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典：南方工业生活

管季超0712

词典：南方工业生活




作者：萧相风    




　　打　工

　　打工，用广东话说是“揾工”。来广东，第一次看到密密麻麻的工厂——蜂窝，我有些激动，看到工厂里蜂拥而出的那一大片潮汐，由或蓝或绿的工作服搭配而成的，我梦想有一天也能穿上一套，混入这样的浪潮里化为其中的一小朵。我感觉到那些厂服发出的梦中铠胄的光芒。作为纯粹的消费者，消费了父母二十多年的心血，现在我急于要做一名生产者。第一站是东莞的黄江，我寄居在老乡的宿舍里，白天和另一位老乡去不同的工业区里找工作。招工启事的红榜或白纸张贴在每个厂的门口，那么一张纸，镜子一样显眼，保安把它刚贴在门口就吸引了三五成群的年轻男女围靠过来，“招聘启事”被不同的方言念着。有人说，哎呀，日你先人哟，只招女工。一个女孩问保安：你看我中吗?保安从门卫室窗口探出半个脸：会电车吗?女孩摇了摇头。另一个人客气地问保安：还要不要杂工?保安坐在椅子上抖动二郎腿，翻着眼白有腔没调地说：不招了……杂工……满了。第三个人说：我靠，不招还贴出来。于是大家一窝蜂般散了，有几名还恋恋不舍地蹲在那路边的树阴下，似乎还等着什么。

　　我首先备了一份简历，现在回想起来，那简历写得太幼稚了。上面写着什么“剑鸣匣中，期之以声”，什么“玉藏于石，以待明主”。我学的是企管，这些年，每当有人问我学什么专业，我不好意思回答。有人说：企管很好嘛。我只是呵呵地笑。这是一门边缘学科，什么都学，什么也学不好。我碰了许多霉头，倒也不能怪专业。要怪还是怪自己。

　　我的这位老乡，在这边呆了一年，竟学会了一口普通话和家乡话杂交的腔调。我们步行逛遍了黄江大大小小的街道和工业区，又步行到樟木头。广东这里有些地名，真的有趣，什么“鸡啼岗”、“龙见田”、“百果洞”，听起来让人思绪万千。走到樟木头，老乡说：这里有“小香港”之称，娱乐和夜生活丰富。之后又去常平找工作，找了将近二十天终于在常平桥沥的一个电线厂落了脚。这是个台资厂。记得进厂时，门口围了一大堆求职者。人太多了，人事小姐只是抽样点了二十人左右进去面试。可惜我那位老乡没有被点到名，他好歹也是高中生吧。先排好队，验证件，我的毕业证比较大，红本本，当时亮在外面煞是显眼。人事小姐瞪大了眼睛：“大学毕业证?”我满是期待地点头。然后就是笔试，考了一些初中级别的语数外，留下了四个人，我就是其中之一。最后由人事部经理面试，这位经理是台干，年纪和我一般，让我详尽说说找工作的经历。我激动了一下，从搭长途车来广东开始，从头简述了一遍找工作的经历。我为自己的讲述功底颇为自得，现在想来，那纯粹是一种过场。人事小姐对我还是很热心，在办手续时，反复强调这是普工，工作不是一般的辛苦。我说我受得了。年轻人嘛，农村出身的，不吃苦还吃什么?

　　办了手续，进厂，果然不是一般的辛苦。我做的就是搬运工，也叫杂工，在厂里俗称“打包的”。分配在最辛苦的一台机，这台机的前任搬运工被打包机轧断了手掌，正在和工厂打官司。我配合一个调机的技术员，原材料和成品搬运、生产、清洁、洗机台、装芯线，样样都要做。和我一同进厂的三人，一人与我分在一起，这位同事第二天就自离了。另两位工友，与我同年，在另一个部门做搬运工，闲暇时我们结成了难得的友情。三个月后，他们一个个也走了。我终于坚持了四个月。后来我与车间里一位副课长关系闹僵，也离了厂。这是第一次进厂，刚进去时对工厂这部大机器一无所知，不知什么叫QC，什么叫生管，工厂是如何运作的，为此还闹了一些低级笑话。

　　离开这家电线厂，又回到黄江黄牛埔租了一个单房，接着和另一位老乡一起找工作。这一找，又找了半个多月，耗尽了身上仅有的钱，在弹尽粮绝的时候，我只好搬到一个捡垃圾的老乡那里去寄居。北岸有一个电子厂招工，也是台资，那天大雨如泻，小歇后天还是阴沉沉的，我用仅剩的十五元钱，买了一把伞赶过去面试。

　　进去还是拿着自己的大本本，二○○○年这个毕业证还是能够唬住人。本来是做普工，工程部正好缺人，在招机修，课长又将我调到了工程部。我的厂牌上写的是“生产技术”。没想到我修机也修了将近一年。电子厂主要是一些小型的设备，端子机和裁线机。最近我写了一组诗《工厂简史》，引用其中一首，概述当时的那种状况：

　　前半生，他进了一家电线厂

　　学会了搬运和打包

　　也学会骂娘和打架

　　然后进了一家电子厂

　　学习了修理机器和润滑

　　润滑剂和机油如何使用

　　这些本领他以后再也没有忘掉

　　然后又进电镀厂

　　懂得了形象是需要电镀

　　电金电银电七彩

　　电得全身闪闪发光

　　然后是电池厂

　　又见过不少短路的电池

　　生活中有太多这样的家伙

　　说话不经过大脑

　　大脑不经过思考

　　总之，短路的家伙喜欢省事

　　喜欢快、喜欢两点之间直线最短

　　又弄明白了充电是怎么回事

　　充电的家伙免不了放电

　　后半生，他进了一家弹簧厂

　　现在他看起来更像弹簧

　　已经被压到了最低

　　每次上街，他总是出现幻觉

　　你看，满大街都是弹簧走来走去

　　做到第二年六月份，因为工厂订单季节性减少，放假，我就去了深圳。深圳特区在打工者词典里早已成了另一个打工圣地。我要去那里朝圣。从樟木头转车，第一次去布吉，又是工厂、广告牌、立交桥、路牌、行李、易拉罐构成的一条条路，太阳底下的南方，路似乎永远向南延伸，炙热的太阳当头照着路上的灰尘和正在施工的天桥，我看到了热火朝天的深圳。无边的工厂挤着工厂，忙忙乱乱的行人和车辆像满地飞窜的蝗虫，这里生机勃勃被阳光涂上了神圣的光泽。长途大巴驶入了龙岗区，我向南望，平湖、丹竹头、布吉。我拖着皮箱投靠了一个远房亲戚，住在布吉关外的荣超花园，七天后办了一个边防证。从布吉进关，在深圳市人才大市场又找了近半个月工作，然后在旁边的一个伯乐职介所免费招聘现场找到了一个业务员工作。二○○八年路过宝安南路，这个职介所早就不存在了。我面试的业务员是直销性质，天天背着一包产品在大街小巷上叫卖。深圳市被一双脚踏熟了，干了两周，又去另一个公司做业务员。在龙岗区各镇往来，业绩惨淡，每月收入呈负增长。其间又和一个同事，进了一个玩具厂。具体是做什么玩具，我一直没搞懂。因为没做到三四天，我们又出来了。记得该厂招普工时，我吸取经验，不再拿出大本本，而是掏出高中毕业证进了厂，进厂还要流动人口证，我又掏出一个临时办的流动人口证。后来又从A厂进B厂，从B厂进C厂，反复了一阵子。二○○二年又进了宝安西乡一家电子厂。有个熟人因辞工回家，介绍我去福永某电镀厂做会计。会计?起初我有些不自信，虽然也学过《初级会计学》和《财务管理学》等课程，但毕竟不是会计专业毕业，又无工作经验。熟人说，没事儿，我会教你。就这样，在电镀厂又做了快三个月的会计，后来我又离职。这时我好歹有些文职方面的经验，又在沙井某五金塑胶厂找到一个PMC工作。因工资问题，三个月后我又辞职，头脑发热跟着一个老乡跑到中山去找工作。来来回回折腾，回家再返深圳。第二年在福永某电池厂找了一个IPQC工作，又升为车间主管。新厂迁到了桥头HJ工业二区，那时周围一片荒地，不出半年，一幢幢厂房从地底下钻了出来，四周越来越热闹，光秃秃的马路上忽然从四面八方涌来不同的地摊买卖。靠近海边空阔的平原上，飞机嗡嗡地从碧空中滑过，飞得很低，可以看清飞机身上的字样，手掌大的飞机正在滑翔中降落，南面不远处就是机场。但是不久以后，空阔的地方堆满了建筑材料，钢筋、水泥和噪声在烈日下每日争分夺秒地忙碌着。这又是一大片崭新的工业区，南风拂过的地方，工业种子遍地开花。在这个厂做了一年半，又进另一家电子厂做QE、IQC及工程部技术员等等。当然，现在我早就不在这家公司了，又经历了三次跳槽。

　　打工，你的名字叫漂泊，这是我们每个人注定的命运。每到一个新的工业区，看着那工业区的拱形大门，数着指示牌上那些工厂的名字，我激动地挤入工友的下班人潮中。我想每一个厂区都是一个美妙的地方，每家工厂我都想进去看看，看看机床旁的工友。听听机床哒哒不休的叫声，噪音，是我最喜欢的意象之一。尽管我一直处在噪音里，听惯了，但是那新型的机器总会发出不同的声音。我认识注塑机，立式或卧式的，车床、冲床、锣床、拉浆机、卷绕机、封口机、充电柜、干燥机、巨型压机、裁线机、端子机，电车和深夜朝地心撞击的打桩机。我还要认识四川人、湖南人、江西人、广东人、广西人、河南人、自称九头鸟的湖北人，还有更厉害的“宝庆人”(俗话说，十个湖北佬，不如一个宝庆佬)。在南方，这是值得一生去认识的事物。

　　爱　情

　　在风尘仆仆的流动人潮里，在往返不息的流水拉上，爱情是青春岁月里的防锈剂。我们四处流浪，仿佛只有爱情成为唯一的梦想。有时候，我们偶尔在一个工厂停靠，有一双眼睛就在流水线或办公室的某个角落悄悄地注视着，轻柔的睫毛扑闪扑闪，那是停在书页上蝴蝶的翅膀。工厂成为爱情的驿站，老板客观上也成为我们最大的媒婆。对对和双双，最终的媒婆还是历史，是历史巨大的漩涡让偶然的桃花流水相遇于必然的河岸。

　　在巨大的南方磁场里，不同的省份被丘比特的双向箭头连在一起，爱情不再是小乡村里封闭的露珠，不再是守着一条河流土生土长的棉铃。南风化作了蜂蝶，在广袤的热带雨林里随意牵线做媒，每次回家，在纯正的乡音里都能听到不同的外来口音，我有几个儿时伙伴找了四川老婆，生的儿子果然机灵，有人背后老是戏谑小孩为“四川佬”。因为广东，大家的血脉连得更复杂了。

　　在广东的高速路上，太多的爱情和仿制品风来雨去。

　　小Q个子矮小，是我的老乡。十六岁那年他背着蛇皮袋子只身来到深圳，进了一个研磨轮厂，做研磨，每月能拿八九百块。后来开货车，开叉车，再后来摆摊。在各自大量的“布朗运动”之后，二○○五年我们在石岩一个塑胶厂相识。小Q是个积极上进的青年，每天琢磨着如何发财，他进厂的目的就是找女朋友，因为工厂的女孩清纯。那时小Q开叉车，十二吨位的大叉车是一座移动的小沙丘，小Q坐在上面益发显小了，仿佛蚂蚁骑大象，每天在车间里往来叉货运模具。不久他认识了一个刚进厂的江西女孩，肤白，靓丽，比他高出半个头，女孩在注塑车间批锋，生产线上好几个技工和搬运工竞相追求。为了在众多追求者中独获女孩青睐，小Q嘴甜手阔，为孔雀开屏费了不少心思，占了头魁。工友们叫小Q给大家发“拖糖”。在广东这里拍拖要发拖糖，结婚要发喜糖，生子也要发喜糖。其中拖糖是最甜蜜的糖衣炮弹。

　　后来小Q和女孩子发生了口角，晚上他喝得醉醺醺的，在宿舍走廊上打电话给女孩，走廊上摆着灭火器，女孩就躲在上一层的楼梯阶上，在阴影里看着他。电话通了，女孩没有说话，只有她瓷亮的眼睛在阴影里一闪一闪……

　　小Q听到了上面的手机铃声，他明白了他们之间的距离，两个人都陷入了凝重的沉默，是进是退?谁也没有做好选择。小Q靠在了走廊旁的消防栓上，看着火红色的灭火器，仿佛看到了内心的冲动，灭火器无法熄灭他内心焦躁的火焰，小Q唉了一声，挂机。小Q对这种追求疲倦了，瞬间感觉到自己的崩溃。是的，该走了。第二天心血来潮向主管辞工，急辞工，主动放弃了半个月的工资。上司怎么留也没有留住。

　　小Q在找新工作时，又结识了一位山东的姑娘，他们闪电般产生了爱恋。当我听小Q说起时，我对这种速度将信将疑。

　　没想到原来的那江西女孩又主动找到了他，两人从此住在了一起。小Q那时在西丽火车站一个物流公司开叉车，小Q又从物流公司出来，带着女孩子到龙华市场摆摊，卖衣服或玩具。每天站在路边吆喝着，勉勉强强维持着生活。小Q的嘴巴活，口生莲花地编织着未来美好的花篮。年轻人情窦初开，甜蜜了一阵子，不久女孩怀了孕。

　　那女孩在工厂的姨妈找到我，向我打听小Q的下落，我才知道女孩是瞒了亲戚和家人跟小Q“私奔”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也不知道小Q的去向。二○○七年寒秋的一天，那天风大，也很硬，吹得路上灰尘漫天，小Q又找到了我。小Q穿着一身洗得又硬又白的夹克，拖着皮箱来到白芒关。他一脸的疲惫，两只浪漫主义的眼睛填满了灰色。他心情很郁闷，想找个人说说，就找到了我。

　　他的女朋友丢了。

　　我听着他沮丧的讲述：女朋友怀孕后，他们到了中山，寄居在他母亲的出租房里，肚子里的小孩快四个月了。女孩的一家人在广州做建材生意，家境还不错，可是小Q与她不是门当户对，小Q的财富一直还在他的头脑里，他是“裤裆叮当作响”的类型。女孩的父亲一直在找他们，小Q给他未来的岳父打了一个电话，让他放心。女孩的父亲在电话里说，无论如何一定要小Q带着他的女儿见见面，见了面一切都好说。他的苦口婆心打动了小Q。

　　见面的那天，戏剧性转折来了——女孩的父亲驱走了小Q，并把女孩看押了起来。小Q几次找到女孩的父亲要人，女孩的父亲提出一个条件：你提二十万礼金再来找我。

　　你一年能挣多少?看你一副穷酸相，能养得起老婆吗——小Q被这些尖刻的羞辱击垮了。

　　小Q受了刺激，憋屈了一周，找到了我：“老婆没有了，儿子也没有了。”他的苦闷，我无法安慰。这让我想起了刘庆邦一篇叫《玉米地》的小说，其情其境何其相似。小Q当时没有固定手机号码，从此与他的女友断了联系。

　　爱情，一个复杂的话题。由于不同工厂的生产特点，工人的性别也受到分流。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工厂通常只招女工，男工除了荷尔蒙旺盛、难以管理，还能一餐吃掉好几碗，饭量大，增加了工厂的经营成本。只有高劳动强度的机械厂、五金厂以男工为主，清一色的光棍汉，而电子厂是清一色的女工，就像“诈金花”一样，黑桃和红桃全被洗开了，一边全是黑桃，一边全是红桃。我在黄江的那个电子厂，除了保安、机修和仓管之外，二百多名员工全是女性。电子厂是爱情生产厂，流水线是爱情生产线。记得做机修时，我曾暗恋过一个女孩Z，给Z写信，那时我还是个木脑壳。Z在逛夜市的路上与我偶遇，让我请客。在匆忙的人流中，我回味着她的笑容，很甜很脆。如今那些电子厂的姑娘，应该都成了孩子妈妈了。

　　南方人把找女朋友叫做勾妹仔，北方人叫泡妞。无论南勾北泡，玩弄情感也是被情感玩弄。我在沙井某家五金厂，一位四十多岁的电工，泡上了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女孩一夜间变成了女人，当她还沉浸在幸福中时，没想到电工又冒出来一个结发的老婆，找上了工厂，在厂门口和女孩打闹一番，女孩受了羞辱，喊来老乡，找电工算账，结果将电工的下身打成了阳痿。

　　电子厂

　　荧光灯挂在低矮的流水线上，在夕照或月夜之时，远望那些荧光灯，它们是新的夕阳或明月，悬在那工业的屋檐下嘤嘤地叫着，哼着。一排排手和呼吸，她们在白莹莹的灯管下低着头，穿着统一的静电服，长发裹在工帽里，露出一小段青丝，眼睛紧紧地盯着双手，一手捉着电子元器件，一手捏住烙铁。产品在焊锡中不时冒出一缕青烟，沿着排风机零零散散地飘走。是焊锡，将产品和汗水焊接在一起，电容、二极管、悲欢和青春共同装配在印刷线路板上，这是一般电子厂常见的情景。

　　电子厂的种类是最复杂的，生产电容、电阻、二极管、三极管、接插件、线圈、音圈、PCB、SMT、IC卡、LED和各类家电都叫电子厂。人们都说，二十一世纪是数字化时代。所谓的数字化时代就是由电子厂缔造而成，由流水拉上无数双女工的手缔造而成。

　　从深圳沿梅观高速转莞深高速在黄江出口转出，共约三十八公里，从东莞黄江公常路东转北岸路进去三百米左右，有一家极其普通的电子厂。二○○○年我曾经在那里工作过一年，该厂属于台资，一栋三层楼的厂房，两栋八层高的宿舍，围成了一个北京四合院样式。这是珠三角一带比较典型的电子厂，宿舍面积五倍于厂房，间接表明了它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工厂。厂房上嵌着一块工厂钢字招牌：QB(隐名)，QB厂主要生产接插件，规模小，两三百人左右，组织架构也相对简单。总经理是台湾人。副理是贵州人，一个初中毕业的女士，管人颇为严厉。它的主要客户就是台商，其中就有富士康的业务往来。二○○八年金融风暴时我路过黄江，特意去看了这家往昔的工厂。工厂还在，生疼的阳光依旧照着泛旧的厂房以及泛旧的招牌，唯一的变化是，员工都换了，我一个也不认识。周围曾经的空地上起了更多的厂房，迁来了五金厂、塑胶厂、鞋材厂和别的电子厂，同时对面原有的两家工厂不在了，换成了别的工厂。中午下了班，QB厂涌出来一波下班潮，员工们身上的工衣没有变，还是当初那个黄色T恤衫。我问一个不认识的工友：最近厂里生产忙吗?她答道：一年不如一年，说不定要搬厂。我一愣，这个厂最初是在深圳建厂，为了降低人工成本，两年后搬到了东莞，难道还要搬?我问：要搬到哪里去啊?她不耐烦地说：谁知道!

　　在密集型劳动中，手工操作仍然占了很大的比例。烙铁就是电子厂最常见的工具。我记得在一个电子厂做储干时，必须在生产线每个工位上学习几天，股长首先将我安排在焊锡工位上拿烙铁。坐在工位上，拿着锡线，在高温的烙铁下，一个女工教我如何焊，如何识别虚焊假焊。锡线在烙铁头上熔成一滴滴，我将漆包线的线芯接在零件上，让锡滴冷却，银白色的锡液像一滴泪珠，不听话，在手指间慌乱滚动，此时需要用指甲挡住那滴锡点，女工让我蘸一点黄色助焊膏，将烙铁头用砂纸打磨光滑。至今我还记得工位上的她们，大拇指的指甲盖被熔化的锡点灼得黄黄的，每个人都是留着长长的指甲盖。现在有波峰焊，自动化程度再高，焊锡这道工序总是离不开人工。拿烙铁的工位，因为接触有害气体，又稍有些技术含量，这个工种通常有一些岗位津贴，每月会多发几十块钱。有些女孩子在焊锡中皮肤过敏，脸上长痘痘。休息两天，痘痘就自然消失。焊锡产生的烟雾，毒性不小，比较正规的工厂，通常在旁边设一个吸烟的排气管。二○○二年欧盟颁布了RoHS指令，对于锡的铅含量有一些强制性规定。RoHS指令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产物，同样也是环境保护主义的产物，它对电子消费品生产过程提出了有害物质控制的要求。

　　在电子厂，除了焊锡，还有一个常用词汇，就是SMT，汉译是电子表面贴片技术。它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可以是技术，也可以是生产流程。作为SMT，一个电子零部件，上面可能有成百上千的零件。通过流水拉上一双双女工的手，最终变成一个半成品。在SMT这道工序或这个车间里，流水拉的概念显得更为贴切和流畅。流水拉上，零件一件件聚在一起，然后经过FQC终检，入仓，又通过一辆辆货柜送到客户的工厂，半成品又在客户的流水拉上转一圈，这条产业链或物流链，经过货柜和流水拉、公路或码头，你会蓦然发觉，整个经济社会都是一条流水拉，我们都在流水拉的旁边忙忙碌碌。

　　电子厂除了SMT之外，手工还是占了主导地位。这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密集型的场所。而在这个场所，又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西游记》里有个女儿国，电子厂也是一个“女儿国”。流水拉上所有的作业员，都是女工。操作工是女孩，QC员是女孩，物料员是女孩，技术员、助拉、拉长都是女孩。可以说，电子厂是女孩子的代名词。在这样的女儿国里，青春变成了一道纯粹的风景。在流水拉下埋头做事时，工作服里那裹不住的青春，仿佛工业齿轮缝隙里的花瓣。

　　老　乡

　　过去人生四喜之一：他乡遇故知。说明那时交通不发达，人口很少流动，能在遥远的他乡碰见老乡和熟人，那自然是不得了的惊喜。在今天的广东庞大的民工潮中，他乡遇故知就不是什么稀罕事了。由于异乡故知的频频相遇，自然衍生出“同乡会”。网站论坛上也相应开辟了“湖南人在深圳”、“四川人在广东”之类的版块。

　　在外面碰到任何地方的人，均可以通称为老乡。一句“老乡，你好”，距离就拉近了。“老乡”，这个词是一个通用的飞词，就好比湖南麻将里的“王牌”，有的地方叫做“鬼牌”，可以任意代替其他牌。从二○○○年出来，最开始的几年我都是和老乡在一起。记得来广东第一个夜晚就住在一个老乡那里。我并不认识他，他是老乡的一个老乡。第二个夜晚我又住在另一个老乡那里。在最窘迫的时候，我住过老乡的垃圾屋。最奇妙的是，还住过一个女老乡的女生宿舍。当然也帮过一些老乡，在底层的打工生活，每个人生活都不可避免会遇到困难，这时“老乡”就成了一个“保险基金”，大家都往里投入感情和付出，急需时就偶尔支付一点。有人感受过老乡的好处，还感受过其坏处。后来有人说：老乡老乡，背后一枪;见你不死，又是一枪。当然打枪不打枪与老乡无关，这还是人性的关系。

　　每年春节回到故土时，在小镇的街上遇见曾经在外相遇的老乡，在广东时，大家都很热情，握住各自的手说：“哎呀，小明!”“呀，野鬼!”“这不是军军嘛!”“是啊，建军你也来广东了?”在异乡的土地，我们似乎找到了一盆家乡盆景，大家共同的方言聚在一起，拢成一片故乡的云。“好久不见了，在这地方遇见你。你在哪个厂上班?”在家乡又相遇了，大家只是淡淡地点头：“回来啦。”然后分别钻入人群里不见了，老乡在这里失灵了。只有离开赖以生存的故土，大家才需要用这个词取暖。

　　老乡是一个出门在外的生词，一双漂泊异乡的布鞋，一顶土祠或公社时期的破草帽，一粒临时抵御乡愁的安定。但是这个生词永远回不了家，这双布鞋已经走在千里之外的路上，至于这顶破草帽是否挡住了他乡的风雨呢?如今人们对这粒安定也产生了更多的抗药性。

　　流水拉

　　流水拉是工业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纪录片《大国崛起》说：“如果说，牛顿为工业革命创造了一把科学的钥匙，瓦特拿着这把钥匙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大门，那么，亚当·斯密则是挥动一只看不见的手，为工业革命的推进缔造了一个新的经济秩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第一次提出了分工的理论，费雷德里克·泰勒提出科学管理，将标准化纳入到生产中。一九一三年八月一个炎热的早晨，福特的汽车流水线作业成功应用，流水拉逐渐改变了过去手工作坊模式。成为庞大而复杂的工业消化系统中的主要肠道。

　　如今在大洋彼岸的中国，流水拉像一条条龙舟在珠三角流域竞帆争流。二○○四年我在福永一个电子厂里拆过流水拉，又装过流水拉。那时老板决定改变一下车间布局，于是，拆掉——再重装。流水拉再简单不过了，就是一条铁架子，上面循环滚动着橡胶皮带。拉上装一些灯管和辅助作业的工装，两边排上凳子，坐上女工，就是一条流水拉。每次更换产品——我们叫做“换拉”，流水拉依然是那条流水拉，只是换掉了物料，重新调配一次人员。停拉开拉仅在于流水拉上的一个开关，按开它，流水拉带着吱吱呀呀的杂音，重新向前跑动，根据每道工序的作业快慢和生产进度，可以灵活地旋转一个速度旋钮，随时调节流水拉的快慢。从第一个工位到最后一个工位，根据作业节拍，对瓶颈工序适当增加人员。随着生产的进步，流水拉的样式也日益增多，配合机械手和工装，可以分流为双层的流水拉。

　　二○○○年第一次在黄江的电子厂看到流水拉。每一条不足五十米的流水拉聚集了四十多名工人，拉上密密麻麻坐满了姑娘，她们在灯管下埋头绕线、插接端子、包扎余线。几乎每天在同一张凳子同一个位置，操作着同样的产品，手指使劲，将端子一根根插入胶壳针座里，有的端子偏大而胶壳偏小，必须用力抵入，五只手指在长时间的作业中，沿着意外的方向翘曲，并拢时各自叉开。第一天下来，手指就胀疼了，第二天手指磨出血泡，以后就慢慢长出了一层硬茧，速度也大大提升，可以熟练地插入端子，每天的产量也可以轻松完成。劳动给我们带来的最大报酬是坚强。日复一日，我们适应了这个位置，习惯了这条流水拉。

　　作为流水拉，自然就衍生出带拉的一个头儿——拉长。有的拉长工作繁忙，又配备一名助拉，或再配备一名物料员。拉长、助拉就像是船长和大副一样，

管季超0712

带领着员工们，驾着这条船在流水中航行。每天开完早会，物料员将材料放在流水拉的前端，将开关一开，这条船就开始航行了。数不尽的龙舟朝前竞跑着，世界的工业链也开动起来，汗水、人的青春、料的动态都沿着流水拉皮带向前奔驰。在流水拉上作业是枯燥的，每天面对同一种产品或不同的产品，姑娘们对未来的梦想就在上面流走了。同时，劳动是每个人的必需品，不仅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必需。

　　苇岸在《大地上的事情》中说：“从存在角度讲，一个孤立的水滴意味着什么呢?死亡!故每个水滴都与生俱来地拥有一个终极愿望或梦想：天下所有水滴全部汇聚在一起。在这个伟大梦想的驱动下，河流最终消失了，诞生了海洋。在工厂无数的流水拉这里，每个人恰好就是一颗水滴，他们将梦想、青春、情感汇聚在一起，一条流水拉就是这么一条河流，它向前奔驰，在某个地点与另一条流水拉交汇，并注入到另一条河流，它们在不断地分支或合流，这是工业时代星罗棋布的水乡。

　　妻在南山某工业区的一家电子厂上班，每天回来将流水拉上的故事絮絮地向我讲述。她们车间里的拉长，她们的姐妹，她们的酸甜苦辣，她们天天围绕着的流水拉，每天也在我大脑里运转。那是一家外资厂，从金融危机中复苏时订单也越来越多，每个车间的四条流水拉满负荷转动着。在这家电子厂，有的人已经做了十年，大部分才刚刚进厂，招进来的新员工短暂停靠后又选择自离。尽管工厂待遇合法，福利不错，但是小小的车间人来人往，旧人走了新人来了，员工们像流水一样离开一条流水拉，又流向另一个工厂另一条流水拉。最近她的一个同事离开这家干了多年的工厂，要回老家谋生，临行时发来了短信：“祝福我吧!我就要离开深圳了。你们好好干!说不定若干年后，我还会来找你们的。我会想念流水拉上的姐妹们。”

　　在流水拉作业中，流动人员之间如同水面相连的浮萍，流水拉串连又分割着这种纯粹的人性相依。为了提高流水拉本身的效率，在订单紧急时，我们工厂的老总叫工程部的同事每天观察和监测流水拉的速度。这是一条自动回流线。同事用秒表测着一个循环来回的时间，经过调试，将流水线的速度提到了最大限度。十一秒，十秒，九秒，在流水拉上的分分秒秒，就像吊瓶里的点滴，一步步踩着钟表里的时间，每分每秒都从众人的身边流过，带走人们最快的动作。

　　流水拉在不同的工厂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更多的工厂不再是单纯地搭起一条流水拉，而是利用大型机器，利用辊筒和传输带，利用自动化机械将整条生产线连成一体，此时流水拉已经变成了流水线。在流水线上没有转折号、顿号和逗号，流水线就是一篇没有标点符号的文言文，一气呵成而没有停顿。每次站在不同的流水拉旁边，我都在想，流水拉啊流水拉，这个工业时代最重要的食道，一切都会老去，唯时间永向前，面对千篇一律的劳动或经常更换的新产品，我们在重复的流动中是否适应了麻木?在这个时间容器里我们被慢慢消化，历史不会改变，谁也不会停下步伐。

　　最后我摘抄一首自己的诗歌送给流水拉：

　　没错，流水拉如同繁忙的高速

　　没错，我们都是流水拉的组成部分

　　没错，有人喜欢有人痛恨

　　没错，不少家伙靠在拉上做梦

　　没错，流水拉上响起了纤夫的爱

　　没错，那只是他娘的幻觉

　　没错，流水拉并不是一个错误

　　没错，一条河流也会犯错

　　没错，生活就是无数条流水拉流向我们　 的结果

　　没错，流水拉也在喧嚣中波光粼粼地闪烁

　　没错，流水拉既是噪音也是一曲春天的交

　　响乐

　　加　班

　　二○○○年，东莞黄江某电子厂。

　　“阿秀，今晚加班!”

　　“又要加班!今天是星期天啊!”

　　“没办法，要急着赶货。”

　　“这三个月，每个礼拜天晚上都没得休息。”

　　阿秀在机台上撅起了小嘴。阿秀是江西人，未婚，做事手脚麻利，连续加了三个月班。当时我在厂里做机修，正在她的机台上帮忙。车间主管说要加班，阿秀满脸乌云在机台上使脾气。主管也来气了：“又不是你一个人加班，大家都要加!我也想休息呢。”那段时间工厂正是旺季，在两班倒的情况下白班依然会加到晚上九点半。加班费按照基本工资的1：1.1计算，因此大家对加班并不情愿。有的“黑厂”甚至按照1：1来计算加班费，或者干脆没有。最近订单更紧，连日来加班加到晚上十一点半，大家都变成了大熊猫。

　　二○○七年，深圳某塑胶厂。

　　“阿光，今晚加班!”

　　“组长，我呢?我要不要加?”

　　“你?你就不用了。晚上阿光一个就够了。”

　　“怎么老是让阿光加班，没我的份呢?”

　　“争什么?大家轮流来。下周就安排你。你也知道公司在严格控制加班。”

　　没有轮上加班的阿荣很是气恼，拿着模仁在模架上狠敲了一下。我路过注塑车间对阿荣笑：“不加班可以出去潇洒，这还不好?”阿荣捻着数钱的手势苦笑：“这还好?每个月发下来这点工资就潇洒不起来了。”这家工厂还算正规，按照《劳动法》来计算加班工资，平时加班1：1.5，周六周日加班1：2，节假日是1：3。由于底薪一般，加班费高，大家主要是靠加班费生活。但是公司为了控制成本，严格管制员工的加班时间，谁加班谁不加班，需要经过管理者的层层批准，此时多加班就成了员工向往的福利了。车间主任对谁好，就让谁多加班，看谁不顺眼，就不让加班。有一名男工不服从他的管理，用车间主任的话说：“这家伙牛，比牛魔王还牛!看我怎么治他!我天天不安排他加班。看他服帖不服帖。”

　　二○○九年，深圳某电子厂。

　　“阿勇，今晚加班!”

　　“主管，我今晚有点事，能不能不加?”

　　“生产忙得很，昨天的一个单还没生产完。你说你有什么事?”

　　“天天加班，这一个礼拜都没得休息。简直与世隔绝了。”

　　“出来不就为了加班赚钱?少啰嗦。加班费丝毫也不会少你的。”

　　阿勇瞪了一眼主管，转过身嘟哝了一句：“赚钱不要命了?谁稀罕!”主管在背后盯着阿勇，也低声骂道：“现在的年轻人身在福中不知福，有加班费也不加，想当年老子加班都没有加班费。”这是二○○九年我在一个车间看到的情形。工厂在金融危机中订单反而有所增加，生产紧张，招了不少员工。大部分是八○后员工，针对八○后员工，公司还办过有针对性的管理课程。尽管按《劳动法》计加班费，但是加班对于年轻人来说，已失去了往昔的光环。

　　以欧美国家为主的国际劳工组织为了限制中国的劳动力优势，提出了SA8000，其中规定工人一周工作最多不能超四十八小时，加班不能超过十二小时。我国的《劳动法》第四十一条也有了相关规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天不得超过一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个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这对保障和改善劳工们的工作条件具有不可磨灭的积极意义。当我们的工人还在温饱与小康之间挣扎时，适当限制加班是必要的，而过分的加班限制反而显得不人道，而保证加班工资按照法定方式计算，倒显得迫在眉睫。只要保证了合法的加班费，企业主也自然会主动限制工人加班。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的决定》〔国务院令第174号〕。该决定规定自一九九五年五月一日起，在全国职工中实行每日工作八小时、每周工作四十小时的新工时制度，八小时之外计为加班。然而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的这些年，许多工厂规定正班为九小时或十小时，或者干脆不计加班。二○○○年我在生产一线工作时，所有的加班都是按照正班计薪。在那个工厂的对面有一家大型的纺织品厂，隔着一条污水河，每个夜晚我们在宿舍的阳台上隔岸观火，那些灯光似乎从来不曾熄灭过，那些机器也从未停止过震动。制衣厂通常采取计件方式计酬，加班也是按照计件来计算。这家制衣厂因高负荷加班，据说倒下了十多个人。

　　在那个春天，昭紧随着我的脚步，也跟着老乡来到了广东，在东莞横沥某帽厂做车工，这个帽厂夹在众多工厂的缝隙里。约四月的一天，昭来电线厂找我，工厂保安自然拒之门外，后来我从老乡那里得知他找过我。我进入黄江一家电子厂后，在国庆节放假那天，特意跑到横沥去找他。经过多次转车和问路，在午后的大太阳底下终于找到了那个帽厂，隔着栏杆我请一个工友到宿舍里找昭出来。在外面等了很久，终于出来一个女工友，老远就喊：昭走了，就在前天走的。后来回到家乡我见到了昭，问起他的那段打工生活。他说，天天加班，加到凌晨一点，在车位上两眼怎么也睁不开了，只有电车一直在响，双手脱离了大脑指挥还在操作，车出来的线也不管它是弯是直了，反正是车，拼命车!好几次针头扎进工友们的手指里。生活伙食差，营养跟不上，睡觉也睡不好，集体宿舍里有臭虫，每个夜晚爬出来咬人，手捉是捉不住的，臭虫倏地一钻就躲进了床板缝隙里。同时车间里有几个河南籍的工友老是刁难和恐吓他，有一次忍无可忍，跟人打了一架。为了防止报复，他当晚简单收拾了行李，将行李包从宿舍窗户扔下楼，工资也不要，一个人就这样悄悄走了。我看着昭瘦削的轮廓，想起他曾经圆润的脸庞。我问他一个月下来，工资能有多少?昭说，每天加班，上满一个月也就是三四百元之间。

　　在珠三角计件型的工厂，无所谓加班与正班的区别。这些年来的经济繁荣，是无数打工者的红眼球熬出来的。

　　一九九二年深圳市石岩镇办了一份墙报，名字起得很有创意——《加班报》。《加班报》成了打工文学的一个历史符号。《加班报》创刊词的口号是：“我们刚刚结束给老板加班，现在我们开始为自己的命运加班。”口号叫得响亮、激昂和有力，仿佛我们的人生由自己去创造。在工作中我们为老板加工，在工作之外我们为自己的命运加班。我们对工作要加班，对生活也要加班。黑夜为白天加班，路灯为公路加班，萤火虫为乡下的夜晚加班，秋蝉为最后的一缕暑热加班。“加班”这个词语似乎洗净了身上的血汗，如一曲磅礴的交响乐在粗糙的现实中奏响。流过汗水之后，这个词语的脸庞竟然露出劳动之后的红晕。

　　每个夜晚工友们相互打电话给朋友，第一句话就是：“今晚，你加班吗?”

　　摆地摊

　　谈到摆地摊这个词，有些心酸。广东话称之为“走鬼”。据说“走鬼”一词来自香港，五十多年前香港的警察多半是印巴人，民众都叫他们红毛鬼，当时很多小贩为了生计在街头摆卖，红毛鬼警察常来打压，所以小贩见到他们就大喊：“红毛鬼来了，快走哇!”其他小贩就即刻抄起货品一哄而散。后来为了提高效率，简洁地喊成“走哇，鬼来了”，最后一急就喊成了“走鬼”。久而久之，人们就将街头摆摊叫做走鬼。作为殖民时代的词汇，依然沿用于今天的广州或深圳。

　　夜幕垂降大地时，舞台背景、灯光和音响设施早就布好，我们的群众演员出场了——打工仔和打工妹们万人攒动，摆满街边的地摊，以及沿街的商铺。我在黄江打工时，很喜欢出来逛夜市。白天上班，夜晚逛街。打工仔和打工妹们囊中羞涩，最大的乐趣就是轧马路，这看看，那瞧瞧。当然挤在人群中的还有小偷、乞丐和巡逻员。在常平桥沥打工时，我所在的工厂附近就有一个市场，尽管下雨天泥泞满地，人们踩来踩去，踩成了烂泥塘，但是人流依然如潮。市场里的档位都是租用的，缴了费，受到保护，若是摆在马路边卖货，那些摊主就像是小偷小摸一样，到处打游击，治安或城管的一来，他们就仓皇收摊逃窜。

　　摊主们来自农村，想法纯朴，他们多半曾在厂里打工，有些人头脑活，觉得打工不如摆摊。还有一些是上了年纪的老头或老太婆，其中潮州人为数不少。二○○一年我在深圳一家公司做业务员时，有个同事头脑也许被上帝摸了一下，激情迸发，爱上了摆地摊这一行，他把这叫做“自主创业”。我去看过他两次，在罗湖国贸大厦和东门一带，弄了几个泥塑和雕像，用红布一裹，摊开在地面上，蹲在旁边，两眼空空地看着过路人。我们刚坐在地上谈了一下，城管的车忽然在路口叫了起来，那种尖刺的警报，针一样扎在大家的耳膜上，小贩们一路匆匆卷摊而逃。同事也急忙用红布一裹，收起一大坨，躲进了巷道里。待城管的车一走，大家从各个角落里冒出来，雨过天晴了，又恢复正常营业。后来我也摆过一天地摊。二○○二年在深圳宝安实在找不到工作，口袋也薄得只剩下两张十元钞票，在举目无助的煎熬下，我苦思冥想该如何走出困境。那天晚上我忽生灵感，想到了家乡街头的擦皮鞋，为何不在这里也搞个擦皮鞋地摊呢?那时深圳街头尚未流行擦皮鞋。我就像童话里的女人头顶鸡蛋幻想着蛋生鸡、鸡生蛋一样，幻想擦出一条成功的路，还可以开自己的连锁店，我左思右想，咬了牙说：干!马上行动。当即买了一支黑色鞋油、一条白巾条，拾掇一张小塑料凳，当晚跑到南头关的路边擦皮鞋。夜晚的南头关，路灯高高地挂在空中，将昏黄的光打在路上，我站在人流量大的路边吆喝：“擦皮鞋，来擦皮鞋哦!”有些人频频投来异样的目光，盯着路上这个小伙子。终于来了一位先生问：“多少钱?”我说：“两块。”那先生将皮鞋伸上前说：“我这是黄皮鞋，能擦吗?”我泄了气，没买白鞋油，看着仅有的黑鞋油摇了摇头。不好意思。第一个顾客走了。不一会儿，过来了一个警察，瞪着我将地摊一踢：“滚。”

　　二○○五年我认识了小Q，小Q是个练摊的老手，在龙华市场摆摊卖切刀器，在白石洲卖蟑螂药，在福永卖胶水，在沙井卖袜子。他四处游走着，拖着那轮小货架倒卖着不同的货。当夜幕垂落大街小巷时，小Q就出现在不同的路口，摆开了小货物，站在人群中吆喝起来。他向我透露，这摆摊也是一个技术活，并不是站在那里，摆出货就叫摆摊。我现场去观摩过几次，的确是个技术活。他在摊上摆了一个扩音器，嘴上戴着一个麦克风，在路上就呼呼地叫卖了。有时为了吸引路人，还会摆出一个会跳舞的汽水瓶玩具，印着可口可乐商标，在地面上一边扭动一边放出音乐，有的小孩好奇地用手去摸。“嗨!小孩子，别动。”小Q喝住了他。小小的一支胶水，被他说得一套一套：“董存瑞，个子小，关键时刻炸碉堡;黄继光，不起眼，关键时刻挡子弹;别看胶水个子小，帮你把鞋补得牢……”用业务员的话说，这是话术或话本。各行都有各行的话术。小Q跟我说，这才叫跑江湖。他说，他认识许多老江湖，学了好几套。这些套话都要在事前不断练习，事后不断实践。在白石洲嘈杂的街上，我看着他从容叫卖，生意还不错，不时过来几个人围观，有人听了一下就掏钱了。小Q一个人东游西荡，风里来雨里去，平时住在小旅店里，那种最便宜的多人房，八元一床。在人多手杂的环境里，他练就了老练的伪装手段，把钱藏得死死的，当现金超过五百元，他就往银行卡里存。在小旅馆里的床头，我看到他暗黄的枕头边摆着一些成功学和厚黑学之类的旧书。小Q爱好这个，老喜欢跟我谈李嘉诚、谈马云。他也幻想有一天开一个公司。他自信这一天不会等太久。看着他扑闪的眼睛，听他的雄韬大略，我内心颇复杂，但我还是口头上祝他成功。这些小买卖并非长久的生意，一个地方卖久了就要换地方，无论他怎样向我描绘心中的梦想，一年四季，他总是辗转不同的地方，更换着不同的产品，在刮风下雨的街头地毯式游走着。有时他也从营销案例书中学那么一两招，兴奋地和我分享他的心得。有一次卖蟑螂药，他给了上沙一家旅店试用十盒，无效免费，见效后收钱。他兴奋地打电话给我：“老哥，今天我想出了一个绝招，你等着看。”于是我跟着他去了白石洲的小巷子，在狭窄的过道里，卖杂货和卖菜的摊子摆满了档口，他卖了好几家，约好第二天来收钱。小Q请我在小饭店里点了两个菜，要了一瓶啤酒，一边小酌一边勾勒他的远景计划，他打算定一个小厂，搞一个贴牌产品，打出自己的品牌，来年夏天就可以大施拳脚了。“买卖就是要靠不一样的营销。‘蟑螂王’就是靠一句精彩的广告语：蟑螂不死我死。其实只要用一点心，前景无量啊。”他自豪地笑了。他不同于传统的老江湖，每天脑袋里都琢磨着奇奇怪怪的想法，有时晚上想得起劲，被自以为很不错的创意弄得彻夜难眠。有一天早晨我跟着他在菜市场里走了一圈，遇到不少卖豆浆机的、卖蟑螂药的、卖打气筒的、卖切菜器的、卖工具刀的，小Q一一上去递烟和他们聊了起来。“最近豆浆机好卖吗?”“还不是那样!”“听说老郑去了福建了，那边好做吗?”“听他说，比这边好做，这边的市场已经饱和了。”这些人走南闯北，走街串巷，饱经风霜，已然是摆摊的老江湖和老油子了。

　　最后一次我与小Q在福永的深夜分别，小Q正忙着卖袜子，我要赶公交车回石岩。各自走着各自的路，有一年多没有联系了，也不知他近况如何。现在每次路过地摊，就想起了他，也许此时他还在某个人流密集的巷口吆喝着新的买卖。

　　更多摆摊的，还是一些来自农村的老头老太和中年妇女，他们守着一个路口卖一些水果或零食，身边带着一把小巧的黝黑发亮的杆秤。这秤杆的秤星，现在已经没多少年轻人认得了。买者盯着隐约的秤星问卖者：几斤啊?卖者说：五斤半。买者说：这秤准不准啊，你别扣秤。卖者嘴角藏着暗笑：哪里，你放心好了。在这样的小摊上，他们的聪明只有发挥在这一杆秤上。铺子里的电子秤是从硬件技术上做了手脚，而这种秤只是在拉秤砣时，手指在秤杆上熟练地使劲。当然，这也是他们对付城市唯一一点胜利的地方。

　　工　衣

　　在我简陋的布衣柜里挂着两件工衣，白色的衬衫，长期闲置着，背心部位已经泛黄了，几颗黑色的星点分布在上面。这是我在上一个公司所穿的工衣。旧工衣旁挨着另外两件新的工衣，夏装，一蓝一白，胸口上嵌着Logo，现在我在新公司工作了一年多。工衣在工厂里叫厂服，也叫工作服。按照级别和工种，工作服和王朝宫殿里的官服一样，分为各式各样的类型。工衣是农民转化为工人的一件标志，穿上工衣也就彻底融入了工厂。为了统一定做工衣，号码通常只有S、M、L、XL、XXL。个别的时候也会有XXXL。要是遇上“姚明”或“潘长江”，也是没办法配置合适的工衣。

　　我所穿过的工衣，有灰蓝色的短袖和长袖衬衫，那是在电线厂做搬运工所穿的工衣，这就是蓝领工人的标准蓝色。蓝色象征着天空或大海，是最广阔的底色。在每天的汗渍浸蚀和双手搓洗下，慢慢褪成浅蓝色。工衣后领上有一串数字编号，为了防止同事间混用。我辞工出厂的那天，门卫打开我的密码箱，还特意检查我的工衣编号，那时有个组长的工衣被偷了。二○○二年我穿过鲜红色的工衣，那时我在电池厂做IPQC员。红是火焰，是血，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喜庆、忠烈和庄重。红色在安全标志里表示警告、禁止。在工厂里，穿着红色也表明了重点关注，代表了一种权力和激烈。在判定NG产品时，我们的NG(No-go)印章就是红色的。物件器具被贴上了红色，昭示着它血的不祥。在生产线上的最初七天里，我依然穿着自己的便衣，我的便衣格外扎眼，无法融入车间的工衣海洋，仿佛我是不被环境溶解的一个异端分子。主管有一天在车间里巡视，忽然注视着我的上衣说：“咦，你怎么还没有穿上工衣?”“哦?不知道谁发工衣?”主管说：“自己赶紧去仓库领。”我去仓库领了两件QC工衣。换上一件，回到车间，工友盯着我说：“哎呀，换工衣啦，不错呀。”我微笑着说：“大红大紫，像女人穿的。男人穿在身上怪不自然的。”工友哈哈地笑：“红色好，红色是喜气，新娘的大头盖就是红红的。”生产部的工友穿着深紫色工衣，深紫色耐脏，凝重而刻板的颜色像极了他们繁重而刻板的工作。我喜欢夏装QC工衣，是绛紫色，在太阳底下激情而不轻佻。半年后，QC员新的冬装发下来了，又全变成了绿色。

　　二○○四年我在凤凰一家电子厂做QE和技术员时，穿的是白色衬衫，这是公司所有人员统一的颜色，要求将衬衫下摆整齐扎进裤腰，上至总经理下到员工全部是纯白色的工衣。清洁阿姨也是穿着白色。白色是一种单纯的复色，象征着高贵、端庄和干干净净。这在别的公司都是办公室白领的颜色。大家都认为，白色是颜色中的贵族。但是白色也是有缺陷的颜色。工程部的电工、锣工和机修，在复杂的线路和管道里钻进钻出，与铁屑飞溅粘满机油的加工机床打交道，每天下来，机油朵朵绽放在洁白的工衣上，很快渗透到白色里，晕洇开来化作了宣纸上的墨迹。电工和机修每次作业时用围兜袖筒上上下下裹着工衣。后来，污点越来越多，干脆什么也不裹了。白色过于理想主义了，无法适应这个肮脏埋汰的世界。而冬装工衣是一件黑色牛仔式外套，质硬，简明而扼要，它与白色夏装搭配在一起，黑白分明。冬装工衣每人只发了一套，一周下来就只有周六晚上有空脱下来洗，晾一天，下周一就要接着穿上去。要是下周一工衣还没干透，也只有带着润渍沁凉的感觉套上了身，借着自己的体温将它焐干。虽然不发放工裤，但这个工厂还有一个特殊规定，无论寒暑，要求所有人的裤子统一为深蓝色牛仔裤，自己到服装市场去买。炎夏时，这裤子就像一副厚重的铠甲，锁住两条大腿，勒出一股股汗水，使得下体老是保持潮湿，潮湿得可以长出蘑菇。男工们每天下了班就在床头抓着下身的瘙痒，因此得了皮炎、湿疹。但是老板一直认为牛仔裤是最佳的工作服。

　　再往前想想，二○○○年在黄江的电子厂穿的工衣是什么颜色和款式呢?频繁的色彩和飘荡的岁月让我彩色的记忆褪色泛黄了。那是一个台资厂，夏装是淡黄的T恤，布料里含着粗糙的纤维，我穿的是一件旧工衣，工衣是免费发放、循环使用的。每次放长假离厂时都要上缴工衣，供下一轮新员工使用。冬装工衣大约是天蓝色的夹克衫，开着一个“V”形领口，透露出女性的韵味，员工、主管、机修和QC人员一律都是这个颜色和款式。QC员唯一的区别就是在左上臂套上红色袖章，上面印着“FQC”字样。因为冬装工衣每人只发一件，为了换洗，公司里规定周日加班可以穿个人的便装。每到这一天，车间里忽然充满了娇艳春色，女孩子特立独行穿出她们平日里最好看的衣服。我拿着扳手行走在车间里惊呆了，灰色的世界变为一座花园或者一个繁华的服装市场，往日统一的工衣，那宽大的衣摆和生硬的线条完全覆盖了个人曲线。此时，换上放肆的衣裙，花苞大放。

　　二○○五年在塑胶厂上班。我第一天到门卫室报到，保安在一一检查每个人的着装是否合规，没穿工衣不允许上班。在办公室我穿上了浅青色的工衣，免费发放的，一套新衣一套旧衣。牛仔衣式样的下摆，束口箍腰。而公司里每个部门都穿着不一样的颜色和款式。生产部穿着深蓝偏紫的工衣，普工下摆开口，技术员和干部下摆束口;装配部主要是女工，女工们穿着浅蓝色的圆领角工衣;工程部穿着蓝紫色的工衣;品质部同事的工衣清一色全是青绿色，纯正的绿，靛青的绿，象征着绿油油的生机，在安全标志里起到告知、指示的作用，在交通规则里是通行通过的意思。这也与品质部最大的愿望相似——希望品质达到免检的完美、产品全部通过，PASS!

　　在我现在的公司里，品质部工衣是黄色衬衫。黄色是龙袍的颜色，雍容华贵，在安全标志中是注意、醒目的意思。QC员穿着黄色，似乎也暗示着权力和注意。生产部的工衣是灰色的，灰尘、落叶、荒漠、风沙、弥天大雾、贫穷和失望都是灰色的，是那么不起眼，灰色是大地上最普遍也最普通的颜色。在生产线上，为了区分新员工，工厂给新员工佩戴一枚绿色的臂章，绿色是新鲜，是未成熟，毕竟是新员工嘛，这是重点管理和帮扶对象。所有新进的员工都在右臂别着一枚臂章，也时刻暗示着员工本人：加把劲吧，你还是新人。最近招进不少新员工，工衣不够发放，许多新员工穿着便装上班。有一次我去车间，发现一个新来的工友，因为没有本公司工衣，穿了一件从别的工厂带来的旧工衣，起初我以为是哪家客户或供应商前来参观。工衣与工衣在这里交锋，有如战场上两军混战，产生了奇趣。脱下一套，再换上一套，一个人一生究竟要穿多少套工衣呢?

　　通常工作服是免费发放的，按照劳动法是属于劳保用品范围，企业不得获取服装费。而过去的黑中介就是借工作服骗取求职人员高昂的费用。还有一些工厂，也会

管季超0712

地走。我在楼上临窗俯视下面的公路，下面的一切都开始骚动。在我上班的路上，每天有浩浩荡荡的上班队伍，穿着不同工衣的工人表明他们不是同一个工厂，但是大家都有同样的目的地，就是打卡机。路上会经过早餐摊点，有的人匆匆绕过早餐摊拼命地奔跑起来，他快要迟到了。有的人蹲在路边快速地嚼着早餐——葱饼、油条或肉包。还有一支下夜班的队伍，逆流而行，他们刚刚从夜晚来到白天，温和的晨光贴在他们的倦容上，将干涩的皮肤抹上光滑的金粉。车辆也在公路上横冲直撞，呜呜地抖着身子，撒开四排巨轮向前狂飙。为了赶时间，工人瞅准空隙惊险地穿过马路。路上的喇叭嘀嘀叫着不停。每个上班的人脸上都是紧绷绷的，两条腿上紧了发条，跑到工厂，进了大门，门卫正在检查。在打卡的地方，工友们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每个人依次通过卡钟，在指纹卡上按下自己的指纹，将个人的时间印在卡钟的存储器里。亮了绿灯，指纹卡说：谢谢!机器是如此礼貌，不忘向每个人都说声谢谢。那是一个温和的女声。她为什么要谢谢我们呢?谢谢我们什么呢?这些没有人去理会了。总之，这说明打卡成功。人们只关心是否赶上了时间。车间里的工友正在鸣叫的机器中忙碌，写字楼里有的职员已经提前来了，用口杯打上一杯开水，整理桌面，还有的同事在桌上吃着早餐——后来老板规定不允许携带早餐进办公室。在指纹卡上我急忙按食指，看了一下显示器，还好，时间是7：51。我泄了一口长气。迟到是要扣钱的，因此准时是必须的。在打卡的日子里，我写下来这样一首诗：

　　准　时

　　上班准时出门，

　　碰见准时的同事。

　　大家准时“嗨——”

　　指纹卡会说“谢谢”!

　　八点准时开会，

　　迟到罚款二十。

　　大家准时低头，

　　问题准时汇报。

　　出错货，上班睡觉，

　　不良率像房价一样居高。

　　批评准时结束，

　　有时也会延长。

　　晚上准时回家，

　　新闻准时联播。

　　世界准时在爆炸，

　　就像我定的闹钟。

　　哥本哈根发出了邀请，

　　首脑们将准时出席。

　　准时上床睡觉，

　　情人在梦里等我。

　　她紧紧地抱着我撒娇：

　　记得下次绝不可迟到。

　　食　堂

　　食堂，一只悬在工厂的腹腔里集体主义的胃。在这只集体主义的胃里，规矩也在运行。吃饭，被按照不同的级别分成了A餐、B餐和C餐，对应高层管理员、一般管理员和普通员工。可谓吃什么饭，干什么活。老板吃小灶，员工吃大锅饭。吃饭要吃出规矩来，穿衣要穿出身份来。大家吃的不是饭，是规矩;穿的不是衣服，是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规矩多了又成王八蛋，如何是好呢?有些人痛恨规矩，只是因为他个人处于规矩的劣势位置，当他是规矩的受益方时，是否也反对规矩呢?

　　扯远了，再回到吃饭这件事上。有一次公司请来一个培训老师讲课，我领着这位老师去食堂吃饭，他随我端了餐具，打好饭菜坐在食堂里，瞅了一眼单独一桌的高层领导，眼睛里露出复杂的神色。我问他，这饭菜感觉怎么样?老师笑呵呵地说：这样挺好，这样挺好，别整得大家你一拨我一拨，仿佛是特权阶层似的，我就喜欢吃这个饭。我原来做过总经理，就喜欢和员工坐在一块吃饭。他的嗓门大，有意地调高音量让声音传到领导的耳朵里——“别整得大家你一拨我一拨，仿佛是特权阶层似的。”

　　为了分流，开饭分成几个不同的时间段。在排队的拥挤里，食堂的大师傅，他手里的铁勺成了我们生活中权力最大的一柄指挥棒。在多种菜式中，员工们可以选择，但是打多少的权力就掌握在那只被油渍磨得发光的铁勺上。在曾经的饥饿年代，厨师是世界上最美好的职业。打工的生活也是一样，谁和厨师走得近，谁就和鸡翅美味走得近。

　　饭菜在集体食堂的厨师眼里叫“食物”，食物这个词更具有物的特性，在批量采购、大量操作中，大米、肉类、蔬菜不再是“粮食”或“食品”，而是生产过程中的原料。这些原料在食堂里被制成了半成品，最终进入我们的肠胃机器里变成了成品。集体主义的饭菜也就没有DIY那么精致和个性。

　　更糟糕的是夜班人员，他们吃的是白班的残羹冷炙，牢骚不少。有的员工抱怨，肚子也填不饱，哪有力气干活!铲煤烧炉的工友丢了铁铲捂着肚子说，饿啊!我没办法干。主管横着眼睛看着他，仿佛在透视他的肠胃，然后不得不去超市里买来一条面包递给他：“填吧，填饱些。”

　　当“吃”这个字变成“填”时，吃饭不再是享用，而是一项填窟窿的劳动。员工们不断投诉，经过几次改善，伙食还是老样。老板对老总说，每月投入这么多钱，还倒贴了不少。老总对管后勤的主管说，就是炒差了，让食堂炒菜炒好些，别浪费了好材料。厨师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千多号人，就这么点钱，谁能炒出好菜谁是食神下凡。

　　好了，好吃不好吃，这个我就不要求了。关键是卫生——老总给出了最后的底线。

　　对于卫生，同事们就拿饭菜里的“小强”(蟑螂)给予反驳。有的同事对着“小强”拍照，并报告领导。最糟糕的是中毒。我亲自遭遇过两起食物中毒，在沙井一家五金塑胶厂，吃A餐的同事，午餐过后不久便上吐下泻，全跑到医院里吊盐水。不知是谁给《晶报》记者打电话，第二天公司的名字就登上报纸做了一回免费广告。第二次是在石岩某塑胶公司，也是吃A餐的同事约有一半以上的人员集体中毒，于是公司里决定每次由各部派人轮流检查食堂。

　　关于集体食堂的种种矛盾，成了打工生活中最尴尬也最怪味的记忆。假若说食堂是我们集体主义的胃，那么这只胃在我们的饮食生涯里老是犯病，犯的也是老毛病。

　　也有美好的回忆——当传统佳节来了，食堂就忙着额外加炒一些好菜。老远就能闻到令人垂涎的香味。领到了这些加餐，工友们也就闻到了节日的味道。效益好的企业每周固定给员工加餐，天天下班时还发一个苹果或梨子。小小的一只苹果握在手心，带着被传递的体温。端午节发粽子，中秋节发月饼，盘中还要加鸡腿。春节嘛，自己解决，春节食堂通常也跟着放了假。谁还在食堂掌勺做饭?好的企业请员工到酒店里吃一顿年夜饭。

　　走　柜

　　尊敬的H公司品质部：

　　你好。最近收到贵公司的一批产品，发现里面有一箱货物夹杂一块不明异物，略呈圆柱状，黑色，手感仿若泥土，有异味，另附照片，请查收并及时回复调查报告。

　　AB公司

　　这是四年前H公司收到欧洲客户的一份书面投诉。经过翻译，投诉单传给各责任部门。该公司品质部客服人员打开附件里的相片，经过仔细查看和现场询问，发现该异物就是大便。

　　这件事轰动了全厂。谁这么缺德，有的员工私下里坏笑，谁这么牛逼，往包装箱里拉了一泡屎出口到欧洲，还被鬼佬称为“不明异物”郑重投诉到工厂。员工捣鬼成就了排泄物的环球奇遇记，通过集装箱，代替自己走柜到西方。

　　“走柜”通常是工厂经营环节中的最后一步，走柜也是具有粤语方言特色的一个词语。出口货，通常要安排集装箱货柜，外销型的工厂，每次排单都是根据走柜日期来制定，订舱、办理托运、装船、运输和卸货等。对于销往国内的货柜，我们直接称之为出货。

　　当太阳刚刚和晓月相遇，每天早上货柜车便像草原上的骏马开始撒蹄奔跑，开进工厂又开出工厂。于是世界苏醒了，整个马路和物流活了过来。仓管和搬运工用叉车将货物一板一板装上车，QA在一旁紧张地点数验货，货柜车将一箱箱产品装实，一个工厂的价值结晶为一个长方形，沿着仓库出发了。在四通八达的物流领域，货柜在轮胎的滚动中输送到另一个工厂，一个细胞消化它，再通过货柜传递给另一个细胞。东方与西方、消费者与生产者连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工伤保险

　　在一次早会上，生产计划员提出，一个昨天就应该投产的订单，生产部至今无人投料生产。

　　老总问：“为什么不投料生产?”

　　生产部主管说：“也不是员工不愿意投，主要是考虑到安全……”

　　老总拍着桌子咆哮：“没人去投，就让我去投!啊，现在生产部是谁管的啊?”

　　生产部经理侧过脸顾左右而不语。这里所谓投料特指投放硅微粉。这是一个特殊订单，在生产中必须要投入硅微粉，二○○九年上半年一个员工向反应炉里投放硅微粉时，由于粉尘浓度超标，忽然轰的一声巨响，引起了爆炸，将该员工炸得面目全非。下半年，另一个员工投放硅微粉时，又发生了爆炸，所幸这次受伤不重，只是被熏成黑脸包公，没有严重烧伤。但是作业现场存在太大的安全隐患，几个储料罐都紧邻在旁。安全主任现场拍照调查，工艺部经理和IQC紧急联系供应商处理。最后经过商议，决定增加排风系统，保持空气流通，降低粉尘浓度。但是安全主任说，只在外面安装排风扇是无济于事的，因为爆炸是来源于反应炉，必须要在缸里接出一个排风系统。工程部说，从缸内接出一个排风系统，这怎么接?根本办不到，要不，你们去接。工程改造无法达成理想效果，生产部提议，更换供应商，这个供应商的硅微粉肯定有问题。下面的员工强烈要求必须更换供应商，否则就不投料。工艺部说，更换供应商?说得轻巧!更换哪一家呢?现在供应商本来就不多，更换哪一家都是一样。我们已经要求供应商适当调整了配方，比原来的安全性能要好。另外投料时操作方法也要注意，应该一点一点投，不要猛然一下全倒进去。生产部说，也不是每次都这样啊，原来投了那么多次，都是这样投的，忽然就爆炸了。大家最终没有议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措施，这个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今年又接到这样的特殊订单，又要生产该类产品。员工们都不愿意去投料。有人说，尽管有工伤保险，谁会拿生命开玩笑!生产部主管只有带头示范，亲自去投料，投料前穿戴厚重的防火服、头盔和安全鞋，从上到下全副武装，颇似阿波罗登月时的太空服。主管投了两次料，员工们依然不买账，谁也不愿意去投料，并提出要求，必须更换供应商。因而尽管昨日生产计划员下发了生产单，这个单至今仍无人去完成。

　　老总在会上大发雷霆：“生产这么忙，订单这么急，做事还这么拖，生产部到底是干什么的!你们生产部这些领导做什么去了?生产就这么耽搁下来，不闻不问，管理管理，到你们这里就是不管不理!有问题也没有人反映。要是没有人投料，你们叫上我，我去投料。我去，没问题。”

　　关于投料的事，散了会大家私下里七嘴八舌地议论。

　　制造行业里，人与机器经常“零距离”，机器张开口除了喝油还会饮血。在工厂里，电能、热能、核能、机械能、化学能以及密闭作业、高空作业等，随时随地都是一个危害人身的潜在风险源。正如我在一首诗歌中所说，工厂里所有的名词都是凶猛的动词，机床、化学品、流水拉、管道和工具，都是潜伏的猛兽。

　　由于化学品广泛应用和机械自动化普及，工业愈发达，人们所面临的工伤事件也越复杂。针对工伤，在工业文明的进程中给员工设置了最后一道生存底线，人身安全换算为经济的保障，这就是工伤保险。所谓的工伤保险换一个词，就是身体的价格。深圳的刘开明博士专门做过工伤与索赔的研究，并写了《身体的价格》一书。身体的价格，令人黯然伤心的现实悲剧。

　　尽管劳动法规对工伤保险和赔付问题早有规定，但在珠三角经济发展早期，多数工厂都没有为员工购买工伤保险，许多工伤都是劳资双方私下里解决，工伤赔偿问题也一直处在一个灰色边缘地带。由此产生了一些专为打工者打工伤官司而闻名的律师。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由于经济条件的改善和民生意识的提升，工伤保险才逐步普及到大多数工厂。

　　集体宿舍

　　有的小工厂，集体宿舍是租来的居民楼，楼道狭窄，只容两人转身。为了节约空间，集体宿舍里排好上下两层的铁架床。在电镀厂上班时，我还见过上中下三层铁床，是那种薄薄的角铁焊成的，每层只能容得伸直的脑袋张望，那的的确确是一个鸽子笼般大小的空间。技术难度最大的是中间那层，每次起身下床只能缩着脖子，两只手撑在床上，慢慢地滚出来，一只脚探在外面的床梯上，用力试一试，稳了，才小心地爬下来。至于最上层的床位，已经贴着天花板，铁床一晃，感觉在荡秋千，全身绷紧了肌肉，惊悚地盯着下面。每天睡觉，在梦中仿佛变成了杨利伟环游太空。在这种逼仄的床上睡觉，再不老实的人也老实了。几乎天天有人自离，同时有新人住进去，感觉真像一间小旅馆，周围的床铺走马灯般接纳着不同的过客。在人来人往的床板上，凉风也进出着宿舍，有的人什么也没有留下，有的人终于留下了一点纪念，譬如臭虫。在一家电子厂工作时，宿舍里臭虫横行，据保安说是当初一位女孩从别的厂带来的，这个几近灭绝的物种在南方的床板下复活和流行。

　　集体宿舍还有一种就是超大。有的工厂集体宿舍是大通间，里面可住上百号人。两百多名工人同处一个大通间，其中又分白夜两班，交叉住在一起。磨牙的磨牙，打鼾的打鼾，梦呓的梦呓，诸声交响，雷霆万钧、万马齐奔也。平时起居，一百多名工人同时穿衣，同时打哈欠，同时洗漱，同时脱衣，场面也颇为壮观。每天晚上哨子一吹，保安在楼下叫：“关灯!睡觉!”每天早上广播响彻云霄，大家纷纷起床，宿舍里积满了厚重的浊气，令人头脑昏沉沉的。大家抓紧时间洗脸、刷牙，用梳子匆匆刮一刮凌乱的头发。然后下到操场做早操，“第七套广播体操预备起——”后来是第八套。虽然是台资厂，做的也是大陆的广播体操，而且总是落后学校一拍。学校做第七套时，工厂里在做第六套，等到工厂里做第七套时，学校已在做第八套。天色蒙蒙亮，做完操，有些人还会回去睡个回笼觉，大部分则去食堂解决早餐问题，不是吃而是解决，匆匆地喝两口稀饭或豆浆，扒拉两口隔夜的炒米粉，就踩准时间上班去了。白夜两班在这样的匆忙中交接完毕。在这样的宿舍，个人就是一个细胞，新陈代谢均在集体里完成。

　　如今有些好的企业的住宿条件逐步改善，集体宿舍四人一间，并装有空调、电视和热水器。

　　谈到集体宿舍，大家想得最多的还是夫妻的房事问题，这几乎成了某些打工作家的惯用题材。有的公司管理人性化，在宿舍里专门设了夫妻房或家属房，但是绝大多数夫妻或情人各在一厂，厂与厂之间围墙相隔、门卫相守。即使同在一个工厂，也被分配在不同的集体宿舍，每天相见不能亲密，干看着。怎么办呢?有钱的就在外面租个出租房，或者找个钟点房，没钱的就只有在投影厅或荔枝林里完成。于是小说家们就衍生出荔枝林的故事，正在男女主角激情点燃时分，忽然跳出来两位……

　　跳出来的这两位，可能是劫匪，也可能是治安员。不管跳出来的是谁，都是一件煞风景的事。我在电线厂时，一个哥们晚上带着他刚泡上的女朋友，在荔枝林下亲热时，跳出来的是两个劫匪，没搜出多少钱，最后搜走了一根皮带。

　　二○○三年在福永某电子厂，同事老贾的老婆从东莞来了。夜深了，老贾老婆就不回去了，坐在老贾的床沿上。我们宿舍一行八人，盯着老贾。老贾的眼睛像骰子骨碌碌转了一圈，上下看看自己的床铺，老贾睡下铺，前后左右均拉上了窗帘和被单，布条将他的床封得严严实实，密封性很好。

　　老贾瞧了瞧大家，右手一挥，豪迈地说，兄弟们，请多包涵。你们睡你们的，我们睡我们的，没事。说着将帘子一掀，就抱着他的老婆钻上了床，帘子随手一落，里面独成一个世界，不一会儿老贾的床就开始地动山摇了。有人说，开车了。火车在发动，“喔喔喔”，一阵阵汽笛和蒸汽震响，大伙听到那节奏一声响过一声，煞是羡慕。难怪一向吝啬的老贾，前日竟买回来好几条床单，在自己的床铺上前后左右张罗，原来是在提前构筑爱巢。

　　老贾老婆每次来都是这样。老贾总是将手一挥：兄弟们，没事!日子久了，老贾旁若无人，大伙也习惯了旁若无人。有一次老贾正和老婆温存，公司查房的宿管员打着电筒掀开了他的床帘……后来老贾辞工了——这是什么鬼厂?老贾愤懑地说。老贾在外面租了一个铁皮房，晚上出来和老婆沿街摆起了小摊，卖炒米粉。某个夏夜，我在路口遇到他满头大汗地在忙活。我说，老贾好啊，两口子日子过得蛮神仙啊。

　　老贾提起小钢铲，瞅了他老婆一眼对我说：“你还别说，我倒是怀念住集体宿舍的那个氛围。还是集体宿舍好。”

　　我回来后细想，这个老贾真的是集体惯了，大概喜欢在集体宿舍里吹牛海侃，可以和众工友窝成一圈斗地主，顺便可以和老婆开火车。至今我觉得他那手势很潇洒：“各位兄弟，没事!将就了。”

　　出租屋

　　出租屋是打工诗歌里一个常见名词，准确地说，是一个具有动词特征的动名词，出租屋成了一个漂泊的驿站，收容那些暂住的身体与灵魂。

　　广东最初的出租屋是传统的老屋，土砖砌成，矮而狭小，墙面上打出一个方孔，支起粗陋的木头，就是窗了。条件好的人家，是青砖，还带红漆雕窗或翘檐。这样的房子大概是为了适应这里频繁的台风，一座座低头弯腰，匐訇在珠三角的旷野里，颇似又黑又瘦的本地汉子在田间弯腰劳作。在深圳等地，客家围屋是典型的民俗建筑。让时间回溯到一六九九年，从永嘉之乱开始，中原第一次大规模向南迁移的汉人，在其后的历史变乱中先后迁居了八次，不同时期的北方人从中原迁至江西，又从江西赣州陆续迁往闽粤两地。时人称之为“流人”，就像今天流动人口的一个简称，他们在当地官方户籍上被视为客，并自称为客家人。这些“流人”散布于南方各地，开始了“处处为客处处家”的生活。客家人是南方历史上最早的外来者。他们在新的居住地上建造了客家所独有的围龙屋、土楼、殿堂式围屋，如今他们的子孙后代已经成了本地人。广东经济初兴时，本地人逐渐修了一些小洋楼，空出这些祖宅老屋，出租给新一轮的外来者，最早的外地打工者租住的就是这样的房子。历史是一个多么有趣的两班倒车间，打工者又成为新的“客家人”，在这样的出租屋里，现在轮到我们换班上岗。房子虽矮小，但是便宜，且酷似外地人的农村老屋，仿佛又回到了家乡，每天进门一把锁，出门一把锁，在昏暗的房间洗涮，看电视，想家，日子就这样过着。

　　在村子的边缘，还有许多低矮的铁皮房。简易的红砖石灰构筑，屋顶盖着铁皮。铁皮房是简易房，租价便宜，普通打工族就选择了它。在查暂住证的年代，铁皮房和老房子都是重点光顾的对象。在铁皮房生活，除了小心小偷，最大的担心是治安队巡夜。

　　待到经济发展之后，城中村改造，旧房子慢慢拆迁了，在偏远的小镇或郊外仍有部分旧房子，夹杂在光鲜的楼房之间，与一畦畦翠绿的菜地构成了农业最后残余的图景。此时打工者租房，都是选那些新修的楼房，虽然楼层高而密，甚至光线也被一幢幢密集的楼宇吃掉，但是新楼装修光洁干净，墙面上刷了浆，地面上铺了瓷砖，整个房间看起来有一种金属质感，空气中散发着甲醛的气味。直线和直线、直角与直角勾连，令房子冷硬简洁，没有泥土污垢的浑浊。这时的出租房，靠近工业区的价格贵得让人无奈，尤其是市中心的房子，只有小部分高薪者可以安心享用。

　　每天下班回家，砰的一声门一关，就有了一个自己的小世界。没有对门，没有隔壁，只有空荡荡的自己。

　　靠着出租房，本地人可以不愁吃穿了。房子出租成了本地人最主要的生财之道。许多广东本地人拼了一生的心血，最大的目标就是多建几套出租房。房子一幢一幢在周围扩建，用“雨后春笋”来说虽落俗套，却是再形象不过了。新房子在旧房子周围破土、发芽和长高，密密地挤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向日葵花盘。每天听着窗外修房的噪声，看着一座又一座钢筋水泥终于变成了可以出租的房子。

　　携家带口的外地人，无法在集体宿舍里找到栖息地，出租房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于是经济繁荣时，在工人密集的区域，找房子成了最头痛的问题。要找到采光好、通风好、环境好、楼层好、交通好的房子确实不易。出租中介服务就应运而生。在大街小巷的墙上、电线杆上贴满了牛皮癣广告，阔气的老板会做成一块块广告牌挂在房子附近。

　　围着出租房衍生出一系列的行业，如搬家公司、疏通马桶公司、买卖二手家电家具的店铺，每天村子里会响起一个录音广播：回收旧彩电、旧电脑、旧冰箱……一个中年汉子踩着三轮车在村子里来回晃悠，那声音在他的小喇叭里唱个没完没了。在周末的白石洲街头，一排排男人女人守在路边，挂着提供各类家务的牌子。几乎每个周末，人流中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

　　假如说出租房是一台收音机，那么就需要一个天线。在数字电视进入村子之前，每个楼顶上都会看到天线，最开始是“鱼骨天线”，然后是“卫星锅”，再然后多数房东安装了有线闭路，各类线缆在墙与墙之间穿梭，电视线路和网线将房子连成一个整体，也将个人与世界连在了一起。此时一个人关在出租房里，世界也被打通了，远方来到了眼前。

　　冬去夏来，出租房接待了一茬茬房客，有的房客会在墙壁上或门后留下一些话语和记号，或用铅笔潦草画出一幅只有本人能懂的图画，或致下一任房客：“你好。”要是你长期在一个驳杂的城中村里居住，你会发现四周的房子不断地更换着新的临时主人。四川的腊肉、湖南打工妹的内衣、江西两公婆的争吵、广西人一堆凌乱的啤酒瓶，这些事物不断地在对面和隔壁的窗台上更替出现。邻居变了，周围变了，世界好像还在电视里，还是那个老样儿。在巷子里，男人赤膊搓着麻将，卖货郎边走边唱，发廊里推子和烫发机嗡嗡叫着，尽管原来的老板走了，但这一切似乎一直没有多大变化。

　　出租房真是一个奇妙的动名词，一个有趣的时光漏斗，按照传统的说法，房子是一辈子的事情。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有的人也许一辈子只住一座房子。然而在漂泊不定的南方，我们会不断地换工作，换房子，在这样的地方，我们可以说过了几辈子。

　　在南方，随着出租范围的扩大，家具出租，家电出租，出租花卉，出租情人。我们在工厂和公司里也是出租体力和脑力。临时性让迁移南方的人从骨子里意识到，生活的短暂和过渡性，仿佛一条摆渡的船，人类在地球上的居住，也是一次出租和暂居。我们，所有人的流浪终点在哪里?

　　辞　工

　　辞工按照工厂人事流程应该放在本词典的最后，在流动的工厂里除了老板，没有人会避开这个最终的词语。每个人在心底都琢磨和想象着离开工厂时的短暂轻松和失落。选择辞工有主动和被动两类，包括：自离、辞职、辞退。自离就是自动离职，也意味着自动放弃了员工在工厂的一切权利，包括工资和福利。辞职就是炒老板鱿鱼，而辞退是一个被动句式——被老板炒鱿鱼。在“被”字流行的今天，这是一个真正的被动。

　　选择自离方式的人，多半是迫不得已。在某些工厂或黑厂里，所谓进来容易出去难，往往只有选择自离。一般的工厂扣押着工人的工资，在二○○○年以前还会扣留证件，以各类理由拒绝员工辞工。现在仍然存在辞工难的现象。对于员工来说，只有两种选择：辞退或自离。

　　我第一次在工厂里就是被辞退的。在那个台资电线厂里，工人只是一个工具，搬运工也只是一个会活动的搬运工具。一个工厂最悲哀的地方不在于老板的利欲熏心，而在于打工阶层内部也构成畸形的等级差异——并非底层就是纯粹的善良，压迫和凌辱也来自于同类的丛林法则。经过四个月的工作，我厌倦并厌恶这里的环境，选择离开——向制造课长提交辞工单。制造课长抬起眼睛说：“为什么辞工?”

　　“身体不行了，受不了这个环境。”事实上他也知道我与副课长闹了矛盾。

　　“小伙子身体棒棒的，哪里不行了?你不是过了试用期了吗?”为了个人的绝对领导，这位湖北人也需要下面的员工与副课长闹点矛盾。

　　“但是……”

　　“回去好好干吧。再说在这里没有人能够辞工。”

　　我折回自己的岗位。有些同事围过来问，情况如何啊?我摇了摇头。旁边有一个河南籍老搬运工就出主意：“在这个公司

管季超0712

我还没有看到有人辞过工。你要走，只有自离，损失一个月的工资。”

　　两周后的一天上午，打卷机飞速地旋转着转盘，就像高速路上的车轮，我正全力忙着打卷、剪线、打包。速度太快，将打卷机停了一下，导致后面堆了电线。副课长跑来对我骂了一句。我乜了他一眼。这个蔑视的眼神将副课长刺激成了一只唠叨的乌鸦。“我操!”我一声吼叫不再忍受他无休止的辱骂。他怔呆了一会儿，又举起拳头朝我捶来，我一时气极抄起机台上的大扳手向他砸去——我已经全然进入了战争状态。周围的同事纷纷抱住我们，将我们扯开。这一幕正好让正在参观的日本客户观赏到，不错的中国格斗嘛。台湾经理事后也亲自来过问我打架的情况。

　　在那次打架中副课长虽然没有受伤，但一周后他就找了一个借口将我辞退：记小过两次，罚款两百元，扣掉一百元生产奖。这就是我第一次被辞退的经历。走的时候，河南的搬运工说，老弟，你终于可以走啦，在这里你是第一个拿了工资走人的。我疲惫地说，这是“被辞退”，已扣了我大半个月的工资。

　　这是我记忆里唯一一次与上司用行为艺术交谈。这不是一个好聚好散的故事。后来我翻看《劳动法》知道，辞退员工就不能同时处以罚款。当然在二○○○年的某个工厂，对于一个员工来说，这些法律只是存在于纸张上，离实际生活还非常遥远。

　　辞工不是句号，只是另一个漂泊的开端。短暂的停顿或许平衡着急速流动的惯性，但是更大的流动的可能性打开了向深邃滑行的入口。多年前的一个星夜我坐在电子厂楼顶上和同事刘大红(化名)聊到了多年以后，严重泄漏的月光像隔壁的电镀厂正在我们头顶上作业，月色和厂房混合为一体，俯视自己的肉身和道路——我为自己的挣扎感到悲哀。第二天我就要拖着皮箱离开此地，啤酒瓶吐出它积蓄已久的泡沫，任由我们痛饮。有些话我埋在多年前，现在已到了“多年后”，我站在站台上张望下一个“多年后”驶来。

　　五金厂

　　“五金”是一个漂亮的词，一个极有质地感的词。而“五金厂”让人沉重、战栗，如同一块压胸的巨石使人窒息于黑暗的沉默里。五金是对多种金属的泛称，然而在五金厂里最常见的是铁。铁是工业和城市的骨骼。对铁的制造加工，通常有冶炼、铸造、锻打、冲压、切割、焊接和组装。作为工业最重要的元素，铁在工厂间和产业链上普遍流通和循环，谁也无法避开。

　　在五金厂，最常见的加工就是冲压。在几吨到几百吨位的冲压机里，这是上模与下模、铁与铁的相互冲撞。在冲压车间每天都是铁在咣当咣当地吟唱。冲压、攻牙、溜披锋、打窝钉、碰焊，铁制品在流水线上不断地流动着，经过一双双粘油的手，最终包装，进入下一个工厂。在这一过程中，工伤也频繁地伴随着工人的劳作。勤劳的机器和邪恶的机器是铁的两个性格向度。无论哪一道工序，割伤事件是最普遍的。在工作台上任何不小心都会构成伤害。每次摸着铁，仿佛摸着一道伤口，感觉那赭红色的锈斑就是凝固的血块。工厂里的铁，与乡村铁匠铺里的铁是完全不同的铁。铁匠铺里的铁是柔软的、温暖的，和汗水混合在一起闪着露珠的光芒，是一个健硕的乡下小伙子。而工厂里的铁是尖锐的、冰冷的，总是和血液混合在一起，像一位嗜血成性的暴君。

　　在五金厂里行走，原料是铁，设备是铁，模具是铁，货架是铁，生产指令和纪律也是铁的。流水拉旁站着的工人，机械地重复着动作，也是铁的机器人。走在铁的世界，冲压车间里的噪声像满空乱飞的绿头苍蝇，整个车间笼罩于巨大的冲压声里。我们仿佛行走于狂波怒涛之下，听着头顶的浪头一个接一个砸响，人们说话必须要扯着嗓子：“喂!喂!”而听者就摘下耳朵里的海绵耳塞，瞪着双眼侧着头说：“大声点，大声点。”车间里噪声超过八十五分贝，按照《工业企业噪声卫生标准》，工作者必须要佩戴耳塞。而耳塞的声衰减量必须要符合GB5893.1。题外话：噪声，是一个专业术语。传统叫法是“噪音”，多有诗意的名字。一九八八年由国家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统一名称为噪声。“噪音”变成“噪声”，这是多么准确的转换——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翻阅相关资料，就会发现“噪声”是一个毫无诗意的名词。

　　除了噪声，冲压是更大的伤害。传统的冲床，没有安装先进的光电眼等安全装置，即便是两个开关同时控制，在突发事件中仍产生了大量的工伤。铁在巨力下暴露出了凶猛的本性，一头饥饿凶残的猛兽，噬断手指或者手掌。在冲床下作业的工人们，夜班的疲劳成了他们主要的危险源。在午夜瞌睡阵阵袭来时，有些工人在睡梦中将手指交给了冲床——这个时候，他或许梦到了自己的双手也是产品的一部分。还有一类伤害是来自于模具，在模具搬运或腾挪时，徒手去搬动，结果模具稍一滑动，压在地上，手指就断了。发生得很快，断得悄无声息，连断的声音还没有发出就断了。我曾在二○○七年连续两天里见到了两位工友就这样将手指丢了。

　　铁啊，它的面目太冷，但是我们又不得不依靠着它。一座高楼耸入云霄，一道天桥飞越于头顶，我们从甲地旅行到乙地，我们每天做饭切菜，都是铁给了我们支撑。铁是没有原罪的，我们诅咒它或歌颂它都与铁无关。铁不仅进入我们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它也早已进入了我们的血液和骨骼。

　　我要感谢这些铁。庞大的机器赋予它声音，而我们劳动的双手赋予它生命，用汗水去喂它，用鲜血去喂它。当受伤时，我们体内的铁与它融为一体。是的，我们是遥远的近亲，我们是传说中的人剑合一。

　　技术员或扳手

　　扳手=技术员。这个等式可以在隐喻的世界成立。在工厂基层的维修工作里，你也会体会到这个等式的含义。我曾在一家电子厂做过一年的机修，我的厂牌写着：工程部生技组。换一个词就是生产技术员。

　　我知道，扳手是一件多么诗意的工具，在诗歌中我多次使用到它，我用它拆掉那些陈旧的比喻和繁冗的句式。当我自悲自弃，不想理会这个世界时，我就用扳手紧一紧那颗松动的螺丝。手里握住扳手，在面对铁器和世界的时候心中有数了，心里是如此踏实。我是实实在在地频繁使用它，在工友中间，在女工们的催促下，快点!快点!她们为了产量不停地催促我动作再快些。在对付机器时，我的扳手表现出了扳手的样子——飞快地旋动，如一把风扇。但是为了在工具盒里寻找到那把口径合适的扳手，我不停地翻捡，对，一把合适的扳手能解决适合它的故障。大大小小的，从M1.5号到M8号，从内六角扳手到外六角扳手、五角扳手、四角扳手、梅花扳手。在开口扳手里又有死头扳手和活动扳手。我用油腻的手、油乎乎的目光抚摸这些形形色色的扳手，这是我的伙伴，我的哥们。

　　在工具的世界里，快速、有效就是最高的道德。用手摸摸它们，它们有序地装在工具套上或零乱地躺在工具盒里。扳手就是农业劳作中用以收割庄稼的镰刀。尤其是握住大号的叉扳(有个老师傅喜欢这样称呼外六角扳手)，在拧动螺帽时，我想到了乡下欢快而艰辛的收割。然而扳手也像农具一样，需要打磨和保养。最后扳手的齿牙慢慢磨圆了、磨坏了，该是它养老或送终的时候啦。一把新的扳手，拿在手上，感觉有些生，喂，伙计!我会快速地在螺丝孔里旋转，我们会很快磨合在一起，一只手旋动内六角扳手，从中指到小指定住扳手，拇指和食指旋转了扳手的横把手。

　　一台设备坏了，我们侧耳细听它咣咣的声音，或者摸一摸它颤抖的身躯，或拍一拍它的腹腔，到底是哪儿出了毛病呢?有些常见的毛病，比如咳嗽、发烧，比如感冒、皮炎，我们望一眼就知道了。但是有些问题需要一步步摸索和排查。面对庞大或复杂的机器时，手里有一把最好的利器——扳手。将设备解剖吧，将它拆卸成一块块、一点点，摘除其中的损坏的零件，安装新的器官。

　　在这样的机械维修生活里，我又摸索出一个等式：设备=螺丝+弹簧。

　　螺丝是机器里最卑微也最关键的零件。奇形怪状的机器，连为一个整体的机器，都被螺丝完成了。复杂的机器，拆，拆吧。装，装吧。任何修理无非是拆掉螺丝再装上它。在与设备打交道的日子里，螺丝成了我日夜见面的老朋友。《摩登时代》里的卓别林也患上了这种螺丝幻想症。但是我并没有幻想任何圆点都是螺丝。螺丝只是机器里无处不在的助词，不，是连词。也不，是标点符号。螺丝构成大工业，构成世界的存在。因此，每当我路过一家螺丝厂时，我似乎看到了那车间里闪闪发光的星星。认识螺丝，从很久的革命歌曲里就开始了。只有仔细地进入机械里想想，才知道这个最简单的东西带给了我们多么不简单的图景。

　　在解剖设备的过程中，除了螺丝，还有一个重要角色——对，就是弹簧。这又是一件卑微而不可或缺的零件，为了在运动中复位，确保机械的重复和生产的连续，弹簧就被安进了机器的活动部位。每天不断地弹动，受压，再弹回，弹簧被赋予了最坚韧的品质。

　　它蜷曲着身子睡在机床里，随着工人们作息而作息，在两班倒的工厂里，每天都在劳动。并不是无休止地弹跳，终有一天，弹簧是会断的，就像我们的脊椎，我们的关节，有一天它们都会老损，终被废弃。

　　作为设备工程的技术员，沉浸在机械的强硬世界里，机油是一个温柔的元素。它磨合和消解着人机摩擦和机与机的摩擦。对于机油的想象，我交给读者你们吧。

　　生产计划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厂里，生产计划或生产计划员成为了生产系统的神经中枢。生产计划在省略句中与生产计划员是完全等同的词汇。生产计划员在台资或日资厂里又叫生管，它曾有一个时髦的英文名：PMC。PMC是生产和物料控制的简称。事实上，生产计划员就是在从事生产与物料控制，将订单转化为出货单，最终转化为收款单。在这个过程中，被客户跟催，再去跟催生产部门，跟催与被跟催成了生产计划的全部。

　　二○○二年我在一家大型五金塑胶厂做生产计划，负责跟催五金配件和纸箱。每天上班就进入MRP系统(一个落后的物料管理系统，如今变成了ERP)，在电脑里确定库存，根据生产需求排好物料计划。在这家港资厂里，有一个有趣的工作：对单。一三五对出口货，二四六对内销单。部门与部门对单，部门内部也要相互对单，对得让人以为这是打麻将里的对对碰，对得还让人以为——这是古诗恪守的对仗。在大多数工厂，生产计划在与时间赛跑中承受着最核心的压力，用工业的眼光来看，生产计划员就是一只优质的压力泵，每天的电话丁零零丁零零叫个不休，每天的电子邮件铺天盖地塞满邮箱，每天车间里各类大大小小的异常干扰着刚刚稍息的神经，没有健壮黄牛的心脏就无法承受背上的辎重。“每天催催催，催命了!”生产车间向生产计划发牢骚。生产计划向业务部发牢骚。业务部人员则追到办公室大声催促：“没有讨价的余地!送货快是我们的优势，现在却成了我们的劣势。天天有问题，这点按期交货也满足不了，干脆别生产啦。要是耽误了进程，就只有寄飞机。寄飞机，你明白吗?我还没坐过飞机，这货物倒天天坐上了飞机!”

　　寄飞机自然要增加不少额外运费。但是车间里急单如此多，每台机器都在赶货，安排哪个机台生产呢?生产计划捧着头抱怨：“临时加单，中途插单太多了，能不能缓一缓?”业务部说：“缓一缓?黄花菜也凉了。这个单我好不容易从客户那里拉来，单价也不错。必须优先生产，明天早上八点前交货。”生产计划恨恨地说：“明天早上交货?我是神仙?明天晚上八点还差不多。”业务部激动地咬牙：“不行!绝对不行!就中午十二点。”在这样的拉锯战下，交期一点点稳定在双方胶着相守的战线上。

　　“我有时在梦里，梦到自己跑到车间向同事拼命追货，梦到自己和货物飞在半空中，哎呀，终于坐上飞机了，心也悬在空中。”生产计划这样对我说。

　　生产计划的神经直接连接着车间机器的皮带，连接着货柜轰隆滚动的车轮，它是工厂轴承上互咬的齿轮，紧紧地咬着铁的节奏带动轴承和转轮运动。

　　塑　料

　　塑料是铁的兄弟、继承人，也是铁的伴侣或情敌。一百年前美籍比利时人列奥·亨德里克·贝克兰发明酚醛塑料，在一九四○年五月二十日被《时代》周刊称为“塑料之父”。塑料的出现，是现代工业一次最重要的革命。强大的可塑性和可改造的理化性能使得塑料在不同产业中畅通无阻。塑料让现代社会长满肌肉，丰腴起来，是塑料彻底颠覆了材料领域的传统结构，是塑料继承了铁成为工业中新的霸主，“塑造”、“注塑”、“成型”等词语也跟着产生。“su”的发音短促有力，似乎将整个世界的生成全推上了舌头，经过舌头急遽地伸卷，最终落在了一个稳当的音节上——“liao”。

　　在塑料生产加工中，注塑成型是最普遍的一种生产方式。在珠三角的大地，塑胶厂是最常见的工厂。几乎每走十步就能看见一家塑胶厂。从八十年代初，当港台塑胶厂大量进入以及内资塑胶厂兴起，也就逐渐脱离了大炼钢铁的时代。对，就是塑料，那如同大米颗粒状的胶粒，它向工业生产供给了主要粮食。塑料已成为我们生活的某块不可或缺的肌腱，我们无法想象，假若没有塑料，生活会是怎样呢?

　　强硬的赛钢料是铁在硬度上的继承人，赛钢料又称夺钢，多有气魄的名字!它像刀刃一般尖锐和刚强，在高温的模具里如一股铁熔水，可以迅速生成不同的形状。透明的压克力料或PVC料是铁的情敌。压克力，它晶莹，它透明;而PVC料，它柔，它软，它们可以化作珍珠或泪滴挂在你的胸前，在灯光下折射出令人惊叹的光，俘虏消费者的芳心。耐磨的尼龙料，综合性能优良的ABS料，防弹的PC料，弹性十足的EVA料扮演了塑料大家庭性格各异的角色。塑料又是铁的兄弟，铁来源于地下矿产，塑料来源于石油——那种深埋于地下亿万年的物质。它们相互模仿，共同完成某一产品，因而在大片工业区里塑料和五金是紧密联姻的——许多工厂也因此叫做五金塑胶厂。

　　二○○五年我在一家五金塑胶厂上班，深刻地认识了塑料。车间里耸立着一排排大型的注塑机。通过干燥机和吸料机，塑料在料斗里雨点般敲响，飞进螺杆里融合为整体。搬运工、操作工和技术员围绕着塑料和塑胶成品在忙碌。胶粒被抓在我们的手心里与手茧摩挲着，碰擦出流水或谷粒落地的细音。一千五百吨的大型注塑机在反复地开模合模，如一张不断咀嚼的铁嘴，一翕一张地吃着食物。机械手在头顶上刷的一声飞过来又飞过去，上升下降，通过吸盘吸附着一只只产品。产品被机械手放在工作台，操作工准备了三样工具：抹布、刀片和气枪。她们先用抹布蘸上酒精或清洗剂(过去是用白电油，一种有毒的化学剂)，将产品出模时所粘的油污擦净，再挥舞一把闪烁着锋芒的刀片，将产品上的凹槽、边缘和四周的披锋批掉，通称为批锋。最后用气枪将胶丝和杂质吹净。装箱。贴上标签。等待检查。

　　车间里充满了机器的嗡嗡鸣叫，热气沿着炮筒向四周扩散。此时的车间蒸发着每个工人背脊上流淌的汗水。吱吱啦啦的大风扇和落地扇只能搅来一团团热气。反复的批锋作业让一茬一茬的女工手上分布着线状伤痕。有时我经过车间，看到她们在工作台上笑骂和作业，我想，这就是生活现场。闷热、牢骚和一切表情保持了相似的工艺参数，被输入到生产中。我想象着，塑料这个词，它的周围盘旋着无数支撑的词汇，在搬运工的叉车、操作工的刀片、QC员的游标卡尺之间传递，最后像一件邮包快递到终端消费者手里。当然，消费者永远看不到那曾经印在塑胶零件上的手的污渍和那把锋利的刀具。塑料最终成型，转化为一件件合格的产品，也被转化为生产日报表上的一个个数字，计数着一天的劳动效率。是的，我是打工者，当我经过高温车间时，我也像塑料一样会不断被高温加压，塑成不同的形状。有一次，我的同事拆卸炮筒，又安装炮筒，经过持续升温仍无法装上螺杆，于是鬼使神差地徒手抓住螺杆的尾端，一股烤焦的肉腐味飘来，他的整个手掌被烫得皮开肉绽。高温是塑料的温床，模具是塑料的孵化器，在机器的运作中，塑料这一高分子材料，它们的分子链重新搭建和排列，相互熔为一体。工伤是其中的插曲或插页，划伤、烫伤、砸断手指和脚趾、被机械手击中等等，这些是生产中多发的事故。在这里我不是单纯地呈现工伤，也不是单纯地憎恶，而是寻找一种有血压的真实记忆。这种记忆让自己的双脚真实地站在生产场地，与大地和设备保持血管的连通。

　　在塑胶厂的后段工序中潜存着许多其他的机会——喷油、丝印或电镀等，仿佛一条美容美发产业，由此而繁衍出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工厂。成本的低廉和产品的灵活性，让塑胶厂在东莞、深圳等地遍地开花。在“中国制造”的华章中，塑料，充当了最厚实的名词。

　　最后，我愿意并怀着复杂的心情说，我喜欢塑胶厂，在更大的范围里，我是一粒塑料。

　　QC

　　我曾经做过多年的QC员，面对这个词竟无从说起。QC是一个丰富的词，它的背后就是一部工业词典。QC的出现为传统工业和现代工业画出了一条明晰的界限。QC是“quality control”的英文缩写，叫做品质控制或品质管理。作为一门专业的学科领域，它缩写了工业在蒸汽机诞生后所有相关的历史。在制造工序里，QC分为IQC、IPQC(有的地方叫做PQC)、FQC、OQC或QA，随着分工细化和管理提升，又产生了一个QE的职位。

　　围绕质量(台资和日资企业习惯称为品质)而展开一系列的检查和管制，QC是工厂赖以自我防卫的淋巴系统和安全过滤网。我在二○○三年进入一家电池厂在装配车间做IPQC，我随身带着一把游标卡尺穿梭于每个工位间。每天摸着赭红色的负极片，这种亲密接触也是向有毒的重金属致敬。每天拿着光身电池在天平上测试加液量，双手被强碱咬烂，每只电池的额定加入量就像定制的口粮。每天在封口机上巡查着电池的各类外观，在转盘上观察每个封口。我叙述的电池厂已经离我远去，我叙述的工厂是一座梦工厂，在不同的梦中出现。在IPQC的生活中，我觉察出人生的裂缝，看到人性在缺陷中的特采。PASS是生活的最大目标，因此，我需要品质管理上的“特采”而不是“降级”。PASS!每次生产完成一个段落，我就将红印戳盖在被设定的人生边上。

　　特采是品质管理上的一个术语，它是硬性标准中的一种妥协，是对一般缺陷的一种将就。在品质管理学上还有一个重要的术语，叫做变差。在近两年的QC生涯中，变差让我意识到规律的重要性，意识到一个人不是一味屈服于肚皮，让世界倾斜在普遍的正态分布曲线中，让颤抖的手握住了坚稳的目光。这种变差，在我的内心和我的大脑被分别划分为不同的变差：共同的，特殊的;阴暗的，光亮的;矛盾的，混沌的;艺术的与科学的。后来我又进入另一家电子厂从事IQC工作。从IQC到最终的QA、QE，我奔跑过赛场上的每个位置。

　　ISO

　　在每次新员工培训时我都会向他们提问：“ISO是什么?”尽管ISO是一个南方工厂最流行的词语，却很少有人真正明确它的含义。我们把它读成“爱馊”。ISO是一个国际组织的英文简称，叫做“国际标准化组织”，对，“爱馊”就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在希腊语中也是“相等、相同”的意思。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ISO是一支中和液体，将全世界不同的地区中和在同一个pH值范围内，也是一种世界语，将不同的语言兑换为同一种符号。ISO颁发的相关证书遍布了有人居住的地方。ISO证书是工厂的毕业证，没有ISO认证的工厂，如同未毕业的学生得不到社会认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它也成了一张滥发的毕业证。

　　第一次来到广东发现个个工厂都“爱馊”了，当太阳照耀着每座工厂顶部炫示的“通过ISO9001认证”的招牌时，阳光通打在ISO字母上照射出国际性的光泽，那一串数字似乎给工厂印上了条形码。那时我到书店查看ISO究竟是个什么，书架上排了一列ISO书籍，如同一列长长的火车，挤满了乘客，让我有些心惊胆战。在那个时代，ISO是脱离具体生产的哲学，是深奥而神秘的形而上学。工厂通过“爱馊9000”插上了西方企业文化的翅膀。二○○四年我专门从事工厂内部的ISO工作，开始认真地钻研它。那个时候，我又接触到一个词：“RoHS”。RoHS是一个著名指令的缩写，它出自于欧盟，在二○○七年正式实施后也越来越流行，在我们的工作中人人都避不开这个词。我根据音译把它叫成“肉丝”，RoHS就是肉丝。二○○五年十月ISO和IEC根据RoHS指令联合颁布QC080000体系。“肉丝”和“爱馊”一结合，体系认证又有了新的业务，QC080000就是“爱馊的肉丝”。

　　ISO体系在这些年的经济起飞和着陆中是一条重要的航道，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品质要求的提高，ISO9000体系也不断地变异和进化，就像一部不断翻拍的电视剧或一套不断升级的杀毒软件，从一九八七、一九九四、二○○○版一直升级到目前的二○○八版。同时ISO9000体系如同一只不断分裂繁殖的细胞，由此衍生出众多的其他体系。

　　从某种程度上讲，ISO工作是管理的延伸，允许外来客户将所有的管理式样强加给它的供应商。它是一台清晰的复印机，大量地复制着每个组织运营的模式。我摸着那些笔直的框架、坚硬的术语，从事这项工作似乎将自己内心蓬勃萌蘖的枝枝蔓蔓也全部修剪整齐。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件多么偏离艺术的事情。有时我也重视这种纯粹的精确，它将我从野性的原野扯回到工厂的模具里，贴上现代或后现代的Logo。对于ISO来说，任何问题可以归结于一个系统的过程，归结于它的八项基本原则，或者归结于PDCA循环模式。ISO是三个有趣的字母，笔直的I，弯曲的S以及圆形的O为与之相关的标准标下三个注脚。我们可以将I看做是矛，将O看做是盾，S站在矛盾之间从两个方向抵御着风险。直线与圆和太极中的S象征着中国古老的阴阳之道。自然无为，ISO此时可以音译为“爱瘦”，管理的目的是为了减少管理，删减繁冗的环节，追求大道至简的真实。人们开始从对ISO体系的尊崇中觉醒过来，厌倦它的标准条文。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追求同一的世界大道上，针对性、本地性和个性的思维重新回到重心。此时我把ISO叫做“爱搜”，它是一个通配符，一个函数里的自变量——ISO是饭碗，ISO是我的身体，同样，说它是一副可爱的镣铐又何尝不可。

　　仲春的夜晚，我又站在台上打开幻灯片向在座的新同事提问：“ISO是什么呢?”虽然不喜欢反复提到同样的问题，但我的口气丝毫也没有夹杂着厌倦。

　　业务员

　　二○○一年我在深圳一家公司找到了一个业务员的工作。在我的想象里，业务员是公司的开路先锋，开辟着它的荆棘小路。在这家直销公司里，业务员的确是“先疯”精英。每天早上七点在并不宽敞的会议厅集合，大声唱歌、做游戏、模拟推销、传授直销的葵花宝典，这些内容使得早晨过得很快、很疯狂。歇斯底里的人最容易吃得开，会很快得到令自己飘飘然的满足。

　　那时我也是“先疯”的一分子，每天背着一包沉甸甸的产品跟着同事出发。在大街小巷里，在每一个路口或超市旁，学着同事的模样向陌生的路人推销产品。什么产品呢?就是一盒盒工具。灰色塑料工具盒包装，打开，里面排着一列螺丝刀、镊子、钳子和内六角扳手等等。假若你二○○一年在深圳的话，没准儿你还能记得我或我们。那时我有点瘦，有点黑，对，被太阳晒得像鬼。你也许买过一盒，二十到五十元不等，拿回去用不到几天，你就会发现螺丝刀和镊子叭的一声折断了。如此冷门的产品每天还能卖出几套。另一个组的同事卖电子计算器，业绩反而一般。

　　直销员是最基层的业务员。后来我又干了几项业务工作，不知是产品问题还是个人问题，总之，我发现自己不是这块料。悲观的人不适合干业务员，心思纤细的人不适合，内心藏有怀疑冲突的人也不适合。当然业务经理会举出大量的例子来反驳我这句话，我也认识到，适合与不适合仅在于背后生存的压力是否足够沉重。二○○八年我又进入离开多年的销售公司，这回是电话营销培训项目。五月份，我从一家工厂辞职，找了一周工作，尚无着落。此时一位多年前的同事打电话给我：“我老弟在这里新开了一个公司，专门做企业内部培训的，需要销售精英。你以前讲过课，我觉得你蛮合适的，你有空过来看看吧。”承蒙他看得上，我去了福田车公庙找到那家公司，这是一家麻雀般大小的公司，在深圳，这样的公司可以抓出一火车。当然关键看前途。我与公司老总，即同事的老弟谈了一会儿，三天后

管季超0712

就去上班。很显然，这里培训和激励业务员的方式与我七年前所在的那家公司大致相同，不过是口号、仪式改换了一下，每天高喊着口号，大声朗诵《羊皮卷》，最核心的方式仍然没变：“先疯”。采用了不同的手段激励大家情绪高亢，精神饱满，使大家树立信心，要相信世界就是一块软面包，你可以随意撕下来一块啃一啃，要相信明天必定是美好的，金色阳光会打在你前进的大道上。这一切前提就是，先让自己疯狂起来!从事压力巨大的业务工作，不可否认，必须要给自己不断锻打、不断鼓劲，即便陷入偏执狂也在所不惜。但是这支强心剂对我来说已产生了抗药性。因为，我早年就认识了它的面目。

　　这里的工作就是电话营销，电话营销是一项既简便又十分艰难的营销方式，按照不同渠道所得的电话清单，每天拼命地拨打上百个电话，从早到晚按着电话数字键：“您好。你是X 总吗?我是BG培训顾问公司的 X X，打扰一下，和你说一件好事，为了庆祝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和公司十周年庆典，在深圳行业协会的组织下，我们公司正在举办一百场中小公司培训大酬宾……”失败，再打，失败，再打，屡败屡打，疯狂地拨打，电波像乱箭一般射向这座城市任何一个潜在的目标客户。生活似乎就是这样，枯燥，重复，没有自尊，不得不骚扰他人。同事之间为了缓和这种干闷、紧张的气氛保持着互相鼓励、互相帮助的融洽。在各种吃饭场合，大家都保持AA制的消费模式，这是业务员另一个优良的传统。

　　深圳的早晨是美丽的，晨曦在单薄的雾霭中搅拌着牛奶加咖啡。从高楼上扫视一圈周围的高楼，那些建筑物向天空堆出了童话里的积木。一幢幢，一排排，现代高楼笔直地升空，与纵横交错的道路和绿色林阴搭配成一座朝气勃勃的深圳。业务员恰是年轻城市的形象代表，每天挎着公文包，赶着匆匆的早班车，挤进人潮里又从人潮里挤出，迎着金光大道奔赴自己的前程。这形象，这早晨，似乎就是为雄心万丈的业务员而准备的。

　　追风赶梦的人太多了，怀揣着炽热之心的人太多了。成功，成功!这是一个多么炫目的词语。为了它，可以拼出一切。激励机构和销售公司借此大势，为成功的欲望推波助澜。这是一场全民大赛跑，没有一个人敢慢下半拍脚步，绝没有，尤其是业务员，他们更像一群在火焰中跳舞的孩子——亢奋，狂躁，发出刺耳的尖叫，自以为找到了最好的出路而盲目喜悦。太阳为谁而升起呢?是我!我的太阳!但太阳并不为某个人升起，太阳只是为它自己升起，这让我想起了夸父追日。这位神话中的巨人将他的力量挥霍于一路的追赶，在太阳落山的地方，夸父渴极了，他伏在地上倒饮着黄河和渭河，所有的黄河之水也无法浇熄他内心的火焰，夸父最终躺在了大地上。他一生不会明白，同向运动的两者是无法相遇的，太阳不需被追赶，因为太阳一直在追赶着我们。我们只需要选择好自己的位置，面朝东方在原地等候，甚至我们还可以反向而迎。错误的方向注定了夸父的悲剧。

　　紧接着，我在另一个朋友的介绍下进了南山一家贸易公司，从事宽带和IP电话等电信业务。十月份，我在公司新的政策鼓励下跑到关外搞起了一个自负盈亏的分公司。我匆匆披挂上阵，挂帅组队在福永租房准备大干一场。从人才市场招兵买马，拉了一支业务员队伍。在正式上马的第一天，我在出租房中也向业务员们推行了一套激励仪式。昔日我所经历的激励模式，现在又运用到大家身上。我成了一个不自觉的造梦复制者。那天早上，我们喊口号，模拟训练，分配任务，分享心得。最后大家围成一圈，手掌叠着手掌，一起颠着手喊：“加油!加油!加油!YEAH!”然后分头出发，到各工业区销售电信服务业务。

　　在早会上，我又将昔日所学的“葵花宝典”传授给大家。每个行业的业务员都会摸出一套话术，针对顾客不同的抗拒点，事前编好相应的话术来解除抗拒点。因此成熟的业务员思维是一个环形，将所有的借口统统绕进环环相扣的推销陷阱里。在销售工作里，大家使尽了伎俩和计谋：借题逆转、单刀直入、鸡同鸭讲、推销和反推销等等。后来我曾接到不少这样的电话，一个保险公司的业务员也用这些套路往我身上使，这使我们双方形成了相互追逐和解套的关系。但是需求才是硬道理，面对客户的三次抗拒，表明客户的确没有需求，一般的情况最好是放弃。

　　每天早会大家都激情高喊，热烘烘地出发。声响如雷以至于震得房东以为是传销，第二天上门来调查。我为这种激情场面高兴，幻想每天下来的业绩肯定也会有所斩获。但是两个多月下来，大家的成绩就像死鱼的肚皮一样一直翻不了身。太阳也将大家晒黑了，晒瘦了，走的人越来越多，一边招人一边有人流失，人员来来去去最后只剩下三四个骨干，最后这支队伍终于解散。

　　黯然收场之后，我进入一家工厂再次当起了上班族。在这个工厂的营业部有一批业务员，个个都是驾着小车出入。我瞪大了眼睛问：“这些业务员真是不错啊!”同事说：“在厂里，他们的收入相当于老总的收入，有的甚至比老总还要高。”我这时又感慨那句话：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选择比努力重要。在制造行业里，营业部或业务部依附公司的最高管理者，成为对外的一个服务窗口，业务员更像一名跟单员，他只是在现行的轨道上按计划行驶即可。

　　无论如何，对于业务员，对于实利主义路上的牺牲者和成功路上的开拓者，我都向他们握手和问好。人类社会需要实利性的世俗存在，业务员走在客户和消费者之间，将生产和消费、供与需画上等号。因此，我向业务员致敬。只有无数“有用”的土壤最终才能培育出稀有的“无用”之奇葩。因此，我向可遇而不可求的“无用”顶礼膜拜。

　　保安或防损员

　　保安这个词令人——只是令我——想起了“胸大肌”，想起帽檐下拧紧的眉头。保安是旧时大户家丁的一个后现代版本，这是一个特殊的社会角色，它承载着善与恶、私欲与制度、管理与被管理等错综复杂的关系。在私有范围内执行厂纪厂规，让他产生了执法的神圣错觉。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以对讲机与远处另一个阴影对话，在贫富之间荡起千姿百态的秋千。

　　我第一次是在东莞黄江看到YY工业区人事部招募保安，几本印着“退伍证”字样的小册子在人事小姐手里被翻开，证件上写着兵种，写着“上士”、“中士”或“下士”，几名面试的小伙子排成一排演练擒拿拳。“一!二!三!四!”大家嚯嚯地喊着节拍，一拳一脚地施展新旧两套擒拿拳。套路打完一遍，陆续被刷下来不少人。我激动地看着他们卖力的拳路，虽不及武侠电视剧里的花招好看，但是真功夫，谁的拳风硬朗谁就能留下来。

　　退伍证和擒拿拳是应试保安的两个基本条件。那时我有一个老乡在YY工业区里做保安。我寄居于他的宿舍，每天外出找工，傍晚回来在围墙的栏杆外看工业区的保安在操场上训练。老乡的身手不错，在队伍前带头给大家示范擒拿拳。我看着他的刚劲拳风想到了禁军教头林冲。禁军和大内侍卫是最高级别的保安，但是工厂的保安大部分就是看门的，工资给得很低，每天在岗亭或工厂大门站岗，一人坐在保卫室里，一人在外面站岗，每两小时两人轮换。无聊，枯燥，老乡因此值夜班时爱上了看书，令我刮目的是，他竟然啃上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大部头，《战争与和平》、《复活》和《安娜·卡列尼娜》，他一部部翻阅。YY工业区是有名的台资工业区，待遇不错，而保安仍是基层待遇。工业区大门由门卫把守，没有厂牌不允许入内。因为认识他们，我每次都能登记出入。有几次在工业区里发现一些擅自进去找工作的人，或者游荡的社会烂仔，无论皂白，保安抓了人关在洗手间里拷打。打完后，直接用水冲洗他们身边的血迹。每次谈到打人，保安们都露出自豪的神情，把这个当做了散心的手段。“路上看谁不顺眼，捉进洗手间里就是一阵暴打。”每次听到他们神采飞扬的讲述，我心里就冒出一个大大的问号：大家都是出来打工的，为什么总是受苦人欺压受苦人呢?

　　保安除了守住工厂大门，把住车辆和行人进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职责就是防盗。工厂的财产安全，放在了保安职责的第一位，至于人的安全放在了第几位，没人知道。在工厂门口，特别是珠宝首饰厂，保安每天手持金属探测器检查每位员工的身体。

　　二○○九年在我们集团某公司发生了一起盗窃事件，一名成品仓的仓管精心谋划，准备勾结保安偷运公司的货物。仓管找到一名平时与他关系不错的保安，推杯换盏之后，达成了合谋。在一个夜晚，正当这名保安值班，仓管叉上两板货物，装上车，经过岗亭，通过这名保安放行将车开出了工厂。刚出工厂没多久，就被一群保安和警察包围了。这个包围圈显然是事前设计好的。原来那名保安假意答应仓管之后，又暗中将事情越级报告给集团保安总部，总部让保安表面上继续与仓管合作，另一方面不动声色设下了埋伏，来了一个请君入瓮和瓮中捉鳖。集团给了这名保安嘉奖和通报表扬，而仓管受到法办，已成了阶下之囚。从人性的角度分析这件事，有许多值得讨论的地方：其一，保安的确是负责，但从道德的角度顺势设计将他人推向深渊，于心何安?仓管锒铛入狱，被判了二十年，此生算是毁了。其二，作为工厂，为了抓到证据，暗中设套将犯罪欲望发展为犯罪事实，是不是无异于亲自导演了一出欲擒故纵的悲剧?

　　保安吃的也是一份韶华易逝的青春饭，保安处在社会的刀锋边缘流血或生锈。他们每天行走在工厂围墙边，听着对讲机里的杂音，太阳将他的影子拓在墙上，他对墙上的影子也保持着警惕。此时他只相信自己的拳脚，这是对付世界最真实的武器。然而肉身又是世界上最脆弱的事物，尽管它一时矫健、坚强。

　　二○○五年我住在白芒村，村口有一个南山区保安培训基地，一个简陋的院落，一堆推着平头的后生，有的脸蛋现出几颗南方特有的红痘，他们每天排成数排在嗬嗬地训练：在口哨和口令下，打拳、走正步、做俯卧撑，汗珠在黑色的肌肉上滚滑着。操场上脚步铿锵，他们正在为下一步迈进工厂准备着，复杂而单调的保安生涯即将拉开序幕，无数条道路在等着他们——

　　他们将顶着大盖帽站成工业区的一塑雕像……

　　他们向拦截的车辆致以有力的军礼……

　　他们吼叫着，在早晨和傍晚的操场上演练……

　　他们在自己黑暗的瞌睡里值班……

　　他们搜出员工身上的赃物……

　　他们指挥着下班的人群依次排队……

　　他们对着高楼上的灯光骂着“他妈的”……

　　他们或者履职或者屈服于诱惑……

　　他们铤而走险踏上了另一条危途：监守自盗、入室盗窃、上街抢劫……

　　他们为了正义，路见不平而见义勇为……

　　他们表情冷冷地望着海面颠倒的星空……

　　萧相风，本名李刚。男，湖南永州人，毕业于北京信息工程学院。二○○○年至今奔走于珠三角。从事过搬运工、普工、机修、技术员、车间主管、工程师等工作。现居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