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期刊的“国际化”之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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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的“国际化”之惑

http://www.bkpcn.com  2010年2月1日  
  
近年来，SCI已成为大众舆论中耳熟能详的洋词，“出镜率”非常高，它总是与大学排行榜和学术国际化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与此同时，屡见于报端的学术造假和学术不端也总会和SCI扯上关系。随着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呼声的日益高涨，SSCI和A&HCI也开始较多地进入了人们的视线。那么，它们与大学的质量和学术国际化到底有什么关系？又是谁造就了这样的关系？它们已经和仍将要给学术研究及学术国际化带来怎样的影响？

SCI魔力何在　

因为在大学排行和职称、科研项目评审中SCI都发挥了神奇的作用，社会各界对于它所具有的魔力一定已多有见闻，但对它何以具有魔力或许还不甚明了。其实，谜底揭出后，一切都很简单。

SCI是英文Science Citation Index的缩略形式，翻译过来就是“科学引文索引”，由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SI）建立，是一个专门收录自然科学论文中出现的引文的数据库。SCI覆盖了生命科学、临床医学、物理化学、农业、生物、兽医学、工程技术等学科。一般说来，科学研究总是站在前人或同时代人的肩膀上前行，因此，引述前人或同时代人的观点是必不可少的，几乎每篇论文都会附有一定数量的参考文献，对这些参考文献进行记录、统计、分类等，对研究可以发挥一定的参考甚至指引作用，这就是SCI建立的初衷。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每年以各种语言和形式发表的科学论文是用得上“汗牛充栋”这个词来形容的，要对全部论文进行引文统计既无可能——太多了、语言太杂了；也没意义——“水货”甚至学术垃圾太多，全统计进来了反而没价值。因此，只有统计其中最优秀论文的引文情况才有意义，也就是说必须进行筛选。在学科分工日趋精细的今天，一个情报研究所要从学术质量上考量和筛选每篇已发表的论文的引文这个海量数据不啻天方夜谭，只能用最简单的方法：首先，由美国人做的索引当然先让非英语的论文靠边站；其次，只能采取“以刊评文”的方法，即假设优秀期刊所发表的论文一定优秀，优选论文也就简单地等同于优选期刊——确定引文统计的“来源期刊”，于是就有了人们通常说的“SCI学术榜”。在这学术榜背后，明眼人并不难看到英语和西方的霸权，只是其所标榜的科学标准，使这种霸权尚不突显。

随着自然科学国际化热潮于20世纪80年代后在中国的出现，“SCI学术榜”开始走红国内学术界特别是高等院校，这本是件好事，因为它能比较直观和及时地反映国际学术动态和热点，对一个后发国家的科学进展当然是有重大意义的。但是，几乎与此同时，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SCI的评价功能被开发出来，并且被不断地放大，很快超越和遮蔽了其基本功能。这个评价功能是基于上述的假设——优秀期刊所发表的论文一定优秀，而“SCI学术榜”就是优秀期刊榜，那么，机构或个人在这个学术榜上发的论文越多，该机构和该研究者就越优秀。于是，基于SCI论文数量的各种排行榜就堂而皇之地登场了。这些排行榜简单明白，貌似客观公正，难以暗箱操作，量多者在前，量少者排后，童叟无欺，全国通行。一时间，各高校院所趋之若鹜，血拼学术榜的热潮随之而起，各路科研大军，无不臣服其麾下，并美其名曰“学术国际化”。在SCI期刊发表论文渐渐地成了科研水平的唯一标准和学术国际化的唯一表征。

可见，在自然科学国际化的浪潮中，传入中国后的SCI犹如魔术师手中的魔棒，可以点石成金，如此魔力，连它的发明者也不免感到惊奇。因为他们最明白，SCI原理只是一种基于概率的假设，例外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的，即上榜的并非一定是优秀论文，不上榜的也未见得皆是垃圾；即使上榜的论文都堪称优秀，其价值大小也是大不相同的。因此，仅以发文篇数或被引用频次的计量来评价科研机构和学者学术能力的优劣很可能是荒唐的。尽管国外也有类似的排行，但至多也只是学术评价时所考虑的诸多因素之一而已，且还为许多名校坚决抵制。因此，当SCI的始作俑者加菲尔德先生2009年访华时，面对如此热潮，也不由得大为惊奇，叹为观止。

社科索引何以不温不火

事情并非到此为止。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除了制作SCI，还有两个与SCI同样声名显赫的引文索引——SSCI和A&HCI，并称为三大索引系统。SSCI即《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覆盖了经济、法律、管理、心理学、区域研究、社会学、信息科学等学科；A&HCI即《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rts and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覆盖了语言与语言学、文学、哲学、宗教与神学、古典研究、历史、考古、艺术与建筑、表演艺术等学科。可见，几乎所有的人文和社会学科各学科均已被覆盖殆尽。但与SCI早在20多年前就开始走红中国不同，SSCI和A&HCI在中国却始终不温不火。其中的缘由主要有二：一是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色彩使得具有浓厚西方学术背景的SSCI和A&HCI的公正性不免遭到质疑；二是人文社会科学丰富的语言工具与SSCI和A&HCI的英语独大的状况形成了矛盾。与此相对应的是，在自然科学大张旗鼓地国际化的同时，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界却回避了这一命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号角也在日渐吹响，与自然科学国际化相比，迟了有20年。这20年间，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冷战结束后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提高，已由一个现存国际体制的对抗者逐渐转变为受益者，随着角色的转变，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在国际领域，越来越多地响起中国的声音。学术界也不例外，在国际学术的舞台上，特别是自然科学界，有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身影。与此相比，人文社会科学顿显落伍，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的口号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

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人文科学国际化与自然科学国际化在内容和目的诉求方面也不尽相同。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自然科学国际化大潮基本承续了中国学术百年来与国际接轨的惯性，为的是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故接轨是单向度的、纯接受形的；新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的国际化进程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新动向，即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新加入这一行列的人文社会科学，其国际化除了在方法和规则方面与国际接轨，还都表达了强烈的输出愿望，即要使中国的知识产品走向世界，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故近年来的国际化所强调的是双向度的、互动形的。

细细地追究一下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口号的提出，不难发现研究者对西方学术认知的深化，西方学术不再被视为洪水猛兽，而是承认其科学内涵和价值，意识形态批判的色彩减淡了，与之平和、平等地对话渐渐成为学术界的常态，而这一切又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有密切关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SSCI和A&HCI进入了部分中国学者的视线，虽然当年影响到SSCI和A&HCI进入中国的因素仍然存在，但已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了。不仅如此，在国际化特别是对外输出中国知识产品的强烈诉求推动下，引进和利用SSCI和A&HCI还被视为最快捷和最有效的国际化途径。

几乎与当年SCI进入中国的情况一样，SSCI和A&HCI对科学研究的真正作用尚未得到开发的时候，其评价功能已被预设，而且，这个过程远较SCI要快。因为评价的路径已由SCI探明，也就是说，SSCI和A&HCI之“水”未到，将其用于评价的“渠道”早已成就，一旦SSCI和A&HCI能够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登堂入室，其在学术评价中的权威地位也就确立了。虽然到目前为止，SSCI和A&HCI的魔力尚不能与SCI相比，但只是个时间问题。基于SSCI和A&HCI的排行榜已开始发布，已有许多高校将在SSCI和A&HCI期刊发表文章作为重奖作者的依据，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可以预见的是，会有越来越多的高校和科研机构迅速加入这一行列，SSCI和A&HCI像SCI那般彰显其魔力的时候不会太遥远了

谁持魔棒当空舞

是谁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使得SCI和SSCI及A&HCI成为学术评价和学术国际化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工具？要弄清这个问题，先要从学术评价说起。学术研究特别是基础学科的学术研究往往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它又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实力和形象，需要国家和社会给予大量的投入，对其产出却不能像商品那样仅靠市场来检验，因此需要以适当的方式进行评价，以检验已有的投入和决定进一步的投入。在SCI等引文索引类的数据库问世前，由学术共同体内的同行专家对学术成果和项目进行评价是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普遍采用的评价方法，这是一种对评价对象的内容和价值进行直接判断的评价方法，又被称为定性评价，评价者有着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它的公正性、可靠性和准确性完全建立在评价者的道德良知和学识水准的基础上。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加大了对学术研究的投入，对学术评价的需求也就不断增加，评价与科研机构和个人的利益关系也日渐密切。毋庸讳言，有利益的地方就难免有不正之风，单纯的定性评价的公正性开始遭到质疑，继而痛遭诟病，以定量评价取代定性评价的呼声响彻在上世纪90年代的学术界。进入新世纪，随着国力强盛，国家对学术研究的投入日见其涨，经费等资源分配规模和频次都在加大，从高校到院所，有太多的项目需要评价。以所谓定量的客观评价见长的评价机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并迅速崛起，SCI、SSCI和A&HCI等计量的引文数据库的评价功能首先被它们开发出来。接着，它们又借着学术国际化的东风，更加大了SCI、SSCI和A&HCI在学术评价中的分量。

当然，评价机构纵然再有能耐，没有权力部门的首肯它们也成不了气候。领导或者说管理学术共同体的行政权力部门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行政部门；二是政府行政部门。对于SCI的魔力，有些高校院所醒悟得早，有些高校院所反应要迟钝一些，结果是早醒悟，早得益，具体体现就是在评价机构的排行榜上蹿升得就快。现在几乎所有的高校院所都醒悟了，这才出现了上文提及的血拼SCI学术榜的局面。这些评价机构当然都是“民间”身份，但并不影响其得到“国际标准数据”支撑的排行榜的权威性及社会认同度，特别是当公众对SCI为何物尚不甚了解的时候。而政府部门对这些民间排行榜基本持一种不置可否的态度，但对学术国际化是大力支持和鼓励的，因此，评价机构只要将它的排行榜与学术国际化紧紧地联系到一起，它们的权威地位就不会旁落。评价机构正是这样做的。评价机构成功地将学术国际化与学术评价和SCI、SSCI、A&HCI联结在了一起。它们一直在向人们灌输着这样的理念：要实现提高学术水平和实现学术国际化，只有在国际上公认的学术平台即SCI、SSCI、A&HCI学术榜期刊发表成果。

它们的努力首先在SCI上获得了成功，因为自然科学是没有国界的，英语也已成为公认的工作语言，也很少受意识形态和民族身份的影响，SCI在近20年来的中国学术界基本畅行无阻，特别是在评价机构的推崇之下，其在中国学术评价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没人能撼动。接着，它们转战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利用学界急迫的国际化诉求，使得SSCI和A&HCI的影响大有急追SCI的势头。那么，评价机构为何如此看重SCI、SSCI和A&HCI？说白了，原因十分简单，那就是这些机构的评价人员大多出身于文献情报专业，除了摆弄这些数据，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对各个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除此以外的任何实质性评价。

但是，评价机构对政府和高校院所的影响力却不容低估。评价机构原本属于学术研究机构，为学术共同体的一分子，但他们现已成功地凌驾于学术共同体之上，成为负责利益分配的行政权力部门与学术共同体之间的桥梁。他们也从不讳言，他们工作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政府行政管理部门服务。不仅如此，他们因为擅长排名而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学术资源的分配，成为学术权力的一部分，“指挥棒”的效能更加突显。当它们将SSCI和A&HCI与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捏合到一起后，更是如虎添翼，在其“指挥棒”下，有过SCI成功经验或惨痛教训的各高校院所不仅不敢无视SSCI和A&HCI，而且争先恐后地将其纳入本单位发展的战略目标，通过包括重奖在内的种种手段激励本单位研究者努力在这些学术榜期刊上发表文章，以增加本单位在排行榜上的得分。

于是，在评价机构的指挥下，通过各高校院所的实际操作，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化正呈现出对自然科学国际化的路径依赖。

商品生产与知识生产的逆向运动

循着自然科学国际化的SCI路径，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的SSCI和A&HCI之路能走得通吗？这是一个值得学术界和行政权力部门深思的问题。

SCI、SSCI和A&HCI的制作者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对于其来源期刊有着明确的准入标准，能符合其对学术质量主观判断和写作规范的期刊，基本是欧美国家主办的英文期刊，与SCI及其扩展版本已收录一些有影响的中国学术期刊不同（尽管数量仍十分有限），SSCI和A&HCI至今只收录了极个别的中国期刊，中国最有影响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都不在其收录之列。客观地说，不收中国期刊并非因为一般人想象中的政治或意识形态原因，而是“非英语”和“不规范”。因此，与其说这样一个中文成果基本不认、中国最好的期刊基本不收的SSCI和A&HCI确立的是什么样的文章和期刊才能“准入”的“规范”，不如说它们是在明示“不准入”的“禁律”。这个“禁律”，正是知识与权力关系的体现。凡要在SSCI和A&HCI发表文章的学者或要进入SSCI和A&HCI的期刊，无一不是无条件地服从这一“禁律”的，我们不难看到“禁律”所明示和隐藏着的英语和西方霸权，它所要维护的正是所谓“话语的秩序”。

其实，即使在西方学术界，人们也无不明白，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着太多的不同，人文社会科学有太多的不能抽去和归一的东西，它的国际化必定是有限度的，其标准必定是多元的，其平台必定是多样的，其语言必定是丰富的。更为重要的是，SCI与SSCI和A&HCI虽然模样仿佛，但实质上截然不同的。因为SCI针对的是自然科学期刊，其规范和标准比较容易抽离人文因素，故也许是客观的，可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SSCI和A&HCI针对的是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其规范和标准也就只能是无法剥离人文因素的主观性规范和标准。如果说SCI是让各国科学家摒弃个性向同一性集中，那么，SSCI和A&HCI就应该保护个性和多元性的发散性存在。但是，到目前为止的SSCI和A&HCI在这方面并不如人意。而保护个性和多元，非其不能，实乃不为也。不必上升到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尊严的高度，即使纯粹从是否有利于中国本土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如以SSCI和A&HCI作为判断研究成果质量高下的标准，结果也一定是荒唐的。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今天的SSCI和A&HCI引文数据库及其来源期刊都已与商业利益密不可分，该数据库已交由商业贸易公司在中国推销，要想利用这一数据库，必须花重金购置；而其来源期刊大多是要收取不菲的版面费的。因此，一个奇特的现象正在中国学术界出现，那就是与商品生产逆向运动的知识生产。

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起飞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在经济发展上资金不足、技术落后的中国为了加速发展的步伐，大量引进外资和先进的生产线，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工业，产品则主要销往国外。这是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必由之路。但在自然科学国际化的过程中，“中国创造”似乎早已实现了：中国学术界却输出了大量的资金和知识产品到欧美发达国家——研究者花重金购买国外的SCI期刊的版面，输出（发表）他们的科研成果，然后再从国外的出版商们那里将这些期刊连同数据库一起高价买回来。中国近年来在SCI期刊的发文量已名列世界前茅，这与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商品生产的过程正好相反。是因为中国自然科学界的总体水平已高于欧美发达国家吗？恐怕未见得。且不说中国学术界至今仍未能获得梦寐以求的诺贝尔奖，仅从另一个更能反映一个国家学术水平的指标——影响因子来看，与中国巨大的SCI发文量极不协调的是，其影响因子却要倒着数。可见，有大量的所谓SCI论文不过是学术质量和影响极为一般的文章，甚至不乏学术垃圾，然而却并不妨碍它们在评价机构的统计中得分。近来屡见报端的中国学者SCI论文造假事件为此也作出了最好的注脚。

可以预见的是，只要将SSCI和A&HCI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的主要甚至是唯一指标，这一与商品生产逆向运动的知识生产过程很快也就会在人文社会科学界出现。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危机显现

在积极倡导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的今天，审视一下先行一步的自然科学国际化的“遗产”是有必要的。国际化带来了中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和全面进步，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国际化过程中的一些遗憾之处。自然科学国际化之所以迅捷，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省略了自建有效的国际交流平台这一程序，而直接利用“国际公认”的交流平台——SCI，为此甚至不惜以自毁平台——中国自己的学术期刊为代价。这条路对于快速增加“国际公认”的科技论文“GDP”来说是非常有效的，但后遗症也是明显的。最突出的就是：一、中国科技期刊的没落；二、诱发了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按照常理推论，一个国家科学技术高歌猛进时，其科技期刊也应该有相应的快速发展，但事实正好相反。一方面，优秀的文章都跑到外国的SCI期刊去了；另一方面，中国期刊进入SCI的决心不可谓不大，措施不可谓不力，为了进入SCI，几乎什么事都可以做，可是，SCI的大门对绝大多数中国期刊来说实在太难叩开。连昔日最优秀的中国自然科学期刊也都落入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一般期刊只好“无可奈何花落去”。与此同时，近年来揭露出来的多起学术不端和学术造假事件几乎无不与SCI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然而，这些都未能阻挡某些评价机构和学术单位对SSCI和A&HCI的热捧和追逐。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SSCI和A&HCI的痴迷，除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走向没落和学术不端难以遏制，后果可能会更加严重，甚至是灾难性的。因为抛弃了国内期刊后，自然科学的论文还可以到SCI期刊发表，而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有关中国学术的研究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即使所有的SSCI和A&HCI期刊都能公正地对待来自中国学术界的投稿，但在其已收录的众多期刊中，只有个位数的期刊设有中国研究的专栏，大量的中国急需的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根本无法在这为数极少的期刊上发表出来，加之语言和规范方面对作者和读者的双重障碍，能在这些期刊上发表文章的只能是极少数学者，而其读者面更是无法与中国期刊相比。无论从中国学者研究成果的发表，还是从中国独立的知识体系的维护来看，建立和完善自己的国际化平台——优秀的中国学术期刊群——都是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不可省略的必要步骤。人文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国际化的路径依赖只能是缘木求鱼。

然而，在评价机构的努力推动和各高校院所的主动或被动响应下，各种基于SSCI和A&HCI的排行榜已使得SSCI和A&HCI事实上正在成为判断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质量和实现国际化的唯一标准和渠道。在如此明确的导向之下，中国期刊的没落，以中文为载体、以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问题为对象的研究的式微，中国独立的知识体系的瓦解，或许终将难免，这绝非危言耸听。

（作者：朱剑，南京大学学报执行主编）





来源：新闻出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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