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栖学者潘文彦：爱物理也爱文学

管季超0712

出身工科并擅长文科
两栖学者潘文彦：爱物理也爱文学




  ■中国教育报记者 董少校  

  “你板起脸来教训人，学生读了一定感觉不舒服。这套教材文画相配，话语通俗，循循善诱，所以广受欢迎。”在上海卢湾区瑞金文化中心活动室里，潘文彦在作“《开明国语课本》的不朽魅力”讲座。他说话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难以言说的老派“味儿”，引起了大家的浓厚兴趣。台下听众有文化中心的工作人员、教育局的干部、丰子恺研究会的会员。如果按演讲者的农历出生年来算，他和这套教材是同样的年龄，过了兔年，就是80虚岁了。

  潘文彦小时候的启蒙教材正是《开明国语课本》，成为耄耋老人时，他对书中呈现的人情往来以及当时求学情形、乡间风物依然记忆犹新，反观以后人生岁月里的坎坷，越发对纯情年代充满向往。潘文彦说，儿时读这课本，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充满着自然，充满着平等，充满着友爱；人和人、人和动物，都和睦相处，天天见面的左邻右舍，天天见面的小朋友，天天见面的耕牛、看家犬、家猫、报时鸡，好像都是自己的一家子。

  讲座中潘文彦告诉大家，他的童年生活，只有小学多一点的文化水平，在做学徒过程中，靠工余时间，坚忍不拔地自学，3年里完成了初高中的全部课程，考入上海交通大学自动化专业，从毕业到退休一直在大学和中学教物理。但他又非常爱好文学，读大学期间开始师从《开明国语课本》的绘画作者丰子恺学习古典文学，一步步走入文学的天地，本职之外，还兼职讲授古典文学、古文字流变等方面的课程。

  工科生出身，一辈子担任物理教师，却有着非同一般的文化功底。他是怎么做到的？记者几次走进潘文彦先生家，探访这位智者文理兼通的奥秘，听他讲述成长的故事和感悟。

  追随大师的足迹

  在潘文彦的书桌上铺着一页当天撕下的日历，反面用圆珠笔竖写了苏东坡《后赤壁赋》：“是岁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写到“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将纸用尽。记者问：“这是准备做什么用的？”潘先生道：“你过来之前，我闲来无事，默写着玩的。读背古文的事情，说来话就长了。”

  潘文彦从小学生时代起，就非常喜欢丰子恺的漫画和散文，对他仰慕已久。1957年，他读大三时，偶然从《文汇报》读到一篇写丰子恺的文章，很受感动，就慎重地去信求教。不久收到丰子恺回复，他欣然前往丰氏居所日月楼拜访，而后，逐渐建立起亲密的联系，成为丰氏弟子。丰子恺告诉潘文彦：“要学好古文，至少背诵二三百篇，让古人的东西成为自己的积累。”潘文彦找来《唐诗三百首》，尽管本专业课程非常紧张，他还是坚持读背。

  过了一些时间，潘文彦几乎能把三百篇唐诗全部背下来，又去找丰子恺请教。丰先生说：“能背诵《唐诗三百首》固然好，但我说的是文章，是大块的经典古文，不是古诗词。这些文章可以从《古文辞类纂》里选，好文章要读懂、读熟、背熟。成为自己的养料。”潘文彦不以为苦，到福州路旧书店买回上下两册《古文观止》，对二百多篇文章反复研读，真正下了功夫，背熟的有一百多篇。“交通大学课业负担之重，是出了名的。”有一百多篇古文打底，写起文章来就不一样了。说起这些，他心里老是感念丰子恺老师的教导。

  许多人会有这样的感觉：在20来岁读大学的年龄，记忆力已远不如中学时代，背东西会格外吃力。潘文彦并没有受过正规的中学教育，但是在大学课业方面，总不肯落在人后。他很动感情地说起，受到数学家朱公瑾教授的青睐，投影几何学蔡有常教授指定他为课代表。他不参加文娱活动，用在文学上的时间，完全是靠一点一点挤出来的。即使在“文革”中，也没有放弃对古文的深入钻研。

  潘文彦告诉记者：“当时背诵的一两百篇古文、几百首唐诗，都成了自己的养分。过一段时间回来想想，还是新鲜的。我现在还能一字不落地背诵几十篇经典长文章。”无怪乎他至今仍可熟练地默写《后赤壁赋》。

  大学毕业后，潘文彦被派到江西工作，后来又调到浙江的一个小镇王店，任中学物理教师，但仍然和丰子恺保持通信联系，回上海时也常去看望。“文革”期间，丰子恺被打成“**学术权威”，受到无休止的批斗。但潘文彦反而对他恭敬有加，决无弃离的念头。每每回沪，多到日月楼去安慰老人，在风雨飘摇中，丰子恺也乐意和弟子倾心交谈。

  记者看到潘文彦家里保存着不少丰子恺写给他的信，从信中不难看出丰子恺与弟子的师生情缘。当时外在环境极端恶劣，“批林批孔”甚嚣尘上，丰子恺也有作品被列为“黑画”而遭到批判。他却心地安定，从容视之，为弟子送去温馨的关念。透过文字，也可以看出丰氏与潘文彦的深厚情谊了。

  1975年丰子恺去世后，潘文彦非常悲痛，发宏愿为恩师编撰年表。当时“四人帮”尚未倒台，资料收集工作只能秘密进行。他充分利用教书之余，先后访问过刘质平、吴梦非、郑晓沧、程十发、王西彦、钱君匋、沈本迁、裘梦痕、陈瑜清等，并到丰子恺家乡石门湾实地寻访，多方征集有关史料，编成了初稿；他又自己动手刻印、装订，冒着一定的政治风险，向外界征求意见。潘文彦说，这是报师恩。经丰子恺女儿丰一吟校订，年表呈交新加坡广洽法师，由他在香港出版。杭州师范大学弘一大师和丰子恺研究中心主任陈星教授说，潘文彦先生编撰年表，为丰子恺研究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他的拓荒性工作，自有其特殊的意义。”

  潘文彦始终追随丰子恺，弘扬他的事业和精神。参与撰写《丰子恺传》，捐资为丰子恺漫画馆兴建漫画碑廊。每到丰先生逢五逢十的诞辰、逝世纪念活动，或是关于弘一大师、丰子恺的学术研讨活动，他都会积极参加。2009年出版的潘文彦著《若己有居文集》包含三卷内容，首卷“丰门立雪”即为怀念及研究丰子恺的相关文章，总共十三篇。由于各种原因，还有一些纪念文章没能编入。

  2010年春，上海卢湾区丰子恺研究会成立，潘文彦受邀担任顾问，继续为传播丰子恺的思想艺术而尽力。

  妙手著雅致文章

  记者见到在丰子恺来信的背面，是潘文彦给他老师回信的草稿，正好写满了一页纸。

  子恺先生吾师左右：

  顷接慈诲，并手书古诗四幅均收。下问近况，堪称平安。学生自春节叩别尊颜，于二月一日返校。本学期仍任教高一物理，四个班。每周十二教时，尚能自知自持，三月上旬曾返沪二天，因公私事均繁，不克趋叩高斋，远劳吾师悬念，诚惶诚恐。

  今年春长，惊蛰过后，柳丝已报江南绿，田野一片青郁；然气温常在摄氏十度左右，乡间更其如此，不及“日月楼”中酒酣兴浓，神来笔到，意趣盎然。

  校中批林批孔正在开展，且逐步引向深入，与上海形势比较，浙江问题较为复杂。好在学生于此少问，不敢有违师训，公余之暇，有农人送来腊酒盈樽，吟哦吾师赐予古诗，真有无限意趣。

  耑此奉复，敬请春安

  丰师母暨华瞻、一吟诸兄均此

  受教于您的学生 文彦 谨叩

  

  这样的信，仪态庄重，词句典雅，一种浓郁的师生之谊流露在字里行间。当时潘文彦任浙江王店中学的物理教师，而他对古典文学的热爱，一直珍藏在心。从这封信中，也可以看出他的古文功底和内心情怀了。

  字为红颜色，潘文彦解释，他在批改作业之余为回信打草稿，就顺手用了红笔。“那时并不觉得这样的信有多珍贵，加上纸张缺乏，所以就拿信的背面来用。”说到这里，他不无惋惜，但又接着说道：“我写给丰先生的信，有的没有草稿，有草稿的，后来都不知去向，反而这封信，留下了一点印痕，正是雪泥鸿爪。”

  上海画报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名叫《留云十方》，图文并茂记录云翔寺的风貌，其中的文字全由潘文彦执笔。当初他接到该寺院的托请，要求的时间十分紧迫，他只用三天就完成了。

  上海著名作家彭瑞高对潘先生的文字功底赞不绝口。他说，云翔寺就这么一点地方，摄影家已经把照片拍到极致，要为图片作文注释，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干过类似的活儿，深知其中甘苦。”但潘先生却游刃有余，哪怕景物相似的照片，也可以写得各具情态，充满禅意和天趣。为此，彭瑞高把潘文彦称作“智慧的诗人”。

  其实，不只画册的释文，云翔寺的《重修碑记》出于潘文彦手笔，刻在门前的巨石上；寺内的钟铭、熏炉铭和对联也都是他拟撰的。可以说，潘文彦的文字为云翔寺注入了神韵。

  《若己有居文集》首篇为潘文彦写给广洽法师的信，是他在编完《丰子恺先生年表》后，对来龙去脉所作的说明。这封信用文言写就，总共一千余字，读来意重情浓，老辣有劲，字字珠玑。写出了他在艰难时世八方搜求资料的过程，洋溢着对丰子恺的怀念和对广洽法师的敬仰，颇有古人文风。

  如文中这样评说丰子恺的成就：“唯各门艺术之间，融会贯通，互相借鉴，形成和谐统一之风格，恬淡雍容，自然明快，文如其人，风神潇洒……”聊聊数语之间，气势纵横捭阖，评艺论人无不精到。

  1979年，广洽法师在香港出版《丰子恺先生年表》，将这封信头尾略加改动，作为后记。随着年表的传播，潘文彦的文采渐渐扩散开去，此事在香港文化界引起热议，潘先生也因此结识了不少香港的朋友。台湾一位文艺评论家这样评价：“他的文章清醒婉约，文字隽永，尤其使人激赏的是那充溢纸面的一片真挚之情。所以，读他的文章，总会给人思想上、意蕴上深刻而厚重的感觉。”

  上海玉佛寺总监、上海佛学院常务副院长淦泉法师读了《丰子恺先生年表》，致函邀潘先生任佛学院文学教席，潘文彦如实相告：“我是读理工科出身的，没有受过文学的科班训练，恐怕难以从命。”淦泉法师又去信力邀：“拜读丰子恺老居士年表，阁下之古文功底深厚，任本院学僧之文学教席，堪称相宜，无须过谦。学时之安排，悉听尊便，可与贵校错时进行。”言辞恳切，盛情优渥，潘文彦便答应试讲。自1984年起，潘文彦受聘担任上海佛学院文学教席，后又被聘为上海佛学院研究班古文化教授，直到1994年退休，先后任兼职10年之久。

  从一篇短短的年表后记中，可以见得潘文彦古文水平之一斑。很多人会疑惑：潘文彦在解放后才接受大学教育，学的是理工科，他怎样在古典文学方面达到了这样高超的程度？记者也以此向潘先生询问。

  他从容地说：“有个成语叫水落石出，你一定听说过吧？一般都以为语出苏轼的《前赤壁赋》，其实，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已经提出。冬天，水势低下去了，石头就显露出来。”潘先生笑笑，接着又说，“现在看我的文章水平似乎高一些，实际比起前辈学人来，那就差远了，他们是真正的群星灿烂，熠熠生辉。随着那一代人的离世，社会上整体的文化水准都在下降，是冬天的枯水期，显得我和别人不一样。其实我是文学的门外汉，是编外的。”

  探究文字的意趣

  潘文彦常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写文章有许多讲究，文字里也包含着无穷的奥秘，需要不断学习，研究和领会。

  有一次，潘文彦和云翔寺管理者在寺院里散步。仰望气势巍峨的钟楼，潘文彦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向管理者说道：“你看，牌匾上的‘鍾’字，肯定是个错别字。”对方仔细看了几眼，觉得纳闷，就问：“哪里不对了？”潘文彦说：“敲钟的钟、钟表的钟繁体字应为金童的‘鐘’，而钟爱的钟、钟情的钟才是金重的‘鍾’。”这位管理者回去查字典，发现正如潘文彦所说。他们怕拂了原先书法家的面子，就另请一人重写，刻了之后换上去。

  “书法家应该懂一些文字、文史方面的知识，否则就成了书匠。”潘文彦感慨道，“特别是寺庙这样的地方，经常迎来国外、港台地区的华人代表，他们使用繁体字，如果看到有这样的失误，可就闹笑话了。”

  柏林禅寺云水楼的对联也出了问题，显示从右往左读去为“百城烟水终归弥勒之楼，一宿因缘遂识曹溪之路”。潘先生告诉记者，对联下联的韵脚应为平声，这是撰写联句最起码的常识，所以应该反过来。他分析：“撰写者林子青老居士文学造诣非常高，不会犯这种上下联对调的低级错误，一定是书法家搞错了，主事者也没看出来。这是很可惜的。”

  潘文彦多次前往东南亚，作中国古文化方面的讲座。他曾在菲律宾讲授古文字流变，说到这样的意思：汉字造字法中90%以上是形声字，通常人们说声旁表声，称声符；形旁表义，称意符。但是他解释说，声旁常常也有实义。如“袍”字有把身体包起来的意思，所以是外衣，声旁“包”是有意义的；同为衣字旁，“裹”中间有个果实，即有内涵；“衬”繁体字作“襯”，和身体亲近的衣服才叫“衬”，现在，闽南、潮州一带“衬杉”读成“qinshan”。细细研究，声符是有意义的。

  又如“戋”字，本意是“细微”。用它来作音符的字，都有细微、量少、时短等含义。水少为“浅”，宝贝、价值少了为“贱”，用于表示吃送别之宴请的“饯”，其含义是吃了这次宴请，就结束了。他讲到这里，一名学员举手提问：常见的“钱”字没有什么多少的意思吧？这时候，许多双眼睛都盯着潘文彦，期待着他的回答。潘文彦问：“你先说说钱是什么？”该学员即拿出一张纸币说：“这就是钱。”潘文彦说：“这是钞票，现在叫纸币，是后来才出现的。早先说的‘钱’是铜币，方孔圆钱，故称‘孔方兄’，它所代表的货币数量是很少的。为什么？真正价值高的货币是金锭、银锭，即通常人们所说的元宝，对不对？”学员们心悦诚服。

  潘文彦也曾前往华东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等高校作关于大学生日常礼仪和古文字方面的讲座，很受学生欢迎。

  不少学员都有这样的疑问：“一个个有趣的文字故事，是哪里来的呢？”潘文彦说，这些知识并非来自某一本特定的书，都是在长期的学习中琢磨出来的。他时常翻阅文字工具书，不光有常见的《现代汉语词典》、《说文解字》，还有民国年间出的《小学生字典》、《增广诗韵全璧》等等，积累既多，逐渐就融会贯通了。但凡作对联、制字谜、吟诗填词等，都是熟能生巧，道理相近。

  “除夕就是年尾。打一个字。”潘文彦出了一个字谜让记者猜。对记者来说，当然一时没有方向。他随即给出答案：“舛”。潘文彦从年轻的时候就爱好制谜语，投给《新民晚报》，如果被采用，他可以得到五角钱的稿费。“当然不是为了赚钱，只是一种纯粹的乐趣。”潘先生笑嘻嘻地说。

  物理中感悟人生

  不熟悉潘文彦的人，初次听到他的讲座，或者在参加研讨会时交流，往往佩服于他的渊博学识。在“《开明国语课本》的不朽魅力”讲座之初，他说道：“三九天气，再三天就是大寒节气，一年中最冷的日子。大寒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应该说这不是阴历，是实实在在的阳历，因为它是根据地球与太阳的位置来确定的。”他谈起闰年的来历、规律，更是显示出一位物理老师特有的严谨。随后他说：“《开明国语课本》里，课文多次配合时令，讲农村生活，这是它的特色之一，所以我把时节的问题讲在前面。”乍一听，以为他本来就是从事古文化研究的学者。熟悉潘文彦的人则说：他出身工科并擅长文科，是文理兼通的两栖学者。

  记者就此问潘先生：“您退休前一直从事物理教学，也始终没有放弃在文学路上的探索。在内心里，您对自己是怎样定位的呢？会不会觉得专业工作对兴趣爱好是一种束缚？”

  “当然不会。”潘先生直爽地说，“物理学很有趣，它与人生的道理是相通的。我跟物理打了一辈子交道，从中获益很多，有一些可能就融入思想理念之中了。”

  潘文彦受邀去玉佛寺试讲时，设定的题目是《相与本的关系》。潘文彦对学僧们说，本是指事物的实质，相是事物的表现形态。譬如水有三态，高等物理学中称为三相，平常为液相的叫水，热则成汽相，叫水蒸汽，寒则为固相，叫冰。这是不同的相，而其本就是H2O。在潘文彦，如此比方可能是信手拈来。学僧们大致有高中学业水平，通过物理知识领会佛学原理，一听就懂了，而且牢记在心。

  “热力学里有个概念叫熵，很有意思。”潘文彦举起茶杯对记者说，“半杯冷水和半杯热水，混合起来可以成为一杯温水，但你要把一杯温水分成一半冷水一半热水，而不化其他的能量，就做不到。温度差也是一种势，构成一种可利用的热能流。”他由此引申道，在社会生活中，绝对的平均主义是不可取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都是同样的收入，搞原子弹的还不如卖茶叶蛋的，人就没有积极性了，这样的社会怎么会进步？他很认真地道出一个观点：“差异的存在，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

  又比如一盆浑水，刚刚搅动完，是一片浑浊的样子；过一些时间后，泥沙沉到盆底去，水也变清了。潘文彦说，从物理上讲，泥沙颗粒不能溶解于水，这现象表明时间会让事物显现出本来的面目。在哲理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有一点是相同的，都遵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大道理，这是很有深意的。号称科学的什么什么主义，终究不能为实践所证明，这是伪科学，是借科学之名，用来骗人的。

  “当然，物理的规律并不能生硬地平移到生活中。上体育课叫‘立定’，我们不能请体育老师改成‘相对速度等于零’吧？”潘先生风趣地说。

  如今，80高龄的潘文彦记忆力依然非常好，头脑反应迅速，一点也不输年轻人。他经常和正在读初中的孙女逗乐。普朗克常数是多少？潘文彦一口就能答出：6.626乘以10的负34次方焦耳秒。他有时也会考孙女：17乘18等于多少？75乘76等于多少？孙女要拿起笔算很久，他则只要两三秒就脱口而出。

  桐乡艺术家叶瑜荪与潘文彦交往，觉得潘文彦条理清晰，思路敏捷，每次谈话都会得到许多启发。读者阅读潘文彦的作品，也可以感觉到行文用词都非常严谨，或许内中就包含着理工科训练的影响与积淀。

  退休后的潘文彦在经济上无可顾虑，但他严于自持，过着一种克俭、朴素的生活。他伸出手臂跟记者打趣：“我毛衣上的补丁是出于需要补上去的，你的毛衣买来时就有补丁，是装饰用的。”记者承认确实如此。原来，那件毛衣是潘先生60岁生日时收到的礼物，足足穿了20年，肘部已经磨破，不得不打补丁。他的棉鞋已穿了3年，还完好如新，而当初买来时不过6元钱。他说，“衣服最主要的功能是保暖，当然，也要整洁大方。但用华丽的衣着打扮自己，总不如用渊博的知识来充实自己。”

  春节期间，潘文彦的学生到他家拜年，看到他依然粗衣淡饭，不禁感慨：“老师还是30多年前的老样子。”潘文彦道：“不是老样子，是样子老了。”他的风趣引得大家笑起来。

  （本版图片由董少校摄影、翻拍）

  人物小传

  潘文彦，1933年1月（壬申）生于宁波市西郊河母渡乡潘村。1948年毕业于慈城北城小学，同年考入慈溪县立简易师范，就读仅3个月，因家境清贫辍学就业。工余自学初高中课程，1954年秋，以同等学力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电力系工企自动化专业（五年制）。1959年被派到江西省地质局，后分配到赣州江西地质学院任教《矿山电工学》，兼教《坑道支柎》。1961年编写成《工程力学》讲义，被中南五省高校评为通用教材。1962年往嘉兴市王店中学，执教高中物理。1979年调入嘉兴师范讲授大学物理。1983年调回上海，进入大同学院执教《大学物理学》和《工程力学》，直至1994年退休。1984年起受聘兼任上海佛学院文学教席，后被上海佛学院聘为研究班古文化教授，讲授《佛教与传统文化》。已出版《丰子恺先生年表》、《丰子恺传》（与丰一吟等合著）、《留云十方》、《若己有居文集》等。

  记者手记

  世人谁识潘文彦

  虽为丰子恺弟子，潘文彦并不肯张扬，每当说到这点，他总是很谨慎，似乎生怕对不住恩师的教诲。师承之中有佳话，但就算不说这些，潘文彦也自有其人格文章在，坚实地立于天地之间。

  除了香港凤凰卫视和浙江桐庐电视台，并没有多少媒体采访过潘文彦。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低调，另一方面也因为，如今娱乐当道、戏说成风，时尚的观念是多不在文章、文风、学术、学派。潘文彦师承丰子恺，从古文化的培养到艺术理论和文艺理念修养的熏陶，所继承的是心灵深处的、品德上的、精神上的追求。曲高和寡，历来如此。所以很多人对他的文章、他的生活方式并不发生兴趣。

  在阅读相关作品、多次采访后，我深深为潘文彦先生的人格魅力和文章风采所折服，深感他身上有一种敦朴伟健、从容恬淡的情怀。他的成长经历明白地显示了：一个人在专业学习与工作之外发展兴趣，坚持不懈，以至于取得相当的成就，是可能的；一个生活在现代的人，即使是学理工出身，自觉接受古典文化的熏陶，让人生变得儒雅厚重、达观通透，也完全是可能的。实在说，他追求的是一种美，文史哲和数理化之间通透的哲理上的美。这与追名逐利无关，与时髦媚俗无关，是一种高雅纯正的美。

  诚然，“水落石出”之说并非完全是潘文彦的自谦。他的师辈朋友中，丰子恺在散文、漫画、音乐、诗词、艺术鉴赏诸方面各有成就，陈从周长于建筑与园林艺术，绘画、诗词、文学等都深有造诣。至于老一辈的古建筑学家梁思成，数学家华罗庚、苏步青，桥梁专家茅以升……无不具备相当深厚的古文化修养。当下，这样的盛况不多见了。

  在潘先生家，我见到一幅陈从周书赠他的诗作，落款写着“文彦学人吾兄两正”。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在诗歌和书法方面他都有一定功力。毫无疑问，潘文彦是一位智者。他的成就，可以引起人们思考：今天的教育要培养怎么样的学生？人可以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相信每位读者都可以有自己的答案。（本报记者 董少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