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叙事范本]-《进城走了十八年》 作者：十年砍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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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节：英明领袖一举粉碎“四人帮”

　　英明领袖一举粉碎“四人帮”

又是一个深夜，已是秋天，天气比夏夜凉多了。我们又被队长吹哨子吵醒，告诉有重要事情。妈妈起来点亮煤油灯，我也睡不着，非得跟着她出门看热闹。

　　这次不是闹地震这样的恐慌消息，而是一道大喜讯。队长带领几个人在我家屋后面，挨着生产队烤烟房的空地上，敲锣打鼓，说是刚跟着大队干部，连夜从公社接来了宝像，让社员同志们请到家里，马上贴到墙上。

　　每家都是两张宝像，一张宝像我认识，胖胖的头像，梳着大奔头，嘴下面有一颗痣，这是刚刚逝世的毛主席；另一张宝像，理着平头，看起来非常年轻，同样天庭饱满，同样双目炯炯。

　　妈妈告诉我：这个人是华主席。

　　我问华主席是谁？ 妈妈说毛主席死了，华主席来接脚的。

　　我打破砂锅问到底，什么叫“接脚”？ 妈妈有些恼怒地说：原来毛主席当家，现在他老人家不在了，就让华主席当家，接着毛主席来管我们。

　　原来如此，但我还是似懂非懂。从来没见过毛主席和华主席，他们怎么能管我呢？又不像我妈那样每天早晨拿着搅拌猪食的木棍，站在床前催我起来去放牛。

　　宝像回家不过夜，妈妈把堂屋正面原来贴祖宗神位的地方，用扫帚扫干净，熬一小锅稻米糊糊，恭恭敬敬地把两张宝像贴上去。从此每天经过堂屋，就看到两个人四只眼睛盯着我，似乎在问我，今天做没做坏事？ 70 过了些日子，哥哥和姐姐放学回家，高兴地说，这几天又不用上课了，去学校演戏，游行。那些日子，每逢大事，学校就停课参加政治宣传活动。

　　听上初中的哥哥说，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

　　“四人帮”是四个人，三个男的一个女的，简称王张江姚。什么叫粉碎？哥哥说用铁锤敲一个土坷垃，一敲就碎。什么叫“一举”？哥哥说就是举起拳头。华主席一个人伸出拳头，就把四个人打得粉碎，好厉害哟！那段时间，华主席在我心目中的印象，不是什么领导人，而是武林高手。

　　有热闹看，我当然不会放过。在家我还埋怨那一年妈妈为什么不送我上学，本来秋季开学时我缠着她要去报名，后来小学里的老师说，五岁，太小了，再等一年。

　　哥哥已去公社的初中，姐姐还在小学校。小学校离我家两里地，姐姐哥哥们带弟弟妹妹上小学校，是当时很正常的场景。小学校刚修建后，哥哥在这里读了五年小学，那时还没有课桌，一块木板用砖头架起来，每人从家里搬来小凳子，高高低低地坐在一起。

　　等到打倒“四人帮”时，学校已经有了统一制作的桌椅。我家山区多树木，大队又有好些木匠，就地取材没什么难的。老实说，直到我前些年做记者去西部某些省区采访时，看到一些乡村学校还不如我记忆中家乡的小学校。

　　学生们在操场上先是开会，然后呼口号，什么“打倒‘四人帮’，人民喜洋洋”，“打倒害人精，人民得翻身”之类。开完会就游行，游行扛着红旗，绕七个生产队的居民点转一圈，一路上小学生呼口号，背毛主席语录，什么“排除万难，不怕牺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再唱歌，“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部带了头，群众有劲头”之类。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高年级学生，举着标语和画像，那画像是学校老师画的王、张、江、姚的头像，有的是大板牙，有的是秃头，有的像老巫婆。

　　我记得很清楚的一幕，游行队伍到了一个村庄，一个老头指着江青的漫画说：真是怪事，长得这样丑的女人，毛主席也不嫌弃，娶了做婆娘。给我我都不要。
　　游行庆祝完了以后，学校开始排戏。每个班都在演打倒“四人帮”，那些不听话的调皮捣蛋鬼，被老师说成是“四人帮”一类的人物，演戏时站到讲台前面，面对全体同学，分别饰演王、张、江、姚，弓着背，下面的学生装革命群众，控诉完了，一起振臂高呼：打倒！ 打倒“四人帮”的戏演完后，学校老师排演《园丁之歌》，说的是一个后进生不听话，贪玩，后来在老师的教导下发奋学习的故事。这个戏有情节，难度比较大，非小学生能胜任的，学校的几位民办教师亲自涂抹油彩上场。大队书记的儿子，我叫斌叔叔的，刚代课半年，长着一张娃娃脸，他饰演那个不听话的刺头学生，拆了算盘珠子，做玩具火车的轮子，我的亲婶娘，嫁给我在县城工作的叔叔好几年了，也是民办教师，演一位苦口婆心的教师。

　　那两年，孩子们跳橡皮筋的歌谣都改了，改成：“回到家，推开门，一举打倒王洪文……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一举打倒姚文元。”我当时疑惑非常，为什么捡到一分钱，就能打倒姚文元？至今我都不明白这些歌谣究竟是何人编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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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节：读书比放牛好玩(1)


　　70 第二章 小学记玩

　　读书比放牛好玩

毛主席死了，英明领袖一举粉碎“四人帮”，虽然热闹了一阵子，但山村马上恢复了平静。生产队的人照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缓缓地流淌着，冬天过了，春天来了，满山盛开着火焰一样的杜鹃花，而梯田里，绽放的是金灿灿的油菜花。我又大了一岁，满六岁，吃七岁饭，该上学了。

　　上学前，发生了一件趣事，让我结识了后来同学十一年的一位女孩，我俩于同一年考上大学。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看官，青梅竹马的两人之间，并没有那种美妙的故事。

　　1977年的初夏，早稻插下了一个月，禾苗正在喝着水，没日没夜地滋长着。农民有了一段时间的空闲，我们大队开始修马路。所谓马路，就是从大队辖区的最北面的一条碎石公路，接一条毛马路到我们的大队部，整条路不到3华里，但在乡民看来，这是一项大工程，几乎所有的男女劳动力都上阵。

　　一天，当赤脚医生的妈妈，带着她刚收为学徒的本家叔叔，出去采草药。这位本家叔叔是大队书记的内侄，他父亲在县委办公室当一名小官。当时公社和大队里如民办教师、赤脚医生、电影放映员等工种，除非一些特别突出的人外，大多由有来头的人把持。

　　我缠着妈妈，和她一起出门，但采药要进森林中间，山高路陡，带着一个小孩很不方便。经过四队时，看到村落旁边，一帮人正在热火朝天地修马路，一个大队的人，都认识我妈，人人站起来招呼着。我妈决定将我这个小尾巴留在工地上，等她采完草药，回来时再带我归家，我答应了，觉得看修路更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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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节：读书比放牛好玩(2)

　　70 就在我自顾自玩着的时候，从工地旁一栋房子里冲出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小妹子，一手拿着一根高粱秸秆，一手叉腰，喝道：“哪来的娃娃，来我们这里耍。”我一看丫头很不友好的样子，也不甘示弱地回敬：“随便我是哪个，要你管？” 她不依不饶，说如果不报上名来，就不让我待在这里，大凡小孩在自己的屋面前，胆子会大许多。我是吃软不吃硬的人，立马污言秽语地骂将起来。对看牛伢子来说，说脏话骂人，简直就是一项童子功，把牛放在山间，闲来无事大伙就一起交流骂人的技巧，大孩子教小伢子，薪火相传，推陈出新，而且对着山路上走来的陌生女孩子演习。因此我的嘴，就像拧开龙头的自来水管一样，什么“婊赖娘、骚货、娼妇”之类的词哗哗地流出来。和我这样的男孩子比骂人，这小妹子自然不是对手，看到自己落了下风，对村里大叫：“腊满，腊满，来了个野伢子欺负我，快来帮忙。” 听到召唤，从屋后面窜出一个男孩，长得比我壮实，身后跟一条伸着红红舌头的大黄狗，准备唤狗咬我。我已经就地捡起一块石头在手，作为自卫工具，和他俩对垒。仗还没打起来，我妈采完药回来了，看到我和人剑拔弩张，忙把我扯开，厉声呵斥我不省心，带到哪里都和人打架。

　　妹子的妈妈也赶来了，她就是大队“七常委”之一的妇联主任肖阿姨，和我妈关系很好，两人寒暄之余，各自教导自己的娃儿。我因此也认识了这女孩，她叫陈桃红，上中学后嫌自己的名字土，改成一个单名，但至今我还是叫她“桃红”，似乎时光还停留在童蒙时代。她是家里的满女，上面有三个哥哥。

　　1977年9月，我渴盼已久上学的日子，终于等到了。我喜欢上学是因为跟着哥哥、姐姐去学校，总能看演戏、游行的热闹，那儿小孩子多，比待在小村落好玩多了。在此之前，哥哥对我实行紧急培训，告诉我握铅笔的姿势，学会写自己的名字。

　　那天早晨，我穿了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蓝衣服，平时的赤脚上也穿上一双单布鞋，和比我大半岁的堂姐雀妹子、本家叔叔良华，一起去小学校。我们三人经过村落后面两山之间垭口处的水塘，走一段下坡路，再经过一条冲里的大水塘，走段上坡路，就到了两棵大樟树下的小学校。我记得当时的学费是两块五毛，书包不是我艳羡十分的哥哥所背的那种的书包盖上印着红彤彤的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黄色帆布，而是妈妈用一块黄布缝起来的土制书包。

　　班主任老师是我的亲婶娘，再加上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因此我对学校没一点陌生感，那些来自其他生产队的同学们，好像认识很久似的，一起放牛砍柴好些年了。在约三十个同学中，我发现了几个月前差点打我一顿的陈桃红和腊满，告诉良华说这两人欺负过我，便走到桃红面前，威胁她，她也认出了我，离开她家门口，她的底气不足，哇哇地哭了起来。闻声我的婶娘陈老师走过来，她对我在家的混账霸道清楚得很，便让我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再说了一通同学之间要相互友爱，你们已经不是放牛伢、放牛妹之类的大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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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节：读书比放牛好玩(3)

　　教室讲台的上方，和家里堂屋正中间一样，贴着毛主席、华主席的宝像，我的个子最矮，编在第一排，陈桃红同学就坐在我后面，真乃不是冤家不碰头。第一天的课程是：老师教我们认清男、女厕所。她把我们叫到校舍后面的公共厕所边，指着这边说，上面写着的是“男厕所”，伢子家屙屎撒尿进这里面，妹子家去那边的女厕所，千万不要搞混了，大家已经是小学生了，不能随地撒尿。——此番叮嘱很有必要，在此之前我等哪有这样的意识，山野之外，要方便时根本不考虑身边是否有人。

　　人生识字便知男女之别，搞了那么多年的反封建教育，但这一点上毫无改变。

　　语文、数学课本各一，两本作业本，两支铅笔一块橡皮，如此而已，小学五年。除了三年级多了自然外，课程一直就很简单，体育课教师把大家叫到山上爬山，音乐课教几首《火车向着韶山跑》之类的歌曲，劳动课就是农忙时放几天假回家帮大人割稻子。每天只上四节课，早晨和下午都得放牛或砍柴。现在教育“减负”喊得震天响，但没法落实，学校减了，家长还得请家庭教师加码。而我觉得自己的小学教育， 70 是真正的减负，从来没感觉到读书的苦处。相反因为农活的劳累，总希望在学校待的时间更长一些。

　　第一次捧着散发油墨香味的课本，我有一种神圣感，隐隐约约觉得自己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每一个字都想一下子记在脑袋里面。

　　那时候我们小学校的教师，多只是些有初中文凭的民办教师，从县高中毕业回乡已经相当了不起了。教学方式很简单，就是让学生背课文，特别是语文课。对汉语拼音老师也是现学现卖，授课全部用当地方言，现在回想起来，老师拉长声音，用方言教拼音，确实有些滑稽。直到上大学，我才第一次生活在一个用普通话交流的环境中。朗读课文，还如鲁迅先生描绘私塾那般，摇头晃脑，拖长声音。

　　从一年级开始，我和陈桃红同学就成了一对你追我赶的对手，期末考试不是我第一，就是她第一，这种难分伯仲的竞争，延续了十一年。

　　如此，学语文倒不需要什么窍门，就是从第一个字背到最后一个字。一篇新课文，老师看着课文，听你准确无误地背完后，就用红墨水笔在上面打一个大大的“背”字，过了些日子，又来抽查，让你将以前背过的课文再背一次，如此温故而知新，一学期下来，一本书全部吃进去了，这个学生就合格了。

　　我从来不觉得背课文吃力，倒觉得十分有趣，比看牛有趣多了，尤其和陈桃红比赛，看谁将新课文先背熟，赢了她便有一种得胜的自豪。

　　我们读的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语文，刚刚经历毛主席逝世、“四人帮”被打倒的巨变，课文还来不及更换，再说当时还坚持“两个凡是”呢。课本只有正式课文前的几页图片，体现了一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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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节：读书比放牛好玩(4)

　　第一页、第二页分别是毛主席、华主席的彩色头像。从第一页读到第五页，依次是：“毛主席，华主席，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然后再往后面就是拼音，课文。

　　有几篇课文我印象很深，一篇是《文化大革命好》，旁有插图，一个健壮的老农，捏紧拳头，做愤怒状，环绕他有几个小学生。课文开头如此：“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毛主席亲自来领导……”一篇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说什么“我的姐姐叫志华，上山下乡戴红花”，插图是一个满脸笑容，胸戴红花的俊俏姑娘，总觉得她和住在我家里的知青小飞姐姐，太不一样了。还有一篇叫《赤脚医生好阿姨》，插图为一个背着药箱行走在田间的女性，觉得她穿得好阔气，我妈妈也是赤脚医生，可远不如她。

　　现在再回过头来概括，我上学的语文教育，无非四个字，两大主题，教育小孩子们“感恩”、“记仇”。感恩则是要感毛主席、华主席和党的恩，如有一课叫《吃水不忘挖井人》。记仇则是要记住阶级敌人和修正主义的深仇大恨，我的第一学期第十课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插图是一个夜晚，生产队的牛圈里，一个鬼鬼祟祟的地主在投毒。

　　到第二学期，我们的语文课则更加跟上形势了，开始有“抓纲治国”的内容，而且有一课是给我们描绘伟大的社会主义的远大前程：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什么叫“四个现代化”，老师说就是想什么就有什么，我们一帮孩子便在一起憧憬着四个现代化，似乎那就是天堂，盼望着2000年快点到来，那时候觉得2000年是何等的遥远。第二学期语文课的一张彩图，印的是在一个大书房里，毛主席向华主席交代什么，下面几个大字：“你办事，我放心。”很多年后读历史，才知道我们的老祖宗经常上演这一幕，拿先帝的遗诏说事。课本里还有一首当时最高领导人的诗：先进更先进，后进赶先进；革命加拼命，无往而不胜。回去背给爸爸听，爸爸早就知道这首诗，不以为然地说了句：这叫什么诗呀？革命就革命，还要加上么子拼命，比起毛主席的诗差远了，他老人家“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多有气势。说完后照例叮嘱我，此话莫到外面乱讲。

　　我们那代人，接受的就是这样的启蒙教育，难道不是喝狼奶长大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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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节：两位民办老师的命运(1)

70 两位民办老师的命运 1978年开春，我的一年级第二学期开学。学校突然走了两位年轻的老师，他们都是高中毕业后来学校教书的，在全校的几位老师中，算是较有学识的骨干。

　　这两位老师都是大队干部的儿子。一个我叫斌叔叔，大队书记的长子，另一位姓陈的老师，是妇联主任的长子，也就是我的同学桃红的大哥。

　　斌叔叔教过我两个月的数学，他眉目清秀，长了一张喜庆的娃娃脸，不像退伍回家的校长张老师那样，动不动就体罚学生，命令学生跪在他专门准备的碎瓦片上，他总是笑呵呵的，无论学生怎样顽皮或笨拙，他好像从来不会生气一样，耐心地给我们讲解。

　　就在我学会个位数的加减法后，1977年冬天，斌叔叔当兵走了。当兵，是山村青年很重要的出路，每年征兵竞争那是相当的激烈，斌叔叔既有父亲当大队书记的近水楼台之便，又是高中毕业，顺利地应征入伍。

　　就在斌叔叔去广西一个部队当兵的时候，陈老师每晚挑灯夜读，准备高考。我上学后不久，“又可以进城赶考”的消息传来了，大队的几位高中毕业生眼前一亮，似乎看到了某种希望。陈老师是三年级的班主任，那些日子，他连两里之外的家都不回去，住在学校里，晚饭就是白菜就挂面，除了教课，就是复习。

　　1977年底，佳音传来，陈老师考上了武汉一所大学，成为我们大队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个大学生，而且是本科生，这是全大队的一件喜事。陈老师的上大学，很具有示范效应，读书不要钱，吃了国家粮，毕业当干部，这在乡民的心中是何等具有诱惑力呀。重视孩子读书的风气，好像一夜之间又回到了我们大队那几个村落，从此，彼此之间比学习成绩，成了一茬茬孩子不变的话题。而我，因为在家里干农活，手脚笨，且想方设法偷懒，很不受妈妈的喜爱，只有读书，因为成绩好得到老师的喜爱和同学的羡慕，才能找到一种心理平衡。每当我想方设法逃避农活，妈妈扯着嗓子骂我，或者干脆抓住我，啪啪啪地“炼铁”时，洪奇的祖母、也是那位被公社关黑屋子的定叔叔的母亲桃奶奶一旦碰上，就要劝我妈：懒人有懒八字，他不想干农活，说明这伢有不干农活也有饭吃的命，莫要打他骂他。

　　陈老师去上大学，仅仅是我们大队的子弟大走考运的开始，从此，大队几乎每年都有喜报，子弟不是在本地考上大学，就是在部队考上院校。本大队的子弟好学善考不仅在本公社，在本县也小有名气。有人说我们那个小学校风水很好，而公社驻地的大队，有老人说我们大队从公社接通了一条毛马路，把考运接走了。六年后，陈老师的弟弟，也就是桃红的三哥，创造了一个奇迹。

　　到了1979年春天，去当兵了的斌叔叔突然又成了大家议论的热点人物。中国和南方邻国，打了一场局部战争，而斌叔叔所在的部队驻在广西桂林，正是出国作战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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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节：两位民办老师的命运(2)

　　我哥哥上学时，抗美援越喊得正响，所谓中国广阔的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大后方，越南游击队抗击美国鬼子的故事编进课本，绘成连环画。一夜之间，老师就告诉我们，这小越南是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黄眼仔——敝乡一种犹如北方白眼狼的说法。我那时是个超级小愤青，小小的胸膛中，怒火燃烧着，恨不得自己有一把机枪，赶到南方“突突突”向越南鬼子开火，越南人在我的眼里，就是十恶不赦的坏蛋。恰好，我哥哥有一本彩色的连环画，内容就是英勇的越南军民，如何把美国鬼子打得鬼哭狼嚎。我找出这本图书，将它扯碎，扔进了房间角落里的小便桶中。

　　我义愤填膺的爱国行动，却换来了哥哥的一顿饱揍，因为他对那本连环画视若珍宝。挨打后的我，硬着嘴和他讲大道理，说越南人那样 70 坏，这图书里面还说他们是好人，是英雄，胡说八道。我哥哥说：管他好人坏人，反正这是我花钱买来的。

　　我们大队当兵复员回来的人居多，好几位还在广州军区的41军、42军服役过，那些日子，他们神气得不得了，似乎自己也参加了战争，小年轻三三两两找他们聊天，其实他们那点军事知识，也是现学现卖。战争，似乎给乡村青年打下一针吗啡，封闭得太久，无聊得太久，远方的战火能让乡民们隐隐有些快乐。我们生产队有位在惠州当过兵的叔叔，他添油加醋地对大家说起许世友视察他们部队，当场表演百步穿杨的枪法。他满自信地说：哼，有武艺高强的许司令挂帅，打小小的越南那不是手到擒来？连没读过书的我爷爷也说，听人讲那小越南比我们湖南省大不了多少，一个省和一个国打仗，不是找死呀？ 而对斌叔叔的父母来说，这场战争不像看大戏、说评书那样轻松了，他们的儿子参战了，生死未卜，两人在家长吁短叹。

　　战争结束了，噩耗传来，斌叔叔没能从战场上回来，部队将其列入失踪人员名单，大家说，多半是战死了，可怜的人，连尸首都没找到。他的妈妈，每天在家以泪洗面，大骂自己的丈夫，为什么让儿子去当兵，当大队书记的父亲强忍着悲痛，劝解妻子。承平日久，当兵都要开后门，哪想到一当兵就碰上打仗？ 大约一年后，就在全大队的人以为斌叔叔成了异国他乡的孤魂野鬼时，消息传来，他还活着！成了越南人的俘虏，两国交换俘虏被遣返回国，一只耳朵在战俘营里被打聋。面对死里逃生的儿子，他妈妈连声说祖宗有阴德。复员回乡后，斌叔叔变得沉默寡言，不愿意跟人提起那场战争，诉说自己的经历。因为他成了残疾军人，更因为他的舅舅在县里当了一个管用的官，所以他被安排到县工商银行工作，也算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了。
　　上大学的陈老师，我有近三十年没见过了，而上次见斌叔叔，也在二十多年前。他们在我的记忆中，一个还是穿着军便装，高高的样子，一个还是圆乎乎的脸，满脸笑容。早已人到中年的两位老师，不知过得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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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节：日渐式微的阶级斗争(1)

日渐式微的阶级斗争

政治气候有些变化，这连闭塞山村中的乡民也闻出来了。

　　在邻近公社卫生院当院长的父亲，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多了，大约他当时已厌倦了所谓的“仕途”，人到中年的他，觉得孩子们的成长更加重要。

　　他回家我最为高兴，在四个孩子中他最疼爱我，我的蛮不讲理，我的奇思怪想在妈妈那里是最头痛的毛病，因此她更喜欢乖巧的弟弟，但这些毛病在父亲眼中却是男孩子的长处。父亲和母亲三天两头吵架，因为贫穷，因为孩子多，也因为个性不合。两人在对待孩子上也似乎有意唱对台戏，母亲越喜欢弟弟，父亲就故意对弟弟不搭理，而父亲越喜欢我，我越能在母亲那里得到相反的待遇。

　　爸爸回家后，我不但能得到更多的关爱，家里的伙食也会有所改善，而且作为看报听广播、关心国家大事的公家人，爸爸能带回许多山村里所不了解的信息。

　　有一天爸爸喝酒时说了一句：“邓大人出来了。”邓大人是谁？妈妈说是一个，1975年的反邓的翻案风，我已经没有记忆，但哥哥他们在学校里很忙乎。我哥哥曾拿回一张画，画上有很多夸张的人头，哥哥告诉我，那是“漫画”，丑化人的。他曾指出来告诉我哪个是刘少奇，哪个是邓小平。多年后我才知道，那张画多半是“文革”时流传甚广的“百丑图”。——一大帮开国元勋竟然被丑化成那个样子，真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过了大半年，爸爸回来说，看来华主席的江山坐不稳，因为他看到报纸刊登了一个工程师写的信，竟然说“革命加拼命，无往而不胜” 70 的提法不恰当，应当是“革命加科学”。那些日子，“臭老九”一天天香了起来。爸爸说在毛主席当家的日子，哪个敢对最高指示提出不同意见，那绝对是现行反革命，现在不但有老九敢对最高领导人的诗提出意见，而且报纸还登出来，这就是个信号。

　　爸爸佩服邓小平，我叔叔对他则有些不满，这是由于两弟兄在文革中的处境不同而决定的。当年在县中医院当院长的爸爸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卫生系统的造反派勒令在小屋子里反省检查，家中的大柜子被贴了封条。我叔叔的性格和老实本分的我爸正相反，他成了商贸系统的造反派头头，听说了自己亲哥哥的遭遇，火冒三丈，带领一帮仓库装卸工人来救人，卫生系统的造反人士哪是仓库装卸工人的对手，仗没打起来就乖乖地放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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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节：日渐式微的阶级斗争(2)

　　政治气候变化的另一个迹象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阶级斗争越来越没人提起了。我们大队在新政权成立前地主只有一家，富农有五六家。所谓阶级斗争基本上是随时揪出看不顺眼的“坏人”，开大会批斗，那个年代农民的娱乐生活极少，老戏班子散了，场也不让赶了，参加批斗大会成为一种消遣的乐子。

　　我记忆中只见过一次批斗大会，那是1978年上半年，我快升二年级了。大队干部说二队有一个姓黄的中年人偷队里的粮食，把他抓到小学校的操坪里，搭了一个高台子，让他跪在上面，手反剪捆起来。旁边两个基干民兵步枪上了刀刺，系着武装带，威风凛凛地站立，其中一人是我的堂哥。

　　有人上前扇他的耳光，让他承认偷粮食，他昂着头，就是不答应，然后更多的人上去抓他的头发，用脚踢他。他的儿子和我同班，他的女儿和我姐姐同班。我印象极为深刻的是，他的妻子和女儿哭哭啼啼在旁边劝他：你就招认了吧。

　　年岁稍大，我才知道这种“阶级斗争”的背景，他所在的二队大多数姓张，几户姓黄的是外地人，当年给地主的庄园当佃户来此落脚。因此很受张家的欺负，而这个黄姓汉子，人又强项，根本不愿意低声忍气认输，所以容易成为斗争对象。两年后，这个生产队又一个姓黄的汉子被干部认定偷粮食，此人父亲早亡，有一个母亲和两个成年的弟弟，因家境太穷，兄弟三人只有他娶亲，生了一女，自然他是这家的顶梁柱。批斗他时他坚决不承认偷粮食，被折磨一天后，晚上投河自杀。他家在本大队无钱无势，因而没人把这次非正常死亡当回事。哪知道他家原住之地，另一个公社的某大队，黄家在那里是大族，有一人在省城当干部，人命案出来了，那个家族当然不干，诉于省城的子弟，然后上峰关注，下面的惊恐可想而知。最后的结果是找了一个替罪羊，这个生产队当时的队长姓肖，也是本大队的小姓，被判了几年徒刑。

　　我们大队唯一的地主出在我们李家。这位地主按辈分我得叫他老爷爷，和我曾祖父一辈，他字仁愚，乡间称仁愚先生。我高中时读《李氏四修家谱》，对他的评价是相当的高。说他过目成诵，10岁时，被我族老人誉为“吾族千里驹”。14岁参加科考成为生员，不久民国肇始，他又加入国民党，后来成为老邵阳县的一个区长。民国时代的邵阳县有近200万人，为全国最大的一个县，后来分为三个半县（邵阳、邵东、隆回和新邵一部分），因此当时的一个区所辖地盘差不多相当于后来的半个县。

　　我爷爷对我说过很多关于仁愚先生的故事，在我爷爷的嘴里，这个地主知书达理、仁慈大度，和我读的课本里那位因偷辣椒掐死小英雄刘文学的地主大大的不同。我爷爷说，他和我大伯长期给这位仁愚先生抬轿子，仁愚先生大多时间是步行，让我爷爷和大伯抬一顶空轿，只有通过村庄时，为了摆谱才坐进轿子。到了某处，主人招待吃饭，事先仁愚先生会对我爷爷说：你是轿夫，要多吃肉和饭，没人笑话，而我不同，不能随便吃喝。然后对主人说，我的轿夫非常辛苦，我无所谓，轿夫是吃力气饭的，一定要好好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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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节：日渐式微的阶级斗争(3)

　　民国播迁至台，他一大家子，没能跟着去——估计级别也不够。但他在家非常自得，说我了解共产党的政策，我怎么说也是个开明绅士，而且他自认为自己做过一件善事，对新政权有功。大约是1950年初，湖南已经底定，但我乡土匪居于山寨，不服王化，大军西进剿匪。当时我家所在的村落，是一股土匪的大本营，某日有两个叫化子前来乞讨，说 70 的是北方话，被土匪抓住，说这是共军间谍，挖了坑准备活埋。仁愚先生知道后，前来劝解，说这两年北方战火延绵，很多人都来南方乞讨，两个叫化子，难为人家干什么，如此便被释放。——后来才知道，这两人还真是南下干部。

　　新政权成立后，开始仁愚先生并没有受到冲击，后来因为朝鲜战火又起，蒋介石一心借机反攻大陆，国内政治气氛陡然紧张，害怕这些人和蒋里应外合。更为具体的原因是，我们的邻村观音桥，和我们村长期争斗，换朝以前，因为我村有仁愚先生，他们每次都败落。新政权成立后，总算扬眉吐气了，他们派遣贫农代表去区上，诉说仁愚先生如何反动，于是区土改工作队队长命令将仁愚先生枪毙——当时杀人程序极其简单。

　　我的大伯，即仁愚先生的轿夫之一，“阶级觉悟”不高，纠集了我村几个人，去县城哭诉，要救老爷一命。听我爷爷说，他们到县城找到了仁愚先生当年从土匪手下救下来的地下党员，他们两人开具证明，等我大伯拿着证明回家时，枪已响，仁愚先生被新政权正法了。——我现在再思索我爷爷说的这段故事，觉得应当是他们演绎，或者是那些被救的地下党员故意迟了这一步。

　　仁愚先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小名“南天使”，我小时候和大多数孩子一样都叫他的小名，而我的爷爷和父亲一定我叫他“南爷爷”。新政权刚刚入主湖南时，南爷爷正在长沙城的省立中学念高中，洪流滚滚，他也看清了大势，便报名参加了大军，还伪造了一份履历。那时候大军中高中文化的凤毛麟角，他不久随大军入朝鲜，然后再回国，已经做到了营教导员。因为担心久疏音讯的家庭，他写了一封信给家乡的政府，说他已经是革命军人了，父母应当享受军属待遇。

　　力主枪毙他父亲的观音桥村人知道后，立即以贫下中农的名义给他所在部队去信，说他父亲是被政府镇压的国民党伪区长，血债累累。这一下南爷爷就完了，因欺骗组织混进革命队伍等罪名投入监狱，又发了疟疾，幸运的是捡了一条命，被遣送回乡接受贫下中农监管。但说实话，回乡后，他并没有吃太多的亏，大队书记是他们的亲戚，一般的乡人对仁愚先生很是尊重，只是因为政治风气，表面上他必须夹着尾巴做人。
　　在长沙读过高中的“南天使”，比一般乡民更能感觉到政治气候的变化。他的小儿子华老满和我姐姐初中一个班，据说不爱读书，那时候初一的《语文》有一篇课文是毛主席的《浣溪沙》，开头是：“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而这位华老满被老师叫出来背这篇课文时，他念成“长夜困觉脚朝天，百年魔怪变神仙”。屡教不改。姐姐当成笑话回家讲了，爸爸听后沉吟片刻说：他哪背不了这首诗，这一定是他爷老子教的，故意这样背，讽刺毛主席。——当时，纪念堂已经盖好，我读的语文课本里有一篇专门介绍纪念堂，里面说到华主席题写的六个金灿灿的大字：“毛主席纪念堂”，而我读中学的哥哥和姐姐，教科书中有一篇课文是《我爱韶山的红杜鹃》。

　　不久地主摘帽了，摘帽后的“南天使”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话一下就多了起来。我姐姐说，她和我们大队读初中的同学一起从公社回来，几次被正在给稻田车水的“南天使”挡住，考问他们，诸如“勾股定理”、“一元二次方程式”之类的东西。

　　我读小学四年级的那年，“南天使”死了。我放学回家时正要经过他家。他的丧事是我记事起第一次请了道士做法事的，堂屋里挂满了类似藏族唐卡的画轴，当地叫“宫灯”，画着佛像和十二阎罗，宣扬因果报应。放学后，我进去徜徉了一阵子，第一次思考：这世上，真的有鬼神和来世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