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与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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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与纪实

李元

[size=+2]在摄影里谈论纪实似乎是多此一举的行为。但是在中国摄影的发展里，“纪实”这两个字的运用却带来了很多似是而非的误解。这是历史的遗迹，也是文化观念所形成的出入。特别是当“纪实” 这两个字被绑架，应用为documentary photography （它的直译应该是文献摄影）的翻译以后，所造成的影响，几乎只能用“后遗症”来形容了。这也许不是当时翻译者所想象得到的。

从摄影的发明开始，摄影的纪实性就被众所认识。但是对于这一项没有先例的新发明媒体来说，从其他媒体（特别是绘画）来找寻启发，似乎也无可厚非。这个情况就好比小孩出生以后，他早期的成长会受到父母和老师这些前一辈人的影响一样。但是在他成人以后却会有自己的个性和独立的前途发展了。在摄影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前世纪的三十年代以后，由于器材的进步和简化以及广泛的应用，它有别于绘画而所具有独立个性就变得非常明显。摄影虽然可以作为用科技来绘画的工具，但是它的纪实性却成了所谓straight photography 的特性。straight photography 直译为直接摄影，也就是说它是在没有修改和没有摆布下“直截了当（straight）”拍摄的摄影术。把它应用在对于人文社会里，特别在文献记录上，这样照片的可信性带来了新闻（甚至法律）上的价值。如果说这样拍出来的照片是纪实摄影，直接摄影纪实性的应用和发挥却不只是局限在这一类题材里。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对于“真实的力量”感到“振奋”，“在记录真人真事场景的努力中，升华影响的价值”。这是直接摄影之赐。如果把它的这份应用和价值局限在文献摄影里，那就太狭窄了，也影响到摄影整体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是把“纪实”这两个字被绑架到文献摄影里的后遗症之一。

在摄影的初期，为了模仿绘画而利用摆布和后期制作所带来所谓“画意”，形成了一股潮流。但是当“人们逐渐从曾经的‘假大空’，‘红光亮’的影像形态中走出来，把镜头对准真实的生活和情感”时，以大自然为题材的摄影，不论在拍摄上还是在观赏上，在一部分的心目中，却逃不出“画意”的包袱。尽管说在大自然里充满着“朴素无华、灵动多样、耐人寻味、永不重复的瞬间之实，凝固之美、丰厚之情”，但是这些足以“唤起摄影人的关注与思索”的观察、考虑和欣赏却被一些人误认为拍摄人文社会题材时的专有。如果说当前“人们被太多的美丽所包围…. 看到太多的美丽在重复”，那只能怪摄影者和观赏者把“美丽”看得太狭窄了。把大自然里“朴素无华、灵动多样、耐人寻味、永不重复”的真实环境和美丽看作不相结合的对立面。这是把“纪实”局限在文献摄影里的后遗症之二。

把直接摄影里纪实的通性加在以人文社会为题材的文献摄影上的第三个后遗症是给中国风光摄影爱好者带来了一个误会。在一方面，从早期画意时代开始，中国摄影界就开始利用暗房技术来制作国画。把所谓“意境”的追求看得比摄影作品里忠实纪实更为重要。而在另一方面，对这些把自己的追求看作是艺术的风光摄影爱好者来说，他们本身对于就认为以人文社会为题材的文献摄影缺乏传统的“美感”。既然这些被冠以“纪实”，那么避开纪实似乎就成了追求艺术的借口了。

在这样的声中，有人提倡所谓“纪实性的风光”。但是正因为当前中国摄影界把“纪实”和文献摄影连接在一起看待，“纪实性的风光”只是把风光照片看作具有文献价值的客观记录。似乎就没有必要去考虑如何在纪实的前提下去发挥摄影的视觉语言，在大自然景色里“唤起摄影人的关注与思索”。而忽略了通过大自然的真实景色来表现“瞬间之实，凝固之美、丰厚之情”所能带来对大自然的更深的体会和理解。这是把“纪实”局限在文献摄影里的第四个后遗症。

中国文化传统里，不论是易经、道德经，还是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论点。追求大自然和人之间的交汇和沟通，一直是中国学术思想和宇宙观的核心。但是在“纪实”这两个字的被劫持和所谓“追向世界潮流”的心情下，风光摄影从“逃避现实”到“太多的美丽”的批评演变成了“美丽的垃圾”。其实摄影的纪实可以敏锐我们对大自然的观察和认识。通过它，我们可以建立具有自己文化传统，而且可以和世界摄影界对话的摄影新浪潮。如果在风光摄影爱好者之间，忽略纪实为风光所能带来的新领域，继续固执风光摄影的画意传统，而在把它看作“美丽的垃圾”的摄影界另一面群体，却因为理解到纪实在摄影里重要性的认识，而把它的缺乏作为“清算”风光摄影的借口。那将是把“纪实”这两个字被绑架到文献摄影里最严重也是最遗憾的后遗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