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山云影

管季超0712 · 发表于 2011-8-14 19:20:48

雁山云影

□ 程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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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朱自清到温州中学教国文的时候，温州中学学生郑振铎、夏承焘、王季思已经毕业离校了。朱自清为温州中学写下校歌，唱到今天：
　　雁山云影，瓯海潮踪，看锺灵毓秀，桃李葱茏。怀籀亭边勤讲诵，中山精舍坐春风。英奇匡国，作圣启蒙，上下古今一冶，东西学艺攸同。
　　当时一个学生有回忆：
　　朱先生来教国文，矮矮的，胖胖的，浓眉平额，白皙的四方面。经常手提一个黑皮包，装满了书，不迟到，不早退。管教严，分数紧，课外还另有作业，不能误期，不能敷衍。同学们开头都不习惯，感到这位老师特别硏唆多事，刻板严厉，因而对他没有好感。但日子一长，看法起了变化：说起教书的态度和方法，真是亲切而严格，别致而善诱。那个时候，我们读和写，都是文言文。朱先生一上来，就鼓励我们多读多写白话文。“窗外”“书的自叙”……是他出的题目，并且由我们自由命题，这在作惯了“小楼听雨记”“说菊”之类文言文后的我们，得了思想上和文笔上的解放。朱自清还创造了特别记分法，他要学生在作文本首页的一边，将本学期作文题目依次写下，并注明起讫页数，另一边由他记分，首格代表９０分到１００分，次格代表８０分到９０分，如此顺推下去。每批改一篇就在应得分数格里标上记号，学期结束时，只要把这些记号连接起来，就出现一个升降表，成绩的进退就一目了然了。这种记分法，大大诱发起学生对写作的兴趣，激发起他们学习的进取心。
　　林斤澜无缘听朱自清上课。１９２３年，杜鹃花开的春三月，朱自清抵温，二个月后，林斤澜才诞生。十二年后，林斤澜就读温州中学，这时的朱自清，正抵清华大学了。但，朱自清给温州中学留下的影响有直接，有间接，但都是深刻和深远的。
　　比如，就林斤澜个人而言，写过散文《校歌》，并在《校园生活》、《山深海阔》、《雁山云影》、《读雁山云影》中对朱自清有所叙述，甚至在小说中也隐约提到。
　　林斤澜与马骅、唐湜、赵瑞蕻都是温州中学三十年代的学生。这是继郑振铎、夏承焘、王季思之后，照亮文学星空的又一拨人物。两拨人物联系不多，郑振铎生在温州，长在温州，好像从来不认自己是个温州人。他似乎只认祖籍福建。有联系的只是唐湜和王季思、赵瑞蕻与王季思。唐湜是王季思的外甥，有血缘，后者对前者的指引不必赘述，而赵瑞蕻是王季思的学生，有诗为证：
　　在中山大学茂林繁花的深处，
　　我们品尝家乡美酒，促膝谈心；
　　春草池边的笑声仍在我心上淹留——
　　是您首先把我领进了文学的迷宫。
　　王季思《从春草池边说起》也说：
　　这温州城里原十中初中部的春草池边是赵瑞蕻童年学习的课堂，也是我大学毕业后最初上课的讲堂。
　　年龄赵瑞蕻最大，在温州的友人中，他和马骅的关系最密切。马骅在《烂漫的梦魂永在梅雨潭》中写道：
　　我和瑞蕻不是一般的朋友关系。我们从十中附小、十中初中到温中高中一直在同一学校，高中时一起参加“野火读书会”活动，１９３６年在上海金家巷，每周或隔周有一次我们“野火”老同学的聚会讨论；直到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后，我们在温州籀园图书馆一起商议成立“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的事。此后他赴内地继续读大学。
　　赵瑞蕻生前（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１５日）给马骅的最后一封信中说，“明年是１９９９年，乙卯，兔年，也是我的‘本命年’（我生于１９１５年，乙卯，属兔）。”马骅比赵瑞蕻小一岁。唐生于１９２０年，比林斤澜大三岁。在风雨飘摇的１９３５年，赵瑞蕻读高三，马骅读高二，唐湜和林斤澜在初中部，一个初二，一个初一。
　　是“野火读书会”衔联了他们。这个读书会的宗旨是“进步、文学”，因此在校园里影响很大，团结了一大批方刚少年。他们读的主要是文学书，高尔基，法捷耶夫，鲁迅，茅盾……初一初二时，没有明确地叫“野火读书会”，林斤澜给它起一个名字：“厨房会”。
　　我最早参加的集会，有一个非正式的名字，叫做“厨房会”。下了课，三个五个溜到厨房大师傅的宿舍里。大师傅在桌上有泡好了大杯茶，抽屉里有香烟——粉包，老刀牌。当时同班同学年纪可以相差好几岁，城里的一般年纪小些，乡下来的有的都结过婚有了孩子了。他们的家庭大都是地主，父兄有的是地方上的士绅，大师傅也多半来自乡下。这些大同学能够得到特殊的待遇，那就一点也不稀奇了。厨房后墙上有个圆洞，塞着一段大竹筒。“担水客”不用走校门转弯抹角进来，只用担到墙外，让水从大竹筒流进水缸。馄饨担也担到墙外，敲几声梆子，我们拔掉竹筒，就可以从圆洞里端进馄饨、鱼丸面。不过，“厨房会”最主要的节目是从大师傅床铺褥子下面拿出救亡刊物，如《大众生活》、《世界知识》，或从同学们的裤袋里拿出卷起来的进步文艺杂志，如《中流》啦，《译文》啦，等等。
　　林斤澜在《雁山云影》中接着写道：
　　这是在仓桥初中部的事。到了三年级，我们班在道司前高中部上课，和高中同学朝夕相见。“厨房会”没有了，但有了更加正规的读书会。这已经是一九三七年，鲁迅先生已经逝世，但这时我才大量读到他的书，他的小说、杂文和他翻译的外国名著，以及他写序介绍的小说。
　　温州中学的读书会，由赵瑞蕻创办，不久就由马骅接手。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震荡温州，马骅等带领高中部同学转到初中部，动员要到小南门拆除日本人开的什货店“东洋堂”。学生呼啦啦一大片，有人挥大旗，有人挥小旗。林斤澜说，我当时当然挥的是小旗。我问唐这件事，他说行动很快就被警察挡住了，没有拆成。他也不知道挥的是小旗还是大旗。我猜想他挥的也是小旗。
　　因为这事，马骅被开除学籍。这时的马骅，其实已是共产党员了。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发生后，马骅等成立“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进行抗日救亡工作。这个服务团还有一个读书室，八十八岁高龄的马骅清楚地记得，那时的林斤澜订阅好多进步刊物，林斤澜就把个人拥有的《光明》、《中流》、《世界知识》、《自修大学》（马骅强调说，编者叫平心）无偿送给战时青年服务团读书室，让大家学习。
　　这，其实是读书会的继续。
　　这一年，温州创办“前哨剧团”，负责人兼导演是戏剧家董每戡的弟弟董铭，马骅起很大的作用。林斤澜和日后的夫人谷玉叶（后改名谷叶）都是剧团的演员，林斤澜每每演小生，扮演进步青年。马骅说：“那时林斤澜给我的记忆很深刻很深刻，一说话就脸红，漂漂亮亮，像个小姑娘。”
　　马骅说，唐湜一直是读书会的积极分子。又说，在“前哨剧团”，也经常看到唐湜进步的身影。
　　而这时，赵瑞蕻已到昆明去了。北大、清华、南开南迁，并为西南联大，赵瑞蕻听吴宓“欧洲文学史”，听钱锺书“荷马史诗”“奥德赛”，听叶公超的英文课、吴达元的法文课，听英国现代派诗人燕卜荪“英文诗”，听沈从文“现代文学”……特别是终于见到了留下“温州的踪迹”的久仰的朱自清先生。聆听教诲，切磋诗艺，给他一生留下深刻的影响。以后写了《梅雨潭的新绿》纪念朱先生，“我到哪儿去寻找美丽的字眼，描绘这天下第二泉的福地洞天？”“福地洞天”的“女儿绿”从温州仙岩一直醉入南岳山中、蒙自湖畔，又一直醉进他生命的晚秋。他在“遗嘱诗”中，交代把一部分骨灰，埋在仙岩梅雨潭边！
　　１９４１年，联大毕业后，赵瑞蕻到重庆南中学教书。后受聘于中央大学外文系，执教之余，“开始了写作和翻译的第一个丰收期”（回忆录《离乱弦歌忆旧游》）。他是浪漫主义诗人，又是翻译家，也是教授。他是《红与黑》的中文首译者，作为教授，他培养了我国第一批比较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他的《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被公认为我国比较文学领域的一部力作。他永远是朝气蓬勃的，八十高龄创作一百八十行的《八十放歌》，咏道：“已闯过了古稀那重险关，／正向着第九十级的危岩攀登！／我鼓起勇气跃上一重重，／顶着不时刮来的各种风……／最可贵的是永远怀抱一颗赤子之心，／最憎恨黑暗的是最光明的歌！”
　　林斤澜说，他同温籍几个名家的交往，赵瑞蕻最少。很少通信，偶有赠书，见面也只有每次开作家代表大会的时候。
　　１９９５年深秋，林斤澜率十来位北京作家访问温州之后，一天上午小雨，林斤澜对我说：“走，跟我去看看赵瑞蕻。”我说：“赵瑞蕻不是在南京大学吗？”他说：“在温州，见过一面，但是匆匆忙忙，是瓯海区政府招待会上，闹哄哄的。马骅说他在他姐姐家里，蝉街几号。”
　　去的是蝉街赵瑞蕻三姐的家。是一楼的房子，好像只有临街的一间，门外有法国梧桐的落叶（温州的梧桐都不大）。是他三姐开的门，记得一进门就是卧室。屋子里不见冰箱电视机，完全是七八十年代温州老人的房子，毫无生气。那天十点来钟了，赵瑞蕻还躺在床上，软疲疲的。清瘦，高额尖脸。小眼睛，高颧骨，颧骨外像是上了一层红漆。头发杂长而花白，非常引人注目。像是一个女人。我知道这位乡鸿，是文学名家，而且是杨宪益的妹夫，《呼啸山庄》的译者、散文家杨苡的丈夫。杨宪益、杨苡，他们跟钱锺书、巴金都有特殊的关系，可称是文化望族啊。有人说丈夫的才华不及妻子，两人是女才男貌。
　　可眼前蜗在床上的赵瑞蕻，却全无风流倜傥的神致，全无浪漫主义诗人的气息。——若干年后，我把这事对林斤澜说了。林斤澜说：“赵瑞蕻他是长得不错，那天他是有病，——温州出去的文人都不错，都经看。”
　　林斤澜进去了，他也不知道是谁。林斤澜说：“我是林斤澜。”赵瑞蕻像是触了电，说：“我感冒了。”立即要坐起来。林斤澜一只手按下赵瑞蕻的肩头，说：“就躺着，就躺着。”赵瑞蕻还是不肯，要起来，林斤澜还是坚决地说：“你躺着，你躺着。”结果是靠着床背，笑眯眯的。
　　赵瑞蕻说自己是怎么怎么来的，好像是到杭州有事，就不能不到温州。说话微微有些口吃。林斤澜也说，他也有青年人所谓“情结”，那就是“恋温情结”。赵瑞蕻问：“你夫人也在吗？”林斤澜说也在。赵瑞蕻说你两人都是温州人，我是“单头想”。我后来知道，杨苡是天津人。赵瑞蕻又说，这回某某人也“走”了。林斤澜说：“抽签一样。”又问赵瑞蕻：“吃药了吗？”赵瑞蕻说：“吃了*9菖*9菖药。”林斤澜说：“老年人感冒不是小病，一定要重视。”——２００１年初，林斤澜得感冒却不吃药，招来急性肺炎，同仁医院开出《病危通知书》。这是后话。
　　赵瑞蕻谈起马骅、唐湜、金江、洛雨，都很简略。林斤澜的插话也很简略。两人没有谈论各自的作品或对方的作品。大约半个来小时吧，大约林斤澜考虑赵瑞蕻的病吧，起身告辞。
　　这是永别了。他们再没有别的接触。赵瑞蕻于１９９９年２月２５日去世。乙卯，兔年，是他的本命年。
　　林斤澜偶写文论，但以小说、散文著名。赵瑞蕻是另一条道路，但两人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严谨。比如赵瑞蕻重译《红与黑》，《译林》主编几次索稿，赵瑞蕻回答说还在逐字逐词推敲修改，在没有改得满意之前，宁不出版。林斤澜写好小说，总要放一段时间，有时论月，有时论年。有时发表了还要重写。
　　林斤澜对马骅有感恩般的尊敬，他称马骅为马大哥。他们同住温州百里坊，百里坊有两棵大榕树，百里坊口有一棵，马骅至今仍住在边上；往西，三百来米，是百里坊八仙楼口，这里也有一棵，边上是林斤澜的老屋。两棵树至今枝繁叶茂，青翠欲滴。我经常在这儿走过，总要想起他们。
　　林斤澜说：“马大哥是我人生的启蒙人，也是我文学道路的启蒙人。”口气好像是没有马大哥，就没有他今天的林斤澜。说起少年：“他比我大七岁，我们之间距离远。他是学生领袖之一，他们振臂高呼，应者云集。我虽与他接触少，感觉上他是大人，我是小孩，但他的感召力大，抗日，革命，进步，向上，都有非同一般的指引力。读书会上接触就多了，他重视我，也指导我。后来又办‘前哨剧团’，一起上台演出，文学也有，革命也有，对我影响就大了。”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至１９７９年，林斤澜和马骅没有见面。林斤澜到平阳山门进粟裕任校长的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后来到温台交界发展武装，后来到内地去，进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学习，１９４６年到台湾，在１９４７年“二·二八”运动中被捕，１９５０年到北京人艺，转而到北京文联创作组。先写剧本，后来改写小说，渐成文学名家、短篇小说大师。而马骅呢，转辗龙泉、金华、丽水等地抗日办报，先后主编过《暴风雨诗刊》《战地商人》。１９４０年１０月，马骅到江苏盐城，在新四军工作。他是温州第一届文联主席。他的创作多用笔名莫洛，主要在四十年代，又主要是散文诗（有的文史把他划入广义的九叶派。唐湜著《九叶诗人》一书，专有一章《九叶之友》，一篇论马骅，一篇论汪曾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占有一席之地。研究现代文学史的书话名家姜德明两次到温，都拜访过他。他的主要作品有散文诗集《大爱的祝福》、《梦的摇篮》、《生命的歌没有年纪》、《闯入者之歌》；诗集《叛乱的法西斯》、《渡运河》、《我的歌朝人间飞翔》，还有散文集《生命树》等。文学的起步，马骅要早一个年代，因此，林斤澜对这位乡兄的尊敬更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１９７９年之前，中国社会凶险，运动频繁。林斤澜说：“当时谁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谁都不谈自己的人事关系，越少说越好，能不公开不公开，为了自己，也为了朋友。”１９７９年，社会安定，人心舒畅，回到阔别三十三年（１９４６年从重庆回温和谷叶定终身）的温州。灵犀两人，一见面就兄弟般的亲热。当时马骅已从杭州大学退休，被温州市教师进修学校聘请，一周对教师授课半天。林斤澜先生到教师进修学校里来，做了半天的讲座。我当时是民办教师，从乡下赶来，坐在中排。林斤澜掉了一个牙，那天鼻毛很长，声音朗润，笑声响亮。这次讲座是马骅请的。多年后林斤澜说：“马老叫我讲座，我还有什么法子呢。”
　　我到北京，每次遇见林斤澜，他似乎首先都要问“马老身体好吗？”让我捎带给温州亲友的赠书，看书的多少，但给马骅的似乎每回都有，题“老大哥马骅存念”。林斤澜夫人谷叶也感念他，还谈起他的夫人林绵（谷叶同龄人、女友），和另一个女友张古怀。林斤澜几次到温，我来接风，他都要首先吩咐：“叫马老一起吃饭。”每次见面，两人总要牵手摇上大半天，哈哈哈哈笑上一阵。马骅已经戒酒，与林斤澜一起吃饭，总要喝上两盅。１９９９年马骅得肺炎，温州第二人民医院诊疑癌症，我把这事报告林斤澜，林斤澜反复只有一个字：“哟……哟……”后来马骅的“癌症”被温州医学院附属一医排除了，我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林斤澜，林斤澜嗓子很亮：“哈哈，你看看这个事情……你看看这个事情……”
　　马骅说：“斤澜对我确实好。八十年代初，我和林绵要到北京，斤澜写信来，说一定要住在他家。他把定量供应的牛奶和鸡蛋给我们吃。他放下手头事情不做，和我一起去寻找我的战友、朋友、老熟人，如商白苇、谷超音等。我到长城去，他非要我多穿衣，说长城内外，天气不同，结果那天却很热很热。他得知我不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时候，非常惊讶，说：‘去去去，我们到唐达成那里去！’唐达成少年在温州读过书，知道我，和斤澜关系很好，是作协党组书记。在他那里，当即填了表、盖了章。”
　　１９９１年，林斤澜约汪曾祺、邵燕祥、刘心武、姜德明、郑万隆、赵大年等采风永嘉，他们回京写了散文。林斤澜和时任永嘉县委副书记的李文照，结合温州作家写永嘉的散文，选编了一本以汪曾祺的散文《初识楠溪江》为书名的集子，交旅游出版社出版。集子的第一篇，便是马骅的《留给大箬岩的踪迹》。汪曾祺拿到书后不高兴，认为自己的散文比马骅的好，怎么会放在后面呢？林斤澜说：“你的文章不是做书名了吗？马骅是我的老大哥啊。”汪曾祺这才默然。
　　马骅今天的居室，已与三儿子对调，从六楼搬到二楼。马骅的居室，窗明几净，摆设井井有条，讲究字画的装点，花草的怡情。富贵菊非常茂盛。林斤澜家有龟背菊，也有汪曾祺一幅画，但更多的字画（比如老舍的沈从文的茅盾的）被捆扎起来放在门后，满是尘垢。书啊，酒瓶啊，有些杂乱。而且，进门就黑。林斤澜会自己掏出一把小钥匙开门，不麻烦夫人。而马骅永远不带钥匙也不带钱，夫人鞍前马后地照顾他。他好像挺讲究气派，他有政治家的气度和气魄，他眉宇之间有常人没有的英气和豪气，不管坐着或站着，大家都会感觉到一种庄重的存在。他比我矮得多，但我总感到他非常高大。他说话字正腔圆，宏观发论，枝经肯綮，很连贯，逻辑性强，一场说话就是一篇文章。这与林斤澜不同，林斤澜不与文学沾边的话，不会长篇大论，不善于在会议上讲话，就是讲话也不成文章。他多半是插话，那是睿语妙语，或诙谐，或幽默。偶有危坐说话，也短，总是形象的，多半是比喻，或者用类比的方式。
　　１９４１年暑期，在盐城，曹荻秋找马骅谈话，给了他一百元的路费，让他回温带新婚妻子（也是共产党员）出来，到新四军。不料回温后不久沦陷，又不久妻子怀孕，又不久被国民党捕了去。这就断送了他的政治理想，连共产党也疑心他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他被几个学生推上民主促进会温州主委的位置。顺理成章是温州市政协的常委。他做了不少好事。
　　由于他和唐湜都在这个党派，两位介绍，我也欣然加了进去。我有头无脑，不懂权力的厉害，自以为耿直，在原来的单位学校中与校长闹别扭，我的职称多年被死死摁住。我偶然与马骅谈了这事，他深表同情，叫我写个材料来。我写了材料，他转给了温州一位副市长，结果我的处境就更苦了，我的学生回校已是一级教师，而我仍是初级。后来林斤澜知道这事，他不赞成我写这个材料，明确说：“在名和利上要退一步。”
　　林斤澜和马骅两人受儒家的影响很大，温敦达观，笑朗心明，洞烛世事，修身益人。马骅的组织力很强，今年八十八岁了，还可说是个社会活动家；而林斤澜的亲和力更大，尽管也喜欢与朋友与青年相处，但骨子里是一个纯粹的作家。林斤澜还受佛与道的影响，他对世界的感悟极其深刻，他的微笑的背后隐藏着智慧的风云。他的人生境界不是常人所能达到，的确如此。
　　在这一点上，唐湜简直是个小孩。他非常单纯，非常天真，他的手上没有一个处世哲学的本子。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他不知道；温良恭俭让，他好像没有听说过。他的一生，像是葛朗台的临终，脑中无他，只有金子；而唐湜呢，只有艺术和写作。
　　温州师范学院教授姜嘉镳说：“有回，两人吃汤面，我吃了一半就放下筷子。老唐问我：‘你不吃了？’我说不吃了。他就把我的半碗端了去，呼呼倒下。”有一回，一个女孩拿着苹果吃前先玩玩，家长要培养她的好客，对她说：“递给唐爷爷吃，递给唐爷爷吃。”女孩凭感觉知道唐爷爷不会吃的，大方地递给了唐爷爷。不料，唐爷爷拿来就吃，害得女孩嗬嗬大哭。他不会社交，在熙攘温州，市政府不知道他是谁，连文联也很少留意他。几年前，他八十岁诞辰，只有马骅念叨他，我们《温州晚报》的部室在顺生大酒店摆了四桌酒，为他祝寿。他一过来就吃，好像这个活动与他没有关系，最后没有一人打包的，就他打走一个包，却是两段排骨。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３日，“唐湜诗歌座谈会”在温州师范学院召开，林斤澜、牛汉、屠岸、邵燕祥、谢冕、吴思敬……济济一堂。林斤澜回到住处均瑶宾馆时对我说：“这老唐，哎呀哎呀，座谈会上只管吃糖，吃葡萄，吃苹果，好像是别人的作品座谈会一样，别人的座谈会，也不能这样吃啊。”
　　而且，唐湜有糖尿病，他夫人每天定时让他吃药。但是没法子啊，唐湜有北大荒饥饿的经历，对食物的攫取哪能由得他呢？由不得他。
　　大约是１９８６年始，我在温州市瓯海中学教书，兼任这个学校的文学指导师。我请过林斤澜和马骅给学生讲过课，也请唐湜给学生上课。前二位讲文学，声音亮朗，感染力强。而唐湜上课，牙痛一般，声音含糊，重复又重复，一个多小时下来，你听不出他在讲什么，连主题是什么都讲不清楚。那天散会的时候，学生都跟着，他拉住我的衣角，问：“你要给我讲课费的，这个要对学校讲。”其实一百元我已领来，放在信封里了。温州文联有个刊物，从前是公开发行的《文学青年》，旭日夺目，贾平凹、王安忆、铁凝、韩少功、张承志都是顾问，莫言、何立伟的稿子屡投屡退，终因一期封面女郎的乳房偏大，被浙江省委宣传部杀灭。无奈改成内刊，叫《温州文学》，唐湜偶有投稿，走到文联，拿很多的稿纸和信封，然后郑重对编辑讲，稿费我自己来拿，不要寄到我家。问为什么，他说：“我老婆很厉害，寄到我家我一分钱也拿不出来。”其实呢，他就不会花钱，他夫人对我说过，他有钱放在身上，过一会儿就是小偷的了。这是我相信的。我也相信他的家是他夫人掌的舵。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日，唐湜诗歌座谈会前晚，《温州晚报》为来宾接风，我们派车接他赴宴，说谁谁谁来了。他颤巍巍摇晃晃站起来，看着夫人，哀伤地说：“都是老朋友，我要去，都是老朋友，我要去……”他夫人一摇头，只说了一句话：“外面墨黑！”他就去不了了。
　　他非常率真，毫无城府。他对人说夫人不好，说自己曾养很多的花，很好看的花，有回出差北京，回来花都死光了，原因是夫人动用了开水！与儿媳闹矛盾都找我们媒体，要求处理她。一回浙江作协评选老作家奖，先由市里推荐。他当着一堆人，说童话作家金江没名堂，是小儿科，而马骅也不如他。在温州，三位算是泰斗了，简称“马唐金”。马骅听到传话，哈哈大笑，“这老唐，这老唐……”而金江就记住这件事，很是难受。而唐湜虽然背后说人，但倘若马骅金江在当面，他也会这样说的。《温州晚报》一位副总编，亲口对我说一件事：他在大学时，爱好诗歌，曾把作品拿给唐湜看。唐看后，微笑说：“你今后不要到我家来。”问为什么，唐说：“诗歌不是这样的。”但，唐湜对有才气的青年却很喜欢，有时能做到诲人不倦。
　　我曾经思考一个问题：在北京这样一个地方，林斤澜这样活跃的人打不成右派，而唐湜却是，唐湜是怎么了。我问唐湜这个问题，他又是牙痛一般说不清。一会儿说胡风什么，一会儿又说“林默涵，这个，坏人，坏人……”后来在《关于〈杜高档案〉的问答》中，我终于找到了答案。那是唐湜在北京任《戏剧报》编辑的时候。
　　杜高：我和赵寻、蓝光夫妇关系的恶化是在反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中。他俩既是运动的积极分子，又负责我的专案。我很惧怕他们……路翎被捕后，他们就认定了我是剧本创作室的头号斗争对象，只要他们一旦掌握了足够的材料，就可以把我送进监狱。因此，他们对“小家族”穷追猛打，同时希望从我身上发现更重大的政治问题，诸如我是国民党员或中统特务之类。在审查我的过程中，赵寻的夫人蓝光是最激烈的一个，她的斗争性最强，态度最严厉。档案中保存的那一次次谈话记录实际上是审讯记录，有的标明了谈话时间“午夜十二点”，这些谈话几乎都是她主持的。她是主要的提问者。正因为这样，我对肃反运动的不满首先是对运动中的这些积极分子的不满，而赵寻、蓝光夫妇又是最主要的两个人物。
　　１９５７年，赵寻根据苏联的一篇名叫《小苍蝇变成大象》的童话改变成了一个儿童剧，发表在他主持的刊物《剧本》上，而后又获得了这个刊物主办的“剧本”奖。这时正开始大鸣大放，赵寻作为戏剧家出访尼泊尔。一天，唐湜来找我，他对赵寻改编的这个剧本获奖很有意见，提议以我们两个人的名义写一张大字报，我正想发泄对赵寻的不满情绪，于是立即提笔对赵寻大加讽刺（那张大字报叫《小苍蝇怎样变成大象的》）。
　　可以想象蓝光看到这张大字报时是如何恼怒。她克制住自己的愤懑，一直等到鸣放终于转向反右派的进攻，她才得以猛烈反击这两个胆敢报复肃反积极分子的凶恶敌人……
　　唐湜的下场可想而知。杜高又回忆道；
　　１９５８年４月１８日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这天早晨，剧协五个罪行最严重的右派戴再民、唐湜、汪明、阮文涛和我先后走进王府井大街六十四号文联大楼第三层的中国剧协党组办公室，负责人孙福田、伊兵让我们在右派罪行结论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这才亮出原先遮住的处分结论：开除公职，劳动教养。这是，从隔壁房间第三层走出早已等候着我们的公安人员，把我们带到大门外的一辆卡车上。车先开到东城公安分局，公安人员命令我们在各人的登记表上用黑色油墨印上了两只手的掌纹，然后就把我们关进了位于自新路的北京监狱看守所。自那天以后，我就与世隔绝，开始了长达十一年半的劳改生涯。
　　唐湜也算是一个年长者。他在四十年代就已是小有名气的新派诗人和翻译家了。他受西方文学影响很深，追求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发表了很多诗歌和文章，是一位勤奋的作家。但是，他也在《戏剧报》工作，他的主要右派罪行是“攻击肃反运动”。唐湜是一个不善言谈忠厚老实的书生，他的生活很清苦，家庭负担很重，妻子没有工作，带着三四个孩子。他被突然送进监狱时，一家人还在等着他回家吃饭哩。唐湜非常焦急。他脸上流露出的无奈与无告的痛苦，惊慌失措的举止，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至四十多年后仍历历在目。
　　唐湜毫无世故，一点不懂中国的政治，他的右派的帽子是自己找来戴在头上的。赵寻夫妇看见杜高难受，而不会把唐湜放在眼里的，唐湜却要帮腔。赵寻出国去了，唐湜不知道他会回国，这就糟了。他被流放到东北的兴凯湖农场劳教，三年以后，他才被允许回温。先在永嘉县一个草台班里风餐露宿，后来草台班也不让他待下去，又在温州房管局下属的一个修建队劳动，其实就是拉板车。一天，他的父亲在门口看见儿子满头大汗拉着运水泥的板车，竟大声地无不嘲讽地说：“看吧，这就是我的那个大学生的儿子吗？”他的父亲１９４９年前拥有大片土地，是殷实的地主，革命以后便一无所有。看见斯文扫地的儿子，他的心中一定是无奈和凄楚的。——唐湜原名唐兴隆，他父亲让他读书是想他今后会算账，发展父亲的事业！
　　１９７９年，他的“右派”彻底平反。他还想着恢复党籍。他曾和林斤澜、马骅一样是共产党员。他三十年代要去延安，在西安被捕；四十年代在温州搞地下党，再一次地被了捕，而这一回他自首了，也就脱党了。“拨乱反正”他问有关的人，恢复党籍有没有加工资，答曰没有，他的兴趣失了一大半。诗人叶坪吓唬他：“你当年是登报悔过的，这事重提你可能还要坐牢。”唐湜哆嗦，便永不再提。
　　可是啊，唐湜不停地写作，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这是他一生的优点。这，也是林斤澜无法比拟的。林斤澜在“文革”停止写作，不著一字，而且对别人也这么说。杨沫在１９７１年６月３０日日记中写道：“他（指林斤澜——引者）向我说过，他在这种情况下，决不写作品。”林斤澜不写作，理由是非常充足的，不需赘述。而唐湜的写作恰恰是非常反常的。他的大部分重要作品，几乎都是在困境中完成的。即便十年浩劫，他还写了叙事长诗《划手周鹿的爱与死》、《海陵王》以及大部分十四行诗、抒情诗集《交错集》等。马骅回忆道，“文革”武斗，唐湜卧在桌上，盖上棉被写诗，以免流弹袭击。
　　屠岸在《唐湜诗卷》的序言中，说唐湜“以诗美的凝华来应对现实的黑暗，以对缪斯的忠诚来藐视命运的拨弄，以精神的向上和高昂来抗议人间的丑恶！他的人格是笔直的，但他的申诉却是通过诗美的追踪向人世发出的一道折射。他的所有的痛苦，悲凄，怨愤，焦虑和郁结，都经过了过滤，发生了嬗变，实现了纯化，因而升华为欢乐，温煦，缱绻，梦幻，宏伟和壮烈！他作为美的宗教的信徒，超脱了红色宗教裁判的火刑！”屠岸这样发挥，有正确的一面。他还说，“读唐湜诗歌著作，总想起司马迁的话：‘昔西伯拘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注兵法；……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此说，我总觉得有些牵强，不很确切。
　　唐湜１９３７年即写了长诗《普式庚颂》，１９４１年即给谢冰莹主编的文艺刊物《黄河》作助编，１９４３年又就读浙江大学外文系，整天与莎士比亚、雪莱、济慈为伍，他进入了浪漫的幻想王国，后来的诗艺探索包括“九叶”活动，大家明白。他在“九叶”中，诗歌不是写得最好的，诗评无疑是写得最多最好的。“革命不成功”，他一生几乎全部的兴趣和爱好，就在艺术上了。艺术已经成了他的命脉，像是酒对于酒鬼，毒品对于瘾君子。离开了艺术，他就是行尸走肉。他一生没有至交，更没有情人，也不会喝酒，麻将和扑克他不认识。他不像林斤澜有很多的朋友，而且是有名的酒仙，真没事了就读读鲁迅，冷眼看看这个世界；马骅差不多就是社会活动家，他在杭州大学教书，有很多的学生为伴；而赵瑞蕻也在南京大学做教授，搞比较文学研究，即使不“比较”，他也可以与散文家翻译家的夫人杨苡对话。他们都有自己的精神王国。乱世诚可怕，生命价更高。林斤澜还要写小说吗？请问在哪里发表？那个可怕的岁月，有时一个字就是一个陷阱，掉了进去，“永世不得翻身”。苟全性命于乱世，就算是大吉大利了。
　　在温州，唐湜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武斗的“联总”和“工总”都不会对这个右派打量一眼。因而，他便凭着他的习惯悄无声息地写作，踽踽他的“幻美之旅”。他珍爱他的作品，再誊抄一份，白居易放之名山，他放在温州作家瞿光辉的家里。我知道，唐湜没有别的，只有提起笔，他才激动，他才兴奋，只有捧着完成的诗作，他的身心才笼罩在幸福的红云里。这，便是唐湜的可爱可敬之处。稍稍有一点知识的人，你不能不对他对艺术的虔诚肃然起敬！
　　他是多么钟爱他的缪斯啊，可歌可泣！
　　林斤澜清楚地记得，１９６２年初，唐湜从东北被允许回乡，途经北京，到了幸福大街林斤澜的家。唐湜一身浮肿，害的什么病？饥饿病！营养不良病！而且衣衫褴褛。眼看着这位温州中学的同学、“野火读书会”的会友落到这步田地，林斤澜暗暗直摇头。两人聚首，唐湜说过什么话呢？林斤澜只记得一句：唐湜说：“你的《姐妹》写得好。”——后来林斤澜对我说：“那时我的作品，别人看好的都是《春雷》、《草原》、《台湾姑娘》、《新生》，至今大多也是这个认识，没有说《姐妹》的。可他看好《姐妹》。刘心武前几年编一个小说选本，是给中学生读的，也选的是《姐妹》。哈哈，你看看。他们是有眼光的，我现在看看《姐妹》，也觉得能站住。”
　　唐湜是有眼光的。他虽然以诗和诗论出名，但他毕竟是个艺术的人。这是一。第二，他非常关注林斤澜。林斤澜不管发表什么，他都读，从不放过。他到文联，见有林斤澜作品的刊物，他都拿走再说。大约１９８５年，林斤澜在《人民文学》发表小说《乡音》，写“饭铲头”沧桑凄凉的人生。唐湜见到了，认定“饭铲头”是他的表弟。其时表弟还没平反，唐湜居然要表弟拿《人民文学》到有关部门去，要求平反。又居然如愿以偿。
　　林斤澜对唐湜的关注，往往是唐湜的境遇，身体状况和家庭状况。每回回温，他总要见见唐湜。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１日，温州政府邀请林斤澜参加“世界温州人大会”，林斤澜９日抵温，即问我唐湜身体怎么样。我说身体不好，举步艰难。他说“你安排个时间，我们去看看他。”我说“二十一世纪中国现代诗第二届研讨会暨唐湜诗歌座谈会”１１月３日在温州举行。林斤澜立即说：“唐湜的座谈会我一定参加。”
　　１０月３０日，我打电话给唐湜，说林斤澜要来看他。是他夫人接的电话，夫人说她孙女发烧，家里又很乱。又叫我等一等。电话那头好像是与唐湜商量，结果是“那你们过来吧”。唐湜住在花柳塘的发臭的河边三楼，二楼有垃圾道，垃圾道口有人写着“在此小便，老太狗生”，见到这几个字，再上一楼，就到了。他的家东西无窗，很是昏暗，大约四十来平米。每次到唐湜家，总会联想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清苦境遇。
　　唐湜的家门已洞开，不料唐湜已坐在门内的藤椅上了，看来是等了好一会儿了。他一见林斤澜，放在膝盖上的手跳弹了一下。他有些兴奋。林斤澜进门，立即搀唐湜起身入内，说“门头太冷，门头太冷”。唐湜蹒跚着一步一步地挪，咕噜说“腿不方便，腿不方便”。走到书房兼卧室，坐下，唐湜好一阵没说什么话。林斤澜自我介绍这一回回温的行止，又问唐湜的岁数。唐湜想了大半天，说自己虚龄八十四了，是１９２１年生的。说这话时，他夫人在身边，说：“你哪里是１９２１年生的呢，你是１９２０年！”唐湜不知什么是对。（他夫人是对的，２００３年温州所谓虚龄８４，应当生于１９２０年。他比林斤澜大三岁，大一年级，当是不错，林斤澜在小学跳级跳了两次。唐湜著《九叶诗人：中国新诗的中兴》，附录有《唐湜创作年表》，诞生日１９２０年，没有错。）
　　“你有没有出来走走呢？”林斤澜问。唐湜踌躇着说：“民进开会的时候，我有去的。”这也是不确切的。温州民主促进会一年一度“敬老宴”，（年轻的会员交二十元，其余由党派里补）唐湜前几年是有去的，其余会议，包括党内大选，多年来不见唐湜的身影。
　　“他们都要来了，牛汉、屠岸、邵燕祥、谢冕、吴思敬……”林斤澜说。唐湜说：“牛汉……老朋友。”又微笑着，说了一句令林斤澜莫名其妙的话：“周扬这老兄。”我的理解大约是说，周扬打胡风，往下一层一层牵连到他。或者是对文坛冤案的总感慨。林斤澜问：“九叶还有几叶？”唐湜答道：“一个我……”他在那里想。我帮他想出来，对他说：“四个，你，辛笛，郑敏，袁可嘉。”唐湜才憨厚而难为情似的笑起来。林斤澜又问：“你还看书吗？”唐湜说：“少，少，用放大镜。电视有看……”然后又补充一句：“我一听京戏就发抖。”林斤澜一愣：“哦？”唐说：“激动，激动。”
　　告别的时候，唐湜执意要送林斤澜。他的腿实在不方便，可林斤澜按捺不住他。走到门口，他夫人说：“可以了，好了好了。”他才停止往下送。他们已经握过手，林斤澜走下五六步挥过手，突然唐湜说了一句：“我一天下楼一趟。”我们站住。他夫人笑说：“他每天锻炼，下楼一趟。”原来如此。
　　出来后，林斤澜黯然，摇头。这意思很明了：糟了，抽签快要抽到唐湜了。唐湜的身体状况确实已经不好。基本上，林斤澜已不能与唐湜对话。但是，我知道，尽管唐湜的生活能力和社会能力退化得差不多，但他的艺术思维还很好。他是世界上真正为数不多的、真正纯粹的艺术人。到２００３年，他给我编的副刊写文章，笔还没有干枯，行文连贯而凝炼。他写的《九叶诗人：“中国新诗的中兴”》的后记，寥寥五六百字，脉络清楚。开头一段是这样一句：“我记得是怎样写起这一类文章来的。”结尾说道：“这样，我就为他们——陆续出现的‘九叶’写文章了。为辛笛，为穆旦，为敬容，为严肃的星辰们写起了轻松的评论，形成了一个九叶诗派，甚至以外的九叶之友——我的友人莫洛与汪曾祺。这就是这本书的由来。”
　　林斤澜对“我的友人莫洛”一句不同意。林斤澜说：“唐总是说马骅是朋友，这不对，不对。我和唐湜是一样的，马骅怎么是朋友呢，就是我们人生道路的启蒙人，文学道路的启蒙人！”——野火读书会，战时青年服务团，前哨剧团，太重要了，马骅都是领袖。唐湜当年是很进步的，三十年代末扮成国民党军官走延安，被捕入狱，四十年代还在温州搞地下党。而且，走上艺术道路，自然与读书会、战时青年服务团等有关。
　　几天后，林斤澜自始至终参加“二十一世纪中国现代诗第二届研讨会暨唐湜诗歌座谈会”。而马骅参加了“二十一世纪中国现代诗第二届研讨会”，却没有参加“唐湜诗歌座谈会”。对这一点，林斤澜感到纳闷。“他应该参加，他怎么不参加呢？是什么原因呢？”我说：“他毕竟八十八岁了。”他还是说：“这个会，他应该参加。”后来我把这事问了马骅，他说：“大康（他儿子，温州师范学院院长）叫我不要去，很难坐，走来走去我喘气很用力。”
　　林斤澜知道，“唐湜诗歌座谈会”可能永远不会再开了。再开也不是这一拨人了。
　　２００４年春天，林斤澜是在温州度过的。期间唐湜住院。谢冕恰巧在温，林斤澜和谢冕特地到医院看了唐湜。
　　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８日下午４时，唐湜辞世。我把消息告诉了林斤澜，林斤澜“咳”了一声，别无话语，只听我说，末了吩咐我代他送一个花圈。在他并不意外。３月初，他写了一篇三千字的散文《送唐湜》。概括如烟往事，抒写唐湜逆来顺受的一生，感叹诗人的巨大成就。结尾道：
　　北方大风，南方雪小。“九叶”还有几叶？“九叶”的时代过去了？
　　才是昨天，恍若隔世。
　　“唐”想叶面种玉，日久生烟，烟雾朦胧，遂创造了有诗意又怪诞的两个字：氤氲。
　　温州中学那里，“锺灵毓秀，桃李葱茏”，“怀籀亭边勤讲诵，中山精舍坐春风”，早已是另外一群翠嫩的学子。“雁山”“瓯海”天长地久，可“云影”“潮踪”忽闪常新。温州中学郑振铎、夏承焘、王季思早已回归道山，赵瑞蕻和唐湜已经作古，马骅半聋，直叫林斤澜唏嘘不已。
　　
　　附
　　赵瑞蕻《我的遗嘱》诗：
　　
　　我已到达了生命路程的终点，
　　向亲友们告别，说声“珍重！”
　　无须追悼，让火焰拥抱我，
　　请把骨灰洒在仙岩梅雨潭中。
　　对我的后代只有一个热望——
　　做个光明磊落的人！
　　窗前石榴树又快开花了，
　　烂漫的梦魂会年年歌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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