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开学第一课：小学语文课本里的家国细节

教师之友网

第一课 《翻开心爱的课本》1987


　　"每当我翻开心爱的课本，就像跨进知识的大门。"


　　上世纪80年代末，文化思潮风起云涌，小学课本也在标新立异。语文新增了"说话"试用本，以图画和儿歌为主要内容，培养学生看图叙述、发现细节的能力。第一课是《翻开心爱的课本》，关键词是知识、花园、蜜蜂、接班人，以及新词"四化建设"。全彩印的画面，多课为有韵的歌谣，能感觉到为贴近儿童的努力，但终究缺乏当年张元济、丰子恺等大家的气韵神髓。民国的编绘有一种率性的返璞归真，有着孩子与成人可相通的灵气与敦厚。


　　遥相呼应着半世纪前民国的图书杂志热，80年代中后期的出版业轰轰烈烈，急巴巴为国人出版各类思想、文化、科学、潮流读物。各种老书一再翻印，西方新书不断引进，本国学者的新著蜂拥上架。人才出、作品出。以前的和眼前的文化高峰，主要是一种制度文明的产物。早在20世纪40年代，提倡创造教育的陶行知针对社会专制提醒大家注意，"创造力最能发挥的条件是民主……只有民主才能解放最大多数人的创造力，而且能使最大多数人之创造力发挥到最高峰"。


　　小学教育，热爱是最好的老师。编课本的老师和授课解惑的老师，如何才能先有一份心热，再将热传递？好的教育自然清新，又含辛茹苦、殚精竭虑。


　　"说话"说了几年不说了，不知是效果不彰还是要为学生减负。

教师之友网

　第一课 《小蝌蚪找妈妈》1995


　　"池塘里有一群小蝌蚪，大脑袋，黑灰色的身子……"


　　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大潮席卷全国，邓小平"南巡"后"东方风来满眼春"，半掩的国门卸下了政治的顶门杠，被经济推开。消失已久的民间、社会办学传统，也在艰难地恢复。公司多了，流通快了，下海跳槽，南飞北漂，到处是寻梦的人流、流动的机遇、遇着就要逮住的财富。股票、房地产、手机、VCD、随身听、卡拉OK潮涌而来，人心急切，社会浮躁。


　　我这几年回西安，去了从小到大的几所母校，全变了。南关小学被一个巨大的农业银行一屁股坐掉了一半，小时候疯玩的操场估计已变作金库；初中时上的九中被重点学校六中兼并成了分校，西安的114查号台已查无此校；高中就读的十三中也不知搬到哪儿去了，原址先是变性成了培华女大，再职业高中，现正建智障学校；我的大学西安矿院也先是改名为西安科技学院，再扩张为西安科技大学，临潼分院弄得比本部大得多。这就是当今教育的缩影，也是社会的镜像。想想那些欧美百年学校真是老朽，再想想找不着原校门的我们这辈人岂不成了自学成才？


　　此一时代升学率高的中小学俱增大了敲门砖的含金量，教育被分数线押着踉跄奔跑。分数是筹码，金钱可以加重筹码。花钱择校择区而居就能上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就可能上重点大学，找到高薪工作，结识如意伴侣，过上富裕生活。在分数的威逼利诱之下，小学生的书包越来越重。此外，子女留学已成为官家富户对未来的重要布局，拿下绿卡再杀回故国创业，已成"海龟"潮流。这一拨人中的才俊和百年前的詹天佑、胡适、周恩来们一样又不一样，一样的都是欲从科技、文化、政治层面西学东渐；不一样的是当下令世人眼花缭乱的发展让"海龟"也变得过剩，"土鳖"倒让"海龟"生羡。在资源掠采、生态剧变和是非模糊中，科学发展观确实比科学更重要、更高妙。小学课本看似心静如水地守在课堂里，其实它们的老师和家长都在闹哄哄的市井潮声里沉沉浮浮。


　　《小蝌蚪找妈妈》，曾经以水墨动画片感染了几代人，复现于新一代的第四册第一课里。"蛙声十里出山泉"，可小蝌蚪听不见，齐白石听不见，孩子们也大多听不见了。

教师之友网

第一课 《找春天》2002


　　"春天来了！春天来了！"


　　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让中国奠定了众多的世界第一。制造业第一的后面，是留守乡村的孩子和随父母漂泊城镇的孩子数量皆为世界第一。孩子们像羊一样地四散和迷途，城乡之间能摆多少课桌，课桌之上又能有多少课本？曾有民国小镇的小学校长不同意一统校服，以免增加穷孩子家庭负担；也有如今大都市的日本小学校长坚持学生统一着装，以免阔少比拼名牌华服。手法迥异，用心相同。


　　几十年里，建筑工地一样的中国，从人到物，已有太多的翻新，征地、改建、拆迁，猝不及防，见怪不怪。每个人离家十年再回家就有迷路的可能。WTO后GDP升得快、车子和GPS地图换得快、SOHO建得快、CCTV广告涨得快、SB和SP帖子也顶得快。想想我这十四本第四册找得好苦，或因为百年间三大动荡都与老书过不去：战争毁，"破四旧"烧，搬家卖。


　　一切都大起来：大坝大水电弄出大移民；大学大合并让大学及其毕业生扩大几倍；报刊图书出版、电影电视广播能并就并。企业改革抓大放小，国有资产巨无霸，银行、石油、电信、航空逐步大入世界一百强、五十强；连灾害也变得几百年几千年不遇的大。而最大生长的是互联网和手机短信，新闻绯闻丑闻诽闻大爆炸，博客微博段子视频游戏拍砖人肉杯具洗具，层出不穷。小小课本已难洁身自好，又更需洁身自好。学校谋金，学术窃誉，教育被病。不怕下游筑坝多，但恐源头活水少。正如杨东平先生所言："当前我们亟待补上的，恐怕正是由'五四'知识分子启动而至今尚未完成的启蒙，使诸如教育民主、儿童中心、崇尚个性、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这样的现代教育ABC重新成为普遍的常识。"


　　每一辈人都有自身的命运。轮回一圈，新一辈又开始《找春天》。这一册2002年第一版，2008年第六次印刷，现在2010年还在用。


　　国文百年第四册个人解读就此打住。


　　长空雁过天有字，是谁伫立读出秋。






　　专访邓康延


　　重温母语的自然、质朴和张力


　　《新周刊》：重读"百年开学第一课"的意义何在？


　　邓康延：范用生前曾说过他要不断回到他的小学时代，因为那里有他全部的精神装备。当代中国知名知识分子傅国涌也十分肯定小学教育对人一生的作用："其实很多老先生在他们的回忆文章或交谈中告诉我，对他影响最大的其实不是大学教育，而是中学教育甚至是小学教育。"


　　《新周刊》：寻找这些老课本，难度大吗？


　　邓康延：教科书是当年发行量最大的书，但存世量并不大。百年间抗战内战烟火、"文革"大破"四旧"、近年拆迁搬家移民，哪一项不是旧书的宿敌？在两年多时间内，我共收集了300多本老课本，最早有106年前的"老古董"，最贵的两三百元，一般都在10元到20元之间。


　　最难找的是1904年和1970年的。在北京的那段日子，我几乎每个周六周日都去潘家园，国内的其他古董市场和旧书市场，我也几乎找遍了。我曾去台湾和香港与当地朋友走街串巷寻找，几乎一无所获，甚至出国的时候，也不放弃机会，去唐人街碰碰运气。后来我突然明白了，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大量的老课本应该还是积淀在大陆。这两本书最终在潘家园找到了。但1970年的第四册却因为第一课是《林副主席指示》，两页纸被约八岁的北京书主人扯掉了，未被扯掉的目录上标题也打了叉，这是那个时代的经典印痕和童心塑造。


　　《新周刊》：所有的"第一课"中，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年的？


　　邓康延：1904年第一课《太阳》，说的是科学里的自然太阳；而到了70年后，课本封面的太阳已成了伟大领袖。还有1941年的陕西"马粪纸"三四册合订本，里边饱含着艰辛和悲愤，为扫描清晰，我花了一个中午的时间，把第一课"卢沟桥"用铅笔描了一遍，描绘时，许多今昔影像如在眼前，不能自已。


　　《新周刊》：重读这14本老课本，带给你的感触是怎样？


　　邓康延：老课本让很多人产生了共鸣，从中你能够读到母语的自然、质朴和张力。在我们东方有这样一个系统，唐朝的诗、宋朝的词、元代的曲，可以没有障碍地千百年无缝传递过来，这在其他国家并不常见。我小学一年级就开始读"最高指示"、"毛主席是红太阳"、"阶级斗争为纲"，而民国时期的读物，已经很接近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却又饱含着中华民族的深厚文化底蕴。所以，当我读到民国老课本的时候，真是恍如隔世。那是我们丢失很久的传统中国文化。


　　《新周刊》：纵观百年来小学课本，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邓康延：1904年，小学语文课本第四册的第一课是《太阳》，清朝垂垂老矣，象征着知识的阳光开始歌唱；1940年，国难当头，孩子们低头翻看的第一课却是《春风》；1970年老课本的封面是红太阳，却与1904年的"太阳"不是同一个了；1981年的第一课是《春天来了》，政治斗争和革命思想慢慢远去，又一个新时代来临了；2002年，"春"第三次出现在百年语文课本的第一课，轮回一圈，新一辈又开始《找春天》，这一课至今还在小学课堂中回响。


　　《新周刊》：通过小学语文课本摸索近现代中国教育的血脉，你得出怎样的结论？


　　邓康延：在百年教育史上，民国老课本就是一个巅峰。我甚至觉得，在中国几千年教育史上，它都是一个巅峰。民国年间，纵是兵荒马乱，却有人心淡定。上有信念，下有常识，小学课本集二者于一身。我始终认为，老课本里面有一种亲和、自然、多元的精气神，这就是民国的气息。而现在教育成了中国社会的"瘤子"，不管是良性还是恶性。为什么在网上、在读书界、在民众中对老课本新阅读有这么大的热情，不是说我写得多好，首先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些老课本产生了共鸣。我希望更多的教育决策者和教育家能看到这本书，从中有所感悟：我们如何认真地给我们的后代编写课本？ （采访/丁晓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