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之友网》管季超网辑-香港文学-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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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家聯會﹙簡稱「香港作聯」﹚是由作家、文學研究者和報刊文藝版編輯等人士組成，並在香港註冊之非牟利團體，於一九八八年一月正式成立，當時名為「香港作家聯誼會」，一九九二年三月更名為「香港作家聯會」。本會的宗旨是，增進作家的友誼及推動海內外文學交流，協助會員交流寫作經驗，維護作家合法權益，促進香港文學事業發展，推動海內外

文化交流。香港作聯現有會員三百多名，是香港文學界較有影響力和代表性的文學社團。本會經常邀請中國大陸、台灣和海外華人作家與會員交流、舉行講座，以及舉辦寫作坊、文學月會等各種文學研討活動，並不定期組織會員到外地訪問。作聯出版會刊《香港作家》及各種文學性書籍，會員間還常舉辦文藝沙龍聚會，以文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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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协代表团参加香港作联成立二十周年庆典和澳门文学交流活动


2008-12-2


    应香港作家联会和澳门笔会邀请，近日，中国作协代表团访问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团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金炳华任团长，党组成员、副主席陈建功，副主席、上海市作协主席王安忆任副团长。代表团成员有：重庆市作协主席黄济人、广东省作协主席廖红球、内蒙古自治区作协主席阿尔泰、福建省作协副主席王炳根、河北省作协副主席李春雷等。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主任高祀仁，副主任彭清华、李刚和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联络办主任白志健、副主任李本钧等分别会见了中国作协代表团。  
　　11月24日，香港作家联会举行成立20周年庆典，中国作协代表团应邀出席。金炳华在庆典上致辞。他首先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和铁凝主席，对香港作家联会成立2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他说，香港作联成立20年来，已从创会时的30多人，发展为目前有300多名会员，在香港地区具有较大影响的社团，广泛团结香港、内地、澳门和台湾及海外的作家朋友，为促进祖国内地和海外文学界的交流，为促进香港文学繁荣及社会和谐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金炳华指出，香港作联与中国作协积极合作，为加强两岸四地文学交流，促进祖国内地文学事业和海外华文学创作繁荣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尤其是香港回归祖国以来，作联联合两岸四地作家，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学研讨和交流活动，具有较高文学品位和较广的社会影响。在香港文学界诸位同仁的共同努力和带动下，香港以她中华文化传承的特殊角色和独特文化地位，在两岸四地和海外华文文学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在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整体格局下，中国作协和香港作联的交流合作不断深入，两岸四地和海外华文文学界同心协力、携手共进，为促进世界华文文学繁荣，推动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懈努力。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副主任李刚，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席马逢国，香港作家联会创会会长曾敏之、会长刘以鬯、执行会长潘耀明，著名作家金庸，加拿大华人作协主席陈浩泉及香港各界人士200余人出席了庆典大会，澳门、珠海、肇庆等周边城市作协代表也到会致贺。  
　　香港作联成立于1988年，旨在增进作家的友谊及推动海内外文学交流，协助会员交流写作经验，维护作家合法权益，促进香港文学事业发展。  
　　在香港期间，中国作协代表团还出席了香港城市大学举办的“华文写作的展望”论坛，出席了香港诗歌散文学会组织的专题研讨，与香港及周边地区文学界联谊交流活动等。  
　　25日，中国作协代表团一行抵达澳门，出席由澳门笔会主办的“澳门中篇小说征稿”获奖作品颁奖仪式，并与获奖作者及澳门文学界人士进行座谈交流。全国人大常委贺一诚，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联络办文化教育部部长刘晓航，澳门日报社社长、澳门笔会会长李鹏翥,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吴子良等出席。金炳华表示，澳门笔会多年来坚守文学理想，培育文学新人，为繁荣澳门文学创作、促进内地与澳门地区文学交流尽心尽力，成绩喜人，希望加强内地与澳门作家互访，进一步增进交流、深化友谊。  
　　港澳文学界对中国作协代表团到访热切关注。香港作联、澳门笔会感谢中国作协对香港、澳门作家的热情关心和文学创作的大力支持。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和《澳门日报》等港澳媒体对代表团的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

香港作家联会举行20周年庆典 (http://www.gznet.com/news/ 2008-11-25

新华网香港11月24日电（记者 吕诺）香港作家联会24日举行20周年庆典。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金炳华，中联办副主任李刚，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及王安忆，香港作家金庸，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席马逢国等到会祝贺。 　　金炳华在致辞中说，香港作家联会成立20年来，与中国作家协会共同努力，为加强祖国内地与港澳台地区之间以及海内外的文学交流合作，促进香港、祖国和世界华文文学的繁荣，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回归祖国11年来，香港凭借突出的文化意义、特殊的文化地位，日益成为世界华文文学交流的枢纽。今年是祖国不平凡的一年，各地反映时代、深入生活的优秀文学作品不断涌现。中国作协将进一步发挥联络、协调和服务职能，与香港作家联会及各地文学社团同心同德、共促共进，共创中华文化和华文文学更美好的明天，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懈努力。 　　香港作家联会成立于1988年，现已发展成为香港有影响力的文学社团，共有会员300多人。香港作家联会创会会长曾敏之在致辞中说，在香港回归11周年、祖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香港作家联会走过了20年的风雨历程。香港作家联会今后将继续与各界精诚合作，尽自己的力量继承与发展文学传统，共同推动华文文学发展。

和而不同共享回归 张诗剑畅谈香港文学(组图)

2007年07月06日

金莹

香港作家联会执行会长潘耀明、香港《文学报》总编辑张诗剑接受本报独家专访畅谈回归后香港文学十年。     自1997年7月1日到2007年7月1日，香港回归整整十年。香港文学在经历新的变化中发展。近日，记者采访了两位香港知名文化人士:香港作家联会执行会长、明报出版社和《明报月刊》总编辑兼总经理潘耀明先生，香港作家联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香港文学促进协会创会会长、香港《文学报》总编辑张诗剑先生，听他们畅谈对香港文学回归十年的感受。 回归加强港人文化归属    在潘耀明看来，回归使港人真正对中华文明产生归属感。而张诗剑最深刻的感受，是香港文坛“重英轻中”的意识产生很大改变，抓“文化回归”成为重要的课题。文化回归同时又大大促进了“人心回归”。     “香港回归十年来，文坛的变化是很大的。”张诗剑说:“2000年由香港文学促进协会和香港政经文化学会牵头，联合45个香港文艺团体，组织成立香港中华文化总会。由全国政协委员高敬德任会长，本人任理事长，谢纬武任监事长，凡是属于中华文化范畴的文艺团体都欢迎加入，包括作家诗人，琴棋书画，音乐舞蹈，时政评论，文体传媒，中医中药，儒道玄学，以及普通话教学，青少年才艺等社团都会合到旗下，现有属下团体近200个，分布全港十八区，传播中华文化，走出去，请进来，进行中华文化大交流。随后又成立的香港各界文化促进会，在弘扬中华文化方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两地文学交流日益紧密     张诗剑表示，两地文学应该“和而不同”，不可“同而不和”。和而不同，共醉回归路上，这很适合“一国两制”的香港文学生态。回归十年里，两地的文学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紧密。香港作家联会、香港文学促进协会等一系列文学团体，做了大量工作，积极推进两地文学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香港作家联会拥有丰厚的文学资源，旗下集合了大部分的香港作家、诗人，有如刘以鬯、曾敏之、@青、黄维梁、吴羊璧、黄庆云等知名作家；学院也自有一批优秀作家，包括钟玲、小思、也斯、黄国彬等。据会长潘耀明介绍，作联几乎每两个月就举办一次文学活动，并积极与内地文学界沟通，邀请内地作家来港交流。巴金去世时，作联还在香港举行追悼活动。两地文学同根连枝，关系日益密切。     记者了解到，在7月18日至7月24日举行的香港国际书展上，铁凝、莫言、于丹、易中天等一批内地知名作家和学者也受到邀请赴港参加文学活动。     香港正积极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的纽带     凭借多年积累的广泛人脉，潘耀明一直致力于推动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让香港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的纽带，是他的目标。2006年年底，“世界华文文学联会”、“世界华文旅游文学联会”相继在香港成立。潘耀明当选为世界华文作家联会执行会长、世界旅游文化联会会长。     香港各所大学中的华文文学推广和创作活动也十分兴盛。如香港浸会大学2006年设立了“红楼梦文学奖”，奖金为30万港币，是迄今为止华文文学中奖金最高的奖项。钟玲教授主持“国际作家工作坊”，邀请海内外作家们到香港停留两个星期，讲学交流，对香港文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香港城市大学的张信钢教授主持设立“中国文化中心”，邀请内地及海内外作家，开办讲座，弘扬中华文学；香港中文大学翻译中心的金圣华教授，也积极展开“世界大专院校文学征文奖”，以鼓励和促进青年的华文创作。

纯文学仍曲高和寡    提到香港目前纯文学的发展状况，潘耀明用了“曲高和寡”四个字来形容。他说，作为典型的商业社会，香港的民间文学团体虽然一直发展蓬勃，但政府对原创的推动比较淡漠。特区政府开设有艺术发展节，但拨款多在表演艺术如舞蹈、话剧之类的，对文学原创性重视得不够。如何在市场中为纯文学争取一席之地，也让他费了不少心力。作为明报出版社的总经理，他有意识推介此类作品，曾选取内地一批纯文学创作的代表性作家，如王蒙、舒婷、刘索拉、韩少功、张炜、池莉、莫言、余华等，推出一套“2000年文库”。
    张诗剑也感慨，香港纯文学的文坛、诗坛仍处于惨淡经营状态。“民间的刊物，如荒山野草，自生自灭，出一年半载就夭折。绝大多数报纸不设纯文学副刊。艺术局批办的文学刊物，也都是权宜之计，给个别有门路者轮流经营一两年，像香港作家联会这个重要的文学团体，也申请不到办刊经费，政府没有一套有效的统筹办刊计划。”
    作为香港《文学报》创办者之一，张诗剑称办报和做诗人一样，要为弱势群体鼓而呼。散布在社会各个阶层的文学写作者的数量比“象牙塔”里的文学卫士要多一百倍，应该尽力支持他们上进。
    “中华文化在港的根基亦颇牢固。我们正在积极呼吁政府筹建香港文学馆，呼吁由政府参与主办综合性大型文学刊物和诗刊，鼓励日报开辟文学副刊，相信香港文学必定会振兴起来。”     

    香港作家联会执行会长潘耀明、香港《文学报》总编辑张诗剑接受本报独家专访畅谈回归后香港文学十年

    自1997年7月1日到2007年7月1日，香港回归整整十年。香港文学在经历新的变化中发展。近日，记者采访了两位香港知名文化人士:香港作家联会执行会长、明报出版社和《明报月刊》总编辑兼总经理潘耀明先生，香港作家联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香港文学促进协会创会会长、香港《文学报》总编辑张诗剑先生，听他们畅谈对香港文学回归十年的感受。

    回归加强港人文化归属

    在潘耀明看来，回归使港人真正对中华文明产生归属感。而张诗剑最深刻的感受，是香港文坛“重英轻中”的意识产生很大改变，抓“文化回归”成为重要的课题。文化回归同时又大大促进了“人心回归”。

    “香港回归十年来，文坛的变化是很大的。”张诗剑说:“2000年由香港文学促进协会和香港政经文化学会牵头，联合45个香港文艺团体，组织成立香港中华文化总会。由全国政协委员高敬德任会长，本人任理事长，谢纬武任监事长，凡是属于中华文化范畴的文艺团体都欢迎加入，包括作家诗人，琴棋书画，音乐舞蹈，时政评论，文体传媒，中医中药，儒道玄学，以及普通话教学，青少年才艺等社团都会合到旗下，现有属下团体近200个，分布全港十八区，传播中华文化，走出去，请进来，进行中华文化大交流。随后又成立的香港各界文化促进会，在弘扬中华文化方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两地文学交流日益紧密

    张诗剑表示，两地文学应该“和而不同”，不可“同而不和”。和而不同，共醉回归路上，这很适合“一国两制”的香港文学生态。回归十年里，两地的文学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紧密。香港作家联会、香港文学促进协会等一系列文学团体，做了大量工作，积极推进两地文学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香港作家联会拥有丰厚的文学资源，旗下集合了大部分的香港作家、诗人，有如刘以鬯、曾敏之、@青、黄维梁、吴羊璧、黄庆云等知名作家；学院也自有一批优秀作家，包括钟玲、小思、也斯、黄国彬等。据会长潘耀明介绍，作联几乎每两个月就举办一次文学活动，并积极与内地文学界沟通，邀请内地作家来港交流。巴金去世时，作联还在香港举行追悼活动。两地文学同根连枝，关系日益密切。

    记者了解到，在7月18日至7月24日举行的香港国际书展上，铁凝、莫言、于丹、易中天等一批内地知名作家和学者也受到邀请赴港参加文学活动。

    香港正积极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的纽带

    凭借多年积累的广泛人脉，潘耀明一直致力于推动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让香港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的纽带，是他的目标。2006年年底，“世界华文文学联会”、“世界华文旅游文学联会”相继在香港成立。潘耀明当选为世界华文作家联会执行会长、世界旅游文化联会会长。

    香港各所大学中的华文文学推广和创作活动也十分兴盛。如香港浸会大学2006年设立了“红楼梦文学奖”，奖金为30万港币，是迄今为止华文文学中奖金最高的奖项。钟玲教授主持“国际作家工作坊”，邀请海内外作家们到香港停留两个星期，讲学交流，对香港文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香港城市大学的张信钢教授主持设立“中国文化中心”，邀请内地及海内外作家，开办讲座，弘扬中华文学；香港中文大学翻译中心的金圣华教授，也积极展开“世界大专院校文学征文奖”，以鼓励和促进青年的华文创作。

    纯文学仍曲高和寡

    提到香港目前纯文学的发展状况，潘耀明用了“曲高和寡”四个字来形容。他说，作为典型的商业社会，香港的民间文学团体虽然一直发展蓬勃，但政府对原创的推动比较淡漠。特区政府开设有艺术发展节，但拨款多在表演艺术如舞蹈、话剧之类的，对文学原创性重视得不够。如何在市场中为纯文学争取一席之地，也让他费了不少心力。作为明报出版社的总经理，他有意识推介此类作品，曾选取内地一批纯文学创作的代表性作家，如王蒙、舒婷、刘索拉、韩少功、张炜、池莉、莫言、余华等，推出一套“2000年文库”。

    张诗剑也感慨，香港纯文学的文坛、诗坛仍处于惨淡经营状态。“民间的刊物，如荒山野草，自生自灭，出一年半载就夭折。绝大多数报纸不设纯文学副刊。艺术局批办的文学刊物，也都是权宜之计，给个别有门路者轮流经营一两年，像香港作家联会这个重要的文学团体，也申请不到办刊经费，政府没有一套有效的统筹办刊计划。”

    作为香港《文学报》创办者之一，张诗剑称办报和做诗人一样，要为弱势群体鼓而呼。散布在社会各个阶层的文学写作者的数量比“象牙塔”里的文学卫士要多一百倍，应该尽力支持他们上进。

    “中华文化在港的根基亦颇牢固。我们正在积极呼吁政府筹建香港文学馆，呼吁由政府参与主办综合性大型文学刊物和诗刊，鼓励日报开辟文学副刊，相信香港文学必定会振兴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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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学节邀海峡两岸及香港作家谈书论港

　 2008年06月27日
新华网　 　
　　新华网香港6月27日电（记者 孙浩）第七届香港文学节27日正式拉开帷幕，将举办一系列多元化活动推动香港文学的发展并培育阅读风气，更邀请到香港本地、内地和台湾的知名作家、学者齐聚香江谈书香、论港情。

　　香港文学节由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和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办，今年以“书香·港情”为主题，于6月27日至7月14日举行。文学节期间将推出10种不同类型、共40多项多元化的文学活动，包括专题展览、研讨会、与创作人对话、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作家讲座、电影放映及研讨等。
　　作为文学节重点活动，文学节将于7月5日和12日举办3场研讨会，探讨香港文化空间下文学的诞生和发展、城市建筑与文学的特色以及青年作家眼中的香港文学，邀请了王安忆、阮庆岳、朱耀伟、胡燕青、谢晓虹等来自海峡两岸和香港本地的作家、学者现场交流。
　　此外，香港很多文学作品均融入浓厚的香港情怀，香港图书馆于6月28日至7月14日举行“书写我城十八情”专题展览，从文学回首地区的发展和变迁，展现城市的文化风貌。
　　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作家讲座是香港文学节首次举办的活动，多位获奖作家包括叶松茂、黄仁逵、陈钧润、潘国灵等将在讲座中分享其创作心得和对香港文学的所思所感。
　　香港电影资料馆为配合文学节，特别举办“本土关怀”电影及研讨会系列，除选映16部上世纪50年代初至今反映不同年代生活方式、居住环境、市容的电影，还与岭南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办三场研讨会，从相关的文学作品与文本研究出发，探讨不同时期电影中的“香港人”、“香港地”和“香港衣食”，以及背后文化涵义。
　　香港文学的本土意识植根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成就了不少出色的文学作品，承载着作者的情感体会和身份探索，从语言、风格、技巧到素材都充分体现独特的香港本色，构成香港文化面貌重要的一部分。
　　 （新华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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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家董启章：金庸、倪匡不能完全代表香港文学
2010年07月27日

南方日报

香港书展现场人头涌涌。香港贸发局供图

91岁的香港作家刘以鬯在现场演讲。香港贸发局供图

作为亚洲规模最大的香港书展，去年吸引了逾90万人次入场。今年香港书展的热度继续蔓延，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家书商参与，整个展场面积比去年增加了8%。书展邀请了90多位作家参与超过250项活动，成为几天以来香港媒体关注的最大焦点。

今年香港书展邀请了两岸三地众多著名作家登坛演讲，而且特别推出了“香港作家巡礼2010”的环节，董启章、陈冠中、葛亮、韩丽珠等15位当代香港作家陆续登台演讲，展示了香港作家的最新实力。最为独特的景观是，91岁高龄的香港作家刘以鬯亲自到场，吸引了大批拥趸前来聆听他的讲座。

通俗小说最畅销金融投资书稍逊

———会展中心外上千米排着长长人龙，香港书展的热度超过任何一个繁华的商业街区

如果不身临其境，很难想象在香港这样一个快节奏的商业都市里，可以拥有这样的文化景观。几天以来，香港会展中心以外上千米的路途，排着长长的人潮缓缓地进场。这些面孔中，有年轻的男女情侣，有一家老小，也有轮椅上的残障人士，更有不少是内地、台湾乃至海外来的背包客，潮水般涌入香港会展中心。可以说，香港书展的热度超过了香港任何一个繁华的商业街区。

今年的香港书展，首日就创下了7万人的入场记录。香港贸易发展局助理总裁周启良表示，去年书展有90万人次参观，今年书展的规模扩大，预计参观人数至少与去年相当。香港贸发局总裁林天福表示，邀请内地作家韩寒及著名历史作家AndrewRoberts举办的千人讲座，都迅速满额，香港人对文学和作家的热度正在升温。

香港书展闭幕在即，据香港贸发局初步资料显示，今年书展一如以往以通俗小说最为畅销，但一向销量平平的纯文学作品则赶上次席，相反过去数年大受欢迎的金融投资书却反应稍逊。有书商亦分析，这现象反映港人的阅读习惯改变，书展的文化含量大大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香港书展以“从香港阅读世界———关心社会·关爱地球”为主题，鼓励读者多关注弱势社群，并响应全球对绿色生活的呼唤和冀望，增设了“英语世界”、“文学走廊”两大活动。

而据了解，由于香港书展加大了在内地的宣传，吸引了更多内地游客，记者在现场遇到了不少来自内地的游客。一位来自深圳的刘小姐告诉记者，她对今年新增的英文书板块感兴趣，特地赶来淘书。

九旬刘以鬯出任“年度文学作家”

———王家卫电影《花样年华》和《2046》就是以刘以鬯先生小说《对倒》和《酒徒》为蓝本

今年香港书展最吸引人的环节之一，就是“香港作家巡礼2010”。在今年新增的“文学走廊”，向读者推介15位香港当代及新晋作家。“香港汇集东西文化，孕育了一批又一批的本土作家，他们站在香港阅读世界，以有别于传统东方或西方的眼光，观看他们身边的人和事，写出众多精彩的作品。”香港书展以这样的开篇词，力推本土作家。

香港是个文化沙漠？当代香港文学不值一提？今年亮相香港书展的本土作家们试图回答这一问题。今年已91岁高龄的香港作家刘以鬯的讲座被围得水泄不通。刘以鬯曾经担任前香港市政局“作家留驻计划”的第一任作家、香港文学杂志社社长，现在是香港作家联会荣誉会长。这位被圈内人称为“汇丰作家”的老先生，目前共写作了六七千万字，他的《酒徒》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写作于1962年)，深刻影响了香港文坛。据导演王家卫自称，他的电影《花样年华》和《2046》就是以刘以鬯先生的小说《对倒》和《酒徒》为蓝本创作完成的。

香港作家董启章等人在演讲中认为，香港文学一直以来处于边缘位置，大家所认识的仅限于金庸、倪匡以及李碧华等偏商业文学的作家，其实香港也有纯文学作家，比如刘以鬯和西西等人，但一直没有得到外界充分的认识和肯定。

香港书展从去年开始设立了“文艺廊”，如同一座精致的文字博物馆，展示多位当代名家的作品和珍藏。今年邀请了有“香港文坛教父”之称的刘以鬯出任“年度文学作家”，展示其珍贵的手稿，以及他收藏的陶瓷和模型。今年的“文艺廊”还搜罗了白先勇、已故的季羡林和赵少昂的作品和藏品，并邀请上海昆剧团的当家小生黎安和花旦沈昳丽亲临现场演绎经典昆剧选段。此外还以展板+文物的形式，展示了萧红、许地山、胡适、蔡元培、鲁迅和戴望舒等名家在香港曾经留下的足迹。

香港作家董启章：

香港和广州应形成“双城文学”

董启章1967年生于香港，1992年从事写作。即使在香港，董启章也不是人人熟知的作家。甘于寂寞和物质匮乏的董启章，在纯文学日益衰弱的香港，不媚俗，不从众，始终坚守自己的纯文学路线。他也被认为是香港文学当代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然而其人依旧清贫，最窘迫的时候身上就只剩下一百块钱。香港书展上，董启章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记者：作为被最为看重的香港作家，你最近提出一个观点，香港有一条纯文学的线索。

董启章：早在1920年代，香港文学就出现了，当时作品写得比较简单，主要受到上海文学的影响。我认识香港文学的起点已经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情，比如刘以鬯老师的《酒徒》、《对倒》。其实香港文学在报纸副刊一直处于打游击的状态，香港文学的副刊上大多是主流的商业化的文章，但是刘以鬯等人在主编副刊的过程里，会插入纯文学的文章，提携一些年轻的纯文学作家。比如，上世纪70年代的《快报》，西西的《我城》最早都是在香港报刊上发表的。

我认为，香港文学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断裂。香港文学从来没有很强的传统，尽管作家和作品都存在，但是因为没有学者研究整理，而未能变成传统。包括现在香港的年轻作家，也不太知道30年前的香港文学了。

记者：大陆文学研究者视野里，一致认为金庸、倪匡是香港文学的代表，你所说的线索似乎与此不同。

董启章：我所说的香港纯文学，与金庸、倪匡的文学不一样。我觉得他们不能完全代表香港文学，他们的写作代表一种类型，有文化价值，也有技巧上好的地方，但是与我所理解的文学的东西不同。我自己观念下的香港文学，不是商业的，是站在商业以外，有一种不同的角度。

记者：在华语文学里，您觉得香港文学的特点是什么？

董启章：香港文学主要是城市的文学，写香港的人和事物，但香港文学不单是写内部的，而是把城市作为理解世界的模式，来写一种现代化生活的形态，人群共同生活在空间里的形态。香港文学除了非常本土，也有这个普遍性的层面，如果写得好，也就是世界的文学，不单是地区的文学。

香港文学用文学提出不同的可能性，去寻找现代人生存的意义。比如韩丽珠就写得非常好，还有谢晓虹，潘国灵。这几年香港还拥有了一份纯文学杂志《字花》，已经办了几年了，30岁的一批年轻人办得很不错。

记者：您为什么坚持用粤语写作？你认为香港文学和广东文学有什么关系？

董启章：我觉得粤语写作很重要。一个地方人说的语言，就是构成他们世界的材料，去掉这个东西，就会失去味道。我觉得广东的本土文学现在也在式微。我接触一些广州的年轻写作者，他们也在尝试用粤语写作，并且熟悉香港的文化，能读懂香港文学，我觉得广州和香港的文学应该形成一种双城文学。

专题采写：南方日报特派记者李培发自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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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文艺在香港——访香港作家曾敏之

陈志红　吴文尚

记者（以下简称记）：曾先生，您长期在香港工作，作为著名作家和报人，为香港的文化发展和进步文艺做了大量工作。今年，时值建党８０周年，请您谈谈进步文艺在香港的情况。     曾敏之（以下简称曾）：谈香港进步文艺的发展，不能不回顾香港历史的进程。百年来，香港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愚民政策使香港同胞对祖国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学疏离，因此，香港很长时期是谈不上文化与文学的。     如果说香港在传统文化、文学有了转变的契机，应看到“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鲁迅先生所起的作用。１９２７年，鲁迅南来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曾两度到香港访问讲学，他在香港基督教青年会以《无声的中国》、《老调子已经唱完》为题，发出振聋发聩的强音，针对香港的现状，向香港青年沉痛地告诫：“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他要求“不要将文章看作古董，要作容易懂得的白话的文章”。明确提出“五四运动”提倡的文学革命，已形成思想革新，形成社会革新运动。     可以说，鲁迅是向一潭死水的香港投下了石破天惊的巨响，推动进步文学的开端。     继鲁迅之后，另一位新文学健将许地山先生于１９３５年由北京到了香港，接受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之聘，担任教授，他除了讲授中国古典文学课程，还致力于拓展中国文学的教学活动，培养青年作家，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更积极投入抗日救亡的文化工作。他的耕耘，为香港文学播下进步的种籽并有了收获。     抗战爆发，从北京、上海各地撤退到香港的文化人、作家为数不少，香港成了宣传抗战的文化与文学阵地。在太平洋战争未爆发前，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香港《大公报》由杨刚主编的《文艺》周刊等都是推动香港进步文学的动力，一批作家如戴望舒、叶灵凤、端木蕻良、萧红等……的创作更为香港的新文学发展提供了实绩。他们不论是写诗歌、写散文、写小说，都遵循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表现形式，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依归，反映的是时代精神。     记：１９４６—１９４９年间，一大批文化人从上海、广州等地撤到香港，香港成为南中国的文化中心。请您谈谈与他们的交往。     曾：解放前夕，我奉调南来广州任《大公报》特派员，旋调香港《大公报》任华南版新闻主编并写评论，此时，解放战争正节节胜利，国民党濒临崩溃，特务活动更猖獗了，在这样的形势下，１９４６—１９４９年间大批文化人、作家从上海、广州、桂林、重庆等地撤退到香港，避免被国民党反动派迫害，因此香港又成为南中国的文化中心。文化界、文学界的著名人物郭沫若、茅盾、柳亚子、叶圣陶、郑振铎、曹禺、乔冠华、夏衍、端木蕻良、司马文森、周钢鸣、萨空了、黄药眠、陈残云、黄庆云、刘尊棋、陆诒、陈芦荻、黄新波、廖冰兄、袁水拍……等都云集香港，这时期的香港已形成“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之后可媲美上海的一个文化基地。端木蕻良主编的《时代文学》、司马文森主编的《文艺生活》先后出版，夏衍主编的《华商报·茶亭》副刊为黄谷柳写的《虾球传》长篇小说连载，以《春风》、《秋雨》、《水远山长》三部曲为内容，在文坛取得很高的评价，也为香港文学本土化奠定基石。我因为长期在新闻岗位上工作，与文化界关系密切，与柳亚子、端木蕻良、司马文森、夏衍、周钢鸣、陆诒、黄新波等都有交往，陆诒曾邀我作过国统区的形势报告；中荣学院院长成庆生邀我和谭文瑞担任新闻系采访及新闻编辑的讲授。当解放大军南下解放华南的战役开始时，广东籍的作家２０多人曾在诗人黄宁婴家中座谈迎接华南解放后如何推动文艺运动，我也参加讨论。不久，全国革命胜利的大局已定，中共中央邀请在港的民主文化人分批北上，参加新中国的筹建工作。广东的作家群则进入东江游击区，准备于广州解放时参与接管城市的工作。香港的文化与文学活动转入新的阶段了。     记：５０年代以后，由于香港与中国大陆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香港的文艺创作也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局面。在此情况下，进步文艺是如何在香港得到坚持和发展的？     曾：５０年代是严峻的年代，也是新中国诞生，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充满欢欣鼓舞的年代。     西方帝国主义仇视中国的新政权，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列强集团，在策划包围中国，伺机企图扼杀新中国于摇篮之中。而香港当时是处于英国统治之下，以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与中国大陆实行的社会制度遥相对立，反映在文化、文学方面有截然不同的表现。     香港的居民多数是中国人，拥护北京的称“左派”，反之称“右派”。由于人心未尽归向北京，香港的右派势力藉文化传媒的有利因素，大肆反共宣传。左派的进步报刊处于弱势。美国新闻处曾公然资助右派文人、作家，出版所谓绿色图书杂志及著作，在文化宣传上诬蔑中国。另一方面是英国以黄色、暴力、赌博的放纵，藉以麻醉人心，以收愚民效果。从５０年代开始，在文化、文学、艺术上左右对立的壁垒是十分明显的。这现象延续很久。     当年的香港，进步的报刊有《文汇报》、《大公报》、《商报》、《晶报》及文学刊物《文艺世纪》、《海洋文艺》等等，报纸的副刊、文学刊物以进步作家为主要撰稿人，同时培养新秀。由于４０年代已播下了进步的种籽，发展、形成了力量，一批中坚作家沿着“五四”文学传统开拓香港文学领域，取得可喜的成就，抗拒了来自右派、来自标榜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压力。这些中坚作家有吴其敏、阮朗、舒巷城、侣伦、海辛、张君默、何达、原甸、吴羊璧……还有老作家李辉英、刘以鬯坚持文艺创作。更有金庸、梁羽生以新派武侠小说家的创作成就在香港文坛上传播健康的、具有历史知识的影响，汇合而成进步的文学阵营。     香港是一个国际城市，因地理的优势，接受西方文学思潮是很自然的。以大专院校的教育工作者兼授文学之辈，多倾向西方的文学流派，从而也多认同西方国家的政治意识，对新中国有疏离感，加之３０年来政治运动频频，也增强了自由主义的文化、文学思想意识在香港这样殖民土壤上的发展。但是进步的文艺硕果是可引见的，舒巷城写的《太阳落山了》，侣伦写的《穷巷》、小说集《市声、泪影、微笑》、散文集《海歌、夜语、情思》就能看到国际冒险家乐园、纸醉金迷洋场、金钱势力控制下的香港真实的现实，反映了进步文艺为社会、为大众的积极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随着岁月的流逝，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日益强大，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中华的振兴的伟大理想已变为现实。香港，这标志百年来令中国人受过屈辱的殖民地回归祖国了，从８０年代通过中英谈判达成协议，香港的历史已翻新页，文化与文学事业正迈向新的里程，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     香港已有了作家的组织，左右派的门户之见逐渐消弥，香港作家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香港的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应势而生；     香港以其自由、宽容的制度，在文化与文学上既形成多元化的格局，也纳入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的巨流中。在创作上，作家有选择创作方法的自由，因此发展前途无可限量。     曾敏之　１９１８年生于广西罗城。抗战期间参加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历任《大公报》记者、采访主任，暨南大学教授，１９７８年后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香港作家联合会会长。１９３９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杂文集《曾敏之杂文集》，散文集《望云海》、《文苑春秋》，专著《诗的艺术》、《古典文学欣赏举隅》等。

《南方日报》 2001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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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学--才子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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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亚洲规模最大的香港书展,去年吸引了逾90万人次入场。今年香港书展的热度继续蔓延,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家书商参与,整个展场面积比去年增加了8%。书展邀请了90多位作家参与超过250项活动,成为几天以来香港媒体关注的最大焦点。　　今年香港书展邀请了两岸三地众多著名作家登坛演讲,而且特别推出了“香港作家巡礼2010”的环节,董启章、陈冠中、葛亮、韩丽珠等15位当代香港作家陆续登台演讲,展示了香港作家的最新实力。最为独特的景观是,91岁高龄的香港作家刘以鬯亲自到场,吸引了大批拥趸前来聆听他的讲座。
　　通俗小说最畅销金融投资书稍逊
　　———会展中心外上千米排着长长人龙,香港书展的热度超过任何一个繁华的商业街区
　　如果不身临其境,很难想象在香港这样一个快节奏的商业都市里,可以拥有这样的文化景观。几天以来,香港会展中心以外上千米的路途,排着长长的人潮缓缓地进场。这些面孔中,有年轻的男女情侣,有一家老小,也有轮椅上的残障人士,更有不少是内地、台湾乃至海外来的背包客,潮水般涌入香港会展中心。可以说,香港书展的热度超过了香港任何一个繁华的商业街区。
　　今年的香港书展,首日就创下了7万人的入场记录。香港贸易发展局助理总裁周启良表示,去年书展有90万人次参观,今年书展的规模扩大,预计参观人数至少与去年相当。香港贸发局总裁林天福表示,邀请内地作家韩寒及著名历史作家AndrewRoberts举办的千人讲座,都迅速满额,香港人对文学和作家的热度正在升温。
　　香港书展闭幕在即,据香港贸发局初步资料显示,今年书展一如以往以通俗小说最为畅销,但一向销量平平的纯文学作品则赶上次席,相反过去数年大受欢迎的金融投资书却反应稍逊。有书商亦分析,这现象反映港人的阅读习惯改变,书展的文化含量大大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香港书展以“从香港阅读世界———关心社会·关爱地球”为主题,鼓励读者多关注弱势社群,并响应全球对绿色生活的呼唤和冀望,增设了“英语世界”、“文学走廊”两大活动。
　　而据了解,由于香港书展加大了在内地的宣传,吸引了更多内地游客,记者在现场遇到了不少来自内地的游客。一位来自深圳的刘小姐告诉记者,她对今年新增的英文书板块感兴趣,特地赶来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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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旬刘以鬯出任“年度文学作家”　　———王家卫电影《花样年华》和《2046》就是以刘以鬯先生小说《对倒》和《酒徒》为蓝本
　　今年香港书展最吸引人的环节之一,就是“香港作家巡礼2010”。在今年新增的“文学走廊”,向读者推介15位香港当代及新晋作家。“香港汇集东西文化,孕育了一批又一批的本土作家,他们站在香港阅读世界,以有别于传统东方或西方的眼光,观看他们身边的人和事,写出众多精彩的作品。”香港书展以这样的开篇词,力推本土作家。
　　香港是个文化沙漠?当代香港文学不值一提?今年亮相香港书展的本土作家们试图回答这一问题。今年已91岁高龄的香港作家刘以鬯的讲座被围得水泄不通。刘以鬯曾经担任前香港市政局“作家留驻计划”的第一任作家、香港文学杂志社社长,现在是香港作家联会荣誉会长。这位被圈内人称为“汇丰作家”的老先生,目前共写作了六七千万字,他的《酒徒》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写作于1962年),深刻影响了香港文坛。据导演王家卫自称,他的电影《花样年华》和《2046》就是以刘以鬯先生的小说《对倒》和《酒徒》为蓝本创作完成的。
　　香港作家董启章等人在演讲中认为,香港文学一直以来处于边缘位置,大家所认识的仅限于金庸、倪匡以及李碧华等偏商业文学的作家,其实香港也有纯文学作家,比如刘以鬯和西西等人,但一直没有得到外界充分的认识和肯定。
　　香港书展从去年开始设立了“文艺廊”,如同一座精致的文字博物馆,展示多位当代名家的作品和珍藏。今年邀请了有“香港文坛教父”之称的刘以鬯出任“年度文学作家”,展示其珍贵的手稿,以及他收藏的陶瓷和模型。今年的“文艺廊”还搜罗了白先勇、已故的季羡林和赵少昂的作品和藏品,并邀请上海昆剧团的当家小生黎安和花旦沈昳丽亲临现场演绎经典昆剧选段。此外还以展板+文物的形式,展示了萧红、许地山、胡适、蔡元培、鲁迅和戴望舒等名家在香港曾经留下的足迹。
　　香港作家董启章:
　　香港和广州应形成“双城文学”
　　董启章1967年生于香港,1992年从事写作。即使在香港,董启章也不是人人熟知的作家。甘于寂寞和物质匮乏的董启章,在纯文学日益衰弱的香港,不媚俗,不从众,始终坚守自己的纯文学路线。他也被认为是香港文学当代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然而其人依旧清贫,最窘迫的时候身上就只剩下一百块钱。香港书展上,董启章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记者:作为被最为看重的香港作家,你最近提出一个观点,香港有一条纯文学的线索。
　　董启章:早在1920年代,香港文学就出现了,当时作品写得比较简单,主要受到上海文学的影响。我认识香港文学的起点已经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情,比如刘以鬯老师的《酒徒》、《对倒》。其实香港文学在报纸副刊一直处于打游击的状态,香港文学的副刊上大多是主流的商业化的文章,但是刘以鬯等人在主编副刊的过程里,会插入纯文学的文章,提携一些年轻的纯文学作家。比如,上世纪70年代的《快报》,西西的《我城》最早都是在香港报刊上发表的。
　　我认为,香港文学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断裂。香港文学从来没有很强的传统,尽管作家和作品都存在,但是因为没有学者研究整理,而未能变成传统。包括现在香港的年轻作家,也不太知道30年前的香港文学了。
　　记者:大陆文学研究者视野里,一致认为金庸、倪匡是香港文学的代表,你所说的线索似乎与此不同。
　　董启章:我所说的香港纯文学,与金庸、倪匡的文学不一样。我觉得他们不能完全代表香港文学,他们的写作代表一种类型,有文化价值,也有技巧上好的地方,但是与我所理解的文学的东西不同。我自己观念下的香港文学,不是商业的,是站在商业以外,有一种不同的角度。
　　记者:在华语文学里,您觉得香港文学的特点是什么?
　　董启章:香港文学主要是城市的文学,写香港的人和事物,但香港文学不单是写内部的,而是把城市作为理解世界的模式,来写一种现代化生活的形态,人群共同生活在空间里的形态。香港文学除了非常本土,也有这个普遍性的层面,如果写得好,也就是世界的文学,不单是地区的文学。
　　香港文学用文学提出不同的可能性,去寻找现代人生存的意义。比如韩丽珠就写得非常好,还有谢晓虹,潘国灵。这几年香港还拥有了一份纯文学杂志《字花》,已经办了几年了,30岁的一批年轻人办得很不错。
　　记者:您为什么坚持用粤语写作?你认为香港文学和广东文学有什么关系?
　　董启章:我觉得粤语写作很重要。一个地方人说的语言,就是构成他们世界的材料,去掉这个东西,就会失去味道。我觉得广东的本土文学现在也在式微。我接触一些广州的年轻写作者,他们也在尝试用粤语写作,并且熟悉香港的文化,能读懂香港文学,我觉得广州和香港的文学应该形成一种双城文学。
　　专题采写:南方日报特派记者李培发自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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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姿多彩的香港文学


2007年07月03日

文艺报　计红芳
　　1997年7月1日，当英国国旗从维多利亚湾畔降下的时候，香港一个半世纪被英国殖民的历史终于结束了。今天，多姿多彩的香港文学反映了新的历史现实。就作家队伍的构成来说，其中不仅有南来北往、东去西迁、土生土长、留港建港、移民回流的作家，还有定居国外而把作品寄回香港发表的作家，作家队伍可谓庞大，特别是南来作家和本港作家两大作家群体的裂缝渐趋弥合，创作势头十分旺盛；就年龄结构来说，老中青三代甚至四代同堂，特别是新生代的崛起给香港文学注入了新的质素；就创作本身来说，虽然因“九七”回归而引起的“香港意识”一度高涨，但几年后不仅“漂流异国”的故事不多，而且从政治角度感慨“此地是他乡”的小说也明显减少。可见“一国两制”政策和《基本法》深入人心，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中心的地位和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非但没有变，反因随着和大陆关系的进一步紧密而进一步加强。在这点上，应该说《香港文学》起到了桥梁的重要作用。该刊的办刊宗旨就是“立足本土，兼顾海内海外；不问流派，但求作品素质”。两任主编刘以鬯、陶然都身体力行努力做着发展香港本土文学、营造多元文化氛围、沟通世界华文文学、传播中华文化的伟大事业。香港这种多元开放、兼容并包的独特文化氛围使香港文学呈现出自己的独特质素。
　　困境与光明并存
　　香港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都市，市场法则一直是影响文学创作的最重要因素。通俗文学流行天下，严肃文学边缘化，其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对此现象，香港学者郑炯坚归纳为：文学被迫踏上十字街头；“山头主义”的文坛厚黑学；“作者”（郑把写得不好或写伪文学的统称为“作者”）充“作家”；征文多黑幕；畅销排行榜有欺骗；书籍无书店容身；儒商结合（以商养文，文学也就成了商之附庸）；文学系学生稀少（由振兴文学的“呐喊”到“彷徨”；由文学理想的“追求”到“动摇”而终“幻灭”，离开文学队伍）；流行“心理治疗”小说（指成人童话的武侠小说、少女童话的言情小说、儿童童话的奇幻小说三类小说）。*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香港文坛危机重重，解救绝非一日之功。
　　近十年来，在香港先后出现又消失的文学杂志有《香港文学》《文学世纪》《城市文艺》《作家》《香江文坛》《文艺研究》《诗网络》《圆桌诗刊》《秋萤诗刊》《纯文学》《当代文艺》《当代文学》《炉峰文艺》《百合》《沧浪》《香港文艺报》《香港笔会》《读书人》《青文评论》《香港文学报》《香港书评》《香港散文诗报》《诗双月刊》《诗潮》《呼吸诗刊》《星期六诗刊》《当代诗坛》《诗世界》等三十多份，坚持定期或不定期出版的杂志只剩十多份。想到这三十多份杂志多舛的命运，不能不令人伤感。
　　这三十多份杂志中，有些是艺术发展局资助的，如《文学世纪》《城市文艺》《读书人》《纯文艺》《当代文艺》《炉峰文艺》《香港书评》《诗潮》《香江文坛》《文艺研究》等；有些是由商业机构资助或由文学社团自筹经费，如《香港文学》《作家》等；其余大部分是私人集资自费出版的，这些刊物很少能够做到自给自足、自负盈亏，它们销量极少，很难普及到大众读者中去，即使是文学爱好者和作家也不一定知道它们的存在。而前两类杂志虽然有不同形式的资助，但发行上同样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杂志发行如此，文学书籍的出版发行更是艰难。就艺展局每年资助出版的书籍来看，其销量也令人担忧。其主要原因在于本质上与商业化、资本化思维有所抗衡的文学书刊，在营运市场上不可避免的边缘化，甚至会在讲求高流通量、高销量书刊的汪洋商海中淹没。这是不以任何文学思维为转移的商业规律。
　　那么香港是否就像某些人所说是个“文学沙漠”？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从本港作家群落来看,有一支四代同堂的创作队伍。舒巷城等硕果仅存的老作家是现在本港作家第一代,他们仍然宝刀未老，但可惜的是前几年舒老先生已驾鹤西去；第二代是在战后50年代登上香港文坛的,主要有海辛、张君默、夏易等人。他们经历战乱、阅历丰富,深知香港,有着深深的民族情结,在香港文坛辛勤耕耘已有半个多世纪,其作品有着明显的岭南特色和浓郁的港味。第三代以小思、西西、也斯、吴煦斌等为代表。他们多生长在50年代,既熟悉香港又学贯中西,60年代登上香港文坛,而今正是人到中年,堪称本港作家的中坚。第四代是60年代以后生长在香港的青年作家,他们以新锐之姿冲击香港文坛,观念开放, 注重创新，如董启章、王良和、罗贵祥、韩丽珠等，体现着本港作家创作的未来趋势。
　　从南来作家群落来看,现在活跃于香港文坛的也有四代作家。第一代以刘以鬯等为代表,他们在50年代初期前后来到香港,经半个世纪的奋斗,已在纯文学领域里坐稳了江山,代表着现代派小说的最高成就。第二代是以陶然、梅子、白洛、颜纯钩等为代表的70年代来港作家。他们大多是海外侨胞子弟,从东南亚等地返回祖国求学,经历了“文革”风雨后来到香港,并以其富有批判力度且不缺乏艺术创新的作品在香港文坛站稳脚跟，成为南来作家的主力军。第三代是80年代来港的一批作家，如陈娟、王璞、蔡益怀等，他们一方面延续着书写疏离香港、漂泊异乡的主题，同时更多思考都市的人性迷失以及对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考和探索。第四代是70年代、90年代来港的廖伟棠、黄灿然等，他们以更为开放的观念、更为新颖的形式探索，为自己的作品增添了现代主义的色彩。这诸多作家辛勤耕耘，他们的业绩为香港文坛带来了光明。
　　作家逆水行舟的执著和热情
　　十年来，亚洲金融危机、非典、中国“入世”等重大事件都给香港在社会心理、文化心态、经济生活等方面带来极大影响和变化，这些在文学作品中都有表现。但与大陆文学的传统相比，作品直面社会现实的较少，其内容多集中在叙写回归历史、成长记忆或是续写名作几个方面上。
　　“九七”以来，作家陶然继续其颠覆和重组经典的故事新编。那些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古典名著中为人熟知的英雄好汉，被他以超时空、超逻辑的文学游戏方式置于现在的商业社会。在《连环套》《一笔勾销》《再度出击》《惑》《反》等作品中，主人公从前的生活世界和他当下转世的世界天然地构成了一对矛盾，这种矛盾表现在小说结构上，往往是让人物的意识魔幻般地穿越时光隧道，接通香港现实，以古人在当代商业社会的复活和无所适从来扫描现实的罪恶和难以理喻，寓言化地阐释商业法则与人性法则之间的矛盾冲突。这类作品很多，如伊凡的《女娲织网》、洛谋的《创世纪》、陈宝珍的《改写神话的时代》等，它们委婉曲折地表现了今天的社会现实。这种书写方式展现了作家为拓展小说的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所作出的努力。
　　除了回归历史，更多作家关注书写成长记忆，这类具有私人化形态的成长小说，在近十年的香港文坛上占据了不小的比例，且时有优秀之作。如也斯的《爱美丽在屯门》、王璞的《幺舅传奇》、王良和的《鱼咒》、关丽珊的《猫儿眼》、余非的《第一次写大字报》、黄虹坚的《出远门》、韩丽珠的《壁屋》《回旋游戏》等，都是这方面被大家公认的代表作。
　　韩丽珠笔下的“壁屋”既指父亲被囚的监狱，也象征着人类的一种困境。“双生姊妹”对壁屋每一阶段的不同理解，也意味着他们成长的不同阶段。父亲在“双生姊妹”刚出生时就进了“壁屋”，他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缺席，导致“双生姊妹”对“壁屋"的最初向往。虽然那里是“一栋面面都是墙壁的房子，无论走到哪里，面前都是一堵墙壁”，但还是觉得“墙壁领我们到该到的地方去”。缺少了父亲的家庭再加上母亲的暴躁易怒，使得成长中的“双生姊妹”把“壁屋”当作能够逃避冷酷现实的乌托邦王国，她们对壁屋重新进行了定义：“壁屋是一个冬暖夏凉的地方”，住在壁屋里的人看见的是“一堵有趣的墙壁，一堵沉默的墙壁或一堵温柔的墙壁”。当他们看到父亲从那里出来后，对“壁屋”有了更新的理解：“壁屋是一个面面都是墙壁的冰冷地方，每次当一个人走进去，住上一段日子，他再次走出来时，便会面对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一切都是新的。”在这里，“壁屋”变得“冰冷”，而现实却是“新”的，两者之间的位置发生了置换，其中原因颇令人思考。尽管如此，双生姊妹一个出走，奔向令人向往的“壁屋”，另一个则留在四面是墙的现实里。又如王璞的《幺舅传奇》也是从一个小女孩的视角观察幺舅传奇的一生，伴随着幺舅悲剧命运的起起落落，恰是“我”曲折成长的过程。
　　成长小说给读者提供了富于质感的细节和经验，也为文坛留下了许多内在化的香港经验。
　　十年来，很多香港作家如叶辉、董启章、罗贵祥、郭丽容、廖伟棠、黄灿然甚至老一辈作家昆南等都执著于艺术王国的形式探索，以此来抵抗日益商业化、边缘化的文学。就小说而言，有魔幻小说、后设小说、装置小说、对写小说、接龙小说、寓言小说等不同类型，形成了香港文学的一道风景线。老作家昆南老骥伏枥，采用装置小说形式写出了名篇《天堂舞哉足下》。这篇小说截取其中的任何一段都可以独立成章，正如作者所说，本书每一个情节，可以独立发展，甚至随意肢解，然后拼凑装置之后，仍能够生长，就算夭折，也会出现弹性的夭折。袁兆昌、黄敏华的《对写》则以男女双方对写、对想的方式来表达对对方的感受，有时又极力偏离对方的话语模式，呈现出后设文本的魅力。再如：董启章的《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溜冰场上的北野武》、韩丽珠的《输水管森林》《林木椅子》、罗贵祥的《有时没口哨》、郭丽容的《两个城市的女人》等等，或形式实验，或冷漠叙事、花样翻新，体现出作家对小说艺术追求的热情。
　　另外，如李欧梵的《范柳原忏情录》、于青的《香港白流苏》、陈曦静的《寻找王琦瑶》等作品都属于续写名作或者从名作中汲取灵感的代表作。其中《范柳原忏情录》和《香港白流苏》都是对张爱玲《倾城之恋》的续写和演绎，它们传达出了作家对名作的独特理解及其鲜明的创作个性。
　　文学创作需要艺术热情和执著精神，正是有了这些逆水行舟者的执著和热情，香港的文学创作才日趋丰富。我们期待今后香港文艺的百花园能够更多姿多彩，更富有时代气息。
*见《香港文坛现象、危机及解救》，《香港文学》2006年1月号，第25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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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香港文学是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 。鸦片战争后，香港为英国侵占，但香港居民绝大部分仍是中国人。在各方面都与祖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文学工作也不例外。进入现代以后，香港的新文学同样是在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影响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长期以来在香港从事文学活动的文学工作者，经常往来于内地与香港之间，文学书刊更是相互流通，两者之间的文学也就没有什么明确的界限和区别。可以说，当时香港的文学和内地的文学是连成一片的，很难说有什么独立的香港文学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内地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时期，而香港由于历史、政治和社会制度等种种原因,与祖国处于暂时隔离的状态,香港的文学由此也走上了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开始形成自己的特殊形态，与内地的社会主义文学有着明显的区别。然而，香港的文学仍然是生活在当地的中国人用中国的语言文字创作出来的，所反映的也仍然是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从“五四”时期开始的新文化的传统并没有被切断，两地人民、文学工作者和文学作品之间的交流也没有完全隔绝。因而，当代香港文学仍是当代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一个具有自己特殊形态的组成部分。
　香港文学的特殊性，除了它作为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而区别于内地的社会主义文学之外，还由于香港的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和文化环境而形成其几方面的特点：

　　①地区性。香港文学的地区特色是逐步形成的。50年代以前并不明显，到50年代末叶以后，随着当地作家队伍的成长,他们着力描绘香港社会生活图景,而从内地来港的作家也转为面向香港现实，香港文学才日益确立自己的特色；随后出现的反映下层社会人情风貌的“乡土小说”，揭示商业城市种种矛盾的“都市小说”和表现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变态形态的现代派作品，进一步使香港文学的地方色彩更加丰富而独特。

　　②开放性。香港是一个国际性的贸易港口，多年来，香港成了东西方各国经济交流的一个中心。随着自由贸易，东西方各种文化思潮和文艺形态也纷纷流入，香港文学也因为中西交融、新旧并蓄，而显得五光十色、流派纷纭。由于特殊的政治地理位置。香港既是沟通台湾海峡两岸文学的渠道,又是海内外华人文学的汇集地,不但丰富了民族文学的内容，也推动了当代中国文学各个组成部分的发展。

　　③商品化。香港是一个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商品城市，在这里，一切都成了商品，文化也不例外。不少专业从事文学创作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职业的“写作机器”。他们为了谋生，不得不服从市场经济的规律，听命于“文化老板”的需求，大量制造那些具有竞争能力的“文化商品”。这给香港文学的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

　　在这样特殊的复杂环境里,香港还是存在着进步、健康、严肃的文学创作。它们有的和祖国内地的社会主义文学紧密联系，歌颂社会主义祖国，抨击资本主义的香港社会；有的继承“五四”新文学的优良传统，用批判的眼光描绘香港社会生活现实,关怀下层人民的命运,就是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产生的一些文学创作中，也不难从中看到以象征、变形等方式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病态，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与艺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