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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峰

招女婿的从前习俗
因为女方家中无子，而男方家中却有兄弟几人，父母没有财力为每个儿子操办婚事，就只好采取让某个儿子入赘到女方家去的办法，让他们成亲。女方家若要招婿，全部的费用均由女方家中承担。男子入赘后要改为女方姓，日后所生子女也随女方姓，直到第三代时才能改回男方姓氏。当地民俗把它叫做“三代归宗”。孝感地区的赘婿叫作“住家”，从前这种婚姻被当地人视为不耻之事。近代以来，人们的观念改变了，对于婚姻中认为只要能够少费钱财，住在哪一方家中并不是很重要的事。
(刘少峰搜集)

刘少峰

赵寺皇庙探考志
於古老寰水西畔，孝南与孝昌毗邻之赵寺埠东三百米处耸立着一座高达10余米的赵寺皇庙。廊腰缦回，檐平高啄。各抱地势，勾心斗角。粉墙红瓦，熠熠生辉。寰水之上，落霞群鹜齐飞，河水长天一色。寺院占地总面积一千余平米，佛殿斋堂，馆舍亭榭三十余处，此处真乃佛门净地，实属旅游观光之胜景。
　　然此庙前身何如，始建何岁，始建者孰，命名者谁，恐还鲜为人知。溯其源，究其根，还有一神奇佳传也。
　　公元959年，周显德元年，周世宗病逝，其子柴宗训年幼即位，符太后摄政，次年掌握兵权的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赵普，石守信等的策划下，借口北汉和辽会师南下，赵匡胤率兵从大梁（今河南开封）出发，北上防御，行至陈桥驿，其手下将预制黄袍加其身，拥立为帝，改国号为宋。
　　宋祖赵匡胤轻轻松松登大宝，容容易易成至尊。然当时之中国内乱外患，实乃太祖皇王之心病，为平服内乱外患，宋太祖跃马策鞭，身服戎装，南征北伐，四下南唐，解除江南李昱之忧；北伐河间，招服了河西令公继业父子。马蹄得得，宋祖皇王踌躇满志，手下将士容颜焕发，班师返汴京。
　　因宋祖皇王南征北伐，鞍马劳苦，回京不久，即身患难愈之症，背长背花，长期卧榻，安危系於一息。皇上身染贵恙，群臣六神无主，遍请名医，广辟御医，然名医束手无策，御医面面相觑。名方无效，良药难医。於是全国上下遍贴榜文：“如有医得皇命，如是高官，再加三级；若是平民，高官任做；如若囚犯，一概赦免；如是乞丐，御封掌管天下乞丐之帮首，御膳三食，任其享受。”
　　于是乎，钦差加急快马遍布神州。一天，一乞丐模样之人，不问不闻，欣然揭下皇榜，转身即走。二钦差接踵而随，途径汉阳，伍洛，德安等府县。这乞丐于一个破壁残垣之小社庙停下了脚步，这一小社庙名为东岳社，位于现今之孝昌县白沙镇之赵寺埠。此社庙乃唐宋所建，就在二钦差稍不留神之际，此乞丐忽然不见。就在二钦差回神之后，顿见庙里神像双脚水淋，二钦差顿时想起，就在跟随此乞丐时，见此乞丐脚踏水溪用双手捧过水喝。原来此乞丐并非凡夫俗子，实乃一神仙降世。二钦差於是虔诚地双膝跌跪神像前，五体投地祈祷：“上神如若医得我皇病，我皇定用重金重修庙宇，再朔上神金身，御赐庙名。”言罢问卦，一卜即准，二钦差取得佛水一道，快马加鞭，日夜兼程，不日回到汴京，将佛水敬给太祖皇上，太祖服下佛水，重病瞬间即愈。太祖皇上病愈后，不食前言，即差二钦差带着金银到今之赵寺皇庙之旧址东岳社，亲自督工，广招能工巧匠，遍购全国各地良材佳木，修建庙宇。庙成，宋祖赵匡胤亲自命名“赵寺皇庙”。宋代赵寺皇庙正殿五层，拔高九丈九尺。由於庙系皇上所建，名乃皇上所命，整个宋代，皇庙香火典盛。每逢庙会，善男信女摩肩接踵，旅游观光之士往来如梭。
　　此段传说，虽属荒诞，不可足信。然赵寺皇庙方圆十多里，没有赵姓居民，庙东一桥，相传为马姓孀妇捐资所建，今人为纪念这位马氏贤淑，定名为“怀清马鞍”。庙南一桥，系六条石磙垒成，原名六磙桥，今改名“六磙锁蛟”。寻庙东北水泥公路而去，空见一别致之栱形桥，各栱背桥，因此庙乃宋太祖所建秘名，自宋代始，历代官员至此，文官必须下轿，武官必得下马，此桥今改名为“拱背停骖”。据此看来，赵寺皇庙实乃宋太祖所建，命名者也系太祖皇上无疑也。
　　此庙建於宋初，经一千余年这巨变，苍桑巨变，饱经历朝历代之风霜，又有多少典盛与潇条。
　　宋代赵寺皇庙盛极不衰，规模宏大，有雄伟壮观，正殿上下五层，拔高九丈九尺，大院戏台，占地两千余平方米，曲径通幽。中间正殿，雕栏画栋，金碧辉煌。元时因兵燹重修，减其正殿高度为六丈六尺。明代维修，改变不大。至清代咸丰年，因外夷入侵，兵祸连连，庙已残破不堪，后乃拔基重建，基地如旧，惟减正殿之高为三丈三尺，其格局仍为古宫殿式样，一九二七年前，庙貌仍为壮观；粉壁画廊，剥蚀犹少；神佛塑像，损残不多。中间为正殿，坐北面南，正殿左右，各有一道高达一丈之垣墙，向南平行成长方形，院中可容三千余哇。两墙尽头之处，建有一座同现代剧院相等宽大的戏台，台面向北，和正殿遥遥相对，交相生辉。庙建格局，沿正殿成对称式。
　　两道院墙内面，修成牌楼形式，入庙香客游人，善男信女，立观其下，可避风雨。两边围墙之上，所画壁画，各具情态，栩栩如生，真乃巧夺天工。东厢自北而南，所画者乃一殿至五殿的九殿阎罗；西厢由北至南，所绘者乃六殿至十殿之望乡台、孟婆亭、奈河桥、刀山血湖、油镬、剜鼻剖心地狱。
　　一九二七年后，其庙日渐破毁。一九五三年，正殿被拆修建赵寺小学，仅留娘娘殿为粮站占用。一才六六年，震撼人心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这场运动，波及十年，在当时破“四旧”的年代里，娘娘殿横遭拆卸，从此赵寺皇庙荡然无存。拆了庙宇，僧众无处栖身，如星散去，只剩二三佛门虔诚弟子坚守不去，於原基南不及三十米处自筑三间小屋，当时亦有坚心信佛之人前去焚香拜佛。改革开放后，彿门之虔诚弟子，主持大师汪心咏（现已圆寂）在我党宗教自由政策感诏下，四处化缘，八方奔波，申请於佛协，获湖北省佛协批准重建此庙，并列为“107”号景点。终于得以重建。有赖乐善好施之郭天雄、叶汉民、叶圣平、杨木安诸君的鼎力支持，更有社会上之善男信女，周边广大仁人志士的慷慨解囊。赵寺皇庙旋即动工。一九九五年奠基，一九九七年落成。如今之赵寺皇庙“大雄宝殿”占地一百余平方米，其中“娘娘殿”和僧侣宿舍、膳堂、施主住宿进歺之招待所总共占地一千余平方米。“大雄宝殿”上下三层，拔高三丈六尺。
　　现今赵寺皇庙，庙中设有一次可供七百余人就歺、供二百余人住宿的招待所，施主就歺，一侓免费。当今庙中主持，谨守佛门清规，平易待人；庙中僧侣，严遵门戒律，热情诚恳。
　　党的宗教政策惠教利民，弘扬了中华民族之文化，高度凝聚了我炎黄子弟之爱国心。构建社会和谐，营造河清海宴之局乃当今国民之要务。
　　赵寺皇庙之重建，有利於教化民心，赵寺皇庙之落成，乃孝感市一处靓丽的风景线。此庙座落于孝南与孝昌毗邻的赵寺埠，南来北住，东进西出交通便捷。
　　庙之落成，愚特撰此拙文以志。


　　　　　　　　　　　　　　　　　　　　　　　　　郭　继　华　
                                                      二零零八年五月四日于陡岗

刘少峰

赵寺埠皇庙重建序
作者  全国著名诗人  叶楚屏
我国三教,由来已久。儒之祖为孔丘，道之祖为李耳，佛之祖为释迦牟尼。然孔子与老子的学说，见于六经与《道德经》，并非宗教，其位当列于诸子之内。后之道教，乃东汉人张道陵所创，从学者交米五斗，人称“五斗米道”，其子孙世居江西的龙虎山，称张天师。其教无宗旨，无教义，惟授人以符水禁咒之法，根本谈不上宗教。
佛教流行地域广，信仰人数多，以“慈悲”为主，普度众生。什么是慈悲？爱念为慈，愍伤为悲，佛视众生如同家人父子，爱念而使其安乐，愍伤而使其脱难，所以有“慈航普渡”之说。佛教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众生”是什么？并不是单指人类，大到日月山河，小到草木沙尘，都叫众生。“佛性”是什么？就是生命与知觉，凡百众生，有生机的动物植物也好，无生机的砂石尘土也好，都有自己的出生、成长、衰退、死亡的过程，在它生存的一段时间中，也有知觉，也有强烈的生存欲望，谁对它加以伤害，都是罪恶。相传震旦六祖慧能，腿烂生蛆，舂米时因振动频繁，蛆落于地，事毕，仍将蛆拾还原处。他认为，蛆与人同生于世界上，一样要求生存，为什么要吝惜虚假的躯壳，不让它生存下去呢？
有人说：佛教的世界观是“五蕴皆空，一尘不染，无人无我，与世无争”。这同当代的国际环境，对内对外的剧烈竞争，岂不是南辕北辙？不，不是！佛的思想行为，有消极的一面，但也有积极的一面。佛有三觉：一是自觉，先自觉悟；二是他觉，说法度人，让别人也能觉悟；第三才是觉行圆满。如果人人都能自觉，你不伤我，我不害你，互相爱念，互相愍伤，岂不是都上天堂？另一方面，佛教徒虽然是吃斋戒杀，但在特定场合，如遇贪官污吏、土豪恶霸欺压残杀平民时，亦拔刀直前，挺身而斗，如河南的少林派、湖北的武当派，都是如此。隋末，少林寺僧徒昙宗等，曾辅助唐太宗削平王世充，立功者十三人，消灭无道，以就有道，救世安民，你能说这是出世人生吗？
现在，要说上正题，即赵寺埠皇庙的初建与重修。寺，古来是称官署，如鸿胪寺、太常寺、大理寺等。僧尼住所称寺，是在东汉。明帝时，佛教由印度僧摄摩腾传入中国，以白马驮经，从远道而来，开始寓居于鸿胪寺（官署），明帝即以寺为名而建白马寺以居之。中国之有僧寺，乃从此始。其后，晋、宋、齐、梁间，佛教大行，寺亦更多。唐杜牧《江南春》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并不是夸张。而且不独是南朝，北朝也一样。印度僧达摩由南梁入北魏，魏便为他在嵩山修建少林寺，传教授徒，遂开禅门一派，并盛行东亚诸国，他被称为震旦初祖。
赵寺，位于孝昌县白沙镇南七华里之澴河西岸。历代相传，云为宋太祖赵匡胤所建，故名“赵寺”，当地人称为“皇庙”。至于缘何在此建庙，建于何年何月，监修者何人，考之《孝感县志》及周围大姓如张氏、郭氏、叶氏族谱的《地方志》，皆无记载，只好付之阙如，不能深信年代荒远的讹传。现在忽于《张氏宗谱》中发现对赵寺埠的记载。大意说，在三百年前，猪行湾的张昆伦倡首，在此处开辟了一个集市，后来商业发展，凡孝感、云梦、安陆各处的货物，皆以此为集散地。澴河中的水运货船，亦往来如织，停泊于河湾港口。因此，人称此地为“昆伦集”。不久，改昆伦集为赵寺埠，这是市场更加繁荣的结果。所谓“埠”，就是码头。凡是商业兴隆，靠近河流的城镇，多称为埠，如应城的长江埠、孝感的三汊埠、陡岗埠等。但所谓“三百年前”，时间很不明确，考该谱所撰年代（也没点明），当在明穆宗隆庆间或神宗万历之初，是赵寺埠的命名，在赵寺建成之后有六百多年。这对我们了解赵寺埠历史地名的来由很有益处，但对这次的重修皇庙却没有多大关系。
闻宋时皇庙初建，规模很大，雄伟壮观，高近七丈，上下五层，连大院戏台，占地两千多平方米。中间正殿，雕栏画栋，金碧辉煌。元时复修一次，减其高为六丈。明代亦曾维修，改变不大。至清代咸丰末年，庙已残破不堪，乃拔根重修，基址如旧，惟减其高为四丈六尺，其外形仍为古宫殿式样。在1927年以前，庙貌尚觉如新，粉壁画廊，剥蚀犹少；神佛塑像，损坏不多。中间为正殿，面向南，正殿左右，各有一道高达一丈的垣墙，向南平行成长方形，其中可容两三千人。两墙尽头之处，便是一座和现代剧院相等宽大的戏台，台面向北，和正殿遥遥相对，其建筑形式和正殿一样。两道院墙内面，修成牌楼形式，入庙香客游人，立观其下，可避风雨。墙上都有壁画，名曰“六曹”。东厢从北到南，画的是一殿至五殿的阎罗天子；西厢从北到南，画的是六殿至十殿，其中还有望乡台、孟婆亭、奈何桥以及刀山、血湖、油镬、剜鼻等地狱，其笔画线条粗犷，显系出于建筑工人之手。其离奇怪异虽近于不经，然从惩恶劝善的角度来看，亦可以警戒人心。
1927年以后，其庙逐渐破毁，尤其是“文革”十年，简直弄得地平土塌，成为一块荒丘。寺僧星散，只余二三人坚守不去，在原基上自搭三间小屋，仍称皇庙。改革开放后，原庙主汪心咏法师在信教自由的政策感召下，向当地政府申请重建，又赖乐善好施的郭天雄、叶汉明、叶圣平、杨木安诸先生及四方广大施主的尽力支援，筹款将集，旋即动工。1995年奠基，1997年落成，乃因经济不足，时间仓促，建筑规模缩小，上下两层，高仅四丈。但庙貌形式仍依旧贯，庙顶四角，卷曲如钩；上盖绿色琉璃瓦，艳阳下照，光芒射目；内外墙壁，彩素相间，清雅可观。庙东一桥，相传为马姓寡妇出资所建，今改名为“怀清马鞍”。南面一桥为六条石磙垒成，原名六磙桥，今改名为“六磙锁蛟”。北面有一拱形桥，原名拱背桥，相传前代文武官员到此必须下轿下马，今改名为“拱背停骖”。
此庙重建，其筹款难，费力大，经时久，究竟对于国计民生，有何裨益？据汪法师与襄成其事的诸君言：庙之重建，不专在于事佛事神，以求香火之盛。其用意一则以“神道设教”的构想，协助政府化民成俗，去恶从善，端正人心；一则保存地方古迹，弘扬民族文化，以昭示来者，知我文明古国的源远流长。庙成，讬人请序于余，余老且病，久卧床缛，勉起拈毫，而为此序。

叶楚屏先生写于1998年

刘少峰

二者一脉相承，密不可分。1993年，国务院批准在花园镇建立新的孝昌县，使此地又回到了历史给她铸造的文化定势。孝文化是历史赐给孝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但如何利用孝文化，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呢？，笔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一、 孝昌县拥有丰富的孝文化资源。
“孝昌”的县名是中华孝文化的历史积淀在域名上的反映。孝感的第一个县名叫“孝昌”。“孝昌”此地在汉属江夏郡，晋以后属安陆郡。安陆郡此地孝子昌盛，孝名远扬，董永卖身葬父、黄香扇枕温被、孟宗哭竹成笋等故事广为流传，影响很大。孝昌县因“孝行昌盛”而命名的，这里自古以来，孝子云集，民风淳朴。孟宗是三国时的大孝子，他是孝昌县人。他“哭竹成笋”的原因，在古人看来，是因为“至孝之所致感”。史载，元嘉三年（公元453年），南朝宋文帝刘义隆的长子刘劭弑父篡位，改年号太初，文帝三子刘骏率部进行讨伐，讨“逆”成功，取得了皇位。刘骏为了巩固皇权，倡导孝行，改年号为“孝建”（公元454年），下令嘉奖有孝行的人，并在安陆县东部、郧县南境一带析置一新县，取名叫“孝昌”，以褒扬此地孝行之昌盛，同时也表明以孝治国的决心。当时的治所就在今孝昌县花园镇中胡村北（澴河边上）（据孝感历史专家姚震中考证）。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认为，孝昌“因孝子董黯立名”。董黯，字叔通，东汉浙江句章（今慈溪市）人，他侍母至孝，曾长途跋涉弄回大隐溪水给母亲喝，终于治好了母亲的病，后来，他辞官不就，迁居原孝感县北吉阳（现广水市南有吉阳山）。由此看来，“孝昌”这一地名是因“孝”而得名的。五代后唐时期，庄宗李存勖为避其祖父李国昌的名讳，于同光二年（公元924年），改孝昌县为孝感县，意指孝亲之情感天动地。此为孝感得名之始。后来，孝感县的县治由北迁到如今的孝感城区。清初 ，孝感知县张耀士说：“孝感以永名，孝感之孝子非独永也。”这说明孝感孝子之多。可见，孝昌、孝感这些地名含有丰富的孝文化内涵。
孝昌的孝址遗迹是孝文化长期积淀下来的实证。张良皋先生（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孝感石棚——孝文化的一处源头标志》一文中介绍：“孝感观音湖水库岸边一处小丘上，有一座石棚，当地人称为“棺材石”，传说是秦始皇搬来的。石顶原有文字铭刻，但已漫漶难识，有待考定。据鄙见，在原始时代，石棚是一种生殖崇拜的象征；到文明肇启，石棚转化为“高禖”，是奉祀嗣续和婚姻之神的礼仪建筑。”他认为，石棚若是人工建造，其孝文化价值将不可估量。
双峰山是乾隆御赐节孝金匾的孝媳故地。大砦村头的两棵龙柏就是最好的印证。大砦村人多姓胡，但胡家子孙们却把一位邬姓女性奉为自己的开基先祖。相传明永乐年间，一位邬姓母亲带着几个胡姓孤儿逃难来到大砦村落户，含辛茹苦地将他们抚养成人。永乐二十三年，邬母去世，人们把她葬在村旁，并在坟头栽下两棵柏树表示纪念。大砦村人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着这两棵树。古老的龙柏向人们展示着孝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如今，此处已开发成双峰山著名景点。据民间传说，七仙女当年飞天回宫，是由孝感最高的双峰山某处的“百步天梯”上天的。可见，双峰山是孝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孝昌县周巷镇青山村青山口西南有个“哭竹港”，就是因孝子孟宗哭竹生笋而得名。这里有孟宗墓、孟宗泣笋台、寺庙、碑林等遗迹。又悉，孝昌县花园镇长胜村也有个哭竹港，在这个自然湾，人们还发现了一个神奇的岩洞。孟宗墓、哭竹港究竟在何处？这有待于人们进一步的考证。武昌、鄂州、浙江湖州等地人说，孟宗哭竹的故事发生在他们那里，这情有可原，因为孟宗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已变成了一种精神符号、一种民族精神。这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这种资源是可以共享的。不过，笔者曾写过《孟宗故里源流考》和《再考孟宗故里源流》，在文中澄清了一些人的误传，用大量的事实证明“孝昌是孟宗的故里”。
孝昌县白沙铺原来名不见经传，在明朝初期，陈氏义门的一支迁到此地，子孙日益繁荣昌盛，陈氏家族就借用明朝著名理学家“陈白沙”的名字命名此地。陈白沙侍母至孝，被当时人们当作“活着的孟子”。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宋仁宗将《陈氏义门家法》收入国史馆，且赐王公大臣各一本，使知孝义之风。可见，陈氏义门家法当时在全国影响之大。陈氏家族以“白沙”命名此地，反映了他们对孝道的推崇。现在，白沙铺以陈氏人口最多，陈氏后人对旧家法进行了重新修编，让新家法成为人们治家的家训。正因为有这段历史，所以，白沙铺被载入了《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臧励和主编）。由此可见，白沙是一个具有浓郁孝文化内涵的地名。在孝昌县白沙镇还有一段王莽追刘秀的神奇传说，井因有“义”而救了刘秀。它的“义”是孝的拓展和升华，是一种“大孝”。
这些孝址遗迹是传播孝文化的良好载体，是孝昌孝文化源远流长的佐证。
孝昌的寺庙是传统孝道观在宗教层面上传播的载体。寺是供奉佛祖的地方，庙则是祭祀先灵的地方，二者都向人们传播了寻根意识和感恩意识。中国传统孝道观主要是由儒家孝道思想和佛教孝道思想以及先秦诸子的孝道思想所构成。儒家的入世之孝与佛教的出世之孝，都彰显了孝道的基本精神。佛制戒要求弟子出家前必须首先取得父母的同意。同时，佛孝的轮回、平等、慈悲以及自利利他思想，是佛教孝亲观超越于儒家孝亲观的根源所在。佛教要求子女践行孝道、回报父母养育之恩的思想，与中国儒家思想，特别是《孝经》所提倡的孝道伦理是一致的。大悟山金顶“弥陀寺”是隋末名将伍云昭修建的，迄今1310余年。白沙镇的赵寺皇庙是宋太祖赵匡胤为感谢救了他性命的和尚而修建的，被列为省佛协107号景点。“九龙寺”乃明代布政史李道元所建，迄今800余年。白沙镇的五显庙因僧人“医身显德、医德显廉、医技显精、医理显高、医风显善”而得名，这表明了僧人具有医世济人的责任感，体现了劝人向善的孝道精神。此外，孝昌还有真君庙、项家庙、观山禅寺，牛迹山寺等寺庙。这些寺院既是景点，又是传播孝文化的场所。
孝昌县的名人资源是人们践行孝道的标本。高燮曾（1841－1917） 是孝感白沙铺高家湾人(当时属白沙铺，现属花西乡)，他是第一个向光绪帝上疏举荐康有为的人。高燮曾热爱乡梓，曾捐俸在故里修建学堂，供家乡子弟就读，对家乡贫苦士民亦常尽力相助。他侍母极孝，当地人有“高孝子”之称。他的母亲病故，他守在灵枢前，忽闻惊雷，就恸哭不止，担心母亲受惊，大有古人“闻雷泣墓”之遗风。（出自高容《回忆我的祖父高燮曾》）令人痛心的是，高燮曾的墓地却很少有人前来凭吊。中国现代历史文化名人丽尼是白沙人，他在日寇的铁蹄践踏中国时，在《江南的记忆》中写道：“江南，美丽的土地，我们底”。巴金曾经深情地说：“江南，美丽的土地，我们的！这样响亮的声音，这样深厚的感情，我们永远忘记不了《江南的记忆》的作者。”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将国民党的重要军事情报转交给了党组织，对中国革命的胜利立了大功。令人遗憾的是，他的故居至今荡然无存。李文田是孝感白沙铺（今属孝昌县花西乡）栗林乡严李家湾人。他与“鉴湖女侠”秋瑾女士一同加入同盟会，受到孙中山先生的赞扬。他谢绝清政府的进士学位，在门楣上大书“痴农摒翰”。遗憾的是，这个匾额至今没有踪影。这些名人的爱国情怀是“移孝作忠”精神的具体体现。丰山镇妇女况孝蓉被中央五部委评为“全国敬老好儿女奖”，她的事迹还被录入地方小学课本教材《可爱的孝感》。周巷镇妇女刘青枝被省政府授予“湖北省十大敬老好儿女”荣誉称号。这些名人资源，其实是孝文化长期熏陶的结果。
孝俗是孝昌独具特色的孝文化资源。楚人素有“深固难徙”的情愫，楚辞中有“狐死必首丘”之说。孟宗“犯禁委官”，回家奔丧，庐墓三年，产生这种举动的原因之一是当地孝俗的感召所致。现在，一般人家堂屋里的中堂上都供有“天地君亲师位”的牌位，“亲”在第四位受到敬重供奉。民间还有“父母在，不远游”之说，可见父母在后人心中的位置之重要。在民俗中，只要父母在，子女岁数再大也不能称为“老人”，男人不能留胡须。父母亡后，直系亲属为“大孝”、“重孝”，送葬时要披麻戴孝，一般要颈围五尺长白布，全身着白服，脚上穿白鞋。丧礼结束后，头七未满不得上他家串门，还要守孝三年，供饭三年，守孝期间不得穿红戴绿。对于丧户，春节贴春联颇有讲究。长辈死的第一年为白色对联，第二年贴黄色，第三年贴绿色，第四年才贴红色。从孝昌年俗、婚俗、丧俗中，我们都可以看出此地孝文化之浓郁。

刘少峰

二、 打造孝昌孝文化旅游品牌的可行性
唐朝诗人刘禹锡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这句话阐明了文化与旅游的辨证关系：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不仅是民族思想文化的宝藏和精神家园，而且也是一种战略资源和生产力要素，其中蕴藏着巨大的现代旅游经济潜能；而新兴现代文化则是旅游资源的重要补充和生力军。四川省历史文化古镇孝泉是中国“涌泉跃鲤”、“安安送米”的故里，这里打造的孝文化旅游品牌很有影响力。浙江湖州举办了“孝文化”生态(乡村)旅游节，进而开发了“银发市场”。  植根于中国文化的百度，在推出“社区搜索”理念之时，从孝文化中发现了商机，推出了“百度全家游”活动。这些地方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旅游是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提高到一定水平后人们自觉的、必然的文化需求和精神追求，是一种积极、健康、科学的娱乐身心、修身养性、提高素养的高尚生活方式，是一种获取审美享受、心理满足，增长见识，开阔视野，陶冶情操，完善自我，使自我人格得到全面提升和发展的高级精神活动。由此可见，文化是旅游的生命，没有文化的旅游是无力的。若将文化与旅游割裂开来，那么，文化将成为无本之木，而旅游也只能在低层次上徘徊不前。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相得益彰。
文化是旅游经济竞争的核心。旅游业的竞争本质上是文化的竞争，文化因素已成为旅游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旅游活动中，旅游者物质方面的需求是较低级的需求，其最终目标是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而各地域、各民族的文化差异性往往为一个地域、一个民族所独有，这是很难模仿和复制的。因此，突出旅游文化特色，形成区域间的文化特质，这是培植旅游经济核心竞争力的关键。随着旅游开发逐渐向深度发展，文化越来越像一只无形的手支配着旅游经济活动。因此，我们只有通过不断的文化创新，才能保持旅游经济基业永葆青春。
    孝文化是孝感的特色文化，具有独特性和唯一性。“董墓春云”之所以成为孝感八景之一，其原因就是因为有孝文化与景点的有机结合。双峰山景区建立了孝文化公园，吸引了不少游人前来品味孝文化的无穷魅力。孟宗文化是孝昌县的特色文化，是孝昌县的“名片”。随着时代的变迁，孟宗文化的影响也在不断地扩大，其内涵也不断被充实。孟宗“哭竹生笋”故事的影响已超越了事件本身的意义，而被人们积淀为一种思想、一种传统美德。《宋史•348萧畸传》载：“调望江令，治以教化为本。访古迹得王祥卧冰池、孟宗泣笋台，皆为筑亭……俾民知所向”。孟宗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留下了不少遗迹，人们通过“孟宗泣笋台”等遗址来缅怀这位先贤。现在武昌、鄂城等地依托孟宗文化打造旅游品牌，这就是孟宗文化广泛传播影响的结果。孟宗的故事传入日本后，日本人民遂把能在冬季长出竹笋的毛竹，叫做“孟宗竹”。日本祗园有孟宗山，山上有孟宗像，其文化影响引起了世界瞩目。相比而言，孝昌县开发孟宗文化就略显滞后，令人遗憾的是“孟宗笋”的商标已被福建省抢注了，“孟宗哭竹”这一文化资源被很多地方移植了，这让人感到十分惋惜。可喜的是，人们已开始重视对孝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工作。周巷镇青山村每年举行的“三月三孟宗文化会”，就吸引了上万群众前来观看，并引起了省内外的关注。目前，观音湖景区被评为国家4A级景区，孝昌县熊畈村也成为全省旅游名村的候选者。这些工作是令人兴奋的，给我们打造孝文化旅游品牌增强了信心。总之，孟宗文化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感染力，是人们了解孝昌的桥梁和纽带，因此，开发和利用好这一文化资源，打造孝昌孝文化旅游品牌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三、对打造孝昌孝文化旅游品牌的构想
孝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也是以“孝”闻名的孝感市的特色文化。文化是旅游的灵魂，孝文化是孝感市的特色旅游文化资源。将孝文化作为旅游资源进行开发，可带来广泛而重要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效益，这对促进地方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文化旅游业是对外开放的窗口，是一个地区的名片。文化旅游业的繁荣发展，是一个地区整体形象和综合实力的体现。发展文化旅游业有利于塑造和改善城镇整体形象，有利于提高城镇知名度，有利于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因此，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对于增强群众的开放意识，营造开放氛围，改善投资环境，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鉴于此，笔者特提出如下构想：
1、以观音湖这个国家级的4A景区为龙头，将孝文化资源与孝昌八景、孝感八景等自然人文景观结合起来，让景点插上“孝文化”的翅膀，变得更有灵性。
2、将自然景观、名人资源、佛教资源、民俗资源融为一体，从而产生强烈的孝文化聚集效应，吸引更多的国内外客商前来旅游观光、投资创业。
3、在孝昌城区国道转盘中央塑造好孟宗像，命名一批富有孝文化内涵的街道、村落、产品等，让人们一走进孝昌，就知道孝昌人的精神追求。
4、将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结合在一起，将弘扬孝文化与展示孝昌形象融为一体，通过大力宣传、普及孝文化知识，规范人们的行为规范，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提高全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增强城市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促进家庭和谐、邻里和谐、社会和谐。
5、利用自然生态和“孝文化”旅游资源优势，加快开发老年旅游产品、大力开拓老年旅游市场。
6、科学地构建孝文化旅游网络。将孟宗文化景点、历史遗址、名人故居、佛教场所等串联起来，构成孝昌县孝文化旅游线路，让人们在旅游中感受到孝文化的无穷魅力。同时，将孝昌的孝文化旅游网络与云梦的黄香墓、应城的欧阳修守孝三年遗址等连接起来，打造孝感孝文化旅游精品线路。
7、抓紧修建李文田、丽尼、张瓒等名人故居，让游人在观光中提高对孝文化的认识。要大力保护好义井、高燮曾墓地，加大对这些具有历史意义地点的宣传力度。
8、以全省旅游名村的评选活动为契机，推出一些以青山村、熊畈村等为代表的乡村孝文化生态旅游品牌，从而扩大对外影响，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
9、加大对“孟宗哭竹”这一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力度，迅速注册“孟宗”商标，防止这一文化资源被闲置，或被人占用和掠夺。
10、成立研究机构和领导协调机构，科学制定孝昌县打造孝文化旅游品牌的远景规划和近期目标，积极稳妥地做好孝文化和旅游资源开发工作。
当前，重视文化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是世界性现象。国际旅游发展的经验显示，旅游业的收益越来越不依靠人数的增加，而来自于多元文化含量的旅游产品和特色旅游服务。实践证明，旅游与文化交流结合程度愈高，旅游文化因素越多，旅游经济就越发达。因此，打造孝昌孝文化旅游品牌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脚踏实地做好这一课题。
（载于《荆楚文化和湖北旅游》、《旅游与孝文化资源开发》等书中）

刘少峰

重修黄鹤楼赋


  叶楚屏

     鹤矶旧址，鄂渚名楼。何年即圮？今日重修。鸳瓦射唐宫之月，露盘承汉殿之秋。金碧辉煌，光摇日影，丹珠掩映，彩倒江流。往来红袖青衫，不惮回廊百折；上下垂髻黄发，应愁阿阁三休。幸阳春之正好，喜旧地之重游。国事无忧，不似范公作记；乡关未别，岂同王粲抒愁。
     尝闻斯楼之初建也，蛇山之顶，大江之边，言真异事，忽有飞仙。御长风以过汉，抱明月而行天。随白云之冉冉，驾黄鹤之翩翩。山侧樵夫，挥斤倚树；江头渔父，停桨登舷。忽扬长一去，竟小别千年。徒劳碑板清词，广题亭上；不见云空仙客，再过楼前。
     占气东来，回眸西向。长埋之鹦鹉难飞，久系之龟蛇无恙。和风则草树千姿，落日而烟云万象。卧朱虹于峭壁，车辆追风；涌白马之高潮，楼船破浪。碧嵌雁影，一天古字难摹；黛染蛾眉，几处遥山入望。欲唤云中仙子，访问凡间；也同楼畔游人，流连江上。
     若其上连襄汉，下引潇湘。通蜀吴而东西流远，联京广而南北途长。扼交通与四面，控锁钥于中央。岂词客称觞之地，亦群雄角力之场。铁马金戈，临白水以誓众；黄龙青雀，展红旗而蔽江。决雌雄于一旦，分胜负于双方。寂寞铜驼，睹百年之治乱；迷离蕉鹿，叹千古之兴亡。
     今则政治清明，国家安泰。典章起改革之潮，形势具腾飞之概。选才则登录俊良，去弊则芟除荑稗。祖国之新颜旧貌，变在三年；人情之安富尊荣，毒消四害。楼已重修，人还健在。然上寿之难期，恐斯游之不再。生花无梦，聊将秃笔摛辞；倚仗临风，独对长江兴概。
（占气：当初仙人从东来的一股神气。朱虹：指武汉长江大桥。）   
（载于《黄鹤楼诗文选》、《武汉市地方志》等书中）

刘少峰

抓周的民俗
小孩周岁，家长安排生活、工作等各方面的用具放在一起，让孩子挑选。孩子凭借先天的“卉根”从中抓选，抓到什么用具，就意味着这个孩子今后将在这一领域有天赋、有造就。这就是“抓周”。
    抓周的习俗寄托了家长对孩子殷切期望！
(刘少峰搜集)

刘少峰

坐席

　　在白沙铺乡下，每逢年节或婚丧大事都要宴请亲朋。宴请时在席位座次的安排上颇有讲究。如果处置不当，来客轻则说几句不中听的话叫你难堪；重则推翻桌子拂袖而去，甚至亲戚“竖路”（互不来往）。所以白沙铺人请客喝酒吃席时，特别注意合乎礼节地安排宾客的位置。如遇大宴宾客还要请一位头脑精明、熟悉礼仪的人安排座次。
　　摆席的桌子一般放在堂屋，堂屋放不下再放侧屋，侧屋如还放不下，还可以放到邻居家里去。堂屋是正席，“八仙桌”每侧坐两人。桌子正对堂屋门，进门的右侧上方是首席，与首席相对的左侧上方是二席；右侧首席下方是三席，对面左侧下方是四席；桌子上方靠右是五席，靠左是六席；桌子下方靠右是七席，靠左是八席。
　　安排客人座席的第一个原则是舅爷为尊。“舅爷座席姑爷陪”，舅爷坐首席，姑爷坐在对面的二席上作陪，姨爷等其他客人再相应安排。
　　座席的第二个原则是“男人优先”。即在辈份相等的条件下，优先安排男客座席。有时，主人将女客另设一席，这样大家都方便。
　　座席的第三个原则是“长者优先”。辈份相同，按年龄大小依次坐。如果是远亲，辈份即使不同，年长者也应在席次上优于年幼者。
    在不同的场台，座席还有不同的规矩。如果办丧事，首席由八位“抬重殇的（指丧的人）”坐；结婚的首席由媒人坐；生孩子或小孩生日首席自然是孩子的舅爷坐。
    白沙铺讲究座席的礼节，如果客人缺乏这方面的常识，坐错了位子就会成为人们的笑柄。不过人们对远方的来客比较宽容，即使客人坐错了位子也不会责备、取笑。当然最好的办法是客人听从主人的安排。
(刘少峰搜集)

刘少峰

　　　辛亥革命老人李文田事略
　　　　　　刘少峰

李文田，字瑞蓉，号镜蓉（1881——1930），出生于孝感县原郭下乡（原白沙铺严李湾）的一个农家。幼时苦读经书，爱习诗文。青年时期，胸怀大志，关心国事 。他目睹清廷腐败，曾写一首五绝《感世》以明志：“多少兴亡愤，凄凄无所支，愿将身世泪，化作杜鹃啼。”这是他以身许国的誓言。
为了寻求救国富民之道，1904年，他响应张之洞的号召，瞒着父母，向族人借贷（后卖田还债），离开妻子和年仅几岁的儿子，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学习实业（他的孙子李仲华先生记述在明治大学）。留日期间，他不仰人鼻息，不盲从日本的主张。1904年，他参加了当时留日学生“反对日军侮辱中国留学生”和反对日本政府颁发《取缔留学生规则》的罢课活动。赴日初，写有《游上野博物院》一诗：“一池一院一亭台，石肖人形水自来，林木依然吾国景，江山别样动离怀。”他认为，日本的“池”、“院”、“亭台”式样不过仿我国之造型。这说明，他对日本并不盲目崇拜，相反地由此更激发了他赤热的爱国之情。
他游览了日本许多地方，感到最伤心的地方莫过于马关。在那里，他看到日本政府挂有清政府向日本求和的牌子，上面写着：“中国李鸿章求和处”。他认为这是对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因而恨透了卖国贼李鸿章。他在游马关时，写了《李鸿章抽赌》一诗：“外患无如内患艰，防倭奇策粤先颁。敢将赌国输孤注，战后留名立马关。”借诗以讥讽李鸿章。他在这首诗后自注：“‘公’督粤，患盗，思治之。有军无饷，乃抽赌，盗益盗。于是各行省采票大出。是皆‘公’以粤东赌风易天下也。甲午中日战争，‘公’治外寇之策反穷，所练二十年之海军，全覆于一旦。日久不决，反乞和于马关。马关在日本海滨。山上建一高楼牌，横直十余丈许，上书‘中国李鸿章求和处’。令人至今过马关，观之泣下。”
他除学习功课外，还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根据辛亥革命后《稽查开国于军事上建议画策或奔赴运动成绩卓著者》表里“起义前运动何种会党”栏中，李文田填有：“甲辰年十月入日本青年会，后入秋睿卿（秋瑾）女士音乐会，邀留学诸同志，于中国留学生会馆开会，著有二十世纪支那新闻，发行湖北学生会刊，以饷内地人士……”他热爱音乐，常求教于秋瑾女士，并加入了秋瑾女士举办的音乐会，他们之间交往甚密。在经济上，他也得到了秋瑾女士的多次资助。1905年，他与秋瑾女士一同加入了孙中山先生倡立的同盟会。
回国前夕，有日本友人劝他不要回国时说：“你留在日本吧，回国后，战争狂人是不会让你安宁的。”他深表谢意后说：“清廷腐败，中国兴亡我也有责啊！”在离开东京前夕，他写了十首《客燕》，其中一首诗这样写道：“桑田沧海有西东，远志当归各不同，莫道似曾相识久，也应展翅弄秋风。”这首诗表达了他急切的报国情怀。1906年，他与秋瑾、郭定安等一道回国后，清政府欲赐以“进士”学衔，他婉言谢绝了。他说：“愿作痴农，不当学士”。并在住宅大门的横额上大书“痴农屏翰”四字。
李文田回国后，旋即投入到国内推翻清朝政府的民主革命活动中。他在《自传》中写道：“首先入皖省运动军学两界，继由皖至豫返鄂。”传中还说“寄居学务处，向各师范学堂演说。”他以内黄学堂为立足点，一边教书，一边运动军学两界，鼓吹革命。在内黄学堂时，人们都蓄着辫子以示忠于清廷，而他却剃成光头暗示不服清规。当时，他的家乡附近有几个保皇派向清政府献媚求荣，以李文田不蓄清式发辫为借口，控告他“心怀异志”。于是，数人聚谋，教唆被清廷贬谪下台的旧知县出面到黄州控告他。李文田当时辩驳说：“我不蓄清式发辫，属今不从古；然清兵入关，以干戈而有天下，今用枪炮，亦今不从古，皆异志之有乎？”由于他的雄辩，幸得无恙。
在这一段时间，他写了大量的传播爱国主义和宣传革命道理的诗文，出版了诗集《国魂》。他在《咏古诗四十首》序中写道：“仆居黄州内黄学务处，因以诗文会友，完成运动军学两界任务。翻阅群书，聊仿文通咏古之意。任我情性，发其旨趣，略咏断句四十首。”这四十首诗中有《陈涉起兵》、《赵复阻兵》、《文文山不屈》、《林则徐禁烟》、《秋瑾唱歌》等等。这四十首诗，在运动军学两界、组织反清力量方面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他在内黄学堂散发传单时，被内黄一些忠于清廷的顽固派所发觉，他们秘密上告清朝当局，幸亏部分倾向革命的师生设法营救，他才幸免于难。秋瑾女士知道他艰难的处境后，即通知他转至河南内黄任豫鄂皖学务委员。他到开封、萦泽、安阳、南阳等地，继续坚持鼓动军学两界。当他获悉秋瑾遇害的消息时，乃潜回湖北乡里。这时，他写了《闻秋瑾女士临刑噩耗》：“梦魂何日伴江东，秋风秋雨泣无穷。解识干戈为社稷，断金心事断头同”。（意谓从此断绝了秋瑾女士对他的帮助，故倍感痛心）
孝感知县徐冠瀛于光绪二十一年（1904年）在文昌阁内开办了孝感工业预备学堂，设立新课。留日归国革命志士李文田以及诸多爱国名士曾被聘为教习（教师）。该学堂培养了许多有志于革命的青年。如石幼年、王华章等毕业生均是辛亥革命首义的中坚力量，有些人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李文田潜回湖北后，多次到逸园及其附近从事秘密的革命活动。为避开清廷耳目，他曾多次在这里以赏菊的名义召开秘密会议。1910年，他曾以一首《逸园赏菊》（五言古诗）作为一次会议的纪实。其内容是“……自昔来逸园，三至罕佳作。书生苦戎马，心同叶交错。聊学惜花人，吟哦深寄托。园逸兴亦逸，花开多于昨。为山功未亏，此意堪领略……。”他在诗后还特地注释：“逸园为李华堂君讲农之所，余同周绍先（平林警署）、叶炎生等赏之。”在那时，他只能用含蓄或双关的语言表达心境。
1911年夏，他潜回花园，秘密侦察清军活动情况。同年8月在本乡办理团防，准备武装起义。友人刘至阶警告说：“清军风闻吾乡革命党，以弟为最，宜慎之”。后果遭清军缉捕，遂潜赴省城帮办军务，与学界同仁陈次宗、李青山、沈登滨、李树胜（均为孝感人）等志士，参加了武昌首义。起义后，他深得孙中山先生的赏识，获得了“稽查开国时于军事上建议画策或奔赴运动成绩卓著”之嘉奖证书。孙中山先生在他的起义证书上亲笔题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八个大字。
武昌起义议和后，李文田在王德明、黄奠绅、王安澜等名下任书记长，随军驻德安、平林、随县、襄阳等地。他在随军纪实诗《军次安州以竹根自制马鞭戏题》中写道：“惯伴从军客，吟鞭独著先，风尘劳指点，戎马趁丁年。”籍以抒发从戎之乐。他自注道：“民国元年，军驻安州城里盐局，局后小院多竹，取根制马鞭成后作。”驻扎平林时，他写了一首《题女士扇面图》：“丈夫名誉传巾帼，巾帼何曾不丈夫？设使女权全世界，还将虚位席于吾。”
1913年，他随军驻随县时，还写过《宿营随县》，其诗曰：“年来山邑患难平，捧檄西行又远征。不负随民全喝采，孤军还敢守孤城”他在诗后自注道：“随州步兵单薄，余炮兵至，随民唱采迎之。步兵出防后，炮兵无掩护，城廓危极。”当年五月，一小股清军不甘心失败，在厉山一带为匪，抢劫民财，进行顽抗，随民不得安居乐业。王安澜先命令一个团进剿，结果全军覆没，团长胡炳南被俘。后又命王德明带兵前往，王借故未去。李文田当时是书记长，代王行使军令。在这次战斗中，他成为不是指挥者的指挥者。他带兵开往厉山时写了一首五言古诗《随州拔营厉山途中有感》：“北来才旬日，秘命飞轻电。转檄晓全营，行伍戒游宴。……执辔出北门，卧见棺堆遍。惨祸胡为乎，闻之堪悼唁。君等忠于随，我辈欺再战。晚抵神降地（传说厉山为神农氏所生之地），宿营为独殿。清卒告零星，山民免鼓煽。寄语八口家，从此可安奠。”从这些诗文中，略可看出李文田在戎马倥偬的生活中对革命胜利抱有乐观之心，他的胆识和谋略也由此可见一斑。

刘少峰

厉山之战后，他随王安澜驻军襄阳。他在《从军襄阳题画朱介甫》诗中有“书生戎马度襄阳，案牍劳形不自由”的警句。他在悼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悼词中写了“身葬黄花骨也香”的壮烈诗句。
袁世凯为了圆当“洪宪皇帝”的美梦，妄图用武力扑灭革命火焰。1913年9月，他攻陷南京后，竟下令通缉孙中山和黄兴两位开国元勋，并将鹰爪伸向湖北，捕杀了2000多名革命党人，李文田先生亦在缉捕之列。恰逢此时，他接阅家书，言及父亲病危，他只好请假回家探视。当他乘火车行至花园至陆家山之间时，被袁的爪牙发现，他急速跳车，因此摔折了左腿，昏倒在路旁，幸被同村农民李友伦路经其旁时发现，李友伦急将他背回家中，又转移到亲戚家中隐蔽治伤。从此，他结束了戎马生涯。
当孙中山先生在广州举起护法运动的旗帜时，他又燃起理想之火，无奈身残难赴，乃作《哀国》诗以抒怀：“学得颠狂杜牧之，干戈落落写新诗，奇材未必埋残骨，皇帝犹有倒运时，汉苑名花齐吐飞，满城秋色压眉低（喻袁贼嫉妒革命党人），东南半壁江山好，谁把偏安天下私。”（赞扬孙中山先生有“天下为公”的奋斗目标，决不会只图偏安而已，定会兴师北伐以成大业的。）可是，孙中山先生在北上北京与北洋军阀谈判中病逝了。李文田内心十分悲痛，写了《吊孙中山先生》诗五首，其中二首是：“两行热泪共潮生，洒到珠江海若惊，寄语九泉无处去，春风送信问离情。”“太牢有意敬先生，欲叱群羊怕石惊，倘得金华山上术，朝朝暮暮展芳情。”
当他得知曹锟、段祺瑞之流竞选伪总统时，就以《食用瓦钵》为题写了一篇日记，对曹、段之流进行痛斥。这篇日记是：
“余冬日临飧，喜用瓦器。家人恐其不雅，为戚友人笑，屡易新式瓷碗，余心不许。夫瓦钵胜金玉，古人垂为家训。近人金玉其面，败絮其中，遇事好异惊奇。不曰维新，则曰复古；不曰复古，则讲求新式。豪商巨富，下箸百万，研究烹调，非酒楼之残羹冷炙，即妓馆之醋海酸汤，求其如吾之乡味真索，驼峰冬筍，尽储于一钵中也，岂可得乎？”
“至于宪法实行，上下行贿。谚云：‘官家一席酒，百姓半年粮。’自民国以来，朝总统府，夕即荷台城；朝贿议员郎，夕呼囚阶下。如此者不知凡几？在彼辈梦想，必以总统议员，为终身铁饭碗之可靠。观夫曹、段之流，其视余之用瓦钵也何如？记余癸亥汉皋之游，同孙、汤二议员宴大旅馆，耗番饼十元，只食用瓦钵饭一飧，汤等赞赏。是我之可弃，人竟取之；乡曲为常，城市为异也。先儒顾炎武比较城乡习气，谓“人聚于乡则治，聚于城则乱；乡民有恒心，而城民无恒心。’余今犹是乡民也，马齿加长，无状足述，依然书生之样，能食用瓦钵而不自谦于心。知我者，作一有恒心之乡民以观我也可。”
因足疾随军不便，李文田乃重返教育战线。他除精通中文外，还熟悉日、英两国文字，先后在北京、开封、武汉、广州等地教书，可谓“桃李满天下”。他热爱教育事业，在其《咏教徒乐》中写道：“不似山农曝背耘，舌耕笔耨水来汾。砚田哪止箪瓢乐，弟子争先听异闻。”他曾以《论政》为题，引导学生做文章。开篇点明中心的几句是：“政者，正也。先正己，后正人。己所不正，焉能正人……”
他晚年返回家乡设帐教书，先后在塔儿潭、严李湾、唐家河、宁家河等地设馆教私塾，就读者甚众。他改变了一般私塾的教学形式，按学生程度编班级，排课表，以当时最新教科书为教材，传授中外文理各科知识，并教日、英两门外语。
李文田先生教学的最大特点是“有教无类”，他非常关心贫困子弟。他在塔儿潭社庙教书时，看见一老乞丐领着一个面黄肌瘦、鹑衣百结的孩子，来校门求乞，先生连忙叫学生们为他俩烧火取暖，给以饭食，并劝老人将孩子留在塾中免费就读。这孩子就是后来成为当地有名塾师——张锦屏。
１９２８年，李文田应聘到河南开封任教，一年后因病回家。由于医治不愈，他于１９３０年２月与世长辞，享年５０岁。遗著有杂文《痴农集》八卷、《东渡日记》、《归国日记》各二卷、诗集《国魂》等。生前著作有《国魂》、《秋瑾传》传于世。



参考文献：
刘企贤先生的《辛亥老人李文田》
李仲华先生的《忆我的祖父辛亥革命老人李文田》
鲁鋆的《纪述1903年——1933年孝感留学日本的著名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