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高尔基作品的命运

管季超0712

“文革”中高尔基作品的命运

汪介之



　　十年“文革”中，我国文化和文学事业遭到空前的、全面的摧残，外国文学领域更是首当其冲。无论是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还是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都陷于几乎完全停顿的境地。无数令人景仰的外国著名作家连同其作品的中译者一起横遭批判，就连向来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学杰出代表”的作家高尔基也未能幸免。“文革”刚开始，某个大人物就声称要把高尔基“倒过来看”，于是他的作品也被打入冷宫，禁止翻译、出版和阅读。直到1972年，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出现某种“转机”之后，才有高尔基的特写《一月九日》译本在我国重印（陕西人民出版社）；次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母亲》的新译本。出版部门相当谨慎，选取的显然是被视为高尔基全部作品中最“没有问题”的两部。
　　如果说“文革”中高尔基作品翻译出版的情况可悲可叹，那么，对其作品的评价则像是一幅令人发笑的讽刺画。他的作品被赋予了那一特殊年代的政治话语特征。自1974年起才出现的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有的强调高尔基《海燕之歌》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它热情歌颂了海燕那种“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而且这种精神可以激励人们“积极、勇敢地迎着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奋勇前进”；有的告诫人们要吸取高尔基由于受到“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影响而犯错误的教训，搞清楚“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问题，同时应当坚持为“新生事物的萌芽”大唱赞歌。上海《朝霞》杂志1975年第1期发表的文章《作家·创作·世界观———从高尔基的〈母亲〉和〈忏悔〉及列宁的批评所想起的》，更是这类评论中的代表作。还有的文章在谈到高尔基《我的大学》时生拉硬扯，说什么“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反对教育革命，“其目的就是妄图把我们的大学重新恢复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老样子，甚至恢复成高尔基在《我的大学》中所描写的喀山大学、神学院那样的旧面貌”，把学生“培养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这类令人啼笑皆非的文字，在整个世界文学评论史上，恐怕都是绝无仅有的。这是在20世纪60-70年代中国独特文化语境中出现的一种空前绝后的现象。在这一语境中，谭绍凯1975年写下的一篇专门讨论高尔基小说艺术性的文章，真可谓空谷足音。
　　然而，“文革”前在我国出版印行的高尔基作品的各种译本，这一时期却仍然在民间、特别是在广大知青读者群中秘密流传。那是个书荒严重的年代，散落民间的高尔基的短篇小说、《俄罗斯浪游散记》、自传体三部曲等作品，却以鲜明而真实的艺术画面，如同清凉的雨露一样滋润着无数被迫辍学的青少年几近干涸的心田，引起了几乎是和新中国同时诞生的整整一代人强烈的共鸣。属于这一代的作家乔良后来曾忆及自己当年“偷读”高尔基的情景：“最早给我留下了深刻记忆、以致至今仍然无法淡忘的，恰恰是高尔基的两个短篇：《马卡尔·楚德拉》和《伊则吉尔老婆子》。……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一口气读完那两篇东西后的情形……一回回感到近乎窒息震颤和快感，同时又好像朦胧悟出了某种人生的真谛。究竟悟出了什么？我说不出，只是至今都对高尔基怀着敬意，并且至今都以15岁的天真认为，没什么人写的短篇能比这两篇更为出色。”
　　看来，“文革”中高尔基的作品虽然被列为禁书，其影响力却并未消失。正如其作品早先曾有力地震撼过巴金、路翎、艾芜、张天翼等老作家那样，在“史无前例”的十年中，又同样震撼了乔良和他的同时代人。当这一代人被迫走上一条充满灾难和屈辱的人生之路时，是高尔基的作品给了他们生活下去的勇气，也给了他们文学上的滋养。诚如诗人舒婷后来所说：“我要在那里上完高尔基的‘大学’。……这个人间大学给予我的知识远远胜过任何挂匾的学院。”舒婷立志要写出受益于高尔基的老作家艾芜所写的《南行记》那样的作品，“为被牺牲的整整一代人作证”。事实表明，高尔基的创作遗产和中外文学史上那些保持着恒久艺术魅力的作品一起，在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段特殊时期内，无声地培养着将活跃于“后文革时代”的新一代知识者，为他们在历史新时期的崛起，从一个方面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