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质先生在江苏通州二甲中学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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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质先生在江苏通州二甲中学的演讲

2009-03-31





各位老师：早上好！

    一、开头的话

    很不好意思！出来之前发现要感冒了，真担心今天的思维受到影响。因为我为今天与老师们的相见准备了40多年，如果因为感冒而影响了今天的交流，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昨天问凌校长几点开始，凌校长说八点开始。今天早晨，凌校长敲我门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做一个中小学教师真的很不容易。因为他敲我门的时候，正是我平时在家里睡得最好的时候，但是我们许多老师已经走在路上了。

今天早晨起来就听到鸟儿的叫声，就知道今天是一个晴朗的、很好的日子。早在02年就认识凌校长了，虽然我没有看过他写的东西，也没听过他的课，但在下面接触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激情的一个人，后来看到他的书《语文教师的使命——点燃生命的激情》，果然发现他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虽然多年未见，但一直记得他的名字，他也不时与我有些信息上的联系。很早的时候，他就邀请我来通州讲课，可惜的是我一直没有记得通州，但我记得“凌宗伟”，所以前几天有人问我到江苏哪里去讲课，我就说，到凌宗伟那去讲课。有时候，你多一个朋友就多了很多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你多了一个朋友，就多了一份生命的强度，多一份生命的通道，多一份生命的可能。

今天早晨我还在想，凌校长、秦主任请我来讲课，其实也是一种冒险，因为你没听过他的讲座，虽然你看过他的书，你不知道他是不是能讲得好，特别是能不能引起老师共鸣，能不能让他处于最好的生命状态。所以每次我都想，在讲课时首先你自己要有一种生命在场的状态，你不是在重复看你讲过很多次的东西，你不是在这里老生常谈，你不是在这里人云亦云，或者是你更重要的是带着个人对生命的理解，对教育的理解来到这里。

今天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一个公共真理会场，它是一个真理显现的时代，特别是谈教育，非常困难。昨天我在通州的路上，和凌校长交流时说今天谈教育最难的地方，就是今天的教育不讲道理。如果今天的教育讲道理，你就容易从身边的人谈起，你就可以从苏霍姆林斯基谈起，从陶行知谈起，甚至从孔夫子谈起。但是今天教育看重的是最后的结果，只强调要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但有时人民满意的教育也有可能是病态的教育，违背了教育真谛的教育，也可能是使教师、学生极其痛苦的教育，也有可能是过了若干年以后你发现是很荒谬的教育。一位教育专家多次和我聊到这个话题，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个时代的人，谁不想争一个先进？在那个时候，最左的人是最先进的，那个时候谁能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其实是很荒唐的呢？我们今天是不是也应该以这样的一种立场来审视一下我们今天做的会不会也是很荒唐的呢？

我到连云港的时候，一位教育局长告诉我，我们江苏不少县市，许多经济不是很发达地区，教育都办得非常好，所谓的好就是高考考得好。但是我们只能培养一流的考生，培养不了一流的人才！过二十年、三十年你看一下，可是今天有谁会过二十年、三十年看一下呢？谁能为未来负责呢？谁的眼睛都是盯着当前，每年考试的分数。包括昨天凌校长问我，你们福建高考怎样？我们福建现在许多地方学的就是今天江苏的模式。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为什么大家学的学校，都是在文化教育落后的地区，不是产生于文化先进地区呢？能跟这个时代真正的接轨吗？能够放眼于这个世界吗？能让人真正感受到教育的气息，生命的气息吗？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所谓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比较麻烦。像福建不少小学，也开始搞平均分了，甚至公布在网络上，很可怕。这种可怕是由于失去了更多正确审视它的态度，这种可怕你很难认识到，表面上看上去它是真正让人民满意的，但是这种人民满意的教育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阶段你投入的越多，损耗的就越厉害，一定会为学生未来的发展带来麻烦。一位美国学者和我说过，他对中国教育最大的担忧是由于中国教育早期教育投入过多，影响到它的后续发展。从教育学上可说：早起教育投入过多，其实是学业枯竭阶段，最优秀的小学培养出来的优秀学生，可能是初中的差生，而有的初中一天上12节课培养出来的优秀生，很可能是高中的学业枯竭者，那些所谓县中最优秀的学生可能是大学学业枯竭生，但严重的是，这种枯竭是一种生命的枯竭，期盼的枯竭，梦想的枯竭。这种枯竭在短期内很难对他做评价，只有从他生命整体上你来回望，对他一生的发展是有很大问题的。

公共真理，其实就是对教育的理解，需要我们每个人去面对，前几天我在博客上说：人到中年，我想的是可以适量减缓一下读书的速度，把这个时间空出来，更多一点反思，更多的要有一种对自己走过生命的思考，对自己怎样成为自己要想想，我为什么要成为我，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一个人。我在自己第一本书上第一段话就是，我要写一本个人的教育史，个人的、零碎的、不成体系的，但是充满着个人生命体验的和个人生命专建的，这对自己成其为自己很重要。其实我今天要谈的要回到每一个人的生命化教育，也是想回到每一个人的立场。就像我们说：“一个好校长是一所好学校”，但这么说是有麻烦的，大家讲良心的时候，这个社会是没有良心的。这个社会如果大家都不需要讲良心，你讲良心就比较麻烦。大家就讲规则嘛，你就不需要处处说我是凭良心做事的。“当一个好校长成为一所好学校”时，学校教育就出现了偏差，它强调的不是职业化，而是校长的品行，校长的观念，校长的视野，校长的追求会注定了这一所学校它的规格，而不是校长职业的基本规格，校长的基本职业规范。当校长按照教育成其为教育应该有的方式去做教育的事情时，你就不会说：“一个好校长是一所好学校”。因为这里面核心的一点就是你怎么去面对的，你面对你的工作，面对你的学生，其实也是面对你自己生命的本身。

这几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人为什么会成其为一个人，到底是谁教育了他，到底在他的生命中哪些事情是如此之重要？这个人为什么不同于其他的人？我们在许多地方组织了“1+1”读书俱乐部，组织同仁们读书，有一本书《童年的命运》，读完这本书之后，许多老师都有一个感慨，不少老师发现自己对孩子的教育完全是错误的，其实对一个孩子，对一个儿童，对一个儿童之所以成为儿童，有时我们基本上很麻木、很无知，或者是在很多误解的基础上进行着儿童的教育。一位学者说过：“当一个人精神成生理的疾病，如果能追溯到童年时，这个病基本上治不了。”所以英国一位诗人说过：“儿童是成人之父”，成人身上所有的品行最核心的都是在儿童时刻种下的，而这种种下往往都是他一身难以改变的。0—6岁称为儿童生命的敏感期，成长的关键期，生命的所有的潜能实体化的过程。0—6岁儿童如果缺少爱，缺少关注，缺少拥抱，缺少鼓励和疼爱，这个孩子一生的情感很难发展到一个饱满状态。7—13岁是人格形成的最重要时期，这个时期如果受到人格的伤害，往往是终生的伤害。但我们的教育恰恰是忽视了0—6岁，这是家庭中的忽视，7—13岁，学校教育中忽视。现在中国许多家长都很茫然，不知道孩子怎么养育，怎么教育。说得简单一点，教育孩子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陪伴着孩子。0—2岁你最好一点也不要离开他，孩子你陪伴的越多，将来的成长和性格越加人性化，越加充分，越加正常。7—13岁就是避免他受到人格上的伤害，因为这种挫折有时是终身自我很难以恢复的。例如台湾作家三毛，就是在13岁时受到一个可怕的人格上的打击，她的自杀，不能说与这种童年的阴影没有关系。教师和学生如不能共性，不能站在一个学生的立场上去理解学生，站在一个他人的角度去理解他人，就很难理解这种痛苦。

台湾一位作家说过：教育的麻烦就在于一个聪明人不能理解一个愚笨人的痛苦，健康的人理解不了残疾人的痛苦，不能共性，就难以兼纳。教师的精神面向，更重要的就是要反醒，我们每一个人成为教师之前，我们的生命状态是怎样的？我们生命中哪些关键词对我们一生而言是最至关重要的。童年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精神源泉，很多遭遇你会忘记，但童年的遭遇你不会忘记。童年烙下的印被称为文化烙印——第一道生命痕迹，是最深的一道痕迹，它所刻下的印是你终生难以磨平，难以泯灭，甚至难以改变的。童年的爱国状态会带来一个人对金钱、对财富、对职位更为强烈的渴望，而这种渴望往往会导致一种病态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追求。我们身体里面好像有一个警报器，我们的身体更容易受到一种刺激，更容易用一种过激的方式去看人，更容易受到那种情感上的挫伤。当然在今天这种文化比较平衡的地方，人的这种敏感可能会减弱一些。所以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好校长是一所好学校”不如换成“一种好文化是一所好学校”，校长身上体现出的那种先进的文化，那才是学校的福分。教师最重要的品格就是一种平衡，在看到各种各样学生状态时，有一种平衡能力，其实这就是一种文化能力，对文化的理解力。一个校长到一所学校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这样的文化能力，理解所谓先进文化怎样与旧的文化那种相融通，相对接。

钱理群老师在《我的精神自传》里面对启蒙者的再启蒙有很深刻的认识，他认为我们这个时代，很多启蒙者本身就是一个集权主义者，文化集权主义者，认为自己的文化是先进的，我的文化能统领你的文化，代替你的文化，这种文化姿态本身是有问题的，值得反醒的。有时我们的教育的失败，并不一定是我们观念的失败，可能是我们教养的失败，理解方式的失败，我们与人相处方式的失败，教育中我们总有一些理由，其实我们动怒之后，是我们教养的问题，是我们文化的问题，是我们内心深处根深蒂固难以改变的某一种文化理论的问题。如果没有鲁迅先生所说的那种“拷问”精神，自我拷打的精神，你就很难走出来。作为一名教师这种文化的自我反醒太重要了！只有这样的一种自我反思，你才能真正去面对自己。去清醒认识到自己身上烙上这种文化烙印对你的影响。一个教师如果长得不像教师，眼中如果看不到慈祥，脸上看不到期待，言语中看不到鼓励，整个相貌中看不到从容，看不到教养，这是非常可怕的。就一个国家而言，你看这个民族的面貌，就知道这个国家教养。在儿童脸上看不到欢乐，在少年脸上看不到朝气，在青年身上看不到情感，在中年身上看不到风度，在老年身上看不到慈祥，这个民族就非常可怕！我们教师要努力寻找一条各自的朝圣之路，所谓的理想、真理往往会在一个小团体展示着迷人的风姿。教师需要加入这样的团体：研究的团体，阅读的团体，写作分享的团体等，这种团体最重要就是表达与倾听，分享与共享。

二、好教师的三个标准

（一）好教师应该是身心健康的

首先，好教师的标准就是应该把自己的孩子教育成功。把自己的孩子教育成功不是一定要考上北大、清华，而应当是情感是健康的，身体是健康的，心灵也是健康的。无论在什么学校都不自卑，都不会失去人生的方向。老师应把自己的孩子放在第一位，但是有些老师总是把自己的孩子看作是最聪明的，每次都应考第一名，而变得很苛刻。

其次，一个好教师看上去应比实际年龄年轻五岁。他有更强的抗挫折能力，排遣的能力。教师应该是健康的，一个不健康的人对健康的人对人、对社会是有敌意的，所以健康的精神孕育健康的身体。一个校长应统计一下学校里老师生病的人数，你没来这学校时生病的人数是多少，来了以后有没有减下来。一个温馨的学校，一个充满活力的学校，一个真正平衡的学校，教师生病的人数应会逐年减少。有个校长告诉我，他到学校几年后，请假的人数没有少，但生病的少了，生产的多了。这样的现象就是一种健康的现象。

    第三，好教师看上去就应该像个教师。一教师长得不像教师是很麻烦的。一个有教养的教师应该是有书生气的，所谓书生气是靠读书读出来的，一行行读出来的，一年年读出来的，耐心地读出来的，慢慢地读出来的。一个编辑转载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你到中国的公园、机场、公共场所是很少看到读书人的。你到国外去，无论到那里，都可以看到读书人。中国的软实力是要看看读书人是不是增加了。

我已经是“畅销作家”了，但是我们现在这样的所谓畅销作家。我的书一年买两万册就算是“畅销书”，我也就是“畅销作家”。那不是笑话吗？我们是13亿人口的大国，两、三千万教师。台湾的一位作家曾经旅居德国，说了德国一个小镇上图书馆的周末，很多著名作家来这里看书、朗读。有时来这里看书的人比当地参议员还多，出版社人员常来这里推销，这样的活动甚至到深夜2点多。在中国完全没有这样的现象。像我们“1+1”读书俱乐部，周日到我办公室或某一所学校去读书，虽然两年多，但只读了十本，一本一本的读，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当然，这样也很不容易啊！在座的各位老师，你们都是通州市最优秀的教师，我们可以说，我们读了多少本，我们家里有一千册藏书的举个手。我告诉你们，我在一次骨干教师会议上的讲课，我也请家里有一千册藏书的老师举个手。不久，很多老师就在博客上骂我，署名就是“家里没有一千册藏书的老师”，这就是文化的抵御。家里有藏书其实很好，周末到家里看看书，到公园走走，看看电影，听听音乐，所以我要跟老师们讲的一句话，那就是：让我们重新成为读书人吧。

    昨天晚上，我们在一起吃饭是最让我感动的一次晚餐，这么多年，我到全过各地去讲课，其实是很怕吃饭的，你看他们在讲什么？有时是讲黄段；有时是骂共产党；有时是谈无聊的事，这样很不好的。昨天的晚餐有郭局长、凌校长、秦主任、张主任，吃饭的时候谈的是什么？谈的是写文章，是最近在研究什么课题，非常感人。谈读书，谈最近出的书，昨天秦主任拿了很多书给我，通州版的，一个县级市啊，出这么多的书，很感动。到福建省几乎没有一个县能出这么多的书。说实在的我对通州中小学老师是充满敬意。江苏的一名老师收集了我所有的书，包括我编辑的《名人教育论谈》，有一本书他没有收集到，他打电话向我索要，非常感动。

    其实这种文化的积淀，对教师而言是很重要的。一个学校教师的修养对学生的影响是很大的。这个职业是通过阅读去不断发现的。有一个名家说：课堂里包涵着教育学的全部。一个没有阅读的人怎么会知道，另外一个学者还说：学校蕴涵着社会学的全部。所以，你在课堂中才能入手其中，出手其外。这样你才能从课堂里面产生一种新的底气。你看高筑辉到了90几岁的时候还感慨：教学真是一种神秘的东西。90几岁了，探究了70多年。教学是要带情感的。

去年我到泉州去听课，一个校长跟我讲：“我6年没有表扬过老师。”可怕呀！这校长变成了苦瓜校长，他们的老师也就变成了苦瓜老师。可是现在课堂教学好像很追求这种效果。前几天，我到福建去听一堂班会课，进去的时候乱哄哄的，校长还很不好意思的跟我说：“我们的孩子很乱。”我说：“乱哄哄，好啊，乱哄哄才像个人。”好的教育乱的时候要乱，静的时候要自觉的宁静，而不是靠老师的管制，关键是要自然。我们思考教育，更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换个角度看？你能不能有更丰富的理解力？你能不能有个更现实的目标？你能不能接纳别人？包括去接纳自己的不可能，都很重要，包括去接纳我们不能改变的现实。

（二）我们必须在一种妥协中寻找精神的回归

首先，我们需要学会妥协，需要学会放弃。一方面妥协，一方面寻找。现在我们教育上的生存之厄是普遍存在的。我的一个弟妹在一所乡村中学当老师，她经常感慨，对待家长要百般小心。特别是郊区学校，有时家长会拿着刀走进学校。很难想象的一种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所以我们需保持一种生命的张力。学会接受不可能，学会接受不可能改变的现实，对每个人都很重要。自我改善，自我调整也都很重要。学会放弃，重新找到自己所喜爱的东西。对我来说，我最喜爱的东西就是读书和写作，我的写作很个人化。我们经常要想，我们有没有自己最喜爱的东西，比如户外活动，我是不是还有个人的爱好人。一个很防卫的人更容易成为集权主义者；一个防卫的人更容易对别人产生敌意；一个防卫的人更容易受到挫折的伤害。一个人真的只有一条路可走，要是走不通，那真的是大难临头。

其次，从职责到天职，从职业到命业。其实，教育对很多人来说，它不仅是职业，也不只是事业，可能还是命业，跟自己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跟人生所有的喜爱联系在一起，有些当老师的是因为出于对儿童的喜爱，对期待的喜爱联系在一起；有的人可能就是适合当教师，也就是当教师能找到生命最美好的一面，能够使自己觉得生活在一种最善良的，跟最有可能的生活在一起。教师啊，我认为一定是比较幼稚的人，社会化程度比较低的人，教师因为和孩子在一起，他不要有太多的心机，所以教师慢慢就变得比较幼稚。夸张点说，幼稚也是一种美德。我们整个社会中心计太深，我们中国的，整个文化积淀再加上几十年的阶级斗争，使得很多人心计太深，所以罗杰斯说：最好的人是什么？是清澈见底，是明确不变。这是最好的教师，学生知道你喜欢什么，反对什么，不为利益所诱惑，这样的教师最终能获得学生的承认。

第三，教育要重新讲我们的道义。教学具有单向性、公开性、历史性。单向发生，面对所有的人，教师需要成为一个清澈的人，获得学生明确的肯定、认可。但是，这样的一个职业，我们整个社会对非职业要求太高，对职业要求又太低。我们漳州一个教育局长去学校听课，他去听课时查了12个老师的教案，但没有一个写了教案。现在我们有一个“应试教育”，也有一个应“查教育”。“应查教育”胜于洪水猛兽，很多校长为此奔命。校长成天要应付检查的，要陪人吃饭。在现行格局里社会大多是很世俗的，因此，你不管和谁打交道，你都会带些对方身上的东西。我的一个练气功的朋友跟我说：“你不要和气场不好的人在一起，你和他一起吃饭，他的不好的气会进入你的肠胃。”要是我们的校长整天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怎么不会沾染那些不良的习气，又怎么干净得了，但是这就是我们职业的不幸，没办法。

因此，我们中国的教育要重新讲我们的道义。我们的道义，我就强调基础教育的几个词；一个是仁慈，一个是耐心。卡夫呐说：人类之所以没有耐心，就被驱出伊甸园；又因为是没有耐心再也回不到伊甸园了。我们很多事是因为没有耐心才发生的。比如说：中国交通事故那么多，出了那么多的车祸。又比如说：罗马城为什么没有建成，也是没有因为耐心。一件事要坚持做下来，比如一个校长来这里做了一些事，我就希望他能坚持下来，包括上课听课。一件事情能坚持下来，总是能做出局面的，“洋思”也做了很长时间，我喜欢这种“消极”，那就是坚持。

（三）美好生活的之所以可能

首先，美好生活是一种全新过程。美好生活，我强调它重要的是一个过程，而不是存在的状态；它是一种取向，而不是一个固定状态。它不是任何固定的状态，包括我刚才说的。我准备了几十年和大家相遇，不是仅仅来这里上一节课，而是生命的壮别。你这节课更重要的是与更多的生命相遇，这种相遇所带的美好，它比任务要美好得多，这些生命带给你很多的可能性。当我们说生命是一个过程并非固定状态时，我们生活的思考，不是浅层次的东西，简单的评价问题，而是你怎样对待你所从事的工作。

我的一个博友，常熟的一位老师，叫沈丽新，他到英国去访学，访学了28天，问我对他有没有什么建议的东西。我建议说；“你就写一些你第一次看到的，以前从来没有见到的，你生命中的美好感动”。用冰心的话来讲就是：生命的初恋，生命的第一个眼睛。结果28天写了10万多字的笔记，细细碎碎的写了英国教育所有的 ，中国教育所没有的；中国教育所有的，英国教育所没有的。实小的很多老师在看那本书，非常惊喜。

我还有一个朋友到欧洲去访问，他回来，我问他看到什么，他说：“沙滩上的人穿得很少。”我说：“那电视上也看得到，怎么要亲自到欧洲去看。”没有生命中这种新鲜的感受，钱铃老师用了一个词：黎明状态。我们要用黎明的心态去理解那种复杂的事情。比如我今天来二甲中学，发现学校很干净，包括凌校长的办公室非常干净，这是了不起的事情。我有一个朋友到日本大阪去访问，我问他要带些什么，他说：“带20双白袜子。”大阪很多学生穿白袜子在地上走。你看地上干净到什么程度，你看在这样干净的地方生活对污秽的东西是什么感受？犯罪是往往是跟脏联系在一起的，越是脏的地方越会藏污浊的东西，更多的人会把脏的东西丢在这里，这就是“破窗理论”。

沈丽新老师每天都有很多新鲜的东西记录下来，他说：“英国图书室的一个中国老师经常不去上课，这很丢中国人的脸。”我说：“中国人的脸早就丢尽了，因为中国最早去外国的人大多是那些有钱人和当官的，他们素质基本上都很低下。”厦门部分中学的一些校长也到英国去访学，一个校长回来时很难堪的对我说：“那么富裕的校长，竟然到公共厕所偷草纸。”这是80年代的事了，到现在还有人这样。这就是文化的影响，不是说你有钱就有文化，没钱就没有文化。文化就是童年受的教育，就是你的个人追求。有一次，我带孩子到外面去吃饭，他很高兴，回来时还继续回味，这就是不同的文化。你有空时带孩子到公园走走，看看电影，这并不是应试教育只能在家里坐着。我有时对她说：“你多吃一点，吃了就睡，睡了就吃，这样才能和应试教育作长期斗争。”应试教育绝对不是输在起跑线上，就是漫长的马拉松。

比如，凌校长天天早早的起来和学生一起出操，晚上很晚回去。这是很难得的，也是很有意义的。在我看来，只要校长在就是生命在场，生命在场那就是不一样，有些教育人士则沾沾自喜的吹虚：他出去20多天，班上没有任何变化。我说；那是他个人没有价值的表现，因为这个学校有他和他一个样，要他何用？这是很可悲的，还到处讲。人不在场，心不在焉，这本身就是对生命的一种藐视。国外很多小学老师实行包班制，这就是一个全面的影响，生命的影响，很细致。所以一所学校各不同，不同在那里？不同在于对生命的理解，通过具体可感的生命。

去年我在澳大利亚，一个教授跟我说，这里的孩子只要想读，他就会帮助。对这一点我没有接触到，心存疑虑。前不久，我的一个朋友的孩子跟我们联系说，他学视觉艺术，很难，教材有100多页，非英语籍的学生都没有。老师专门给他安排了一个助学---高中的英语教师，老师说：你有不懂得当场指导。我听了很感慨，有时文化需要一个这样的生命对另一个人给予帮助，这样孩子肯定能学好。光讲大道理，喊口号是没用的。对老师而言，这点是重要的，对被感动的学生而言又是生命的睿智。好老师上课就应当全情投入，忘乎所有，有一种生命的燃烧感，而这样的老师一定会从学生那里反馈出更多的积极信息，这样好老师显得年轻，显得很单纯，好老师显得对生活有更多的趣味。像我们做的“1+1”教育网络，吸引了全国很多有名的教师，这真是很不容易。你可能会感觉很忙碌，但这是你的志趣所在。比如跑步，跑的时间长了就停不下来，因为这是你的兴趣，爱好，你在忙碌中得到提升，阅读，生活都是这样。

其次，所谓美好的生活是自由观对绝对论的胜出。有很多东西是被决定了的，你很难改变。但是在你心里，在你的个人空间里，在你的个人价值追求里，这种价值观是不能决定的。我在写文章时有时很感慨，我很同情那些统治着我们的那些人，那些压迫着我们的人，其实他也很累啊！他每天要日里万机啊！所以，国家越专制，统治者就越累啊。道理是一样的，这就是自由观对决定论的胜出。其实，我更强调的是人的精神生活。一个老师丧失了精神追求，成为不读一族，那你真的就什么也被决定了，那你就体会不到读到一个好句子给你带来的快感；那你也体会不到分享不到思想交流的美好。比如现在社会对文化的禁固，如对网络的整顿，正如耐斯所讲：中国不可能是个例外，即中国所显现的文化也必然是多极化、多元化的。这种开放性很重要，如果一名教师只看新闻，那智商是要降低的。我回家我爸爸跟我说：“四川地震了，坏事会变成好事。”我说：“怎么会变成好事？”他说：“中国人会变得更加团结。”我说“你就是新闻看多了！”我爸爸很难理解：“你就没有同情心。”那死亡就会变成数字了，变成不可感的东西。我们怎么去感受？这种精神的自由、追求，对未来的责任是很重要的。

作为教师，一方面要做启蒙者，引领孩子走向未来；另一方面自己又要被启蒙。这就是教师的两难状态，生命的两难状态。我这里说美好生活、自由观对决定论的胜出也包括这几个方面，一是对开放世界不同观点的接纳，对新异世界的一种接触。接纳不同，接纳不理解，接纳异己的东西。二是日益提升存在性的生活。什么是存在生活？不仅是生存而且存在，提升个人的价值赋予其上的个人生活，也就是有尊严的生命，有诗意的生命。你有被限制的东西，也有自由的生活。三是对集体日益增长的信任，对自己的可能，对自己的生活价值有一种信任感。我觉得作为一个教师对自己的职业的认同越早越好。很早就有，你就建立了人生的方向感，我们的很多教师到了中年才有职业的认同感，我这几天在博客上写了一篇短文章，我说：教育是中年人的事。你有了孩子，有了丰富的经验，你有了人生更多的事业，你慢慢会觉得教育是一件美好的事。反过来，教师这个职业要35岁以后当才较为合适，20岁来当教师，自己还搞不清楚自己，怎么搞教育？中国人生孩子的年龄过早，比西方人早了10岁。其实际是自己还不是很希望生孩子，所以把孩子交给爷爷奶奶，假期出去时也绝不会带上孩子。因此做教师时年龄也不能过小，生孩子更不能过早。你热爱教育事业，才能做好，这时你看孩子的眼神都不一样，不热爱教师的人是不能当教师的。

第三，美好生活之所以可能。这里面有一个对人性的基本信赖，人其实是极其理性的。生命存在，人从本质上看都希望成为建设者。开创生活始终是可能的，不是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吗。但书中一定有伟大的思想，有哲理给我们的生活启示。对教育而言，无论什么情况下，要把鼓励人，尊重人，期待人变成信念。一个学校如果没有一个这样的信念，它很有可能在重压下扭曲。教育没有这样的旅程，教育就会有麻烦。

三、回到每个人的生命化教育

第一，我更信赖个人，个人也许能大于学校，每个人的努力更重要，每个人的努力不会被扭曲。第二，我更期待志愿者组成的团队，伟大事物的魅力感召于人。比如我们“1+1”俱乐部，当时我们在网络上挂贴，我们要成立这个俱乐部了。你愿参加就参加，不是由外在的压力，参加者是自由的，是这方面的爱好者。第三，也许我们最值得反省的是工作的理想、意义，应回到对职业的本分上来。第四，所有的改变都源于主动和热情。有个学者说：教师就应该是天然的乐观主义者。昨天，黄卫东先生正在写一篇文章叫《低调的理想主义者》，我说，我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乐观的悲观主义者，所谓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对事物的大体你是悲观的，但在行动上是乐观的，也许在悲观和乐观之间，你能在困难面前一步步做下去，一篇篇文章去写作，一篇篇文章去阅读，这就是你的生命，这就是你的价值，这也是你的梦想。

生命的教育最终应回到个人上来，没有个人就没有教育美好的景观，没有个人就没有一个学校美好的景象，回到个人也就回到更多的可能，这是我今天和各位教师分享的生命化教育，我对教育的理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