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叙事范本]-《进城走了十八年》 作者：十年砍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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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外公家的百草园(4)

　　因为石坝拦截了上游的水，石坝以下河床裸露出来，形成了一个个沙洲，古书上应该叫“汀”吧？上面长着青草和一些不知名的花儿。我和外公村里的同龄小伙伴在沙洲上放牛，扯那些附着在地表的鱼腥草，洗干净给牛晚上作“夜宵”吃，前几年去贵州、四川，才知道这喂牛的野生植物成了摆在餐桌上的一道名菜，叫“折耳根”。

　　春节去外公家拜年时，走完石墩来到此岸，哥哥便开始放炮仗，先是单个的大炮仗，主要起报信的作用，在家的舅舅和未出嫁的姨妈便走来接我们，只有到了门前，才点燃一挂长长的鞭炮，按规矩这挂鞭炮必须最后扔到堂屋里，我想这隐含着不仅仅是给外公家活着的长辈拜年，也是给外公家列祖列宗拜年。

　　有时春汛来得早，水流淹没了石墩，幼小的我们不敢过河。母亲站在河对岸大声地喊，对岸村落只要有人听见，就会涉水过来背我们过河。因为外公所在的村落是典型的聚族而居，全村都姓王，和外公没出五服。小时候我就感觉到到了外公村子里，有那么多“客公”、舅舅和姨妈。外公亲兄弟五人，还有几个堂兄弟。除三外公年轻时被国军抓了壮丁，去了台湾不知所终外，其他的外公都有若干个儿子，他们的儿子又有若干个孙子。

　　王家在当地是个大家族，沿石马江两岸有好些以王姓为主的村落。外公曾说过他们家的郡号是“太原”，王姓主要是“太原王”和“琅琊王”两支，“太原王”是个很古老的家族，三千年前周成王桐叶封弟，将弟弟唐叔虞封在太原，王姓和唐姓因此发源于太原，至今晋祠还算是王家的祖祠，有一年去太原我还特意去了晋祠，算是拜谒外祖家的发源地。外公不识字，当然不知道这些，他一生没去过北方，不明白太原究竟在何处。但“太原”作为一个家族符号世代相传，让一个湖南农民记住了终生。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文化中祖先崇拜力量之大。

　　我害怕外公并非因为他责骂我，外公很少对我动怒，但那不苟言笑、不怒自威的神色更让人觉得难以亲近。看到孙辈们做错事，他顶多是咳嗽两声，可那两声咳嗽却有穿云裂石之力，让我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在记忆中，外公对我最严厉的惩罚有两次，大概在我四岁的时候，那段时间，我被妈妈送到外公家待了小半年。

　　一次我跑到一户人家的屋后，看到一窝刚孵出的小鸡，我想小鸭子刚出来就能下水游泳，小鸡能不能呢？便把几只小鸡扔到水里，当然试验的结果是几只可怜的小鸡全部淹死，外公为我的闯祸道歉和赔偿，他当时真的怒了，用几根稻草抽打了我两下。还有一次，我和一个比我大半岁的远房表姐一起去偷生产队地里的花生。偷一两株倒无所谓，偏偏小孩心思，总觉得下一株花生的果实肯定是最大的，便如猴子掰包谷，一株株拔起，毁了大半块地。被发现后结果自然也是罚外公家的工分。外公没办法只好把我锁在家里，把所有的门都拴上。可农村房屋的木栓在里面可以打开，只是我的个子极矮，够不着门闩。前两天老老实实待在家里，有一次饿了，从锅里挖出冷饭，捏成一团正往嘴里塞，外公休工回来了，吓得我钻进桌子底下把饭团咽进肚里。后来外公给母亲说，他早看到我偷冷饭吃了，故意装着不知道。被囚禁几天的我不甘心这样下去，外公太低估一个四岁小孩的智力，有一天我终于想出一招，拿一根扁担，往上靠着门闩，一点点给敲开了，又如鸟入丛林鱼进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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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外公家的百草园(5)

　　除了外公，他家还有一个让我害怕的成员，一头性格暴烈的水牛。在小姨妈的面前它老老实实，却专拣瘦小的我欺负。跟着小姨妈去放牛，小姨妈忙着打猪草，让我照看一下吃草的水牛，这牛只要看不见我小姨妈，便会走近我，用犄角把我挑进水田里。

　　长大后我才明白外公古板、严厉得不近人情，是和他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有关。我外婆病逝时，才四十多岁，留下七个子女，除了我母亲外，其他的舅舅姨妈还未成家，最小的姨妈还嗷嗷待哺。一个大男人要抚养这么多孩子，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当时村里有人断言他家得讨米，也有人劝他将最小的孩子送给别人抚养。

　　但外公很要强，自尊性极强，他不但要把孩子们养大成人，而且和别人比，不能生活得更差。除了一个姨妈因外婆早逝辍学外，其他的姨妈都念完了高中或初中，大舅早早去当兵，后来提干留在外省，三舅高中毕业后当了小学教师。姨妈们出去的穿着，比那些父母双全的农家孩子更为整洁。

　　像我外公那样的农民，是很难主动用语言表达自己情感的，但我想他对我外婆的感情应当是很深很深。这种情感表达的最高形式就是尽责任，在妻子死后尽一个做父亲的责任，这是对早逝妻子最深最博大的爱。

　　为了这份责任，外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他付出的是全部的精力和时间。他节俭和勤奋得有些不可思议，用别人的话来形容，他一泡尿都不会浪费在外面。对他来说，每一粒粮食和每一寸时光都是那样珍贵。除了参加生产队正常出工挣工分外，他没有闲暇时间。早晨出工前，他会利用黎明那段时间去山野积肥，挑着畚箕，将路上一摊摊牛屎撮进去，带回家堆积起来。收工后他不是去河里捞鱼虾晒干，就是去挖一种草本植物做酒曲。——外公做的酒曲远近闻名，农家用稻米或苞谷酿酒，决定酒的品质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酒曲的质量。大多数农户会自家酿酒，但懂得做酒曲的很少，酒曲做得好的则更少。除了做酒曲卖钱，他还自家酿酒做豆腐卖钱，维持着这个少了女主人的家，在村子里过着有尊严的日子。我那时候去外公家，小小的年纪就能感受到，外公家竟然比父亲当国家干部的我家要殷实，从吃饭就能看出，他能时不时地从坛子里拿出晒干腌好的小鱼小虾炒菜，他做出的酸大蒜和豆角、萝卜是我此生吃过最好的酸菜，他还能不时地喝一杯米烧酒。

　　等我长大后才明白，一位壮年丧偶的农夫，在一个人的时间和私有土地被人民公社最大限度挤占的时代，能够过得殷实和有尊严，是多么的不容易，他要付出比一般农民多得多的体力和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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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四只鹅和一头牛(1)

　　四只鹅和一头牛

我爱惹事的恶名，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又在外公那个生产队传遍了。没有了外婆，光靠脾气暴躁的外公和几位豆蔻年华的姨妈，很难管教我这个混世魔王。于是，我又被送回老家了。


　　我妈用一举两得之招术，拴住了我。我一直认为我妈很具有管理天分，可惜生长在穷乡僻壤，无可施展，这种天分只能用来管教儿女了。她说一个快五岁的男伢，该干点活了，这样他就没时间惹是生非了。

　　爸爸从公社某个大队，买了四只小鹅让我看管。这四只鹅是别人挑剩的，比例严重失调，三公一雌，这种不平衡让我吃尽了苦头。人，总是有自尊的，在那时我的心中，妈妈把四只鹅交给我，就好比游击队长把一封鸡毛信交给海娃，觉得这任务光荣而又艰巨，一定要好好完成，证明自己不仅仅只会犯浑。

　　毛茸茸的小鹅仔，看不出和小鸭子的区别。但妈妈告诉我，鹅喜欢干净，它们不像鸭子那样喜欢去水田里吃小鱼小虾，而是喜欢到山坡上吃青草。

　　每天大清早，我用一根竹竿把它们赶到茅屋山上，山坡上长着各种青草，有的还开着白色的、黄色的小碎花，看鹅仔们快乐地吃草，我在旁边扯野胡葱。野胡葱长得细细的，地里的块茎比家种的葱小得多，但格外香。我每天要扯好几大把，拌着豆豉，炒干萝卜条吃，那味道至今让我回味不已。

　　鹅仔一天天长大了，三只纯白鹅是公的，剩下的那只麻鹅是母的，看它们头上的鹅冠就能分别出来，公鹅头上的肉冠又大又红。后来我看王羲之的故事，这位大书法家特别喜欢白鹅，有人说是因为鹅的姿态很 70 美，对他的书法很有启发；也有人说，因为鹅有一种贵族气质，和东晋时代士大夫的气质吻合。我觉得后一种说法是正解。

　　鸭子爱嬉闹，一群鸭一起跳到水里，乱糟糟地叫个不停，老家形容一个人叽叽喳喳说不停，就说他是鸭婆娘变的。它们喜欢吃脏东西，喜欢水，所以才可能“春江水暖鸭先知”。鸭舍也潮乎乎的，腥臭味很大，而鹅舍要干燥通风。鹅走路，有一种高贵的气质，不紧不慢地迈着方步，挺着细长的脖子，显得颇为矜持，一群鹅在一起，绝对前后有序，由一只公鹅带队，如古罗马将士的方阵，即使只有四只，它们也不会乱了阵法，不会像一群鸭子那样毫无秩序地往前涌。喂鸭子和鸡，将谷粒和水混在一起就可以了，喂鹅不行，要一只盆盛清水，一只盆盛谷粒，鹅也不像鸭子那样急火火地扎在盆里面抢食，而是慢悠悠地吃几口食物，再换到另一只盆喝水。我爸说这鹅倒像男人们坐在桌上吃饭，举杯喝一口酒，再放下杯子夹菜。

　　鹅的贵族气质，大约来自他们祖先大雁的遗传，大雁高高地飞在天上，从北方到南方，长时间地跋涉，而鸭的祖先野鸭，只能栖息在芦苇荡里。放鹅的初秋，天气初肃，躺在草坪上看不到夏天那样绚丽的火烧云，往往能看到一群群大雁从头顶飞过。据说大雁通人语，它们还识字。我们看到大雁飞过，就对着天上喊：“雁鹅雁鹅，给我排个一字。”“雁鹅雁鹅，给我排个人字。”有时雁群还真遂了你的愿，变成“一”字阵或“人”字阵。那四只鹅，吃饱了青草，也会抬起头，看天上它们同宗的兄弟们振羽高飞。不知道它们是否有思想，是否在怀想被驯化前自由的状态。鹅们肯定还残留着飞翔的梦想，这一点不假。四只鹅中那只带头大哥，就有返祖的现象，惹急了它，它会助跑两步，翅膀一张，扑愣愣飞了起来，但没法跟大雁比，顶多一鼓气飞到另一个山头，这样也惹得我很累，要爬到山头上把它逮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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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四只鹅和一头牛(2)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此话一点不假。这些鹅一天天长大，开始不服管教了，我便用放鹅的竹竿敲打它们，比如它们趁我不注意偷吃刚插下的禾苗，用钳子一样的嘴，刷刷地把一兜兜禾苗拦腰掐断、吞食，比镰刀割得还要整齐。四只鹅中带头大哥挨打最多。时间一长，它们不乐意了，终于有一天向我发起了偷袭。

　　一日，我赶着它们往家走，带头大哥又不安分了，我伸出长长的竹竿，打了几下它的背。几只鹅像有默契似的，全部驻步不前，集体转过身来，对视着我。就在我还没有回过神来时，带头大哥扑上来了，其他三只鹅跟着它冲锋，一下子就把我扑倒在地。五岁的我不到1米高，不超过20公斤，在它们的围攻下，毫无还手之力。四只鹅用那长着锯齿的大嘴，夹我的脸，我的胳膊，我的大腿，而我打着赤脚，只穿着一条短裤，一件小背心，大部分肉体暴露在火力之下，我下意识地捂住下部，小鸡鸡可不能让它们夹了。——很小的时候，大人就教导男孩子，要保护好小鸡鸡，因为这是做种的。

　　从那以后，尽管我已经善待它们了，可这些翻身农奴们，尝到了甜头，就像大队干部动不动就把地主、富农等“四类分子”揪出来批斗一番一样，它们吃饱了后，动不动就玩袭击我的游戏。去放鹅，成了我的噩梦，常常浑身青一块、紫一块回家。妈妈骂我没出息，连几只鹅都奈何不得。爸爸说：鹅公多鹅婆太少，分不过来，鹅公闲着没事，就会生事。

　　谢天谢地，等母鹅生了一堆鹅蛋，孵出一窝鹅仔后，那三只公鹅被宰掉了。鹅特别强悍，四只鹅在家门口，碰到生人就会高声地呵斥，比看家狗还管用。因此宰鹅比宰鸡宰鸭难多了，两个成年人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杀掉一只鹅，如果手脚不利落，被割了脖子的鹅还能在地上飞奔，如此大不吉利。宰鹅时很残忍，尽管它们袭击过我，我看着它们被宰却并没有复仇的快感，而是很伤心，觉得有种伴我许久的宝贝丢了似的。爸爸宰鹅前，照例要说一声：“莫怪我心狠，谁叫你生出来就是人口中的一坨肉呢？来世投胎做人。” 公鹅被宰，孤独的母鹅，因为有了一群小鹅仔，变得温顺起来，每天无微不至地照顾它的儿女们，似乎已经忘却了与它青梅竹马一同长大的三只公鹅。

　　等我家第二代鹅群成长时，放鹅杆便交给了我的弟弟。有一项更重 70 要的生产任务等着我，妈妈从队上领养了一头水牛。

　　生产队集体出工，年底按工分分粮食。每家可以留几分自留地做菜畦，自留地和公家的田土非常好辨认，庄稼长得很好的，那块地十有八九是自留地。队里的耕牛，承包给各家各户看管，年底一起计算工分。看牛的当然是不能下田干农活的小孩或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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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生产大队的政治格局(1)

生产大队的政治格局

家门口是生产队的晒谷坪，晒谷坪折了一个90度的弯，像木匠的尺子。我家大门正对晒谷坪，晒谷坪旁边是生产队的仓库，一栋两层楼的砖瓦房。

　　在晒谷坪和我家之间，有一道五尺宽的过度地带，按着乡间的习惯，那是属于我家的“经济专属区”。

　　哥哥在上面栽了三株桃树、一株李子树，还有一棵香椿一棵泡桐。香椿长得慢而泡桐长得快，同时栽种，当我离家上大学时，泡桐的直径差不多是香椿的四五倍了，得一个成年人合抱。还有一株苦楝树，生长在泡桐树几尺外的地方，无人栽种，是一只鸟栖在泡桐树上，把嘴里的苦楝树种子撒到地上长成的。泡桐质材疏松，无甚用处，只是树叶阔大，能遮阳引风，白色的泡桐花发出一种浓浓的、似乎有点中药味的馨香。

　　我家房子建好刚两年，生产队便把晒谷坪用高高的围墙圈了起来，名曰保护集体财产，而据我妈说，人家是看不惯我家门前开阔，一定要把我家的堂屋门挡住。高高的围墙挡住了我家三分之二的房子，唯有东端那间房，对着青石板路，还能望见对面的青山和溪流。

　　凡是有人群的地方，便有政治。大队所辖的七个生产队，约有800来人，大队支部几乎是个“家族内阁”。一、二队多姓张，三、四队姓孙的占多数，五、六、七队多姓李，大队干部基本上在这几大姓中搞平衡。

　　大队书记是个有意思的特例，他也姓李，但是外地人，入赘给我们家族的一个姑奶奶做丈夫，相貌堂堂，长着一脸浓密的络腮胡。他的三 70 个舅子，有两个在外面当国家干部或中学老师，家道殷实。他颇知书，回到家里几乎手不释卷，晚上点着油灯看到很晚，姑奶奶说他：一大把年纪了还这样看书，难道你要去考秀才？他看的多是《三侠五义》、《说唐》、《薛仁贵征西》之类的演义，读完了喜欢给小孩子讲。他家在五队，和我一个家族，住得不远，我常常在夏夜跑到他家，做他忠实的听众。在我眼里，他不是个很威风的干部，而是个有学问的长辈。他办事还算公道，因此在大队的社员中很有威望，在我的记忆中，多年来他一直是大队书记。我们大队那个小学校人才辈出，大队的孩子普遍爱读书，我认为和他这样一个有儒雅之气的大队书记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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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节：生产大队的政治格局(2)

　　七个生产队在大队党支部中各有一个代表人物，他们长得都有特征，乡民用简练的语言概括：“一队长子，二队矮子，三队瘸子，四队胖子，五队胡子，六队跛子，七队驼子。”一队那位个子很高，气宇轩昂，分管治保和民兵；二队的是大队会计，个子矮墩墩的；三队的是支部副书记兼大队长，缺了几颗门牙；四队的是个女干部，妇联主任，姓肖，微胖和我妈关系非常好，大约都属于乡野间有见识的农村妇女，彼此很有共同语言；五队的胡子就是那位好读书的大队书记；六队的大约是支部组织委员，我叫贵爷爷，当兵时伤一腿；七队即我所在的生产队，大队支部委员我叫求爷爷，当年的土改积极分子，驼背。

　　中共一改两千年来王权不下县的传统，把统治的触角伸到最基层，用党的组织资源来整合民间力量，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治理办法，我们大队算是一只很典型的“小麻雀”。

　　每个生产队在整个大队的资源分配中，占据怎样的位置，和这个生产队在支委中代表人物的能力关系密切。五队和三队自不用说，他们占据了一、二把手的位置；四队的妇联主任丈夫姓陈，并非大姓，但在区政府当干部，人家得敬她三分；一队的长子能言善辩，二队的矮子能写会算；六队的跛子，虽然没读什么书，但脾气暴躁，而且当过兵，受过伤，他发起火来连大队书记都要让他三分；只有我们七队的驼子，不识字又没有口才，大队“七大常委”议事，他只能唯唯诺诺，因此，我们七队虽然人口多，但常常吃亏，此乃我队一大恨事。

　　大队的政治格局，当时我因为太小，感受并不强烈。但对生产小队的政治运作有痛楚一般的感受。

　　父亲在外面工作，但不是公社、县委的干部，只是一名医生，人家不用太在乎你家，因此在队上，有人总会千方百计地算计我家。

　　队长常常轮换，基本上是当过兵的青壮年担当，但谁能当队长，往往得由本队的大队支委“驼子”求爷爷认可，他虽然在大队“七大常委”中说话不硬气，但在本队，却是一言九鼎的“太上皇”。因此，这个生产队掌权者往往是他那一房的人，或者奉迎他的人。而我母亲性格耿直，有点瞧不起他的专横和没文化，因而如何整治我家几乎成为这位爷爷多年来一道百做不厌的智力题。

　　那时候我家那种结构叫“半边户”，半边城镇户口半边农村户口。队长、记工员、会计都是这位跛子爷爷的亲信，他们结成神圣同盟。比如记工员满爷爷，是跛子爷爷的亲堂兄弟，读过两年私塾，能写几笔毛笔字，他是跛子爷爷的智囊。别人在地里干活时，他牵一头牛站在岸边，拿着记工本指手画脚，而且他的工分标准定得很高，谁触怒了他，从派工，到记工分，分粮食，整个一条龙都能给你穿小鞋。生产队开抽水泵的、保管粮食的，都是和他们关系不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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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生产大队的政治格局(3)

　　年底他们根据各家各户对生产队出力的大小，核定口粮标准。我家劳力少，每年口粮标准是最低的。这还不算什么，每年都得“超支”，也就是说我妈那些工分，还不能抵我家所分的粮食，我父亲必须再掏钱给生产队。

　　我记忆最深的两件事是分红薯和年底会餐。

　　老家是山区，水田少，旱地多，红薯能顶半年粮。分红薯时，总是跟着哥哥、姐姐满山跑，名曰“捡狗屎”，分给我家的红薯数量不多，可是给你分成很多堆，东山一小堆，西山又一小堆，南山还有一小堆。让你为了那点红薯来回奔波，一直到深夜才能全部挑回家。而那些队上的干部或者和干部关系不错的人，分的红薯是离村庄很近的同一块土地里的，且个头大、模样周正， 生产队在年底时会餐，一家出一个成年人带一个小孩参加。但是 70 规定必须是男性。而“半边户”家的成年男人都在外地，女性无资格参加。你有意见，给队长理论“妇女能顶半边天”，没用。人家说这是大多数社员同意的方案。这倒没说假话，大多数社员有点嫉妒男人在外面挣工资的家庭，对这种“英明决策”举双手赞成。这样的少数服从多数，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种群众暴力。有一年，我纠集几个父亲也在外地工作的伙伴，在聚餐前一天晚上，爬墙进了队部，在已经做好的熟肉里面撒了几泡尿。得知第二天几十号人毫无察觉地大快朵颐，心里偷偷地乐了好些日子。后来这件事被一起作案的某位伙伴泄露了，那些吃过那锅肉的人，包括跛子爷爷，并没有找我家麻烦，而是说：童子尿，是补药，吃了点有什么要紧。

　　听我妈说，那时候的生产队长还不算最威风的，毕竟一家一户自己煮饭做菜，你想吃什么队长没法干涉。六十年代初大办公共食堂——敝乡百姓称为“过低标准”，而不说官方所定的“三年自然灾害”，因为灾由老天决定的，那几年老家无水灾也无旱灾，而“标准”的高低是人自己决定的，我由此再一次佩服民间语言的精确。——那时候队长对人最大的惩罚是“饿饭”，中午或晚上不让你吃那可怜的二两米饭，两天下来保证饿得你头晕眼花，在队长面前低声下气。

　　有一次看一本从西方译过来的书，作者说，人的自由度和他所能控制的私有财产成正比。我马上想到了生产队。公共食堂时，你每顿饭都由人控制，当然不可能有什么自由。后来食堂解散，自由度大一些了，可还是集体出工，你的工种是什么，给你记多少工分，年底分你多少口粮，哪块自留地给你，还是由人家决定。

　　我闲来没事常去生产队的仓库玩耍，我们把这个地方称为“公家”。保管员是一个和善的中年妇女，她的丈夫在外地当公社书记，她的大儿子是中学老师，做过我哥哥、姐姐和我的班主任。因为在仓库里每次都能碰见她，于是我认为她就是“公家”。
　　童年时人家问我长大后的志向，我说要当一个保管粮食的“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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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节：地震恐慌和举国大丧(1)

　　地震恐慌和举国大丧

龙年的夏天，少有的炎热干旱。

　　我们这些放牛伢子，除了一条仅仅遮住下体的裤衩外，都光脚、赤膊。太阳把瘦瘦的我晒成非洲黑孩子，脚板踩在发烫的青石板路上，时间长了都失去了感觉，足底全是一层厚厚的茧子。黄昏，太阳落山许久，牛们还不愿意归栏，死乞白赖地赖在小溪里、泥塘里，沉到水中后 好些时候，才冒出头，鼻孔忽忽地往外喷水。人和牲口都很烦躁，只有晚饭后，我脱光衣服，躺到门前浅浅的沟渠里，才觉得有一丝凉快和安宁。西边天地庵水库坝上的大马力抽水机没日没夜地抽水，经过沟渠灌溉着一丘丘渴极了的禾苗。流动的水，是洁净的水，水渠中的我枕一块石头，头露在外面，水从脖子开始，顺着肚皮淌过，轻柔柔的，很是舒服，小鸡鸡处在十分自由放松的状态，在流水的抚摸下，悄悄地起了变化。仰看满天的星斗，它们眨着眼睛看着我，耳边只有流水的声音以及蛙鸣，四野安静得很。偶尔有一声奇怪的呼唤，疑心在唤我，想起爷爷给我讲过的许多鬼故事，鬼勾小孩的魂，唤他的名字，如果一答应，魂儿马上就没了。于是无论怎样也不答应，哪怕真的有熟人喊我的名字。

　　山村的安静有一天被山外传来的恐慌打破了，听说北方很远的地方闹地震，死了很多人。我们那里的人只经历过旱灾、水灾、山洪，等等，没有谁见识过地震。于是这地震越传越可怕，好就在你面前像有一个魔鬼张开血盆大口。有老人说这是地底下的龙不安分了，龙一动身子山就倒下了，地裂开巨大的缝，房屋、牲畜、大人小孩，一下子就被这条龙吃了。我总觉得水库四周山里的大岩洞中间，藏着这样的龙，它要是生气了，就会吃人。

　　70 地震的地方究竟在哪里？连爸爸妈妈和大队书记都没去过，只有我二伯的三儿子运哥知道确切的位置，他刚刚复员回家不久。他在石家庄当兵，我从来没听说过的地方。复员时回到家，我和一群孩子去围观，他穿一身没有帽徽领章的草绿色军装，从一个黄帆布大包里，摸出冰糖，一人发两颗。回家后妈妈听说我和弟弟并没有比别的孩子得到优待，有些生气地说他当兵你爸爸给找了公社武装部长，不然哪去得成？也是两颗糖，真不知道好歹。后来有队上的人问他用的是什么枪，他憨实地说，部队几年，除了新兵连三个月摸过枪外，就一直在当炊事员，喂猪、做饭。去那么远的地方喂三年猪？有人说划不来，也有人说见见世面总是好事。不过对运哥来说最大的收获是，许多人家办喜事，找他去帮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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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地震恐慌和举国大丧(2)

　　地震越说越玄乎，有人说天老爷要来收人了，也有人说干脆把猪宰了，好好地吃几餐肉，不然死了太不合算了。大队干部终于站出来了，开大会告诉社员们，地震并不可怕，而且地震的地方离我们很远。但不能麻痹大意，要学会预防。于是社员之间相互传授了许多地震的土知识：比如井水突然变浑了，畜牲晚上不安分，等等，有些也是被添油加醋，弄得荒诞不经。

　　一天半夜，哨子尖利地吹，这是平时开工用的哨子，掌握在队长的手里。原来当队长的华阿叔，他家的母鸡半夜打鸣，他觉得是地震的前兆，把沉睡的村民全部唤醒。那夜爸爸在四里外的卫生院，哥哥在公社初中寄宿，听到哨声，姐姐自己爬起来了，我和弟弟被妈妈唤醒。我记得妈妈还沉稳地为兄弟俩穿上厚厚的衣服，后来她说听人讲地震后天会变得很冷，所以让我俩多穿衣服有备无患。

　　一家人从屋里出来，往东边的茅屋山走，听说地势高的地方安全一些，地震后龙口里喷出来的水淹不着。全村的人都往那里聚集，大人喊小孩闹，乱成一团。我提着我家的煤油灯，走在前面。觉得后面真有个野兽来追我似的，跑得飞快，将妈妈、姐姐和弟弟抛在后面。当大家都坐在山腰的草坡上歇息时，我还不知疲倦地往山顶上冲，似乎只有山顶才安全。妈妈在后面大声地喊我的名字，喊了好久才让我止住脚步。

　　当然是一场虚惊。天麻麻亮的时候，大家都回家休息，所有的人都在埋怨队长的冒失，说白白地浪费了灯油，耽误了困眼闭（我家乡睡觉的说法），强烈要求队长歇工一天。

　　地震的恐慌刚过，又传来了一则所有人都不敢相信的消息：毛主席逝世了。

　　那是一个黄昏，天气还很热，我们这些小孩还穿着小褂子、短裤在村口玩耍。在公社中学读书的全叔叔回来了，穿一件红色的跨栏背心，挑一担水桶去村外的水井打水，经过村口时，和村口纳凉的申爷爷说了一句：“毛主席死了。” “你莫乱讲，这样的话能随便讲的？”申爷爷一阵惊慌，说道。

　　“不是乱讲，乡里广播里广播了，我们老师也讲了。” “毛主席真的去了吗？他去了，谁来管我们？”申爷爷提出疑问。

　　“全老满，你肯定是乱讲，毛主席怎么能死的？他老人家是万岁，是长生不老的。”一位老奶奶死活不相信。

　　我们听说这话，也不敢相信。回去问妈妈。妈妈说：大概是真的，这样的话没人敢乱讲，除非他不想要吃饭的家伙了。

　　大队的大广播里面终于证实了，毛主席逝世了，最红最红的太阳落山了。在山村孩子的心里，毛主席就是住在北京金銮殿的大救星，就是慈祥得像爷爷一样的毛爹爹，就是挂在堂屋正中间的那张像，下巴有一颗痣，村里的老人说，毛主席就是这颗痣生得好，是菩萨相。我们小孩最先认识的字就是生产队队部墙上用石灰写的几个大字：“毛主席万岁”，我们会唱的第一首歌就是：“东方红，太阳升……”我们村里一个地主婆，用上面有毛主席语录的报纸剪鞋样，被发现后，大队干部说她想把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踩在脚底下。她被抓住游行，斗了个半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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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节：地震恐慌和举国大丧(3)

　　接下来，公社和大队都开始办丧事。大队的灵棚扎在小学校的操坪里，有大人从山上折下来的马尾松，有白花、黑幔和花圈，追悼会上有几个贫农代表声泪俱下地讲述毛主席的恩情，有一个老太太哭着哭着就晕了过去。

　　70 接下来大队开始部署基干民兵荷枪实弹站岗放哨，对地主、富农等“四类分子”严加看管。走亲戚基本停止了，如果因孩子降世确实需要外出的，必须凭大队部开具的路条。由于我爷爷所住的老屋走廊是交通要道，民兵在这里设卡盘问过路人。有一个挑担子的中年人被挡住，没有路条，不让他过，他讲自己的成分是贫农，是哪个公社哪个大队的社员，叫什么名字，去哪里干什么。没人敢相信，先扣留，派一个后生跑到他所说的大队核实无误后，才开具已盘查的证明放行。

　　生产队保管员的二儿子，一个字写得不错的叔叔，在每家堂屋门的上方，用白粉刷白，画一个长方形的黑框，框框里用墨写几个宋体字：“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前些年我回老家，许多家门口这些字还在，也算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了。

　　在那个要布票的年代，那一年黑纱的供应好像不受限制。根据家里的人口，除“四类分子”和没有上学的小孩外，其他每人一个黑袖章，一朵白花。我和弟弟没有上学，所以不发给黑箍箍，心里很不高兴，觉得自己受到了歧视，缠着妈妈要黑箍箍。妈妈没办法，只好从家里拿出黑布，给我们两人做了两个黑袖章，我根本意识不到什么悲痛，只是觉得人家有我也得有，有了和上学孩子一样的待遇，便觉得虚荣心得到了满足，而且那些日子有热闹可看。

　　上学的哥哥和姐姐回来后说，毛主席逝世后，他们最不习惯的是，每节课上课前，老师都要他们站立、低头，默哀三分钟，天天如此，厌烦了。妈妈告诫他们，这话只能在家里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