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摄影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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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华北各根据地
抗日战争爆发，八路军东渡黄河，挺进华北迎击日本侵略军，往平型关首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全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溃退，几乎使整个华北都沦陷了。八路军就在敌后发动群众，建立起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冀中、 冀东、冀热辽等许多抗日根据地。这些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为建立摄影机构、开展摄影活动提供了客观条件。
晋察冀军区成立新闻摄影科
八路军英勇抗战的业绩，很快在全国传开，摄影图片作为信息传递的媒介，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抗战初期，上海和各地的画报、画刊与报纸杂志，纷纷刊登《我军挺进平型关》（王小亭摄）、 《英勇善战屡歼顽敌之第八路军》、《晋北战场我军之主要将领》（以上沈逸千摄）、《我英勇的第八路军后方部队加紧训练》（师石摄）、《威震晋北的第八路军》、《使日寇望风胆寒的八路军》（以上顾挺鹏、沈逸千、俞创硕合摄）等许多振奋人心的照片。这些照片不但真实、形象地传递了八路军奋勇抗战的情景，鼓励了爱国青年投奔八路军参加抗日的热情，而且也使八路军的将领和官兵们认识到摄影宣传的重要性，要逐步创造条件建立自己的摄影工作。建立摄影工作，首先要有摄影人才，到晋察冀开拓摄影工作的是著名摄影家沙飞。
沙飞（1912—1950），原名司徒传，广东开平县人，1932年开始学习摄影，1936年对到上海美专学习，参加著名的黑白影社，用名司徒怀。在上海，他结识了鲁迅。10月8日，在第二回全国木刻展览会上拍摄了鲁迅与木刻家、记者，鲁迅与外国友人魏潞诗谈话的照片。10天后鲁迅逝世，他拍摄了鲁迅的遗容和上海各界为鲁迅送葬的场面，用沙飞的笔名发表在《良友》等几家画报上，这引起了社会的注意，出人意外的是上海美专则令他退学。1936年12月和1937年6月，沙飞分别在广州和桂林举办个人影展，展出的照片分“纪念鲁迅先生”、“国防前线南澳岛”、“儿童节献礼”和“大众生活”四组共一百多幅。这两个影展以鲜明的主题、强烈的爱憎、尖锐的形象对比，引起了当时厂州、桂林文化界的强烈反响。沙飞在“七.七”事变后即北上到前线拍照，赶到平型关时平型关战斗已结束，拍了缴获品和八路军的活动。太原危急，他赶到五台要求参加八路军，聂荣臻司令员接见并批准了他的要求，还把缴获的一台魏尔脱照相机交给他使用。1937年10月，沙飞成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位摄影记者。11月7日，晋察冀军区成立，不久沙飞担任编辑科科长兼抗敌报社副主任。他一面编报，一面拍摄照片，把八路军初期战斗生活的照片寄往延安和大后方。1939年2月，在军区政治部宣传部设立了新闻和摄影科，调沙飞任科长。
晋察冀军区新闻摄影科。是各根据地中最早建立的摄影专门机构。摄影科积极培养摄影人才，1940年到1941年1月，军区所属第一、二、三、四分区，就都建立了摄影组。1941年起又开办摄影训练班，并且开始了创办晋察冀画报的筹备工作。
冀中根据地开办摄影训练班
冀中根据地是1938年5月开辟的平原根据地，司令员吕正操是摄影爱好者，他拍摄的《八路军铁骑驰骋冀中平原》等照片都很有表现力。平原游击战条件更为艰苦，但由于领导的重视，很早就建立起摄影组，只是由于缺乏人才，工作还不能适应。抗大记者团摄影记者石少华路过冀中，即被吕正操留下，并于1940年夏改组摄影组为摄影科。由石少华任科长，刘长忠、宋贝珩、李晞为干事。在石少华的领导下，从1940年至1942年，冀中根据地共办了四期摄影训练队，培训出一批批摄影人才。为根据地摄影事业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石少华，原籍广东番禺，1918年生于香港。1932年上中学时就喜欢摄影，后在岭南大学受中共地下党和进步学生的影响而向往革命。1938年4月，他带着相机到达延安，在陕北公学和抗大学习，因为有相机，会照相，在国际学联访问延安及抗大三周年纪念时，派他拍摄照片，从此就和摄影结下了不解之缘。1939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抗大总校从延安迁到敌后，派他为抗大记者团摄影记者，被吕正操留在冀中根据地担任摄影科科长。他在冀中开办多次摄影训练队，为根据地培养摄影人才创造经验。1943年冀中根据地与晋察冀军区合并，石少华调任晋察冀画报社副主任。他还多次到冀中采访，拍摄了《我八路军在冀中河间进行村落战》、《地道战》、《地道医院》、《白洋淀水上雁翎队》，并去渤海地区拍摄了《海边早餐》等许多珍贵照片。在培养摄影人才和组织领导摄影工作中，为摄影事业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1941年6月，吕正操到晋察冀军区开会时，听到军区正在筹办画报，让跟他一起到军区的石少华到画报筹备组参观访问。回到冀中后，就派人到晋察冀军区学习照相制版技术，准备在冀中也办一个摄影画报。
1942年，日军发动“五.一”大扫荡，冀中主力部队被迫由冀中平原转移到冀西山区，吕正操司令员带部队调往晋绥根据地。1944年下半年，冀中军区重新恢复，军区宣传部建立了摄影股，由纪志成任股长，李棫和李晞任干事。他们又办了一期有30多人参加的摄影训练队。学员中有黎枫、袁汝逊、袁浩、楚英、赵彦章等。
1946年冬，流萤任摄影科长，并筹办《冀中画报》。 1947年7月7日画报在河间县城内正式创刊。流萤兼任主任。林扬、庞嵋等任编辑。
《冀中画报》为连队读物，四开单页，道林纸双面印刷，每期印两千份，共出六期，发表照片88幅，美术作品20幅。照片作者有李峰、吴洛夫、杉玲、林扬、魏宗耀、流萤、杜海振、陈志、宋谦、曹正、李枫、袁浩、李晞、袁绍柯等。
《冀中画报》出版之前，1946年还出过《前线画报》（一期）、《高永来连》摄影专刊和《新闻摄影集》。
冀热辽军区
1938年6月，八路军一个支队，配合当地党组织，在冀东建立了根据地。 1944年成立冀热（河）军分区，1945年1月改为冀热辽军区，它包括了冀东、热河与辽西的狭长地带，中心是冀东。
冀东的摄影工作，起始于1939年，当时八路军总政治部前线记者团的记者雷烨来到冀东工作。1941年，雷烨参加了冀东部队工作，开始任分区宣传科长，后任组织科长。但他仍然紧握照相机，在1941年到1942年间，拍摄了八路军驰骋滦河、挺进热河南部、粉碎敌伪并村集家制造的“人圈”和日军在丰润潘家峪制造的大惨案，用摄影揭露和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热情歌颂冀东人民子弟兵的光辉战绩。
雷烨（1917—1943），浙江人。1939年进入冀东根据地，组织了文艺团体《路社》，出版《路》、《文艺轻骑队》和《国防最前线》等宣传抗日的书刊。1942年被选为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参议员。1943年1月，他到晋察冀边区参加参议会。会后，他在晋察冀报社整理他在四年期间所拍的照片和所写的文稿，准备出版。不料4月20日发现敌情，与敌遭遇，不幸身负重伤，在暴敌面前，他砸碎了自己的照相机与自来水笔，饮弹自尽，壮烈殉国。
1942年，为加强冀东的摄影工作，晋察冀画报社派张进学、陈明才到冀东。1943年4月，又派齐观山、申曙、于舒到冀东。1944年6月，晋察冀军区派罗光达到冀东建立晋察冀画报社冀热分社，并选派编辑兼摄影记者周郁文，照相制版技师刘博芳，石印技工董寿延等带了照相制版的重要工具网目，于7月下旬到达冀热军分区。1945年1月，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冀热军分区改为冀热辽军区，晋察冀画报社冀热分社，也改为冀热辽画报社，罗光达任社长。
罗光达，1919年生，浙江吴兴县人。1936年参加上海文化界的抗日救亡运动，接触到照相机，开始爱好摄影。1938年5月到延安，入陕北公学。12月到晋察冀。在筹办《晋察冀画报》中成为沙飞的重要助手，历任晋察冀画报社副主任、晋察冀出版社社长，1943年日军发动秋季大扫荡。晋察冀画报社人员牺牲惨重，罗光达又调回画报社。1939年起，他深入平西、晋东南等根据地，拍摄了《金顶妙峰山》、《收复西斋堂》。《肖克将军指挥作战》和白求恩大夫抢救伤员，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等八路军领导的肖像以及战士的生活等许多富有历史意义的照片。
为尽快扩大摄影干部队伍，军区决定在盘山办摄影训练队，学员二十余人，由张进学任队长，赵坚任指导员，刘博芳、林采、安静分别讲授摄影技术和采访及美术课，主课新闻摄影由罗光达担任。这期摄影训练队培养的学员有张醒生、李瑞峰、王纯德、曹兴华、李九龄、刘庆瑞、葛力群、郭春瑞等，后来都成为解放战争中新闻摄影工作的骨干。
为满足学员们及业余摄影爱好者的需要，罗光达的讲课稿《新闻摄影常识》，于1945年4月，石印出版了三百本。
1945年7月7日，《冀热辽画报》创刊。不久，日本投降，冀热辽军区及画报社的人员转进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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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冀鲁豫军区
1937年八路军129师在刘伯承、徐向前师长率领下于12月进入太行山区。1938年4月，粉碎敌人三万多人的九路围攻之后，于夏季建立了晋冀豫和冀鲁豫抗日根据地，1945年，两块根据地合在一起，建立晋冀鲁豫军区。
1939年，部队在前线缴获了一架照相机，组织上决定把它交给在师政治部做宣传工作的高帆。这是用摄影记录129师和太行根据地人民抗日活动的起始。
1940年，延安电影团徐肖冰到太行地区拍摄八路军百团大战纪录片，129师政治部委托徐肖冰开办一个摄影训练班，从12月开始，共五个月，学员11人，当时摄影器材缺乏，只有王中元有一台在百团大战中缴获的蔡司相机最好，学员实习多为“空弹”实习。徐肖冰把自己在太行拍摄的照片作为教材，使大家了解如何选材。取景、构图、采光，然后教大家学习洗印照片。这次训练之后，学员们参加了全师举办的纪念“九.一八”运动会的摄影实践，以后回部队搞摄影工作。
1941年以后，晋冀鲁豫根据地的摄影工作逐步向前发展，高帆一面从事《战场画报》的编辑工作，一面负责摄影工作。
高帆，浙江省萧山县人，1922年生。在小学念书时他就喜欢画画。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夏到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后转入抗日军政大学。1939年9月，分配到129师政治部作宣传工作。1941年夏，他和熊雪夫、梁坤生创办单页木刻石印《战场画报》；1942年夏，鲁艺木刻工厂的艾炎、邹雅、黄山定调来工作，《战场画报》改出成册的美术画报。
1944年6月，高帆到晋察冀画报社参观学习，并带去一批照片，由晋察冀画报代为制版，在1944年8月出版的第12期《战场画报》上发表。内容有八路军总部和129师首长肖像及活动、百团大战、129师的战斗缴获等共21幅。不久，部队进入对日军的局部反攻，画报停刊。
1944年冬，太行一分区开办摄影干部培训班，参加学习的有白内寅、张宏、王作亭、薛正魁、陈山等五人，由高帆讲授摄影技术，熊雪夫讲暗房冲印技术，当时用的教具是两台日本造的旧相机，只有两个胶卷，供五个人实习。讲习班结束，就开始筹办太行群英会图片展览。
1945年4月，中共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开会，129师政治部由高帆选编了一本反映晋冀鲁豫军区抗战业绩和边区建设成就的影集，送到延安，作为向七大的献礼。
抗战胜利后，在晋察冀画报社的支持下，晋冀鲁豫于1946年8月创办了《人民画报》。
晋绥军区
晋绥根据地是华北又一个大军区。1937年9月贺龙与关向应率120师八千余人渡过黄河挺进晋西北，开展游击战争。1940年11月7日成立晋西北军区，1942年10月改为晋绥军区。晋绥是抗日的前哨，陕甘宁边区的屏障，又是华北、华中各解放区与延安往来的通道。
晋绥军区的摄影工作是这样开始的：1939年夏，重庆新华日报记者陆诒到敌后采访，贺龙向他要了一台相机，交给蔡国铭学习使用。不久，在师政治部建立了新闻摄影科，由蔡任科长。蔡国铭，云南临沧入，1908年生，1937年在陕西富平参加红军。当时在科内进行摄影工作的还有铁冲、高全朴、伍耐辛。摄影科建立后，120师的重要战斗活动，都作了摄影纪录。1941年，蔡国铭还到延安电影团学习电影，回晋绥后，部队整风，摄影科撤销。由于晋绥无制版条件，蔡国铭拍摄的照片除展览外，都留作资料，解放后交给了革命历史博物馆。
在晋绥从事摄影的，还有李少言。李少言，1939年离开延安，调到120师师部，给贺龙、关向应做秘书。贺龙知道他会照相，就把缴获的一台蔡司120相机给了他。1940年初，他随贺龙到晋绥，拍摄了贺、关指挥作战的照片。1941年初，李少言调《晋绥日报》任美术科科长，仍旧兼搞摄影，他利用缴获的照相材料，拍摄了报社的工作、生产和学习活动，边区的劳模大会、文艺会演、军民联欢和土地改革等。1946年4月8日，叶挺、王若飞等同志乘坐的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李少言当即赶赴现场，拍摄了飞机撞山后的现场情况及烈士的遗体。
原在冀中军区摄影科工作的刘长忠，1942年秋随吕正操率领的部队到晋绥，参加了军区摄影科工作，当时科内仅有蔡国铭与铁冲。他们三人拍的照片，除留作资料外，还选一些照片放大成六寸，贴在旧报纸打成的硬纸板上，送到部队进行展览。在晋绥野战军宣传部搞摄影工作的，还有郝玉生、刁寅卯、崔云章等，他们于1946年9月在兴县城内办过一次影展，晋绥日报还发表了评介文章。解放战争开始后，刁寅卯在1946年9月的集宁战斗中，光荣牺牲。郝玉生于1947年底调东北电影厂，也离开了晋绥。
第三节 山东军区
山东军区
1937年，日军侵入山东后，各地中共地下党组织纷纷组织起抗日游击队和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到1938年秋，山东抗日武装已发展到九个支队，组成了八路军山东纵队。1939年3月，115师师部直属部队及343旅的686团，由政委罗荣桓率领到达山东，汇合鲁西、鲁南、鲁中及滨海地区八路军抗日武装力量，巩固和扩大了山东抗日根据地，1942年建立山东军区。
在到山东之前，115师师部于1938年初在晋西孝义县城附近的碾头村开办摄影训练班，由师司令部侦察科长苏静负责，学员共十余人，其中有参加过长征的小红军，大多数是新参军的小青年。学员学习用的相机共两个，一是方盒白朗尼，一是柯达127，因缺乏胶卷，主要是练目测距离，换算光圈系数，判断感光、取景及练习配药和印相。这个训练班开办不到两个月，敌人开始进攻，训练班即宣告结束。参加训练班的学员，后来因为战斗频仍，大都参加了军事工作。训练班结束后，学员郝世保作了苏静的助手。
1943年，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形势开始好转，山东军区于这年7月创刊了木刻、漫画与文字结合的《山东画报》，调郝世保到山东画报社当摄影记者。军区政治部并发出在团以上建立摄影工作的指示。1943年下半年和1945年春，由郝世保办了两期摄影训练班，学员来自鲁中、鲁南和渤海的部队，其中有吕杰、庞德法、张麟、相知、曹宠、邓守智、徐光、徐明道等，约五十余人。
郝世保，山西临猗人，1922年生，1937年10月任115师宣传员。他长期和苏静在一起工作，从1938年开始，他拍摄了师政委罗荣桓的活动，梁山、都城战斗，开垦盐滩，群众支前、参军等各种内容的照片。
1946年3月，山东军区给晋察冀军区写信，要求派人支援山东画报。当时在晋察冀画报社担任摄影科副科长的郑景康自愿前往。画报社派编辑罗程增、记者孟振江带了一些摄影器材，与郑景康一同到山东。郑景康到山东后，在沂水县寺郎宅村开办摄影训练班，学员有37人，其中包括两名女同志（晓植、刘浩）。学员中如陆文骏和高胜康等在华东解放战争中成了摄影骨干。
胶东和渤海军区
抗战初期，参加胶东抗日武装部队的知识分子中，就有人会摄影，并自带了照相机，但是因为胶卷没有来源，在频繁的战斗中，有些相机被遗弃了，只有个别人一直背着自己的照相机，只要有可能，就坚持拍照，例如五支队做美术工作的鲁农，在没有胶卷时，他便托人从敌占区买来一些玻璃版，裁割后装进自己的120相机（折叠式），放一张拍一张，断断续续纪录了部队生活的一些镜头。1940年冬，五旅政治部得到部队缴获的一台120相机，交给宣传队孙再昭专职摄影，可是难得缴获几个胶卷，孙再昭的相机长时间闲着。
胶东解放区正式建立摄影工作，是1944年6月20日《胶东画报》创刊后开始的。胶东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宫维贞通过地下党关系从敌占青岛市请来了照相馆摄影师潘昭，潘昭见画报社只一台没胶卷的相机，便提出由他返回青岛采购摄影器材。在地下交通护送下，不过半个月，他把买到的两台相机、胶卷及暗房用品运回画报社，正好赶上纪念“七.一”和胶东军区战斗英雄大会，他拍摄照片，他的夫人李英帮助他洗印。这样，画报从第二期“军区战斗英雄大会特辑”开始，每期都能刊登照片。1948年冬，潘昭又冒着风险，扮成客商，乘一小舟，过海到大连采购了20多台相机及摄影材料，不仅为胶东军区所属的各师、旅和军分区的专职摄影记者配备了较好的照相机，也使画报社的编辑、记者全部有了相机。经过潘昭的辅导，不少人学会了摄影，将文字、美术与摄影结合起来运用。
胶东军区政治部根据山东军区政治部的指示，为扩大摄影战线，培养摄影干部，在日本投降后，《大众报》从烟台市日伪印刷所接收了一批照相制版设备，全区的报纸都开始刊登照片了。
胶东画报社为加强摄影工作，还聘请了一些特约摄影记者。如孔东平（孔迈）孙再昭、姜柳湘等。孔东平，大众报记者，抗战初期自印尼回国参加抗战，1944年秋，在青（岛）烟（台）路上参加战地采访时，部队首长将一台缴获的康泰司相机送给他。他把120胶卷剪成两半作135胶卷用，竟然获得成功，被画报社聘为特约摄影记者。解放战争中，孔东平担任华野第九纵队胜利报社社长后，仍旧拍摄照片。他拍的文登县望海随家村的劳动模范张福贵获奖一头牛的照片，被《胶东画报》第七期作为封面发表。
渤海军区在山东北部、河北东南部，于1944年1月由冀鲁边军区与清河军区合并成立。在此之前，清河军区《曙光》报记者吴化学，于1942年得到了从敌占区购到的相机并开始摄影，他拍摄了不少反映渤海地区军民生活的照片，并主办过渤海军区新闻训练班和新闻学校，培养了一批摄影干部。渤海军区于1944年6月建立渤海画报社。先出油印的《火线画报》，12月创刊部分铅印部分合印的《渤海画报》。渤海军区虽然也想贯彻山东军区关于开展摄影工作的指示，但没有相机。1945年10月曾派迟涛等人去鲁中南向山东画报社的同志学习摄影，年底回来，但直到卫948年春，他们才搞到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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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苏皖地区
新四军的摄影工作
抗战开始后，1934年红军长征时留在南方八省（福建、江西、浙江、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在1937年10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江西南昌成立，下辖第一、二、三、四支队。7月1日军部停驻泾县云岭。新四军一、二支队在陈毅、张鼎丞两位司令员率领下，挺进苏南，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三支队在军参谋长兼支队司令员张云逸率领下，于7月进至皖南芜湖、繁昌、青阳地区，打击敌人。四支队在高敬亭司令员率领下，从4月底开始，开辟了皖中抗日根据地。
1938年秋，“上海煤业救护队”到皖南，参加新四军，其中有一个队员田经纬，原是上海美丰绸厂工人，会照相，周于昆副参谋长就留他在司令部，要他担任摄影工作，并建立了摄影室，由他负责。1939年3月，摄影室增加了一位女同志——陈菁，她1938年9月参加新四军，从小曾帮助哥哥做过暗房工作。摄影室的任务有两项，一是用图片对外宣传新四军在前方作战的胜利情况，批驳国民党散布的所谓“新四军游而不击”的谰言；一是为新四军排级以上的干部摄半身像，贴干部登记卡。红军时代的老同志，从前线来军部开会，都要拍摄纪念照，而军部规定，摄影室不许为私人拍照，于是周子昆1939年秋在摄影室内设立合作社，私人拍照和冲印照片都要入股。叶挺、项英和陈毅等都在合作社入了股。成立合作社时，周子昆从教导队调邹健东、路竹搞照相冲印。还调邱剑飞（女，南洋归国华侨）作会计。
新四军军长叶挺是著名的摄影爱好者，又是摄影的行家。叶挺（1896一1946），广东惠阳人，北伐战争时期，他率领独立团作战，所向无敌。抗战开始后，担任新四军军长。他有一台莱卡相机随身携带，拍摄了不少具有历史文献性的照片，还拍了许多描绘祖国大好河山的艺术照片。为了提高摄影室、合作社的暗房工艺水平，叶挺亲自到摄影室，同大家谈冲卷技术，还亲自教陈菁学摄影，给她讲如何取景、如何构图、如何突出主体。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1938年在皖南军部教导队第八队住过一段时间，她又写文章又拍照。她拍摄的底片就是摄影室给洗印的，她还从摄影室选一些照片寄到国外发表，史沫特莱在新四军军部采访的时候，上海英文《大美画报》记者白恩登也在新四军军部拍了不少照片，发表在1939年《大美画报》2卷10期及3卷6期上。
军部摄影室的相机只有两台，主要拍照的是田经纬。一台禄来福来相机，由田专用。1939年2月23日周恩来到新四军军部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东进北上，向敌后发展”的方针时，田经纬拍了照片。另一台是照相馆用的木制座机，用来拍摄半身相。摄影室与合作社的工作很忙，遇到军部开会时都是五个人全体动员。暗房是几丈黑布做的帐子，红灯是用油灯罩上红玻璃，印片、放大用日光。
1941年l月，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田经纬也被俘，军部摄影室的全部资料被毁。田经纬先被关在上饶集中营，后又被关进福建崇安集中营，倍受折磨致死。
“皖南事变”前一个多月，邹健东随军部直属队及教导队一部分，到达苏南后又渡江于1941年4月到苏北盐城新四军新军部，分配到宣传部工作，这一时期，他为领导同志拍摄了不少照片。
邹健东，广东大埔人，1915年生。1930年开始在广东梅县松口区照相馆当了三年学徒，后当店员从惠照相修版工作，1938年春参加新四军。
1942年后，照相器材十分困难，直到1945年才搞到一些电影胶片。日本投降后，邹健东从新四军总兵站调到山东画报社当了摄影记者，正式从事摄影工作，这已经是1946年的春天了。
陈菁从1938年开始一直到1942年，除搞暗房工作外，还拍摄了不少照片。如欢送刘少奇政委回延安，陈毅接待阿英、范长江等文化界人士和军部重要会议等。1944年秋，美国飞机失事，五个飞行员降落苏北，被我军护送到淮南军部时，陈菁还拍了照片。1945年日本投降后，她离开了摄影工作。
苏北军区
新四军部队首长中，张爱萍是另一位著名的摄影爱好者。1978年出版的《江淮敌后烽火》影集中，发表了他在抗战时期拍摄的部分照片。张爱萍，四川达县人，1910年生，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8年加入共产党，1929年参加红军。抗战初，他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时买了一本《柯达摄影术》，学习摄影知识。到新四军作指挥员后，1940年苏北泗县战斗结束时，他走进一家照相馆，动员照相馆的老秦和他的木制座机一同参加了革命。同年，张爱萍就用这架座机拍摄了《陈毅代军长》。1941年底，缴获了一台可拍16张底片的蔡司相机。从此，他同当年叶挺将军一样，相机与左轮手枪，随身携带。1943年，他指挥反“扫荡”胜利后，在扩大根据地时，拍了《陈家港之战》。反映部队生活的《补军衣》，也是同年拍的，画面中在一盏油灯下补军衣的人，就是他的夫人李又兰。《追击》是他和侦察人员一起骑马追击敌人时拍的。
遗憾的是，日本投降前夕，张爱萍把40多张底片交给一个地下工作者带到上海出画册，那位同志在扬州附近的瓜州渡江时，遇到敌人搜索，这些底片被扔到长江里去了。
新四军三师中，还有一位摄影爱好者，就是八旅政委李雪三。他得到一台缴获的相机，就开始了业余摄影活动，并自制了印相盒，夜间用手电筒给照片曝光。1944年5月初，他拍摄了《张爱萍同志指挥战斗》、《新四军向苏北陈家港敌人发起攻击》等照片。日本投降后，三师奉命向东北进军时，李雪三还在行军途中拍摄了《山东人民欢送新四军北上》、《通过霸县运河桥》等。以后在辽沈战役、大军南下向广西进军中，他都拍了不少照片。
苏中军区
新四军苏中军区的摄影工作，是1944年冬由区党委秘书科建立摄影组开始的，陆仁生、任奇祥、陆铭、周锋等参加了摄影工作。日本投降后，又增加了王纪荣、蒋君毅、周洋、全组七个人。最初，摄影组只有一台62OF6．8的柯达相机和一架缴获的上海造木制照相馆座机，几卷620胶卷和两合玻璃版，后又缴获了两台折叠式F4．5相机和一些胶卷、显影药品。摄影组建立之初，也为部队干部拍了不少档案卡用的半身像，还在军区所在地开照相馆营业。
1945年夏，新四军收复宝应县城的战斗中，周锋就是背着木制座机参加战地摄影的。日本投降后，收复兴化县城的战斗中，这架木制座机也起过作用。1946年春，陆仁生任华中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部摄影组长。解放战争开始后，摄影组成员分散到各个野战纵队去，陆铭到一纵，王纪荣到六纵，周洋去十纵，任奇群和周锋到七纵（后改十一纵），华中野战军政治部只留下陆仁生和蒋君毅。1946年8月，华中野战军北上转战到山东，与山东的部队汇合，华中与山东的摄影力量也汇合一起，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而共同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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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晋察冀画报
第一节 在抗战烈火中创业
在抗战烈火中创业
《晋察冀画报》是解放区创办的第一个以照片为主的新闻摄影画报，它的创办不仅在中国抗战文化战线是一件大事，而且对解放区新闻摄影和画报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晋察冀画报筹办与创刊的1941年至1942年，是敌后抗日根据地遭遇极大困难，八路军和新四军力量处于下降的时期。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加紧反共。12月7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为巩固其在中国的阵地，日本侵略者一方面加紧对国民党政府诱降，一方面对共产党管辖下的抗日根据地实行“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企图毁灭根据地，两年间出动兵力83万，对各个根据地进行了170多次千人以上的大“扫荡”。华北地区又遇严重旱灾，使根据地军民生活更加困难。但是，就在这个极为困难的时期，晋察冀画报的筹备工作仍积极进行，并于抗战五周年的日子里胜利创刊。
抗日战争时期，国内外许多有识之士对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的业绩，赞叹为人类历史上的“奇迹”。而当他们看到在物质条件极度困难，战斗异常频繁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版的第一本摄影画报——《晋察冀画报》时，更感到惊奇，认为是“奇迹中的奇迹”。
照片展览的启示
1939年春节，沙飞和罗光达在晋察冀军区驻地冀西平山县蛟潭庄举办敌后第一个街头新闻照片展览。展出的内容，有八路军光复城镇，缴获日军的枪炮、马匹、军用品以及群众参军、部队生活、根据地群众生产等。照片基本上是沙飞拍的，用的是120相机，当地群众没有见过这样的新闻照片，因此，参观的人像赶庙会一样的热闹，部队整队前往参观，附近村里的群众，包括六、七十岁的老头子、老太太和七、八岁的娃娃都争先恐后地去看。当地妇教会的青年妇女帮助照顾和讲解，人们对八路军的战绩和缴获极感兴趣，“山沟里来了照相的”成了头号新闻。聂荣臻司令员亲自前往观看展览，称赞“这样做很好，这样的形象宣传作用大”，并建议把照片设法放大。两个月后，搞出了放大机，再次举办新闻照片巡回展览，并把放大的照片寄到延安及大后方和国外。
照片巡回展览的成功，对根据地摄影事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第一，要充分反映军区军民的抗战活动，一两个人搞摄影是不够的，沙飞于是向军区提出建立摄影网的建议，被军区采纳：第二，各军分区首长看到照片宣传的效果很好，要求军区派摄影人员去，于是军区有了办摄影训练队的需要；第三，照片展览的效果是直接而强烈的，但是毕竟看到的人有限，沙飞在参加革命前就设想过的创办新型画报的意愿，现在逐渐明确起来。只要解决了制版和印刷问题，画报就能办成。
1940年8月。五专署宣传队的康健和在边区政府做摄影工作的刘博芳调到新闻摄影科。他们原在北平故宫印刷厂照相制版部工作，两人是师兄弟，他们不仅掌握制版全套技术，而且在技术理论上也有一定修养，特别对制版所用各种化学药品的性能和成份都比较熟悉。他们的到来，使画报的筹建工作进一步具体化。
沙飞从他们那里了解到，印刷照片同印刷钞票有很多相似之处，便通过聂司令员，把闲置在宛平的一套准备印刷钞票的照相制版设备及技工调到军区来。
1941年初，平西（北平西部地区）部队将制版器材和人员护送到晋察冀边区，经检查，材料和药品不全，数量也有限，于是，发动军工部备工厂帮助制造了难度很大的平面铜版、锌版、三酸（硝酸、硫酸、盐酸）和纯酒精，并按照晋察冀日报铅印机的样子制出了八页铝印机。冀中军区卫生部将仓库中画报所需的药品与代用品全部拨给了画报，并按画报所需要的单子派人去北平、天津采购。晋察冀日报社帮助画报铸了一套新五号铅字和各号标题用铅字。刘博芳把1939年从北平带出来的一个照像制版用的8寸镜头做成照相制版机的皮老虎——伸缩腹腔，安装在康健设计的制版机木架上，一台土造照相制版机便工作起来。
1941年初，开始在支角沟军区印刷所试制铜版，经过十来次试验，终于在4月14日《抗敌三日刊》第四版刊登出试制成功的铜版照片《边区人民反对反共内战》（周郁文摄），这是晋察冀报纸上发表的第一幅新闻照片。4月17日，《晋察冀日报》也开始刊用新闻摄影科提供的铜版照片，一次就发表了新闻照片3幅。从此，两个报刊连续不断地用铜片照片作插图，一年内发表照片近百幅。6月，军区政治部还为在华日入反战同盟出版了两期日文《解放》半月刊画报，第2期上印有八路军总部给愿意投诚的日军的“特别通行证”，并发表题为《救护日本小姑娘》的照片5幅，宣传八路军的俘虏政策及革命人道主义精神。
铜版照片试制成功，使宣传工作获得很大效果，人称“陕甘宁的广播，晋察冀的铜版”是八路军的两大创造，从而为出版画报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画报序曲《时事专刊》
1941年5月，画报筹备组正式成立。军区印刷所划归筹备组领导。当时最大难题仍然是器材不足，照相制版设备和技术人员虽然得到初步的解决，但没有足够的铜版和印画报的纸张和彩色油墨。冀中军区决定派人利用党的地下组织的关系去天津采购。经过三、四个月的努力，照相制版用的药品、铜版、锌版、木造纸、铜板纸和日本造的上等油墨都源源从平津运出。冀中军区派一营兵力护送器材，在“人在东西在，保证安全到达冀西”的口号下，全部运了回来。为了保证画报所需物资的进口，后来还在行唐县口头镇一带边境设立了采购站，在城工部帮助下，派王丙中秘密驻平任采购员。
在准备器材的同时，沙飞一面选调干部，筹建编辑部；一面外出采访，为画报准备摄影稿件。7月又开办摄影训练队，培训摄影干部。
1942年1月，聂荣臻司令员召集画报社工作人员在军区司令部开会，具体研究画报的编辑方针和创刊号的编辑计划，明确指出办画报就是要把边区抗日军民对敌英勇斗争的光辉事迹真实的报道出来，鼓舞人民更勇敢的斗争。同时要把我们的正义事业、斗争事迹告诉边区以外的人，争取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对我们的支持。画报不仅要面对自己，还要面向全中国全世界。会后大家立即行动，沙飞负责选照片，章文龙到边区文联、美协、西北战地服务团等单位组织文艺作品，唐炎组织美术稿件，赵启贤整理现有的底片资料并协助选稿。
为了及时配合形势宣传，同时也为了试版，军区政治部决定于3月20日先出《晋察冀画报.时事专刊》，第1期刊登了《志愿义务兵役制的伟大胜利》、《宣传大出击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对敌政治攻势》、《在政治攻势下》（包括日军投诚、伪军反正、敌占区同胞投奔解放区等内容）、《国际朋友班维廉夫妇来边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支部最近活动》和《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等六组新闻照片。
《时事专刊》出版后，引起各方面的重视。3月26日《晋察冀日报》发表文章，称赞它给边区文化建设开辟了新的记录，增强了边区军民的胜利信心与斗争勇气。5月23日延安《解放日报》报道说：“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于3月间出版的晋察冀画报时事专刊，其装璜之美观，印刷之精美，可与战前大都市内所见之画报杂志相媲美，正像该刊《发刊的话》所说，‘刊行这样一种画报，虽然是一件小小的工作，可是在边区还是开拓的创举’。在目前困难日增、经济更艰难的情况下，晋察冀边区能出版这样的刊物，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自力更生的模范，晋察冀边区的光荣”。

第一期《晋察冀画报》
1942年5月1日，晋察冀画报社正式成立，军区政治部任命沙飞为主任，罗光达为副主任，赵烈为政治指导员。下设编校、出版、印刷、总务四股。沙飞兼任编校股长，文学编辑是章文龙、赵启贤，美术编辑是唐炎，摄影记者有杨国治、白连生、张进学等。裴植、李遇寅任总务股正副股长，刘博芳、王丙中任出版股正副股长，张一川任印刷股长，何重生担任制版、印刷总技师，全社共计百余人。
为了安全生产，画报社由支角沟迁到西山更隐蔽的碾盘沟，大家自己动手把被日军烧毁的房子、牛羊圈用木棍柴草盖起来当作制版、印刷、排字、装订、铸字的车间厂房。同时利用当地资源作代用品，制作一些土仪器，如用瓶子塞上棉花倒滴水和漏沙的办法（仿古代铜壶滴漏）计算时间，用水壶两次提纯自制蒸馏水，用河滩里的细沙代金钢沙磨版，用黑矾代替硫酸铜，用阜平红枣酒代替酒精，用山西老陈醋代替醋酸，量杯和天平也都是土法制造的。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很快把一切工作准备就绪，一个在当时说来设备算是比较完善，规模也比较大的画报印刷厂，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为了让边区军民早日看到第一本晋察冀画报，决定在“七.七”抗战五周年出版作为献礼。在全社同志的努力下，终于将第一期画报编完。
根据聂司令员的指示，创刊号要增加英文说明，于是从外单位请来翻译，还请新来边区的国际友人班维廉（原北平燕京大学物理系主任）、林迈可（原燕京大学经济学导师）帮助修改。发稿时，照片由张进学用日光放大，放大机用的是白求恩送给沙飞的那台。因放大纸型号不全，有时就用印相纸放大。放一张8寸大小的照片，曝光要一个小时以上。
突击印刷画报时正处在炎热的夏天，在用羊圈改成的照相制版暗室里，不仅闷热，而且臊气很大，在里边工作一天，连热带熏，有的人呕吐，有的甚至晕倒，但大家发扬吃苦耐劳精神，一直坚持工作。印刷工人，为了赶印画报，除了白天加紧生产，还在晚上挑灯加班，有时通宵达旦。
当时正遇上自然灾害，再加敌人的经济封锁和不断“扫荡”，边区经济处于最困难阶段，每人每天1斤半小米定量减少为1斤3两，节约2两小米救灾。粮食不够，用黑豆、瓜菜代替。为了保证画报能按时出版，干重活的人免强维持一日三餐，于轻活的和编辑部人员减为一日两餐，不少人都浮种了。这个情况被聂司令员知道后，破例给画报社批了1千斤小米，这才度过难关。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军区领导对来自北平的几位高级技术人员给予特别照顾。何重生、王丙中、杨瑞生、高华亭、徐复森等五人每人每月有8斤白面和边币20元的技术津贴。还专门给他们设了小灶。这几位同志不辜负党和组织对他们的关心爱护，在工作中都很努力，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技术专长。《晋察冀画报》之所以能够印得那样精美漂亮，与他们几位专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1942年7月1日，在共产党的生日这一天，画报社工人装订出第1本《晋察冀画报》创刊号。7月7日，又把1千本画报全部装订出来纪念抗战五周年。当初，一些人认为在敌后出版摄影画报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天真幻想”，现在变成了客观现实，“奇迹”终于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实现了！
在晋察冀画报创刊号出版的这天，画报社召开了隆重的庆祝大会，军区政治部朱良才主任、宣传部潘自力部长亲自参加了庆祝会并讲了话。转达了聂司令员对画报社的表扬。边区政府给画报社颁发了奖旗、奖状。
画报用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名义出版，16开本，连封面封底共94页。照片部分用瑞典木造纸印刷，印1000本。这期画报相当全面地反映了晋察冀边区五年来的战斗和建设成就，首页发表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绘制的《华北敌我形势图》。刊登的照片内容，有八路军初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各种战况，收复涞源、蔚县、喜峰口、平型关、紫荆关、插箭岭、妙峰山、西斋堂等城镇要隘；有著名的几次大战役——黄土岭大战、大龙华战斗、百团大战。陈庄大战等；有边区子弟兵战斗生活，狼牙山五壮士的战事，群众支前、青年参军、军民鱼水关系；有边区生产运动的进行曲和民主政权建设；有对敌寇暴行的控诉、日人反战同盟支部活动、八路军宽待俘虏及敌伪投诚；还有边区新民主主义的艺术、教育、出版事业的发展，外宾对边区的访问，对伟大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在边区生活的怀念及聂荣臻将军营救日本小姑娘美穗子的珍贵镜头。封面照片《塞上风云》、《向长城内外进军的杨成武支队》和封底照片《沙源铁骑》、《向冀西挺进的八路军115师骑兵营》，都是五色套版精印。全本画报共发表新闻照片162幅。
除照片外，文学作品有邓拓的《晋察冀的舵师聂荣臻》（著名萧斯）、刘道中的通讯《漠河滩的英雄》，周游、蔺柳杞的报告文学，田间、鲁黎、任清的诗，徐灵的木刻，李劫夫的漫画等。这期画报还用英文发表了林迈可《回忆白求恩》和班维廉《在战后不要忘记农民！》两篇专为画报写的文章及他们对画报出版的祝词。这期画报还刊登了聂司令员纪念“七.七”五周年的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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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艰难的历程
艰难的历程
晋察冀画报创刊号有一部分秘密散发到敌占区，日本侵略者看到后极为震惊，他们以为这是在他们占领的城市中出版的，于是出动警、宪、鹰犬在印刷制版行业中侦察搜索，当他们最后确知画报是在抗日根据地印刷之后，就把画报社作为重要进攻对象，多次企图加以摧毁。因此，画报工作人员就不能不处于经常的战备之中，一方面要在战斗的间隙编印画报，一方面要随时准备战斗，保护画报的设备与物资。
自然科学研究会
创刊号出版不久，日伪军向根据地蚕食的据点，就安到距画报社驻地碾盘沟只有十几里的地方。为保障安全，画报社由碾盘沟迁移到曹家庄。第2期画报于1943年1月20日在曹家庄出版后，铜板发生了危机，画报社派人到北平采购的器材，在丰台被敌人没收。这时如不设法解决制版材料，第3期画报就无法印出。为解决这一困难，成立了自然科学研究会，大家集思广益，研究出用铅皮代替铜版的平版印刷法。从此，画报改用铅皮制版印刷，克服了制版材料的一大难关。
为了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何重生又研制出木质轻便印刷机，敌人来了，不用拆卸，一个人就可以扛上走。即使遭到破坏，还可重新制作。
边区政府对以上两项科研成果给研究会颁发了奖状和2千元边币奖金，并给贡献最大的何重生技师发了个人奖金。
在1943年5月1日画报社成立一周年纪念日时，大家都想在这一天好好庆祝一番，从3月份就开始积极准备文艺节目，还准备开一个小型体育运动会，章文尼、赵烈还合作谱写了《一周年纪念歌》。
在庆祝会召开前几天的一个深夜，敌人突然来袭，由于器材设备坚壁及时，敌人进村后一无所获，但有4人负伤，从冀东根据地来画报社送稿的雷烨壮烈牺牲，所以在庆祝会上原已准备好的文娱节目和运动会临时取消。为纪念雷烨，5月10日出版的第3期画报，用主要篇幅发表了雷烨以冀热军民抗日斗争为题材的照片和文字遗作，以及悼念文章。
赵烈日记
1943年6月初，第3期画报印完不久，日军的前哨据点又推进到离曹家庄十里左右的地方，附近许多村庄被敌人“蚕食”，画报社只好再次迁移，由平山曹家庄移到阜平的上庄村。
到了上庄，除了照例的战备措施之外，就是准备第4期画报。这期画报有“八一”纪念特辑及晋察冀八路军的战斗与胜利等内容。封面为聂荣臻司令员在中央苏区拍摄的《红军帮助人民收割》。封底为李途摄的《八路军帮助人民收割》。
画报编辑过程中，晋察冀边区政府准备成立出版社，调罗光达去主持。画报社派刘博芳、吕东阁等技术骨干和20多名工人去出版社工作，另有一部分人调往延安，一部分人调到战斗部队。经过这次整编，画报社减少至七十余人。1943年7月7日在上庄，画报社留下来的人员和要到新岗位去的人照了一幅合影，这是画报社一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参加拍照的共80人。
8月，敌情又开始紧张起来。画报社的同志一面生产，一面备战。这些日子的生活，指导员赵烈在日记上有如下的论述：
1943年8月12日——我今晚和大家一起打洞，吹了熄灯哨才出发。洞已打了不小，再有一天，第一个洞就可以完成了，三个人一班，一次干半个钟头。三种不同的工作使人体力上发生不同疲劳。在洞口锄土的只要干十分钟，腰部就觉得酸痛难堪；在洞里锄土老是弯腰站不起来了，轮镢头的是最费劲的工作，一会儿就出满身大汗。我干了开头的第一班，手上磨了三个血泡。换班之后，用毛巾紧紧绑住打泡的手，好再坚持下去，满身淋漓的臭汗和着洞里潮湿的泥土，一直流到裤子里，这样的生活是艰苦的，也是愉快的。
我们一直工作到天明，身上头上沾满了泥土，已经极其疲劳。一夜的成绩第一个洞是完成了。有的说，再得几天我们可以当工兵了。的确，我们现在应该是全能的，只要在任何环境下需要我们做任何一种工作，都应该是熟练的能手。
8月14日——一清早铅印机、石印机发出吼吼的响声，磨铅皮的玻璃球在滚动，不停地发出沙沙的声音，我只合上眼不到一个钟头，再也不能在这嘈杂的声音里入睡了。电话机也在不停地响着，许多工作在催促我起床，虽然一夜打洞很疲倦，但神志很清醒。
上党课，开职工会，张书田汇报外出工作情况，杨振亚和谷芬从行唐回来……。
8月22日——晚上去打洞的有杨国治、纪志成、徐子光、刘克己、白连生我们六个人，洞已打到不能再打的时候了。我看了又看，发现了大石头。打第三层（按：指子母洞中的第三层套洞）的计划不能实现了。这个洞已打了两个星期，我们把它封得结结实实的，明天再找别的地方去打。
8月26日——听说有些情况，四面敌人都增加了，目前唯一的工作就是战斗准备。然而不幸的很，我们正当没有粮食的时候，棉衣也没有，要赶紧搞这些准备。
8月27日——晚上坚壁八页机和铅字，道路是漆黑的，崎岖难行。大家的精神情绪都很好。一直弄到午夜一点多钟，在疲劳中回来。
8月28日——夜来了，我们十一个人在黑夜中一起前进。我和大家就背着沉重的东西，第一次我背的是制版组的材料箱，第二次前了两捆纸，而李明、董寿延他们则抬着沉重的大箱子。在洞里我们搞到深夜才回来。漆黑的夜空，还下着细雨，我们是摸着和爬着回来的。
就是在这样的生产与战备两不误中，1943年9月，第4期画报出版了，封面与封底都保持了彩色套印。
柏崖村九烈士
1943年9月，冀中军区摄影科并入晋察冀画报社，石少华调任晋察冀画报社副主任。不久，日本侵略军发动的秋季大“扫荡”开始，这次“扫荡”是全年内12次“扫荡”中规模最大最残酷的一次，它动员兵力达4万之多；历时三月之久。
9月下旬，敌军从四面八方向晋察冀根据地的腹部阜平猛扑过来。因为到处都是敌人，不好向外转移，画报社就分散隐蔽在驻地附近的花塔山下，白天打游击，晚上住山洞与草棚。敌人常来搜山，大家就在深山里和敌人周旋。有一天，敌人到了上庄，画报社一个坚壁器材的山洞因汉奸告密被敌人挖开，烧毁并抢走了一些东西。为防敌人再来，连夜把内洞里的印刷机挖出来背上花塔山。
12月，八路军反“扫荡”将近结束时，敌军为掩护退却，又发动一次猛攻，花塔山周围布满了敌人。画报社接到军区命令，立即向外转移，石少华带一些人留下来保护器材。沙飞、赵烈带领全部技术骨干和一批年青人，在工兵班掩护下随军区机关向北移动，12月8日拂晓离开花塔山，当晚和军区保卫部、警卫连住在柏崖村，不料被尾随的敌人包围。次日清晨敌向我发动猛攻，在突围时画报社有9位工作人员不幸牺牲，4人受伤，7人被俘。掩护突击的军区警卫连战士，大部分英勇战死。
赵烈是为掩护何重生、杨端生、高华亭等技术人员与敌拼搏后壮烈牺牲的。在掩埋赵烈尸体时，从他口袋里取出一个染了血迹的小相册，原是雷烨的采访笔记本，雷烨牺牲后由赵烈保存并贴上照片。在第一页上赵烈写下的这样一段话：“在这个册子上面，有你和暴敌遭遇决然自杀时所流下的血迹斑斑，当我每次翻开它，看到那已经变成紫黑色的血迹和铁夹上为血所侵蚀而生成的铁锈的时候，你那年青智慧的脸颜，沉毅而和蔼的神色，清晰而响亮的声音，都—一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抚摸着你那已经消失了温暖和热气的血迹，我便记起你所留给我的深刻印象。”
“雷烨同志！我就拿你这遗物作为对你不可磨灭的永恒的记忆的纪念品吧！” 1943年8月赵烈和雷烨两位烈士的鲜血部流在这一个小小的笔记本上。目睹烈士遗物，大家感到无比悲痛。
1943年12月15日。反“扫荡”胜利结束。画报社进行了整编，由原来的70余人减少到26入。在军区政治部的关怀下，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于1944年1月28日，晋察冀画报出了一期《时事增刊》。这期增刊登载了叶曼之、叶昌林、刘峰、赵烈等在1943年秋季反“扫荡”中拍摄的神仙山保卫战、林泉伏击战、讨还血债（平阳惨案）、战斗中成长的人民英雄等6组新闻照片。3月30日，出版《晋察冀画报》第5期，这期画报为晋察冀边区北岳“反扫荡”战役及战斗英雄战斗模范大会专号，刊登了战斗在斗争的最前线，军民团结和控诉日寇暴行等内容的照片57幅及文字报道多篇。画报出版后，通过城工部和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支部的地下关系，将画报送到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等沦陷大城市，甚至摆到北平侵华日军司令部的桌子上，使敌人目瞪口呆。敌人原以为在“扫荡’中抢走了根据地部分印刷物资，打死、伤掳我部分人员，就把画报社消灭了，可是，侵略者哪能想到，仅仅一个月之后，晋察冀画报又以胜利者姿态出现了。
1944年2月之后，各个抗日根据地都对敌发动了攻势。晋察冀军区在对日攻势中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晋察冀画报》第6、7、8各期，就是这些胜利战绩的形象实录。到画报第9、10期合刊（1945年12月）出版的时候，日本已经投降，画报社已经移到华北重镇张家口办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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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晋察冀画报》的影响
《晋察冀画报》是在战争烈火中诞生的，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说明根据地军民对抗战必胜抱有坚强的信心。在当时的中国，《晋察冀画报》是以抗战为主要题材的新闻摄影画报。受到各方面人士的热烈欢迎，并对各个抗日根据地摄影事业的发展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画报一出版，军区便立即用各种方式，冲破日伪军和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把画报送到延安和大后方的重庆。并通过各种渠道传到国外。在根据地，则分发军区党政军民学各个单位（地方发到县、部队发到连）及各个根据地。此外，还由晋察冀边区新华书店、延安新华书店公开出售。创刊号和第2期初印1000册，不能满足需要，又都再版一次，在根据地内外引起了广泛反响。
1944年12月15日在重庆出版的《国讯》，发表穆欣从晋绥解放区兴县写的通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敌后报业散记》，评论《晋察冀画报》的出版“是一种奇迹”，“清晰而秀丽的图片，比之于战前在上海出版的最好的画报也不逊色。而它活跃在纸上的人民的姿态，丰富的敌后斗争内容，这更非那些兴趣放在‘大腿’、‘曲线’上的消遣品所能及”，“晋察冀最初五年的战斗和建设，都在画面上呈现出来，烈士的血，军民的汗，在遍地浓烈的烽烟里，建立了一块有108个抗日县政权的根据地。”通讯具体介绍了《晋察冀画报》1—4期的内容，说“这个画报给华北的战斗留下了最珍贵的纪念，它以绝大的篇幅，表扬着在战斗中锻炼出来的人民英雄，它也控诉了日寇在河北平原冀东潘家峪及在狼牙山的惨杀暴行，拍摄人民对日寇所怀着的血海深仇，画报里摄出了悲愤激昂的复仇者的面影。”
《晋察冀画报》发到军区各部队之后，连队指导员把它当作珍贵的活教材，给战士宣讲，组织传阅，特别是上了画报的连队，更受鼓舞，感到荣耀。士兵们表示要多打胜仗，为祖国立功。没有上画报的部队，则以打好仗，争取上画报对士兵进行动员。武工队带上画报深入敌占区、游击区进行宣传，效果很好。
到晋察冀边区访问参观或工作的外国朋友，大都要到画报社作客，1944年画报社接待前往参观的外国客人有四、五起。因飞机被日军炮火击中跳伞降落，被边区军民救护的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中尉飞行员白格里欧，7月18日到晋察冀画报社进行了两天的参观访问。当他看到画报时，高兴地悦：“这些照片仿佛自己会说话似的，我一看就能明白。”
白格里欧在观看了印刷工厂的设备后，十分称赞。他对画报社在日光下放大、用铅皮制版及木头制作的平板轻便印刷机，有很深的印象。他说，这“真是想不到的事情，要不是我亲眼看到我是不会相信的”。
此外，画报的出版，对晋察冀军区新闻摄影工作的开展是个很大的促进。军区摄影干部的培训不断进行，业余摄影爱好者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以画报为中心，组成了健全的摄影网，军区政治部通过画报社对全区摄影工作进行了有力的领导。
由于大量刊登美术和文艺作品，《晋察冀画报》对晋察冀整个文化艺术工作的发展进步，也起了推动作用。
在《晋察冀画报》的带动和影响下，其它抗日根据地也陆续创办了摄影画报，新闻摄影事业进一步发展起来。
第四节 出版《画刊》为解放战争服务
出版《画刊》为解放战争服务
日本一投降，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阴谋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他打着和谈的幌子，部署兵力，准备内战。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公开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军事进攻。
7月20日，毛泽东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指示之后，晋察冀画报社三分之二的记者即到前线部队进行采访。画报社一面将记者来稿编成展览照片，发给各部队巡回展览；一面出版《晋察冀画报半月刊》、《晋察冀画报号外》、《晋察冀画报传单》，及时报道前线战况及后方群众支前和土改的情况。
9月下旬，国民党军队从东西两线向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进攻，解放军在歼灭国民党军队2万2千余人之后，主动撤离张家口。
画报前线工作组的成立
晋察冀画报社于9月中旬撤出张家口，又回到老革命根据地阜平。为了加强摄影工作的新闻性、及时性，11月15日军区野战政治部发出关于摄影工作的指示，要求纵队设摄影股，旅设摄影干事1至2人，深入、全面地报道爱国自卫战争的英勇斗争场面。画报社分成前后两部分，前方成立前线工作组，随野战军政治部活动，及时组织照片展览。为适应战争的需要，从1946年12月30日起，画报社定期出版《晋察冀画刊》。
1947年过完新年不久，沙飞率领画报社部分人员由阜平花沟掌到平汉前线安国县的马固材，与前方的工作人员汇合，由石少华负责前线工作组的活动，沙飞重点抓画刊编辑出版工作。
晋察冀画报前线工作组与军区《子弟兵报》一起，由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邱岗统一领导，他特别强调画刊的新闻性和战斗性，要求争分夺秒，密切配合形势，邱岗一再指示要注意文风，照片的标题说明多用群众语言，要让战士看得懂，并有鼓动性和艺术性。
改进印刷机具适应战场需要
《晋察冀画刊》为增强新闻性与战斗性，从8月25日第22期开始，改由野战军政治部出版。为使画刊能随军在前线出版，沙飞对轻便印刷机、轻便制版机和轻便排字房进行了改造，在原来何重生1943年创造的木质轻便印刷机的转轴部分。加了汽车轴承，在把部分加上自行车链条和飞轮，大大提高了印刷效率，减轻了劳动强度。还把木架式的轻便制版权改造成折叠手提箱式，拍照部分和底座托架可自由拆卸，用几条板凳架起来就能制版。如要行军转移，把机器折叠起来，只有十几斤重。装在木箱里可以提上就走。
沙飞又把铅字按常用词汇、词句编排起来。用道林纸或铜版纸印刷成字样，需要那些字时，从字样上剪下来贴在一起可同照片一起制版。行军时只要带上字样，几百斤重的铅字和字架就可以不带。
这几项技术革新，保证了画刊在前线及时出版。原先，画刊在前方编排，在后方印刷、发行，需要通讯员来回奔跑送稿、取大样，往返费力费时。革新成功之后，军区印刷厂组织了一个只有八个人的轻便野战印刷厂，全部机器设备和印刷物资装在两辆大车上，部队走到那里，“工厂”和画报工作组一起跟到那里。画刊编好，马上制版印刷，发到部队。从29期（10月21日）起，画刊移到前线随军出版。
10月上旬，解放军在平汉线平保段清风店附近突出奇兵，一举乌黑歼灭蒋介石嫡系第三军，从军长罗历戎到伙夫1万3千余人，无一漏网。战士们在《晋察冀画刊》上看到自己冲锋陷阵、立功受奖的照片时，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画报编辑部和印刷工人，听到这个消息，也感到欢欣鼓舞，加倍努力工作。
前线转战二千里
《晋察冀画刊》从1946年12月30日出版第一期，到1948年5月28日出版最后一期，在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内共计出版44期，平均12天出版一期，及时地反映了晋察冀野战军的各个战役，部队军事民主与立功运动、战地生活、群众支前和土地改革、揭露蒋军的暴行等。画刊还发表了其他解放区的一部分来稿。
画刊为8开单页，4个版面，有几期加到8版。每期发表3表5组照片共20幅左右，最多的一期刊登照片近50幅。每期都有一个中心内容，有简要文字介绍，版面设计美观大方，深受广大官兵的欢迎。
画刊每期印刷一万份，主要发到野战部队，每个班2份。地方部队发到连，并和其它解放区30多个新闻出版单位进行交换。44期画刊共计发表照片330余幅，美术作品16幅，总计发行44万份。
晋察冀画报社前线工作组，于1948年2月初回到后方。在前线一年多时间内，同子弟兵报社一起跟随野战政治部转战2千里。搬迁18次，最后回到后方阜平城南庄南湾村。画报社前线工作组认真执行“为兵服务”的方针，成绩优异，多次受到领导机关的嘉奖和登报表扬。在部队立功运动中，画刊编辑赵启贤与暗室工作人员刘克己均立了大功。
六年战绩
晋察冀画报社自1942年5月1日成立，到1948年5月28日，因晋察冀军区与晋冀鲁豫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晋察冀画报社与人民画报社会并，成立华北画报社。在此期间，《晋察冀画报》共出版13期，发行3万2千册；出版单张画刊44期，每期印行一万份。
1946年3月至7月，出版画报丛刊《八路军与老百姓》、《晋察冀的控诉》（揭露日寇暴行）、《民主的晋察冀》及《人民战争》（回顾八年抗战）4种。另出画报增刊、月刊、旬刊、半月刊、时事刊、号外、传单等23期，及《毛主席近影》一册。
抗日战争时期在晋察冀画报、画刊上发展摄影作品的作者共68人。解放战争时期73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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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山东画报》、《华东画报》和《胶东画报》
《山东画报》
《山东画报》于1943年7月创刊，1—24期，只刊登美术作品与文稿，16开本。第一期用十八集团军山东军区政治部名义出版，从第2期开始，改由山东军区政治部山东画报社出版。
《山东画报》创建时，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形势刚开始好转，还没有照像制版条件，摄影工作也很薄弱，画报社摄影干部只有郝世保一人，社长康矛召找到一台可拍八张底片的蔡司伊康相机学习拍照。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军区一方面由郝世保办摄影训练班，一方面派人到上海采购照像制版设备和摄影器材，聘请技术工人。1944年8月，画报社由郯城西北的蛟龙湾迁到石印厂所在地前静埠，从上海运来的照相制版器材，正准备安装时，日军开始进行秋季“扫荡”，一部分器材被捣毁，仅有的一块照相制版网目，也被敌人砸碎。
1944年冬，反“扫荡”结束后，画报社在新驻地宋家洼子把敌人砸碎的网目拚起来，开始试验照相制版。翌年春，试制成功的第一幅铜版照片毛泽东像刊登在《战士报》上。随后，该报又出了几幅摄影画页。1945年7月1日出版的《山东画报》第25期。刊登了大量照片，内容包括近一年来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取得的重大战果，如光复莒城，攻克文登、泗水、沂水、蒙城、利津，诸城伪军反正，人民支援前线，部队练兵，准备大反攻，把海滩变盐田以及军民关系等84幅，作者包括郝世保、康矛召、白刃、吕杰、石锋、纪生等，另有木刻图画及文字报道，共44页，刊首登朱德总司令和军区罗荣桓司令员肖像。从这一期起，《山东画报》便成为以刊登新闻照片为主的摄影、美术画报。
1945年冬，山东画报社出版从刊《攻克莒县城》，刊登照片70余幅，郝世保、龙实、那狄、王建础等摄影。9月，罗荣桓率山东一部分主力部队挺进东北．部队中的摄影干部也随军前往，其中包括山东画报社主编那狄、编辑王建础等。山东画报社改由龙实任主编、鲁岩任副主编。郝世保继续留在山东，与从华中来的原新四军摄影干部一同工作。年底，中共中央决定建立山东野战军，由陈毅任司令员，兼管山东军区。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动，《山东画报》从26期（1945年7月15 日）开始版式不断变化，有时是4开单张，有时恢复16开本，解放战争开始后，就成为4并单张不定期的画刊了。
1946年秋，为了加强山东解放区的新闻摄影和画报工作，请晋察冀画报社来的郑景康主办了摄影训练班，给山东各野战军主力部队培训摄影干部，其中少数学员（陆文骏、高胜康、刘浩、晓植等）结业后留在山东画报社工作。
1947年1月底，国民党以31万军队分南北两路进攻山东解放区，共产党为统一和加强华东地区部队的指挥，撤销山东军区和华中军区，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合并，建立了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在4、5月间，《山东画报》也改名为《华东画报》，从第40期开始沿用山东画报编号顺序，继续不定期出版四开画刊，至1949年3月出版第49期《淮海战线特辑》告一段落。
《华东画报》
解放战争开始后，山东解放区是国民党重点进攻的地区之一。战斗频繁，十分激烈。从1946年7月至1949年1月，华东人民解放军从苏中七战七捷，到淮海战役（与中原解放军协同作战），共计歼灭蒋介石军队138万余人，所有重要战役，都在《山东画报》和《华东画报》上作过摄影报道。为充分反映人民的这些胜利，山东画报社于1947年3月出版《快速纵队之歼灭》，华东画报社8月出版《生路》（介绍东线放下武器的蒋军军官），12月出版《孟良岗》等摄影丛刊。同年10月，大众日报与华东新华社编印《中国人民爱国自卫战争华东战场第一年画刊》一册，8开本，52页。1948年10月至1949年2月，华东画报社还出版了32开的《战士文化》画报4期，刊登新闻照片、漫画、连环画，发到连队。该刊第4期为《华东战场特辑》这个特辑与1949年4月1日华东画报社出版的《国民党军官的四条道路》画册，以摄影形象与简要的文字，对解放战争时期华东战场的形势和解放军大胜、蒋军惨败的景象作了忠实的记录和总结。在出版画报、画册的同时，还经常向所属各军区发送战地摄影图片，供各地报刊和举办展览之用。
1949年1月5日，第三野战军（原华东野战军改称）政治部创刊《人民前线》画报，为连队服务，它以摄影为主，有漫画、木刻、诗歌等，第2期（2月5日）报道了徐州的解放。华东鲁中南军区政治部于同年1月出版《前卫画报》半月刊，开始4开，12期改为16开，以新闻照片为主，共出15期。
解放战争开始后，华东野战军建立了新华社系统，野战军政治部设总分社，兵团设分社，兵团以下设支社。原华中军区摄影组与山东画报社的摄影记者都以新华社记者名义赴前线采访，有的文字记者、画报美术工作者也兼搞摄影，在新闻、宣传战线上作出了贡献。
从画报、画刊及画报丛刊发表的照片署名情况看，解放战争时期在山东与华东地区从事摄影工作的有郝世保等45人。其中，苏正平和宋大可于1947年9月在胶东昌南前线和沙土集战役中殉职。苏正平1945年参加新四军四师，在华东野战军政治部摄影组工作。宋大可1943年到山东画报社工作，多才多艺，能刻各号铅字，善绘画、木刻，又会写文字报道与摄影，生前任新华社华东前线分社三支社记者，牺牲后，新华社总社追赠他为“模范记者”。二人牺牲时年仅24岁。
1949年12月1日，《华东画报》在上海复刊，出版新一期，以新的面貌为华东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胶东画报》
1944年4月，中共胶东区党委宣传部和胶东军区宣传部抽调胶东军区宣传队（也称国际剧团）美术组的李善一、李恕和胶东区文化工作者抗日协会中搞美术工作的温国华、丁炎等人，由宣传十事鲁萍负责，成立胶东画报社。李善一分工宣传画的编绘，温国华、丁炎负责《胶东画报》，李恕担任《战士朋友》的编辑工作。随后，又调李静纯、鲁农、范子厚、王鼎、杨荣敏等到画报社工作。
第一期《胶东画报》于1944年6月20日出版，16开本，主要为文字报道与图画、木刻，反映胶东大生产运动。8月15日出版第2期，刊登从青岛请来的照相馆摄影师潘昭拍摄的军区第一届战斗英雄大会照片13幅。第3期10月20日出版，刊登照片10幅，报道攻克文登城、部队入城、伪军反正等，并刊登许世友司令员肖像和他的文章《庆祝我军战役攻势大捷》，封面是水道战斗中两位战斗模范的照片，套色印刷。第4期与第5期分别刊登10幅与17幅照片，反映威海刘公岛伪海军反正参加八路军、重克栖霞城和军民同乐等。以上照片皆为潘昭、鲁农摄影。第6期用两页篇幅刊登了汉奸赵保元与日寇密谋反共反人民的电报和信件的翻版照片，将这个堂堂的国民党整编十二师师长卖国求荣的罪恶勾当，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第7期封面刊登一幅劳动模范张富贵受奖得一头大黄牛的照片，为画报特约记者孔东平所摄。
1945年6月，山东军区政治部派那狄到胶东画报社检查工作，他根据军区宣传部的指示，建议出版以图片为主的《山东画报——胶东渤海分版》，以胶东、渤海军民为对象，兼顾海外与敌占区。《胶东画报》改为以绘画为主的4开单张印刷。8月10日、10月31日《山东画报——胶东渤海分版》出了两期4开增刊（铜版纸双面印刷，共刊登图片41幅）之后，于1946年3月31日出版16开单行本第一期，23页，除绘画、文字外，发表摄影作品51幅，反映1945年大反攻中胶东的胜利战绩、春节慰问团对群众进行慰问活动的照片，这期分版用毛泽东像作为封面。第二期单行本，取消了“渤海”二字，改成《山东画报——胶东分版》，由山东胶东军区政治部编印，1946年6月30日出版，刊登津浦线晏城禹城段通车、帮助群众发家、战士生活等照片37幅。8月30日出版的第三期单行本，印刷质量最好。32页篇幅中，刊登欢迎东江纵队来烟台，烟台丝绸业迅速发展，光复胶县、兰村、德州，万民欢腾庆丰收和蒋军暴行等照片63幅。到1947年5月，《山东画报——胶东分版》共出增刊8期，增刊内容都重刊于16开单行本。《胶东画报》上发表的摄影作品全无署名，《山东画报——胶东分版》增刊及单件本都有署名，从署名看，胶东地区的摄影者有鲁衣等23人，其中鲁萍、李善一是报社先后的领导。胶东画报社除出版《胶东画报》及《山东画报分版》之外，还出版《胶东画报——部队版》及《战士朋友》。
《战士朋友》原是胶东新五队政治部宣传科在抗战初期编辑出版的一个16开的单张油印画刊，于1942年在胶东军区成立时停刊，1944年4月胶东画报社成立后复刊，改为32开本的石印半月刊，是供部队士兵阅读的通俗读物，主要由李恕负责编辑。1945年3月改为4开单张《胶东画报——部队版》，1946年初，为适应战时携带方便，胶东军区政治部决定恢复32开本《战士朋友》，共出37期，每期16页至24页不等，以美术、文字为主，也刊登少量照片，在部队内部发行1000份左右，在1947年蒋介石重点进攻山东，战争打到胶东腹地时停刊。
胶东画报社临近青岛、烟台，采购印刷物资比较方便，因此在山东解放区，它的制版印刷条件较好。《胶东画报》初期，由大众报社印刷厂负责印刷、发行。增加照片后，改由北海银行印刷厂担任制版任务，每期发行5千份。为加强对伪军的瓦解工作，画报社还编印了大量宣传，影响较大的有李善一绘制的《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贺年片和《记红黑点》（做好事记红点，做反对人民的坏事记黑点）等传单小画片，王鼎绘制的投诚“通行证”等等，许多的伪军和国民党军不携带“通行证”逃来解放区或在战场上缴械投诚，王鼎为此在解放战争中立了二等功。创刊初期，画报社和印刷厂合署办公，李恕为了自己编的《战士朋友》也能刊登图片，学习描药纸、套网膜和将画稿转移腐蚀到石板上的技术，使石印的《战士朋友》和《胶东画报——部队版》也能刊登新闻照片，受到指战员的欢迎。
胶东画报社的成员，大都能兼用绘画、文字、摄影三种武器，经常轮流到前线采访和到基层组稿。他们的最后一次大活动，是1949年春。这时，画报社人员大都调到各野战军和改行作宣传工作，只剩下李善一、李恕、潘昭和范子厚4入。他们根据区党委指示，为解放青岛筹办了一个大型图片、美术展览会，介绍胶东解放区八年抗战成绩，宣传党的城市政策，在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后半月左右，同胶东青联合办展出。1949年10月初，李善一南下，李恕调山东军区，胶东画报社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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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冀热辽画报》和《东北画报》
《冀热辽画报》
《冀热辽画报》是继《晋察冀画报》之后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出版的第二个摄影画报。画报社的地址在冀东蓟县盘山，编辑部设在卢家峪和东窝铺，印刷厂设在盘山后山下，几间茅草房分别作为照相制版和印刷的工作室。盘山离日伪军的据点只有15华里，需随时准备应付敌人的“扫荡”和突然袭击。工厂的设备和物资一部分由冀东行署和城工部帮助从平津购置，一部分由自己土法制造。照像制版机和轻便印刷机就是仿照晋察冀画报社的土造机器制的。
冀热辽画报社由罗光达任主任，赵坚任指导员。从尖兵剧社调来的安静任美术编辑，画报社先编辑两期单张特刊，进行试版。1945年7月7日，在抗战8周年纪念日，《冀热辽画报》创刊号正式出版。
这期画报发表毛泽东、朱德等人的肖像，冀热辽子弟兵辉煌战绩、保卫祖国领海、武装起来的人民、民主建设和新解放区动态等六组照片共89幅，封面照片和封底照片都是套印彩版，摄影者为罗光达、张进学、齐观山、于舒、钱谊、申曙、王文、何畏、周奋、袁耐冬、杨思禄、陈明才等。此外还刊登两幅三色套版的冀热辽敌我形势图。画报为16开本，54页，木造纸印刷，共印500本，除发本区各连队和地方政府以外，还由武装交通队把画报送至延安和邻近的解放区，一部分送到重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画报社的全部摄影记者随部队采访攻打城镇、收复国土的活动材料，工厂则集中全部力量突击印刷宣传品、布告和毛泽东像，接着又赶印边币以代替伪钞，印刷军用地图供挺进东北的部队使用。由于形势发展迅速，这些任务尚未完成，又接到向东北进军的命令。9月下旬，画报社全体人员（记者先已随军去东北）到达东北沈阳，冀热辽画报的使命结束了。
《东北画报》
1945年11月，冀热辽画报社改名为东北画报社。《东北画报》在整个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一直坚持出版，到1955年2月改为《辽宁画报》为止，有十年历史。许多著名美术家、摄影家和几位日本朋友都在画报社工作过，第一任社长是罗光达，第二任社长是朱丹，以后是施展、张醒生。
1945年“八.一五”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共产党中央先后派两万名干部进入东北，并从山东、陕北、冀东及其它解放区抽调部队挺进东北。11月4日，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同年，任命林彪为总司令，彭真为政委。
同看9月，冀热辽画报社随军到达沈阳，为解决制版印刷问题，成立了“敌伪印刷物资接收委员会”，把敌伪在沈阳的制版印刷设备全部接收，并动员一部分工人和技术人员参加工作。10月15日出版了《冀热辽画报》时事专刊第3期（前两期于4月在冀东盘山出版）。10月底，由于国民党运兵秦皇岛，准备内战，李运昌率部队移驻锦州一带，画报社改由东北局宣传部领导。《冀热辽画报》于11月初改名《东北画报》，仍由罗光达任社长。
东北画报社成立后，为紧密配合形势，首先用套色精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大幅削像及传单、标语，出版了对开单张的《东北画报增刊》，并用中苏友协名义编辑出版《中苏友好画报》，同时开始编辑8开彩色胶印的《东北画报》创刊号。11月下旬，进驻我东北地区的苏联军队，根据苏中条约，准备将中长路沿线大城市移交国民党政府，这时解放军主力尚未集中，中共中央决定“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画报社奉命随部队由沈阳撤到本溪。
东北画报社从沈阳撤出时，动员和雇用了约100辆胶轮大车，装上所有接收的制版印刷物资，由自建的警卫队护送。警卫队由张进学担任队长，于12月初到达本溪，在本溪出版了《东北画报》第一期。内容是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特辑创刊号还发表《冀热辽八路军反攻大进军的胜利》照片12幅，这时从延安来的朱丹调到画报社，任副社长。
由于战局紧张，1946年1月，画报社人员又冒着凛冽的风雪，由本溪北迁通化。国民党飞机经常来轰炸，大家一面防空，一面坚持工作，在通化三个多月，印制了大批军事地图和单张画刊，还出版了古元的第一本木刻选集。
1946年3月13日，国民党军队占领沈阳，向解放军驻地发动进攻，5月占领四平、长春、吉林，控制了松花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共产党部队主力撤到松花江以北，东北画报社也由吉林省的通化撤到黑龙江省东北角上的佳木斯市郊区。这时，北满土匪谢文东活动猖撅，常来袭扰，画报社警卫队和工作人员多次与匪徒开火交战。1947年4月后，东北画报社的社部和编辑部由佳木斯搬到哈尔滨，留印刷厂在佳木斯。印刷厂已发展到百余人，由刘博芳和张进学任正、副厂长。这时冀热辽画报社的摄影记者都先后到达东北，分赴前线与农村进行摄影采访。郑景康从山东到东北，原在西北战地服务团的陈正青和何慧也调到画报社，陈正青任摄影科科长，郑景康任研究室主任。陈正青（1917—1966），湖南长沙人，上海大同大学毕业，1937年到延安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1945年到东北。1947年至1948年，他以照相机为武器，为记录东北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深入前线和后方采访，拍摄了不少照片。 从延安和其它解放区到东北的美术工作者有古元、沃渣、刘迅、王曼硕、施展、张仃、夏风、安林、苏晖、赵域、黄山定、洪藏、丁达明、黄铸夫等，也先后参加画报社工作，张仃任总编辑。
东北画报社集中了摄影与美术人才，因此，除出版以摄影为主的8开本综合性画报外，还编辑出版4开的《东北画报增刊》，以及摄影与绘画并茂的《东北画报漫画专号》、《纪念解放后第二个“九.一八”专号》，并出版了《木刻选集》和《李有才板话》、《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等连环画以及大量的农民翻身新年画等。
东北解放军为了广泛建立部队摄影网和美术工作者的队伍，委托画报社从1948年4月开始，从部队选调干部，在哈尔滨连续举办两期美术、摄影训练班，学员共100多人。从训练班毕业的学员，大都回部队担任摄影工作，梁枫、田原、钱嗣杰、臧德宽等留在画报社。经过培训，有些美术工作者也学会了摄影，如安靖、施展、安林、苏晖。黄山定等。业余摄影爱好者李松涛，东影的新闻纪录电影摄影师徐肖冰、钱筱章、吴本立、张绍柯、杨荫萱、郝风格等被聘为画报的特约记者。画报社继承华北抗日根据地的传统，除出版工作外，还举办摄影、绘画、木刻及年画的展览。除少数人留在社内工作外，大部分人不论新老一律到前线，一面进行美术创作和摄影采访，一面和士兵一起参加攻坚战、巷战。摄影记者王振东在开原前线牺牲，郭春瑞在解放锦州战役中拍摄抓俘虏时，被暗藏的蒋军用刺刀刺穿腹部致死。任树云和东影新闻纪录电影摄影师兼画报特约记者张绍柯、杨荫萱都牺牲于锦州战役。
在画报社摄影记者中，齐观山是1941年晋察冀第一期摄影训练队的学员，是老记者；他与新记者一同上前线采访时，部队赠给的战利品，他都上交画报社，在思想作风方面起了模范带头作用。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解放。翌年3月，东北画报社迁回沈阳出版。
《东北画报》在四年解放战争中，工作方针和内容、形式作了几次变动。1—4期，画报偏重于各种文献的介绍，发行量小。长春撤退后，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当时画报社在佳木斯，兼出《东北画刊》，报道剿匪运动等，但没抓住工作重点。到哈尔滨后，检查了画报方针，认为应把战争与群众放在第一位，于是决定改版，缩小版本，增加发行量，使内容尽量通俗，把大本头的画报停刊。1947年春，农村开始土地改革，并掀起支前热潮，于是画报决定把反映战争，宣传战争，鼓舞士气作为编辑的重点，同时反映农村的土地改革。这时已认识到“画报不仅可以用形象表现一个问题，而且可以进一步和政策结合，直接而具体地指导运动”。
由于画报能联系实际，注意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解放军很多连队指导员把“努力作战，争取上画报”作为战斗动员的口号，并把画报作为奖品赠给作战有功人员。画报第20期刊登了第6纵队18师副班长万宝林家里分到土地的照片，万看后受到鼓舞，表示要立特等功，后来他在四平战役中获得了战斗英雄的称号。在1948年秋季攻势下，东北各纵队宣传部会议认为，东北画报已成为“部队中第一种最受欢迎的读物”和“部队主要教材之一”，因为它“能够经常配合政策任务，在战士整训当中起推动与组织作用。”在地方上，很多墙报与黑板报都临摹画报上的图画进行宣传。
东北全境解放之后，工作重点又由农村转入城市，画报社的宣传方针也相应地由主要反映战争转到主要反映工业建设和城市建设，读者对象也由士兵转为工人和农民。1949年3月《东北画报》迁回沈阳后，进行了第三次改版，由16开本改为12开的中型版本，仍为半月刊。
在三年多时间里，《东北画报》共发表各类照片1958幅，以及众多的美术作品。除“四保临江”外，东北解放战争的所有重大战役、战斗和后方支前、参军、土改、反霸、锄奸、生产建设等重大政治活动，画报都作了摄影报道。
《东北画报》在东北解放战争中不仅起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良好作用，而且在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方面也战功卓著。1947年，在秀水河前线，国民党军一个班起义，身上带着《东北画报》上刊登的解放军优待俘虏和号召蒋军起义的照片和文告，他们是看了画报以后决定起义的。1948年9月12日解放军发动辽沈战役，国民党长春守军司令郑洞国于10月19日率部投诚，国民党报纸大肆宣传郑洞国“壮烈殉难”，并给他开追悼会。为了揭破国民党的谎言，东北画报社派出有经验的老摄影记者郑景康、陈正青与齐观山，抓拍了郑洞国抵达哈尔滨时有哈尔滨车站标志的新闻照片，印成传单，用宣传弹（装有宣传品的空心炮弹）射入被围困的沈阳蒋军阵地，揭穿了国民党的谎言。
《东北画报》的发行数量不断增长，由1、2期的3000份，增加到30至50期的5000份，这种情况也反映了东北战场战争形势的变化。
根据现存不完全的《东北画报》统计，先后在画报上发表摄影作品的作者共计55人，还发表了程默、张绍滨、杜修贤、程铁4人反映毛泽东转战陕北和西北战场的照片，以及杨国治、冀明关于冀察热辽的摄影报道。
东北解放后，东北野战军进关与华北野战军配合，进行了平津战役。1949年春，东北野战军改编为第四野战军，5月渡江南下，解放华中、华南。东北画报社的摄影记者与美术工作者一部分随军南下，一部分留在北京，后来成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新闻摄影局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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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人民画报》、《勇士影报》和《中原画刊》
《人民画报》
《人民画报》是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人民画报社编辑出版的，于1946年8月1日创刊。
1945年12月初，军区政治部派高帆去晋察冀军区，带着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给聂荣臻司令员的信件，要求派人支援晋冀鲁豫创办摄影画报。这时晋察冀画报社在张家口，聂司令员指示画报社派得力干部前往支援。晋察冀画报社于是派裴植（摄影科长）、袁克忠（摄影记者）、曲治全（制版技师）、孔宪芳（暗室技工）和两名印刷工人去晋冀鲁豫军区工作，并带去一批照相制版设备和摄影器材。
裴植，山西运城人，1918年生，1938年6月参加革命，曾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印刷所所长，1942年任晋察冀画报社摄影股长，后任摄影科长。袁克忠，河北深泽县人，1921年生，1938年1月参加革命，是1940年冬冀中军区第三期摄影训练队学员，一直在冀中八、九分区作摄影工作。日本投降后，调晋察冀画报社当记者。裴植等到达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所在地邯郸后，军区政治部决定由摄影科与艺术科合组成人民画报社，任命裴植为摄影科长，艾炎为艺术科长。参加摄影工作的有高帆、袁克忠、王中元、郭良、张哲等。
由于制版机从张家口长途运输过程中受震损坏等原因，《人民画报》直到1946年8月1日才创刊。在创刊前一个月，蒋介石撕毁国共两党停战协定，向晋冀鲁豫发动进攻，裴植随军开赴前线，画报的出版工作，实际由高帆等人负责。
《人民画报》创刊号为16开本，连封面封底共24页，刊照片40幅，占13页；木刻、漫画等7页。画报刊有毛泽东和朱德的肖像，以及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杨秀峰等军政首长的题词。
创刊号刊登的新闻照片分为“彻底实行三大决议，坚决保卫和平民主”、“进入和平建设，恢复战争创伤”、“部队生活”、“文化建设”和“工农业生产”等五组，摄影者为高帆、袁克忠、裴植、夏光、文扬、原野、翟振瑞等。
1946年8月10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宣布军事调停失败，让蒋介石放手进攻解放区，晋冀鲁豫军民开始了自卫反击战。12月25日出版了第二期《人民画报》改为半张报纸形式，两面印刷，第一版以《消灭蒋贼有生力量》为题，发表照片18幅，集中报道了晋冀鲁豫野战军月初在鲁西南定（陶）曹（县）地区消灭蒋介石嫡系整三师，活捉师长赵锡田；10月甄城战役消灭国民党整编68师119旅，活捉旅长刘广信；11月在豫北滑县消灭国民党整编41师104旅，活捉旅长杨显名等战果。在自卫战役开始时，周恩来曾指出：要把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和我军自卫取得的胜利拍成照片，广泛宣传，因此，裴植、高帆、袁克忠、熊雪夫、文扬、苗毅征等，都上了前线，拍摄照片后，赶快回到邯郸编印画报，并及时送到上海。周恩来看到以后，指示上海《群众》周刊于1947年1月20日出版的14卷第3期以《人民解放的胜利——晋冀鲁豫解放区之辉煌战果》为题，转载了被俘的赵锡田、刘广信与其他蒋军军官的照片，在蒋管区散发，有力地戳穿了国民党制造的蒋军在前线胜利辉煌的谎言。《群众》转载的消息传到人民画报社时，大家都受到鼓舞。由于这期画报编印及时，高帆受到上级的表杨，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发给他一枚 1947年“人民功臣”特级奖章。
《人民画报》从1947年2月15日第三期开始，逢双月15日出版。第三期画报全是木刻与漫画，第四期又全为照片，内容是我军收复曹县、解放聊城、攻克单县等重要战斗。6月至5日出版增刊，报道蒋军放下武器后在解放区的生活。第五期以（6月25日）《继续大量歼灭敌军，积极支援蒋管区爱国运动》为题发表18幅新闻照片，其中有解放汤阴、活捉孙殿英、全歼蒋军第二快速纵队等重大胜利场面。
经过一年的自卫战争，解放军歼灭蒋军112万人，蒋军主力陷于解放军腹地。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刘、邓大军于1947年6月30日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进村外线作战，把战争引向蒋管区，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
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新变化，晋冀鲁豫的摄影工作者裴植、袁克忠、王中元、郭良等，随军南下。高帆留下来编辑出版画报第六期，并于8月15日出版了《爱国杀敌英雄王克勤》小册子。刊登袁克忠与高帆拍摄的十幅系列照片，表彰这位烈士的英雄事迹。
1947年冬，徐向前率领晋冀豫军区内线部队，以由西为重点战场，在攻克运城之后，于1948年5月攻占临汾，在晋中消灭阎锡山的主力。10月发动攻取太原的战役。高帆参加了所有这些战斗，拍摄了《支前民工开赴前线》、《小民兵护军粮》、《荣获“临汾旅”称号的我军某部转赴新战场》、《徐向前司令员在太原前线指挥作战》等照片，富有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帆还在这一年油印出版了他自采自编自画自刻自印的连环画《英勇顽强的人民战士李海水》。
1948年1月25日出版的《人民画报》第七期，是单页形式，报道收复运城，解放永年、元氏等战绩。第八期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特大号，这期画报于2月25日出版，恢复16开本，共28页，封面照片《向大别山进军》，封底为南线反攻形势图，共选登14组新闻照片，包括《夜渡黄河天险》、《鲁西南空前大捷》、《羊山集之战》、《歼灭陈诚亲信第66师》、《行进在鄂尔皖西南》、《大别山上扎下根》等，全本画报共计发表照片72幅。这期画报在照片选择、标题拟定、文字说明和版面安排、美术设计等方面，比前几期都有改进，思想性和艺术性较高，也是晋冀鲁豫《人民画报》的最后一期。
1948年5月，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大军区奉命合并，成立华北军区，人民画报社与晋察冀画报社合并成立华北画报社，至此，《人民画报》胜利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
《人民画报》从1946年8月1日创刊，至1948年5月结束，在两年时间内，共出版画报八期，增刊一期，发表照片共计210幅，共发行13000份。在画报上发表作品的摄影者除前面提到的，还有艾炎、熊雪夫、曲治全、赵贵保等。
《勇士影报》和《中原画刊》
裴植等随晋冀鲁豫野战军南下，担负了强渡黄河和鲁西南战役的摄影工作。为报道1947年7月歼灭蒋介石精锐部队整编66师的战斗，袁克忠只身通过百里战区奔赴羊山集战场，在火线上抢救伤员，和战士一起坚守阵地，打退敌人四次反扑，并完成了摄影报道任务。8月，晋冀鲁豫野战军跃进鄂、豫、皖三省交界处的大别山，裴植等人用照片记录了进军大别山和大别山地区艰苦战斗的情景。
在进军大别山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摄影股的李峰，自拍、自洗、自编出了三期《勇士影集》，这是一种用彩色油墨的蜡纸上套印说明、再将照片贴上去的32开本手贴影集。为及时反映部队战斗情况，从第四期（1947年8月）起，改为《勇士影报》，并贴有部队首长拍摄的照片。
l948年2月，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回师中原，5月改为中原野战军，裴植拍摄了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的中原会师和7月在河南宝丰会议上邓小平与陈毅交谈的照片。在宝丰，中原野战军政治部召开旅以上政治工作人员会议。摄影科在会议期间举办一次规模较大的摄影展览，回顾了鲁西南大捷及进军大别山的斗争，照片最大6寸，一般2寸，受到与会者的欢迎。副政委张际存在会上再次强调摄影工作的重要性，他说，“摄影是宣传工作的 一种新式武器，是一种群众所喜欢和易于接受的艺术形式，反映现实最快，最容易取信于人”。裴植就摄影工作的意义和如何恢复和健全部队摄影工作发了言。在进、出大别山的战斗中，部队摄影器材损失很大，摄影科只有3个人，有的同志改了行，这次政工会议推动部队恢复了摄影工作，会议后，二、三、六纵队成立了摄影组，四纵队派人学习摄影并去洛阳买了器材，十旅出了晒蓝像画报，一纵队李峰出了《勇士影报》第六期，六纵队出版了《襄樊战役影集》。
《中原画刊》以中原军区政治部及中原野战军政治部名义出版，8月30日创刊，16开4版。这期画刊刊登表克忠、裴植、杨玲和王中元摄的三大野战兵团中原会师的照片。1949年1月和2月出版的《中原画刊》第五期和第六期，报道了全歼黄维兵团，由袁克忠。郝长庚、孙利华、王中元摄影。在出画刊的同时，还在开封举办一次摄影图片展览，向市民宣传解放军的胜利。郑州解放后，中原新华画刊社在郑州编印《新华画刊》数期。
1949年1月，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一二野战军，渡江后，司令部进驻南京，摄影工作条件得到改善。二野政治部出版《向江南进军》画册，大16开本，54页，刊用照片174幅，对二野渡江前后的情景作了集中报道。同年7月，王中元编辑的《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影集出版，16开胶印，刊登照片82幅，文字说明及缴获敌人武器数目，都由张际春副政委亲自审定。影集的摄影者为裴植、袁克忠、王中元、李峰、李国斌、郝长庚、康健、郭良、张湖，还出版了《毛主席到北平》及《襄樊战役》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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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华北画报》、《华北画刊》、《华北解放军画刊》和《天津画报》
《华北画报》、《华北画刊》和《华北解放军画刊》
华北军区成立后，1948年5月25日，人民画报社和晋察冀画报社合并成立华北画报社。当时人民画报社一部分人员随刘邓大军南下，一部分随18兵团西进，只有苗毅征、张庆鸿、冯士杰三人参加了成立大会。华北画报社的主力是晋察冀画报社的原班人马，原晋察冀画报社正、副主任沙飞、石少华接任华北画报社正副主任。沙飞因患肺结核长期住院治疗，画报社的实际工作由石少华主持。12月，华北军区派18兵团摄影科长高帆（原《人民画报》主编）到华北画报社担任副主任，不久，1949年夏他又奉调到南京随第二野战军进军大西南。后来，军区又调18兵团摄影科长吴群接替高帆，协助石少华领导画报社和华北军区的摄影工作。
华北画报社于1948年6月10日出版《华北画刊》第一期，仍以部队士兵为服务对象，紧密结合形势，及时报道解放战争的情况和华北部队的各种活动。10至20天出版一期，发行2万份。在出版画刊期间，不定期出版《华北画报》，第一期画报于1948年10月出版。《华北画报》以综合报道一个时期的重大事件，纪录革命战争历史为主要任务；以摄影为主，辅以美术和文艺作品，除发给部队以外，还兼顾地方，并通过新华书店公开发行。
1948年11月29日平津战役开始，画报社一面组织本社和部队摄影干部到前线采访；一面突击制作展览照片，准备平津解放后立即进行展览宣传。当时画报社已由平山孟岭迁到井陉河西村，制作展览照片的任务由刘克己、宋贝珩、顾瑞兰。李素贞等人承担。为提高工作效率，他们用三台土造日光放大机同时放大，加用镜子反光，以缩短曝光时间。经过一个多月紧张工作，制作16寸放大照片300余幅。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18日华北画报社随军区领导机关进入北平，同时派方弘到天津开展摄影与画报工作。画报社在平、津举办了大规模的图片展览宣传活动，收效甚好。
1949年4月24日，南京解放的第二天，解放军攻克太原，结束了阎锡山在山西近四十年的反动统治。从此，华北境内已无战事，留守部队进入练兵整训、文比学习、生产建设三大运动。华北画报社编辑人员章文龙、赵启贤等人调华北军区宣传部编辑科。9月，画报社组成石少华、李遇寅、吴群、杨振亚、顾棣、庞嵋六人编委会，开始研究和制定在新形势下面报的编辑方针和工作计划。
1949年8月1日，华北军区创办《华北解放军报》，同时不定期出版《华北解放军画刊》，画刊所用照片稿件全部由华北画报社供给，到1950年2月共出版三期。3月，华北军区决定《华北画报》两个月出版一期，《华北解放下画刊》半个月一期，画刊为部队刊物，画报兼对外宣传。从第4期开始，《华北解放军画刊》由华北画报社编辑出版，恢复16开4版。因编辑力量不足，到1950年8月停刊时，只出版画刊11期，画报一期。
当时，华北画报社是共产党和解放军在北平唯一的新闻摄影单位，在国家新闻摄影机构建立前，担负着对外发稿、供应新闻图片和历史照片资料的任务。为做好照片供应工作，画报社另建华北图片供应社，由刘克己任经理，负责对各新闻单位、社会团体提供照片资料，供应部队展览照片，制作送苏联和捷克展览的大幅照片。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一年内，华北画报社编发供应北京和全国各新闻单位、机关团体、画报画刊以及国外的新闻照片和展览照片，共12400余幅，供应部队展览照片8622幅。一些重大摄影报道任务，也由华北画报社担任，如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迁到北平，毛泽东、朱德在西苑机场阅兵；4月，中国代表团参加布拉格世界拥护和平大会，新政治协商会议，以及10月1日的开国大典等，都是由华北画报社担任和组织摄影报道的。
华北画报社自1948年6月到1950年9月的两年又三个月的时间内，做了以下几件工作：
一、编辑出版《华北画报》4期。第一期在河北平山县编辑，16开本，58页，发表布拉格世界青年节、为平分土地而斗争、打开冀北地狱救人民、临汾攻坚战、刘邓大军南征纪影等专题新闻照片169幅。第二期，1949年12月在北京出版，56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专辑，刊登照片73幅。第三期， 1950年8月出版，8开本，内容是纪念“八一”建军节23周年，选刊红军、八路军、人民解放军各个时期珍贵历史照片40幅，以及纪念“五一”、“ 五四”，解放海南岛、舟山群岛的新闻照片等，同时编印了一本华北解放军大生产特辑，作为最末一期。
二、编辑出版《华北画刊》15期（1948.6—1949.8），16开4版单张，主要报道解放战争的进程，包括察南战役中的安平民工队、解放中原的进军、红旗插上大别山、左云千人大血债、10万阎军全部歼灭、华北人民政府成立、活捉康泽、平津战役。二百万人欢迎解放军进北平以及解放南京、太原等，刊登照片共计287幅。
三、编辑出版《华北解放军画刊》11期（1949．10～1950．8），前三期为8开4版，四期以后改16开4版，主要内容有1949年华北解放军战斗、整训、保卫国防、生产、学习的实况集锦，纪念“八一”建军节军史图片特辑，欢迎毛主席、周总理从莫斯科返京，首都人民欢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等。共计发表照片252幅。
以上三种画报、画刊总计发表新闻与历史图片800余幅，署名作者有谷芬、高粮等数十人。
四、编辑出版内部刊物《摄影网》 25期（1948．6—1950．8）。目的是反映摄影工作动态、交流与总结经验，活跃业务理论研究，推动和指导部队摄影工作。最初由晋察冀画报社油印，取名《摄影网通讯》，从1947年8月1日创刊，到1948年2月15日共出17期。华北画报社成立后，改名《摄影网》，1至12期为油印，有32开与64开两种版本，13至25期在北京出版，改铅印，从第14朝开始定为月刊，小32开本，每期14页到46页不等，1950年4月由解放军画报社接办。
五、对外发稿和举办各种形式的图片展览近百次，并收集了大量中共党史、军史的照片资料。
1950年9月1日，华北画报社撤销建制，同一天以华北画报社为基础，解放军画报社正式宣告成立。
《天津画报》
华北第一大商业城市天津于1949年1月15日解放后，华北画报社摄影记者方弘参加了接管文化机构和出版印刷单位的工作。为加强宣传工作，天津市委于1月下旬做出创办《天津画报》的决定，在市委文教宣传部领导下成立了画报筹备组，成员有方弘、洪藏、黄山定、黄丕星等4人，由方弘负责。洪藏、黄丕星搞美术，方弘、黄山定搞摄影。
《天津画报》于1949年2月1日创刊，代发刊词《我们的话》说，“天津画报今天和大家见面了，我们出版这个画报的希望，是报道人民解放战争，鼓舞人民支援解放战争，反映人民城市各方面的建设及人民生活情况。”
画报为单张4开4版，用新闻纸双面胶印，每月出版三期，由天津日报总发行。
《天津画报》创刊号发表了毛泽东同志肖像，以及解放天津、活捉蒋介石军队将级军官20名、天津人民欢庆解放、天津解放后秩序迅速恢复等新闻照片43幅，摄影者为方弘、李瑞峰、刘庆瑞、葛力群、黄丕星等。
1949年4月，《天津画报》出版第十期以后停刊，10期画报共发表新闻照片231幅，摄影者除前已提到的，还有杨振亚、孟昭瑞、齐观山、白振武、高粮、赵域。南宫亮、张举、胥志成。吕红、井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