交租。所以当地的佃农都喜欢种麦子，不喜欢种早稻。……”麦子作为“副产品”不用交租，所以林则徐说，当时江南地区百姓都普遍种一季麦子，再种一季水稻。

只有土地上的“主产品”交租，“副产品”不交租，在晚清是社会普遍现象。乾隆年间编纂的《岳州府志》里就提到，当地政府明确鼓励佃农多种杂粮，因为种稻谷的最大获利者是地主，而种杂粮的最大获利者是佃农。

杂粮的产量其实也是很可观的。以林则徐所调查的江南地区的春小麦为例，小麦七斗可以抵稻米五斗，而稻谷一石才能抵稻米五斗。一麦一稻总收入显然并不比种双季稻差，而对佃农而言，种小麦不用交租，显然更加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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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租到底怎么交：不是所有土地都要交租

关于地租具体怎么算，怎么交这个问题，另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因素是：并不是佃农租种的所有土地都需要交租。


譬如：南方许多地方，只有水田才计算地租，其他附带在水田上面的旱地、山林、水塘则往往连面积都没有计数。自然也没法计算地租。而即便是水田，以湘中为例，在“中稻”交租之外，佃户另外再种的早稻或者秋季作物，都不再加收地租。

作为附带品的“山、泽、土”不计算地租，大约是清末民初时期南方的普遍现象。民国《南川县志》里就明确提到四川附带“山土”从不交租。浙江《兰溪县志》里也有着同样的说法。

这些山、泽、土究竟产出多少，是个很难统计的问题。不过产量不会很高是一定的，否则地主也不会将其当成可有可无的附属品。

所以，判断地主对佃农剥削程度的高低，贸然下结论说地主拿走了佃农百分之几十的劳动成果，是极其草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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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租到底怎么交：地租普遍是要打折的

中国历史上的交租方式，除劳役租，也就是履行给地主家干活的义务之外，可以区分为分成地租与定额地租两种。前者地主与佃农依照每年产量按比例均分；后者则属于按亩计算的定额地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铁板租”，不论丰歉，租额总是固定的，杨白劳所欠黄世仁的地租，大略就属于这种“铁板租”。

清朝乾隆年间，两江总督那苏图在一份给皇帝的奏疏里描述了当时清帝国的大概交租方式。那苏图说：“北方佃户计谷均分，大江以南，则多系计亩收租”。其实当时北方也很流行“铁板租”，只是南方更加流行。基本上，明清两代乃至民国，“铁板租”一直都是交租的主要方式。

文学作品里黄世仁凶神恶煞逼死杨白劳的主要武器，就是他们之间存在的“铁板租”，无论杨白劳的年成好坏，黄世仁的地租总归是固定不变的。一旦杨白劳碰上荒年，无法完成“铁板租”，欠下了债务，黄世仁再来上一个利滚利，息加息，杨白劳从此以后也就永无翻身之日了。

但实际上，明清两代的地主们基本上都做不成黄世仁。可以说，逼死杨白劳的“铁板租”，被完整付诸实施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明朝末年人耿橘大在谈及江苏常熟地方的田租问题说，曾这样说(译文)：“最好的田地，每亩交租不过一石二斗，但实际收到的田租，从来不会超过一石。”实际收租比率不过80%而已。

清代道光年间华亭县的数据，上等好田，能收到“铁板租”的80%，比较差的就只有50%了，平均下来，不过是62%而已。


这种按照“铁板租”定额，打折交租的方式，在明清两代及民国时期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黄世仁那般一个子儿都不松口的现象，在明清史料里面几乎是看不见的。传统社会底层以儒学为维系，形成了很多平衡底层经济利益的乡约、乡俗，这些乡约、乡俗都制约着“铁板租”的实际收取率。清代人旺辉祖在《双节堂庸训》里头，就明确提及：“偶遇歉岁，自有乡例可循”。完全脱离了这种基层儒家乡约，如黄世仁般一口咬定“铁板租”不松口的地主，实在是少之又少的。

这个地租的折扣率到底是多少，也很难得出具体的数据。但能收到8、9成的情况是相当罕见的。清朝人王炳燮就说，苏州地区实际收取的租米，多的也不过达到5、6成，少的才收到3、4成。苏湖足，天下熟。苏州地区田地好，灾害少，地租折扣率仍旧如此，其他地区也就可想而知。

所以，判断一个地主对佃农剥削程度的高低，单纯以租佃合同数据为准，是存在很大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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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从明到清：地主们能收到的地租越来越少

总体上来讲，地租的实际收取比例，从明代往后，一直是在不断上升的。相关数据统计结果如下：

16世纪下半叶—17世纪上半叶的明代末年，约为八九成;

    17世纪下半叶—18世纪上半叶的清代前期，约为七八成;

    18世纪下半叶，约为六七成;

    18世纪末—19世纪上半叶，约为七八成;

    19世纪下半叶，约为六七成;

19世纪末，降为五六成左右。

也就是说，从明到清，地主们所能够收取到的实际地租，是越来越少了。

清代粮食亩产和总产量都处于上升阶段——全国土地基本上都获得了开发，美洲的玉米、甘薯等高产农作物相继引入——正是在亩产与总产量全方位上升的背景下，才有了清代中叶的人口大爆炸。粮食亩产和总产量上升，地主们能够收取到的实际地租率却在直线下降，这其中起作用的显然不是自然因素，而是社会因素。

——佃农杨白劳在与地主黄世仁的抗租斗争中完全处于劣势，黄世仁最后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杨白劳落了个家破人亡的悲惨结局。

但就明清两代史料而言，非但黄世仁般的压倒性胜利极少存在，而且事实恰恰相反。在“催租逼租”与“抗租欠租”这一绵延数百年的斗争中，反是佃农们获得了空前的胜利。从明代到清代，地主们地租实际收取率的直线下降，正是佃农们“抗租欠租”活动取得胜利的结果。

譬如曾国藩当年就在给朝廷的《备陈民间疾苦疏》里面谈到他所管辖的江南几府，说（译文）：“每一亩田，产稻米自一石五六到二石左右不等，除去佃户平分之数与抗欠之数，最后业主所能收到的地租，怎么也超不过八斗”，可见佃户们的“抗租欠租”活动，在当时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普遍现象。


不管有无能力履行租佃契约，佃农们履行契约按规定交租，是极为罕见的事情。“抗租欠租”是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是地主与佃农关系中的常态。譬如卫廷璞在乾隆十年曾对皇帝这样说（译文）：“如今人的性情骄恣，即便是丰收之年，也都还抗租不交。致使收不到租子的田主还要给朝廷纳粮，那些佃户们却坐享那无税之田。地主和佃农彼此冲突，轻则互殴伤人，重则酿成人命。臣在广东长大，从南方一路做官做到北方，所见所闻，全都一个样子。”

（明清时期的佃农杨白劳们如何近乎“完胜”地主黄世仁，限于篇幅，暂且留待下一期专题详细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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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实际地租剥削率只有30%

地主老财对佃农的敲骨吸髓到底有多狠，也就是“地租剥削率”。明清两代以来，租佃契约里所规定的地租额一般相当于土地正常产出的50%左右。这也是通常说地主剥削率高达百分之五十甚至更高的史料依据。但“地租剥削率”其实并不完全取决于租佃合同，最终决定这一剥削率高低的，是地主最终究竟能收到多少地租。


如此而言，一个比较粗糙的结论即可浮出水面：如果说地租实收率只有租额的七八成(即70%一80%);同时，鉴于过去只对佃农的“正产出”计算地租，如果把副产品(如稻麦地区的小麦，以及田边地角的收获等)也纳入考察范围，那么，契约地租额应当大约只有土地总产出的40%。而实际收取到的地租率，则只有单位面积产量30%左右的样子。也就是说，明清两代乃至民国，地主老财们对佃农们的“地租剥削率”，只有30%左右，而不是一向所流行的50%甚至更高。

而且也只有这样一个数字，才能够解释为什么明清以来我们的传统农业社会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稳定。倘若剥削率高达50%甚至更高的话，这种稳定势必是难以维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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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历史观：重读百年中国史（2）
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 傅国涌重现西湖畔百年风雨苍黄


　　在中国，近代与古代的不同，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有了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不再是一切都笼罩在绝对王权之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家与社会合一，混沌不可分割，自秦始皇统一宇内的那一天起，皇帝、朝廷凌驾在一切之上，什么都能管，任何社会阶层都只有依附朝廷这一条路，没有独立生存的可能性。但是，从晚清开始，进入民国，历经袁氏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到国民党1927年在南京建立起政权，骄横的权杖并未能击碎社会拥有的一切，国家机器没有能完全凌驾在全社会之上，自主的社会空间虽然脆弱，但一直存在。
　　在单一农业经济之上建立起来的王朝政治除了不断循环、重复之外，不会有其他的可能性，近代的重大变化之一就是经济方式开始多样化，相对独立的工商业打破了传统的单一农耕方式。
　　孙中山认为中国古代的自由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其实那只是一种未开化状态或者说蒙昧状态下的自由，一袋马铃薯式或一盘散沙式的自由，说到底无非是一种“帝力于我何所有”的古代散漫，是汪洋大海一般的小农分散的自由，是刀俎之间随时都为鱼肉的自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在那样的时代，实际上没有社会，只有覆盖一切的王朝，民不过是跪着的子民，一切秩序、名分都界定得清清楚楚。在科举时代，教育的目的就是做官，做官就是为帝王服务，所有的文化也是为帝王服务的文化，不需要另外的思考、创造，自由的种子在这样的土壤中是长不出来的。
　　龚自珍为旧的农业文明社会唱出了一曲凄婉的挽歌，“衰世”中国，连才盗、才工都不可得，更无良医、良相。旧有的文明模式如果不是遭遇外来的冲击，发展到后来可能也会自然地出现变化，但不会来得这么快。钱穆曾说过，“实际上自从乾隆末年以后，社会状况已经坏极，就是外国人不来，中国内部的腐败，也逐渐会暴露出来的。”惯性的力量实在太强大了，我们楞是在鸦片战争后再躺了半个多世纪，不思变化。梁启超在辛亥革命之后感叹，晚清最后15年的变化超过了以往的150年，其实何止150年，简直是1500年，那是古代向近代的全方位跨越。
　　报馆、书局、银行、大学、新式工厂都是舶来品，并不是从中国古老的土地上自行生长出来的，各个文明圈之间可以相互模仿、相互启发，到了近代节奏日益加快，这也是与古代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当然中间还要经过一个消化、融合的过程，有些民族甚至很漫长。
　　我们常常被告知中国没有这样、那样的传统。何谓传统？传统总是从一个人、一些人、从某个时间开始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这些人出现了，我们的出版业就有了传统；蔡元培、张伯苓、竺可桢、梅贻琦出现了，我们的大学就有了传统；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出现了，报业就有了传统；蒋抑卮、陈光甫出现了，金融业就有了传统。
　　还是回到第一个问题上，没有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就没有近代文明，法国人托克维尔在考察了少年期的美国之后对此感触尤深。人类的有限性注定了我们的生活本身才是目标，如何让大地上的众生过得更体面、更自信、更自由、更有尊严一些，是近代文明的首要追求，这也是与古代的重大差异。人是万物的尺度，而不是反过来人为物役，这是近代的发现，我们知道文艺复兴最基本的两个发现，就是人的发现与世界的发现。正是自文艺复兴开始，文明的航船向近代起锚了。近代文明的内涵之一，就是人类更加关心自身处境和生活质量的提升，不仅在物质层面，也在精神层面，关心每个人对生活的不同梦想，当然这需要制度性的保障。近代文明的内涵之二，社会要拥有相对的独立性，也就是建立在独立个体基础上的相对自主的社会空间，长期以来先辈们依赖的血缘、家族、宗族纽带让位于契约、权利形成的规范，这个社会才会出现更多的可能性，合乎人性本身的多元变化。这样的内涵还有很多。从古代进入近代，不是单纯的时间演化，而是文明形态的转换，一个以个人为主体的文明社会渐渐浮出历史的水平面。
　　由胜利者单独书写的历史常常是片面的，它很容易忽略胜利以外的东西，无视其他人和事的存在。没有悲壮的失败者，没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普通人，没有那些怀抱灼热理想、贴着地面行事的人们，这样的历史至少是不完整、不全面的，一部只有拿破仑、希特勒，没有贝多芬、莎士比亚的历史是不可想象的。托尔斯泰提醒我们，历史并不止是几百年一遇的个别大人物的历史，他在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中揭示了这样一点，在拿破仑、亚历山大、库图佐夫他们之外，那些参加战争、焚烧莫斯科、发明游击战的无数默默无闻的人们往往被忽略，而他们恰恰都是极其重要的。《世界史纲》以专门章节介绍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等音乐家，何兆武先生盛赞韦尔斯的历史眼光——“难道像贝多芬这样光辉的名字在历史上的地位竟然比不上同时代的塔勒兰（法国外交部长）和卡斯勒累（英国外交部长）之流的政客们的地位吗？”我很喜欢这句话。
　　这就牵涉到历史的坐标系问题，如果以文明为轴心，以人为本位，而不是以成王败寇为准绳，这一切乃是不言而喻的。在这样的天平上，王侯将相、盖世枭雄、达官贵人的分量远不如一个有良知、有创造力的诗人、作家、学者、科学家、实业家，占据优势资源的强者和无权无势的弱者，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公平可言，在历史天平上应该可以找到公平。以往的历史书中充满了宏大叙事，我们只能看到血肉横飞的战争、你死我活的权争，一切都以权力宝座、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史书的版面总是慷慨地提供给英明神武、能以超级暴力击败所有对手的几个人身上，关注军阀也只是关注他的武力大小，似乎他们在创造历史。一部中国近代史好像就是打打杀杀，主导历史的人物总是军阀、枭雄、造反者，也就是拿枪的人，他们被当成了绝对的主角。拉长历史的镜头，从长程来看，他们的厮杀、权谋，他们的翻手云、覆手雨，王朝的更迭，流血和不流血的政变，铺天盖地的大规模风暴，“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壮阔战场，一浪接一浪的动荡，张献忠式的无情杀戮、“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南京大屠杀……这一切固然都要载入史册，但这些历史记录，作为事实发生了，这是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汇合，是历史三峡中的急流险滩，更多的只是提供历史的背景。这些历史本身并没有意义。
　　反对历史主义或者说历史决定论的波普尔反复阐明历史没有意义、没有目的，当然他同时也指出，“尽管历史没有目的，但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目的赋予其上；而且，尽管历史没有意义，但我们能够给予它以意义。”换言之，正因为历史没有意义，所以才需要我们赋予它意义。他说，自古以来，只有英雄、“主角”有资格进入历史教科书，“而无数的、和那些少数人一样有价值的人，总是被历史遗忘，或许他们才更有价值。”
　　放在文明转型的背景下考察，以胜败论英雄者，以暴力和计谋受到欢呼和膜拜者，给历史提供的往往是负数，而不是增量。我更关注那些真正推动了文明进步和社会转型的开创性人物，他们散布在各个领域，未必是强势者，但他们的出现是为历史做加法，不是做减法的，他们才是历史的增量。我把这一思考称为“历史的增量观”。
　　在这一尺度下，谁是历史的主角？光是说人民，太抽象了，人民毕竟是由具体的个人组成的。我相信，真正的主角是那些默默耕耘、推动社会进步的人。如果说王朝的兴衰、战争的胜负、权力的消长进退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那么在大地上不倦耕耘、种瓜种豆的人，相对而言，他们能收获什么，有着更大的确定性和必然性，他们能在更大程度上把握自己，尽管大的历史环境影响着他们，甚至主宰着他们的命运，包括虐杀他们的生命，但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在面对这个世界时，面对自己的生活时，更为从容而镇定，他们所耿耿于怀的不再是水泊梁山的交椅，也不是指向金銮宝殿，他们是创造文明、推动文明的基本力量。一句话，他们是有思想的芦苇，他们通过自己的生活、思想获得人生的意义。
　　他们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或知其可为而为之，不问收获，但问耕耘，他们做的是播种的工作。在近代中国转型期，他们在多个层面付诸了实践，政治制度层面，从维新变法梦到君主立宪梦，再到宪政民主梦，一个接一个的梦都破灭了。思想精神层面，他们引进不同的思潮、学说、主义，在千年不变的儒、道、法等话语之外，他们引入了陌生的新因子，尝试和实践，喜悦和欢欣，失败和无奈萦回至今，烟云不散，是金子最终还是会发光的。在社会、经济层面，他们拓展出了教育、科学、出版、新闻、实业、金融、企业等一个个全新的领域，这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实绩。这些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之间相互交叉、重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古代向近代的转型，不光是一种制度的转换，而且是思维方式、语言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转变，千年不动的以农村、农业为基础的旧有社会结构，开始转向以城市、工商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结构，这中间带来的变化、痛苦都是古人难以想象的，转型的艰难更是无法预言的，据说能预知王朝兴衰循环、刀兵浩劫的“推背图”、“烧饼歌”正在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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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历史：如何正确评价民族英雄蒋介石？

  2009-10-05

http://wo.v1.cn/html/10/28861010-1261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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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六十大庆的礼炮刚刚响过，盛大的北京庆典已经结束，然而，回顾历史和检讨历史的过程才刚刚开始。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如何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起点实现新的飞跃，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问题。

中国的政治家不能只看六十年，应该把视野放在更广的历史长河中，唯其如此，才可以找到更加准确的目标。看看过去，想想未来，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还有很多。

如果往前再看六十年，往后再看六十年，从1889年到2069年，三个六十年，就是三个伟大的历史阶段，是中华不断变革、复兴的180年。特别是新中国建国以前的三十年：从1919年到1949年，中华民族可歌可泣的伟大奋斗，同样为中国崛起发挥了极其重大的历史作用。

1888年，李鸿章组建“北洋水师”，康有为上书光绪皇帝，建议“变法图强”。这一年，作为中国“国旗”和“军旗”的“龙旗”正式飘扬在太平洋上。从1889年到1919年，中国面临严峻挑战，政局动荡，社会混乱，列强凌辱，苦不堪言。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中华民族彻底觉醒，从此以后，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历经三十年的艰苦顽强的奋斗，“反抗列强、独立自主”的历史任务才告完成。其间的“抗日战争”和其后的“抗美援朝”是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新中国不是凭空产生的，她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中诞生的。伟大的新中国诞生在旧中国的基础之上，是伟大的中国近代史的必然产物。因此，毛泽东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对于“自1840年以来”的所有民族英雄给予充分肯定。

毫无疑问，蒋介石无愧于“民族英雄”的称号，他是1919年至1949年期间的民族英雄。我们不能因为他“反共”就否认他的历史贡献。同样，蒋介石在“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方面的历史贡献有目共睹，功不可没。

历史是一个整体，国共之间，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并非截然相反、一刀两断。近代史上，两次国共合作发生了重大的历史影响，无论是1924年共同创办“黄埔军校”，还是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的“联合抗日”，短暂的合作难能可贵，历史影响却极其深远。

检讨1909年到2009年的百年历史，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虽然扮演了不同的历史角色，但其历史使命则完全相同，那就是“统一中国”、“中国崛起”和“中华复兴”，而毛泽东乃是集大成者。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孙中山和蒋介石艰苦不懈的努力才最终造就了毛泽东奇迹，成就了新中国的伟大辉煌。毫无疑问，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是新中国的三大“奠基石”。实现伟大的中华复兴，我们不能抹杀蒋介石的历史功绩。

诚然，中共在“反帝”、“反蒋”、“反封建”的革命中建立了新中国，是谓“革故鼎新”。然而，没有“旧中国”的历史遗产，新中国从何而来？我曾经写了《没有旧中国，就没有新中国》（http://www.blogchina.com/20060611150557.html）一文，希望我们完整地认识历史、全面地考虑问题。“推陈出新”是历史的必然，“温故知新”是认识论的真理。否定历史，唯我独尊，这不是科学的方法。

肯定蒋介石的历史地位，承认国民党的历史贡献，是不是就有损于共产党执政的合理性和毛泽东的威望呢？恰恰相反，站在历史的高度看问题，毛泽东站在蒋介石的肩膀上，共产党崛起于国民党的基础之上，体现了更高的政治水平和更加伟大的历史形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毛泽东比蒋介石的高明之处，共产党比国民党的伟大之处，不正是在历史中体现出来的吗？

本着对于历史负责任的态度，本着对于民族和国家负责任的态度，中共执政六十年以后，应该更加成熟和从容地对待历史。接受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创造未来。如何评价国民党和蒋介石，将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气度和风范，将大大提高中共的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令人欣喜的是，在新中国建国六十周年之际，一批影视作品已经出现了正面塑造国民党和蒋介石的画面，这是真实反映历史、正确认识历史的一个起点，也是中国共产党更加成熟和自信的表现。

“有容乃大”、“无欲则刚”。“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非常宝贵的政治武器，如何更好地拿起这个武器，团结更广大的力量建设未来的中国，正确评价蒋介石就显得很重要。

回顾历史，我们既要正确认识1949年以来的历史，也要完整把握1949年以前的历史，唯其如此，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更好地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的历史复兴。蒋介石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英雄，唯其如此，毛泽东才能够成为更加伟大的民族英雄。国民党的艰辛创业可歌可泣，唯其如此，共产党的困难奋斗就显得更加光荣伟大。近代中国，千辛万苦，国共携手，前赴后继，蒋公之后，毛公续之，薪火相传，荣辱与共，形成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伟大创业史。从更广阔的历史画面来看，国共之间，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相同点具有更加重大大的历史意义，是主要的和决定性的历史事实。而国共之间的分歧和差异，则又在更高的历史层面上实现了相反相成、相得益彰的“成全”，这才是中国近代历史的真实面目和完整形象。

特别推荐三本新书：

1、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第三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

2、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第6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版）

3、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州出版社（2008年版）

4、李侃等：《中国近代史》（第四版），中华书局（2004年版）

5、张齐浩：《毛泽东兵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重读蒋介石：抛开政治偏见 逼近历史的真实
[原文地址]
http://tui.qihoo.com/21832549/article_1260260.html
　　2010年1月，团结出版社最新推出《蒋介石家书日记文墨选录》，其宣传为“六十年来中国大陆第一次出版的蒋介石本人的著述”。有媒体称，该书上架不到一周就全部售罄。同时有英国著名作家暨史学家布赖恩·克罗泽著的蒋介石传记中译本近日在大陆出版，传记原书全名为《丢失中国的人：蒋介石首部完整传记》，是由克罗泽与前香港大公报记者周榆瑞合著。这本出版于1976年的书由译者做了全新校订，为大陆首次出版境外作者所著的蒋氏传记中文版。

　　在广州购书中心的书架上，蒋氏书籍汗牛充栋，既有严谨的学术著作，也有抓人眼球的大众读物：《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上下册)》《另眼解读蒋介石的一生：从溪口到慈湖》《怪事不断：蒋介石死亡之谜》《台湾岁月：晚年蒋介石》等，不胜枚举。

　　今年四月，浙江大学历史系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将在浙江举办“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据说，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次以蒋介石为对象的国际研讨会。去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举办“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有十七篇学术论文，其中十五篇是以蒋介石为主要研究对象。

　　1949年，解放大军南下。4月25日，蒋介石携子蒋经国离开溪口故乡。这一天蒋经国在日记中满载离愁别绪：

　　“……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

　　以蒋氏闻名的溪口，也正成为浙江一大旅游热点。据溪口风景区管委会新闻办主任纪红深说，溪口以蒋氏父子故居为代表，正在打造民国第一镇。且被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游客摩肩接踵、逐年增多。旅行社已发展到十几家，每年接待游客600万人次，多于周庄一倍。连蒋介石爱吃的千层饼，都受到游客追捧。

　　据台湾观光局的统计，中正纪念堂作为三大热门旅游景点之一，也是大陆游客游台湾的必到景点。凡蒋介石、宋美龄生前住过的地方，或以他们为名的风景名胜，都受到大陆游客的青睐。

　　对蒋介石的认识，曾经的讳莫如深到如今遍地开花，他所受“待遇”从冷到热，形象也日渐丰满、客观。这是历史的吊诡，也是历史所幸。历史学者杨天石说，“现在是研究蒋介石最好的时候。”

　　历史的偏见

　　蒋介石，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举足轻重。尼克松称“中国半个世纪的历史，其实是毛、周和蒋的历史”。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他的认识仍囿于意识形态。他曾有过的标签“大资产大买办、专制独裁、卖国、四大家族利益分子”等。

　　大陆最早出版的蒋介石传记是中共“笔杆子”陈伯达所著的《人民公敌蒋介石》，这本书作为官方的宣传论调，全面否定了蒋介石，影响着当时整个社会对蒋介石的评断。文革前期，因为红卫兵搜出“反党罪证”—一张褪色的蒋介石旧画报—成为导致傅雷夫妇自杀的直接原因。

　　大陆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渴望了解这个历史人物的热情迅速高涨。地摊上各种盗印的蒋介石作品兴起，民间流传着从海外手抄的《蒋介石大传》、李敖的蒋介石研究、《蒋介石脸谱》。

　　1988年，宋平所著的《蒋介石生平》热卖到80万册。是年，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杨树标出版《蒋介石传》，采取分析的研究态度，并对蒋介石做了部分肯定。在当时的环境下，此书亦有先驱的意味。

　　“这位在中国国内的历史教科书、小说和爱国影片中，总被刻画得愚蠢粗暴、贪婪好色、胸无大志却独裁专制的委员长，这位光头喜欢操宁波口音骂人、做过多年上海青帮小混混的蒋介石，为什么能笼络住所有军阀，建立统一政府，为什么能赢得美国支持，抗日战争为什么需要他统帅，国共内战时的美苏起了什么作用，他为什么会失败？这些都是要通过历史研究才能解答。”

　　而长期以来的学术政治化，令很多不愿丧失学术良知的学者对蒋氏研究退而止步。这一年，中山大学历史学教授袁伟时写了一篇长达4万字的蒋介石早期思想研究的论文。他在图书馆搜寻着布满灰尘的蒋氏资料。

　　这些来自“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台湾的资料”，只能通过馆内的熟人关系查询内部工作目录卡才能看到。这篇研究文章，袁伟时一直没有发表。也因为不能客观地谈论，他避开蒋介石，转而投入到对晚清的研究中。

　　“那个年代对蒋介石，不是简单的不可研究，只是不能客观地研究。如果以批判为主，讲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就可以。但如果实事求是地讲，公正客观看待，就有很大困难。”杨天石说。

　　日趋正面与“去蒋化”

　　1992年，作家叶永烈拟在内地出版新作《蒋介石和毛泽东》。情况并不顺利，仅书名就未能通过审查，理由是“作为大资产大买办大官僚的代表蒋介石，怎么能和毛主席相提并论？”此原因令叶永烈至今不能接受。

　　直到2003年，同样的书名，只是增补了一些内容，曾经的问题却迎刃而解—该书顺利出版。

　　国内出版国民党人物及蒋介石作品已形成特色的团结出版社，1987年以来共出版过几百本各种蒋氏作品，如《蒋介石大传》、《蒋介石的官场术》、《蒋介石死亡之谜》、《蒋介石家族的女人们》等。近年来，每年都有二三十个品种出版。据该社常务副社长梁光玉称，该社隶属民革中央主管，民革全称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也就是当时的国民党左派，因这一层渊源，出版民国史和蒋氏作品有较大优势。

　　去年，叶永烈携“红色三部曲”亮相南国书香节。作为建国60周年献礼，三部曲之一就是《蒋介石与毛泽东》，印数高达4万册。出版社相当看好，无论是印数还是价格，都高于其他两部作品。他在签名售书时还发现，读者多数选买《蒋介石和毛泽东》。且群体遍及老中青三代。

　　经常前去台湾“搜集资料”的叶永烈觉得，“在大陆能自由出版蒋介石的书，在台湾金门能骑着自行车到处跑，在当年的‘阵地’里拍照，都是不可想象的。”

　　相对于大陆对蒋的评价越趋“正面”，台湾岛上，民进党当局主导的“去蒋化”运动，却将蒋越来越“矮化”。先是军营内100多座蒋介石铜像陆续被拆除，移到蒋介石灵柩所在的慈湖。接着高雄又拆除全台最大的蒋介石铜像，并将“中正文化中心”改名。民进党方面还提出要把台北“中正纪念堂”改名为“台湾民主纪念馆”，并且拆除围墙。

　　值此，马英九当局发表要求“客观评价蒋介石”的演讲。要求对蒋介石“如实多元”、“功过并陈”地进行评价，以还原历史真相。

　　至今，两岸三地基于史料做研究的学者，对蒋氏研究无太大争议，都能本着学术公正的态度做出反思。

　　去年美国哈佛大学学者陶涵所著《蒋介石传》，被认为是迄今最完整、最全面的一本蒋介石英文传记。《华盛顿邮报》的书评说，大陆长久称蒋为“匪”、“美帝走狗”，如今终于还他本来面貌。《经济学人》则称，蒋介石的负面形象，主要是因为左派人士在上世纪40年代的宣传所致，如今陶涵的著作“推翻了若干重大误解”。

　　官方态度保证客观研究

　　袁伟时说：“过去把蒋妖魔化得太厉害了，这种对真相的追求一定会表现出来。其次，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人们可以自由的了解真相。这两个原因使蒋介石的研究和写作表现热烈。”

　　梁光玉则认为，“80年代的蒋氏作品，政治评价简单，人物形象单一，内容和包装都很粗糙，现在大多数作者都能重新思考，历史地看待，我觉得对蒋介石的看法已经回归正常”。

　　80后半期，对蒋研究的禁忌基本上破除。历史学者杨奎松说，“转变主要的原因是对台工作，另外跟改革开放也有很大关系。如果不是改革开放，连国民党研究都不可能有。”

　　当时，中共高层对台湾做了大量统战工作，廖承志的统战经典文件“廖承志致函蒋经国”，文中引用鲁迅之诗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成为统战名言。叶剑英公开给国民党蒋经国写信，邓颖超给宋美龄写信，发表各种各样的统战文章。“在这个背景下，对于国民党和蒋介石的认识，学界的研究已经可以穿破禁忌。唯一遗憾的是，社会舆论还未及时松绑。”

　　作为“大陆最权威的蒋介石日记研究者”的杨天石，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曾3次远赴胡佛研究所研读蒋氏日记。就在接受记者采访的第二天，他将第4次去美国研读“最后开放的一批”日记。

　　杨天石第一篇关于蒋介石的文章名为《中山舰事件之谜》，胡乔木给与高度评价。2008年出版《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他在序言里特别提到此事，“并非是自己喜欢这样，只是没办法，说得不好听，这是拉大旗做虎皮。免得人家老是找你茬。”

　　时值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有一段话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作战的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

　　在杨天石看来，胡锦涛将“中国国民党”置于“中国共产党”之前，实乃官方评价抗战的崭新姿态。此前，中共领导人从未公开有过这样的提法。这个小小的语序变化，使杨天石看到了中共领导人客观地、正确地反映了抗日战争的实际。

　　同年，杨天石去台湾参加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台湾光复60周年学术讨论会。马英九到会场作即席讲话，第一句话就是：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北京的胡锦涛总书记也肯定了我们国民党在抗战里的功绩。“这说明胡锦涛的这番讲话对两岸和平关系的建立和争取台湾的民心，是有很好的作用。”

　　这些官方的积极态度，使得研究蒋介石的学者们感到“只要是基于事实的客观研究，几乎不存在禁忌了”。

　　蒋介石日记推波助澜

　　杨天石2002年出版《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时，遭遇一些人对此书的大讨伐。他按惯例将书稿送交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再交由中共中央统战部报审通过。仍有一些人写匿名信，要求撤掉杨的《百年潮》主编职务。罪状是吹捧蒋介石。在网上被痛批两个多月后，杨终于等来令他欣慰的审查意见：“该书是一本扎实严谨的学术著作，是研究不是吹捧。”

　　相比之下，2008年《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的出版就算“非常顺利”，还被评为当年十大好书。该书大陆版与香港版的区别只是少收一篇演讲，其他均只字未动。其实令杨担心无法通过的内容有很多，比如书中写到重庆谈判，蒋介石想扣押毛泽东以审判，为使审判和拘留有理由，蒋介石罗列了中共和毛泽东的罪状。这个从来不为人所知的秘密被蒋介石记载于日记中。杨天石在书中也照样罗列。他感到惊喜的是，内容审查全部通过。

　　去年人民出版社出版《陈诚回忆录》，在杨天石看来，“简直是了不起的进步”，据他了解，内容基本上“毫发未损”。唯一遗憾的是，同《蒋经国自述》一样，所有的“共匪”都改成了“共党”。

　　虽然不是全无禁忌，但空间已越来越大。“对国民党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涉及大陆对台湾政策的改变，为了团结国民党，为了搞好两岸关系”，学者杨奎松举例九一八事变，“究竟谁是不抵抗的主要策划者或主事者，过去都说是蒋介石。现在学者发表文章说实际上主要是张学良，不是蒋介石。这个文章也照样能发。”

　　他还认为，除了社会环境的宽松，有关蒋介石的史料越来越丰富，给学者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条件。

　　2005年，蒋介石日记由蒋方智怡交给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保管，并予以开放。这是至今最完整的蒋介石日记原始手稿，从1917年到1973年，即蒋离世前两年。学者为研读蒋日记纷纷奔赴美国。

　　袁伟时、杨天石、杨奎松、叶永烈都专程去胡佛研究所查阅过蒋介石日记。日记不可影印、复印，只能手抄，若要在出版物上引用日记原文，需征得蒋家同意。

　　“查阅蒋介石日记多数是大陆学者，最多时有十几位。”袁伟时在那里遇到过台湾的学者龙应台，胡宗南的儿子胡为真，胡很关心蒋在日记里如何评价他的父亲。也遇到宁夏马家的后代。也碰到过很多好奇“凑热闹”的人。有一次，一群西装革履的人要看蒋介石日记，据说是中国建设银行代表团。

　　学者认为，很多重要、转折的、决策的时刻，蒋介石的日记均没有体现，但作为研究蒋介石的第一手材料，这是不可不用的资料。“因为只能手抄，所得非常有限，如果前期的准备工作没有做好，即使读蒋介石日记也出不了多大的研究成果。”杨奎松说。所以现在国内对蒋介石的研究因学者的功底和水准，呈现良莠不齐的局面。

　　作为个人好恶，杨天石并不喜欢蒋介石。他之所以潜心研究蒋介石，乃基于三个需要，“科学的需要，搞历史必须尽可能地科学准确真实；其次是发展两岸和平关系的需要；第三个需要，是知情权的需要。老百姓想知道历史真相，他们有权知道真实的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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