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作家群英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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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彭祖贻：湖北的柯南道尔 湖北日报讯 易飞 　　彭祖贻，省作协会员，省公安文学创作协会副主席，鄂州市作协名誉主席。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总计逾800万字。 　　以侦探小说方面的成就和地位论，在湖北，彭祖贻是当之无愧第一人；在全国，他也是第一方阵中的佼佼者。 1956年出生。发表第一首诗歌，1976年；发表第一篇纪实作品，197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1981年。     写作35个年头，其中业余写作25年，职业写作10年，写作年龄已过而立，可谓执着；80个中篇，十来个长篇，近千万字，著作等身，可谓勤勉。诗歌、小说、纪实、电影、电视，八仙过海，获奖无数，可谓全面开花。     近3年来，我和地市州公安作家接触颇多，尤其与鄂州和仙桃的公安作家过往较密。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两地有彭祖贻和李培刚这样的领军人物。彭祖贻被称为“带头大哥”，不止是因为他稍长他们几岁，也不止是因为他起步早，发表作品多，影响大，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还是一个热心的带路人，他乐于把自己的创作经验、教训和体会和后来者一起分享。有时他还是一个热心的组织者和鼓动者。在他们的带动下，两地公安文学的发展如火如荼，形势喜人。我在认识和了解了彭祖贻的创作状况后，一是感叹：湖北文坛民间蛰伏着很多高人，彭祖贻扎扎实实算一个，他的创作量和在业内的成就足以令一些专业作家汗颜；二是纳闷：彭祖贻这样的作家，发表了近千万字，在全国公安系统文联和国内侦探小说界可谓鼎鼎大名，可他还没有引起湖北文学界的足够重视。作为文学大省，如果以一棵大榕树作比，彭祖贻无疑是这树上悄悄伸展得越来越远的遒劲的树枝，为湖北文学增添了一道特别的风景。他以警察写警察特有的视角，为读者娓娓动人地讲了一个一个扣人心弦的警匪故事。所以我在几次相关的文学笔会上，都为彭祖贻“抱不平”。对此，祖贻倒是无所谓，只是烟斗从嘴上摘下，手轻轻一抖说：“自己玩自己的，玩得开心就行。”一会儿还补上一句：“他们玩他们的，跟我没关系。”     彭祖贻最早对侦探小说产生兴趣是在少年时代，听大人讲福尔摩斯的故事，从小他记住了一个叫福尔摩斯的英国大侦探。20岁那年，他稀里糊涂地进入警察学校，后来成了一名真正的刑警，体验到了侦探小说中当侦探的乐趣，更体会到现实生活中从警的苦涩与艰辛，心里就想，为什么不能把这些体验也写成文字呢？于是就写，信手写去。 彭祖贻最早发表侦探小说是在1982年，中篇小说《黑色的回旋》在《湖北青年》上连载。1989年12月，他因种种原因离开供职的第一家公安单位，个人的生存状态和内心发生了很大变化，创作的激情一下子迸发出来，连续在《啄木鸟》杂志上发表了《灵堂外的圣诞诗》、《冰层下的火焰》、《月上泉山人难静》等作品。     彭祖贻认为，好的侦探文学作品似乎有两条铁律：一是读者不读到最后很难猜想到结局，要“在于情理之中，出乎意料之外”。二是作家的笔下要有一个固定的强势的侦探形象，如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克里斯蒂笔下的波洛，中国的一些侦探小说家们，也确实都在向写出“中国的福尔摩斯”的方向努力着。而彭祖贻认为，“既然有这么多人在做这件事，我就没必要跟着那么干了。”所以，他的侦探小说中，虽然有阶段性的相对固定的人物，如早期的陈格林，后来的黄宜轩、田田、沈长儒，但都不是那种超人智商的大侦探，他更注重在他的小说中展露情感，揭示人性的善恶和各种社会矛盾的冲突。“我对刑警的描写，尽量靠近生活的原生态，我笔下的侦探形象基本上是从事刑事侦查工作的平常人，而对所谓的恶人，我更愿意从他们的生态环境和内心去找成因，而不是概念上的好与坏。”从喜爱他的读者来看，他的这种写法，得到了充分认可。     彭祖贻是一个勤奋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少见的快手，在我采访过的作家中，他的快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长篇小说《黑白尘》，35万字，一个月完成正稿，后只稍作修改，平均一天一万多字；50多万字的《情感卧底》，3个月也完成通篇。这种速度让我等自叹弗如。祖贻说：“当时自己也不想这么干，是被人逼的。”“有人拿着刀子吗？你不要命了。”我问。他笑笑说：“反正干上了，还亢奋得上了瘾。”前几天我采访他问他还想那么干么？他说：“那时年轻，疯着干，现在想那样干也干不成了，因为我眼睛不太行了。”     他和我说了这句后，我半天无语，最后我说我很难受，采访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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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汪洪的随和与执拗 湖北日报讯 黄大荣     汪洪，1952年生于荆州，省作家协会委员，高级编辑。发表文学作品200多万字，出版过《儿郎》、《荆江飞虹》等作品集，现任荆州市作协常务副主席。 　  汪洪的成名作是《竹梯嘎嘎响》而不是别的什么题材，绝非偶然。他的父母曾经同时蒙受不白之冤，被打成右派。这对于当时还是个几岁孩子的他，造成的生活苦难和精神伤害，不言而喻。这才有这篇小说独特的视角和心理，以及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很有思想冲击力的深层缘由。这一特殊历练，也决定了他的性格和命运。     汪洪招工回城，做过很多工作，最长的经历是修志和做记者，而就在记者生涯中，他对历史包括地方历史人物的兴趣，也是有增无减。历史情结和忧患意识也贯穿了他的整个写作。童年决定性格。童年甚至青少年时期的苦难，或者把一个人变得乖张、叛逆，要么磨去了他的棱角，变得逆来顺受或世故圆滑。汪洪却是例外。他为人谦和，心态平和，处世随和，为文中和，怎一个“和”字了得。一位文化圈的领导，曾经出于天真的真诚，揭发汪洪的小说《木槿嫂的风流事》搞“精神污染”，让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汪洪谈起这件事，毫无怨恨，只当是历史笑谈，而这位揭发者迄今仍是汪洪和我共同的朋友。但是，汪洪绝对不是不讲原则的人，恰恰相反，在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他又显得很有几分独特和执拗。与人争辩起来，情绪激动不已。荆州沙市合并那年，我找他商议，请他出任市作协副主席，他却提出，要请他的一位顶头上司同时出任，否则他宁可不要这个社会头衔。我当时几乎要生气了，我们相识相交十几年了，怎么竟会提出这么无理的要求，拆朋友的台？我考虑了好几天，又找许多朋友了解，这才明白其中隐情复杂。其实是我考虑事情过于简单了，只在按照文学成绩资历和声望考虑人选，没有照顾荆沙两地在作协人事安排上的平衡，在那样敏感的时期，汪洪不是在向我争什么，而是关心我这个市文联“牵头人”屁股坐不坐得稳呢。有趣的是，他这位上司，不久就成了文学圈的朋友。也就是这位朋友后来告诉我，单位配置电脑，群众是很普通的台式机，领导是上万元的笔记本。大家有意见可谁都不说，汪洪竟傻里傻气闯进班子成员开会的会场，质问：群众的电脑是干活用的，你们又不用来干活，买那么高级的做什么？     汪洪看似矛盾的性格并不矛盾，家庭熏陶和教养，使他身上沾上了文人气，文人身上最可贵的就是贵族气，无伤大雅之事，如谦谦君子，不屑于理论；关乎是非曲直，则仗义执言，不给谁留情面。     既然写他，他引为自豪的两段文学经历，我自然不敢遗漏。一是上武大作家班；二是上庐山“三省青年作家讲习班”。我很能理解他的津津乐道。教育世家出身的汪洪，把受教育的程度看得很重，怎奈因文革而辍学多年，能够去武大读书，自然十分珍视。而1980年上庐山，确实是人生一大幸事。初定的几个人是汪洋、姜天民、绍六、沈虹光和我，出发前正逢汪洪发表了他的处女作，时任《长江文艺》主编的王淑耘老师爱才有加，提出让汪洪也参加，她自己就不去了。那年夏天的庐山，文人云集，当时健在的现当代文学名家，几乎都上了山。从丁玲陈荒煤王西彦到程千帆高晓声陆文夫，有数十位之多，每天轮流给我们讲课，讲人生经历，讲对文学的理解，课后还一对一地指导我们修改习作。庐山讲习班让我懂得了作家对文学应当心存敬畏、坚持人文操守，这是值得珍惜一辈子的思想收获。相信汪洪也一样，他近期发表于《北方文学》的中篇《消弭》就见证了他的为人为文，是直面社会人生、有担当、有思想的现实主义小说，一部“诗史互证”的力作。     汪洪曾对我说，他有写“大部头”的想法和冲动。为此积累了大量地方文史素材。现在的他思想已较成熟，精力也好，我以为可以开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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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人生何欢，惟有写作?                                                   ——张永久印象 湖北日报讯 吕志青     张永久，1954年生于湖北宜都，武汉大学作家班毕业，中国作协会员，省作协全委会委员。曾下乡插队，当过工人、统计员、编辑、执行主编等，出版著作十余部。近年来专注于历史题材写作，有《袁世凯家族》、《民国三大文妖》、《摩登已成往事》等多部作品问世。     张永久也是我多年的同事和老友。大概从30来岁的时候起我们就常常聚在一起谈论文学和其他的什么了。张永久最早写诗，八十年代中后期转入小说写作。尤其在上武大作家班期间，他写出了一些有分量的作品。     其后，他有过一个时期的停顿。追究起来，可能还是因为他才华过剩，或者是，才华所指涉的方向太多，而且又爱抢占先机：比如，他是最早的股民，也是最早的网民。他在这两个领域里都颇有造诣。记得曾看过他写的一篇有关股市与股民的长文，既有行家的分析评判，又有经验事实，十分生动有趣。而在网络领域里，他又是赫赫有名的吴（过）大侠。有过这么一件趣事：一位与他多年相识相知的老朋友（也是最早的网民），在网上与他“认识”了，等到约好了见面，才知这位披着马甲的吴大侠竟然就是不时见面的老朋友。那时，作为一位著名的网络文学评论家，他与许多网络红人过从甚密，而那时我连上网都还不会。等他扔了两台电脑之后，我的一台七拼八凑的电脑才进了家门。张永久的牌瘾也大。从前，为了这些，我也曾劝过他。而他自己也在一篇文章里引述过我对他的劝说之语。     不过，当我现在写到这些时，我对自己说过的那些却有些怀疑起来了：难道那些充满了丰富的激情经验的人生不也是一种令人羡慕的人生吗？难道非得把自己搞到单调乏味的地步才算是作了最好的选择？更何况，事情也许并不那么简单？比如，既然人生无常，生而无趣，何必不从大悲之中寻找一点小小的欢乐？     事实上，永久不止一次地这么说过，而那个时候他往往是悲观的，伤感的。只是，谁也没想到，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永久却又回过头来了。那时，他开始关注国内思想界的动向，他读顾准等一些思想者的文字，并写出了一批思想随笔。那些随笔得到不少朋友的称赞。接着，他又扎进了民国时期的历史和人物堆里。一些相关的著作一本接一本地出来了。他研究袁世凯，不仅出了专著，而且很快成了这个圈子里的一员，隔不一两年，他就要北上一次，和一些研究者们坐在一起共商大计。他挖掘出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过、而今却迹近湮没的一些才子型作家，有不少名字我甚至都没怎么听说过。他的文字随性好读、软硬兼施。哪怕随便写点什么都颇见功力。有一次，方方主席看了他在与台湾作家交流之后写的一篇随记，说，在湖北，还没几个人能写到这样。的的确确，他变得沉静了许多。他开始完全进入到了一种写作的生活中。每天按时起居，读书写作。为了采访某个历史人物，他自费到外地走访，花重金购买史料，从图书馆里复印大量资料。手头的一本书尚未完工，有关下一部书的计划又早早列出。只是，他仍然不时记起了小说，就像在阴雨天里记起了一道旧伤疤。他多次跟我说他要重新回到小说写作上。具体说，他要尝试利用他所占有的大量的历史资料写小说。比如，对于太平天国的研究，对于民国人物宋教仁的研究等等。     作为好友，我一直对他怀着由衷的祝福，我祝福他按照自己的心愿去生活，去写作。我的意思是说，在经过了这么些年的生活与写作之后，我们都多少已开始学会了如何检视自己，甚至，也多少体会到了加缪所说的那种生存的荒谬以及西西弗斯劳作的意义。不错，时光终会完结，但在那之前，我们只好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石头。尽管看起来似乎有些无奈，但所谓欢乐却也正是植根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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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文：“全才作家”柯于明

湖北日报讯 陈敬黎

    柯于明，阳新人。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省文联委员、省作协委员、咸宁市文联主席、党组书记、咸宁市作家协会主席、《九头鸟》杂志主编。发表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影视剧本、报告文学等300多万字，出版著作10部。获奖作品30多篇（部）。
    许多年前，柯于明任《南鄂晚报》总编时，在与他的一次闲聊中我对他说：您最适合当文联主席。其一，你政治素质高，一直在文化宣传部门工作，把握得住文艺创作的轻重；其二，你文艺细胞多，对各类文学艺术都懂，是内行。果然，几年后他做了咸宁市文联主席。这不是相术，也不是戏言。我的判断基于我对柯于明的解读。
    柯于明年长于我，在我用笔去敲文坛的门时，他已颇有成就，并且在咸宁文坛与梁必文、饶庆年、刘明恒、杨弃等同是领军人物。
    我说柯于明是“全才”，一点不假，不是无限放大他的才能，更不是巴结。他不发我的工资，没发过我的作品。我是成年累月在各种媒体看见他的各类文艺作品才这样说的。然而，柯于明总是谦逊地说：哪有什么全才，我只是爱好广泛而已。
    柯于明的“全”，首先体现在他从事文学体裁的广泛性上。他坚持文学创作30多年，广泛涉猎诗歌、散文、杂文、小说、戏剧、影视剧本、报告文学等各种体裁，并都有丰硕成果。他发表的作品达300多万字，出版作品集10部，获奖作品30多篇（部）。200余篇作品被转载，入选各种选本40余种。
    柯于明的“全”，也体现在他对其他艺术门类的广泛爱好上。他喜爱音乐、书法、美术、摄影、民间文艺，是省音乐家、书法家协会会员。他会弹古筝，是“鄂南普及古筝第一人”。他会吹葫芦丝，是中国葫芦丝学会会员、咸宁市葫芦丝学会会长。他会作曲，创作了歌曲、器乐曲50余首，有《月亮湾》被评为“我最喜爱的咸宁名歌”之一。他还研究朗诵和表演，唱起京剧，有板有眼；登台朗诵，绘声绘色。
    柯于明的“全”，还体现在他既从政又从文的“双重角色”上。这些年，从报社老总到文联主席，他尽职尽责，鞠躬尽瘁，一路创业，一路拼搏，多项工作成绩成为全省亮点。作为咸宁市作家协会主席，他乐于做“文学义工”，连续多年组织远程文学笔会，带领咸宁作家“行万里路”，足迹踏遍十余省市。他组织咸宁作家创作出版《这是我的城市》、《潜山风景线》、《温泉放歌》、《脚印鄂南》等；组织了“咸宁文学奖”评奖活动，评选了咸宁“十大优秀作家”、“十大优秀青年作家”；依托自己主编的文学刊物《九头鸟》和在各地开展文学培训，培养了一大批鄂南文学人才。
    可以看出，柯于明是在执意求“全”。他不断拓宽知识面，除了文学，还研究哲学、美学、新闻和文学批评，在各级媒体发表文艺评论60多篇，结集出版了《眉批斯文》。他拓宽生活面，曾当过教师、照相师傅、电影放映员、专业编剧、主编……曾深入湘鄂赣三省边地采访，成为“徒步穿越幕阜山脉第一人”，全国多家媒体予以报道。
    这种求“全”，就是追求综合素质的提高和精神世界的丰富。全面的才能，使得柯于明方方面面得心应手，挥洒自如：多种文学体裁的探索，有助于圆他的文学梦；不同艺术门类的融会贯通，有利于他艺术水平的整体提升；而丰富的生活积累，让他更深刻地把握生活本质，历练思想，铸造灵魂，完善品德，提升境界。在他身上，真正体现了“崇德尚艺”和文人操守。
    柯于明对文学艺术不懈追求的精神，做了我的榜样。他的“全才”还有许多方面，怎奈纸短话长，难表其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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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儒雅当推黄大荣 湖北日报讯 李叔德     黄大荣，荆州人。1988年加入中国作协。著有长篇小说《国宝》、中篇小说《徐方圆教授》、《微雕王》、《一件艺术珍品的毁灭》、短篇小说集《小叶女贞墙那边》，电视连续剧剧本《小城故事》(30集，凤凰卫视中文台曾播出)等。 　　黄大荣是新时期荆州文学界的带路人。当我还在偏远县城烧锅炉时，他已经发表了成名作《徐方圆教授》，后来又读到被《小说选刊》选载的《小叶女贞墙那边》。为他优美的文笔、典雅的风格、渊博的学识和深刻的思想所折服。得知他曾是一名锅炉检修工，并且跟我是荆州中学校友，又增添了几分亲切感。     那些年，在省作协组织的笔会中，大荣先生极其活跃，我们这帮小文友常常深夜还围在他周围，听他讲述种种文化和社会现象。他真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令我等得益匪浅。荆州本是历史文化名城，沙市又是中国最早开放的长江口岸之一，城市建设领先周围城市一大截，古今文化相得益彰。大荣先生受过高等理科教育，却又投身于文学创作，作为一方文化的先行者，知识渊博，儒雅风流，实乃这座古城的一大幸事。而大荣先生平易近人、虚怀若谷，对文学界同仁和晚辈常以平等的方式交流切磋。同时他埋头于创作，佳作不断。他那篇《无声的旋风》，形式上借鉴了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的雪》，通篇意识流，有清醒的意识流，有幻觉的意识流，两者同步进行，形式新颖，思想前卫，开小说形式创新之先河。紧接着，大荣先生与另一位作家汪剑光合作，长篇小说《国宝》诞生了。这是国内文坛最早写官场、写反腐败，同时又具有很浓的言情色彩的当代长篇。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赞誉《国宝》敢于直面现实生活，积极吸收现代小说的观念和技巧，同时，注重动用传统章回小说的悬念，既有文学性又具有可读性。大荣先生在文艺理论上造诣亦深，曾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的文学论著《20世纪美国小说思想特征浅论》、《短篇小说技巧6讲》、《鲁迅小说艺术探胜》等10余篇。     世纪之交，我和大荣先生共同发起，襄阳和荆州两座古城的文化界同仁相互交流访问。襄阳文人端午节访问荆州，荆州文人中秋节访问襄阳。后又出版记录这次盛会的文集，文图并茂，一时成为文坛美谈。     大荣先生一直任荆州作协主席，提携后辈，不遗余力。荆州市许多有作为的作家，大都听过他的文学讲座。他为青年女作家王君、王芸、邹君君等数十位本地作家的小说撰写评论。大荣先生今年已届七旬，创作力一直旺盛，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主要做文史研究和随笔写作，也研究红楼梦。2008年，他在台湾出版随笔集《不用胭脂媚世人》和现代派小说集《金手表》。     特赠诗一首：曾写《国宝》成国宝，再论红楼紫与红。荆州古城书生会，儒雅当推黄大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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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故事篓子与短篇小说高手                                                ——教授作家晓苏 湖北日报讯 刘益善     晓苏，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先后发表小说四百万字。出版长篇小说5部，中篇小说集9种。作品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新华文摘》等刊转载40余篇，并有作品被译成英文和法文。曾获湖北省文艺明星奖、蒲松龄全国短篇小说奖、湖北文学奖、屈原文艺奖、滇池文学奖。 　　晓苏是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带民间文学研究生，在全国重点社科期刊发表过几十篇民间文学论文。晓苏是《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的主编，他在这个杂志干了二十多年。晓苏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     要定位晓苏是个干什么的？我说他是个讲故事的高手，他是个短篇小说写作的高手。     有个文学青年第一次见到晓苏，在网上留文说他像那个唱“妹妹坐船头”的尹相杰。晓苏就是尹相杰那个样子，胖乎乎的脸上甚至露点腼腆，似乎与灵活不怎么沾边。实际上他有异常活跃的思维与敏于感悟的灵性。他一开口，可就出口成章，妙语连珠了。打凡文人聚会，只要有晓苏，他必讲故事，并伴以朗诵诗或山歌或方言，别人笑破肚皮，他自己却不笑。晓苏有部长篇小说，曾嵌入了他讲的99个故事。在我写此文的前一个星期，湖北省作协组织了20多个作家评论家到恩施采风，男女老少在车上坐着，有人讲了个故事后，声明说这是晓苏讲的。另一位也讲了一个，引起了一车笑声，这位也马上声明，这是晓苏讲的，并说晓苏学的那湖南话，更像，效果会更好。采风活动的主持人突然想起来说，这次怎么没把晓苏请来？遗憾遗憾！是的，晓苏如果去了，我们的采风一定会更快乐。     也是在恩施采风期间，我们去看土司城。土司城依山而建，共有九进建筑。我们爬上爬下，有点累，就在某层的天井边坐下小憩。这层大约是女眷住的，床上摆着大红面起大朵花的棉被。我正欲说的话，被两位同行者不约而同说出来了：这是晓苏写的花被窝。我们立时被这种发现而会意地笑了。     晓苏是写短篇小说的高手。湖北是中篇小说大省，高手如云。湖北的短篇小说写作，新时期是刘富道独占鳌头，但新世纪则推晓苏第一。晓苏自1985年在《长江文艺》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开始，至今已在《人民文学》、《收获》、《上海文学》、《钟山》等全国大小刊物上发表了短篇小说230多篇，出版短篇小说集8种。短篇小说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选刊转载或被全国性的短篇小说年选收入的达数十篇。他的短篇小说获过首届蒲松龄全国短篇小说奖，第四届湖北文学奖，第六届屈原文艺奖，五次获长江文艺年度小说奖。全国当下写短篇小说的高手，就我这个当了40年的文学老编辑来看，北有刘庆邦，南有晓苏，我觉得这话一点也不夸张。     晓苏写过多部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觉得不顺手，自己的气质上不来，新世纪之后就一心一意写短篇了。晓苏的短篇小说，分“油菜坡”和“大学故事”两个系列。油菜坡是湖北保康晓苏的出生地，而大学就是晓苏毕业后留校工作的环境了。晓苏所写的故事全部放在这两个环境中。我更看重他的“油菜坡”，那是与威廉·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和苏童的“枫杨树湾”具有同样意义的地方，是作家选取的一块布景，他们的故事就绘制在这块布景上，一片绚丽。     晓苏的小说理论是写有意思的小说，最好的小说是既有意义又有意思。但既有意义又有意思的小说是很难写出来的，那么就写有意思的小说吧，有意思的小说归为感性审美主义，比有意义的小说更有审美价值。晓苏的这个理论，把他这个讲故事的高手与写短篇小说的高手结合起来了。晓苏说，好的小说应该有故事有情节有人物，这样才有可读性。好的小说不仅有可读性，而且还有可讲性，你读了后，讲给一个没读过的人听，他听了也找来读。晓苏的短篇小说就是这样的小说。     我们在土司城说到的《花被窝》是晓苏发表在2011年《收获》杂志上的短篇小说，写了油菜坡一对婆媳的故事，《小说选刊》与《小说月报》同时转载，并进入2011年全国小说排行榜，入选的短篇小说共10篇，晓苏的《花被窝》名列第四，前面三篇是王祥夫、毕飞宇和铁凝的。      我与晓苏同出华师门里，相交快30年了，听晓苏讲故事，读晓苏的小说，真是快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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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带着信仰 盯着前方                                                   ——诗人曹树莹 湖北日报讯 谢克强     曹树莹，中国作协会员，省作协副主席。出版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梦中的钟声》、《太阳从明天升起》；中篇小说集《人们每天面临的河流》；《曹树莹中短篇小说集》等：诗集《无岸之河》、《幽蓝的柔波》；长诗《巨澜》、《金色琵琶》等。     曹树莹和我都曾是个“丘八”。有人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兵；这样说来，我和树莹都算不上好兵，因为我们本该拿枪的手却拿起了笔。树莹比我幸运，他曾先后在武汉、兰州、广州几个军区服役，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且任军区政治部专业创作员。     后来，他以上校武装部政委，摇身一变，变成了市文联主席、市文化局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一个人可能有一种身份，也可能有多种身份。事实上，谁都不可否认，每一个生命个体自从来到这个世界，就可能有着多重角色，有着不同身份，有的是你愿意的，有的是你不愿意又别无选择。     曹树莹就有多种身份，但不变的角色却是一位诗人。当然，写诗只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就像诗人是他众多角色中的一个。他说：“一个人站在什么地方/其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站着”（《银燕》）。所以我写或者我应该做的只是来认识一下作为诗人的曹树莹，而我就是以一个诗歌阅读者的身份来靠近或解读他的诗。     曹树莹早年曾出版过诗集《无岸之河》、《蓝幽的柔波》和长诗《巨澜》，都曾给我留下了印象；我要说的是近年来，他作了一次可贵的选择，那就是他专注于创作抒情长诗，先后创作发表了抒情长诗《金色琵琶》、《铜斧》、《银燕》和《铁流》，我在潜心读过之后，以我有限的视野，我以为这不仅是湖北、也是当代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     应该说，我们目前正处于一个叙事时代，冷漠、复制、技术化或商品化是这个时代的元素，想象力被放逐，创造性日益萎缩，一切都只有一种建构、一种方式、一个过程，经验主义主宰着人们的思维，没有理想与激情；这就是当下诗歌的背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曹树莹却以深邃的洞察力，从平凡的、人们习以为常的、含着泥沙污浊的日常生活现象中发现美、发现美的灵魂、发现萌生着或凝聚着时代精神的美的事物。于是，他问“手中的钥匙/为什么找不到要打开的门”？他感叹“我们中间肯定有人丢失了火种/他就无法烘暖自己”，“伤口有多深/思想就有多深”；他以“内心的激流能填平所有的深渊”的气势和“就像一树梅花/内心炽热的情感爆满所有的枝头”的激情替铜斧质疑：“我本身发出的光芒/赤裸 充满雄浑的质地/到底能照亮什么”；他甚至以嘲讽的口气嘲讽“狗的散步比思想家的散步更有派头”。 而在“到底有没有无畏的歌手/舔着手上的伤口 走上舞台/与金色琵琶卷起撼天的风暴”里，诗人的追问可以说是对自我以及整个人类的深刻审视。     古人云：“义深则意远，意远则理辩，理辩则气真，气真则辞盛，辞盛则文工。”曹树莹最近的四首长诗，就很好地诠释了这段话，因为他诗的主旨就在于文以道盛，文道合一，意在托物以寄兴。于是，他在诗里将自己难以言状的秉性气质、情思情趣，寄托于客观外界中一种可见可闻、可感可触的特定物象、物境之中，通过人与物的相关性与相似性方面共同具有的某种特殊的关系而联系起来，并借助外物的可感性来体现内在的情态。这是内心力量与外部世界的较量，它需要的不只是过人的才情，更重要的是对生活和艺术的虔诚态度。     “即使绊倒/也带着信仰 仍然盯着前方”（《铁流》），曹树莹就是以这样的执着，忙里偷闲潜心创作他的抒情长诗。这有他的抒情长诗《金色琵琶》、《铜斧》、《银燕》和《铁流》的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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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坚持用钢笔写作的陈敬黎 湖北日报讯 曹军庆     陈敬黎，笔名敬黎，中国作协会员，省作协签约作家；先后发表各种文学类作品近500万字；根据其长篇小说创作的电视连续剧《守望家园》被中央电视台拍摄播出，获湖北省五个一工程奖。 　　陈敬黎是大块头，高大、壮实。但是与他的块头不成比例，陈敬黎眼睛小，特小。和认识或不认识的女人聊天，陈敬黎都会很认真地告诫对方，“你一定要小心提防小眼睛男人，小眼睛男人危险。”据我观察，小眼睛男人又不止陈敬黎一个，他到底在提醒女人提防谁呢？不说话的时候，陈敬黎坐在那儿咬着烟嘴吸烟。吸烟，不是“含”，而是“咬”着烟嘴吸。那种神态，你就想吧。他的小眼睛躲在镜片后面，对了，他还戴眼镜。他就那样吞云吐雾，你完全不明白他在想什么。     认识陈敬黎之前，就听到有人说他，老有人说他。主要是宜昌的作家朋友说。他在长阳写作，已经有些年头了。一个咸宁人，却跑到长阳去，住在那儿写作，这本身就有趣。后来才得知，他在那个地方为抗战题材的小说《和平前言》搜集创作素材。让你难以想象的是，他居然不会用电脑，不会打字。这是真的吗？天地良心，是真的。他老老实实地拿笔写，用钢笔，写在稿纸上。他每天都坐着，一坐就是十多个小时，成瓶成瓶的墨水被他写空了。然后，写好字的稿纸装满一箱又一箱。想想吧，在一个电子时代，在一个极其工具化的时代。一个男人独自躲在异地，用最古老的纸和笔写作。这样的事足够静谧，足够浪漫。     那么，陈敬黎就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他行走，思考，著书立说。     虽然陈敬黎的块头和他的眼睛不成比例，但却和他的写作协调一致。陈敬黎一直在写“大部头”的书。他的书动辄大几十万字，一百多万字。2003年，他的第一本书《窗外的月亮》正式出版，67万字。《洪流三部曲》（《荣恩堂》、《玉雕楼》、《金銮殿》），170万字。这部小说在《南鄂晚报》同步连载，长达6年。接着，陈敬黎又完成了反映膏盐文化的长篇巨制《大洞商》，150万字。眼下，他正在写《汀泗桥》。他打算写短一点，就60万字。     这些字，都是陈敬黎拿着钢笔在稿纸上一笔一画写下来的。长时间坐着，他把自己的双腿写肿，肿得像水桶。有时候，到了深更半夜，某一个朋友或许会收到陈敬黎发来的短信，笑话。收到短信的朋友会心一笑，明白敬黎这会又写累了，想要休息一会。     一想到他写了那么多，就让人瞠目结舌。记者刘会文说陈敬黎是在用生命书写传奇，说他装满烟蒂的烟灰缸就像“仙人球”。     陈敬黎从不避讳言说死亡。大家聚在一起，中午，你会看到陈敬黎一手拎着酒瓶子，一只手端着酒杯。他从这一桌，窜到另一桌。他和所有的人碰杯，敬酒。我真是敬服他啊，那个样子太牛啦。可是，到了晚上，他却很可能滴酒不沾。如果有人劝他，陈敬黎会说，我中午喝太多了，不能再喝，再喝我会喝死的。     有一次，我们一起坐在车上。当时谈论过什么，我已不再记得。只记得气氛热烈，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谈兴甚浓。快到目的地了，一会就要下车。这时陈敬黎突然说，“我要在我死之前，把我想写的书都写出来。”车厢里顷刻间变得寂静，没人再说话。他这话说得！你怎么接？你怎么往下接他的话？没人做声。从这话里，你听到了一个作家的“悲壮”，也听到了一个作家的“悲凉”。而我也由此知道，敬黎的心里是怀着大理想的。既是怀着大理想，想必写作也就能给敬黎带来大欢喜。     每一次见着敬黎，我都想对他说，“悠着点，别绷得太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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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文：乔星明：梦里花开
湖北日报讯 刘书平

    乔星明，省作协会员，十堰市作协副主席。发表文学作品一百余万字，出版了散文集《梦里花开》及长篇报告文学《梦萦故乡那条河》（与人合著）。

　　大约20多年前，我还在竹溪县文联编杂志。一天，来了一位叫乔星明的姑娘，送来一篇散文请我看。文章题目叫《大宁河风情》，稿纸上清秀漂亮的手写体深深吸引了我。在攀谈中，乔星明告诉我说，她在一所学校教书，这是她抽空写的第一篇文章，鼓足勇气拿来投石问路，请我直白地告诉她，如果认为她没有这点天分，她以后就不在这个圈子里凑热闹；如果有点出息，她就写下去。我当即读了她的作品，一时间有些惊讶，她将自己的老家大宁河写得如此美好，如诗如画。我兴奋地告诉她：“这篇文章写得好！确实写得好！”她当时很激动：“真的吗？你肯定鼓励我的。”我说：“我说的是真话，如果瞎吹捧，就等于谋财害命。”后来，我将她这个散文发表在刊物的首篇，县城里的人一传十，十传百，都争相阅读，很让乔星明风光了一段时间。有了这种鼓舞，乔星明确定了行走的路标，她当我面许愿说：“这辈子纵使当不了作家，我也要写下去！”
    在文学面前，我觉得乔星明有一种凌云壮志在胸。因为有了自信，所以她的散文写得苍横博大，情感真切，文字优美，意味深长；因为有了底气，所以她的小说也写得细腻和自然。在竹溪县城里，乔星明成了人才；成了人才，必然有用武之地。很快，她被十堰市教育局挖走了，堂而皇之地在更开阔的视野里工作和创作。
    俗话说，士别三日，刮目相看。我调到武汉工作这七八年间，乔星明既把单位的工作干得十分出色，也挤出时间写了大量作品，我接连在《长江文艺》、《北方文学》、《芳草》等一大批文学刊物上读到她的作品。三年前的一天，我接到她的电话，她告诉我说，将这多年发表的文章集中起来，想出一个集子。作为看着她成长起来的我，难免有一种兴奋，因为多少年前她的一个简单的许愿，后来在漫长的日子，默默地用行动在还愿，这是多么崇高的行为。她准备出版的书题目为《梦里花开》，我觉得这书名起得贴切，符合她创作的心愿，一个想成为作家的人，如果没有梦，就等于行尸走肉。有人说，殚精竭虑，经营当觅捷径；远思深谋，规划定有蓝图。乔星明不但梦里盛开了花朵，现实中创作的这些作品，就是她蓝图的呈现。我为她《梦里花开》写了一篇序言，回忆她勤奋的创作和正直地为人，觉得她是个默无声息的奋斗者，把文学视为阶梯，一步一步攀登到应有的理想高度。
    在过去的一年里，乔星明又与人合著了一本反映汉水大移民的纪实文学作品，取名《梦萦故乡那条河》，即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据说这本书洋洋数十万字，不但写出了感人的移民生活，还挖掘了鄂西北深厚的移民文化，是一部非常厚重的作品。十堰的作者们，都给予了乔星明很多赞誉，常常称她“才女”，并推举她担任了十堰市作协副主席。从她取得的成绩来说，这个头衔当之无愧。从她本意来说，当作协副主席这个职务，还有很多课程要补。不过，在我看来，这点课程她会补到位的，因为她永远都会守候着文学这片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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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文：左手写新闻右手写小说的易飞

湖北日报讯 刘益善

    易飞，中国作协会员，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无冕之王》、《弥天大谎》、《天上人间》,中篇小说《背后有人》、《梦中的石头》、《玩笑》等，计两百余万字。诗作入选多种选本，长篇小说进入畅销书排行榜。
　　1986年，大学生易建新、李鲁平合出他们的诗集《那一年深秋》，我应邀作序。在他们，是第一次出书，在我，是第一次给别人写序。因了这两个第一次，也就锁定了我们的关系。当年，他们都是武汉高校大学生诗人中的佼佼者。
    易建新后来从事新闻工作，成了易飞。易飞是个很称职的记者。说易飞称职之一，是说易飞具有一个记者的良知和担当精神。从易飞在省图书馆、江汉油田、华中师大、枝江酒业等地深受欢迎的讲座中，我才知道，他在湖北日报群工部工作时，这个平时看起来温和绵条的人，在维护人民利益坚持正义时却敢于较真，硬碰硬。有一年冬天，易飞在沙洋采访，当地一群老百姓把状子顶在头上跪地伸冤。易飞了解情况后，热泪盈眶，立即为老百姓四处奔走，伸张冤情。某市一学校拖欠教师工资，投诉的老师怀疑学校资金被人转走。易飞和这位老师一起策划，花了近三个月的时间，拿到了证据，查清了案情。易飞说这是作为记者更是作为一个作家应该具有的品质：社会良知。说易飞称职之二，是说易飞作为记者，在专业上的成就。近10年来，易飞一直是湖北日报传媒集团的文化记者，在省作协、省文联、省文化厅所举办的与文学艺术文化有关的活动中，从不缺少他的身影。湖北的作家们、画家书法家们、唱歌的演戏的，都成了易飞的朋友。易飞的报道，得到业内外人士的高度赞扬。
    大学生易建新的诗满储着乡情与诗意，记者易飞的报道激扬文字生动传神。朋友们担心过，湖北多了个好记者却少了个好作家。我想我当年为他和李鲁平诗集所写序里的那些期望，只能成为一个美好的记忆了。
    突然，记者易飞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无冕之王》，这部小说产生的反响，使我们的担心成为了多余。我高兴地看到，搞新闻的易飞也是搞文学的易飞。易飞心中的那个文学梦并没有远逝，这些年他潜入了一个生活的富矿，在繁忙的记者生涯中挖掘到含量丰富的矿石，终于炼出了他的钢。在这前后时间，易飞还发表了几部中短篇小说，我主编《长江文艺》时，发过他的两篇小说，与《无冕之王》一样，都是写新闻界的故事。易飞正式推出他的新闻小说是2009年，他将《无冕之王》、《弥天大谎》、《天上人间》三部合起来近百万字的长篇小说一起出版，并冠以“新闻小说三部曲”。易飞的这一举动，无疑震动了湖北的文学界和新闻界。一个记者在业余时间写出三大本小说，用新闻与文学相糅合的笔法，描写了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始终处于风口浪尖上的新闻记者公开与隐秘的生活，以独特的视角，为读者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媒体社会，表现了记者的良知与正义，展现了现代传媒人的现实与心灵、社会角色与个人生活之间的挣扎。这不说“全国罕见”（《人民文学》主编、评论家李敬泽语），但在湖北新闻界确可说惟一。易飞的新闻小说三部曲出版后，《人民日报》、《文学报》等全国近百家媒体进行了报道，进入了多家网站畅销书排行榜，被《新华读书周刊》推荐为“献给记者节的书”，易飞成为中国报业网的一周新闻人物，为湖北的新闻界增添了光彩。这一事件同时成了2009年中国文坛的一件大事，易飞在文坛的地位就此得到了确认。
    易飞还在做他的文化记者，工作创作之外，他还是一个热心的活动组织者，深得朋友们的拥戴。他一只笔左手写新闻右手写小说，过得充实丰盈。他还自嘲说，他是那种大器晚成的作家，只要他坚持。这话我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