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昌县图书馆“书/时光”公益讲座/邓曙光开张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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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说孟宗》网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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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说孟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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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管来看看邓曙光的视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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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有群读书人
——孝感特色文化探访之一

作者：□ 记者黄亚华 董晓芳 来源：孝感日报
　　 编者按：
　　 文化像一条河流，源头很远，流过历史，流到今天，流向未来。文化，“以文化人”，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
　　 孝感，文化深厚，特色纷呈。今年副刊推出新栏目：《地灵文杰》。以“文化”为主线，探讨本土的文化现象、文化理念、文化人物，让更多的人了解孝感的文化事业、文化生存状态和文化艺术工作者。
　　 开卷有益。可大多数人是好（hǎo）读书，不好（hào）读书。在孝昌花园有一群读书人，他们真正把书读到心里去。
　　 他们爱书、惜书、评书、写书。因书结缘，纯粹交往。花前赏月，雪中品茗，山野漫步，颇有林下名士之态。自费创办的同人小册子《书·时光》，清新儒雅，面世后，好评如潮。
　　 走近他们，听他们谈读书的喜乐、人生的梦想，在书的感召下，来一次心灵之旅。
　　 记者：你们这群读书人大概有多少人，怎么相识的？
　　 邱国安：有10多人吧。有的一起共过事，还有的是熟人的引见，平时闲聊觉得兴趣相投就走到一起。
　　 韩绍：通过爱好，比如书法、画画，走到一起时，话语间发现大家都是爱读书的。除了我们几个，还有徐怀德、胡全高、王顺华、陈长春、魏宝林等。
　　 记者：你们常聚会吗，每次是否都有固定主题？
　　 邱国安：常常在一起聊天，话题随兴所至，清风流水，没有什么固定的主题，很随意。不过，总是自觉不自觉就聊到书上。
　　 韩绍：最先是一批画画写字的人，常在一起聊天笔会。天南海北地神聊，后来发现共同点越来越多，朋友也越来越多。
　　 记者：聚会地点选择可有要求？
　　 邱国安：有时候在茶楼，有时候一起去野外。兴之所至，比如银杏黄的时候，乌桕红的时候，菜花开的时候，哪里都是聚会好地方。约上三两好友，一边看景色，一边聊天。哲学、经济、文学、世态、人性……漫无边际想到什么说什么，没有顾忌。
　　 韩绍：以前常在我的工作室，后来魏宝林的复兴楼开业，那里便成了我们聚会最多的地方。几乎是每天晚上，大家散步，不约而同地就来到这里。也有到户外，一起参加爬山、
　　笔会、探幽、觅古之类的活动，自然而自由地交流。
　　 记者：你们怎么想到创办《书·时光》？
　　 刘国琼：几个在书（书写、书法、书画、读书）中泡时光的朋友经常一起聊天，聊书法聊书写聊出来的。
　　 邱国安：主要是营造一个纸质的平台，让大家的思想和文字有一个交汇的地方。不求热闹，也不求新潮时尚，更不求前沿先锋，只想营造一份纯粹和安静。
　　 韩绍：我们走到一起就聊各种想法、所见。后来有了个共同的想法，把这些好玩的东西留下来，所以都想到出小辑子。
　　 邓曙光：记得是一次闲聊，是在晚上，在魏宝林的酒楼。那天有我、刘国琼、韩绍、魏宝林、徐怀德，还争论了好长时间。我的建议被他们否决了，为此我还耿耿于怀，我说叫纸本时光，或者叫虚时光。到现在，还想和他们商榷，哈哈。
　　 记者：《书·时光》面世后反响如何？
　　 邱国安：至少在我认识的读书人中间，反应是很不错的。他们通过不同的方式给予了肯定，给予了鼓励，同时也提出了精益求精的建议。读者喜欢《书·时光》纯净隽永的风格，说这是一份散发着书香和思想味道的刊物，其间的文字安静，清澈，也不乏实在的智慧。他们说，在这些独特的文字里可以体会到一种久违了的品质：慢的优雅，阅读的安静，思想的乐趣。
　　 邓曙光：已经超出了之前的期望了，本想默默地做一段时间，靠一种坚持去赢得认可，持之以恒地做一段时间再说，没想到这么快就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作为我们，作为写作者，当然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自己的作品，并且有一个交流的平台。但应该选择方法，一种有自我、有尊严的方法。
　　 韩绍：带给读者感动，回馈给我们的是更多的感动，这是起先没料到的。不过也反映出大家还是喜欢纯净一点的东西，也需要有这一方净土。很多朋友写了读后的感受，给了我们温暖与鼓励，特别是广水的郝钟沛先生还专程邀了朋友和我们座谈，点评文字、交流经验、题赠书法，让我们无比感动，也坚定了我们前行的信心。
　　 记者：《书·时光》你们如何定位的？如何筹措出版资金？
　　 刘国琼：不施粉黛，素面朝天，营造一角清凉天地，譬如来自宋元的山水册页。
　　 邱国安：具有思想性，智识性，草根性，趣味性。我很喜欢《书·时光》这个名字！这个名字不是单纯的两个词语的组合，而是一种意义的深刻连接。读书，让时间变成了时光！时间是坚硬的、是单调的、是非情感和非意义的，但由于书籍介入，它开始柔软起来、趣味起来、灵性起来、明亮起来，而且有意义有情致起来！在阅读的过程中，精神和灵魂一起流动，也一起散发出悦目的光亮！
　　 韩绍：这是本民间刊物，朋友们交流的桥梁。目前的资金来源主要靠企业等社会力量赞助，赞助是纯友情、公益性的。《书·时光》拒绝广告，或其它回报式服务。现在的刊物纷繁，有很多制约因素。民间刊物能相对灵活、坚守风格些。
　　 记者：《书·时光》刊发日期和作者来源？
　　 韩绍：目前是不定期，去年元月第一辑出来，现已出了五期了。毕竟刚起步，不能因为抢时间而影响整体效果，但今后还是会固定下来。起初的想法是着眼本土人事风物，用本土的作者。但创办后随着关注的朋友多了，思路也就放开了，既然是朋友间交流便不应拘于地域，这样作者群自然就广了。和其它民刊间也有交流，比如山东阿滢主编的《泰山书院》、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的《点滴》、南京董宁文主编的《开卷》等等。
　　 邓曙光：作者以花园本土为主，辐射周边。但我们在写作上是彻底突破区域局限的，文字是不受区域限制的。
　　 记者：请谈谈读书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刘国琼：读书是个人寂寞的事情。于瓦屋之下，泡一杯清茶，看看自己喜欢的书，与二三同好聊聊天，如周作人说的“可抵十年的尘梦”。
　　 邱国安：关于读书的影响，我记得培根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读书给人以乐趣，给人以光彩，给人以才干。
　　 其实，读书的过程，就是改变自己、提升自己以及确认自己的过程。读书让人视野变得开阔辽远，让人的心智变得清明澄澈，让人的精神变得充实丰盈，让人的灵魂变得宁静安详！同时读书，也让人从生存的状态进入到生活的状态，让人从物质的存在变成精神的存在。
　　 邓曙光：读书，只是生活中的一种状态，如同呼吸，或者累了要睡觉，简单的一件事。
　　 韩绍：读书是极美好的事情，我的阅读基于个人爱好，古籍、随笔、书画方面。每部书、每段文字都是作者的心迹集成，是人的精神之粹。读这些文字犹如和着作者的步调，感受不同的人生体验，这也是一种交流——没有时空限制的交流。反作用于己的是共鸣、警醒、鼓励、痛苦与愉悦等等，总之是精神层面的关怀。
　　 记者：你们怎么看时下的“功利读书”？
　　 刘国琼：读图的时代能够读书就已经不错，为名为利都是个人的事情。
　　 邱国安：我不习惯用功利和非功利来评价别人的读书，我倒是很欣赏“开卷有益”这个充满智慧的成语。书籍的魅力在于，它既可以赋予人们以工具理性，帮助人们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获得物质性的财富，又可以赋予人们以价值理性，帮助人们在改造自身精神世界的过程中，提升精神的品质，获得人生的意义。
　　 当然，作为我个人更倾向于从书本中获得精神的价值，希望自己能够在不断的阅读中体验到更多的精神乐趣，明白更多的道理，感悟更多的意义。我喜欢书本带给我的灵性时光！
　　 韩绍：在目前处于上升时期的中国社会，如何引导文化向上发展极其重要，文化导向应该有高标。
　　 记者：过去一年，你们这群书友有什么收获？
　　 刘国琼：于我，盈盈一水间，一份淡淡的快乐，书香浸染的快乐。
　　 邓曙光：出了五期刊物。也没做什么太多的，只能说是好玩。只是坚持了一种纯粹点的东西。生活中很多事都在事情之外夹杂了过多本身之外的东西。特别是广水几位老前辈的关注，让我感动。去年做了一本《画说孟宗》。当初，也是和朋友们说，大家一起做一件有趣有意义的事情。我写文章、画插图，请魏宝林、陈长春做篆刻，请徐怀德题字、韩绍做设计。作了孝文化节的礼物。
　　 韩绍：邓曙光出版《画说孟宗》；付勇军出版《高度戒备Ⅱ》、《老枪》、《天地粮心》也已交出版社；徐怀德书法《絜园记》创作完成。还有朋友们编辑发表了《青溪书苑》、《晏晖楷书千字文》、《旧语新说》等。
　　读书人的“神侃”也许是高效的阅读 读书渐渐成为一种时尚、一种追求、一种享受……
　　 几个兴趣相投的朋友聚到一起，聊工作、生活，进而聊到读书上。尽管说者不一定真正地、完整地理解书的内涵和实质，但至少让听者了解了这些书的概况和核心，或许更妙的是，听者也读过这些书，于是便有了探讨、交流、争论、共鸣……
　　 这样的“神侃”，没有顾忌，没有约束，更没有特定的说教者。只有活跃的思维，瞬间的顿悟，更有“神交”的精神愉悦。
　　 这样的“神侃”，它让我们在短暂的时间里高效率获得知识，更让我们在轻松的闲谈之中变得厚重起来。
　　 濡墨、抚卷、把盏间，花园的读书人享受着、收获着。
　　 周国平说：“世上有味之事，包括诗、酒、哲学、爱情，往往无用。吟无用之诗，醉无用之酒，读无用之书，钟无用之情，终于成一无用之人，却因此活得有滋有味。”
　　 有用、无用相对而言，功利图书未尝不可取，那些貌似“无用”的书，或许能够益心益智。
　　 书是缘，读书吧，让它净化我们的心灵，充实我们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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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江山:重读中国史》引发学界争议http://book.sina.com.cn  2010年07月16日
新华网

学者夫妻诗化著史引发学界争议


　　突破一般史家拘谨内敛的心态，以诗化体重读中国史，学者夫妻刘刚、李冬君穷数年之力推出的、充满激情与个性的散文体历史文化研究著作《文化的江山——重读中国史》推出后，在学界激起舆论哗然。赞者称之为“智慧与诗化的中国史论”，“半世纪来个人著史之壮举”，贬者称“刻意把历史诗意化、美学化”，实在不值得提倡。这究竟是怎样的重读中国史的视角呢？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冬君认为，中国历史上，其实有两个中国。一个是二十五史里的中国，叫做“王朝中国”，一个是贯穿了所有王朝的中国，叫做“文化中国”。譬如，用王朝中国的史官文化来看，《山海经》无非是“怪力乱神”，而从文化中国的角度看，《山海经》是一部传说时代的文化中国图志，留下了初民用文明之眼看到的世界，光怪陆离，无比精彩。所以，重读历史，不能把历史放在王朝里读，要用诗性的眼光、而不是“资治”的眼光来读，否则，只能把历史读成阴谋诡计和改朝换代。“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也作了我们的榜样，他以诗化体行文，写了一篇关于唐宋词的论文，我们考虑，能不能以诗化散文体行文，写一部诗性的中国通史。”

　　“读完这本书，能让人感觉到，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非常之美，而不是像我过去读二十四史的时候，觉得中国的历史非常血腥，就像鲁迅说的，砍砍杀杀。”来新夏先生告诉读书报，《重读中国史》里许许多多的话题，都是一种美的赞歌：稷下争鸣是美的，宋代的讲学也是美的，刘刚夫妻甚至把很多人的死也写得很美，如屈原之死——“屈原从水中来，回到水中去，归真返璞，完成了人生的追求，使人不觉得悲痛”。

　　“当时汉朝跟匈奴战争，很激烈、也很惨痛，但是作者写了郑吉和日逐王，当写到日逐王归汉的时候，描绘的那片美景，简直就是一篇美的散文。盛唐，他们认为只是一个形体，而缺乏思想。宋代是一个极弱之朝代，但是在他们两个人的笔下，宋代是一个文化繁荣的时代，宋代四大书院的讲学，是中国文化能注入新血液、新内容，从而继续发展的一个关键点。”来新夏先生认为，整套书不仅运用语言非常纯熟，在文字的搭配和音调的协韵上很讲究，难能可贵的是，著者从文化个体性出发，以美的观念加以贯穿，选择重述中国历史，是一种历史书写的创新。

　　但是，对于诗化写史的“创新”，学者雷颐却认为，不值得提倡。“当然，本书有很多地方很精彩，用哲学的思辨和诗化的语言将千年中国史一气呵出，很流畅。但是，作者把历史诗意化、美学化，里面还潜藏着风险和危险。比如把战争也诗意化、浪漫化，对于年轻读者来说，这种美化是很可怕的。”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单少杰显然也有着类似的看法：“诗化历史基本上是‘正面报道’。”他认为，历史有两面，有美，也有丑恶，“特别是宋，是最讲不清、道不明的朝代。宋朝人是最聪明的，经学、史学、文学都达到顶峰，四大发明，除了纸以外都出现在宋朝，而且最好的纸——宣纸也是宋朝的。可是宋朝是最羸弱的朝代，轮番挨揍，先是契丹人、女真人，后来党项族侧击，最后被蒙古人一脚踢翻”。

　　“用马斯洛的话说，人类的历史是说人性坏话的历史。《世界文明史》的作者威尔·杜兰特也说，我们看人类过往的时候，总是看到江河上流着血，尸体漂浮，但是我们为什么看不到更美好的东西，就是在河的两岸，有人在建筑房屋、有人在恋爱，有人在生儿育女，有人在谱写诗歌，甚至创造雕塑。”学者熊培云认为，历史上也有很多美好的东西，需要通过某种方式记录下来，“《文化的江山》是对历史叙事的必要补充”。

　　“钱穆在《国史大纲》说，对历史应该有一些温情和敬意。刘刚、李冬君就是以温情和敬意来写历史的。作为一个国民，读这本书，我是有感激之心的。”熊培云表示。

　　“我对中国史学有这样一个判断，不知道是否正确。”历史学博士、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邵鸿提出，中国的史学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首先是神学史学的阶段，巫史不分，史学的主要功能就是探索天意；春秋战国以后，中国史学就进入政治史学阶段，非常典型的就是《资治通鉴》，简直就是王朝统治的政治教科书。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时代变迁，光用政治史学，已经很难概括当前史学发展的方向和主流的特征了。但是，未来史学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区别以往的根本特点，是“大众史学”。

　　“在这样一个历史潮流之下，反观中国的史学，有两个很明显的特征，一是还有很多传统学者在做僵化的史学；另一方面，随着传媒的巨大推力，所谓的‘萝卜史学’、‘白菜史学’、庸俗史学也在蓬勃生长。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该说，刘刚、李冬君的这套书，比较好地坚持了中国史学穷搜深讨、精益求精的优良传统，同时能在大众史学的背景下，做了一种开拓性的工作。”邵鸿表示，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的江山》这样的书，应该是越多越好。（中华读书报 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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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書，讓我重讀歷史//转载  


最近看了本书，《历史的点与线》。该书将历史的若干个点连成一条线，从盘古开天讲起，到民国成立为止。让我对所谓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对所谓的历史人物也有了更新的了解（或者说是另一面的了解），也看到了历史课本中我们没有或无法学到的一些东西。其实我觉得作者应该继续往下写的，在从昨天往前到他写作截止的那个年代（民国），都可以称之为“历史”，而这里面也有好多我们没有和想要了解的一些东西（甚至是我们更想知道的一些东西），或许是作者的避讳，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吧，毕竟这段历史对现今的好多人来讲并不陌生，甚至亲身经历。
开始读这本书的时候，给我的第一感觉是“有趣”。我平时较少读书，读过的书（除了课本）基本上是属于“机缘”，这本也不例外。该书的语言尚属生动，相对来说是我比较喜欢的那个类型，加之里面的好多“故事”我都没听过，于是乎，读之。几乎每一章节都有我不知道的事件（看来我确属孤陋寡闻+才疏学浅），而且作者的理念几乎是对每个历史人物的颠覆，如果用两个字简单概况，那就是“残暴”！这似乎也是对我们教育理念的一种批驳。
简单撷取几个人物和事件吧！同时表述一下作者的观点！（严正声明：本文所涉及的观点均为该书作者所持，与本人无关，部分文字引自该书及柏杨《中国人史纲》）或许看过以后，你也要改变你自己心里固有的一些观点和对这些历史人物的看法！

一、孔子
孔子在大家的眼里（心里）是一个圣人，是倍受我们尊重的历史人物，是“礼仪之邦”之“礼仪”的创始者。但看了下面的这些片断，你一定不会相信这些是他曾经做的事情。
公元前500年，孔子先生以鲁国礼仪专家的身份参加了鲁、齐峰会，在会后的文艺演出上，孔先生指责齐国的演出（宫廷轻喜剧）犯了“平民轻视国君”的大罪，“指挥鲁国的卫士把那些无辜的男女演员驱逐到台阶之下，砍断手足”。据说，孔子的这次暴行极大的震摄了齐国，将以前侵占鲁国的国土，一并退还。
四年后，孔子出任代理宰相，上任不到三个月，就把当时很有名望的文化人少正卯逮捕，并立即处死。之后，才宣布其五大罪状：一、居心叵测，迎奉人意；二、行为邪恶，不受劝告；三、口是心非，琢磨不定；四、强记博学，所知皆谬；五、文过饰非，自卸责任。这种烟雾蒙蒙的抽象罪名，也只有孔子欲加的出来。
孔子在我的心里，一直是个读书人，似乎我们的历史书也只是这么说：孔子有多少多少学生，写了多少多少文章等。至于孔子参政且如此残暴，还真是首次听说！
这也是最让我惊骇的一个人，也是让我想发这个帖子的主要原因。

二、刘邦
刘邦，汉王朝的建立者，与项羽一起灭秦，又在楚汉相争中打败了项羽，成为了一朝开国之君。
然而，刘邦却是江苏沛县的一位地痞流氓头目。以他的身份是无法与项羽相比的（项羽是故楚国大将项燕的孙子），但，刘邦是一个了不起的流氓，就像后世的杜月笙。他审时度势地带领乌合之众投奔当时项羽辅佐的故楚国第二十一任国王的孙子芈心，芈心鼓励投奔他的将领们直捣咸阳，说谁攻陷咸阳，谁就当秦国的国王。结果刘邦先到，并把金银财宝抢劫一空。项羽到了咸阳后，暴跳如雷，准备攻击刘邦。刘邦立即屈膝，亲自到楚营向项羽谢罪，并呈上他刚抢来的珍宝。然项羽不懂政治又心胸狭隘，而刘邦有韩信、张良、萧何的辅佐，最后的结局正如大家所知。
刘邦还干过这样一件事，儒家一个分支曾看好刘邦，于是投奔。可他却抓过一儒生的帽子，当众往里撒尿。呵呵，真是够流氓的。但刘邦还是收留了他们，而朝见皇帝的仪式也是由他们在刘邦这个时候发明的，要知道以前的皇宫可是乱的一塌糊涂。当然，这套仪式也相当猥琐。

三、杨广
杨广，历史书里见过，但没什么印象（我历史学的极差）。
汉初有“文景之治”，可说是一派繁荣，但汉尾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乱，乱的我实在无法找到一点事情来说，于是就来到这个朝代。北周杨坚统一中国，建随朝。相比之下，杨坚还算好那么一丁点，知道珍惜国力，生活也基本俭朴，使国力逐渐恢复。但深受汉尾宫廷下流之风熏陶的杨广一俟粉墨登场，一切又回到从前，回到那个龌龊、下流的宫廷场景中去。
杨广将他老子统一的中国重又带回到混战之中。他穷兵黩武地四次攻打高句丽，理由是高句丽国王让他感到没面子。短短十八年的混战，共有各种兵变一百三十六起。“然而这最短的痛苦却也使全国三分之二的人民死于非命”。
乾隆下江南的故事，大家并不陌生，这得感谢那些拍电视的。但比起杨广的下江南，似乎小巫了一点。杨广一生的巡视，几乎全部为江苏扬州（看来这确实是个好地方）。为此征调一百万人开通河南到江苏的运河，十万余人开通淮安到扬州的运河，并沿运河建皇宫四十多所，称为“离宫”。完全是蜻蜓点水式的皇宫，却劳民伤财、兴师动众，实在是史所未见。杨广随驾的卫戍部队，仅步兵就有五十万，战马应有十万匹。一路上旌旗招展，连绵五百余公里。其乘坐的龙舟“高四层，四十五尺，长二百丈，上层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如此豪华的船队，“……纤夫就有八万余人。……一万余艘船只，首尾相衔一百余公里。骑兵夹岸护卫，万马奔腾，旌旗遍野，诚是壮观”。杨广巡视在外，每天陪伴在侧的，差不多有一百万人。
杨广弑父、欺娘、戏妹、鸩兄，早已为人们熟知。这是不再多提，来看一下杨广最后一幕的表演吧！618年，杨广亲信宇文化及率兵入宫，取杨广狗头时，杨广问道：“我犯了什么罪？以至于让你们如此大动干戈？”宇文化及部将说：“你这个狗东西动辄就兵戎相见，动辄就出巡找乐；你奢侈荒淫，用小人远君子，不听忠言，还说没什么罪，这还不够吗？”杨广说：“我实在对不起百姓，至于你们，跟着我享尽富贵荣禄，我没有对不起你们。”
该书作者称：以杨广行为而论，他是贪色暴饮无恶不作的猪猡；以上述直言快语而论，他是坦坦荡荡光明磊落的君子。

四、李世民
李世民，公认的比较开明的皇帝，他的那句名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原是魏徵的话，李世民经常用来告诫众人，久之，就成了李的名言了，呵呵），为世人所熟知。
然而，这样一个在大家心目中还算比较好的一个皇帝，在该书的标题中，被冠以“暴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封建王朝，属专制政体，皇帝都是残暴的（只有轻重之分），李世民也不例外，不然怎么能当上皇帝呢！
玄武门兵变，他杀了自己的亲哥哥和弟弟，并将两人的十个儿子全部处死。时年二十八岁，权力之争，过早的让他从人变成了畜生（该书语）。这样李世民就成了当朝惟一的继承人，他把部队开到老子面前，名曰护驾，实则示威。李渊这才知道两个儿子已被宰杀，见大势已去，便传位给李世民，自退为太上皇。不然可能会落得杨坚一样的下场。
然李世民还算英明，能纳忠言而不乱杀人，这才缔造了唐帝国的辉煌盛世。

五、秦桧
这是个臭名昭著的家伙，让每个人都恨得牙根紧咬，因为他陷害了民族英雄岳飞。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阴谋家兼心理学家。
之所以拿这么个人物出来讲讲，多半是因为我的浅陋。我一直没明白当年为何十二道金牌招岳飞回来，打的好好的怎么就不打了呢。
现在终于明白了，无非又是皇权之争而已。宋金交战，金人抓走了现任皇帝赵构的父亲和哥哥。岳飞奉命北伐，一路凯歌，却打出赵构的心病来，因岳飞要“直捣黄龙，迎回二圣”。赵构担心他的皇位不保，但这卑劣的想法，怎能启齿。因此，我们这节的主角出现了，他看穿了赵构的心事。于是，赵构阴之，秦桧谋之；上阴下谋，一唱一和，阴谋就这样出笼了。
秦桧提出撤军，与金人和谈，赵构差点没乐死，于是立即任命他为宰相，授予他外交媾和权，这才发生了一天十二道金牌追回岳飞，并将其送上断头台的事。类似的人物还有好多，嬴胡亥与赵高、朱由校与魏忠贤、乾隆与和珅、希特勒与博尔曼等。表现为极权及其附庸的一唱一和，他们缺一不可。
我想如果秦桧遇到一位明君，凭他的才智，或许能够成为一代名臣呢。

六、朱元璋
朱元璋同样是个残暴的主，或许当了皇帝的都这样，毕竟他们担心自己的宝座会被别人抢了去。他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趁火打劫的民族败类，无恶不作的暴徒！
朱同志为了清除异己，搞过两次大的冤狱，一是胡惟庸冤狱，二是蓝玉冤狱。胡惟庸是朱元璋的宰相，极有才干。1380年，“有人”告发胡，说他勾结日本人准备谋反。朱元璋就把胡处死了，还屠灭其三族。十年后，朱元璋又宣称发现了胡的新党及其新阴谋，并展开全面逮捕，连朱元璋最尊敬的开国元老，七十七岁的宰相李善长都在内，“共处决两万余人”。
1393年，朱元璋发动第二次屠杀，又是“有人”告发大将蓝玉谋反，于是将其处死、灭族。“根据口供牵引，被灭族的有一万五千人，其中有一个公爵，十三个侯爵，两个伯爵。
朱元璋的这两次屠杀，都是他初起兵时亲如手足的患难战友。除了这两次整批的屠杀，其他被朱元璋屠杀的人还有：被朱元璋称为“圣人“的皇太子的教师宋濂，来往于宫中，如同一家，因孙儿牵扯到胡案，乃贬窜而死。朱元璋最信任的智囊刘基，他的高度智慧使朱元璋如芒在背，终于把他毒死，反而宣称是胡惟庸毒死的，故意问宰相之一的汪广洋是否知道。汪不知朱元璋的用心，回答说不知。朱元璋大怒，立即将其贬窜，走到中途，再下令把他绞死。平定云南的大将傅友德，父子同时被赐死。平定广东的大将朱亮祖，父子同时被鞭死。大臣李仕鲁在殿上表示坚决辞职，朱元璋认为是看不起他这个当过和尚的皇帝，命武士将其摔死在台阶下。
朱元璋共患难的老友徐达、常遇春、汤和三人。徐达患有一种疽疮，最忌鹅肉。朱元璋偏偏送了一碗鹅肉给他，徐达一面吃一面流泪，当晚毒发而死。常遇春早早病死。只有汤和善终。
这些和朱元璋一起出生入死亲如手足的战友，在分享富贵时，遭到朱元璋的毒手。他在建国二十五年内，亲手处决近四万名高官及其亲朋好友。朱元璋靠这种恐怖政治、流氓手腕来完成政权控制的，其清党组织体系有三大块组成，即冤狱、诏狱、文字狱。利用一切残暴的手段来巩固其政权。
当然这和朱元璋发迹的过程以及自身的经历也有很大的关系。他抢来的宝座，当然也担心别人给抢了去。（本人观点）

七、大辫子
我们对于大辫子的认识，多半来源于电视剧，现在对它也早已是习以为常了，但在当时，却有多少人为之付出了生命。
汉人对满清的排斥是因为那条丑陋而令人作呕的猪尾巴，“版权”上并非汉人所有。（作者语）
1645年，清政府攻陷南京后，以法令的形式，向汉人颁布剃发令。即“辫发”。其实远在汉朝时，北方的一些蛮族男子，就已经“辫发”了，且五花八门，奇形怪状。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大辫子，是剃光前额，露出四指宽的青头皮，后脑勺的长发及拖下的辫子浑然一体，犹如一个长把的勺子，扣在人的后脑勺上，看上去，酷似幽灵与鬼魂。难怪束发的汉人男子，可以接受满清的奴役，却坚决不接受他们鬼魂似的发型。
当然满清也无法接受这种抵制，于是就公然宣称；“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更有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血腥事件。在扬州屠杀十天，死八十万人；在嘉定屠杀三次，死二十万人。于是满清统一了“猪尾巴”，统一了中国。
我想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发型”的问题，而是专制政治的统治问题。可见专制制度是多么的可怕。

八、文字狱
前面朱元璋一节中，已提及了这个词，但并没有展开来说。而这里，我主要也只是想说一下满清的文字狱，相比之下，我们对这个文字狱还算比较熟悉。他们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可以类比。
1660年，顺治时代，刘正宗出版诗集，张晋彦在序中有“将明之材”一句。于是，刘正宗被绞死，张晋彦被处斩。真是一字惹杀身啊。1663年，康熙时代，庄廷珑的《明史》有对满族人斥责和不恭的句子。庄廷珑虽已死，仍剖棺剁尸。其弟、子孙，为该书作序的人，以及书商、刻字工人，全部被处斩，家属发配。1725年，雍正时代，汪景祺《西征随笔》，记载年羹尧征服青海时的见闻，雍正认为有对康熙不满的暗示。汪被处斩，家属发配。1726年，雍正时代，礼部侍郎查嗣庭在主持考试时，试题中有“维民所止”一句，雍正认为他故意砍掉“雍正”的头。为此，查自杀，但仍剖棺剁尸，所有的儿子一律处死。1753年，乾隆时代。乾隆屡次江南游历，民不聊生。江西抚州千总卢鲁生，假借大学士孙嘉淦名义，撰写劝止乾隆再南游的奏章，辞意悲痛，全国流传。卢鲁生磔死（五马分尸）。两个儿子被处斩，一千多人受牵连入狱。还有我们历史书中的“清风不识字，无故乱翻书”，此书中未提及。
雍正和乾隆父子的蛇蝎性格，大部分体现在了他们的文字狱上。而后世一帮影视剧人，竟然极其无耻地把这两个惨无人道的东西捧上了天，而又能通过媒体广为传播，这也可以代表一种态度和一种价值观吧。（作者原话）

九、李鸿章
李鸿章，印象中就是签订了若干不平等条约，并镇压革命运动。但细读此书，事实并不尽然。
1870年11月12日，李鸿章接替曾国藩直隶总督不到三个月，又被增援北洋通商大臣，驻天津。被称为“一个人的外交部”。他认为，对中国来说，真正的威胁来自日益强大的日本。关于这一点，李鸿章是有先见之明的。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处在危难之际的国家，能有这样一个对外政策专家，可以说是幸矣。然而不幸的是，李鸿章的局限性，使他看到的和他实际执行的对外政策，正好相反。他始终抱着对日合作的态度。
但通过一系列历史事件和日本人的近距离接触，李鸿章认识到，日本人“彬彬有礼的外表却掩盖着工于算计和诡谋多端的性格”。尤其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后，李鸿章更是发出了警世之言：日本“诚为中国永远大患”。遗憾的是，李鸿章并没有改变什么。不过，历史学家认为，没有李鸿章，中国在中日战争期间甚至会更加脆弱，不堪一击。
再说一下李鸿章的欧美之行吧（之前我不知道这家伙还出过国）。
1896年，七十四岁的李鸿章在美国受到国宾待遇，其欢迎盛况绝无仅有；以大清国直隶总督、清国总理大臣、外务大臣、北洋大臣、钦封一品正堂等头衔出庭，同时又是作为一个人的外交部的发言人，这种身份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纽约时报》记载）
李鸿章还被《纽约时报》誉为“东方王子”，说他的“一举一动是那样的怡然自得，使旁边的人习惯于服从，而他本人又不显得傲慢”，更说他的做派，与美国很相像。这恰与前一年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时的落魄形成鲜明对比。
“……李鸿章应当得到更为积极的评价，还有其他理由。他一生都显示出个人的勇气。他的干劲和执著，在缺乏敢于作为和甘于奉献精神的官场中有如鹤立鸡群。在资金靠不住、批评攻击不断会使一个平庸之人沮丧的时候，李鸿章实现绝大部分自强计划的成就令人瞩目。”（《李鸿章评传》）
作为特殊时期的外交家，李鸿章的贡献与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其功不可没也。

十、义和团
这本是我没想写的一个，因为我还没有看，但扫了一眼后，决定把它写出来。至少它与我的认识有不同之处。
“义和团运动是1900年发生在中国北方的一次以农民为主体的大规模反帝爱国运动。”这一句是我从网上找到的，比较符合我们学过的历史书上的定位。
而该书这样描述：“义和团（初名义和拳）属于白莲教的一支，本是跟洋人无关的民间组织。但因种种复杂原因，义和团却瞄准了洋人和中国籍的教徒。由于义和团宣称自己拥有刀枪不入的法术，慈禧得了救星似的，就把义和团当作特种部队去使用，对付荷枪实弹的西方军队。愚昧无知到这种地步，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了。”
“……在这次突发的狂热举动中，义和团在华北和东北杀死了几千中国基督徒以及二百四十名传教士和其他外国平民。在1900年盛夏的两个月间，义和团包围了北京东郊民巷使馆区……”（费正清：《美国与中国》）
“义和团的罪恶不在义和团，而在利用义和团的守旧党，守旧党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应该理解刀枪不入是不可能的”，然而就是这么“一群满族人和汉人混合的顽劣权贵，像一窝瞎了眼的猪群，愤怒地撞下万丈深渊，凡阻止他们栽下去的人都被当作叛徒”。（柏杨：《中国人史纲》）
原来义和团是一个迷信组织，只和与已不同的异教为敌？他们的出发点到底是什么？历史给予他们的评价还是蛮高的，然而他们也做出了残杀平民的事情，并一度被慈禧利用。

十一、袁世凯
袁世凯，一个八十三日的皇帝，一个红极一时的政治家，军事奇才。
袁世凯是李鸿章的得意门生，甲午战争失败后，他在北京钻研西洋兵法，使其成为当代瞩目的“军事奇才”。后在天津小站演练新军。由此奠定了他牢固的政党基础。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南边革命党人提出条件，只要袁世凯能迫使清室退位，他们就把大总统一职让予袁世凯。（我一直以为此时清室已经退位，原来还没有，可是历史书上却是这么写的。我也一直以为一个新朝代的开始就等于一个旧朝代的结束。）据称袁世凯是当时唯一有能力动心于大总统宝座的人。果然，袁世凯轻易地做到了其他派别看来不易做到的事情——清室于1912年和平退位。于是，革命党人履行承诺，袁世凯如愿登上大总统宝座。
这也一直是我不明白的地方：孙中山为何不做总统了。现在终于知道。
但《临时约法》极大的削弱了总统的权限，而国会的权限则无所不及，“其尊与帝国之君相似”。袁世凯当然不肯就范，于是解散国会，进而称帝。
那么，推翻中国两千多年帝制的到底是孙中山还是袁世凯？
历史总是那样的错综复杂，有多少事情我们不了解，甚至永远无法了解。

后记
看来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实在是太片面了，我们的历史书也不过是强调了某个人（事件）好的一面或者坏的一面，让我脑海里一直有“某人是好人，某人是坏人”的看法。其实不然，每个人（事件）都有他好与坏的一面，不能一概而论的。大家的印象，无非也就是“是”、“非”在天秤上的偏重吧。也许对于历史学家来讲，他们交给我们的只是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而不是每一个历史人物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当然，若能比较全面的解读历史，对于我们来讲，也算是一种机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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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民国历史上的个性人物


  
《狷介与风流》，陶菊隐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
■ 汉唐（书评人）

随着《历史的坏脾气》、《文武北洋》等一批深受读者喜爱的图书的畅销，民国人物留给人们的印象不再是历史教科书上的僵硬的黑脸白脸，而开始变得温和、真性情并可亲近起来。整部民国史上的是是非非功功过过，也开始引起了更多人们深入探究的兴趣和热情。这中间有一个人功不可没，那就是民国时代的大记者陶菊隐先生，陶以自己数百万字篇幅的“菊隐丛谈”，为民国38年里混乱变幻的军政生活留下了最生动可信的纪录。就最近几年出版界对其著作重新整理出版的成果来说，《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2006，海南出版社）对于了解北洋军阀统治史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而最近这部由山西人民出版社新整理推出的《狷介与风流》，是陶氏《吴佩孚将军传》和《蒋百里先生传》的合集，虽然距离初版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多，但它们依然是所有同样传记里最出色和最值得关注的著作。
吴佩孚，字子玉，直系军阀中首屈一指的人物，第一个登上美国《时代》杂志封面的中国人。吴号称“三不主义”：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不举外债，如日中天时是这样，失败下台时还是这样。他得意时拒绝过苏联以及英美的示好，失意时正处日本侵华时期，他则是北方日伪政权下最耿直的一块骨头。他一生清廉，没有乱七八糟的风流事，也曾经下过手谕，禁止族人在自己的政权里做官。海外著名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曾有一语评说他：狷介一生。近几年来，国内给吴佩孚这个人物说好话的学人逐渐多了起来，给予正面评价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吴佩孚将军传》初版于1941年，作者陶菊隐投入了极大的写作激情，自称“吃饭时脑子里是《吴传》，睡觉时脑子里是《吴传》”，“他的错误像是我自己的错误，他的失败像是我自己的失败”。这种激动和热情，透过文字而直达今天。
《蒋百里先生传》则初版于1948年，传主与作者是至交，关系密切，来往频繁。正因这层便利，这部传记深入描写了一个怀才不遇的天才军事家的公私生活，为任何其他人写蒋的传记所不及。蒋百里一生有很多可堪得意的事情，他以日本士官学校第一名毕业，日本天皇赐刀，震动中日朝野；他曾是袁世凯亲点的保定军官学校校长，后来又是将介石任命的陆军大学代校长，门下弟子，遍布军界；他还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名的新月文学社之一员，徐志摩正是他的亲密小友，据说他被蒋介石关进监狱时，徐志摩背着被窝要去陪他坐牢；西安事变时他也成了张学良的阶下囚，张学良亲自向他求谋请计，西安事变顺利解决也确少不了他的一份功劳；他最早提出了对日战争的长期抗战理论，并留下了“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它讲和”的至理名言。蒋氏的一生传奇，正如一个评论者萨苏调侃的，“连用个副官都叫蒋纬国”，当是时，“男交蒋百里，女交林徽因，不负此生”！
历史长流，滚滚而下，昨天的因正是今天的果。我们今天重审历史，重读民国史，正是应该从重读民国历史上的这些个性人物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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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地主史之一：地主老财究竟如何"敲骨吸髓"
2009-11-26
　来源: 网易历史　


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特定的历史标签，所以每一代人也都会有自己特殊的集体历史记忆。从高玉宝的周扒皮，白毛女的黄世仁，到琼花的南霸天，到四川的刘文彩，还有潘冬子同学的胡汉三……对当代国人而言，地主也正是这特殊的集体历史记忆当中的一种。

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特定的历史标签，所以每一代人也都会有自己特殊的集体历史记忆。从高玉宝的周扒皮，白毛女的黄世仁，到琼花的南霸天，到四川的刘文彩，还有潘冬子同学的胡汉三……对当代国人而言，地主也正是这特殊的集体历史记忆当中的一种。

只是时光流逝，人事代谢之间，当年那些高度标准化和具体化的地主形象，却已有了复杂化和抽象化的趋向。人们已渐渐不再记得那些老地主们是什么样子了。一个80后“地主后代”如此讲述自己对“地主”的童年印象：

“我7岁上小学，语文老师还在课堂上讲，地主如何剥削，如何惨无人道，大年三十如何带着狗腿子，上贫下中农家讨债，掀房顶，抢女人，逼得人上吊等等。听得孩子们非常气愤，恨不得早生几十年，跟着共产党、解放军，亲手将地主消灭干净。直到放学回家，我还心潮澎湃，拉住婆婆的衣角问：‘你见过地主吗？地主为啥那么坏？’不料婆婆翻了我一眼：‘有啥稀奇？我们家就是地主。’当时，我犹如挨了一闷棍。婆婆又说：‘如果不是成分高，你大爹也不至于这么大岁数还娶不上媳妇。’我心虚地嘀咕：‘不可能吧？’婆婆说：‘有啥不可能？刘家冲有十几户地主呢。教你认字的驼背爷爷就是地主，对你最好的大妈家更是大地主。’”

“我真叫弄糊涂了。驼背爷爷的老伴是聋子婆婆，都是好人啊。由于路太远，中午不方便回家，养父就把我安排在学校附近的老两口家吃饭。驼背爷爷是方圆几十里最有学问的人，他给我讲故事，还教了我不少成语，什么‘登高望远’‘冬虫夏草’‘月白风清’，可以说，我最早的文学基础就是他替我打下的。当我背着手，大人一般清清喉咙，在一群邋遢娃娃中间‘出口成章’时，连老师都在一旁吃惊。”

与这位80后“地主后代”相似，许多人已很难辨认出自己身边那些当年的老地主。这个一度在上个世纪主动或者被动左右着历史大势发展方向的群体，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标签化之后，等来的不是理性解读，反而是近乎彻底的遗忘。

作为一个业已彻底消亡的群体，地主的形象没能获得理性的重建，是一种深刻的悲哀——不能正确理解地主群体在中国近代社会秩序中所处的位置，不能正确理解地主与佃农在合作与斗争中如何达成利益均衡，就不可能得出一个比较靠谱的中国近代社会的真实面目。也就是说，若想还原一个真实的“旧社会”（中国近代社会），理性解读中国近代社会的地主群体，至为关键。

一、地主到底占有多少土地

关于地主霸占土地的比例，过去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地主富农只占农村户数的8%，占有土地则达到“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毛泽东选集》一卷本，页1250）

但1952年基本完成的土地改革否定了这个结论。土改中总计全国约有3亿多无地少地农民，共分得近7亿亩土地，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42%一47%。在这一过程中，留给地主、富农的土地约有8%左右，同时还触动了中农的部分土地，留给地主富农的土地与触动的中农土地比例大致相抵。由此来看，过去“地主”、“富农”共占有不到50%的土地，并不是流行的70%—80%。

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的历次调查数据，同样支持了上面这个结论。

1、1932年，国民政府内政部17省869县调查，地主户数占7%，占有土地38%。

2、1934年，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22省调查，地主户数占5%，占有土地34%。

3、薛暮桥根据农村复兴委员会1933年6省调查推算，地主户数占3.5%，占有土地46%。

4、陶直夫(钱俊瑞)估计1934年左右全国情况，地主户数占4%，占有土地50%。

5、吴文晖1934年估计，地主户数占3%，占有土地32%。

6、陈翰笙1946年分析，地主户数占3%，占有土地26%。

7、中共中南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6省97县100乡调查，地主户数占4%，占有土地41%。

8、苏南5县973乡调查，地主户数占2.3%，占有土地31%。

9、东南4省235县调查，地主户数占3%(人口占4%)，占有土地26%。

10、国家统计局根据1950年农业生产年报资料及各地土改前各阶级比重推算，地主户数占3.79%，人口占4.75%，占有耕地38.26%。

对上述数据做简单平均化处理，得出的结论是：中国近代地主占有土地比例大致在30%-40%之间，不可能超过40%；地主户数占总户数的3%-4%，人口约占5%。（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

外国学者巴克（Buck）1929年在中国22个省168个地区，1,6686个农场3,8258个农户做了实地调查，调查结果是：

“有些私有的土地，被地主占有，分给佃农耕种，成为中国重要的问题之一。可是其幅度常有被过度佑计的情事。(实际上)不到四分之三的土地，为耕种人所领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土地，用于佃赁。在产小麦的地区，耕种人自有的情形多，占(全部土地之)八分之七，与之相较，产稻谷的地区，自有土地为五分之三。”

“将农民分为不同的门类是另一种衡侧佃货程度的办法：半数以上的农民为全自耕农。不到三分之一为半自耕农，其他百分之十七为佃农。”


地主的典型特征，除了拥有大量土地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出租土地给佃户。在出租土地的比例问题上，巴克也做了一个估计，认为30年代约有28.7%的私人土地出租，再加上约占6.7%的几乎全部出租的公有土地，租给佃户的土地共占全部耕地的35.5%左右（《剑桥民国史》）。

对地主实际占有土地数量的界定，关系到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界定。如果认可70%-80%这个结论，那么就等于认可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佃农社会；如果我们认可30%-40%这个结论，就等于认可中国近代社会仍是一个自耕农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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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租到底怎么交：收租对象不是全部农产品

关于地主究竟搜刮了佃农多少劳动成果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的数据。基本语境无外乎是佃农的绝大部分劳动成果都被地主老财无情地剥削一光。不过遗憾的是，对地租具体怎么算，怎么交这个问题，却很少涉及。


林则徐对晚清江南地区怎么交租的问题有过实地考察。在《江南催拼科稻编》里，林则徐这样描述（译文）：“吴地的习俗，是地里所种麦子的收入全归佃户，所种的稻谷则要给地主家交租。所以当地的佃农都喜欢种麦子，不喜欢种早稻。……”麦子作为“副产品”不用交租，所以林则徐说，当时江南地区百姓都普遍种一季麦子，再种一季水稻。

只有土地上的“主产品”交租，“副产品”不交租，在晚清是社会普遍现象。乾隆年间编纂的《岳州府志》里就提到，当地政府明确鼓励佃农多种杂粮，因为种稻谷的最大获利者是地主，而种杂粮的最大获利者是佃农。

杂粮的产量其实也是很可观的。以林则徐所调查的江南地区的春小麦为例，小麦七斗可以抵稻米五斗，而稻谷一石才能抵稻米五斗。一麦一稻总收入显然并不比种双季稻差，而对佃农而言，种小麦不用交租，显然更加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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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租到底怎么交：不是所有土地都要交租

关于地租具体怎么算，怎么交这个问题，另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因素是：并不是佃农租种的所有土地都需要交租。


譬如：南方许多地方，只有水田才计算地租，其他附带在水田上面的旱地、山林、水塘则往往连面积都没有计数。自然也没法计算地租。而即便是水田，以湘中为例，在“中稻”交租之外，佃户另外再种的早稻或者秋季作物，都不再加收地租。

作为附带品的“山、泽、土”不计算地租，大约是清末民初时期南方的普遍现象。民国《南川县志》里就明确提到四川附带“山土”从不交租。浙江《兰溪县志》里也有着同样的说法。

这些山、泽、土究竟产出多少，是个很难统计的问题。不过产量不会很高是一定的，否则地主也不会将其当成可有可无的附属品。

所以，判断地主对佃农剥削程度的高低，贸然下结论说地主拿走了佃农百分之几十的劳动成果，是极其草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