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九种隶书碑刻篆额的风格归属与临习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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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九种隶书碑刻篆额的风格归属与临习札记
伴随着强大的秦王朝统治的覆灭，强权和文化专制已经逐步走向凋零。秦代的书法史在此时所呈现的复线形态已渐显活力，秦末和西汉年间，隶书已经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和交往中的重要字体。尽管这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标准汉隶还存在着一些差异，但这种过渡时期的书体取向，已经在深层中昭示着东汉隶书的成熟。到东汉初年，篆书和秦隶的字影渐渐消退，终于被发展已久的汉代隶书所取代。不论从形制上，还是从字体本身的书写便捷和规范程度上，就如同秦朝一样，再也没有办法与汉相抗衡。然而，作为古文系统中的大军，篆书无论如何也不情愿就这样无奈的消退，可是汉隶代篆的局势已是历史的必然，此时的篆书只能静静的等待、期盼着机率极小的重生。
汉代是一个气势恢弘的时代，亦是一个在书法上有大发展、大自觉的时代。碑刻的风气大概形成于东汉中后期的桓帝和灵帝时代，这应该是一个隶书有大发展、篆书有重生机会的最好时期，在汉代统治者和庶民大兴碑刻的时候，士人给了他们一个“汉碑时代”的称誉。碑书是庄严的、整饬的，与隶书相比，这正是篆书的优势所在。于是，在汉碑时代的一开始，小篆就再一次登上了自己表演的舞台，不过这一次没有像秦篆时代那样给人以震慑，其表演是如此的缺乏生气和活力，以致于使重生的机会再一次破灭。从考古发现来看，从东汉至三国，属篆书系统的碑刻微乎其微，除了《祀三公山碑》、《开母庙石阙铭》、《嵩山少室石阙铭》、《嵩山太室石阙铭》和《袁安》、《袁敞》几件碑刻外，其余几乎全部为隶书文字统摄。不过，在大势已去的汉隶语境下，篆书最终却没有消亡，而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或保持原貌，或俯首与隶书相姻，顽强的保存了下来。即使是后来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直至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篆书都没有断代，这对于研究篆书文字、书法和其流变来讲，不得不值得高兴。我想在我们缅怀篆书的时候，如若它在天有灵，一定会感激汉人许慎，因为许慎的《说文解字》在彼时，就像一位懂事的儿女，以最诚挚的无声之言，宽慰着这位年迈的母亲，在我国的古文字研究和秦汉书法史研究中起着无法估量的历史作用。
不过，我们今天所关注的是篆书在汉隶时代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即篆书在汉隶的大环境中是如何保持自己顽强的生命的。我们知道，在篆书势微的汉代，其存在的方式大约有两种，一种是以碑书文字出现，像《祀三公山碑》、《开母庙石阙铭》等那样存在；另一种则是以隶书碑刻的碑额或者其它铭文的形式存在，如著名的《张迁碑篆额》、《西岳华山庙碑篆额》等，它们在当时都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存在于书法史序列之中。汉代的风气，尤其是在汉隶时代，一般都以隶书为碑文，以篆书写碑额，值得说明的是碑额以篆书为之，在以后的历代中都较为普遍，即使是改碑文为真、行、草书，也多以篆体为额。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
什么原因呢？是汉人为了复古而可以为之？是篆书不愿自我消亡？还是有其它的什么理由？不得而知。然而，我们发现，汉代印章上所使用的文字几乎都是篆书，这样一来，我们又要说了，印章用篆是因为它有独特的形式要求，那么碑刻用篆难道也是吗？不！这在前面我们已经讲过。由是我们猜想，篆书在碑额上，是取非实用立场，因为在汉人那里，篆书正代表着先古的文明和先祖的教诲，应放在碑额之上。或者说，书碑额时，人们不忘先祖的传统与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是相吻合的。从形制和字体本身而论，篆书的屈曲盘绕，是被以实用为主的隶书摈弃的主要原因。但是，由于汉人的崇古情结和封建思想中的尊古思想，使人们在某些庄严、正规的场合，为了追求形式的完美和礼教上的完善，以篆书为碑额，想来也是非常合理的。不过我们发现，在不同的碑刻和篆额中，篆书的结构、用笔和形式都各不相同。有的在保持原有体势的基础上，在用笔上稍有改善，而大多数的篆额则以趋于方正和趋于偏狭为取向，这完全可以看作是汉隶对篆书的专制。汉代的

碑额中，著名的有许多，不下数十种，而我这里则主要选择其中最具代表的九种，一方面对他们进行风格形态上的归纳，另一方面则从实践临习的体验中谈谈感悟。
在茫茫的汉碑篆额中，我选择了《少室石阙铭》、《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额》、《孔宙碑额》、《鲜于璜碑额》、《西岳华山庙碑额》、《西狭颂碑额》、《韩仁铭碑额》、《尹宙碑额》和《张迁碑额》九种，首先从材料学上对他们作一些考察。
《少室石阙铭》公元123年3月刻，在河南省登封县，铭文凡22行，一行4字，有额两行6字，其文曰：“少室神道之阙”。
《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额》立于143年8月，又称《景君碑额》，碑在山东济宁，碑阳17行，行23字，碑阴4列，除第四列为2行外，其余各列为18行，末有纪文二长行，行42字。额文两行12字，其文曰：“汉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
《孔宙碑额》全称《汉泰山都尉孔宙碑》，东汉桓帝延熹7年（164年）7月立，碑在山东曲阜孔庙。碑阳15行，行28字，额两行10字，碑额文曰：“有汉泰山都尉孔君之碑”。
《鲜于璜碑额》东汉桓帝延熹8年（165年）11月立，全称《汉雁门太守鲜于璜碑》，1972年5月于天津武清县高村出土。碑呈圭形，高242厘米，宽83厘米，碑阳16行，行35字，有界格。碑阴15行，行25字，有界格，共827字。现存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额文2行10字，其文曰：“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
《西岳华山庙碑额》东汉桓帝延熹8年（165年）4月立，碑原在陕西华阴县西岳庙中，明嘉靖34年（1555年）毁于地震，22行，行38字。额文2行6字，其文曰：“西岳华山庙碑”。碑末有“郭香察书”字样。
《西狭颂碑额》全称《汉武都太守汉阳河阳李翕西狭颂》，亦称《惠安西表》。汉建宁4年（171年）6月13日刻，摩崖书。碑额只有“惠安西表”四字。
《韩仁铭碑额》全称《汉循吏故闻□长韩仁铭》，东汉熹平4年（175年）11月刻。金正大5年（1228年）为□阳令李辅之发现。清康熙年间一度亡失，再发现后移至□阳县暑，今在□阳一中学内，石右下角毁损。凡8行，行19字，篆额书2行10字，其文曰：“汉循吏故闻□长韩仁铭”。
《尹宙碑额》全称《汉豫州从事尹宙碑》，东汉熹平6年4月立。元皇庆元年（1312年）河南鄢县达鲁花赤阿八赤修孔子庙时在洧川（今长葛县）发现此碑，移置鄢陵孔庙，未久即没土中。至明万历年间石又复出，遂重置于孔庙中。15行，行27字。额原有篆书“汉豫州从事尹公铭”8字，出土时仅存“从”、“铭”2字。
《张迁碑额》全称《汉故毂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即《张迁碑》。东汉中平3年（186年）2月立。碑在山东泰安岱庙。篆额12字，其文曰：“汉故毂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此篆额为东汉碑刻中篆额风格最突出者。
以上是九种著名汉刻篆额的具体情况。此九种篆额除《鲜于璜碑额》以阳刻为之外，其余均为阴刻，风格各异，是汉代篆书中不可多得的佳构。这九种篆额各有各的特点，有的锋锐流利、有的盘回曲折、有的体态婀娜、有的刚柔相济、有的笔画瘦劲，从书法形态学上，我们似可将它们分为五类。
第一类为有着较为规范的小篆结构和书写性较强的一类，例如《孔宙碑额》、《西岳华山庙碑额》、《西狭颂碑额》和《尹宙碑额》。在这四个篆额作品中，我们可以将古书论中记载的汉代书家作篆的笔法与其形态相印证。《孔宙碑额》和《西岳华山庙碑额》能充分表现出毛笔的柔性，将原本单一的小篆笔法刻得有轻重提按变化，使其字势委婉而华美，姿态丰满。尤其是《孔宙碑额》中笔画的收笔，显得非常含润，蓄势紧收、含而不露，此正所谓开“垂露法”之先声。《尹宙碑额》虽仅存两个篆字，但其战士给我们的却是一种全新的篆书体势和笔势。结体上紧下松、上敛下舒，垂笔中实而无一虚笔，收笔处以尖锋出之，

更有飘逸清峻之气。《西狭颂碑额》虽然也只有“惠安西表”四字，但气象古穆，线条圆润丰富，体态开张、结构宽博。在临习的时候，我们所要把握的重点，应该就是这种宽博之势与大胆之笔。另外，在这四种篆额中，《西岳华山庙碑额》是最具有秦篆刻石遗韵的，书刻者那种对线条的把握不得不令我叹服，每次看到那自然灵动、富于流动的线条，就会令我的心为之一动。
第二类是以《景君碑额》和《韩仁铭碑额》为代表的，这一类篆额的文字在体态上均较为方正。《景君碑额》笔画流畅随意，但有单薄草率之嫌。相比之下《韩仁铭碑额》则要精到得多，用笔舒展流便，转折以方笔为主，化圆转为方折。结构寓生动于沉稳，显得非常典雅，当属汉篆书法中的上乘之作。临习的时候要注意中侧锋的把握，下垂笔画有如垂露，体态婀娜、柔中有刚，要努力体会其圆畅的笔势。
第三类作品是《鲜于璜碑额》，它是一通个性非常强烈的书法作品，字形大小一样，且均为方快状，排列得非常整齐。结体匀称而横平竖直，不过尽管其挺劲匀称，但丝毫不影响其风神。因为在静穆的外形中，我们可以深切感知到其方切而平直的线条给我们带来的运动感。
第四种类型是《少室石阙铭》，这是一件被书学者视为大家手笔的作品。论结构，修长而布局匀称；论线条，瘦挺刚劲却不死板，因势生出一些屈曲的弧形笔画，如“室”的两竖、“阙”的两竖。这不是一种平常的阳刚之力，而是一种弹力，一种张力。这种弹力、张力均带给我们一种震慑感，甚至有人说它从风神和个性表达上已远远超过了《泰山》、《琅琊》诸秦篆刻石。起先我不以为然，而当我看到以后，才感到这样的赞誉是不为过的。
最后一种类型当是《张迁碑额》，慝的确是一个特例，其笔法在乎篆隶之间。其屈曲回旋的结构方式和小篆的基本用笔，与初具隶法的偏旁相结合，实属匠心独运。在章法上字与字之间相接得十分紧密，有很强的装饰性。在曲折的线条中，仿佛有一股无形之力在起着作用，让这12个字显示出很强的力感。这种张力与《少室石阙铭》相比，是具有着非常强烈的外向性格的。临习的时候，我非常重视它的扁形结构，线条在向两边伸展。与体态舒展的标准小篆相比，《张迁碑额》可以说是把篆书的体势引向了另一个极端。笔势起伏屈伸，结体茂密诡奇、变幻莫测，在我国书法史，尤其是秦汉书法史上，具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堪称一代杰作。
这便是我们对汉代篆额篆书这一特殊形制所给予的认识，尽管它只是汉代篆书中的一部分，尽管它无法与汉隶大军相比照，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夹缝中，让我们看到了古代篆书顽强的生命力。在对汉篆文字的考察中，如果我们还要有个总结的话，那么我先它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阐释。第一，与秦篆的舒展相比，汉篆体势趋于方正甚至扁狭（如《张迁碑额》）的例子很多，这显然与汉篆所处的以汉隶作为时代主流的社会整体文化环境有关，或者我们可以理解为，汉篆的这种体变是汉隶直接施之于其上的外加影响。第二，与秦篆注重文字的形态相比，汉篆则开始了装饰化和美术化，而且这种因素，在东汉后期有明显的加强，这与秦篆表达的初衷是有区别的。第三则是汉篆较之与秦篆的自由度较大。无论是用笔、体势，还是文字作品所能体现出的整体风格，都呈现出丰富多采的格局。我想，一种无欲走向消亡的篆书，能在这样的夹缝中，置之死地而后生，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它的包容性格、适应能力和顽强发展的艺术精神，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值得我们缅怀。

                                                                                                                          王    景
                                                                                                                           二零零四年八月一日于愫雅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