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间立场解析中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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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间立场解析中国教育


熊丙奇


本文载于2008年8月18日中国商报，记者　郑立华

一年一度的高考、中考，总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件，让我们重新对教育、对体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进行议论、观察和反思。这本《教育熊视》，是青年教育学者熊丙奇从民间研究者的视觉和角度，对林林总总的教育事件的特别观察，相信对读者会有所启迪。

“皇帝新装”里说真话的孩子
中国商报：从《大学有问题》，到《体制迷墙》，再到今天的这本书，您一直坚持站在民间立场，对中国的大学教育进行研究，并勇敢地发表自己的观点。我觉得您就像童话“皇帝的新装”里那个说真话的孩子。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或动力让您能够坚持下来？您多年的呼吁有效果吗？

熊丙奇：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起。陈丹青先生对我这种做法的评价是“吃错了药”，是个有病的人，而且病得不轻。确实如丹青所言，“作贱”教育的文章、批评教育的书谁看、谁买？又或者即便教育部官员、学校领导人手一册，又能如何？

这是比较悲观的看法。在教育的现实中，有时确实十分沮丧。你会发现，教育的批评与教育的现实不相交——所有教育的问题健康地、生机勃勃地继续发展。2004年出版的《大学有问题》一书所描绘的大学问题之种种，今日依旧存在，而且有的变本加厉，比如大学行政化与衙门化。

但是，正如我在《大学有问题》一书中所说，没有对大学的希望，就不会写这本书。写大学的问题，正在于让大家直面教育的问题，进而改变大学的问题。这个过程，不会一蹴而就，否则，大学的问题就不会成书了。在《体制迷墙》一书中，我对解决大学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有详细的解读。也许由于对大学问题解决的艰巨性有清晰的“认识”，因此，在沮丧之余，我并没有放弃希望。这有点像面对顽症的医生，并不会因为顽症总是无法攻克，而放弃攻克的希望。我不是医生，但我觉得教育的顽症，如不攻克，不但会侵害每个受教育者个人的身心健康，而且会贻害社会。有些时候，研究教育问题，说出教育问题，也是对教育中人的一种鼓励，就如病人看到医生没有放弃研究顽症一样——陈丹青先生在《体制迷墙》的序中说，教育的希望最终在人，或许也是这个道理。

中国商报：不只一人在对现行的教育现象提出异议和批评之后，被单位辞退或自动辞职，比如陈丹青先生。而您书中提到一位朋友，因为写文章说国内研究生质量下滑而得罪领导，而被禁止继续研究。可您本人也在大学工作，您的研究行为有没有给您带来什么麻烦？

熊丙奇：直到今日，我只是一个业余教育研究者，不在专门的教育研究机构工作，也不属于任何教育研究团队。据说，有教育部门的领导来访学校，曾以为我是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而在网络传言中，也有把我认为是复旦大学的教育研究所长的。事实上，如果我是大学教育研究所所长的话，我根本写不出这样的文章，做不了这样的研究。写这样的文章，做这样的研究，不但自己砸了自己的饭碗，还可能会殃及自己的同事。有谁会给你课题？而没有课题，仅这一项指标，你就通不过考核。

我没有申请课题、看别人脸色的问题。但我也有我的问题，谁会欢迎一个总爱说不中听话的人呢？张鸣先生戏称“没好果子吃”，我想，如果我不想吃什么“好果子”，这有什么问题呢？

大学里有一个同事，前不久告诉我，他把家里订的报纸上刊登我的文章全部剪了下来，已经厚厚一本；还有位教授在某个场合见到我，见四处无人，悄悄走到我跟前，说“你了不起，说出了我们想说的真话”……有这样的读者，所谓的麻烦又算什么呢！——人不能免俗，有时确实喜欢听好话。所以，我理解不喜欢我的话的所有人。

用教育思维代替官场思维、经济思维

中国商报：大学的很多问题（比如您书里提到的“研究生教育体制”等等），我想大学校长、官方人士可能很了解这种情况，也未必没有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可就是对现实不做改动，为什么？

熊丙奇：谈起大学的问题，我相信大学校长、官方人士比我还深刻，还到位。一是他们见识多，大学校长80%有海外留学经历，且年年出访世界名校去讨教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经验；二是身处重要决策圈，好多复杂的问题，他们都了然于胸，见诸媒体的，被一般教授知道的，在他们看来，都可能是“鸡毛蒜皮”——这算什么问题啊，还当回事。

我相信，仅仅从教育的角度出发，校长、官员们确实有好办法。但问题是，今天发展教育，基本上没有教育思维，而是经济思维、官场思维。领导们考虑的问题，与大家考虑的并不一致，所谓学者考虑“是非”，而官场、商场衡量“利弊”。

中国商报：与“不作为”相对应的是，有些部门推出的一些法规和措施有明显的“不着调”“不靠谱”的嫌疑，比如曾引起广泛讨论的“跳交谊舞”、“京剧音乐课”等，这些行政命令常常虎头蛇尾，得不到真正落实。那么，这样的政令怎么会出台？

熊丙奇：用行政命令来推行“跳交谊舞”、“京剧音乐课”，不过是教育部门惯常的做法，是行政治校而非学校实行校本管理的直接结果。我国教育法，规定了学校拥有自主办学的权利，但是，现实中却是政府直接办学，在行政指挥下，中小学千校一面，大学也是一个模式。出台这样的政令，还在于教育决策缺乏民主过程，即没有充分调查、论证。制定方案，提交人大有关部门讨论、决策的程序，仅仅在专家建议基础上，由行政部门自行决策。这种政策，必然因为先天不足，因为没有注意民意，而后天夭折。

中国商报：您提到民意，说民意没有真正地参与决策，可是我想民意中也有好有坏，得区别对待。怎样听取、听取什么样的民意，应该也是很重要的。

熊丙奇：举个例子。某校制定一项政策，把方案放在网络上公开听取意见，有10个网友在方案后留言，其中9个赞成，1个反对。从“网络民意”讲，这个政策似乎被大多数人接受，可是，这10个人占全校教师和学生人数的多少？不过万分之几。这10个人究竟是谁？还有，反对的意见，是不是可以通过网络技术过滤？令人称奇的是，有的学校领导居然认同这样的民意。

这不是真正的民意听取过程。真正的民意听取应有制度保障。比如，学校的决策，应有代表教师利益的教师代表大会，或者教授会；有代表学生利益的学生代表大会，或者学生自治组织，通过他们，把民意体现在决策之中。对于政府部门的决策，则应该通过人大的讨论、审议而体现民意。

民意不是一个人说好，就很好，而一个人说坏，就很坏。这种被个别声音所左右的政策，基本上都是不注重民意的结果。

问题根源在于体制

中国商报：大学教育，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在于体制吗？

熊丙奇：体制，是公认的大学问题的根源。总体来说，在政府眼里，学校也是一级政府，怎么办、怎么发展、教什么、怎么教、研究什么、怎么研究，都得听政府布置、安排。在学校总体发展上，有诸多工程，规定学校按工程的进度推进办学；在具体教学上，有本科教学评估，政府教育管理部门组织专家，拿着评估指标的标尺，一个一个学校量过来；在具体的研究中，有各种名目的政府计划、基金项目，教授们申请课题，必得恭恭敬敬填表格、谈想法、设计预计的“创新点”。

一级政府的大学，本身也有政府的级别（除民办学校外），有的官至副部长级，大多为正厅或副厅。在级别的诱惑下，校长办学听谁的？对谁负责？而在副部长级、厅级校长之下，大学拥有庞杂的行政管理机构，北京大学的管理机构共有27个，与国务院改革之后的部门数一样多。比北大管理机构多的高校，还有不少，有的高校机构达到40多个，处级干部超过500多人。

中国商报：每谈到大学，人们常喜欢与国外大学做比较，可国外的模式拿到我们这里，即使不走样，会有效吗？

熊丙奇：其他的不说，仅举一例自主招生。自主招生，美国高校做的很好，很成熟，学生向学校提交申请，申请材料包括SAT成绩、中学学业成绩（所学功课及等级）、中学综合表现（包括社区服务表现、志愿者经历、科技创造等）、推荐信，学校根据申请材料，决定是否对申请者进行面试，有的根据材料判定不符合学校录取要求，有的根据材料直接录取，还有的则组织进一步面试，面试包括电话面试、校友面试、校园面试多种方式。采取何种方式，以不增添学生的麻烦，不产生新的教育不公平为基本原则。

换到国内，5%自主招生以及自主选拔录取，我们也学国外的模式，问题却出来了。社会舆论怀疑中学学业成绩、中学综合表现作假不说，也怀疑大学根本没有能力进行面试，认为如此自主招生不过是给有权有势者提供了上好大学的通道。社会舆论的质疑有没有道理？美国大学校内实行学术管理，招生规则透明，执行规则的是纯教育性的机构，不受行政力量的左右，没有权力寻租的空间，而与美国大学相比，国内高校实行行政力量主导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处处都孕育着权力寻租的可能。

另外，我们提起自主招生，就想起面试，而且是集中的校园面试，却没思考学生有没有能力承担面试交通费、住宿费，强调沟通能力、见多识广的面试对不发达地区、农村地区学生，会不会有新的不公平问题。美国高校在我国内地招生，如果提出国际面试，学校是要给学生提供交通费、住宿费等国际面试费用的。

所以，当某些局部的办学模式，被“拿来”之后，在现有的体制中，不走样也变味。国内诸多高校都说自己有教授会，可是此教授会与彼教授会根本不是一回事；国内高校还有董事会，这个董事会，与国外大学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就更不是一回事了。

呼唤依法治教
中国商报：教育常被称为“百年大计”，可具体到个人身上，就变成了能决定人一生境遇的关键，比如今年青海的高考移民，以及北京那么多无处考学的绿卡人员子女，可不可以说都是政策的牺牲品？

熊丙奇：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但是，我国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教育质量差距有多大？不同地区的学生升学机会差距有多大？这种巨大的差距，造成了高考移民与择校现象。而打击高考移民、禁止择校，其用意为推进教育公平。

很多高考移民“重灾区”的考生与家长，对打击高考移民热烈欢呼，因为这“保障”了他们的利益。这些欢呼的考生和家长，要知道，明天当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你会也在其他人的欢呼中感受冷漠。必须注意的是，教育不均衡现实，是由于没有依法推进教育公平所致。而治理教育不均衡问题，更要依法治教。离开了依法治教，谈何“百年大计”？

中国商报：关于教育，可说的话题太多，您的研究主要针对大学。但教育是一项延续性的工程，在婴幼儿阶段，在小学，中学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很多问题都是逐渐积累到大学阶段才表现出来的。是不是我们的家长和学校的人才观、教育观一贯不正确，才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如果您也认为“观念是根本”的话，那么您觉得正确的人才观和教育观应该是怎样的？

熊丙奇：这本《教育熊视》，我开始把视角扩展到基础教育，除大学的问题，也谈中学的问题、小学的问题。曾有中小学教师对我说，熊老师，来我们学校看看吧，问题比大学还多，还复杂。大学的问题“还好”，有媒体关注，有人说，中小学里很多问题没被关注。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国教育的问题，不是局部的、个别的，而是整体的、全面的。而问题的背后，在于教育观与人才观的错位。我们的教育，充满了工具理性与竞技逻辑，教育被认为是生存的工具，为了更好地生存，必须与其他受教育者展开竞争。这种教育，不但不注重每个个体的素质提高与能力发展，而只关注他们能否在教育规则中获得成功，而且直接把受教育者分为成功者与失败者，通过教育升入大学（以及成功找到工作）者被认为成功，而未进入大学（以及未成功找到工作）者被认为失败，读书的功能与价值完全异化。

教育有功利的一面，即接受教育，获得回报，成功就业，提升生活的品质；但也有非功利的一面，即通过教育，完善自我，提高对自己与社会的认知能力。太强化教育的功利性而淡化教育的非功利性，必然使整个教育走向知识层面、技能层面，无法进入受教育者的内心。升学教育突出，而公民教育、平民教育、生活教育却渐行渐远，理想、信念、价值观的缺失，就不可避免。而且，这种“教育”有因果循环，今天的教育是过去教育的结果，而明天的教育，承受今天教育的后果。

我想，我所做的工作，有很大一部分就在于告诉大家，我们应该有怎样的教育观与人才观，并以这种观点，纠正我们行为上的偏差。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说：“我痛切地感到，我国现在极需要进行一次教育改革的启蒙运动，进行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惟有如此，才能把我国教育改革推向前进。”对此，我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