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叙事范本]-《进城走了十八年》 作者：十年砍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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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孤独中一把木手枪(4)

　　虽然受到了伤害，但我还是盼望有一把木头做的玩具枪。

　　机会来了，我家来了一个木匠，他是一队的宝木匠。一队的村子在我们七队东边二华里的地方，叫“彭家”，但不知为什么住的全是姓张的人家，我妈妈最好的姐妹便在这个村，她的儿子认我妈妈做干娘，我们那里把干娘叫“亲娘”。想想真有趣，叫自己的亲生母亲只叫“娘”，而叫干娘却要加上一个“亲”字。宝木匠有一个儿子，聪明伶俐且学习刻苦，宝木匠待人温和，而且手艺很好。

　　他给我家打柜子，做碗橱和条凳。对手艺人来自家做活儿，小孩子大多欢欣异常，因为一般的手艺人见多识广，会给你讲很多闻所未闻的故事，而且那几天饭桌上会加两道荤菜，匠人不好意思自己一个人吃，总会照顾小孩子多吃。

　　宝木匠却不爱多说话，似乎他的肚子里没有装什么故事，只是一天勤勤恳恳地劈、锯、刨，我在一旁很讨好地为他倒水。他看出我的心思，问我是不是想要做个把戏？我说我想要一把手枪。

　　他顺手拿一块没用的下脚料，根本不用拿墨笔绘形，拿着锯子和凿子，三下五除二就做出了一把木手枪，而且特别逼真，和图画书上的一样。他说，下回漆匠来你家漆柜子时，你再找他刷一遍漆。

　　我那时胖乎乎的，夏天常穿一条蓝布短裤，我耀武扬威地将这把手枪插到松紧带里，因为个头太小，那枪管顶住了小鸡鸡。走路的时候，枪头一下一下地摩擦着小鸡鸡，我感觉到一种难以言表的愉悦感。

　　爷爷看到我的木手枪，问：这是谁做的。我说：宝木匠。爷爷说了一句：难怪这样像，他用过真枪的。我说：他当过解放军？打过仗？爷爷没有吭声。

　　后来长大一些，我听说了宝木匠的故事。他有一个哥哥，曾经是方圆几十里让人闻风丧胆的土匪。他这位兄长天生就胆大，日本人来的时候，还没有落草，日本兵将他家的耕牛抢走，准备第二天宰杀。他哥哥半夜摸进关牛的地方，不但把自家的耕牛，还把另一头耕牛一起牵回来了。日本人走后不久，就当了土匪。他在当地欠下的唯一的血债是宝木匠引起的。那时候宝木匠还小，去一个村的池塘里钓鱼，池塘的主人是 70 一个泼辣凶悍的女人，挺着个大肚子，把宝木匠狠狠地辱骂了一顿，并且将他的钓鱼竿折断，还扇了他两巴掌。

　　“挨了女人家的打，一世长不大（当然自己的妈妈除外，那是不打不成材）。”受到了奇耻大辱的宝木匠回家告诉哥哥，他哥哥勃然大怒，找到那个怀孕的女人，二话不说，拔枪就射，一枪两命。解放军来了，他哥哥被抓住，公审后枪毙在河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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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孤独中一把木手枪(5)

　　剿匪，在我们那个地方确实很艰难。和我同一个生产队的另一个居民点，和我们这个村落隔一口方塘，几丘水田，大约七八户人家，曾经就做过土匪的寨子。

　　电影里的土匪凶神恶煞，我问爷爷：土匪很吓人么？爷爷说：土匪也是人，我们也是人，有什么吓人的。他说老爷爷在世的时候，四兄弟都武艺高强，一人一根齐眉棍，无人敢惹。土匪曾经拿着大刀片子来我家里抢劫，被老爷爷几兄弟一顿棍子，打进屋前的水田里。“后来土匪有了枪，我们就老老实实让人家抢了。”爷爷叹息道。

　　一帮土匪里面，只有部分专职土匪，而有些土匪是白天为民，拿起锄头在地里干活，晚上拿枪去抢劫，不是特别亲密的人不知道他的身份。土匪敲诈某户人家，有一术语叫“送片子”。我想大约这个“片子”是名片、名刺演化而来的，上书“老子本姓天，住在大山边。限你多少天，送来多少元”之类。我的一位叔外公，家里精穷精穷的，也接到一个片子。他在地里干活时和人说：“我这样的人家也有人送片子，当土匪的瞎了眼。这片子还不如我儿子的尿片。”晚上土匪明火执仗闯进他家，把他捆起来打了一顿，说：“竟然敢说老子瞎眼。”吓得这位叔外公大叫好汉饶命。——也就是说，白天和他闲谈的熟人，里面就有土匪的卧底。

　　解放军刚驻扎进我们村时，根本看不到土匪在哪里，让老百姓揭发，谁敢呀。后来想出一招，了解到地方上的宗族矛盾，对张家说，李家有没有当土匪，欺负你们张家的？到李家便问张家谁当土匪。把土匪的后勤、情报线切断后，就开始真枪实弹地干。我们乡溶洞很多，土匪在山洞里负隅顽抗了好些日子。我们大队第二队和第五队之间有一个巨 大而宽敞的山洞，就是因为剿匪时，土匪朝山洞外的军人开枪，久攻不下，便用几个巨大的炸药包塞进去，引爆，一伙土匪就全死在了里头，那个洞口也坍塌了，从此再没人进去过。

　　我同一个生产队真正当过土匪的人是甲满爷。

　　满爷，是兄弟中最小的人的称谓。甲满爷和我爷爷一辈，理应称他为“甲满爹爹”（故乡称父亲一辈的为“爷”，称爷爷一辈的为“爹爹”，完全和中原相反，我没有考证其原因）。但所有的孩子在他面前总是没大没小的，都叫“甲满爷”，他也不恼，呵呵的答应。

　　甲满爷常年偻着腰，脸上带着笑，人长得很瘦弱，所以在生产队的时候，犁田、耙田那些大男人干的活常轮不上他，他只好经常带领我们这帮孩子放牛。我们也都喜欢他为我们讲各种各样的故事，听大人说，甲满爷过去是当土匪的。我们在学校里老师讲到土匪恶霸，都说他们凶神恶煞的，可甲满爷怎么也难和土匪的形象联系起来。先前土匪是在我们村边扎寨，倒也不吃窝边草。村里人拿土匪没办法，但绝对不让自己的子弟和土匪混在一起。甲满爷十二三岁就入了伙，因为年纪小，杀人越货的事干不了，也就是干干放放风、举个火把、抢点“战利品”之类的事。所以他在解放后没有受到什么冲击，也就是在批斗“四类分子”的大会上，他站在上面陪陪绑而已，后来这种斗争会已演化成纯粹应付上面的表演大会，斗他时，他声泪俱下认罪，斗完后，他又和绑他的小年轻打打闹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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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孤独中一把木手枪(6)

　　因为在“匪窝”里呆过，所以他见多识广。他在放牛的时候，教我们江湖“切口”，也就是“黑话”。什么两人一见，一抱拳就开始对“切口”： “兄弟你走的是山路还是水路？”若答是“山路”，就会继续问：“山路多少湾”“山路九十九条湾。”若答是“水路”，也会问道：“水路多少滩？”“水路九十九座滩。”他还常常唱一些小调，有些有点“黄”，小孩不能完全听懂。我现在还记得他唱的一个“十八问”的小调，一个男人调戏一个叫“晓妹子”的苦命女人，一问一答，引出这个女人辛酸的往事。当问到这个妹子的丈夫为什么去当兵，这个女人回 70 答说： “我的丈夫去扛枪，一是为了打东洋，二是官府抓壮丁，不去也不行。”这个曲子大概是抗日时期流行在我们那一带的，很有家国之悲。

　　我特别感谢甲满爷，是他教给我一招“武林秘籍”。我小时候懒，母亲又常常要我去砍柴，完不成任务肯定是一顿饱揍。甲满爷对我说，你就说砍的柴太多、太重，挑不回去，放在山里晒干，几天后再挑回来。过几天，你就到山上大骂：“哪个短命的把我砍的柴捆走了？”这招果然奏效，但我用的频率太高，终于被母亲看穿了我的把戏，换来的自然又是一顿猛揍。我去问甲满爷为什么这招不灵了，他说：绝招不能常用。

　　甲满爷对谁都是嬉皮笑脸的，唯有对我爷爷和我父亲非常严肃，我爷爷从不搭理他，后来才知道原因所在。我的三叔娶了一位漂亮的妻子，新婚不久三叔就病逝了。新寡的女人肯定让一些光棍产生想法。甲满爷因为长得瘦弱，又当过土匪，自然没有谁愿意嫁给他。他老来缠我的三婶，每次都被我爷爷用棍打出去，改嫁不是不行。我爷爷的意思，改嫁也得嫁一个良家子，哪能嫁给一个土匪，何况论辈分我三婶都的叫甲满爷叔叔。但甲满爷毫不气馁，就在我家的后山唱歌，山歌唱来唱去，三婶终于和他走到一起来了。长大后我才明白，女人是怕“磨”的，这大概也是“好汉无好妻，赖汉娶娇妻”的原因吧。

　　后来他和成了甲满娘的我三婶过得很好，他老婆很良善贤惠，生了一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小女儿银莲和我差不多大，长得好看，唱得一口好山歌，惹得邻村的小伙纷纷来献殷勤。后来银莲嫁给一个自己看上的小伙。对女儿的婚事，甲满爷从来不管，只要自己喜欢就行。大概他自己就是“自由恋爱”，所以对女儿有乡村父母少有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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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学知青和学大寨(1)

　　学知青和学大寨

四岁那年的春天，过完年，我发现大队来了一些不一样的陌生人。他们年轻，他们洋气，他们皮肤白皙，他们从不说土话，他们举手投足让我这样已经完全成为乡村脏孩子的人，觉得他们像是神仙似的人物，那气派连大队学校的民办老师也赶不上。

　　妈妈告诉我说：这些人是知识青年，是从邵阳市和县城酿溪镇的地方来这里落户的。若干年后，我对知青历史略有了解后才知道，1975年是最后几批知青下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插队运动已是强弩之末，难以为继了，城镇青年就近到离城镇不远的农村落户，比去遥远的东北、西南等深山老林里的林场、农场落户要略略人道一些。

　　整个大队大约来了十来名知青，男女差不多各一半。他们住在刚刚建起的大队部。大队部处在二、五、六、四队之间的一片松林里，松林旁是一口平静如镜的大池塘，池塘的南岸，一个小土丘上，是两栋红砖房子，这是也刚建好的小学，学校没有围墙，操坪边上有两棵合抱的樟树，很远就能闻到香樟的味道。

　　知青来落户之前，大队部仅仅是白天干部们办公、开会的地方，一到晚上各回各家，大队部一片漆黑，旁边有个坟场，长风过林，松涛阵阵，听起来好像鬼怪夜哭，没人敢接近。据说这块地很凶，庄户人家不会在这里砌房子，而建大队部和学校则不用考虑，用大队书记的话来说：我们有民兵武装，有枪支弹药，鬼也会害怕的。

　　知青们住进大队部后，这栋两层楼便立刻有了烟火气。他们立刻成了乡下小年轻效仿、羡慕的对象。多情的村姑们，在插秧割稻时，一边替男知青干活一边暗送秋波；大队几位读完高中、不甘平庸的男青年， 70 似乎终于找到了同道，晚上去大队部和他们天南海北地聊天到大半夜，第二天出工时萎靡不振。那些日子，大队部里的马灯每日都点到深夜。

　　整个大队的小青年中掀起了一股学知青的高潮，姑娘们开始学会搽雪花膏，小伙子们也越来越不服队干部的管教。这些知青，尤其让老乡们惊讶的是，他们似乎没有男女之大防的意识，男女知青之间打打闹闹，嘻嘻哈哈。大队有一个三十余岁的二流子，每天晚饭放下饭碗就去大队部消磨时间，有一次他对两位男女知青说：你们要是敢当着大家作个波（亲嘴），我赌一块腊肉。男知青立刻叫这个二流子回家从灶房里提来一块腊肉，放到一边，男知青叫来一群人在旁边作证，然后抱住那女知青，当众十分投入地亲嘴，然后大大咧咧地提起腊肉，招呼知青们去打牙祭。围观的人中有老太太、有大姑娘。这件事一夜之间就在七个生产队传遍了，老太太们纷纷说：“何得了，这城里的伢子、妹子一点家教都没有。”女知青对乡下的男青年一般爱理不理，摆出一副白天鹅的模样来。只有一个叫韩妹子的女知青，像个傻大姐一样，整天没心没肺地嬉闹，和大队里的小伙子毫无芥蒂。有一天一位后生当着韩妹子说：自己的屁股痒，你的屁股痒不痒？韩妹子不但不恼火，而且大大方方地说自己的屁股一点也不痒。过了几天碰到这后生还关切地问：你的屁股还痒不痒？这个故事又立刻传遍了全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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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学知青和学大寨(2)

　　这些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在农民们的眼里，个个都像不学好的二流子，他们不但没有虚心接受再教育，反而有可能把乡下的年轻人教坏了。古板的父母们纷纷给正在成长的儿女们下了禁令，不能去大队部找那些城里伢妹子耍，再去小心把你的脚杆杆打断。但那大队部已是满园春色，哪禁得住去亲近春天的年轻人？而且这些知青们抱成一伙，讲怪话，顶撞干部。我长大后看了一些知青的回忆录，说他们插队时多么艰苦，社队干部如何欺负他们。但在我的记忆中，那些大队部的知青日子过得比我们农民强多了，而且大多数很有优越感，大队也奈何他们不得，不敢派他们干重活、累活。出现这个反差的原因是什么呢？大约是1973年福建莆田的一位小学老师李庆霖给伟大领袖写了一封信，反映自己当知青的儿子日子过得如何艰难，打动了伟大领袖。九阙之上，洒来了阳光雨露，领袖亲笔的批示外加“聊补无米之炊”的300元，一下子让全国千万知青共沾恩泽，社队干部对知青客气多了。反正我们大队的干部对那些知青，几乎是睁只眼闭只眼。但长此下去，干部们也很担忧出事，于是决定让他们化整为零，分派到各个生产队，住进农户家。——大队部的晚上又沉寂了。

　　我们第七生产队分来了两名知青，一男一女。女的叫小飞，住在我家，和我姐姐睡一张床。小飞大约比我姐大七八岁，长得很漂亮，似乎是干部子弟。姐姐很崇拜她，母亲对她格外关照。大约是因为我们家从城里下放回老家，母亲更能理解这些插队城里人的心思。吃饭时劝她多吃几碗饭，一边叹息道：造孽呀，这么大就离开父母来乡下。住在另一户农家的男知青很是羡慕小飞姐，因为那家的卫生条件很差，男知青的皮肤被跳蚤咬得红一块、紫一块。

　　知青们虽然分散到各个生产队，但仍然一起劳动，享受特殊待遇。因为犁田、耙田、收稻、插秧这样的农活他们根本干不好，大队专门给他们安排了轻松的活，主要是学大寨。

　　我家对门山上，原来西边的坡上种满茶树，学大寨的知青们，每天扛着锄头，将茶树连根挖掉，改造成一块块红薯地。再就是在长满青草的山坡上，把草皮刨去，上面用白石灰写着大标语：“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等等。

　　大约在我读小学三年级时，这些知青一下子又回城了。后来也没听说她们谁来“第二故乡”故地重游，大约他们中间没谁发了财，当大老板，没准很多人还下岗了。只有那些发财的知青，才喜欢以富贵还乡的姿态，回到当年插队的地方。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单那个暑假，妈妈陪我去城里置办行李，在一个百货店碰到了当售货员的小飞，看到当年流鼻涕的小男孩已经考上了大学，小飞姐感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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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学知青和学大寨(3)

　　1975、1976两年，我们公社最大的学大寨行动是“改河”，那是公社书记吴麻子力主上马的头号工程。吴麻子是我上高中以前所见过的最大的官，在我的记忆中他威风得不得了。我记得有一天全公社大队书记 70 现场会在我们大队召开，会议完了大家到小学校聚餐，我随着一群孩子们去看热闹。我们在大樟树下站了个把小时，一阵铃声在学校前的松林里响起来。不一会一队骑自行车的汉子从树林里的毛马路驶向学校。吴麻子个子很高，长得孔武有力，脸上稀稀拉拉长着麻子，不过并不显得难看，反而好像增添了“官威”。——我爷爷是这样说的。

　　学校食堂给他们蒸的是钵子饭，那个香呀。——我们那里把吃国家粮的叫吃钵子饭。因为只有机关单位的食堂蒸钵子饭，农家是用鼎罐煮饭。食堂炖着大块猪肉，做厨的师傅后来说，那天中午吃了半边猪肉（1/2头猪）。半边猪肉是什么概念呀？那年月一家过年能有5斤猪肉就不错了。开饭的时候，吴麻子拿出一个哨子，“嘟嘟”一吹，欢天喜地的大队书记们就急急地走到课桌拼起来的饭桌前虎吃狼塞。我们一帮小孩，站在旁边流口水。

　　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对于大吃大喝最感性的认识就是：啧啧，那一餐吃了半边猪肉。

　　我见识吴麻子威风的第二件事就是我一位本家叔叔的遭遇。这位我叫定叔叔的青年在我们家族，算是见过些世面的，从部队复员回来，又是党员，因此当上了大队的民兵营长。一次去公社开民兵营长会，各大队的民兵营长们，大多是从部队回来的后生仔，有着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在一起讲到吴麻子和公社卫生院的女医生林某有男女关系的事情，就愤愤不平。那位女医生算是公社第一美人，丈夫在外县工作，一年回不了几次家。她和吴麻子的事在公社是公开的秘密。但你情我愿，谁也说不出个屁来。可这些正饱受情欲折磨的民兵营长们，眼看着四十来岁的麻子独占花魁，哪能不怒潮澎湃呢？ 我这位定叔手欠，中午蹲在公社厕所里大便时，用粉笔在厕所壁上大书：“吴麻子和林某某×××。”这则“厕所文学”被人发现，立即惊动了吴麻子，便被定为“反动标语”。公社武装部出面进行追查，把那天开会的民兵营长叫到公社一一对笔迹。定叔在劫难逃，被揪了出来。立即关进黑屋子，不给吃饭，让他反省。这可急坏了定叔的妈妈桃奶奶，立马托人说情，七托八托，让一个也是国家干部的亲戚找到了吴麻子，认错赔罪，才把定叔叔放了出来，当然也开除了党籍，免掉了民兵营长的职务。桃奶奶去公社接他儿子时，定叔叔已饿得不像人样，精神差点儿错乱。从那以后，以胆大出名的定叔叔变成一个树叶子落下来都怕打破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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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学知青和学大寨(4)

　　所谓“改河”，就是把流经我们公社的石马江的一个弯道改直，据说那样可以将原来的河道和沙洲开垦出更多的耕田，而且灌溉更方便。那时候流行“让高山低头，让大河改道”，这个项目没经过论证、勘探，公社书记一句话就拍了板。秋季收割后，公社所有大队的青壮劳动力，从上一年的入冬干到第二年的开春，工地离我们大队六里路，全大队的劳动力都是自带干粮去工地。“改河”当时就是一项被老乡们痛恨诅咒的工程。申爷爷是个手艺很好的石匠，那时已55岁了，照样得上工地，他回家和大伙一论起“改河”，就满肚子怒火说：“乱弹琴，自古山川河流怎样子走向，那是上天安排的，凡人要跟天比输赢，那是不晓得天高地厚。改什么河？还不是吴麻子为了升官！”这样的牢骚也只敢私下里发作，全公社的社员只得老老实实去战天斗地。

　　我去过工地一次，那是妈妈带我去的。她背着药箱四处巡查，把我扔到一个角落，我一个人也不认识，傻乎乎地看大人们挑土、碎石头。我记得自己穿着臃肿的棉袄，戴一顶绒帽，帽上别了一个纪念章，那是父亲前不久去井冈山参观，买回来给我的。有一个年龄相仿的小男孩，大约家就在工地旁边，工地上的人和他很熟，总逗他玩。他看到我帽子上的纪念章，觉得新奇，拿出自己胸前别着的一个大大的毛主席像章，一定要和我交换。——现在想来，那个像章用铜做成的，造价比一小枚纪念章高不少。但在那时候，这类领袖像章，谁家没有几枚？而风景名胜地的纪念章，乡下难得一见。物以稀为贵，我当然不干。那小子先拿一个石块威胁我，未能得逞，便扑上来抢，我也不示弱，和他抱在一起在地上翻滚，两人撕扯得昏天暗地，满身都是泥土，难分高下。后来被工地上的大人拉开了，我到底保住了自己帽上的纪念章。两人被拉开时，还像斗红眼的小牛犊，怒目而视，谁也没哭。在老家，男孩子打架 70 不管输赢，哭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回家对父母说自己打赢了父母会表扬你吃不了亏，打输了哭着回家，会被父母训斥为没出息，再追加一顿狠揍。

　　快过年的时候，我二伯的第四个儿子竹哥出事了，他初中毕业后就上了工地，当时刚满17岁，一块大石头砸断了他的腿。在家里养伤的时候，还没有完全成人的竹哥，少年不知愁滋味，半躺在床上，给我们几个小孩叠纸飞机，或者比划着给两个摔跤的男孩指点。好在年轻，恢复得快，我爸爸是较有名气的接骨医生。给他接骨后，卧床了三个月，竟然没有留什么后遗症。

　　“改河”这个头号大寨工程最后结局如何呢？人工挖掘河道，碰到了一个大石头山，根本无法掘进，请上面来的技术人员看了看，说凭一个公社的能力和这样的施工进度，再挖二十年也挖不通，还得准备很多炸药才行，于是只好作罢。浪费了近百亩粮田和更多植被丰茂山地的“改河”，就这样无疾而终，留下了一道伤疤似的深沟。而那位吴书记，不久调到县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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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外公家的百草园(1)

　　外公家的百草园

孤独和受排挤，容易让人变得偏执、凶悍甚至暴戾。四岁多以后，我就显露出睚眦必报的性格，对哥哥、姐姐和弟弟是这样，对外人更是如此。

　　不知道什么时候，好像一夜间，我就在生产队的同龄儿童中，成就了小霸王的威名，不是因为我体格健壮，而是我下得了狠手，无论和弟弟打架，还是和外面的小孩打架，我好像从来不考虑后果，抄起家伙就上，摆出一副拼命的样子。有一个春日，田野里的油菜花怒放，我和一帮小孩子们在田边玩得好好的，不知为什么和一位堂哥的儿子，和我同年的族侄争吵起来，那时候不懂得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大道理，我拾起地上一块尖石头，狠狠地砸过去，正中他额头，立刻鲜血直流，把所有的孩子都吓坏了。我妈妈向对方父母道歉，给他包扎伤口，请这位族侄在我家吃饭，而我自然免不了挨一顿扁。如此恶名在外，那些年龄比我小的孩子对我退避三舍，有个婶娘教训他儿子的话是：你快别闹了，勇伢子出来了，那个混账家伙会打你的。

　　和大孩子打架，我力气小当然会吃亏，怎么办？想法子让他或他家吃苦头。邻居申爷爷的小儿子，就是那位用玩具枪想引诱我叫他“爸爸”的小子，大我四岁，一次扯打中他很轻松地扇了我几下。那一个下午我觉得胸口有一股火，不发泄出来自己就会爆炸似的。想了一夜，第二天我从家里木箱底下找出爸爸的一把匕首，中午跑到他家附近，把他家一只小花猫抓住，一刀杀死，然后把猫的尸体抛到他家大门口。他的母亲，一个说话细声细气的老太太，吓坏了，对我妈说：我活了这么多年，没见过这样心黑手狠的小孩。回头叮嘱他儿子别再惹我这个魔王。

　　70 我渐渐地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你比别人更凶狠，你才可能不吃亏。尝到了凶悍的甜头后，我从受欺负的“外来者”一跃成为欺负其他孩子的大混账。——被压迫者一旦翻身，便开始压迫别人，真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妈妈没有时间管教我，只好把我送到外公家，希望我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变得老实。

　　在我十岁以前的记忆里，外公从来没有笑过，似乎他的面部缺少笑的神经。我很害怕他，说畏之如虎毫不为过。春节跟着父亲和兄弟去拜年时，看到他板着一张黑脸，双目直视，朝我们走来，我便会躲到父亲的屁股后面，拒绝走上去甜甜地说一声：给外公拜年。因为我知道，对他说什么，他都面无表情，不搭腔。

　　去外公家，在那时我的心中便是畏途。一般说来，在中国的民间，外婆家代表的是温馨、幸福，因为在那里能得到外婆的爱，还能逃离父母亲的管教，外婆家是释放童心的自由天地。因此台湾校园歌曲《外婆的澎湖湾》，以及北京的童谣：“姥姥家，唱大戏；接姑娘，叫女婿；小外孙，也要去。”描绘的无不是这种外婆家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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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外公家的百草园(2)

　　然而我外婆在我出生前几年就病逝了，外婆把那份给外孙的爱和关照带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我的奶奶去世得更早，因此，我从没有体会到奶奶和姥姥对孙辈的疼爱，而爷爷和外公，恰好又是湖南乡下很典型的老头：格外严厉、古板、脾气火爆，外公较爷爷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我的童年，内心总感觉到寒冷而不快乐，在外公面前更是这样。

　　可是我越不愿意去外公家，我母亲好像偏偏和我作对，频繁地把我送到外公家。

　　小时候我很奇怪对外公的称谓。别的孩子叫“外公”而我外公那个家族叫“ka公”，我一直不明白“ka”这个字怎样写，上大学时念《音韵学》，了解到古代音韵历史中变迁的一些知识，明白了“ka公”应当是“客公”。

　　“客”者乃是“外”的意思，和父亲的父亲这个自家的爷爷比较，姥爷当然是“客”。在我们那个地方，一些住在偏僻山区的人，还讲一种经常被我们嘲笑的“土话”，把“客”念成“ka”，把“江”念成“冈”。这是典型的中古音，在今天的粤语和客家话里还保留着。唐宋时代黄河流域的人便是讲这样话的，因为战乱庶民南下，语言带过来了。但交通发达的平原、河谷地区不断和外部交流，语言开始从众，居民讲起了大多数人所说的“官话”，但地名和称谓是最稳定的，因此保留着古音。今天在北方大部分地区也是这样。比如“查”和“阿”只有作为姓氏或特殊的名称时才念成古音“zha”和“e”。这就是说外公家族的祖上是从北方迁徙过来的，来到湘中这块地方生息，语言虽经过数百年的杂糅，受到了“西南官话”的极大影响，但有一些特殊的名词还残留着过去的痕迹。另一个佐证是，外公家前面那条河叫“石马江”，当地的叫法是“吓马冈”或“习马冈”，可平时说话，把“江水”念成“江水”而不是“冈水”。“石头”的“石”念成“吓”，这是很土的其实是很古老的发音，念成“习”更进了一步，但那时候发音还没有“zh，ch，sh”这类声母，把“吃饭”念成“奇饭”，“智力”念成“吉力”。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家附近方圆几十里内，这三种发音同时存在，由此可以推断出，邵阳市的西北部广大山区，应当是各种语音交汇杂糅的地区。——可惜我不搞语音学研究，不然可以去挖掘很多活材料。

　　我们家所在的村庄处在一个山坡上，土地贫瘠而容易干旱，环绕的几座山丘都是岩石嶙峋、植被稀疏的喀斯特地貌。而外公家所在，却是一块不可多得的膏腴之地，且风景绝佳。外公家的房屋是坐东朝西的四个垛子两进的土砖瓦房（四个垛子即四个墙垛之间，有三大间房子，除中间通透的堂屋外，两边的大间隔成四个小间。房屋顶的结构是“伞”字型，最高最中间的一根主梁，是在位于堂屋最上方，是当地人住宅中最神圣的地方。房子空间的中端，隔两尺宽便横亘着一根杉木或松木，家庭殷实的便在上面铺有一寸厚的木板，上面便成了阁楼。从房间一出门到柱子之间，还有一米宽左右敞开式的走廊，当地名“阶级”。湘中地区大多数建筑是这样，我看过一本有关长江流域民居的书，说这类建筑叫“干栏式”，是北方移民将中原的庭院式建筑，和南方山区少数民族吊脚楼结合起来，因地制宜创建的建筑样式）。外公正屋的西端，是一间偏屋（靠着正屋的侧壁搭建的矮房子，屋顶非“人”字型构架，而是自然向一方倾斜，很多用草而非瓦片盖顶，多用来圈养猪牛羊等牲畜）。东端原来也是偏屋，几个舅舅长大后，拆了偏屋，盖了几大间与正屋相对独立的横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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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外公家的百草园(3)

　　农村判断一个人家是否殷实，主人是否能干，多半看房屋的数量和质量。外公中年丧妻后，养大了七个儿女，且盖了两幢房屋，正屋都是一色的杉木主梁和楼枕（当地建筑用木，杉木最好，因为自身重量轻且笔直，抗压能力强，其次才是松木），且全部铺好了楼板。

　　房屋建在一个类似太师椅的凹地里，照风水理论，这样的宅地防风聚财。背后是长满松、杉、栎、樟等各种树木以及毛竹的丘陵。紧靠外公房屋的山坡，依据当地民间的自然法，是属于住宅的附属部分，归主人所有，和美国人楼房附带的花园一样。即使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时期，这一规则依然得到了尊重。外公栽种了一圈半圆形的荆棘，将属于自己的这块“领地”围了起来，我爷爷老屋后也有这样一块地，但相比而言小得多。这种用来划分私人区域和公共区域的篱笆，当地叫 “gan ji”，很长时间我都不知道是哪两个字，上了大学后，我想应当是“间棘”，“间”在我们那里念成“gan”，也是古音。“间棘”就是用来间离、区别地域权属的隔离带。在美国看一家主人是否勤快，就看他房前花园的草坪修整得如何，而在湘中农村，看一个主人是否勤快，就看他屋后“间棘”里面栽种的树木状况。

　　尽管我不乐意住在外公家，但既然来了，则千方百计要寻找出一点快乐。

　　外公屋后面用“间棘”圈起来的园子，便是我童年的百草园。园子里长着茂密的树木，主要是李子树、板栗树，还有毛竹。树的根部，生长着蕨类和冬茅草。春天到来，一株株李子树绽放着白色的花儿，引来了蜜蜂和蝴蝶飞舞。不久花瓣落尽结出青涩的果实，于是我眼巴巴地盼望着夏天快来，果实早点成熟。李子的品种似乎有两种，一种是好看不好吃的猪血李，果实朱红；另一种熟透后呈黄色，味道好极了。板栗树树干粗壮，枝叶壮硕，板栗外面包着长满刺的外壳，收获板栗时，得戴着一顶大斗笠，用竹竿狠狠地敲打树枝，像刺猬一样的板栗雨点般地坠下，偶尔飘落到手上，扎得皮肤很痛。园子西半部全部长着毛竹，毛竹的生命力极强，竹鞭在地里潜行，在春天只要有机会，竹笋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不屈不挠地冒出来，它们不受人为“隔离带”的束缚，在“间棘”外面长出来，那就属于公家支配的财产了。学会写字后，我最执著的工作，便是用铅笔刀在毛竹竿上，刻下自己的名字或者课本上的几句话，等竹子长高长粗，刻下的小字被拉扯的很大，再经过一段岁月，字迹就变得模糊不清，进而只留下一道道疤痕。

　　屋前300米左右，是奔腾东去的石马江，它是资江数不清的支流中的一条，发源于雪峰山余脉的千谷坳，一路穿过狭窄的谷底，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下拐了个急弯，到了外公家的门前，已变得平缓。上世纪60年代大修小水电站时，门前正对的河流被一道石坝截成两段，利用水流的落差发电、碾米，石坝上砌着一个个相隔尺许的石墩，水从石墩间往下流，形成一道200米宽的瀑布，来往的行人踩着石墩子过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