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贵：我的美国教育之旅

管季超0712

李希贵：我的美国教育之旅

山东省潍坊市教育局长，国家督学李希贵2005年4月，应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阿瑟·莱文院长的邀请，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到了哥化比亚大学教育学院，他与美国的教授和纽约市的中小学教师们一起，开展了36天的研究。我们选择一些精彩片断，和大家一起分享。 1.学生是课堂的主人吗？ 2.我们怎么光说不做？ 3.教师就是专家？ 4.培训能给教师留下什么？ 5.大制度与小规矩 6.教育，关注生命质量 7.在“Yes”和“No”之间 8.在选择中学会选择 9.不要让孩子带着等第进入社会 10.人生规划从什么时候开始 1.学生是课堂的主人吗？ 对我而言，暂时推开纷繁的行政工作，告别自己熟悉的城市，离开朝夕相处的同事，从浸润了自己生命近30年的习以为常的教育生活中跳出来，投身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教育环境中，面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生活和工作的校长、老师、学生以及大学的教育研究者们，将能够获得些什么？ 　　我对自己的美国教育之旅充满了一种探索的冲动和新鲜的好奇！ 　　不想，晚饭还没有完全结束，戴维先生的第一个问题就向我逼来——“学生是课堂的主人吗？” 　　这个问题还需要回答吗？在国内，这个耳熟能详的句子，已经在校园里响彻了20多年，它甚至已经成为我们的一个原则性口号，以至于到今天，大家感到已经无需再提了。 　　可有多少人认真考察过：在我们的校园里，学生真的是课堂的主人吗？ 　　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教师公寓里，当课程专家戴维先生向我发问的时候，我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他发现，在我们的课堂上，学生并不像是主人。 　　晚餐还没有完全结束，我们就迫不及待地一边看我带来的课堂教学实录，一边商讨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方案。 　　戴维先生的视角还真是不一样，他不时地对我们的课堂教学实况录像“指手画脚”。 刚看了一会儿录像片，他的问题就来了：“摄像机在课堂上为什么只摄教师？为什么只见教师在那里指手画脚？”而且，在一些录像片断中，教师与学生显然没有处在一个平等的地位，因为所有教师的声音都有字幕；而学生回答问题的时候，却没有字幕，无意的疏漏为什么偏偏发生在学生身上？难道连我们编辑录像的工作人员都这样看不上课堂里的学生吗？ 　　然后，他又发现，课堂上的教师总是“抓”着学生，一个个地提问题，其他学生这时候 还能学习吗？他半是认真半是玩笑地说：“要我这样上学的话，我可就不干了！” 　　戴维先生的评点，既让我感受到美国式的率真，又同时面临着思维的“威胁”。 　　课上完了，接下来是国内一些老师对教学环节点评的录像。奇怪的是，老师们点评的精力也大都放在了授课教师的身上，他们对授课教师在课堂上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关心备至，而对学生活动的关注却又少之又少。           2.我们怎么光说不做？ 当我告诉他，中国的课堂上是有规矩的，学生坐下去与站起来都需要得到老师的允许，他更加惊讶起来：“中国的老师不是把学生当作课堂的主人吗？主人在课堂上还要这么小心翼翼吗？” 　　我警惕起来，实际上，我们自己并没有把这些口号当回事，可老外却信以为真了。 　　我该怎么向他解释好呢？ 　　许多时候，我们对一些应该严肃认真的事情只是说说而已，真正做起来，却又是另一回事了。也许我们并不缺少理念，真正缺少的倒是躬行实践。 　　曾经看过一则报道，介绍英国2005年学校厨师赛，这是一场激烈的烹饪比赛，选手们要在有限的90分钟之内做出一顿饭。这顿饭要求有两道菜，评价的主要标准是看哪些饭菜能引起11岁孩子们的注意，看他们是不是对饭菜“一见钟情”，这与我们总是喜欢请一些专家来评判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美国海军学院考察，发现他们介绍学校的专题片自始至终讲述的是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过程，画面始终以学生为中心，看上去颇有些激动人心。     不像我们在国内学校里见到的专题片，除了居高临下前来视察的各级领导，就是开拓进取的领导班子，剩下的就是名师获奖证书的大荟萃、各种荣誉的大展览……和学生有关的内容不过是一些出类拔萃者出来风光一下罢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口号常常与校园里的举动没有多少干系。   什么时候，我们能用心地去对待我们已经说过的事情？像“学生是课堂的主人”，既然我们自己已深信不疑，还是先把它落实在每一个课堂之中吧。 3.教师就是专家？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重点，是有关专家点评的问题。我们希望在参与点评的专家组成上，能够更加多样化一些。话题自然扯到了请哪些专家参与点评的问题。我强调说，除了请专家参与点评之外，必须再请一部分美国中小学优秀教师参与进来，因为，对于课堂教学来说，从他们那里可能更能够得到一些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 　　马格先生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向我质问道：“难道中小学教师不是专家吗？对于分析、评价课堂教学来说，教师就是专家。我们说请专家，更多地就是要请他们。” 　　原来是一个概念上的误会。在他说的专家里，自然就有中小学的老师们。 　　然而，这仅仅是一个概念上的问题吗？在我们看来，专家往往并不在第一线的课堂里，在课堂里的教师也往往不是我们所说的专家。因为，在我们这个世俗的社会里，老师被视为基层工作者，而且，老师们通常也有些自卑地这样认为。在一般人看来，他们所从事的不过是“小儿科”，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见解。 　　难怪千百年来，我们始终不能在校园里培养出自己的教育家，因为，我们压根儿就没这么想过，教师也压根儿不会有这样的追求，不敢有这样的理想。 　　真可怕！如果教育着我们下一代的教师都是一些不敢有什么追求，仅仅希望“燃烧自己”的人，那我们怎么培育我们的孩子有远大的抱负？ 　　可是，在哥大，把教师当作专家的意识早已渗透到教育学院的每一个细胞中。到哥大教育学院的第一天，我就已经注意到，在学院主楼的走廊里，在杜威雕像的旁边，挂着六幅很大的照片，全是人物肖像。根据经验，我以为一定是学院的历任院长。不想，仔细一看照片旁边的介绍，却发现全是学院的校工们！照片旁边的文字说明，向人们介绍了那些热情、细心、团结而又充满活力的清扫工和守门人。令人惊讶的是，其中一幅图片上正是我所住的教师公寓的门卫，一个墨西哥籍的小伙子。在他们看来，每一个岗位都可以创造奇迹，也理应受到尊重。 　　在哥大教育学院的学校宣传资料上，也处处洋溢着对“小人物”的尊重。资料上既有对他们的著名校友如“9·11调查委员会主席”的介绍，也有对“小人物”的描述。其中有一篇题为“当机会敲门时”的文章，就是向人们介绍80岁的校友鲁思·德莱瑟女士珍视机会，退休后继续帮助家乡撰写剧院广告的故事，用她平淡的一生，向人们彰显其对幸福的理解。 　　这比起我们通常的做法来，的确有些独特！　 　　是呀！“教师就是专家”，校工、厨师也可以成为专家，图书管理员更可能成为专家。当一个社会允许并鼓励每个阶层、每个行当的人都成为专家的时候，人们的潜能肯定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个性培养和个性成长也就有了适宜的土壤。而尤为重要的是，也只有在这样的土壤里，我们才能塑造出个性张扬、从容追求的孩子，真正使他们成为他们应该成为的“自己”。 　　同时，只有当一个社会鼓励并支持无论在哪个阶层、在何种岗位工作的人都有机会成就一番事业的时候，才能有利于形成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有利于达成真正和谐的社会状态。 　　总之，任何时候，社会和教育都不应当让人失去希望和梦想！ 4.培训能给教师留下什么？ 今天的话题是从培训效果的评估开始的，就是我们怎么才能知道教师培训的效果。这个话题让我感到新鲜。 　　在国内，各种各样面向中小学教师的培训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可以说丰富多彩，也可以说名目繁多，但似乎很少有人关注培训的效果。大家热衷的是：我做了，我请来专家了，大家集中在一起听课了、鼓掌了，于是培训完成了……至于培训的效果如何，那又另当别论了。 　　可是，在哥大教育学院的人们看来，这是必须首先想明白的事情：必须先把评估的方法想好了，然后才能开始行动。 　　关于评估，林教授谈了她的一些研究成果，其关注点可以从五个方面考虑： 　　1．通过培训，教师的思维是不是更开阔？ 　　2．与培训之前比较，教师处理问题的方法是不是更具体？ 　　3．遇到事情是不是先提问题，而且能否提出更好的问题？ 　　4．通过培训能否使教师更清楚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方法？ 　　5．培训是否使教师更加关注学生？ 　　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实现这个目标，真正让受训者学有所获呢？这个时候，我们的关注点又发生了分歧。 　　我们通常把培训效果更多地寄托在培训者身上，希望他们能口吐珠玑，妙手回春，教给给教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或者是一些攻能克、战能胜的法宝。 　　戴维先生则更多地关注为受训者多大程度上提供互动的机会，他主张把大部分时间留给教师，让他们分组讨论，在碰撞中产生智慧，共同分享。 　　静下来想想，我们现阶段的教师培训基本上是填鸭式教学：用一个人的想法，去同化全会场、满礼堂的头脑。这实际上是很困难的。培训会不会有效果，并不仅仅在于会场上一时间的“头脑发热”、心潮澎湃，而是这种热度会不会持续下去并影响教师的日常教学行为。 　　英国教师培训机构TTA的首席执行官拉尔夫·特百勒曾经说过，绝大部分教师培训课程是在“浪费时间”，尽管这只占去了他们工作时间的5%。TTA的前身是“学校培训发展机构”，作为一个全新的机构，现在他们希望对员工和教师的培训能够适合每一个体。 　　如果我们的培训真的能像拉尔夫·特百勒说的那样，那么，培训者的责任就是“抛砖引玉”，好的方法或者说适合教师本身的方法不是从培训者那里听来的，它应该产生在教师们中间，而且，尤为重要的是，我们要培养教师与同伴互动、分享的习惯，重视倾听同伴的声音。只有这样，教师们回到学校里去的时候才能主动建立学习共同体，把互动、分享的习惯带到工作中去，培训才具有可持续性的效益。也就是说，我们的培训最终是单纯地教给教师一个固定不变的方法，还是留给他们好的思维方式和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尤其是，教师会不会拥有自主发展的动力？ 　当然是后者！这不正是我们一直想要的吗？ 　　这样一来，我们的评估模型就是建立在对每位教师培训前后水平比较的基础上。对培训前每位教师的想法必须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之后，培训给“这一位”教师带来的变化才能清楚地显现出来。评估，也应该是个性化的，而不应当是笼而统之、“一箭数雕”。 　　培训究竟应该给教师留下什么？我想，它不应是一个简单的结论，也不应是一种具体的方法，而应是一种思维的方式，一种学习的习惯和态度，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如果经过我们的培训得到了这样的结果：有多少颗脑袋，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么，这样的培训才算真正体现了教师专业成长的真谛。 5.大制度与小规矩 今天上午，是哥大教育学院终身教授评审委员会年度会议。又一批教授面临着新的选择：要么被认定为终身教授，只要本人愿意，就可以终身在哥大工作；要么得不到认可，在学年结束的时候“走人”。 　　教育学院终身教授的评选、审定工作，要求评审委员们必须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而且要记名投票。这与我们通常的做法很不一样。我感到很有趣：评委们怎么敢于冒着得罪同事的风险而署上自己的名字？ 　　原来，学院有规矩，如果有谁透出任何关于评审的信息，那么你就会立刻被学院解聘，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大制度，才保证了评审工作的保密性，大家才不会担心自己的观点被他人泄露。 　　大规矩管着小规矩，有了大规矩，小规矩就没有什么办不好的。有了聘任制，其他制度的执行就变得十分自然了。 　　在国内，为什么许多事情听上去很好，就是没法操作，落实不到位？就是应了人们那句老话，“经”是好“经”，容易被小和尚念歪了。 　　再比如教师的推荐信，也是美国大学录取新生特别重视的，几乎没有哪家大学会无端怀疑推荐信的诚信度。但同样的做法，在国内却面临着诚信的考验。在有些教师笔下，什么溢美之辞都可以信手写来，可到头来，谁也对他无可奈何。人事制度是铁板一块，冰河里怎么可能长出荷花？ 　　在我们的中小学，大家常常为“大锅饭”所苦恼，“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孬干好一个样”的机制，难以激发学校的活力。其实，在西方国家的许多学校里，这种“大锅饭”的分配制度也同样存在，可是，学校的活力却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因为每个应聘者都是自愿找上门来领薪水的，没有谁一定要把自己“捆”在这里，双向约定的责任和义务非常清楚，如果有谁无视这些而试图当南郭先生，恐怕于人于己都耽误不起。大制度下，谁都可以去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既然自己选择了，你就没有多少理由不去尽力干好。或者说，你不喜欢这份工作，也没有谁挡着你做出新的选择。这样一来，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在现有的岗位上尽心尽力？ 　　所以，有了这样一个大制度，美国的管理者们完全可以变得宽容一些。 　　在我们的学校里，这些事情往往就容易变味。因为用人体制的僵化陈腐、死水一潭，害得我们不得不在一些细枝末节上挖空心思地搞一些“伤筋动骨”的改革。例如，对教学工作的考核要量化，对班主任工作的考核要量化，对行政人员工作的考核同样要量化…… 几乎什么都折算成了分数。工资薪酬不仅依据课时还要依据分数，连本来没法“量化”的东西也非要排出个“甲乙丙丁“、“一二三四”，一路下来，免不了“按倒葫芦起来瓢”。“根”上早就出了问题，“枝蔓”、“果实”的毛病也就在所难免了。 记得在教育部参与高考方案论证时曾经遇到的尴尬。当我们提出把大学招生录取的权力交还给大学的时候，偏偏就有在座的几位大学校长首先反对。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他们“要不起”这个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力。很明显，一位由大学以外的权力机构任命的校长，是难以办出一所具有独立精神的大学的，而一所没有独立精神的大学，更是难以抵挡来自社会各方购买权力的涌流。校长的权力并非来自学校，我们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求他义无反顾地对学校负责？于是，本该由大学各自独有的录取权只好全部收拢起来，本该对不同的专业制定的各 不相同的录取标准也只好暂且不谈，全国水平高低不等的大学、千差万别的专业，也只能由同一个考试机构用同一个标准为大学录取学生，他们依据的标准，除了分数，还是分数，什么综合素质，什么多元智能，通通束之高阁。这种价值判断传递到社会，再由社会、家长转换成巨大的压力传递到中小学校，于是乎，校园里的“分数命根”理论大行其道；于是乎，教育官员们开始无奈：“30多个减负文件，管不了中小学的负担过重”；于是乎，教育这项事关民族未来的千秋伟业，仅仅成为家长们实现家庭目标的跳板。 　　环环相扣的死结竟来自我们自己留下来的人事制度的锁链，大制度之下，小规矩难免无可奈何。沉痛之下，多少人在思考，根深蒂固的人事制度堡垒何时才能冲破？ 今天，一位在哥大工作的华人女教授向我诉说了家里的一场文化之争——围绕着照看她那一岁半的女儿，丈夫与保姆之间发生的矛盾纠葛。 　　她的丈夫是一位美国白人，而他们请的保姆则是一位不懂英语的上海人，这下问题就来了。 　　一直以来，丈夫就对保姆照看孩子的方法心存不满，今天终于对着保姆比划了起来。在他看来，保姆总是在限制孩子，孩子的自主行动处处受到保姆的阻止。他认为，不能随意对孩子说“No”，在这个幼小的年龄，如果对她过多地设置障碍，就会扼杀她的创造精神和自主意识。 　　而保姆则十分委屈，她认为自己应该对孩子的安全负责，处处都要小心呵护，不敢有丝毫马虎，不想反而出力不讨好。 　　女教授夹在东西方文化之间，面对不同皮肤的脸色，左右为难。 　　不久前，我曾领教过她那位白人丈夫照看孩子的“功夫”。有一天，这位先生带着自己的宝贝女儿来到我的住处，随便往地上一放，便撒手不管了，任由那个一岁半的小公主在我那两室一厅里搞起了“大搜查”、“大破坏”，把所有的房间全都折腾得乱七八糟，连冰箱、微波炉都弄了个稀里哗啦，最后，当小家伙跑到厕所里要玩马桶里的水时，爸爸才和颜悦色地与孩子商量换一种玩法——教孩子爬椅子。 　　孩子很高兴，在家里，保姆因为害怕摔伤孩子，从来不允许她爬椅子，这下好了，有爸爸撑腰，小家伙把椅子搞得在地板上吱吱乱叫。任由孩子怎么折腾，爸爸统统不加干涉。在女儿爬椅子的时候，他的任务只有一项：确保椅子本身不会摔倒。至于孩子会不会自己摔倒，他反倒并不怎么在乎。 　　在他看来，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每一件事情都要靠自己学习，你不给他这样的机会，最终他就不会有这样的本领。如果我们一味地对孩子说“不”，那么，孩子对一切就只会缩手缩脚，最终形成一种消极人格。 　　听他这么一说，我倒真的找不出多少批评他的理由了。 　　我们的一些家长总是埋怨自己的孩子不听话，可是，仔细想想，如果我们的孩子事事顺从家长的要求，那只能做一个木偶了。我们对孩子的要求可以说是多如牛毛，这“不准”，那“不行”，到底可以允许孩子干什么？其实，我们当家长的并没有给孩子留下多少空间。 　　不只是家长，学校里制定的种类繁多的规章制度，也大都是以“不准”开头，我们在单位里对员工说得最多的，也常常是“不能”如何如何。在这样的文化下，开拓进取成了标签，锐意改革也不过是唬人的旗号罢了。 悲哉！一生中，我们遇到向我们说“不”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教育，关注生命质量 　　莱维尼先生是哥大教育学院的元老，也是学院终身教授评定委员会的成员，所以，他不仅在学院里备受尊重，而且在全美国，他在专业上的造诣也备受同行推崇。 　　第一次听课，莱维尼先生按惯例向全班同学介绍了我，而且还很夸张地把我描绘成一个教育经历异常丰富的专家。原来，他事先已经找有关方面了解了我的情况。在同学们礼貌的掌声中，我有些不自在地坐到了教室的后排。 　　莱维尼先生首先从教育成本的分析入手，展开对普通学术教育与职业技能教育的对比。在他看来，教育是为了使人们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如果大家同意这一点的话，我们就有理由关注一下接受职业技能教育的人们的生活。 　　从理论上说，职业教育的投资可能比普通教育要求更高，但实际上的状况并非如此。几乎在世界各个国家，职业教育的投资一直没能达到人们所希望的水平，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职业教育有些专业的成本是很低的，如职业教育的文秘专业和普通教育中类似的专业相比，其成本只有一半。客观上，接受普通学术教育会给未来带来更好的生活机会。 　　莱维尼先生强调说，表面上看，我们的教育是公平的，但事实上它真的公平吗？他认为，要真正把这一问题考量清楚，还是要从接受不同教育的人未来生活质量入手，研究教育成本与人的未来发展之间的关系。因为许多原因，我们并不十分重视处在弱势一方的职业技能教育的投入状况，所以职业教育的学生视野太窄、技能单一，尤其是再就业的能力相对较差，这样又怎么能保证他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呢？ 　　他坚决反对单纯强调人才培养的社会需要学说。有人一味地把人当作机器，认为职业教育是应付工业社会发展的人力资源工厂。车间需要机器，也需要技工，所以，我们既需要制造机器，也需要制造人才，特别是制造技工。站在这样一个层次上思考问题，已经远离了教育的本义。“教育的应有之义，就在于关注人的生命质量”，莱维尼先生有些激动地说，“我们不能容许美国的教育滑向制造工具的谷底。” 　　我也被莱维尼先生的情绪所感染，心里很有些共鸣，我们的教育正面临着同样的挑战，但愿我们的职业教育能够避开这样的弯路。 　　印度著名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在《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一文中指出，“生命并不只是一份工作和职业而已，生命是极为广阔而深奥的，它是一个伟大的谜，在这个浩瀚的领域中，我们有幸生为人类。如果我们活着只是为了谋生，我们就失去了生命的整个重点。” 考察美国学校，已经从校长、教师的口里听到了这样的呼声，美国人注意到了这一点，已经对学生的教育增加了学术倾向的课程，即使是一些以职业教育为主的学校，数学、科学、阅读等教学也在进一步加强。瑞典、芬兰等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时在一所学校内实施，增加大量学术与职业倾向的选修课程，以更有效地尊重学生的选择，而不是过早地把学生分流到普通教育或者职业教育学校。最近，香港刚刚通过的学制与课程改革方案，也是同样的架构。这应该是人类在经过上下求索之后，逐步认识自我、走向自我的 必然。 　　我们的教育目前也处在了一个需要澄清人生与教育本义的十字路口，社会的功利带来了校园的浮躁，把学生为本、学生为中心抛到一边，漠视学生选择的权利，强行分流学生，硬性划定分流比例，并且不以为错，反而将这一切说成冠冕堂皇的社会需要。 　　我记起了苏霍姆林斯基给我们的忠告：“在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中，规定了给予学生各种知识，但却没有给予学生最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幸福。理想的教育是：培养真正的人，让每一个从自己手里培养出来的人都能幸福地度过一生。这就是教育应该追求的恒久性、终极性价值。” 　　我想到了我们的教育方针，教育的最终落脚点到底该放在哪里？是致力于把人培养成工具，还是关注人一生的幸福？ 在“Yes”和“No”之间 晚上，是苏姗小姐的《课程设计》课。苏姗小姐很年轻，看上去浑身充满活力。在这样的课堂里，学生也显得格外精神。 　　一上课，她首先发给每位同学一张卡片，而且提出了一个问题：对优秀学生和智力障碍学生的教学是分开组织还是合并组织？她要求大家就此发表看法。 　　有意思的是，讨论中有一位华人留学生请教老师，作为老师，你到底是赞成分班还是赞成合班？苏姗小姐耸了耸肩说，你是不是向我要一个标准答案？我不会给你的，因为我自己也没有。许多事情就在“Yes”和“No”之间，老师不过是让你们把平时的思考重新整理一下罢了。 　　我笑了。这可能就是我们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吧。 　　苏姗小姐给大家提出的第二问题是:创造什么样的课程，才能包容所有的学生，适应学生的不同需求？ 一边讨论，苏姗小姐一边在黑板上列下了十几条原则，都是同学们思考的结果。 　　1．充分考虑教育对象； 　　2．为不同背景、不同经验的学生提供适合他们的条件； 　　3．关注学生的兴趣和学习方式； 　　4．评价要与学生的期望相一致； 　　5．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学习经历； 　　6．综合学习活动，使学生能够综合运用不同学科的知识，但不要对结果进行考试，只是要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做一个项目； 　　7.不同的学习方式应该有长远的目标； 　　8.给教师较大的空间； 　　9.要确立学生为中心的观点； 　　10. 让学生以不同的视角探讨问题； 　　11. 更多地进行小组讨论，人的智能是多元的，小组讨论可以相互启发； 　　12. 因材施教，关注学生特长。 　　讨论完了，苏姗小姐说，这是不是有点复杂？其实，无论什么课程，首先要考虑你的教育目标，然后要关注学生的个性，这样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她留下的作业就是设计一个课程方案，既体现今天的讨论成果，又表明你自己的倾向。看到有些同学有点为难，她风趣地说，你会有一个好成绩的，只要你不是随意地说“Yes”或者“No”。 　　我想起了在国内参加教育部的有关会议，研究起草中小学课程改革的文件时，围绕培养学生的能力目标展开的争论。争论中特别难以达成共识的是，该不该把妥协能力的培养纳入我们的课程目标。我们认为，如果从课程文化建设开始，通过我们的努力，把学生从传统的非此即彼的思考问题的方式中解放出来，在若干问题面前敢于也能够妥协，在“Yes”和“No”之间更多地寻找一些处于中间地带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也许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幸事。毕竟，妥协也是一种力量。可是，不少专家却坚决反对在学生中提出“妥协”这一概念，在他们看来，我们要全力培养的品质恰恰应该是与妥协完全相反的东西，那就是坚持、坚持、再坚持，决不妥协！ 　　没有办法。最终，我们还是忍痛割爱。妥协能力的培养没有进入课程文件。 　　终于有一天，在《中国青年报》上发现了“我的妥协故事”的征文启事，看来，很多具有国际视野的人已经开始把妥协看作是一种素质了。征文中说： 　　在生活中我们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妥协与让步。感情矛盾的化解、工作纠纷的处理、交友中的磨合都会逼迫我们作出最后的抉择。 　　最终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事物的推进无不在一方或多方的妥协中顺利进行。甚至有人提出，从前所说的“达成共识”早应该被“达成妥协”所取代，因为没有完全的共识，只有逐步的妥协。你有自己有意义的，乐于和大家分享的妥协故事吗？ 其实，这样的妥协故事我们每个人都有，如果谁没有，他就没法生活在地球上，只是，我们不愿意承认妥协的力量，更不愿意去自觉地养成这一人生必不可少的品质罢了。 在选择中学会选择 下午，到新泽西的摩尔商业区里呆了整整半天。为的是买东西，更是为了体验一下美国人的购物环境和购物方式。 　　在美国，摩尔商业区也是近几年才形成的一种购物场所。其实，就是一个集中的商业区，各大零售企业纷纷前来设立商场。于是，摩尔商业区越来越大，生意也越来越红火。 　　在摩尔商业区购物，最大的好处就是人们有了多样的选择空间。 　　商家提供的多样选择固然能尊重人们的个性化需求，但多样性也让人眼花缭乱，难免影响购物的效率。对我们初来摩尔商业区购物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所以，好长时间，我们竟没有任何收获。 　　为什么一些当地人能够在商场里匆匆地走过，对那些漂亮的门市熟视无睹？原来，他们已经有了选择的经验，在选择中学会了选择。而我们初次面对这些选择的时候，不要说选哪一个品牌，在繁华热闹的摩尔商业区里，就是选择进哪一家商场都颇费斟酌。 　　其实，在校园里也是一样，对课程的选择，同样需要我们及早地给学生一些体验。过去那种小学、中学一味必修，而把选择能力的培养全部寄希望于大学的做法，不仅给学生带来能力上的缺失，而且，养成不良的单调的思维方式也是贻害无穷的。 　　在学校里，许多人把学生一开始对课程很有些幼稚的选择，视为学生不会选择的证据，当成拒绝学生继续选择的理由，无视选择是在选择中学习的道理，于是，校园里的“大锅”只能一直热炒着一人一份的“萝卜”、“白菜”。其实这就和孩子学走路一样，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孩子初学走路不跌跟头，但如果我们因此就断定孩子没有走路的能力，永远也不敢放手让他独自学习走路，那么我们的孩子可能永远只会爬行。 　　同样，在中国的家庭里，家长代替孩子们做了许多选择。由于家长们担心孩子不会选择，于是，尽可能不让孩子面对这些让他们“为难”的机会。结果，当孩子们有一天终于不得不直面社会的时候，对他们来说，选择就不像是机会，而更像是陷阱了。因为，面对着机会，他们并没有做好选择的准备，表现出更多的是困惑和不知所措。 　　其实，选择常常是和责任连在一起的，当孩子有了自主选择的权利的时候，他才会全力以赴，他才能披荆斩棘。在选择中学会选择，在选择中规划人生。 　　人生就是不断选择的结果。不会选择，或者没有正确的选择，就不可能有成功的人生。任何一个人，他随时都会站在一个又一个十字路口。可是，我们的孩子却常常因为没有别人的指引而四顾茫然，不知该如何迈步。 想一想我们的教育，想一想我们的学校吧，孩子们能够自己选择的空间，到底还有多少？课程无须选择，爱好无须选择，甚至课外活动要干什么都有了统一的要求。我们的孩子面对的是一个复杂、多元的社会，他们必须通过选择方能找到通往未来的道路，可是，自始至终，我们的教育却并没有给他们这样一些历练的机会。 　　校园里的人们，还是放开一些吧。因为，选择是在选择的过程中学会的。 9.不要让孩子带着等第进入社会 中国驻纽约领事馆二等秘书方先生在美国考驾驶执照的经历，给我以很大的启发。 　　方先生告诉我，在美国考驾照，80分就可以合格，所以，当你在计算机上完成了80分的时候，计算机即自动关闭，其他的题目无需再答了，即使你渴望考个满分都没有机会。 　　原来，美国人不想让大家活得太累，不会把考驾照的人们分成三六九等。 　　在学校里，美国人也从来不评“三好学生”、“优秀干部”，其实，他们的班级里根本没有学生干部。班里所有的班务分给所有的学生，而且定期轮换。在美国中小学的教室里，我们经常会发现墙上挂着班务分工表：作业分发——比尔；图书管理员——约翰；教学助理——汤姆；供应经理——亚历山大；邮递员——以马内利…… 有多少位同学，就有多少件事情、多少份责任。 　　在美国的课堂里，许多时候是以小组的方式开展学习活动的。可是，小组里却没有固定的组长，召集人也是定期轮换的。而且，小组中的每位成员，全有自己的头衔，什么记录员、提问者、资料管理员等等，即使是这些一般性的头衔，也是分阶段戴在不同人的头上。总之，他们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为了确保孩子们的平等，给他们同样的机会，不仅使他们能够在形式上平等，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一些形式，锻造他们骨子里的平等意识，为美利坚的共和与民主奠定永固的基石。 　　我想起了自己10年前在一所初中担任助理班主任时遇到的一件事：一位从幼儿园开始就一直担任班长的孩子，在初二的一次民主选举中落选后，竟找不到了自我，以至于很长时间内在班级里扮演着一个尴尬的角色，用老师和家长的话说就是，他从来不会当群众，他只能做班干部，而且必须当班长。是什么让我们培养了这样一些不会当群众的孩子？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孩子们分成三六九等，他们已经习惯了在“上流社会”生活，习惯于“管理”别人，一旦处于被别人管理的处境，便手足无措起来。 　　想一想，这实在太可怕了！可是，生活中，我们还在强化着这些已经给我们带来不良后果的东西。媒体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在一些学校里，竟然依据学生学费的高低把校服分成两种不同的颜色，义务教育阶段的实验班则完全是重点班的代名词，就连课堂教学中对学生的关注度，也让学生明显地感觉到他们地位的不同。在一次学生座谈会上，有位学生竟不经意地自称为“平民学生”，叫我们在座的老师们既尴尬又心酸。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上初中都快两年了，还从未被老师在课堂上主动提问过。 不要让孩子带着等第进入社会，不能让孩子用等级观念审视社会，我们的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0.人生规划从什么时候开始 到曼哈顿的一位朋友家做客，刚好他那上初中的女儿安娜在家。 　　我与安娜聊起了她未来的选择，她非常明确地告诉我，她希望将来学医，而且希望学儿科。 　　初中生就把自己的未来想得这么清楚！我有点惊异。 　　其实，打开我在康狄尼格州一所小学搞的调查问卷，同样让人吃惊。五年级的学生，他们对未来的选择已经非常清晰。我记得一位小学生在回答职业选择的时候说，他大学毕业后，首先到日本开发游戏，然后从事机器人技术，因为他不仅喜欢这项工作，而且认为自己也有这方面的天赋；另一位小学生则希望上麻省理工学院学工程学。那自信而执著的眼神，分明是向你传递着他们令人羡慕的理想。 　　在国内，因为工作关系，我也经常地向孩子们了解他们的未来选择，可是，每每面对的总是令人失望的眼神。曾经做过的一个调查显示，我们的学生不仅对自己的未来十分茫然，即使对眼前的自己到底有什么特长，也浑然不知。每年一度高考志愿填报，许多高三学生的一句“随便”，更是难为了家长和老师，因为自己将来要干什么，自己到底喜欢什么，他们竟不知道！ 　　其实，这怨不得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没有给他们提供了解社会、选择理想的机会。尽管我们把“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批得体无完肤，可奇怪的是，嘴上的批判换来的却是“心向往之”，我们并没有真正领悟个中的危害，并没有从心底里拒绝和排斥。想一想，一个不了解社会、不了解职业的人怎么可能判断并选择职业？ 　　在美国，人们普遍重视孩子们对社会的了解。对每个学生的义工要求是很严格的。曾经认识一位马里兰大学教育学院的博士生陈博瑞小姐，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在哈佛读完硕士，又到北京外交学院教过一年国际关系。陈小姐告诉我，她从12岁就开始了她的打工生涯，到今年32岁了，长长短短已经换了近50份工作。第一次是到她邻居家，一个韩国餐馆的老板家去做家教，当时她12岁，去教老板家一个10岁、一个8岁的两个孩子学英语，每小时可以获得两美元；18岁时她在众议院谋得了一份议员秘书的工作，这对她非常重要，因为她从中学到了好多在校园里学不到的东西。她告诉我们，在美国，必须不断地选择，不断地学习，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不自觉地审视自我，为自己不断定位的过程。 　　在牛顿北高中，有一间特别的职业生涯中心，外厅里是几排书架，放满了各个大学基本情况的介绍，也有一部分是关于职业介绍的。与外厅相连的则是几个小房间，这是职业咨询师们专门用来与学生谈话的地方。我们去的时候，刚好一位学生正在与咨询师探讨如何在暑期找一份临时工作。旁边的另一间咨询室里，一位女孩子正在为高三选什么样的大学预备课程与咨询师交流，因为，课程的选择实际上就是她大学选报专业的基础，也是未来职业的选择。 沃特福德高中在学校的责任声明中指出：“沃特福德中学作为学生、家长、教师和社区的伙伴，其责任就是保证所有学生获得成为终身学习者和有责任的公民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培养终身学习者和有责任的公民，显然是沃特福德高中的培养目标。这样的培养目标，在学校领导介绍学校时又进一步得到了具体的阐述：学校一直致力于全国性的高中标准与个人发展关系的恰当处理。教育服务的对象是学生，教育的责任是引导学生往大看、往上看、往前看，学校应该为每个孩子做好整体安排，让学生走上社会时感到：我已经准备好了。在 整个高中阶段，学校应帮助学生做好职业规划，明确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了解自己的职业兴趣，学会自主做出职业和人生选择。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学习并学会自主规划自己的职业和人生，是“成为终身学习者和有责任的公民”这一培养目标的重要内容。 　　沃特福德高中指导办公室是负责职业规划和就学指导的常设机构。这一工作的领导、组织与协调，由学校主管、主管助理、人事和特服主任等3人负责；还有指导主任和教师5人，秘书1人。指导人员有非常明确的指导责任：实施本校的发展指导计划，“通过专业开发和与同样致力于这个计划的同事合作，指导办公室在沃特福德高中实施这个计划的同时，也丰富和发展这个计划。”指导目标具体表述如下： 　　目标一：学生将达到与年龄和能力相适应的智力发展，包括审美情感、创造性、批判性思维和求知欲。 　　目标二：学生将形成对健康生活方式的尊敬。 　　目标三：学生将进入发展非教条的道德和伦理价值的过程。 　　目标四：学生将学会有效地与别人交往。 　　目标五：学生将通过激励、坚韧和对成就的自豪，形成积极的自我印象和对人格魅力的感觉。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美国人就开始让自己的孩子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获得各种人生体验，在丰富的体验中认识自己，寻找自己喜欢的职业方向，明确自己的未来人生。他们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既是自己喜欢的课程，也是为自己的职业做准备的内容，更是在为自己一生的幸福做准备。想想我们的教育，每一个学段的学习只是进入下一个学段的敲门砖，结果只会让我们的孩子急功近利。 　　印度著名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在《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一文中告诫我们，一个社会，只有当每一个人都在做着他喜欢的事情时，社会才能和谐，“教育应该帮助你了解你真正爱做的事是什么，然后在你的一生中，你会努力去做你认为值得又富有意义的事。否则你的人生可能会过得很悲惨！你不知道你真正想做的是什么，你的心陷入一种例行公事，其中只有无聊、衰败及死亡。” 最后，这位影响了一代人的人生导师还没忘记叮嘱人们：“当你年轻时，找到你真正‘爱’做的事是很重要的，这是创造新社会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