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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陈材信 于 2011-10-6 16:44 编辑
首 都 朝 圣(之二)
彭月英
二、北京城里闹革命
(一)五官开放 心官激荡
北京城有那么多的新闻听不完,那么多的大字报看不完,那么多值得带回去的经和宝抄不完,兴奋得我们每天目不暇接,一头扎进了大字报的海洋。我们除了三餐饭,都在马不停蹄地出入于首都高校、团中央、作家协会、科学院、军事博物馆、自然博物馆之间;成天被“炮轰”“火烧”“砸烂”“揭秘”等骇人听闻的大字报、小字报弄得头晕目眩了。
怎么,北京都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十七年的文教科卫执行的一直是一条资本主义路线?上百部的电影、文艺作品都是封资修的产物?这一切都让人想不清,弄不明。加上到报社后不几天,英语组吴老师在小吃店早餐后帮着扫地清理场子时,把钱包也弄丢了。一时间,大家的粮票不多了,钱也不多了。多数人的情绪难免有些波动,竟打算提前打道回府了。
我和文厚也只有晚上聚首于报社宿舍里,没机会多接触。每次交谈,他带来的是很多耸人听闻、令人莫名其妙的消息,弄得我莫衷一是,进而陷于一种莫名的恐怖之中了:好危险呀!要不是毛主席发现得早,斗争得坚决,中国岂不成了第二个苏联?于是,把老人家奉为天神!
幸亏文厚透露说11月11日他老人家要再次接见一批革命师生,我们听了好激动呀!这种时候,只有傻子才会提早离开首都呢?
我们照样忙碌着:看大字报、抄大字报。但是顾虑和不解越来越多了,就连专门写教师的电影《园丁之歌》也被说成是有问题的坏片子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吗?为此,我们一大批教师认认真真地带着挑毛病的心情走进了电影院(不要钱),看完后,都觉得这部电影在正面讴歌人民教师,并没有什么错呀?是自己水平太低了么?于是多数人又都进影院去看了一遍,结果,还是“一头雾水”地出来了。
(二)伟 人 的 真“幻 象”
11月11日早餐后,《光明日报》负责组织红卫兵活动的同志(主要是文厚),按上级指示把大家用卡车运到了金水桥前面的空地上,按纵队坐在地上。他像所有方阵的组织者一样,反复地大声告诉大家:“这次,毛主席是坐车接见的,只要每个人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保证可以清楚地见到‘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为了让自己离长安街的车道更近些,(也就是离伟大领袖更近些)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往前挪动着,以至于坐到地上后,自然地岔开了两只脚,恨不得让自己的前胸贴到前面那位的后背上去,远望去,就像锅贴绞那么整齐。
队伍里寂静得很。长安街上所有的人都伸长了脖子往左边望着,望着-----
突然,“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的乐曲响了,我的心儿不禁狂跳起来,只见左前方的车道上突然现出了一团红光,就像电视里每天早上响起“东方红,太阳升”乐曲的同时,就有万道闪闪的金光托着一轮红日升起一样,猛地,左边方阵中有人尖叫“来了,毛主席来了!毛主席万岁!万岁!”只见那人忘乎所以地站起来、蹦起来了,于是,那一片坐着的队伍开始乱了。
我是本纵队第五名,眼看前面的学生也都站起来了,我几乎来不及犹豫就本能地手按地面爬了起来。耳旁只听到文厚和美术李老师在大声重复着着:“坐下!快坐下!千万不要起立!都看得见!看得见!”
可是车队过来了,被金光裹住的毛主席站在第一辆车上,光芒万丈地驶过来了!那么多最高层领导的检阅车驶过来了!
队伍乱了。“不要起立!”“赶快坐下!”的命令声淹没在响彻云霄的口号中。人们只管忘乎所以地挥舞着手臂跳跃着,蹦弹着-----
检阅的车队缓缓驶过了天安门。
我们尽情地瞻仰了伟大领袖和他的亲密战友的光辉形象,真是幸福极了。
也真怪,毛主席身上怎么就有那么一个光环始终环绕着他?
(三)“坐失良机”后的索赔
红光在脸上洋溢,泪花在眸中闪烁,夹在兴高采烈、绘声绘色地交谈着“面圣”一刻心情和感受的美术李,却独坐一旁生闷气,她猛地大声质问:“小王,你怎么说话不算话?”“啊?”“就是你,再三要大家坐着不动,我就一直不动。现在你赔呀,赔啊!”文厚吃惊了,“赔什么呀,李老师?”“赔什么你不知道?大家什么都看见了,就我一个人连毛主席的正面相都没见着。”声音都打颤了。“到底怎么回事?”“先我一直坐着不动,到后来,想站起来时旁边挤满了人,便爬也爬不起来了!”
“呀,真遭糕!”
“我来北京就是为了看毛主席的,现在你赔呀,赔呀!”说着大哭起来。
我家文厚检讨不尽,却又实在赔之不起。他在想:类似的状况再出现,自己该怎么办?
(四)北 京 站 前 告 别
之后的两天里,文厚陪我们到天安门城楼前、人民大会堂及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照了好几组标准像——斜挎着一色的军用挂包,右手将红宝书贴在胸前,表情严肃,庄重,嘴角忍不住露出丝丝微笑。
我们还行色匆匆地逛了一次颐和园。临行前的晚上,文厚又带大家到大栅栏转了转。按纪律不准买东西,先生征得大家同意,给我买了双北京布鞋。
天气越来越冷了。中央已明确表示:毛主席和中央首长将停止大规模地接见乘火车来京串联的革命群众了,改变方式为鼓励徒步进京即拉练进京串联。
十一月十二日夜,文厚就奉命带着第一批徒步拉练到报社的十几名红卫兵,到人民大会堂接受了周总理的亲切接见。
十三日白天,我们还抓紧时间看了一天的大字报,晚饭后背着行李,集合在北京火车站广场上,等候返程的列车。
冬天的北京寒气袭人,空旷的站前广场上,更是朔风刺骨,但是坐在水泥地上黑压压的人群却如坐春风。想想看,十天的首都见闻,够自己回味一辈子了,尤其是两次被伟大领袖亲切接见的空前绝后的壮举,给大家充足了气:回去后一定全力以赴闹革命。
十四日,我们回到了阔别近半个月的武汉。第二天我们急匆匆赶早到学校报到时,只见到了几个被强制劳动的员工,留守的领导虽然在,但是已不管事了:得知教工们早已造反到全国各地串联去了。
请问“何时归?”
答曰“不知道!”
连忙到省委幼儿园去接我那四岁的女儿青林。这才知道整个园里的老师及工作人员也都串联去了,只留下我和洪山中学地理高老师的两个儿子总共三个孩子,由一位老师照料着。
我再三地感谢这位老师,不过,她告诉我的话却让我十分吃惊:“说不定,下学期幼儿园就不开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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