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作家群英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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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周古平和他的九头鸟之梦

湖北日报讯 图为：易飞

    周古平，发表各类文学作品300多万字。近年来出版有长篇童话幻想小说《九头鸟1滴血降露》、《九头鸟2生命之舞》、《九头鸟3浴火重生》、《九头鸟4九凤和鸣》、《九头鸟5拨雾寻道》、《九头鸟6古船腾飞》等，并获得2011年冰心儿童图书奖。

　　周古平是湖北文坛的一个奇人。他是学工科的，从事的是最没有诗意的工作，写的却是最需要想象力的童话幻想小说。他多次获奖，却谦虚地说：“我是文学上的学徒工”。
    初识周古平是在去年的某次聚会上。这么多年我“混迹”于文学圈，在文学大省采访过许多有名的和没名的作家，所以开始我对他并没有特别深的印象。只是心里有点打鼓，这位平静如水的仁兄为何着迷于童话幻想小说。直到前不久，我们在湖北饭店聊了一阵，他猛然为我打开了一道奇特的文学（也许不只是文学）风景。仔细一品，周古平的作品以科幻的严谨、奇幻的趣味、玄幻的开阔、魔幻的讽喻，的确独具一格。
    周古平是有个性的。去年春节，本来是一段可以享受团聚、放松身心的美好时光，周古平却带上方便面，去了飞雪连天的武当山，只为了实地踏寻作品里将要写到的九头鸟在茫茫武当“拨雾寻道”的故事现场，亲身感受故事的气氛。即使是“五一”和“十一”长假，他也把自己关在家里，废寝忘食地书写着多卷本大幻想小说《九头鸟》系列，让全部的身心和激情跟随着九头鸟踏上了漫漫的幻美旅程……
    九头鸟，是湖北的精神名片，也是周古平生命里一个美丽的精神梦想、一个深沉的文化情结。经过多年的艰辛努力，周古平创作的《九头鸟》系列已经完成了前6册。全部作品拟定为12册。前6册甫一问世，即获得广大读者的热捧，网上点击过千万。不到一年的时间，《九头鸟》已推出第二种版本，并且获得2011年度“冰心儿童图书奖”，这也是本年度获得冰心儿童图书奖的唯一一位湖北作家，新华社等几十家媒体予以报道。《九头鸟》是一部充满大爱、大美和大智、大勇的仁爱之书。令人感佩的是，在《九头鸟》的写作背后，周古平也用自己温润的爱心、真诚的善举，默默地书写了另一部“现实版”的爱的童话：他拿出版税，在红安等革命老区的乡村小学，为孩子们创建“九头鸟爱心书屋”，为孩子们送去电脑和上万册各类图书。
    他憧憬着，在未来的日子里，“九头鸟爱心书屋”将从湖北的偏远山区逐渐扩大至全国各地。之所以有此想法，周古平曾告诉朋友说，只因为自己小时候家里贫寒，没有钱买书看，为了读书有时只好借书、抄书。他真心希望为此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周古平是一位儒雅君子，绘画曾在国内获奖。智慧而心地善良的他，平时总能克己而悯人，可谓“宅心仁厚”。他是位孝子，也是位好人。他资助孤儿，为身患癌症的同事慷慨解囊，他曾从网络上看到有一个读者，发表了一篇表达了对《九头鸟》的喜爱之情的文章。他想方设法找到了这个读者，原来是一位来自贵州偏远山区的读师范专业的大学生。在后来的日子里，他给了这个小伙子许多无私的帮助和热心鼓励。这一桩桩事让我深深感动。
    除了《九头鸟》小说系列，他正在默默地努力去做的，还有九头鸟主题公园，九头鸟绘本、动漫、游戏、影视作品等。
    谈到他为什么对《九头鸟》会如此投入，他说：“一个作家，尤其是一个童话作家，仅仅能为孩子们写几本书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能为一些需要帮助的孩子送去我们的人文关怀。童话作家虽然无力让所有人都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至少可以做到，让每一个读过童话的读者，得到生命的营养，点燃精神的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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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向我的身体道歉”                    ——我读李以亮 湖北日报讯 张执浩     李以亮，1966年7月生于湖北农村。1987年大学毕业后执教十余年，现供职于武汉市电信公司。1986年开始习诗并发表作品，作品见诸国内相关专业期刊。曾获《诗刊》、《诗神》、《飞天》等刊物各类诗歌征文奖。兼事诗歌批评与欧美诗歌翻译。作品结集出版有《逆行》。译诗集《东欧现代诗选》即出。 　　在武汉这拨诗人中，我和李以亮认识得算是很早的了。据他后来回忆，大学期间曾去过我的寝室，也曾见证过那个躲在宿舍一角布帘后面的我。但我对那次会面已经记忆模糊。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我很早就听说了他的名字，因为我俩的初恋女友曾是高中时代的闺蜜，尽管我在武汉他在宜昌，但通过她们的口口相传，我们也在彼此的心目中烙下了痕迹。现在想来，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惟有诗歌和女性才能让关于青春的回忆如此生动。     “我一生坚持的东西/你们正如此轻易地丢弃”，这是李以亮在《黑暗》一诗中的呼告，也可以看作是他整个写作的基调。李以亮的身上杂糅着知识分子、民间、泛学院，以及半体制化，等等，非常复杂的气质，这也是当代中国作家身上最具普遍性的气质。但李以亮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异常尖锐地呈现了这种矛盾气质对自我精神所带来的损害与挤压，并将自己作为“标本”而非“个案”，主动摆放在了审判台上。因此，阅读李以亮就不可避免地使读者本人一次又一次陷入到自省之中，并在反讽、自嘲与自爱中寻找某种和解的力量。多年的翻译生涯使李以亮有机会接近他心目中的诗歌标准，他从米沃什、辛波丝卡、扎加耶夫斯基等人那里获得了一种精神上的支持，他将这种支持有效地转化成了对自我写作的苛求和约束，并以独具个性的文本作为呼应，一如他曾在诗中所言：“我一生有个理想：自费诗集出版，100页/前50页：我的诗。后50页：全部空白。”（《杂碎》）     熟悉李以亮的人都知道，这些年来他一直被一种根深蒂固的湿疹所困扰，但只有非常了解他写作的人，才能从字里行间窥探到他与这种“疾病”之间所建立起来的“隐喻”关系。这是一种灵与肉此消彼长的关系，也是梦想与现实相互磨损的关系。在他早年的一首题为《向我的身体道歉》的诗中，他起句写道：“我的身体，你跟我三十余年/现在我谨代表我自己，向你道歉：我对不起你——”，随后他从“头发”、“眼睛”、“鼻子”开始一路“道歉”下来，直到“双腿和脚掌”，情真意切，充满了愧疚和道德的力量。如何饲养我们的肉体，这个看似普遍性的问题，在李以亮那里变得如此具体而真实，他必得早晚面对，作出回答。“被疾病改变的人也改变了疾病”，这是我在献给李以亮的一首诗歌里的一句话，我相信，李以亮的“道歉”最终会获得他身体的谅解，他的反抗，他的愤怒，以及驱使他写作的原始激情——“我写诗/有两个理由：半夜起床，我有话要说，我无话可说”（《一气之下》）——都将经由他写作得以释放，并由此赢得此生的宁静与安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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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尽善与尽美                    ——批评家夏元明印象 湖北日报讯 何存中     夏元明，1957年生，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毕业，现任教于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著有《旧典重温》等专著多部，另有研究废名、汪曾祺等著名作家论文多篇。 　　初识夏元明的人都以为夏元明狂，比方说到苏东坡，夏元明会说不过如此，连茅盾文学奖的新科状元《你在高原》的张炜，黄州来游东坡赤壁对苏东坡也是恭敬有加，不敢造次，而元明先生却说此话，不是狂人一个吗？别人怎么理解我无话可说，但我却理解元明先生。     元明先生与我同乡，在文学的道路上，我和他诤友30多年，可谓知己。用朋友的一句话说，我是他“盘大”的，可以说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有他的心血，从构思到定稿他都参与讨论和批评。许多篇我写成后第一读者就是他，他在我的文本上，用红笔批得满纸流红，他认为好的地方他批好，用感叹号，认为不好的地方却不客气，连不可理喻和荒唐的话也批，用的是问号。记得十几年前我写长篇《沙街》的时候，写完了将文本给他看，他从结构到人物及主题，都有批评。他认为不是长篇，弄得好长的时间内说到长篇我就心有余悸，惶惶然后怕之极。还有我的《太阳最红》写成后，尽管出版了，反映也好，但他却不尽然说好，我知道他所期待的是我此生不能达到的。在很长的时间内元明先生直言不讳地说，对我的创作有审美疲劳，他把我创作不能超越的极限看透了。所以有时候我就生出“既生亮，何生瑜”的感觉来。元明先生对鄂东作者的作品和对全国知名作家的作品一视同仁，一个尺度，那就是尽善尽美。其中有两条，一是否真诚，二是否美。元明先生见不得假的和装的。所以对作品多有不敬。但他不因为作者不痛快而视其颜色，而改变他的言论和看法。当然也偶有看偏的，那作者决定是初学的，或是女性。这没办法，惜花都是爱才心。     元明先生读书和治学有三重境界。一是初读阶段，就拿苏东坡为例，他可是把存世的苏氏全部作品读了的。初读时他对我说苏东坡就是苏东坡，无人可比。再读时他觉得苏氏可以是可以，但还有不足的地方。三读时他就得结论说苏东坡不过如此。别人就说他狂，连苏东坡不过如此，那中国还有你入眼的人吗？我却默然，因为我知道他的结论是读懂了苏东坡才说的。就像登山，在山脚时当然仰视，顶在青天之上，岂不肃然起敬？登到山腰时，人随山高，风景就在脚下，领略其中，境界当然就高。当登到极顶时，一览无余，绝顶的风景就归于平常，当然不算什么了！我就想登过珠峰的人，才可以说珠峰不算什么。没登珠峰的人说珠峰不算什么岂不让人笑掉大牙？殊不知，说苏东坡不算什么的是他，真正顶礼膜拜的也是他。有的人对苏东坡之爱是现于颜色，而他爱苏东坡是情动于衷。     生活中的夏元明是个理想主义者，虽然生活中有许多的坎坷和不幸，但他却追求尽善尽美。日子里他总是举重若轻，随遇而安。就是生命垂危时，也见其淡定情怀。记得十几年前，那次他回家乡身体突发大出血，送到浠水县医院抢救，在天亮之前被推进手术室，他也不见悲观。事后我问他当时的感觉，他说那时候人就像浮在祥云之中，心中的太阳金光四射，很幸福。后来我才知道人在大出血昏迷前，正是那种感觉。     我和元明交往是很幸福的。日子里默契，会心一笑的时候常有。记得那一年我还没到黄州，我和他秋天的时候到江边去玩。路上心情不错，于是就逞才，一个说久困樊笼里，一个答相邀出古城，一个说我来秋未老，一个说天地两闲人。我和他就是两个活宝。人笑我和他是一对冤家，到一起不“打铁”不行。干脆搞个工作室，名字就叫“铁匠铺”。古人说得好“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者谓我何求？”尽善者未必尽美。有元明是现代文坛之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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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满腔热情写先进典型                                        ——从记者到报告文学作家的寒青 湖北日报讯 梁必文     寒青（王汉清），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省作协委员。其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全国“正泰杯”优秀报告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湖北省“屈原文艺奖”等。曾获“武汉市优秀文艺家”荣誉称号。     认识寒青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那时他在《少年文学报》当编辑，尚且默默无闻。后来考入武汉大学记者班，毕业分配到新华社湖北分社工作，终于踏上了他人生更广阔的舞台，曾经一度出任过《湖北经济报》副主编。从编辑、记者、主编，到有影响的报告文学作家，寒青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奋斗与努力，终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这一切都与他的记者生涯密不可分。     常言道，记者乃“无冕之王”。长期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记者生活，不仅锻炼了寒青独立观察和敏锐思考社会人生的能力，也成全了他无拘无束我行我素执著的个性。这个性像一个硬币的两面，正面是敢作敢为敢担当；负面则是不拘细节。而寒青终归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不但工作充满激情，生活充满激情，平日里讲话也充满激情，无论是在会场上还是朋友私底下，只要他开口，声音总不可避免要高八度，讲到激情澎湃时常常情不自禁站立起来手舞足蹈。每每这时，大家都不得不被他夸张了的情绪所感染。有了解者说他豪气，不了解的说他“霸气”。但不管你怎么说，只要不是原则问题，不触及人格尊严底线，他一般都不和你生气，这也正是他坦诚、率性、真实可爱的一面。     其实，在寒青身上还有一股凛然正气，一种仿佛与生俱来的社会责任感伴随着他。那就是，同情弱者，敢于打抱不平；歌颂崇高，不怕闲言碎语。对现实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道德模范，他总是饱含激情发自内心地用他手中的笔去描绘去歌赞。这一切，也许与他的成长经历有关。他从小生长在农村，吃过苦，后又当兵入伍在部队那座革命熔炉得到锻炼。1976年，当唐山发生大地震时，寒青正在附近某部队当通讯员，他是第一批步行赶到现场救灾的军人，那悲惨的情景使他终生难忘。所以，当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时，他是第一个向中国作协请缨自愿奔赴汶川灾区采访的湖北作家。在余震不断、随时有生命危险的关键时刻，他没有畏缩，一边吃着治疗糖尿病和降血压的药片，一边和作家们一道，不分昼夜深入灾区一线采访。     近十年来，寒青一直以极大的热情和真挚的情感，关注社会底层，关注那些普通而又平凡人物的生活和命运，特别是对那些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事迹的先进典型一往情深的歌赞，写出了一系列感人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如：描写殉职在“消灭山区茅草屋”工作岗位上的全国基层干部典型周国知的《大巴山的呼唤》，反映全国“师德楷模”郑琦先进事迹的《火炬，在山乡燃烧》，还有《情撼中原》、《情托彩虹》、《爱，擎起一片天》、《真情宣言》、《守望大山》、《山歌响起》，特别是描写为了一声承诺，兄终弟及、接力为农民工送薪的“信义兄弟”孙水林、孙东林事迹的报告文学《起航，信义之船》，深受广大读者的好评。上述多部作品有的改编成广播剧，有的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播放后，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更难能可贵的是，寒青并不是体制内作家，多年来都没有拿过一分钱的工资了，全靠自己养活自己。反映先进典型、创作主旋律的作品，没有谁强迫他去写，那完全是出于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良知和自觉，自掏腰包，自费采访写作，而他都一以贯之无怨无悔，这也是我为什么对寒青另眼相看敬佩有加的原因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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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人间冷暖与时代沧桑                                                   ——小说家叶明山 湖北日报讯 王维洲     叶明山，安徽庐江人。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2年被评为国家一级作家。主要从事小说、散文和影视剧本创作。著有长篇小说7种，并获华东六省一市优秀图书奖和湖北屈原文艺创作奖。所创影视剧《男儿女儿好看时》、《襄河二月》、《山高不挡路》等均在中央电视台首播。剧作获中央电视台“优秀电视剧奖”等国家及地方奖项。 　　这次要写叶明山，便埋头读他的作品。我问他，看过我的散文没有？他一时怔住了。这暴露了我们的通病：都忽略了读对方的作品。我当然知道他是小说家，但他写出了什么特色，便无从说起。我看到他写故乡的一个邻居：“安全海喜欢在他门前一棵极大的枫香树下，摆竹床摆春凳放小桌小椅，村上人也喜欢在这树下借阴凉，喝安全海的质量低劣的大叶茶，一堆一伙玩扑克下牛角棋，一堆一伙胡吹海侃逗笑话扯南北经。歇晌的安全海或农事不急的安全海总是这么乐呵呵扎堆子厮混。他老婆邵翠萍就静静地坐在一角给儿子缝补。针，线，长长的臂，就在枫叶筛漏的光斑里一闪一闪。他们的儿子，在老汉的背上爬，女人的裆下钻，还常常碰翻茶壶茶碗，儿子匪得很，再新的衣服也要两三天就补裰。”看，随便的几句话，就把这一家三口写得活灵活现，让你渴望着看下边的精彩描写了。     明山生在农村写的也是农村。后来在县里当了个小干部，他回乡里要帮安全海的忙，把那棵被富人买去了的乘凉大枫香树保下来，可叹他却不是官，被官一句话顶回来了。恼怒之下，他参了军，可惜他从事天上的事——他当了个伞兵。从飞机上跳下来，还不准你立刻张开伞，当然是很吓人了，直到他会了这一套，却转了业，在江汉油田当了名翻砂工。这时候，他的作品已上了《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等，他被邀当了高中学生的教师，后来又当了刊物编辑，再后又当了编剧，再后又当了报社记者。他感受了人间冷暖的抚摸，又历练了时代沧桑的捶击。现在，他已经非同小可，他的中、短篇小说已纷纷上了《人民文学》、《小说月报》，还得到了多种大奖。他成为湖北省作家协会的一级专业作家，写了500万字的作品，也享受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津贴。     不过，我不是为了这些才写他的。我更喜欢的是他的为人。记得十年前他约我同去内蒙古采访一个地质勘探队。到了四子王旗，我的重点是一个青年钻工和一户农妇的相恋，他则发现了一个农妇和两个男人在一个炕上的生活。这两种方式都是被生活的压制形成的。后来我写了三篇散文，他写了一个中篇小说。我们是很满意的。不满足的是当我们从北京回武汉时，上午买了当晚六点十五分的火车票。四点多钟，我已经在等候他了。可他有事没有回来。我等得心焦，直等到五点，我只好把写好的条子交给服务员，急慌慌出发。赶到卧铺车厢，只有五分钟就开车。我急得要死，火车还是开了。我闭上眼睛，骂了他一百遍！车开了二十分钟，忽听有气无力地叫，“快给我水喝。”这好像是叶明山。我睁眼一看，这果然是他！我跳了起来，“咦，你怎么来的？”他疲劳地喝了水，才说，他背起大包就跑。下班时间，车多人挤。他拼了命，进了火车站大门，看表只有三分钟就开车了。他上楼下楼一路上撞了四，五个人，口里直叫“对不起”却头也不回。他看见了火车，然而火车在叫，就要开车了。他脱下了大背包，对着正在关门的小姐就丢了上去，小姐一声叫，他就拉住了车门的铁栏。身子随车飘了起来。他就这样上了火车。     他为人怎么样？我对他另眼相看了！有多少人慢腾腾地不及他！退休了，他不仅坚持创作，也常慨然直言，为老作家们争权益。不久前，党支部要选个支委，我们这些受惠的人便一致提了他的大名，结果他中选了。这位慷慨热烈的人物就叫叶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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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文：真诚而热情的大好人何锡章

湖北日报讯 樊星

    何锡章，1953年出生在重庆云阳，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8部、译著1部，主编有《中国语文》、《语文》等教材。

　　老是那么不修边幅，也老是那么热情洋溢——乍一看去，他怎么也不像一个教授。朋友们谈起他，都说他是大好人。
    他急公好义。华师有活动，他会用他那有些沙哑的“川普”（“四川普通话”之简称）大声吼一句：“华师的事就是我们的事！”武大有活动，他也会用他那“川普”大声吼一句：“武大的事就是我们的事！”他可不是随便说说的。他是真心实意地帮忙，出钱，出力，直至帮助刚刚毕业的博士生找工作。而且，他脑子里记得好些朋友的手机号——这成为他的一个“绝活”，时不时会有朋友突然考他，他是可以脱口而出的。我有时开玩笑：“干脆，你今后就当‘武汉高校联合理事会’的老板好了！”他听了哈哈大笑。虽然，有时他也注意到有的年轻人言过其实、比较滑头，但有事时，只要力所能及，他还是依然慷慨相助。当然，他也乐于张罗活动，而且在活动中成为大家开心的一个“中心”。他心胸开阔，真诚坦荡，没有“私敌”，是货真价实的好人。
    还记得我刚上研究生时与他认识，他得知我家在外地，就认真地问我：“周末怎么过咧？”我说：“看书嘛！”他就邀请我去他家。我担心那样会给他的一家添麻烦，他不由分说地一挥手，大声招呼道：“就这样啊！没问题的！你星期天上午来！我等你啊！”然后将他家地址写给了我。到了周末，我如约前往。他的夫人在那里忙活着准备午餐。女儿在一边安静地学习。他老兄则埋头在书房的烟雾里（他抽烟很凶！）写着什么。见了我，他就拉上我，去单身教工宿舍，叫起一位还在睡懒觉的青年教师，一起回到他家聚餐。那顿饭我一直记得。
    他的热情当然不止于此。他看了前辈或者哥们发的文章，常常会打个电话，祝贺一下。我看了他的文章，也常常表扬他一下。他会比较认真地回答道：“这个题目还有点意思，啊？”他的研究兴趣相当广泛：喜欢鲁迅，也就《西游记》出过专著，还研究人格问题，也常常参加当代作家的研讨会。有一次，他的书《中国现代理想人性探求》出版。他送了我一本，并且给我“布置任务”：“兄弟，如觉得可以的话，就写点什么吧”。这个家伙！我读后，在上世纪90年代特殊环境下，他的书是有意义的，于是写了一篇书评，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他得知以后，又一次发出了他特有的哈哈大笑。
    他就一直没有发愁的事吗？当然也有的。他是教授，带了一大帮弟子，同时还兼任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的院长，成天为了“上博士点”、“教学评估”这些事忙得头昏脑涨，有时也会发出一声叹息。但他的心理调节能力显然很强。只要离开了会场，回到了哥们身边，他声嘶力竭的大笑声就又响起来了：聊天呀，交流信息呀，“斗斗地主”呀……无论干什么，都依然是那么热情冲天。有一次，省文艺理论家协会在恩施开会。会后去看新开发不久的大峡谷。不知道是谁提议唱“语录歌”，嗓音沙哑的他也积极响应。唱着唱着，也许是年代久远的原因，不少歌者都偃旗息鼓了。只有他老兄，还有北京的评论家贺绍俊，加上我，三个人一直唱到了最后，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喝彩。那天走出了一身热汗，也唱得十分尽兴。真没想到，老何还有这一手“绝活”！
    老何是个天生的快活人。他不仅自己快活，还以他的热情感染着身边的人们。写到这里，我想借用一个伟人表扬一位外国友人的话来鼓励一下老何：你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老兄，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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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蒋天径的角色意识 湖北日报讯 刘富道     蒋天径，1948年生，1968年入伍，1979年转业到随州市人民检察院工作，历任科长、政治处主任等职。现为省作协会员，随州市作协副主席，《编钟》杂志执行主编。先后发表长篇小说《征婚族》、《天汉浴》，地域文化研究专著《天下随时》、《随州方言大观》等作品。 　　蒋天径当新兵时，就被调到十七军文艺演出队，当上了一名扬琴手。每次演出，扬琴都摆在乐队突出的位置上，在台下少言少语的他，一上台就进入角色，神采飞扬地吸引了全场的眼球。 蒋天径回到地方，穿上检察官的制服，熟读《霹雳手笔》《透胆寒》等讼师秘本，又进入了秉公办案、智慧断案的角色。     蒋天径还有一个角色：作家。这是他矢志不渝追求的目标和荣誉。特别在他谢去公务之身之后，彻底地实现了回归内心、享受寂寞的写作生活。在随州，他是地域文化的搜集、整理、研究的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有《天下随时》《随州方言大观》两部研究成果。后来我发现，这些研究成果，连同出版过的长篇小说，对于他来说都只是为他的一部重点戏的长篇小说做了铺垫，积累了生活，充实了知识。2011年5月，青岛出版社出版了他的50万字的长篇小说《天汉浴》。这是我读到的当代中国作家写作的优秀长篇小说之一。其实这样的书只要有一本，就可以奠定一个作家在文学界的地位了。     2007年5月，我有幸读到这部小说的打印稿，我和朋友傅广典一致认为写得不错，我们只是提出了一些参考性的建议。现在读到的《天汉浴》，完全变了样儿，几乎是重新梳理了一遍，从而进入臻于完善的境界。蒋天径的作家角色意识非常明确，要写就写出一部好书，用随州话说，就要出彩。如果“没彩”，就让随州人没面子了。《天汉浴》至少在三个方面显示出非凡的价值。     其一，该书提要写道：“讲述最后一个土接生婆的故事，表现的是先人们对‘生之道’的尊崇。”土接生婆章锦若是中国文学人物长廊上唯一继承传播《禖经》的人物。她信奉“是我们女人生出了天下”的哲学。她一生创造了许许多多惊心动魄的接生奇迹。她的阴阳剪不认贫富，不分敌我，一视同仁地表现出伟大的人性力量。     其二，《天汉浴》创造了一个以茅棚为符号的聚落群体。这个群体里有各具职业特征、性格特色的讼师、药师、教书先生、各业匠人以及众多普通百姓。作为核心人物的章锦若，其娘婆二家的相关人物，又与时政紧密相连。在抗战、内战中，国军共军与日军之间，国军与共军之间的斗争，构成本书的大背景。     其三，这是一部20世纪随楚地域文化的总汇。“四匹打骡子”，“三咵白”，“难缠”，可以说就是由方言俗语衍生的一些人物。书中所描写的民间习俗，譬如板凳碗的用途，诸如此类，可以说是留下宝贵的历史记忆。     在神农诞生之地随州，自古就有天汉浴的民间祭祀活动，主持祭坛的章奶奶成了得道成仙的圣人。本书写出了天汉浴的壮观场面，一首《天汉歌》在书里出现几次，每次都让我心灵震撼——     “天汉，天汉，把好端端的一对恋人生生隔断。女的望眼欲穿，男的拼命呼喊：跳下去，跳下去，我们河心见！”     “天汉，天汉，把白茫茫的一汪河水哗哗泛滥。左岸人呼号，右岸人呐喊：跳下去，跳下去，把河水舀干！” 读完《天汉浴》，我轻轻合上书页，而《天汉歌》却余音绕梁，经久不息地在耳边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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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剑男诗歌的秘密 湖北日报讯 阿毛     剑男，1966年生，通城人。发表有诗歌、小说、散文及评论400余首（篇），有诗歌入选多种选集及中学语文实验教材，著有《激愤人生》《散页与断章》《剑男诗选》等，现在武汉某高校工作。     剑男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成长起来的优秀诗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慢慢淡下去的全国诗人大串联中，武汉作为“中间站”停留过不少诗人。这些停留武汉的诗人有不少拜访过他们心仪的武汉诗人。剑男就是被崇拜被心仪的诗人之一。我至今还记得在华师的一次诗会后，大家一起奔往剑男的居所聊诗的情景。剑男在长发纷披、出语惊人的诗人中，俨然一个书卷气浓郁的少年。他的笑容与目光是若有所思的，又是温文尔雅、羞赧与纯净的，这使他显得格外出类拔萃，就像莺歌燕舞之上纯净的蓝天。是的，纯净的蓝天。其实，不惟这一次，剑男始终如是。热闹与喧哗均是他人的，他安静、沉潜，不追随、不起哄。他做诗，如他做人一样，自然、纯净、儒雅。他的诗歌走势与成就，如同他的生活状态一样隐匿与内敛。换句话说，剑男不是那种横空出世的诗歌“天才”，更不是那种骤然消失的诗歌过客。他从诞生为诗人的那天开始，就一天天地长成了一条执著地向远方绵延向上生长的山脉，独特而醒目！剑男的诗歌态势有别于一些诗人的螺旋上升——即由低旋转着上升到高，剑男的诗歌是向远方延伸向上生长的山脉状态。因此，他的诗歌作品整齐，有着相对统一的高度，而且这统一高度之上，还有诸多奇峰耸立。更独特的是他的任一首诗在任一时段看都有着它独特的张力、弹性和硬度，好像诞生很久又或刚刚诞生，似乎他的诗获得了永恒的时间。令人惊讶的是，他本人也罕见地少有时间雕塑的痕迹——当一些诗人像城市一样越来越臃肿发福的时候，他仿佛还是那个面目英俊、气质清隽、自足羞赧的少年，有着他故乡的大地与天空一样的自然与纯净、闲淡与典雅，“既不张扬过分，但也不隐藏它恬静的美”。     这要归功于剑男面对诗歌却远离诗坛的执著态度。生活在城市的剑男一直以“乡下人”自居，他竭力避开城市、工业、人群的喧嚣，以“一颗安静的心，一种凝望世界的眼光，一种对这个曾经天地神人在场的大地的衰败的忧心”（荣光启语）打量着这个世界，在他的呼吸中、他的诗句里保留着他故乡的天空、童年、少年时光与纯真以及对城市冷静地审视与质疑。他深情地抚摸着农作物：“我不断抚摸你们/在你们中间写下农业的诗篇/……我在你们中间怀念老家……/我看着你们不断生长/我的诗歌贯穿整个生长过程”；他审视着城市、质疑着大学城南路放逐的青春：“一对对小情人/男生们张着空洞的双眼/女生披着霓虹灯下迷离的风尘/他们旁若无人地走着/粗俗的话语有着与青春较量的意味”。     剑男的诗语言高贵，思想纯净，如“一个人仰天长叹/准确地说/是我看见一只苍鹰/到了白云的高度”；“星辰出现在天空，这是光明的一个返影/你看，这些琐碎的、无名的灯盏/为了赎回它们在尘世的美，至今仍保持着孤单的高度”，都有着古典而又优雅的质地。     剑男是那种既能审察内心的真情实感，又能冷静审视外界的诗人。所以，他那童年犁田、插秧、拾柴、做豆腐、织毛衣的双手在远离乡村面对城市时由起初的无措游离变成后来的遒劲有力。他用右手自如地面对生活，左手遒劲地书写诗歌。无论是他早年的唯美抒情还是中年的辛辣叙事，都葆有他那蓝天般纯净、大地般隐忍中的“冷静、深沉而又克制”的风格。我认为这就是剑男的诗歌获得长久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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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人间冷暖与时代沧桑                                                   ——小说家叶明山 湖北日报讯 王维洲     叶明山，安徽庐江人。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2年被评为国家一级作家。主要从事小说、散文和影视剧本创作。著有长篇小说7种，并获华东六省一市优秀图书奖和湖北屈原文艺创作奖。所创影视剧《男儿女儿好看时》、《襄河二月》、《山高不挡路》等均在中央电视台首播。剧作获中央电视台“优秀电视剧奖”等国家及地方奖项。 　　这次要写叶明山，便埋头读他的作品。我问他，看过我的散文没有？他一时怔住了。这暴露了我们的通病：都忽略了读对方的作品。我当然知道他是小说家，但他写出了什么特色，便无从说起。我看到他写故乡的一个邻居：“安全海喜欢在他门前一棵极大的枫香树下，摆竹床摆春凳放小桌小椅，村上人也喜欢在这树下借阴凉，喝安全海的质量低劣的大叶茶，一堆一伙玩扑克下牛角棋，一堆一伙胡吹海侃逗笑话扯南北经。歇晌的安全海或农事不急的安全海总是这么乐呵呵扎堆子厮混。他老婆邵翠萍就静静地坐在一角给儿子缝补。针，线，长长的臂，就在枫叶筛漏的光斑里一闪一闪。他们的儿子，在老汉的背上爬，女人的裆下钻，还常常碰翻茶壶茶碗，儿子匪得很，再新的衣服也要两三天就补裰。”看，随便的几句话，就把这一家三口写得活灵活现，让你渴望着看下边的精彩描写了。     明山生在农村写的也是农村。后来在县里当了个小干部，他回乡里要帮安全海的忙，把那棵被富人买去了的乘凉大枫香树保下来，可叹他却不是官，被官一句话顶回来了。恼怒之下，他参了军，可惜他从事天上的事——他当了个伞兵。从飞机上跳下来，还不准你立刻张开伞，当然是很吓人了，直到他会了这一套，却转了业，在江汉油田当了名翻砂工。这时候，他的作品已上了《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等，他被邀当了高中学生的教师，后来又当了刊物编辑，再后又当了编剧，再后又当了报社记者。他感受了人间冷暖的抚摸，又历练了时代沧桑的捶击。现在，他已经非同小可，他的中、短篇小说已纷纷上了《人民文学》、《小说月报》，还得到了多种大奖。他成为湖北省作家协会的一级专业作家，写了500万字的作品，也享受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津贴。     不过，我不是为了这些才写他的。我更喜欢的是他的为人。记得十年前他约我同去内蒙古采访一个地质勘探队。到了四子王旗，我的重点是一个青年钻工和一户农妇的相恋，他则发现了一个农妇和两个男人在一个炕上的生活。这两种方式都是被生活的压制形成的。后来我写了三篇散文，他写了一个中篇小说。我们是很满意的。不满足的是当我们从北京回武汉时，上午买了当晚六点十五分的火车票。四点多钟，我已经在等候他了。可他有事没有回来。我等得心焦，直等到五点，我只好把写好的条子交给服务员，急慌慌出发。赶到卧铺车厢，只有五分钟就开车。我急得要死，火车还是开了。我闭上眼睛，骂了他一百遍！车开了二十分钟，忽听有气无力地叫，“快给我水喝。”这好像是叶明山。我睁眼一看，这果然是他！我跳了起来，“咦，你怎么来的？”他疲劳地喝了水，才说，他背起大包就跑。下班时间，车多人挤。他拼了命，进了火车站大门，看表只有三分钟就开车了。他上楼下楼一路上撞了四，五个人，口里直叫“对不起”却头也不回。他看见了火车，然而火车在叫，就要开车了。他脱下了大背包，对着正在关门的小姐就丢了上去，小姐一声叫，他就拉住了车门的铁栏。身子随车飘了起来。他就这样上了火车。     他为人怎么样？我对他另眼相看了！有多少人慢腾腾地不及他！退休了，他不仅坚持创作，也常慨然直言，为老作家们争权益。不久前，党支部要选个支委，我们这些受惠的人便一致提了他的大名，结果他中选了。这位慷慨热烈的人物就叫叶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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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文：坚持用钢笔写作的陈敬黎

湖北日报讯 曹军庆

    陈敬黎，笔名敬黎，中国作协会员，省作协签约作家；先后发表各种文学类作品近500万字；根据其长篇小说创作的电视连续剧《守望家园》被中央电视台拍摄播出，获湖北省五个一工程奖。

　　陈敬黎是大块头，高大、壮实。但是与他的块头不成比例，陈敬黎眼睛小，特小。和认识或不认识的女人聊天，陈敬黎都会很认真地告诫对方，“你一定要小心提防小眼睛男人，小眼睛男人危险。”据我观察，小眼睛男人又不止陈敬黎一个，他到底在提醒女人提防谁呢？不说话的时候，陈敬黎坐在那儿咬着烟嘴吸烟。吸烟，不是“含”，而是“咬”着烟嘴吸。那种神态，你就想吧。他的小眼睛躲在镜片后面，对了，他还戴眼镜。他就那样吞云吐雾，你完全不明白他在想什么。
    认识陈敬黎之前，就听到有人说他，老有人说他。主要是宜昌的作家朋友说。他在长阳写作，已经有些年头了。一个咸宁人，却跑到长阳去，住在那儿写作，这本身就有趣。后来才得知，他在那个地方为抗战题材的小说《和平前言》搜集创作素材。让你难以想象的是，他居然不会用电脑，不会打字。这是真的吗？天地良心，是真的。他老老实实地拿笔写，用钢笔，写在稿纸上。他每天都坐着，一坐就是十多个小时，成瓶成瓶的墨水被他写空了。然后，写好字的稿纸装满一箱又一箱。想想吧，在一个电子时代，在一个极其工具化的时代。一个男人独自躲在异地，用最古老的纸和笔写作。这样的事足够静谧，足够浪漫。
    那么，陈敬黎就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他行走，思考，著书立说。
    虽然陈敬黎的块头和他的眼睛不成比例，但却和他的写作协调一致。陈敬黎一直在写“大部头”的书。他的书动辄大几十万字，一百多万字。2003年，他的第一本书《窗外的月亮》正式出版，67万字。《洪流三部曲》（《荣恩堂》、《玉雕楼》、《金銮殿》），170万字。这部小说在《南鄂晚报》同步连载，长达6年。接着，陈敬黎又完成了反映膏盐文化的长篇巨制《大洞商》，150万字。眼下，他正在写《汀泗桥》。他打算写短一点，就60万字。
    这些字，都是陈敬黎拿着钢笔在稿纸上一笔一画写下来的。长时间坐着，他把自己的双腿写肿，肿得像水桶。有时候，到了深更半夜，某一个朋友或许会收到陈敬黎发来的短信，笑话。收到短信的朋友会心一笑，明白敬黎这会又写累了，想要休息一会。
    一想到他写了那么多，就让人瞠目结舌。记者刘会文说陈敬黎是在用生命书写传奇，说他装满烟蒂的烟灰缸就像“仙人球”。
    陈敬黎从不避讳言说死亡。大家聚在一起，中午，你会看到陈敬黎一手拎着酒瓶子，一只手端着酒杯。他从这一桌，窜到另一桌。他和所有的人碰杯，敬酒。我真是敬服他啊，那个样子太牛啦。可是，到了晚上，他却很可能滴酒不沾。如果有人劝他，陈敬黎会说，我中午喝太多了，不能再喝，再喝我会喝死的。
    有一次，我们一起坐在车上。当时谈论过什么，我已不再记得。只记得气氛热烈，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谈兴甚浓。快到目的地了，一会就要下车。这时陈敬黎突然说，“我要在我死之前，把我想写的书都写出来。”车厢里顷刻间变得寂静，没人再说话。他这话说得！你怎么接？你怎么往下接他的话？没人做声。从这话里，你听到了一个作家的“悲壮”，也听到了一个作家的“悲凉”。而我也由此知道，敬黎的心里是怀着大理想的。既是怀着大理想，想必写作也就能给敬黎带来大欢喜。
    每一次见着敬黎，我都想对他说，“悠着点，别绷得太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