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与社会学研究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1-20 14:04:51

郭建斌：媒介研究田野调查调查手册——一个供大家批判的文本

作者：郭建斌
文章来源：http://dulong2002.blog.hexun.com/59609559_d.html

近年来，一直想编写一个关于媒介研究的田野调查手册，因为在人类学界，已经有几个这方面的很好的手册，如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编订的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1874－1951年），中国学者汪宁生的《文化人类学调查——正确认识社会的方法》（1996年）等，但是由于很多想法并不成熟，不敢轻易动手。因为本周让研究生读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的那本手册的中译本（周云水等，2009），为了讲这次课，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我逼着自己动手写了这样一个提纲。因为是临时写就的，肯定有很多的问题，我的想法是拿出这样一个提纲来让研究生批判，因为时间关系，只有少数几个学生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为了更为广泛地听取大家的意见，我把这个“手册”贴在这里。欢迎各位有兴趣的看官留下宝贵的意见。

一、媒介的种类

虽然我们说这样的研究所针对的是与人类使用媒介有关的社会活动，但是在一开始，我们还是需要对这里所说的媒介做一个大致的范围限定。自然，我们这里所说的媒介，包括了传播研究中通常涉及的大众传播媒介，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互联网等，也包括被纳入“新媒体”范畴的手机、网络（具体包括博客、播客、tiwtter/facebook等等）等，这些媒体的具体形态十分繁多，无法一一列举，我们的想法是所有那些与那些与新的技术手段为基础的人们用于传播、交流的各种具体方式，都属于我们这里所说的媒体的范畴，同时也包括这些新的技术手段与所谓“传统”媒体融合之后所形成的那些具体形态。

在对于上述媒体的研究中，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还可以关注一些可能被忽视的具体形态，如过去使用的录像机，现在所使用的VD等，这方面在以往的人类学研究中，已经被一些人类学家所关注，如美国人类学家在对加拿大和澳洲土著的研究中所关注到的indigenous media，Jenny Chio在对中国西南农村的研究中所提出的village media，这些不同的名称其中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即当地人利用现代传播技术来表现自己的文化或生活，只不过前者主要是由国家或相关组织为当地人提供某种传播技术手段，而后者则完全是当地人自发地运用一些传播技术手段。

除了以上这些以外，也有人类学家曾经对录音机（包括录音磁带）等进行过研究（xxx），在中国的农村，较之1980年代，这类东西已经不那么的普及，取而代之的很可能是那些受到城市里的流行趋势影响的MP3/MP4/PM5等等，这些东西同样属于我们这里所说的媒介的范畴（这些研究并不仅限于农村，也包括城市）。由于现代交通工具的日益普及，这样一些音频、视频播放已经被装进汽车、摩托车内，这样一些流动的空间内的那些具体的媒介形态，也属于我们这里所说的范畴。

除了上述这样一些外来的传媒媒介之外，我们还需要关注那些本地人自己发明的传播媒介或传播方式，这方面的情况，在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编订的《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也有较为详尽的说明（p192－193），在这里不在详述。

因此，以上所说的媒介，所涉及的具体种类是十分繁杂的，从这样一些具体技术或产品的来源上，我们可以把它们暂时分为外来的与本土的两种类型。就以往的媒介研究中，我们对于外来的媒介的使用关注得较多，而对于本土的媒介形态，似乎关注不够，因此在这里才做了这样的区分。

划分媒介的类型不是我们这样一个调查手册的本意，但是我们认为这样的一种划分可以拓展我们对于媒介的理解的视野，并在实地调查中去拓展媒介的具体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把我们的关注点落到对那些具体媒介形态的使用上。

二、针对媒介的调查

如前所述，因为具体的媒介形态十分复杂，因此在这里我们也无法对每一种具体的媒介形态的调查方法做一一的介绍，因此，我们在这里只是以某些目前较为常见的媒介形态为例（这也因为我们在对这些具体的媒介研究的一些经验），具体介绍对这些媒介进行研究时的一些具体方法，然后，我们将从一般意义上的媒介研究出发，给出一些一般性的指导意见。

1.电视

对于现在的很多人来说，由于电视机的广泛普及，很多问题似乎不会去想和问。说到电视，我们通常会想到的是电视里所播放的节目，而忽略了其他的更多的东西。沿着这样的思路，说到电视研究，我们的思路就自然而然地指向了节目及其影响方面，这也就是传播学中所说的“效果研究”。其实，就人类学的电视研究来说，可以做的事情还很多，在以往对一些农村地区的电视研究中，有研究者问过这样的一些问题：电视机从哪里来？谁在看？在哪里看？怎么看？看什么？等等（郭建斌，2005）。除了这样一些问题之外，在一个一般的城市家庭中，我们也可以问这样的问题：电视机摆在哪里？它在整个家庭空间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这个家庭换了多少台电视机？不同时期电视机的摆放位置和电视机柜等又有怎样的不同？甚至还可以去访问一些生产电视机柜的人，了解不同时期专门摆放电视机的柜子的变化。当然如果你对电视机本身感兴趣，也可以去找一些设计、生产者，从生产技术的角度来考察电视机生产技术方面的变化。这样一些内容与电视节目本身均没有关系，但是这些问题对于电视的研究，同样是有意义的。

如果从内容方面来考察，一般来说，通常就是生产、传输和观看三个环节。如果你觉得一时无法弄清一个大的电视台的完整的情况，你可以选择一个小的电视台，只要这个电视台有自己制作的节目，你就可以针对他们所生产的节目了解他们的内容生产情况。或者说，你可以从某个大的电视台的某类或某个具体的节目入手，来深入了解这类或个节目的具体的生产情况。这当然要能够参与到这类节目的制作过程中，除了观察之外，还要对有关的人员做一些访问。

传输虽然只是一个技术活，但是在整个传输过程中的一些具体情况也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那些制作电视节目内容的人，也通常对这方面的情况没有太大兴趣，似乎这方面的工作过于的单调且没有创造性。但是因为这个环节是整个电视传播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因为在我们的研究中也不应该忽略它的存在。在电视还未使用卫星来传输信号的时候，电视节目制作、播出后是通过交通工具把录像带送到其他地方播出。在使用卫星传输电视信号的早期，很多地方建立了数量众多的差转台，在那个时期，差转台的数量，也成了一个重要的统计指标。在使用卫星传输电视信号之后，有模拟信号到数字信号，这样的技术变革也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对于电视信号的接收，目前有的地方使用的是地面卫星接收天线（俗称“锅盖”），有的地方是通过有线电视接收电视信号，在有线电视信号中，也有各种各样的数据包，根据不同的需要来购买。这样的一些技术活其实并非仅有技术方面的意义，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一些技术变革放到一个更为宽泛的社会背景下来看，其技术的社会意义也就自然地彰显出来了，并且在这样的一些技术环节中，还存在着较为激烈的控制与反控制的问题，比如说那些所谓的“非法”的地面卫星接收装置，比如说现在的卫星信号（中星九号）的不断升级，等等。还比如说国家与国家之间对电视信号的控制与反控制的问题，等等。

对于电视观看的研究，其实是以往的媒介人类学以及文化研究重点关注的方面。对于具体的观看场景中的观察，肯定是最为重要的，这包括是一些什么人在看？是自家人，还是有邻居或亲戚来一起看？他们的座次是随意的还是有着某种特殊的安排？电视里播放的内容是什么？他们在看的过程中是否还在做其他的事情？他们是否会就电视节目中的内容进行议论？是如何议论的？谁在掌握着遥控器？他如何使用遥控器？在看电视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什么事情？等等，这样，都是对一个具体的观看场景中的观察中通常会注意到的方面。

其实，要考察电视对于人们生活的意义，仅仅停留在那些具体的观看场景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他们不看电视的时候是否会就曾经看过的某些电视节目进行议论，为什么他们会在这个时候议论电视节目中的那些内容？他们是如何议论的？这样的一些议论对于他们的生活来说，具有怎样的意义？

从以上这些内容来看，即便只是针对电视这样一种媒介，可以考察的方面是很多的。对于某一项具体的研究来说，我们很难对上述所有的方面都进行深入的调查，对于某个具体的课题，只能选择某个具体的方面来入手。即便如此，对于其他方面，虽然没有十分深入的了解，但是也需要尽可能地掌握一些资料。

这样的一种思路，对于报纸、广播、电影、互联网等媒介的研究，也有相似的地方。

2.电影

以往对于电影的研究，关注的最多的是电影文本，但是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同样可以把研究的面拓得很宽。上面所说到的对于电视研究的那样一个思路，也可以应用到对于电影的研究中。但是由于这两种媒介本身做存在的一些差异，在具体的研究、观察上，也会有很多的不同，因此，在这里，我主要从两者的区别方面来谈。

一般来说，电影生产的环节似乎要比电视复杂得多，这就给研究电影的生产带来的很大的困难，但是也正因为这一点，电影的生产也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研究的空间。如果有条件，你当然可以对某个电影复杂的生产过程进行完整的考察，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你也可以从生产环节中某个你能够掌控的方面来入手。曾经有研究者对纪录片《德拉姆》的拍摄过程中的摄影机（包括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互视问题进行过研究（张静红，2007），我认为这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选择。

在采用数字传输之前，电影的发行是通过各种交通工具运输拷贝，并且有专门的电影发行部门，如同以往很多报纸是通过邮局来发行的。

与电视不同，电影放映的技术门槛较高，需要由专业人员来完成，电影放映员也是研究电影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尤其是在那些农村地区，电影放映员要经常到不同的村子放电影，在有些当地人不懂电影中的语言的地方，电影放映员在放映过程中还要对影片内容进行翻译。这方面的情况，均要具体询问。

和电视不同，看电影通常还有专门的场所，有些地方有电影院，有些地方是露天电影。电影院是一个地方非常重要的文化活动场所，值得进行深入研究（朱蕾，潘忠党，1999）。即便对于那些中小城市，从电影院的变迁也是考察当地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的窗口（蒋俊佩，forthcoming）。

一般来说，因为看电影的人较多，对于电影的观看场景的观察要比看电视复杂得多，但是这也并非是说这样的观察不可能完成，你可以置身一个具体的放映场景中，对整个观影环境以及某些你能够观察到的具体情境进行观察。若有可能，尽可能对观众的情况有一个大致的描述，如性别、年龄等，若有可能，了解更加详细的情况。

对于电影的研究，我们还可以做一种时间跨度更大的考察，比如说那些10几年前或几十年前看过的电影给这些人留下的什么样的记忆，他们如何回忆以前看电影的各种各样的经历。这样一种从社会或集体记忆的角度对于电影的研究，也是非常有趣的。

3.手机

对于手机的研究，同样可以从生产到消费的流程来考察，即可以关注手机生产的技术革新方面，如“山寨机”的生产，等，也可以对生产手机的工厂进行考察。这方面，有些类似的研究是值得参考的（潘毅，2008）。

手机的流通环节，可以考察各种手机销售店。那些从大城市到小城市的各种各样的手机“卖场”都值得去考察。各种手机“卖场”在不同的城市中都具有极高的表征意义。

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对不同的手机信号的发布公司进行研究。虽然这方面更多地会涉及商业方面的竞争，但同样可以进行关注。

关于手机使用方面的情况，由于手机本身的私人性，其使用对象相对比较具体，当然这方面的情况也十分复杂。如他/她所使用的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机？是如何得到的？他/她经常使用手机的哪些功能？各种功能的具体使用情况怎样？他/她用手机主要联系一些什么样的人？大致的花费情况怎样？等等。

对于有些农村地区，还有一个是手机信号方面的问题，手机信号来自什么地方？具体情况如何？也可以进行关注。

4．木刻

这是一种当地人自己发明的媒介，这种媒介的情况和那些外来的媒介情况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在这里简单介绍一种。

现在很多地方已经见不到这种媒介了，但至少在有些博物馆，还可以看到这样的东西。或者说还有些地方传统文化的掌握者还知道这些东西。既然如此，在田野作业中，我们还是可以去研究这种媒介。

对于这种媒介的研究，自然不能使用以上对于电视、电影、手机的研究方法，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的是这种媒介存在于哪个时期，用来干什么？怎么做？如何用等等这样一些问题。当然，我们还可对这种东西的消失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解。

其实，在现在的博物馆中可以看到很多东西，都属于我们这些所说的媒介的范畴，如青铜器或陶器上的图形或文字，鼓或号角，碑文等等。从媒介研究的角度出发，我们重点关注的是这些东西的传播价值方面。

5.对于那些经由生产和流通换届的媒介，通常可以按流程来进行考察，如：

（1）生产

（2）分配

（3）交换

（4）消费

6．对于那些地方性媒介，可以从具体的使用情况来考察，如：

（1）什么样的媒介？

（2）怎么用？

（3）有什么作用和意义

三、与媒介相关的社会背景

虽然我们的关注点是媒介，但是我们并不希望仅仅盯着媒介而不关注其他的方面。在我们看来，媒介只是我们考察的一个切入点，或者说这里所说的媒介研究只是从媒介这样一个具体的方面入手，我们最终要考察的其实是当地人的社会生活。因此，这里所说的媒介研究准确的来说是从媒介的视角入手，从一个侧面对当地人社会生活做出一种解释。只所以做这样的强调，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我们在这里所使用的只是人类学的方法或理论取向，通过这样一种方法和取向，我们希望能够从传播的角度独立地提出一些研究问题，并对这些问题做出一种不同于以往那些现有学科的研究不同的回答。在我们看来，这本身也是丰富人类理论知识的一种合理的路径。

既然如此，从广义上来说，以往人类学研究中所关注的那些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属于我们这里所说的社会背景的范畴。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在这里也就没有讲这方面问题的必要了，因为在现有的那些各种各样的人类学研究手册中，几乎都已经多次说过了。

但是在我们看来，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这样简单地把“媒介”加“人类学研究”的做法也违背了我们编写这样一个调查手册的本意。在这里，我们要从那些与媒介紧密相关的社会生活方面的入手，来讲述那些相关的社会背景。

1.社会背景（从制度到日常生活）

（1）社会制度：这并非是要把整个社会制度的全面、详细的考察，只是说在我们对于媒介的研究中，需要关注与某种媒介相关的制度环境，如研究中国农村电视，不能不关注“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研究中国农村电影，不能不关注“2131工程”，等等。无论我们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那个环节进行考察，这些相关的制度背景都是必须的。

（2）日常生活：媒介研究，说到底还是对人的研究，但是一说到媒介研究，我们往往会更多地关注与媒介直接关联的那些内容，而忽略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因此在媒介研究中，我们也强调要对所研究的那些人的日常生活情况给予更多的关注。这包括个人及其家庭背景、经济来源、居住环境、生活规律、生产生活情况等。这方面的有些具体内容，也可以见相关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手册。

2．媒介环境（包括交通）：即便我们在调查之前已经确定了以某种媒介作为我们的重点关注对象，我们同样需要对其他媒介的情况进行关注。在很多农村地区进行媒介研究，我们认为交通是一个重要方面，除了其他媒介之外，道路和交通方面的情况是我们认为需要重点关注的方面。

3．具体的生产、交换、流通、消费情景

4．社会交往

参考文献：

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编订《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周云水，许韶明，谭青松译），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9年

朱蕾，潘忠党，《改革时代的时间竞赛与时间象征：变化中的中国都市影院考察》，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e Studies, 2(1),33-57,1999.

郭建斌，《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

张静红，《田野合作中的互视——怒江茶马古道上的一次影视记录分析》，郭建斌主编，《文化适应于传播》，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0-198页。

潘毅，《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任焰译），明报出版社，2008年第二版。

汪宁生，《文化人类学调查——正确认识社会的方法》，文物出版社，1996年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1-20 14:07:30

必知中国摄影大师——张祖道社会学摄影60年
文章来源：新京报更新时间：2009-3-25

张祖道，中国老一辈纪实摄影家。曾经跟随潘光旦、费孝通等老一辈的社会学家，从事社会学调查。张组道坚持用纪实风格摄影，将镜头对准中国的乡土，记录着中国尤其是中国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作品非常珍贵，被公认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影像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张组道作品大事记:
一．京冀留痕 1940年代末-1960年代初镜头里的清华园、北京城与河北怀来；
二．鄂川行脚 1956年底-1957年初陪潘光旦赴鄂西南、川东南地区考察土家族并拍摄；
三．江村纪事 1957年5月、1982年1月及90年代随费孝通数次访开弦弓村的摄影记录。
下面请跟随《新京报》记者金煜的采访文字，了解张组道传奇的摄影一生。
初识张组道

张组道近照

张祖道，摄影家，1922年生于湖南浏阳，1945年入西南联大社会学系就读，师从潘光旦、费孝通，后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1949年参军，1952年起任《新观察》杂志摄影记者。1985年当选为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1987年离休，现居北京。2007年出版影集《江村纪事》。
87岁高龄的张祖道走起路来疾步如飞，谈起话来能不停地讲上几个小时，如果不是提前查阅资料，真是很容易忘了他是如此高龄的老人。

北京双桥机耕培训班

张祖道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师从潘光旦、费孝通等中国社会学精英，陪伴潘光旦进行了土家族民族调查，五随费孝通“重访江村”。从学生运动到田野调查，注定了他社会学角度的纪实摄影风格。

张祖道年轻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拍的是“纪实摄影”，他简单平实的摄影风格还被不少人批评，但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摄影风转了几圈，他始终没有随大流，坚持拍自己的照片。
新时期开始，社会学界和摄影界对张祖道给予重新评价，他的照片，不仅给潘费二人的社会学调查留下了一笔极其宝贵的图像资料，也在中国摄影史中留下了一串特立独行的脚印。
学摄影从西南联大到清华
1944年12月，我考上了西南联大的先修班，半年后入了本科。我这一生，什么都是赶末班车，那一年，我正好赶上了西南联大的最后一学期。
我在联大的时候就产生了买相机的想法，我觉得社会学系应该拍照，费先生最先在做江村调查时自己拍了几张照片，并不是很多。对于搞社会学的人来说，相机是很重要的工具，所以我下决心做摄影了。

张组道清华大学女子排球队（1948年）

当时的相机很贵，我不敢向家里要钱，我在昆明时曾让家里寄过一次钱，家里卖了20多担谷子，相当于2000斤，寄过来之后，过了一个月，物价又涨了，这些钱只够买两碗米线了，我吓坏了，再也不敢向家里要钱。我没有钱，但一心想着到北平一定要弄台相机。
我当时跟化学系一个姓朱的同学学冲印，正值 “一二·一”运动的时候，我看见了很多照片，有现场受伤的，治疗的，或者牺牲了的，我们当时把宿舍灯一关当暗房冲胶卷，黑暗的房间里一下子出现个死人的影子，给我的刺激很大。

北京北海公园东门的儿童乐园

真正开始碰相机是到了清华，确切说是“一二·一”周年纪念那天，我借了相机，从清华拍到北大，又赶回来拍纪念晚会，那才算是我摄影之路的开始。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1-20 14:09:25

潘光旦锯过腿的“百科全书”
我们学生和潘光旦、费孝通先生的关系都非常好。大学二年级以后，我就开始上潘光旦、吴泽霖、费孝通先生的专业课程，学习了工业、农村、城市等各种有关社会问题的东西。师生关系很好，同学们在课余就常常到老师家里去聊天。
工作之后，有了工资，我们常常在夏天的礼拜天，先到颐和园游泳，然后买了桃子去魏公村民族学院老师那儿“蹭饭”吃，获益很多。后来费孝通找过我，让我回去做社会学，但我说不行了，业务跟不上了，他们说搞摄影也行，摄影也是社会学的一部分，所以我就一直把摄影搞下去了。

潘光旦

潘先生博学得就像百科全书，费孝通曾说，我有问题不用查书，只要找潘先生就可以了。潘先生小学毕业就考上了清华学堂，一路念到出国留学。上学期间潘先生因为跳高受伤，右腿给锯去一截，中间耽误了一段时间，但他最终赴美留学，得成大家。
潘先生非常随和，跟什么人都处得来，我有时也在想，大概一些学者到了一定高度，对社会、对人有超过一般人的看法，对什么都很宽容。他一点脾气都没有，还经常自嘲，他曾开玩笑说，有时候少一条腿也少一点麻烦。原来，昆明时期，潘先生住在一间宿舍里，二女儿来昆明城里念附中，没地方住，他看着女儿才11岁个子不太高，就让她跟自己一人睡一头，正好睡在他右腿锯掉处的空当处，他还开玩笑说是绰绰有余，正好合适。这个故事显示了他可爱的个性，我到现在还很难忘。

潘光旦

1949年以后，中国展开了民族识别的庞大工程，潘先生之前曾在苗族中调查出一个有着不同风俗习惯的分支，就向民委提出了这个问题。1956年，我作为《新观察》的记者随潘先生去四川东南和湖北西南十几个县，对土家族进行了识别调查，这次调查后，中央就将土家族列为“单一的少数民族”。我全程陪着潘先生拍照，调查独家在《新观察》发表。
那儿的路途全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山区，走路时，脚指头还要勾着钻进泥里，手还要攀着树干走，我们整天地穿行在高山低谷里，潘先生腿脚不方便，走路都要拄着拐杖，很不容易。我们一个县一个县地调查，寻找县志、族谱，组织茶话会，采访60岁以上的老人。

张组道拍摄的“1956，潘光旦调查行脚”一书

潘先生主要是搞识别，要拍的照片和文章有关，所以，我会拍很多生活用品和场景，比如汲水、喂猪、赶场、筑堤、喊号子、抽闷烟、跳摆手舞等等。我不会刻意去拍人，但会拍厨房里有什么农具，碰到结婚的场面更是要大照了。
调查很艰难，潘先生也做下来了，他去了尽可能多的地方。他的身体其实并不差，清华的教育一直很重视体育锻炼，每天必须要锻炼，这也是我现在87岁了，身体还很好的原因之一，费先生也是一直活到了95岁。

潘光旦与费孝通

但是潘先生后来终于还是没有熬过“文革”。他因为“破坏民族关系”的罪名被打成右派，“文革”中让他劳动，一个人在菜园里除草，他一条腿没办法站住，只能搬一个板凳来坐，但板凳也不让他坐，只能坐在地上，就感冒了，他的病越来越重，但家被抄了，被子拿不出来，后来费先生拿了一个大衣，一个薄的被褥给他，但最后没有药可以救，他死在了费先生的怀里。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1-20 14:10:39

费孝通社会学调查见证农村变化
我跟费先生做的几次调查，很幸运正好都是碰上当地剧烈转变的时候。1954年第一次和费先生去做调查是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草原，那正是当地的游牧民族从农业转工业，游牧转定居的转折时期，在土地质量、疾病传播上有很多变化。费先生写了《话说呼伦贝尔草原》的系列文章，在《新观察》上独家发表，图文并茂，让杂志的销量增加了不少，主编很高兴，认为这样的形式很好，所以1956年和潘先生那次土家族调查很干脆地答应我去了。
费孝通去了27次江村，我随着他去了5次，1957年和1982年的两次都是重要的转折期，而1957年那次给我震撼最大。

开弦弓的妇女用脚踏龙骨水车将稻田余水排到河里。（1957年5月）

费先生1936年第一次去的江苏吴江，两年后他在伦敦交出了《江村经济》，这本书成了社会学的经典之作，但他之后再也没机会再访这个造就他学术地位的小村。当时，潘光旦等都力劝费先生再回家乡吴江看看，1957年，费先生终于“重访江村”，我也有幸目睹了江村刚开始农业合作化的新貌。

在吴江，我们坐的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那种木炭车，然后再坐船来到江村。在江村做调查非常忙，白天一有阳光我就抓紧拍摄，晚上大家都要做材料总结到深夜，工具一个是打算盘，一个是“手摇计算机”，每天晚上，要扒拉算盘珠子，摇转手柄千百次，手都摇酸了。
江村当时合作化里头有一些问题已经发生了。本来说可以“三顿大米饭，吃到社会主义”，但是，1956年种的水稻还长势良好，预期亩产700斤，结果一场台风后就不行了，产量就降到了559斤，一些家庭感到口粮紧张。费先生当时跟我说，他不提什么要求，我就拍村子的生产和生活。因此，我还是用社会学的角度来拍江村的变化，比如合作社里还是保留了一些优良的种蚕方法，但是我也看到儿童不上学，背着箩筐到处割草，来喂家里圈养的羊和兔，我也看到河边上的空船很多，没有完全被利用起来。

张组道“江村纪事”

　　这些副业的问题，费先生是很清楚的，他说1936年的开弦弓依靠农副业双收入，日子还是过得去的，但是合作化后，农业增长了61%，有人感觉日子没有21年前好过了，他认为问题在于副业的比例下降了，认为应该恢复副业，增加农民收入来解决中国的农村和土地问题。
五访江村坚持拍摄纪实风格照片
“文革”后，我又见到了多年未见的费先生，在1982年我们又再访了一次江村。我拍了很多的桥梁、房子、马路。1957年的时候只有一个二层楼，1982年时，新建的房子多了100多间，1957年我们都是摇船去的，到了1982年，已经开工要修马路了，水泥桥也有了，此前的拱形桥也幸好没去掉。养蚕又有了缫丝车间了。我后来1994年再去江村的时候，那儿已经成立了现代化的缫丝工厂，不过，听说现在那儿的丝绸业又开始走下坡路了。

张组道“江村纪事”

1982年的时候，我给大队的干部们看1957年我给他们拍的开弦弓的全体合影，他们都惊喜地叫了起来，照片上那些坐在前排的八九岁的小孩，现在个个都是大队、公社的青年骨干。他们惊讶的表情我也给照下来了。
我为观众服务
我有幸随着潘先生、费先生访问了蒙古族、土家族，先后五访江村，目睹了苏南农村的巨变，也补上了我农村、民族的两堂社会学课，我很感激这两位老师。

齐白石

我是一名摄影师，中国摄影的流变我都经历过，先是都像我这么拍，后来就摆布，要很多加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到处都是风光摄影、沙龙摄影，摆拍成风。 60年了，我的照相一直都没有变过，我的习惯就是踏踏实实的。我一直都是老老实实地拍纪实风格的照片，把拍摄对象真正介绍给人家，观众一看就知道，这是农村。我拍照不是为相机服务，而是为观众服务。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1-20 14:11:42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　　2009-04-26
　

作者：傅谨

拙著《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 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而我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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