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金文书法中的“四大国宝”风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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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金文书法中的“四大国宝”风格比较
         在殷商时期，甲骨文占据了“巫”文化的核心。商朝中后期，青铜器铭文开始出现。由于这一时期金文尚未被“礼乐”文化支撑，因此商朝的金文被抑制着。不过，我们对于甲骨文和金文的共生状态是可以肯定的。
         武王伐纣以后，西周在殷商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宗法制，并以“礼乐”作为核心的文化体系，“礼乐”将人的思维由神本转向了人本，于是西周大一统王朝开始。在“巫”文化到“礼乐”文化的置换中，我们发现金文的地位也随即发生了改变，青铜器作为礼器在“礼乐”制度中的普遍存在使金文迅速走向成熟。自殷商至西周，金文书法风格的演变经历了奇肆、雄浑、工整秀丽等发展时期，西周是金文的鼎盛期，同时也是衰落期。由于金文被处于西周王朝大一统的管辖之下，因此西周金文的风格十分缓慢。盘庚迁殷前商朝遗址中的青铜器均无铭文。迁殷之后，铭文逐渐出现，不过字数极少。之后，西周王朝为了巩固统治、维护统治，推行了一整套的礼制。表现在青铜器上为大肆颂扬祖德，致使青铜器数量猛增，而且铭文也特别长，从一开始的几个字到几十字，再到《散氏盘》的350余字、《毛公鼎》的498字，洋洋洒洒。在那个还比较荒蛮的奴隶制时代，能在西周写出几百字的文字，实在令人叹服、了不起。当然，这一切都进一步促进了金文书法的发展。
在西周金文书法系统中，被人们称为“四大国宝”的分别是：《大盂鼎》、《散氏盘》、《毛公鼎》和《虢季子白盘铭》，它们分别处于西周中后期的康王、厉王和宣王时期。被赞誉为“四大国宝”的这四件作品在书法风格方面的确有其自身的魅力。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这四件作品的具体资料。
        《大盂鼎》为西周康王时（前1004—前967）器铭。相传道光年间在陕西眉县礼村出土，拓本、大篆，铭文19行，291字。《三代吉金文存》有录，《大盂鼎》是金文书法中的代表作之一，其线条浑厚而朴茂，结体中有重笔的运用，增强了章法的装饰美感和灵动感，其风格属古朴自然一类。
        《散氏盘》为西周厉王时（前857—前842）的青铜器铭。传清乾隆年间在陕西凤翔出土，此器出归扬州徐氏，继归扬州洪氏，于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由两江总督阿林保购以入贡，后传毁于兵火，1924年清内务府清查养心殿，复得于库中，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拓本、大篆，刻于盘内底，凡19行，共计350字。笔势流畅、体态开张、疏朗、神采悠扬，无拘无束却又十分和谐，形从势生、乖而又合，笔势体态取横向开张，被誉为“金文中的草书”，其风格属于潇洒率意一类。
《毛公鼎》为西周宣王时（前827—前787）器铭。相传道光末年在陕西岐山出土，拓本、大篆，铭文32行498字，为现今发现西周时代青铜器中，铭文最多者，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三代吉金文存》有录。《毛公鼎》用笔沉雄含敛、方圆兼得、刚柔相济，章法生动自然、因形顺势、气度不凡，其风格属于壮丽沉雄一类。
     《虢季子白盘铭》为西周宣王时器铭。相传清道光时在陕西宝鸡虢川司出土，拓本、大篆，铭文8行，110余字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三代吉金文存》有录。《虢季子白盘铭》沉着稳健，字体紧密、端庄，线条动静互渗、气韵整肃，章法井然而疏阔，笔调颇为清新，意境悠远，富有节奏感，其风格属于空灵秀润一类。
在资料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这四件“国宝”有许多相同之处，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比如在历史价值上他们应该有着相同的重要地位。同为西周中后期出现，同在陕西境内出土，尤其是《毛公鼎》和《虢季子白盘铭》均属西周宣王时期。不过，尽管它们均为大篆，但体态、笔势、章法等风格归属却又各具特色。
       从整体风格上看，《大盂鼎》朴茂、浑厚、古朴自然，有一定的装饰性。《散氏盘》奇拙朴茂、恣肆豪放，如庄子散文，极富动感，可谓潇洒肆意、豪放浑然。《毛公鼎》生

动自然、气宇轩昂、体格壮实而不笨拙，有英俊豪迈的气度与风神。《虢季子白盘铭》空灵秀润、轻松随意、神采外耀。      在   西周中后期金文书法系统中，它们的存在，为其风格系统濒添了多元的样式。
金文是篆书系统中的一朵奇葩，因为在线条上它们表现得非常饱满而丰韵，优美的曲线不仅表现在体态上，更鲜活的存在于单个的线条、点画之中。金文是甲骨文的升华，这不仅体现在其结体用字的规范上，更体现在对线条、结体、章法美的诠释上。以上我们所列举的“四大国宝”，其线条所展示的特点是一个综合的特点，因为它们的风貌是综合的结果。我们知道，青铜器及其铭文的制作过程本身为饱满的线条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条件。具体而言，金文“四大国宝”它们所展示给我们的自然之美远胜于制作之美，在笔画、结字、章法等方面，我们所作的比较应该是基于它们的审美价值而展开的。
       《大盂鼎》的线条是浑厚的，章法颇有灵动感，但又没有《散氏盘》和《虢季子白盘铭》那样直接，那样显而易见。在笔画的特点上，《大盂鼎》比其它三件铭文作品最富特点，这主要表现在其块面式的点画上，如“王”字的末笔，非常粗重。还有捺画的收尾处，多为重按后中锋提出，像个菱形的枪头。这些笔画的运用不仅增加了点画的丰富性，而且还使作品增添了许多装饰美感。在对比中先民们留下了流美的音符。所以在书写《大盂鼎》时我们对于这样明显的独特之处一定要倍加关注，还有它那提按轻重的处理，起笔收笔的爽快之劲、果断之力，胆怯者是绝对写不出来的。
与《大盂鼎》相比，《散氏盘》应该属于动感较强的一类，它以粗旷、率意的书法特点被人们称为“金文中的草书”，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在潇洒率意的整体风格下，它为我们诉说着自己独特的魅力。首先是它的体势，从前期的竖直体势变成了扁圆状态，这种体势在商周以来的铭文中极为罕见，明显的表现出地域书风的色彩。这鲜明的地方色彩也反映着西周王室的权威地位正在动摇，诸侯自封为王的严峻政治形势在不经意间带入《散氏盘》，使它染上了历史的色彩。《散氏盘》的线条语汇非常丰富，结构汪洋恣肆，是金文中不可多得的佳构。它以圆浑扑拙的艺术风格与西周晚期成熟期金文的规整纯熟、华丽精美风格形成鲜明的对照，如将《散氏盘》与《虢季子白盘铭》作一对比，即可窥见一斑。在潇洒的风姿下，能找到圆厚含蓄、随势屈曲的特点。它将线质的粗旷与含蓄、线构的欹侧与稳妥、章法的厚重朴茂与疏空灵动等对比和谐的统一在一起，实有其名。于此，被誉为“金文中的草书”，信然！
        西周后期的两件金文巨作是《毛公鼎》和《虢季子白盘铭》。前一个称为巨作是因为其铭文字数为金文系统铭文之最，有498字之多，而且沉雄内敛、气度轩昂；后一件称为巨作主要是其纯熟的技巧表现和章法的现代启示性。
《毛公鼎》也是比较理想的金文范本之一。它结构多姿，颇具形式美感，且刚柔相济的线条富有张力，它是金文书壮丽风格类型的典范。尽管
它的体格壮实，但又不失灵秀，灵秀而又能圆厚，章法茂整而又极具变化。我们说《毛公鼎》用笔凝重、体势雄厚、气力外敛，然沉雄、凝重却并不意味着粗野。事实上，其点画仔细观察应该可以体会到一种跳跃、跌荡之动感，像一支回旋曲式的中提琴音乐，与其生动自然，气宇轩昂的整体风貌贯穿于全篇作品之中。《虢季子白盘铭》的魅力主要在于它的章法，徐利明先生在《中国书法风格史》中说到其章法“似乎即为五代杨凝式《韭花帖》和明代董其昌章法格式的远祖”，其言不虚。这件作品整体风格属空灵秀润型，用笔沉着稳健，线条折挫屈曲、动中寓静、气韵生动、节奏有序，结体端庄而爽朗。笔调的清新、秀润、悠远和静态线条中所包含的流动美感与章法的疏朗、空灵，使该做更加轻松随意、神采飞扬。其字数虽不多，但内容丰富有韵致，真可谓称得上是金文书法中的钢琴小品。

         与现代社会相比，西周王朝尽管充满了荒蛮、充满了奴隶的悲惨命运、充满了太多的原始愚昧，但它毕竟是一个曾经气势恢弘的王朝。因为它创造了历史上的青铜时代、它承担着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转型、它创造了金文系统、创造了金文书法史上的“四大国宝”。当我们在现代立场上开始宣判那个时代落后时，地下的宝藏唤起着先民的灵魂。它向我们讲述着鼎盛的奴隶社会、向我们展示了青铜铸造业在彼时的勃兴、以近五百言的《毛公鼎》向后人证实了先民们的思维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原始和简单，尤其是那一件件文化遗产、尤其是那四件国宝级的书法精品。在对作品的赏析与风格比较中，我的耳边仿佛时时在响起一群西周奴隶的呻吟，他们敲打着、浇铸着一件件比他们身价高出千百倍的青铜大鼎。那场面是壮观的、那气势是恢弘的、那种精神令人叹服。


                                                                                                                                                                   王  景
                                                                                                                                        二零零三年七月十一日于堰逸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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