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昌县图书馆“书/时光”公益讲座/邓曙光开张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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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租到底怎么交：地租普遍是要打折的

中国历史上的交租方式，除劳役租，也就是履行给地主家干活的义务之外，可以区分为分成地租与定额地租两种。前者地主与佃农依照每年产量按比例均分；后者则属于按亩计算的定额地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铁板租”，不论丰歉，租额总是固定的，杨白劳所欠黄世仁的地租，大略就属于这种“铁板租”。

清朝乾隆年间，两江总督那苏图在一份给皇帝的奏疏里描述了当时清帝国的大概交租方式。那苏图说：“北方佃户计谷均分，大江以南，则多系计亩收租”。其实当时北方也很流行“铁板租”，只是南方更加流行。基本上，明清两代乃至民国，“铁板租”一直都是交租的主要方式。

文学作品里黄世仁凶神恶煞逼死杨白劳的主要武器，就是他们之间存在的“铁板租”，无论杨白劳的年成好坏，黄世仁的地租总归是固定不变的。一旦杨白劳碰上荒年，无法完成“铁板租”，欠下了债务，黄世仁再来上一个利滚利，息加息，杨白劳从此以后也就永无翻身之日了。

但实际上，明清两代的地主们基本上都做不成黄世仁。可以说，逼死杨白劳的“铁板租”，被完整付诸实施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明朝末年人耿橘大在谈及江苏常熟地方的田租问题说，曾这样说(译文)：“最好的田地，每亩交租不过一石二斗，但实际收到的田租，从来不会超过一石。”实际收租比率不过80%而已。

清代道光年间华亭县的数据，上等好田，能收到“铁板租”的80%，比较差的就只有50%了，平均下来，不过是62%而已。


这种按照“铁板租”定额，打折交租的方式，在明清两代及民国时期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黄世仁那般一个子儿都不松口的现象，在明清史料里面几乎是看不见的。传统社会底层以儒学为维系，形成了很多平衡底层经济利益的乡约、乡俗，这些乡约、乡俗都制约着“铁板租”的实际收取率。清代人旺辉祖在《双节堂庸训》里头，就明确提及：“偶遇歉岁，自有乡例可循”。完全脱离了这种基层儒家乡约，如黄世仁般一口咬定“铁板租”不松口的地主，实在是少之又少的。

这个地租的折扣率到底是多少，也很难得出具体的数据。但能收到8、9成的情况是相当罕见的。清朝人王炳燮就说，苏州地区实际收取的租米，多的也不过达到5、6成，少的才收到3、4成。苏湖足，天下熟。苏州地区田地好，灾害少，地租折扣率仍旧如此，其他地区也就可想而知。

所以，判断一个地主对佃农剥削程度的高低，单纯以租佃合同数据为准，是存在很大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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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从明到清：地主们能收到的地租越来越少

总体上来讲，地租的实际收取比例，从明代往后，一直是在不断上升的。相关数据统计结果如下：

16世纪下半叶—17世纪上半叶的明代末年，约为八九成;

    17世纪下半叶—18世纪上半叶的清代前期，约为七八成;

    18世纪下半叶，约为六七成;

    18世纪末—19世纪上半叶，约为七八成;

    19世纪下半叶，约为六七成;

19世纪末，降为五六成左右。

也就是说，从明到清，地主们所能够收取到的实际地租，是越来越少了。

清代粮食亩产和总产量都处于上升阶段——全国土地基本上都获得了开发，美洲的玉米、甘薯等高产农作物相继引入——正是在亩产与总产量全方位上升的背景下，才有了清代中叶的人口大爆炸。粮食亩产和总产量上升，地主们能够收取到的实际地租率却在直线下降，这其中起作用的显然不是自然因素，而是社会因素。

——佃农杨白劳在与地主黄世仁的抗租斗争中完全处于劣势，黄世仁最后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杨白劳落了个家破人亡的悲惨结局。

但就明清两代史料而言，非但黄世仁般的压倒性胜利极少存在，而且事实恰恰相反。在“催租逼租”与“抗租欠租”这一绵延数百年的斗争中，反是佃农们获得了空前的胜利。从明代到清代，地主们地租实际收取率的直线下降，正是佃农们“抗租欠租”活动取得胜利的结果。

譬如曾国藩当年就在给朝廷的《备陈民间疾苦疏》里面谈到他所管辖的江南几府，说（译文）：“每一亩田，产稻米自一石五六到二石左右不等，除去佃户平分之数与抗欠之数，最后业主所能收到的地租，怎么也超不过八斗”，可见佃户们的“抗租欠租”活动，在当时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普遍现象。


不管有无能力履行租佃契约，佃农们履行契约按规定交租，是极为罕见的事情。“抗租欠租”是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是地主与佃农关系中的常态。譬如卫廷璞在乾隆十年曾对皇帝这样说（译文）：“如今人的性情骄恣，即便是丰收之年，也都还抗租不交。致使收不到租子的田主还要给朝廷纳粮，那些佃户们却坐享那无税之田。地主和佃农彼此冲突，轻则互殴伤人，重则酿成人命。臣在广东长大，从南方一路做官做到北方，所见所闻，全都一个样子。”

（明清时期的佃农杨白劳们如何近乎“完胜”地主黄世仁，限于篇幅，暂且留待下一期专题详细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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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实际地租剥削率只有30%

地主老财对佃农的敲骨吸髓到底有多狠，也就是“地租剥削率”。明清两代以来，租佃契约里所规定的地租额一般相当于土地正常产出的50%左右。这也是通常说地主剥削率高达百分之五十甚至更高的史料依据。但“地租剥削率”其实并不完全取决于租佃合同，最终决定这一剥削率高低的，是地主最终究竟能收到多少地租。


如此而言，一个比较粗糙的结论即可浮出水面：如果说地租实收率只有租额的七八成(即70%一80%);同时，鉴于过去只对佃农的“正产出”计算地租，如果把副产品(如稻麦地区的小麦，以及田边地角的收获等)也纳入考察范围，那么，契约地租额应当大约只有土地总产出的40%。而实际收取到的地租率，则只有单位面积产量30%左右的样子。也就是说，明清两代乃至民国，地主老财们对佃农们的“地租剥削率”，只有30%左右，而不是一向所流行的50%甚至更高。

而且也只有这样一个数字，才能够解释为什么明清以来我们的传统农业社会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稳定。倘若剥削率高达50%甚至更高的话，这种稳定势必是难以维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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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历史观：重读百年中国史（2）
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 傅国涌重现西湖畔百年风雨苍黄


　　在中国，近代与古代的不同，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有了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不再是一切都笼罩在绝对王权之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家与社会合一，混沌不可分割，自秦始皇统一宇内的那一天起，皇帝、朝廷凌驾在一切之上，什么都能管，任何社会阶层都只有依附朝廷这一条路，没有独立生存的可能性。但是，从晚清开始，进入民国，历经袁氏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到国民党1927年在南京建立起政权，骄横的权杖并未能击碎社会拥有的一切，国家机器没有能完全凌驾在全社会之上，自主的社会空间虽然脆弱，但一直存在。
　　在单一农业经济之上建立起来的王朝政治除了不断循环、重复之外，不会有其他的可能性，近代的重大变化之一就是经济方式开始多样化，相对独立的工商业打破了传统的单一农耕方式。
　　孙中山认为中国古代的自由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其实那只是一种未开化状态或者说蒙昧状态下的自由，一袋马铃薯式或一盘散沙式的自由，说到底无非是一种“帝力于我何所有”的古代散漫，是汪洋大海一般的小农分散的自由，是刀俎之间随时都为鱼肉的自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在那样的时代，实际上没有社会，只有覆盖一切的王朝，民不过是跪着的子民，一切秩序、名分都界定得清清楚楚。在科举时代，教育的目的就是做官，做官就是为帝王服务，所有的文化也是为帝王服务的文化，不需要另外的思考、创造，自由的种子在这样的土壤中是长不出来的。
　　龚自珍为旧的农业文明社会唱出了一曲凄婉的挽歌，“衰世”中国，连才盗、才工都不可得，更无良医、良相。旧有的文明模式如果不是遭遇外来的冲击，发展到后来可能也会自然地出现变化，但不会来得这么快。钱穆曾说过，“实际上自从乾隆末年以后，社会状况已经坏极，就是外国人不来，中国内部的腐败，也逐渐会暴露出来的。”惯性的力量实在太强大了，我们楞是在鸦片战争后再躺了半个多世纪，不思变化。梁启超在辛亥革命之后感叹，晚清最后15年的变化超过了以往的150年，其实何止150年，简直是1500年，那是古代向近代的全方位跨越。
　　报馆、书局、银行、大学、新式工厂都是舶来品，并不是从中国古老的土地上自行生长出来的，各个文明圈之间可以相互模仿、相互启发，到了近代节奏日益加快，这也是与古代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当然中间还要经过一个消化、融合的过程，有些民族甚至很漫长。
　　我们常常被告知中国没有这样、那样的传统。何谓传统？传统总是从一个人、一些人、从某个时间开始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这些人出现了，我们的出版业就有了传统；蔡元培、张伯苓、竺可桢、梅贻琦出现了，我们的大学就有了传统；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出现了，报业就有了传统；蒋抑卮、陈光甫出现了，金融业就有了传统。
　　还是回到第一个问题上，没有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就没有近代文明，法国人托克维尔在考察了少年期的美国之后对此感触尤深。人类的有限性注定了我们的生活本身才是目标，如何让大地上的众生过得更体面、更自信、更自由、更有尊严一些，是近代文明的首要追求，这也是与古代的重大差异。人是万物的尺度，而不是反过来人为物役，这是近代的发现，我们知道文艺复兴最基本的两个发现，就是人的发现与世界的发现。正是自文艺复兴开始，文明的航船向近代起锚了。近代文明的内涵之一，就是人类更加关心自身处境和生活质量的提升，不仅在物质层面，也在精神层面，关心每个人对生活的不同梦想，当然这需要制度性的保障。近代文明的内涵之二，社会要拥有相对的独立性，也就是建立在独立个体基础上的相对自主的社会空间，长期以来先辈们依赖的血缘、家族、宗族纽带让位于契约、权利形成的规范，这个社会才会出现更多的可能性，合乎人性本身的多元变化。这样的内涵还有很多。从古代进入近代，不是单纯的时间演化，而是文明形态的转换，一个以个人为主体的文明社会渐渐浮出历史的水平面。
　　由胜利者单独书写的历史常常是片面的，它很容易忽略胜利以外的东西，无视其他人和事的存在。没有悲壮的失败者，没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普通人，没有那些怀抱灼热理想、贴着地面行事的人们，这样的历史至少是不完整、不全面的，一部只有拿破仑、希特勒，没有贝多芬、莎士比亚的历史是不可想象的。托尔斯泰提醒我们，历史并不止是几百年一遇的个别大人物的历史，他在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中揭示了这样一点，在拿破仑、亚历山大、库图佐夫他们之外，那些参加战争、焚烧莫斯科、发明游击战的无数默默无闻的人们往往被忽略，而他们恰恰都是极其重要的。《世界史纲》以专门章节介绍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等音乐家，何兆武先生盛赞韦尔斯的历史眼光——“难道像贝多芬这样光辉的名字在历史上的地位竟然比不上同时代的塔勒兰（法国外交部长）和卡斯勒累（英国外交部长）之流的政客们的地位吗？”我很喜欢这句话。
　　这就牵涉到历史的坐标系问题，如果以文明为轴心，以人为本位，而不是以成王败寇为准绳，这一切乃是不言而喻的。在这样的天平上，王侯将相、盖世枭雄、达官贵人的分量远不如一个有良知、有创造力的诗人、作家、学者、科学家、实业家，占据优势资源的强者和无权无势的弱者，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公平可言，在历史天平上应该可以找到公平。以往的历史书中充满了宏大叙事，我们只能看到血肉横飞的战争、你死我活的权争，一切都以权力宝座、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史书的版面总是慷慨地提供给英明神武、能以超级暴力击败所有对手的几个人身上，关注军阀也只是关注他的武力大小，似乎他们在创造历史。一部中国近代史好像就是打打杀杀，主导历史的人物总是军阀、枭雄、造反者，也就是拿枪的人，他们被当成了绝对的主角。拉长历史的镜头，从长程来看，他们的厮杀、权谋，他们的翻手云、覆手雨，王朝的更迭，流血和不流血的政变，铺天盖地的大规模风暴，“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壮阔战场，一浪接一浪的动荡，张献忠式的无情杀戮、“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南京大屠杀……这一切固然都要载入史册，但这些历史记录，作为事实发生了，这是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汇合，是历史三峡中的急流险滩，更多的只是提供历史的背景。这些历史本身并没有意义。
　　反对历史主义或者说历史决定论的波普尔反复阐明历史没有意义、没有目的，当然他同时也指出，“尽管历史没有目的，但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目的赋予其上；而且，尽管历史没有意义，但我们能够给予它以意义。”换言之，正因为历史没有意义，所以才需要我们赋予它意义。他说，自古以来，只有英雄、“主角”有资格进入历史教科书，“而无数的、和那些少数人一样有价值的人，总是被历史遗忘，或许他们才更有价值。”
　　放在文明转型的背景下考察，以胜败论英雄者，以暴力和计谋受到欢呼和膜拜者，给历史提供的往往是负数，而不是增量。我更关注那些真正推动了文明进步和社会转型的开创性人物，他们散布在各个领域，未必是强势者，但他们的出现是为历史做加法，不是做减法的，他们才是历史的增量。我把这一思考称为“历史的增量观”。
　　在这一尺度下，谁是历史的主角？光是说人民，太抽象了，人民毕竟是由具体的个人组成的。我相信，真正的主角是那些默默耕耘、推动社会进步的人。如果说王朝的兴衰、战争的胜负、权力的消长进退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那么在大地上不倦耕耘、种瓜种豆的人，相对而言，他们能收获什么，有着更大的确定性和必然性，他们能在更大程度上把握自己，尽管大的历史环境影响着他们，甚至主宰着他们的命运，包括虐杀他们的生命，但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在面对这个世界时，面对自己的生活时，更为从容而镇定，他们所耿耿于怀的不再是水泊梁山的交椅，也不是指向金銮宝殿，他们是创造文明、推动文明的基本力量。一句话，他们是有思想的芦苇，他们通过自己的生活、思想获得人生的意义。
　　他们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或知其可为而为之，不问收获，但问耕耘，他们做的是播种的工作。在近代中国转型期，他们在多个层面付诸了实践，政治制度层面，从维新变法梦到君主立宪梦，再到宪政民主梦，一个接一个的梦都破灭了。思想精神层面，他们引进不同的思潮、学说、主义，在千年不变的儒、道、法等话语之外，他们引入了陌生的新因子，尝试和实践，喜悦和欢欣，失败和无奈萦回至今，烟云不散，是金子最终还是会发光的。在社会、经济层面，他们拓展出了教育、科学、出版、新闻、实业、金融、企业等一个个全新的领域，这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实绩。这些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之间相互交叉、重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古代向近代的转型，不光是一种制度的转换，而且是思维方式、语言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转变，千年不动的以农村、农业为基础的旧有社会结构，开始转向以城市、工商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结构，这中间带来的变化、痛苦都是古人难以想象的，转型的艰难更是无法预言的，据说能预知王朝兴衰循环、刀兵浩劫的“推背图”、“烧饼歌”正在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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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历史：如何正确评价民族英雄蒋介石？

  2009-10-05

http://wo.v1.cn/html/10/28861010-1261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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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六十大庆的礼炮刚刚响过，盛大的北京庆典已经结束，然而，回顾历史和检讨历史的过程才刚刚开始。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如何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起点实现新的飞跃，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问题。

中国的政治家不能只看六十年，应该把视野放在更广的历史长河中，唯其如此，才可以找到更加准确的目标。看看过去，想想未来，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还有很多。

如果往前再看六十年，往后再看六十年，从1889年到2069年，三个六十年，就是三个伟大的历史阶段，是中华不断变革、复兴的180年。特别是新中国建国以前的三十年：从1919年到1949年，中华民族可歌可泣的伟大奋斗，同样为中国崛起发挥了极其重大的历史作用。

1888年，李鸿章组建“北洋水师”，康有为上书光绪皇帝，建议“变法图强”。这一年，作为中国“国旗”和“军旗”的“龙旗”正式飘扬在太平洋上。从1889年到1919年，中国面临严峻挑战，政局动荡，社会混乱，列强凌辱，苦不堪言。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中华民族彻底觉醒，从此以后，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历经三十年的艰苦顽强的奋斗，“反抗列强、独立自主”的历史任务才告完成。其间的“抗日战争”和其后的“抗美援朝”是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新中国不是凭空产生的，她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中诞生的。伟大的新中国诞生在旧中国的基础之上，是伟大的中国近代史的必然产物。因此，毛泽东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对于“自1840年以来”的所有民族英雄给予充分肯定。

毫无疑问，蒋介石无愧于“民族英雄”的称号，他是1919年至1949年期间的民族英雄。我们不能因为他“反共”就否认他的历史贡献。同样，蒋介石在“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方面的历史贡献有目共睹，功不可没。

历史是一个整体，国共之间，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并非截然相反、一刀两断。近代史上，两次国共合作发生了重大的历史影响，无论是1924年共同创办“黄埔军校”，还是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的“联合抗日”，短暂的合作难能可贵，历史影响却极其深远。

检讨1909年到2009年的百年历史，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虽然扮演了不同的历史角色，但其历史使命则完全相同，那就是“统一中国”、“中国崛起”和“中华复兴”，而毛泽东乃是集大成者。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孙中山和蒋介石艰苦不懈的努力才最终造就了毛泽东奇迹，成就了新中国的伟大辉煌。毫无疑问，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是新中国的三大“奠基石”。实现伟大的中华复兴，我们不能抹杀蒋介石的历史功绩。

诚然，中共在“反帝”、“反蒋”、“反封建”的革命中建立了新中国，是谓“革故鼎新”。然而，没有“旧中国”的历史遗产，新中国从何而来？我曾经写了《没有旧中国，就没有新中国》（http://www.blogchina.com/20060611150557.html）一文，希望我们完整地认识历史、全面地考虑问题。“推陈出新”是历史的必然，“温故知新”是认识论的真理。否定历史，唯我独尊，这不是科学的方法。

肯定蒋介石的历史地位，承认国民党的历史贡献，是不是就有损于共产党执政的合理性和毛泽东的威望呢？恰恰相反，站在历史的高度看问题，毛泽东站在蒋介石的肩膀上，共产党崛起于国民党的基础之上，体现了更高的政治水平和更加伟大的历史形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毛泽东比蒋介石的高明之处，共产党比国民党的伟大之处，不正是在历史中体现出来的吗？

本着对于历史负责任的态度，本着对于民族和国家负责任的态度，中共执政六十年以后，应该更加成熟和从容地对待历史。接受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创造未来。如何评价国民党和蒋介石，将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气度和风范，将大大提高中共的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令人欣喜的是，在新中国建国六十周年之际，一批影视作品已经出现了正面塑造国民党和蒋介石的画面，这是真实反映历史、正确认识历史的一个起点，也是中国共产党更加成熟和自信的表现。

“有容乃大”、“无欲则刚”。“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非常宝贵的政治武器，如何更好地拿起这个武器，团结更广大的力量建设未来的中国，正确评价蒋介石就显得很重要。

回顾历史，我们既要正确认识1949年以来的历史，也要完整把握1949年以前的历史，唯其如此，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更好地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的历史复兴。蒋介石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英雄，唯其如此，毛泽东才能够成为更加伟大的民族英雄。国民党的艰辛创业可歌可泣，唯其如此，共产党的困难奋斗就显得更加光荣伟大。近代中国，千辛万苦，国共携手，前赴后继，蒋公之后，毛公续之，薪火相传，荣辱与共，形成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伟大创业史。从更广阔的历史画面来看，国共之间，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相同点具有更加重大大的历史意义，是主要的和决定性的历史事实。而国共之间的分歧和差异，则又在更高的历史层面上实现了相反相成、相得益彰的“成全”，这才是中国近代历史的真实面目和完整形象。

特别推荐三本新书：

1、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第三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

2、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第6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版）

3、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州出版社（2008年版）

4、李侃等：《中国近代史》（第四版），中华书局（2004年版）

5、张齐浩：《毛泽东兵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重读蒋介石：抛开政治偏见 逼近历史的真实
[原文地址]
http://tui.qihoo.com/21832549/article_1260260.html
　　2010年1月，团结出版社最新推出《蒋介石家书日记文墨选录》，其宣传为“六十年来中国大陆第一次出版的蒋介石本人的著述”。有媒体称，该书上架不到一周就全部售罄。同时有英国著名作家暨史学家布赖恩·克罗泽著的蒋介石传记中译本近日在大陆出版，传记原书全名为《丢失中国的人：蒋介石首部完整传记》，是由克罗泽与前香港大公报记者周榆瑞合著。这本出版于1976年的书由译者做了全新校订，为大陆首次出版境外作者所著的蒋氏传记中文版。

　　在广州购书中心的书架上，蒋氏书籍汗牛充栋，既有严谨的学术著作，也有抓人眼球的大众读物：《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上下册)》《另眼解读蒋介石的一生：从溪口到慈湖》《怪事不断：蒋介石死亡之谜》《台湾岁月：晚年蒋介石》等，不胜枚举。

　　今年四月，浙江大学历史系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将在浙江举办“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据说，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次以蒋介石为对象的国际研讨会。去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举办“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有十七篇学术论文，其中十五篇是以蒋介石为主要研究对象。

　　1949年，解放大军南下。4月25日，蒋介石携子蒋经国离开溪口故乡。这一天蒋经国在日记中满载离愁别绪：

　　“……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

　　以蒋氏闻名的溪口，也正成为浙江一大旅游热点。据溪口风景区管委会新闻办主任纪红深说，溪口以蒋氏父子故居为代表，正在打造民国第一镇。且被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游客摩肩接踵、逐年增多。旅行社已发展到十几家，每年接待游客600万人次，多于周庄一倍。连蒋介石爱吃的千层饼，都受到游客追捧。

　　据台湾观光局的统计，中正纪念堂作为三大热门旅游景点之一，也是大陆游客游台湾的必到景点。凡蒋介石、宋美龄生前住过的地方，或以他们为名的风景名胜，都受到大陆游客的青睐。

　　对蒋介石的认识，曾经的讳莫如深到如今遍地开花，他所受“待遇”从冷到热，形象也日渐丰满、客观。这是历史的吊诡，也是历史所幸。历史学者杨天石说，“现在是研究蒋介石最好的时候。”

　　历史的偏见

　　蒋介石，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举足轻重。尼克松称“中国半个世纪的历史，其实是毛、周和蒋的历史”。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他的认识仍囿于意识形态。他曾有过的标签“大资产大买办、专制独裁、卖国、四大家族利益分子”等。

　　大陆最早出版的蒋介石传记是中共“笔杆子”陈伯达所著的《人民公敌蒋介石》，这本书作为官方的宣传论调，全面否定了蒋介石，影响着当时整个社会对蒋介石的评断。文革前期，因为红卫兵搜出“反党罪证”—一张褪色的蒋介石旧画报—成为导致傅雷夫妇自杀的直接原因。

　　大陆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渴望了解这个历史人物的热情迅速高涨。地摊上各种盗印的蒋介石作品兴起，民间流传着从海外手抄的《蒋介石大传》、李敖的蒋介石研究、《蒋介石脸谱》。

　　1988年，宋平所著的《蒋介石生平》热卖到80万册。是年，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杨树标出版《蒋介石传》，采取分析的研究态度，并对蒋介石做了部分肯定。在当时的环境下，此书亦有先驱的意味。

　　“这位在中国国内的历史教科书、小说和爱国影片中，总被刻画得愚蠢粗暴、贪婪好色、胸无大志却独裁专制的委员长，这位光头喜欢操宁波口音骂人、做过多年上海青帮小混混的蒋介石，为什么能笼络住所有军阀，建立统一政府，为什么能赢得美国支持，抗日战争为什么需要他统帅，国共内战时的美苏起了什么作用，他为什么会失败？这些都是要通过历史研究才能解答。”

　　而长期以来的学术政治化，令很多不愿丧失学术良知的学者对蒋氏研究退而止步。这一年，中山大学历史学教授袁伟时写了一篇长达4万字的蒋介石早期思想研究的论文。他在图书馆搜寻着布满灰尘的蒋氏资料。

　　这些来自“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台湾的资料”，只能通过馆内的熟人关系查询内部工作目录卡才能看到。这篇研究文章，袁伟时一直没有发表。也因为不能客观地谈论，他避开蒋介石，转而投入到对晚清的研究中。

　　“那个年代对蒋介石，不是简单的不可研究，只是不能客观地研究。如果以批判为主，讲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就可以。但如果实事求是地讲，公正客观看待，就有很大困难。”杨天石说。

　　日趋正面与“去蒋化”

　　1992年，作家叶永烈拟在内地出版新作《蒋介石和毛泽东》。情况并不顺利，仅书名就未能通过审查，理由是“作为大资产大买办大官僚的代表蒋介石，怎么能和毛主席相提并论？”此原因令叶永烈至今不能接受。

　　直到2003年，同样的书名，只是增补了一些内容，曾经的问题却迎刃而解—该书顺利出版。

　　国内出版国民党人物及蒋介石作品已形成特色的团结出版社，1987年以来共出版过几百本各种蒋氏作品，如《蒋介石大传》、《蒋介石的官场术》、《蒋介石死亡之谜》、《蒋介石家族的女人们》等。近年来，每年都有二三十个品种出版。据该社常务副社长梁光玉称，该社隶属民革中央主管，民革全称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也就是当时的国民党左派，因这一层渊源，出版民国史和蒋氏作品有较大优势。

　　去年，叶永烈携“红色三部曲”亮相南国书香节。作为建国60周年献礼，三部曲之一就是《蒋介石与毛泽东》，印数高达4万册。出版社相当看好，无论是印数还是价格，都高于其他两部作品。他在签名售书时还发现，读者多数选买《蒋介石和毛泽东》。且群体遍及老中青三代。

　　经常前去台湾“搜集资料”的叶永烈觉得，“在大陆能自由出版蒋介石的书，在台湾金门能骑着自行车到处跑，在当年的‘阵地’里拍照，都是不可想象的。”

　　相对于大陆对蒋的评价越趋“正面”，台湾岛上，民进党当局主导的“去蒋化”运动，却将蒋越来越“矮化”。先是军营内100多座蒋介石铜像陆续被拆除，移到蒋介石灵柩所在的慈湖。接着高雄又拆除全台最大的蒋介石铜像，并将“中正文化中心”改名。民进党方面还提出要把台北“中正纪念堂”改名为“台湾民主纪念馆”，并且拆除围墙。

　　值此，马英九当局发表要求“客观评价蒋介石”的演讲。要求对蒋介石“如实多元”、“功过并陈”地进行评价，以还原历史真相。

　　至今，两岸三地基于史料做研究的学者，对蒋氏研究无太大争议，都能本着学术公正的态度做出反思。

　　去年美国哈佛大学学者陶涵所著《蒋介石传》，被认为是迄今最完整、最全面的一本蒋介石英文传记。《华盛顿邮报》的书评说，大陆长久称蒋为“匪”、“美帝走狗”，如今终于还他本来面貌。《经济学人》则称，蒋介石的负面形象，主要是因为左派人士在上世纪40年代的宣传所致，如今陶涵的著作“推翻了若干重大误解”。

　　官方态度保证客观研究

　　袁伟时说：“过去把蒋妖魔化得太厉害了，这种对真相的追求一定会表现出来。其次，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人们可以自由的了解真相。这两个原因使蒋介石的研究和写作表现热烈。”

　　梁光玉则认为，“80年代的蒋氏作品，政治评价简单，人物形象单一，内容和包装都很粗糙，现在大多数作者都能重新思考，历史地看待，我觉得对蒋介石的看法已经回归正常”。

　　80后半期，对蒋研究的禁忌基本上破除。历史学者杨奎松说，“转变主要的原因是对台工作，另外跟改革开放也有很大关系。如果不是改革开放，连国民党研究都不可能有。”

　　当时，中共高层对台湾做了大量统战工作，廖承志的统战经典文件“廖承志致函蒋经国”，文中引用鲁迅之诗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成为统战名言。叶剑英公开给国民党蒋经国写信，邓颖超给宋美龄写信，发表各种各样的统战文章。“在这个背景下，对于国民党和蒋介石的认识，学界的研究已经可以穿破禁忌。唯一遗憾的是，社会舆论还未及时松绑。”

　　作为“大陆最权威的蒋介石日记研究者”的杨天石，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曾3次远赴胡佛研究所研读蒋氏日记。就在接受记者采访的第二天，他将第4次去美国研读“最后开放的一批”日记。

　　杨天石第一篇关于蒋介石的文章名为《中山舰事件之谜》，胡乔木给与高度评价。2008年出版《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他在序言里特别提到此事，“并非是自己喜欢这样，只是没办法，说得不好听，这是拉大旗做虎皮。免得人家老是找你茬。”

　　时值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有一段话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作战的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

　　在杨天石看来，胡锦涛将“中国国民党”置于“中国共产党”之前，实乃官方评价抗战的崭新姿态。此前，中共领导人从未公开有过这样的提法。这个小小的语序变化，使杨天石看到了中共领导人客观地、正确地反映了抗日战争的实际。

　　同年，杨天石去台湾参加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台湾光复60周年学术讨论会。马英九到会场作即席讲话，第一句话就是：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北京的胡锦涛总书记也肯定了我们国民党在抗战里的功绩。“这说明胡锦涛的这番讲话对两岸和平关系的建立和争取台湾的民心，是有很好的作用。”

　　这些官方的积极态度，使得研究蒋介石的学者们感到“只要是基于事实的客观研究，几乎不存在禁忌了”。

　　蒋介石日记推波助澜

　　杨天石2002年出版《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时，遭遇一些人对此书的大讨伐。他按惯例将书稿送交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再交由中共中央统战部报审通过。仍有一些人写匿名信，要求撤掉杨的《百年潮》主编职务。罪状是吹捧蒋介石。在网上被痛批两个多月后，杨终于等来令他欣慰的审查意见：“该书是一本扎实严谨的学术著作，是研究不是吹捧。”

　　相比之下，2008年《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的出版就算“非常顺利”，还被评为当年十大好书。该书大陆版与香港版的区别只是少收一篇演讲，其他均只字未动。其实令杨担心无法通过的内容有很多，比如书中写到重庆谈判，蒋介石想扣押毛泽东以审判，为使审判和拘留有理由，蒋介石罗列了中共和毛泽东的罪状。这个从来不为人所知的秘密被蒋介石记载于日记中。杨天石在书中也照样罗列。他感到惊喜的是，内容审查全部通过。

　　去年人民出版社出版《陈诚回忆录》，在杨天石看来，“简直是了不起的进步”，据他了解，内容基本上“毫发未损”。唯一遗憾的是，同《蒋经国自述》一样，所有的“共匪”都改成了“共党”。

　　虽然不是全无禁忌，但空间已越来越大。“对国民党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涉及大陆对台湾政策的改变，为了团结国民党，为了搞好两岸关系”，学者杨奎松举例九一八事变，“究竟谁是不抵抗的主要策划者或主事者，过去都说是蒋介石。现在学者发表文章说实际上主要是张学良，不是蒋介石。这个文章也照样能发。”

　　他还认为，除了社会环境的宽松，有关蒋介石的史料越来越丰富，给学者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条件。

　　2005年，蒋介石日记由蒋方智怡交给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保管，并予以开放。这是至今最完整的蒋介石日记原始手稿，从1917年到1973年，即蒋离世前两年。学者为研读蒋日记纷纷奔赴美国。

　　袁伟时、杨天石、杨奎松、叶永烈都专程去胡佛研究所查阅过蒋介石日记。日记不可影印、复印，只能手抄，若要在出版物上引用日记原文，需征得蒋家同意。

　　“查阅蒋介石日记多数是大陆学者，最多时有十几位。”袁伟时在那里遇到过台湾的学者龙应台，胡宗南的儿子胡为真，胡很关心蒋在日记里如何评价他的父亲。也遇到宁夏马家的后代。也碰到过很多好奇“凑热闹”的人。有一次，一群西装革履的人要看蒋介石日记，据说是中国建设银行代表团。

　　学者认为，很多重要、转折的、决策的时刻，蒋介石的日记均没有体现，但作为研究蒋介石的第一手材料，这是不可不用的资料。“因为只能手抄，所得非常有限，如果前期的准备工作没有做好，即使读蒋介石日记也出不了多大的研究成果。”杨奎松说。所以现在国内对蒋介石的研究因学者的功底和水准，呈现良莠不齐的局面。

　　作为个人好恶，杨天石并不喜欢蒋介石。他之所以潜心研究蒋介石，乃基于三个需要，“科学的需要，搞历史必须尽可能地科学准确真实；其次是发展两岸和平关系的需要；第三个需要，是知情权的需要。老百姓想知道历史真相，他们有权知道真实的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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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与审美之间——重读《红旗谱》


  中华读书报 吴义勤

　　《红旗谱》是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红色经典中最重要的作品。这部作品的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革命历史的宏大建构。某些时候，红色经典的历史价值甚至会超越它的文学价值。对历史建构和历史价值的追求是那一代作家的共同追求。一是对于历史美学和革命美学的独特追求。《红旗谱》之所以在中国当代红色文学经典中特别值得重视并具有独特地位就在于其在革命历史建构和审美建构之间保持了很好的平衡与张力。

　　《红旗谱》是一部充满思想、艺术和历史张力的小说。这种张力在其他一些单向度的红色经典小说里已经很难看到或者基本上被剔除了。很多作家因为把对历史建构的追求绝对化因而不自觉地就牺牲了对文学和审美追求的建构，这造成了小说在历史和审美之间的不平衡。应该说，《红旗谱》提供了迥然不同的范式。

　　作为红色经典的代表作，《红旗谱》在历史建构与历史价值的追求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小说要证明和展示的“历史”内容很多，比如，历史画卷和历史进程的再现问题，历史的走向和规律的问题，包括农民觉醒的必然性、反抗的必然性以及跟党走的必然性问题，革命话语和阶级话语的合法性问题，等等。这些展现和论证必须要符合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规训，这是那一代作家思想和认识上的共识，但如何使得这种展现和论证符合艺术规律和审美的要求则是一种考验。《红旗谱》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它在对历史的、革命的逻辑进行论证和建构的同时，又注重或是没有放弃对审美的逻辑性的建构，它试图解决历史、革命的建构如何不与小说的审美叙事产生冲突、如何不构成对小说审美元素的遮蔽的问题，这是五十年代红色经典小说家在艺术上非常高的要求。这在某种意义上使得小说在其所表现的领域既与中国红色历史本身具有了“互文性”，又超越历史本身而具有了“形象性符号”和“感性诠释”的效果。《红旗谱》可以说非常圆满地实现了小说的历史价值。

　　首先，小说对农民革命历史场景的全景式展示以及史诗性追求，体现了作家在小说构思与主题表达上的历史优先性原则。小说所展示的农民从自发反抗到自觉反抗的历程，从“大闹柳树林”到“逃亡东北”到“哺红鸟事件”到“反割头税运动”到“二师学潮”，小说的情节展开的逻辑与历史的逻辑是共振的，对“革命”合法性与必然性的证明以及对“历史走向”合法性的阐释都符合政治意识形态的预期。

　　其次，小说对农民成长觉醒之路与党的关系的展示也是历史逻辑的必然延伸。小说写了三代农民的成长，他们成为革命英雄的历程就是在党的启蒙、引导、教育下改变命运逐步觉醒的历程。从这个意义上说，“贾老师”的形象在小说中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是党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力量的化身和象征。朱老忠、运涛都是在他的引领下觉醒的。小说用艺术的方式完成了梁斌的设想：“中国农民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更好地团结起来，战胜阶级敌人，解放自己。”(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人民文学》1959年第6期)

　　再次，小说强化和渲染了“阶级”的概念，把地主阶级的残暴、丑恶、阴险先验化、绝对化，把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对立和刻骨仇恨尖锐化，从而进一步验证了农民革命的合法性。比如，在小说中，冯兰池的形象就符合“阶级”的规训，而农民对他的“仇恨”也是代代相传、根深蒂固的。比如在哺红鸟事件中，运涛他们的哺红鸟宁可被猫吃了也不卖给冯兰池。这体现的是主人公的阶级立场，也是符合历史原则的叙事。

　　但是，对梁斌来说，《红旗谱》的历史价值只是小说艺术追求的一方面，他的艺术梦想还体现在另一方面，那就是通过小说来实现自己对于五四新文学以来所建构的艺术和美学原则的理解与呼应。梁斌从9岁开始就狂热地开始了对“五四”新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学习与实践，对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理念和文学性的倾慕已经变成一种文学审美血液在他身体里流淌。不管写的是红色经典，还是其它作品，这种审美的血液都没有变质。只不过很多时候我们强调和重视的是其作品的历史价值，忽略了对其在审美方面追求的阐释和认识。就他这代作家而言，对于革命历史和英雄成长史的建构当然必须符合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设计与规训，然而这种建构如何不与小说的审美叙事构成冲突、如何不构成对小说美学因素的遮蔽是对作家的考验与挑战。梁斌的成功在于在宏大的历史逻辑的展开中注重对历史的细节和丰满性的呈现，注重对历史缝隙间的那些人性的、生命的、文化的、自然的元素的挖掘，这使得小说在历史与审美之间达成了巧妙的平衡，最大程度上克服了那一代作家“思想优先性”、“历史优先性”的理念给小说艺术带来的局限与伤害。

　　与大多数宏大叙事作品因革命大逻辑而牺牲日常叙事空间不同，在《红旗谱》中，梁斌对于革命“间隙”的日常生活常景的捕捉与表现非常充分。这表现在：其一，小说对于乡土日常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有充分的挖掘。小说为了突出农民“革命”的必然性自然会强化农民生活中的“穷”与“苦”的一面，但与此同时，小说也没忘了对于农民家庭生活中方方面面的生活细节的捕捉，比如相濡以沫的亲情、天真纯洁的爱情、多年如一日的友情等等的表现都在“革命”之外透发出异样的光芒。比如老驴头与春兰的父女斗法就充满民间生活的趣味。即使对于地主冯老兰，他的家庭生活也没有漫画化，他在家里与儿子冯贵堂讨论“民主”等的场景也是把阶级立场与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表现的。其二，对于民间的风俗文化、乡村民间伦理结构以及婚、葬、嫁、娶和庙会节气等乡村习俗有精彩细腻的表现。其三，小说叙事充满耐心，对于乡土、风景有耐心而细致的描写。小说不追求快节奏，情节的推进不急不缓，节奏把握非常好，并且在叙事空间内能不时抽出“闲笔”来描摹风景和乡间风物。其四，对于人物的心理有精到的体察与表现。比如说，亲人生离死别时的感受、道路选择时的困惑、青年人的恋爱心理等的表现均很细腻。

　　《红旗谱》的成功还在于其有着非常重要的文学话语价值。小说非常好地处理了革命历史话语和个人话语之间的张力关系。它的文学话语呈现复杂、多元的色调，不是单一的话语向度。小说中有很多爱情描写、风俗描写以及其他私人生活场景的描写，这些描写是小说丰满性和文学性得以实现的重要元素，在小说中作家既没有把这种私人性生活场景的审美性绝对化并割裂其与宏大历史的联系，也没有如许多其他红色经典作家那样把私人生活空间、私人话语空间完全政治化、历史化，或者把私人的生活空间完全变成公共的历史空间，而是在两种话语之间找到了巧妙的平衡点，充分展示了两种话语纠缠“互文”的独特魅力。客观上说，《红旗谱》叙事话语以及语言修辞的“宏大性”和“政治性”是自然而然的。为了历史价值建构的需要，小说的语言具有意识形态化与公共化的特征，有时甚至为了“主题”效果而不惜脱离具体的人生情境也是那个时代的审美理念所决定的。比如，朱老巩临死时对儿子说：“儿啊！土豪霸道们，靠着银钱土地剥削我们一辈子。他们是洋钱堆上长起来的，咱是脱掉毛的光屁股鸡，势不两立！咱穷人的气出不了，咳！我这一辈子又完了！要记住，你久后一日只要有一口气，就要为我报仇，告诉人们说，我朱老巩不是为自己死去，是为四十八村人的利益死去的！”而严老祥的话也同样具有宏大叙事性质：“……你在九泉之下放心吧！你白死不了，人们知道你是为什么死的，我们受苦人将子子孙孙战斗在千里堤上！”脯红鸟事件后，严志和的话更是充满“政治性”：“话又说回来，这一只鸟儿算了什么，孩子们！你们要记住，咱穷人把住个饭碗可不容易，你们要为咱受苦人争一口气，为咱穷人整家立业吧！”即使小说在叙述到反面人物冯贵堂时叙述话语也具有了“政治性”：“他虽然上过大学，有了一些文化，但阶级本质决定的，他还不懂阶级这两个字的含意。”

　　从话语层面上来说，无论是“革命”话语还是“爱情”话语都具有特殊的审美气质，它既是对人物心灵与精神世界的一种直接的呈现，又与“历史”的宏大性和崇高感有着内在的联系，因而也使得小说的历史美学、革命美学与个人美学在此得到了内在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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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百年言论史之二
作者：傅国涌
来源：一起说BBS
来源日期：2006-11-6

前言 增量历史观：重读百年中国史（1）
《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江苏文艺出版社作者：傅国涌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

　　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

　　——龚自珍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中国民谚

　　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

　　——胡适最喜欢题写的话之一

　　一

　　18世纪，伏尔泰如此说：

　　“倘若伟大是指得天独厚、才智超群、明理诲人的话，像牛顿先生这样一个10个世纪以来杰出的人，才是真正的伟大人物；至于政治家和征服者，哪个世纪也不短少，不过是些大名鼎鼎的坏蛋罢了。我们应该尊敬的是凭真理的力量统治人心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来奴役人的人。”

　　20世纪中叶，波普尔在传世之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指出，人们平常所说的人类史往往就是指政治权力史，“没有人类的历史，只有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无数的历史。政治权力的历史是其中之一，而它被提高至世界历史”。在他看来，“这是对一切得体的人类概念的冒犯”，“再也没有比把贪污史、抢劫史或放毒史当作人类史更糟糕的事。因为权力政治学的历史不是别的，而是国际犯罪和集体屠杀（它当然包括某些掩盖它们的企图）的历史。这就是在学校中讲授的历史，有些最大的罪犯被颂扬为历史的英雄”。为什么人们会把权力史看作是人类史，而不是选择宗教史或诗歌史？他认为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权力影响每一个人，其他的东西比如诗歌只影响一部分人。第二，人们有权力崇拜的倾向。第三，是掌权者喜欢受人崇拜，并且能将他们的意愿强加于人，许多历史书本来就是按掌权者的意志书写的，是在皇帝、将军和*者的监督下写作的。权力崇拜往往导致对恶的崇拜，这是人类最坏的一种偶像崇拜，也是人类的一种奴性，是牢狱和奴役时代的一种遗迹，这种崇拜产生于恐惧。这种根源于恐惧的心理，导致我们长期以来只以成败论是非，只以成败论英雄，也就是以权力的是非为是非，从而将文明史简化、畸化为争夺权力的历史。

　　文明的过程是一个从神到人的过程，古老的专制者总是习惯于将自己神化。

　　文明的过程是人不断自我确认、给自己的生活赋予意义的过程。

　　文明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消除恐惧、超越恐惧的过程。

　　在本质的意义上，文明不是超人的大脑在密室中设计、策划出来的，而是在千百万个人的努力中生长出来的。文明是常人（而不是救世主、超人）一点一滴创造出来的，文明进程是靠更多的常人推进的，文明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生活，文明之路就是人类免于恐惧、通向自由的道路。一部文明史是由一代代的伏尔泰和他的读者们一起书写的，而不是路易十六书写的。从这个角度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史，我总是想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要这么收获，先那么栽”这些谚语和格言。

　　波普尔还写过一本《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他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少数的社会建构是人们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而绝大多数的社会建构只是‘生长’出来的，是人类活动的未经设计的结果。”他深知，那些被遗忘的、不知名的个人，他们的忧伤和快乐、痛苦和死亡，才是迄今为止人类体验的真实内容，但这样的历史往往不存在。“一切现存的历史，伟人的历史和权力的历史，至多是一场肤浅的喜剧，是一场在现实之后的权力所表演的小丑歌剧（就像荷马的小丑歌剧，奥林匹斯诸神的权力存在于人类斗争的场景背后）。我们最坏的本能就是对权力、对成功的偶像崇拜，它使我们相信这就是实在。”对于历史唯一理性的态度，就是我们自己承担起历史的责任，“在同样的意义上，我们承担起创造我们生活的责任，惟有我们的良心才能对我们加以裁决，而不是世俗的成功。”
“我的观点是，成功不应该受到崇拜，它不能是我们的审判者，而我们也不应该被它所迷惑。……对权力、荣耀和财富这些所谓世俗成功采取一种极度的冷漠，甚至蔑视的态度，完全可能与这种态度相结合，这种企图就是尽力在这个世界上朝人们已经确定的目标前进，而且具有明确的创造成功的目的，这不是为了历史的成功或通过历史来证明，而是就成功论成功。”

　　他认为历史本身（主要指的是权力政治学的历史，而不是指不存在的人类发展史）“既没有目的也没有意义”，但我们可以将意义和目的赋予历史，因为我们能够选择我们生活的目的。进步就是朝着人之所以为人的目的，人类中的个体生命、由个体生命构成的一个个不同群体可以做到这一点，文明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当我们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这样的事实：进步取决于我们、取决于我们的警醒、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取决于我们目标概念的清晰、取决于现实主义的目标选择，那么，我们就将做得更好。”

　　二

　　在中国，近代与古代的不同，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有了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不再是一切都笼罩在绝对王权之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家与社会合一，混沌不可分割，自秦始皇统一宇内的那一天起，皇帝、朝廷凌驾在一切之上，什么都能管，任何社会阶层都只有依附朝廷这一条路，没有独立生存的可能性。但是，从晚清开始，进入民国，历经袁氏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到国民党1927年在南京建立起政权，骄横的权杖并未能击碎社会拥有的一切，国家机器没有能完全凌驾在全社会之上，自主的社会空间虽然脆弱，但一直存在。

　　在单一农业经济之上建立起来的王朝政治除了不断循环、重复之外，不会有其他的可能性，近代的重大变化之一就是经济方式开始多样化，相对独立的工商业打破了传统的单一农耕方式。

　　孙中山认为中国古代的自由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其实那只是一种未开化状态或者说蒙昧状态下的自由，一袋马铃薯式或一盘散沙式的自由，说到底无非是一种“帝力于我何所有”的古代散漫，是汪洋大海一般的小农分散的自由，是刀俎之间随时都为鱼肉的自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在那样的时代，实际上没有社会，只有覆盖一切的王朝，民不过是跪着的子民，一切秩序、名分都界定得清清楚楚。在科举时代，教育的目的就是做官，做官就是为帝王服务，所有的文化也是为帝王服务的文化，不需要另外的思考、创造，自由的种子在这样的土壤中是长不出来的。

　　龚自珍为旧的农业文明社会唱出了一曲凄婉的挽歌，“衰世”中国，连才盗、才工都不可得，更无良医、良相。旧有的文明模式如果不是遭遇外来的冲击，发展到后来可能也会自然地出现变化，但不会来得这么快。钱穆曾说过，“实际上自从乾隆末年以后，社会状况已经坏极，就是外国人不来，中国内部的*，也逐渐会暴露出来的。”惯性的力量实在太强大了，我们楞是在鸦片战争后再躺了半个多世纪，不思变化。梁启超在辛亥革命之后感叹，晚清最后15年的变化超过了以往的150年，其实何止150年，简直是1500年，那是古代向近代的全方位跨越。



    简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空前的创举，书写了言论自由史上最耀眼的一笔。“五四”波涛汹涌，邵飘萍先生就是在1918年10月创办了《京报》。仅1919年全国就有400多种新思潮报刊出现。五四余波激荡，知识份子的腰杆也还挺得笔直。

    “用真姓名发表负责任的文字” ——重读百年言论史之二

    《新青年》横空出世

    1915年9月15日，曾办过《国民日日报》、《安徽俗话报》、《甲寅》等报刊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随着袁世凯生命的告终，旧帝制的梦无可挽回地做尽了。一方面，新上台的军阀与袁世凯的权威、手腕、实力等各方面都无法相比；一方面，官僚政客和军阀们忙於争夺权力、地盘，马厂誓师、南北战争、直奉战争、直皖战争……北京内阁像走马灯一般更换，弱势的政府还没有大一统独霸天下的机会，反而无暇顾及知识份子和他们的声音，言论自由比历史上的其他时期相对都要充分。所以，后世的人们惊诧那个年代（可以延续到1927年国民党一党专政确立前），知识份子们仿佛天生就拥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的权利。以《新青年》为代表，包括《新潮》、《语丝》、《现代评论》（乃至后来的《努力周刊》、《独立评论》、《观察》等），都具有同人刊物的鲜明色彩。

    《新青年》从创刊到迁至北京出版，短短不到1年半，由最初发行千份猛增到1万多份。它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一个被叫做“五四”的新时代，以陈独秀他们为代表的最优秀的知识份子举起德先生、赛先生两面大旗，从思想言论入手，呼唤一个新时代的诞生，他们不是以政治家的身份，而是以一个知识份子的责任感站了出来，这是一连串影响了20世纪历史面貌的姓名，陈独秀、胡适、蔡元培、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李大钊……他们聚集在蔡元培领导的北大，聚集在《新青年》旗帜下，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蔡元培先生当时也不过40出头。一群年轻的知识份子深刻地影响了更大的一群还要年轻的学生，就是办《新潮》、《国民》的北大学生们，傅斯年、罗家伦他们这些生气勃勃、富有创造力的五四学生。以新潮社为例，他们不仅办刊，而且出书，如罗家伦译的《思想自由史》、陈达才的《政治原理》、陶孟和的《社会问题》、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及《蔡孑民言行录》等等，大力张扬“德先生”和“赛先生”。

    《新青年》标志着知识份子独立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都是一些大学教授，新闻记者、编辑、出版家，他们努力的目的不是权力，不是改朝换代，而是实现真正的自由，言论自由是第一位的。从长远来看，他们在“五四”以后虽然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其主流部分还是始终坚持了“五四”的理想，如胡适、鲁迅他们走的路并不同，都称得上是言论报国的楷模。走向组党革命的陈独秀，在经过痛定思痛之后也回到了“五四”的立场。

    山鸣谷应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空前的创举，书写了言论自由史上最耀眼的一笔。“五四”波涛汹涌，邵飘萍先生就是在1918年10月创办了《京报》。仅1919年全国就有400多种新思潮报刊出现。五四余波激荡，知识份子的腰杆也还挺得笔直。1924年鲁迅、周作人等一批知识份子办了以思想自由为宗旨的《语丝》周刊，另一批自由知识份子创办了《现代评论》，以“独立精神”、“科学态度”、“不尚空谈”期许。1925年2月，已经拥有《世界晚报》的成舍我创办《世界日报》。1926年初，《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与世长辞，“水流云在”，9月1日，以“不党、不私、不卖、不盲”为办报方针的《大公报》在天津登场。与此同时，《每周评论》、《京报》等都曾被查封，《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等书也被查禁。

    五四运动期间，北京的《晨报》、《京报》、《益世报》、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天津的《大公报》等都及时作了大幅报道，一致声援学生运动。《申报》还联合《新闻报》等7大报拒登日商广告，拒用日本通讯社的华文稿件。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接连五期对运动进行了连续的重点报道。虽然五四之后不过十几天内，《五七日刊》、《平民周刊》等激烈的报刊接连遭到京师警察厅查禁。5月23日，《益世报》被查封（29日复刊），总编辑潘蕴巢被捕。6月11日，陈独秀被捕。6月17日，《申报》发表的评论《北京之文字狱》，指出“陈独秀之被捕，益世报之封禁，皆北京最近之文字狱”。但是总体上说言论出版自由还没有丧失。

    在1925年发生的“五卅运动”中，尤其是1926年，面对“三。一八”的屠杀，他们也没有沈默，而是纷纷站出来抗议。《京报》、《国民新报》、《世界日报》等民办报纸，《语丝》、《现代评论》等同人刊物都有相当出色的表现，连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都出版了《五卅事件临时增刊》。但这一刻所拥有的言论自由也不是真正可靠的言论自由，只是军阀政府还缺乏足够的力量来控制舆论罢了，枪桿子还不敢任意妄为。

    五四前后还出现了名动一时的三大“副刊”，北京《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我以为，它们和稍晚的《京报》副刊、《申报》“自由谈”副刊，达到了中国报纸副刊的最高境界，是培植新文化、传播新思想的重要园地，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新人，成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一片圣地。

    这一时期，胡适、丁文江他们办了文人论政的《努力周报》，胡适写的《这一周》对当时发生的许多重大社会事件几乎都独立表达了自己的意见。1920年胡适、蒋梦麟等七个知识份子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1923年，胡适、蔡元培、丁文江、李大钊等16个知识份子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1925年鲁迅、周作人等七教授联名发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等，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在言论自由没有完全丧失的时代，知识份子完全有可能通过言论独自或集体表达自己的意见，做社会的良心。

    “萍水相逢百年间”

    “报人另有报人之天职，报人之天职为何？对於社会、国家、民族，负有指导、诱掖规谏——纠正之责。责任既重且大，故一言之出可挽狂澜，一字之谬能误苍生，所谓不冠而王者在此，反之社会之蟊贼亦在此。”（管翼贤《北京报纸小史》，《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431页）在时代的兴替无常中，北京《晨报》在五四时代的影响首屈一指。

    《晨报》前身是《晨锺报》，与研究系有很深的关系，1916年8月由梁启超、汤化龙等创办，安福系当政，“一时都中报纸，十九为安福部所收买。有敢批其逆鳞者，无论有无党派，皆擅行封闭。”


    而《晨锺报》从1917年底开始，站在在野党地位批评当局的武力统一政策。1918年9月，《晨锺报》、《国民公报》等11家报纸因为批评安福系，被勒令停版，内务总长朱琛下令逮捕编辑，各报编辑纷纷逃亡日本。12月1日，《晨锺报》改名《晨报》再出，汤化龙、林长民、刘崇佑、丁佛言等都是他的主干，因提倡白话文、白话文艺，李大钊、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风靡一时，大学生争相投稿，在学界有很大权威，是传播新思潮的重要园地，还出过“马克思纪念”、“俄国革命纪念”等专号，开闢了《马克思研究》的专栏。报纸日出两大张，销路很广，成为北方影响最大的报纸，五四运动高潮时发行量由1万份猛增到2万份。

    1922年10月，北京72团体联合要求废止“治安警察条例”、保障人身安全和言论自由，公推蔡元培等11人为代表，在1922年10月15日《晨报》发表的请愿书中指出“言论、着作、集会、结社之自由，为立宪公民绝对应享受之民权”，但都被《治安警察条例》、《出版法》“完全剥夺，以致比年以来，全国呻吟於专制虐政之下，钳口结舌，怒不敢言”，强烈要求北京政府“顺从民意，慨然废止”。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新闻文化界争取新闻出版自由运动的发展。10月27日，北京新闻界成立“言论自由期成会”，12月31日《晨报》发表的会章第一条明确规定“本会以向国会请愿，废止出版法，亦别定保护言论自由条例，实现言论自由为宗旨。”

    1925年4月13日，上海日报公会、上海书报联合会、上海书业商会、上海书业公所联合上书要求司法部废止《出版法》。15日，北京新闻界强烈要求段祺瑞政府撤消刚刚出台的《管理新闻营业条例》，他们指出上述法令“内容严酷，为世界任何文明国家所不容”。据《民国日报》5月15日，上海日报公会等四团体、上海各公团联合会再次上书北京政府要求废止《出版法》等法令，袁世凯“擅自公佈出版法，以压抑舆论，钳制民口。此种剥夺人民自由非法之法，事前既未经合法国会通过，事后又遭到全国国民反对，当然不能生存”，应“尊重人民自由，即日通令废止。”“北京新闻界争自由大同盟”大会也通过了请求废止《出版法》的呈文。各地新闻界团体、报刊纷纷发表宣言、通电、社论、文章，南北呼应，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1926年1月26日，国务会议上终於通过了废止《出版法》的决定。

    经过知识界、新闻界长期的呼籲、抗争（几达10年），袁世凯颁佈的臭名昭着的《出版法》废除了。然而墨迹未乾，连接着“三。一八”的枪声，邵飘萍、林白水又倒在了血泊之中，他们是言论自由的殉道者，他们的死使那一刻成为20世纪言论自由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之一。

    1925年“狗肉将军”张宗昌在青岛杀害了《公民报》记者胡信之，在济南威胁各报社、通讯社记者：“那么报上登载的消息只许说我好，不许说我坏。如有那个说破我坏，我就以军法从事。”不久，张作霖、张宗昌的铁蹄进京，1926年4月26日，“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的《京报》社长邵飘萍先生第一个人头落地，为他辉煌的独立报人生涯打上了一个血淋淋的休止符。邵飘萍为言论自由献出了40岁的生命。1926年8月6日，另一位着名报人、《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坚持“报馆要替百姓说话，不去献媚军阀”，“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终因发表《官僚之运气》的时评，触怒军阀而不愿“更正请罪”，被张宗昌枪杀。林白水办报30年，为捍卫言论自由，曾三陷囹圄，五被查封，52岁盛年以身殉报。两个职业报人，相隔不过100天，都被军阀枪杀于北京天桥，史称“萍水相逢百日间”。

    报界同人目睹林白水被害惨状，“热泪夺眶而出”，他们异口同声发出了“军阀万恶”的感歎.陶菊隐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不无沈痛地指出：“自从民国成立以来，北京新闻界虽然备受反动军阀的残酷压迫，但是新闻记者公开被处死刑，这还是第一次”。紧接着，《世界日报》主办人成舍我被捕，经亲朋力救才倖免於难。

    到1927年，蒋介石作为袁世凯之后新的军事强人已在南部崛起，“四。一二”以后到处是杀人，周作人在《语丝》周刊发表了不少抗议文章，导致《语丝》在南方被禁，这一年11月胡匪张作霖封了北新书局和《语丝》，周作人和刘半农逃到一个日本朋友家躲了一星期。“四。一二”屠杀发生后，郑振铎、胡愈之等七位知识份子（大部分来自商务等出版机构）联名写下了致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三位国民党元老的抗议信，并在《商报》公开发表，吴稚晖震怒，通知缉拿七人，郑振铎、胡愈之被迫亡命欧洲。郭沫若因为在武汉《中央日报》副刊、《湖南民报》等报刊连续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我离开蒋介石以后》等文，遭到通缉，亡命日本十年。茅盾（沈雁冰）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最后一篇社论之后转入地下。许多报纸被封，许多报纸被改组，言论自由遭到新的空前威胁。

    鲁迅的“匕首”、“投枪”和笔名战术

    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当然是血泊中浮起来的，是以暴易暴的结果。作为有史以来第一个一党专政的政权，党天下直接承续了家天下的模式，言论自由受到了严重挑战，因为上海租界的存在，因为蒋介石忙於应付各路军阀的内乱和共产党的暴力反抗等等因素，他没有完成以一个人的思想取代全国人思想的目标。客观上，言论自由没有被彻底封杀，有中立、客观的独立报纸《申报》、《大公报》等（也曾允许共产党在重庆出版《新华日报》），有胡适他们书生论政的刊物，最后，在大厦将倾前还有《观察》、《新路》这样的独立刊物。

    “四。一二”之后的白色恐怖下，鲁迅先生只能在租界通过不同的化名在《申报。自由谈》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隐晦曲折的批评文字，从1927年到1936年，在他生命的最后九年里，他写的杂感起码就有60万字，比五四以来的9年多出两倍。他把自己的文字称为“生存的小品文”、“匕首”、“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鲁迅一生用过130多个笔名，其中41个就是在《申报》上用的，目的是躲过新闻检查。鲁迅的声音通过上海的报刊，通过不停出版的杂文集顽强地给黑暗捣乱。国民党对他恨之入骨，几次列入了黑名单，但一方面靠了租界的保护，一方面他本人在文坛上的声誉使他们迟迟不敢轻易下手。


    “且介亭”事实上也是鲁迅得以长期坚持本土社会批评的一个重要条件。他主张壕沟战、韧性战斗，一个刊物被查禁了，随即换一个名称继续出，《萌芽》出到第五期被禁，第六期改名《新地》；《前哨》从第二期起就改名《文学导报》。

    但和早年一样，他对社会上发生的杀戮罪恶几乎都公开抗议了，1931年2月，柔石等五个“左联”青年作家被杀害后，他写出了《为了忘却的纪念》这篇足以与《纪念刘和珍君》前后辉映的传世檄文。1933年6月，他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同事、民权保障同盟的同志杨杏佛先生被暗杀后，他悲愤地写下“何期泪洒江南雨，我为斯民哭健儿”这样的诗句。

    从1917年发表《狂人日记》算起，鲁迅先生的写作生涯大致上是20年，无论他有怎样的缺点与局限，他后半生完全以一个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关怀社会、批评社会中的黑暗与丑恶，对言论自由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但是我不同意鲁迅对胡适他们的尖刻否定，他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言论自由问题，嘲讽胡适他们批评国民党就是奴才焦大在贾府门前骂街，得到的报酬只是马粪，在《言论自由的界限》一文中，鲁迅说：“要知道现在虽比先前光明，但也比先前利害，一说开去，是连性命都要送掉的。即使有了言论自由的明令，也千万大意不得。”


    然而问题是，难道因为“连性命都要送掉”，就放弃“说开去”的责任，放弃对言论自由的追求吗？

    有学者在研究鲁迅30年代那些文字时认为，他对争取言论空间没有太大的贡献，“并没有建立一个新的公共论政的模式”。鲁迅以其毫不妥协的硬骨头精神，完全以民间立场，站在权力的对立面，坚持他的社会批判立场，为中国独立知识份子树立了一个难以超越的榜样。1932年1月，他在接受《中学生》杂志新年号的提问时也说：“一定要逼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然而，在争取言论自由的长路上，胡适等自由知识份子公开直接、真名实姓的言论，无疑更有力量，更有感召力，更容易引起社会共鸣，也在更大程度上拓展了公共空间。

    胡适：“用真姓名发表负责任的文字”

    和鲁迅隐晦曲折的杂文不同，更难得的是胡适、罗隆基他们20年代末、30年代初对国民党的直接批评。1927年面对国民党以“清党”名义大开杀戒，周作人批评上海那些视而不见、保持沈默的知识份子，其中就包括胡适先生。1928年3月《新月》创刊，192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发佈了一道保障人权的命令，胡适立即在《新月》第二卷第二号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尖锐地批评国民党“人治”之下“人权被剥夺几乎没有丝毫剩余”，他列举事实证明即使在这一保障人权令公佈后，人民仍然没有什么人权保障。明白地提出了——“快快制定约法以确定法治基础”、“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的要求。此文一出，震动朝野，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读者声援信雪片一般飞来，蔡元培致信胡适说：“振聋发聩，不胜佩服。”谨言慎行的张元济也承认“文章之好，议论之正大”。而国民党的权贵们却极为恼怒。

    胡适一发不可收连续发表了《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於建国大纲的疑问》、《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

    在这些文章中，胡适不仅肆无忌惮地对国民党奉为神圣的《建国大纲》进行了批判，对被国民党神化的孙中山学说也毫无掩饰地进行了批评。甚至直言国民党的“反动”。

    回国不久的政治学博士罗隆基发表了《专家政治》、《论人权》、《告压迫言论自由者》、《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等大量政论，学理扎实、锋芒毕露。

    研究文学的梁实秋也发表了掷地有声的《论思想统一》、《孙中山先生论自由》等。

    随后，另一位刚归国的政治学博士王造时也在《新月》发表一系列政论，如《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等，共同把《新月》的书生论政推向了高潮。

    和鲁迅先生那些隐晦曲折的杂文不同，这些文章是直截了当的政论，是20世纪书生论政的巅峰之作，以后的人们几乎很难再攀到这样的高峰。老实说，我是更喜欢这样的大白话的，《新月》一时间成为知识界争相阅读的刊物，也成为20世纪言论自由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我们的目的一则是要激动读者的思想，二则是要造成一种知识的庄严”，“读书人对於社会最大的责任，就是保持知识上，换言之，思想上的忠实。”“志在提倡这种个人签名负责的言论自由”。这是本民族最优秀的一群知识份子面对血泊中浮出来的国民党政权所公开表达的立场，也就是胡适等一贯主张的“用真姓名发表负责任的文字”。但一个一党专政的政府岂能容忍这样的言论自由，上海市党部一再决议请中央拿办、严惩胡适，指控他为“学阀”、“反革命”，“污辱本党总理，诋毁本党主义，背叛国民政府，阴谋煽惑民众”。这些议案通过报纸、广播传遍全国，胡适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人物，社会影响甚至超过了“五四”时期。胡适自己的日记本上贴满了这类消息、文告。国民党政府下令教育部警告胡适（时为中国公学校长），胡适把蒋梦麟签发的“该校长言论不合，奉令警告”的部令退回，拒绝接受警告，并逐条予以反驳。国民党组织了大批反驳、批判胡适他们的文章，还结集出版。这些文字垃圾今天早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而胡适、罗隆基他们的文字依然放射出夺目的光彩，岁月掩盖不住这些浸透了良知、血性的思想、言论。1930年1月新月书店出版的《人权论集》无论是当时、现在，还是将来，都鼓舞着争取言论自由的人们。胡适先生序言中的那些话至今还感动着我们——“因为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今天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1930年2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密令“设法没收焚毁”《新月》，胡适决意起诉，但没成。尽管《新月》刊物、《人权论集》遭到查禁（不是查封），胡适在国民党的打压下北上北京大学，但《新月》在罗隆基的主持下一直在坚持。1930年11月罗隆基以“反动言论”等罪名被拘捕，在胡适、蔡元培、宋子文等人的营救下很快获释。罗隆基随即在《新月》发表《我被捕的经过与反感》，详细记述了这段经过，愤怒地指控——“这是野蛮，这是黑暗，这是国家的耻辱，这是党治的耻辱。”他把自己这次被捕看作是争人权自由所付出的代价（此后他在天津《益世报》发表抨击权贵、批评政府的社论，曾遭特务暗杀，倖免於难）。教育部下令光华大学撤去罗隆基的教授职务，在专制政权的高压下，百年言论史上耀眼的星座《新月》出到第四卷第七号终於停刊了。

    为了“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 胡适等在1932年5月办的《独立评论》，可以看作是《新月》的继续。事过境迁，不少受过完整的英美教育、长期受民主自由思想熏陶的知识份子，纷纷站到民主的对面去了，“新式独裁”、“开明专制”等甚嚣尘上，胡适这一次几乎是孤军奋战，他在《独立评论》发表的一系列论战文章就是他坚定地捍卫自己的民主立场，近70年后依然遮掩不了那灼人的光芒。

    沐浴过欧风美雨的这一代自由主义者，对言论自由的执着是后人常常很难想象的。胡适一生做过很多事，总体上看可以说就是追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他多次清楚地说自己争的是“公开的负责任的言论着述出版的自由”，“我们用自己的真姓名发表自己良心上要说的话。有谁不赞成我们的主张，尽可以讨论，尽可以批评，也尽可以提起法律上的控诉。”因此他才那么喜欢范仲淹的名言“宁鸣而生，不默而死”。与胡适在师友之间的傅斯年也说“与其入阁，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大意），他自己在国民党大厦将倾的年代还在《世纪评论》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等文章，就是对言论自由原则的实践。

报馆、书局、银行、大学、新式工厂都是舶来品，并不是从中国古老的土地上自行生长出来的，各个文明圈之间可以相互模仿、相互启发，到了近代节奏日益加快，这也是与古代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当然中间还要经过一个消化、融合的过程，有些民族甚至很漫长。

　　我们常常被告知中国没有这样、那样的传统。何谓传统？传统总是从一个人、一些人、从某个时间开始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这些人出现了，我们的出版业就有了传统；蔡元培、张伯苓、竺可桢、梅贻琦出现了，我们的大学就有了传统；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出现了，报业就有了传统；蒋抑卮、陈光甫出现了，金融业就有了传统。

　　还是回到第一个问题上，没有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就没有近代文明，法国人托克维尔在考察了少年期的美国之后对此感触尤深。人类的有限性注定了我们的生活本身才是目标，如何让大地上的众生过得更体面、更自信、更自由、更有尊严一些，是近代文明的首要追求，这也是与古代的重大差异。人是万物的尺度，而不是反过来人为物役，这是近代的发现，我们知道文艺复兴最基本的两个发现，就是人的发现与世界的发现。正是自文艺复兴开始，文明的航船向近代起锚了。近代文明的内涵之一，就是人类更加关心自身处境和生活质量的提升，不仅在物质层面，也在精神层面，关心每个人对生活的不同梦想，当然这需要制度性的保障。近代文明的内涵之二，社会要拥有相对的独立性，也就是建立在独立个体基础上的相对自主的社会空间，长期以来先辈们依赖的血缘、家族、宗族纽带让位于契约、权利形成的规范，这个社会才会出现更多的可能性，合乎人性本身的多元变化。这样的内涵还有很多。从古代进入近代，不是单纯的时间演化，而是文明形态的转换，一个以个人为主体的文明社会渐渐浮出历史的水平面。

　　由胜利者单独书写的历史常常是片面的，它很容易忽略胜利以外的东西，无视其他人和事的存在。没有悲壮的失败者，没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普通人，没有那些怀抱灼热理想、贴着地面行事的人们，这样的历史至少是不完整、不全面的，一部只有拿破仑、希特勒，没有贝多芬、莎士比亚的历史是不可想象的。托尔斯泰提醒我们，历史并不止是几百年一遇的个别大人物的历史，他在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中揭示了这样一点，在拿破仑、亚历山大、库图佐夫他们之外，那些参加战争、焚烧莫斯科、发明游击战的无数默默无闻的人们往往被忽略，而他们恰恰都是极其重要的。《世界史纲》以专门章节介绍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等音乐家，何兆武先生盛赞韦尔斯的历史眼光——“难道像贝多芬这样光辉的名字在历史上的地位竟然比不上同时代的塔勒兰（法国外交部长）和卡斯勒累（英国外交部长）之流的政客们的地位吗？”我很喜欢这句话。

　　这就牵涉到历史的坐标系问题，如果以文明为轴心，以人为本位，而不是以成王败寇为准绳，这一切乃是不言而喻的。在这样的天平上，王侯将相、盖世枭雄、达官贵人的分量远不如一个有良知、有创造力的诗人、作家、学者、科学家、实业家，占据优势资源的强者和无权无势的弱者，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公平可言，在历史天平上应该可以找到公平。以往的历史书中充满了宏大叙事，我们只能看到血肉横飞的战争、你死我活的权争，一切都以权力宝座、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史书的版面总是慷慨地提供给英明神武、能以超级暴力击败所有对手的几个人身上，关注军阀也只是关注他的武力大小，似乎他们在创造历史。一部中国近代史好像就是打打杀杀，主导历史的人物总是军阀、枭雄、造反者，也就是拿枪的人，他们被当成了绝对的主角。拉长历史的镜头，从长程来看，他们的厮杀、权谋，他们的翻手云、覆手雨，王朝的更迭，流血和不流血的政变，铺天盖地的大规模风暴，“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壮阔战场，一浪接一浪的动荡，张献忠式的无情杀戮、“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南京大屠杀……这一切固然都要载入史册，但这些历史记录，作为事实发生了，这是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汇合，是历史三峡中的急流险滩，更多的只是提供历史的背景。这些历史本身并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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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能否作为科学来研究？——重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http://publish.dbw.cn　　 2008-08-04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在史学理论方法上，他的《新史学》和《中国历史研究法》(以及补编)既有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评，也有在其基础上的推陈出新。《中国历史研究法》(以及补编)是国内史学从业者的案头常见书，近年来也不断再版。梁氏不仅是一个史学的专业研究者，他还是一个深深卷入政治风云与时代思潮中的所谓“历史漩涡中人”。他的那些观点，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有哪些局限性，又有哪些是对史学特性本身的认识，这是读这本书不可不考虑的问题。王也扬先生此文，就史学与科学的关系这一根本理论问题，既探究了梁启超运思的具体时代背景，又从今天史学理论的认识水平谈了自己的看法，相信会有助于读者更深刻地理解这本历久弥新的著作的价值。

　　上世纪20年代，告别政坛而执教鞭的梁启超，以他在南开大学、清华学校等处的授课讲义，形成了《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诸书，后来国内搞史学的几乎无人不读，笔者多年前亦就其写过研究文章，可是今天重读它，却又有很多新的感想涌出来，引人再思索，盖因梁氏书中讨论了一个史学理论的根本问题：关于历史与科学的关系。

　　西学东渐，最令人折服的是其理性与科学。梁启超首倡新史学，提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者也”的新观念(《新史学》，1902年)。20年后，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他仍对“史之意义”做这样概括：“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但此时，现实历史却在梁氏的脑子里激起波澜：第一次世界大战，把个西方文明打得断壁残垣、生灵涂炭，进化何在？公理何在？梁启超的思考陷入矛盾。

　　不久，他对自己的观点做了“补正及修正”，说道：

　　当我著《历史研究法》时，为这个问题(按指历史的“因果律”问题)着实恼乱我的头脑。我对于史的因果很怀疑，我又不敢拨弃他，所以那书里头有一段说道：“若欲以因果律绝对的适用于历史，或竟为不可能的而且有害的，亦未可知。何则？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则其所产生之历史，自亦与之同一性质。今必强悬此律以驭历史，其道将有时而穷，故曰不可能。不可能而强应用之，将反失历史之真相，故曰有害也。然则吾侪竟不谈因果可乎！曰：断断不可!……”我现在回看这篇旧著，觉得有点可笑，既说“以因果规律驭历史不可能而且有害”，何以又说“不谈因果断断不可”？我那时候的病根，因为认定因果规律是科学万不容缺的属性，不敢碰他，所以有这种矛盾不彻底的见解。(《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补正及修正》，1923年)

　　于是他对人类历史又做了这样的解释：“历史为人类活动所造成，而人类活动有两种，一种是属于自然系者，一种是属于文化系者。”前者受因果律支配，后者不受因果律支配。他还说并不肯撤销多年来的历史进化的主张，这种进化表现为：“一、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著著向上进行。二、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到1927年，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梁氏把研究历史的目的归纳为：“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他虽不再凸出探讨历史规律问题，却强调“求得真事实”，仍体现了他那取自西方，用以改造中国旧史的“科学精神”。而其所谓“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则说明了历史认识的一种本质，即历史认识不是主体对客体的简单复写，而是与时俱进的人不断以当代的立场、观点和价值取向对过去的历史进行重新认识，重新评估。“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是梁氏史学目的论的一贯主张。他最后总结道：“必定要先有真事实才能说到意义，有意义才能说到价值，有意义及价值才可说到活动。”

　　如何看待梁氏晚年对历史与科学问题的思考呢？不能说他后来就否定了史学的科学性，他也看到了人的自由意志乃至历史的偶然性确实不可以纳入因果律的框架；他还是相信历史在不断进步。用“流质易变”、“倒退”之类说辞来贬低梁的学术思考，有失公允。

　　在把梁启超的话咀嚼了多年后，笔者曾就历史规律问题发表过这样的意见：社会历史的主体是人。人是有意志的。因此，历史活动是人的意志支配的活动，其与自然界的无意识活动不同。“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在人类历史活动中能够反映一部分，如经济活动，却不能以此来“计算”人的思想和意识活动。社会历史的规律有别于自然科学的规律，一是前者不像后者那样过程短、可重复、易检验；社会历史过程的完结需要时间，其规律被证明和检验也需要时间。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更多地表现在它的总趋势上，如科学文化愈来愈发达，人愈来愈获得解放，社会愈来愈进步等等。而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实在是多种多样，偶然性的天地十分广阔。以有思想、活生生的人为对象的历史规律切忌绝对化，其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是表现在恩格斯说的历史事变的“最终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各个人的意志形成“合力”，造就历史，结果却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譬如人们为了追求财富和幸福的物质生活，却造成了生存环境的破坏，从而甚至导致整个文明的毁灭。这确非人的“意志”所愿。二是表现在历史总趋势上，社会的进步必然使越来越多的人获得解放，其越来越有能力主宰自己和社会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历史的总趋势是受最大多数人的意志支配的，并非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一些个人或集团的意志如果不能够代表和顺应这个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则最终会被历史所抛弃，尽管历史可能因此而走相当长的弯路。(《关于唯物史观流行理论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6期)

　　梁启超是值得重读的。现在想想，梁氏晚年的时代还处于一个没有完结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望国际，公理尚未战胜强权，物质进步可以被世界大战毁于一旦；看国内，共和革命复陷军阀混战的黑暗，宪政理想遥不可及——漫长而曲折的人类历史不同于实验室里就能够证明的自然科学，而作为历史漩涡中人，梁氏亲历过那种“时不再来”的历史契机，其可能性与偶然性的因素也无法用“公理公例”来决定。所以，梁启超关于历史与科学问题的思考，有时代局限的一面，更有反映史学特性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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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后，人类历史终于“著著向上”跨入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赞成《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并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又陆续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一系列国际公约，这意味着自由、民主、法制、人权成为了共同的价值观和法律原则。在这个新时代中，殖民主义变作历史陈迹。无论何地发生的征服性质战争，都会立即受到全球舆论的谴责，并无一例外地归于失败。在这个新时代中，全球化且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高科技使人类的经济文化活动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从而使全球日益变成一个村庄。梁启超当年肯定过的“人类一体的观念”终于发展到对传统的民族、国家、疆域、边界观念构成挑战。“人的心力”是自由的，而人性又是共同的；人的历史总是蕴含着种种可能性、偶然性，而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又怎么可能被少数人长久地“逆之”呢？结论还是两句老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历史是可以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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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复杂的——重读林白水之死

   来源: 《书屋》

林白水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报人，也曾是身体力行的革命家，遇害八十多年来，除了北京棉花胡同的那所故居被拆得一干二净外，还算受到尊崇，直至最近依然有许多缅怀文字不断出现。“革命先驱，报人楷模”，已经是对林白水的定论。

林白水确实是革命先驱，也的确可以称为报人楷模，但历史是复杂的，构成历史的人也是复杂的。“揭露黑暗的反动统治，最后被反动统治所杀害”，从简单的直线思维看，是这样，可是，由揭露到被害，这一过程却并非简单的因果，也不是直线。

一

1904年林白水在上海《中国白话报》发表一系列文章鼓吹民权、主张民主，直至挑动革命、宣扬暴力，可谓篇篇见血，一时洛阳纸贵。也在这一年，慈禧太后大寿，他又在《警钟时报》发出一联：“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颐和，何日再幸圆明园，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何有幸；五十失琉球，六十失台海，七十又失东三省，五万里版图弥蹙，每逢万寿必无疆。”可谓精彩绝伦，读者为之一震。吴樾刺杀宪政五大臣，自称受到《论刺客与教育》的影响，而这也是林白水的名作。煽动、诱发青少年暴力，依照我们曾经有过的生活体验，按照我们以往教育中对那个时代的理解，都是死罪，起码也要“把牢底坐穿”。但林白水非但活着，还继续办报照常批判。有人认为这是因为那个时代报纸办在了上海租界内，清廷奈何不得，所以各种言论得享自由。这确实是原因之一，但租界地盘毕竟有限，报馆可以不出租界，人却有出租界的时候，何况林白水后来还出国过关。可见，并没有人非要将其缉拿归案，也没有人一定要将他明正典刑。

如果说林白水在上海办报有租界可以遮挡，但他后来到北京放言高论就全然暴露在北洋执政当局的监管之下了。可林白水依然揭露仍旧抨击，“一年倾覆三阁员，举发两脏案”，名震京华。做过财长后来又当议长的陈锦涛因此入狱，交通总长许世英也被迫辞职。曹锟贿选，林白水也一如既往，毫不留情，从最高统治者到那些猪仔议员，纵情指斥，竭力鞭挞。在京师期间，尽管报馆被砸过被毁过被封过，林白水也被拘捕过，但恢复得快，出来得也快，实在不行，再办一张。而且，办报的经费补贴还常常来自统治当局，办报的资金也出自统治圈内，比如徐树铮。看来，统治当局确实想控制舆论，但林白水不理那一套；统治者只得威逼恐吓，但林白水我行我素，他们最终也无可奈何。

二

从林白水这一段时间的经历可以折射出那时的社会。依据我们固有的思维方式，反动专制统治非常黑暗，十分残酷，滥杀无辜，这从一个角度而言是事实。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那是一个人情社会，在人情社会里，刑事案件可以徇私枉法，政治案件也照样可以“人情至上”。林白水交游广泛，做过显宦，与上层人物往来密切，他一出事，自然有许多有头有脸的人跑来说情，那时没有人害怕因此受株连，不用担心会被一起打成“联盟”或“集团”。那时也是一个名人清流吃香的社会，一旦是名流，肉食者凡事都会有所顾忌。像林白水这样的名流加清议，碰他动他，不能不瞻前顾后。那时也是一个私有的社会，私人的空间很大，统治者管不着的地方太多，疏漏比比，诸事皆有松动的可能。报纸可以被封一时，可以开天窗一日，但最终还是林白水说了算。那时也是一个有点惧怕舆论，说好听点，叫有点尊重舆论的社会，包括中国舆论和外国舆论。林白水自己就说过：“以合肥（段祺瑞）那样蛮干的家伙，也不能不有三分尊重舆论，因此也就暗暗的劝他（许世英）辞职，你想吧，那时候的合肥，简直跟项城（袁世凯）差不多远，他的总理之尊，却不能保护一个把弟兄，可见当时北京城还有些纪纲。”正是由于人情、顾忌、私有、敬畏，造成了那个时代的诸多空隙，这种空隙使得原本应该残酷的专制统治常常力不从心，也就是说，严酷起来有相当的难度。

在大多关于林白水或者关于那个时代舆论介绍的文字中，总有一句类似反动统治者“因此记恨在心”这类的话，其实，这是一句没多大意义也经不起推敲的话。不要说那个时代，即使最民主最有舆论自由的时代，多数人挨了舆论的抨击，都会“记恨在心”，但也只能“记恨在心”，只要没有行为上的报复，既合理也合情。

林白水的揭露抨击有几个特点，一是左右开弓，段祺瑞时代的很多内阁成员、各类政要，都被他揭批过，连熟人和好友也不放过，其中还有曾经帮助过他的人。例如曾任财长的张弧，与林白水交谊颇深，时常资助林白水，就遭到林在报上著文痛诋；二是尖酸刻薄，喜欢用人家的绰号或者给人家起诨名，有时甚至使用“流氓”、“ 蛮种”一类的语言。他对张弧的挖苦是：“今之财长，吾未悉其有何理财计划，但见其脸上时现有幺二三四各码字而已。”因他与张相熟稔，故知张好赌；三是专揭人隐私，议论私德，且“形容备至，不留余地”，近似人身攻击，并趁机敲竹杠，将舆论监督也变成了一种生财之道。如林白水这样的行事，估计在什么时代都会树敌过多，遭人忌恨。然而，在一个酿成过“三·一八”惨案的段时代，他却骂得开心，揭得肆意，住得宽敞，过得优越，时不时还抽两口过过瘾，既做舆论独立的坚决捍卫者，又是达官显贵名士的座上宾，因言得罪了那么多人，还照样拥有一批“铁哥们”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为他说话，往往还能奏效。假如放在今人眼里，起码触犯“隐私权”、“名誉权”、“人身攻击”这几项罪名是逃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