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北岛：说十个“我不相信”都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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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北岛：说十个“我不相信”都不够2012年01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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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比较“笨”，所以反倒耐久——北岛如此评价自己。


“在水泥上种花” 我顾不上为自己定位，只是争取尽量不迷失方向



财新：1997年你曾参与筹办第一届香港国际诗歌节，那时参与的契机是什么?当时诗歌节的状况是怎样的?


北岛：那是1997年年初，正是香港回归的前夕。我们几个策划者认为，诗人和诗应成为这一历史事件的见证，那个诗歌节的主题是Transit in Transition(“过渡中的过渡”)，就包含了这层意思。来参加的有不少世界级的大诗人，包括德国的安森斯伯格、捷克的霍洛勃、南非的布莱顿巴赫等。但那时人心惶惶，开幕式和闭幕式连应邀的诗人在内才不过三四十人，与其说是诗歌节，不如说是诗人自己的聚会。

财新：2009年开始，你组织筹办“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希望借助文化活动“改变这里的文化生态环境”，使香港适合“诗意地栖居”。如今第二届“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已落幕，你的初衷多大程度上实现了?现在的想法是否有调整或改变?


北岛：2007年秋天，我从美国搬到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在香港生活与教书的经验，让我深感在繁荣与秩序的背后有某种巨大的缺失，而这种缺失首先体现在年轻人身上。我在一次演讲中提出“诗意地栖居在香港”，听起来像痴人说梦。前不久，“云门舞集”的创办人林怀民先生来中文大学演讲，题目是“在水泥上种花”。我想意思差不多，就是如何在不可能中创造可能。 我认为，通过这两届“国际诗歌之夜”，还有另一个相辅相成的项目——“国际诗人在香港”，我们正在把诗意带进香港。这是一条漫长的路，重要的是我们已通过努力看到了变化。如果说有什么调整，我打算把更多的精力投放到中小学的诗歌教育中去。这次与香港教育局合办的中学生专场就是一种尝试，在场的中学生反应热烈，问题也提得好，这证实了我的相关设想。


财新：除了以上活动，近年来你致力于《今天》杂志的编辑，《七十年代》《北京四中》等书籍的编选出版。今后这些事情会是你长期的工作吗?你未来的写作计划是什么?对自己的期待与定位又是怎样的?



北岛：对我来说，写作计划是秘密，是不能透露的。除此以外，我有很多计划，比如刚刚结束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还有下月(2011年12月)在孟买举办的第三轮中印作家对话，等等。除了你提到刊物和那几本书，我正和朋友在编选一本《给青少年读的诗》，这是当务之急。坦率地说，老之将至，我深感时间紧迫而精力有限，除了写作，要做的事儿太多了。我顾不上为自己定位，只是争取尽量不迷失方向。



“诗歌是非功能或反功能的” 我们之所以称之为人，无疑与诗歌有关，它是我们精神自由的源泉


财新： 2011年国际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是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终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上一次瑞典文学院将奖颁给诗人还是在15年前，1996年授予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如今诗歌重新被诺贝尔文学奖重视和承认，你认为这有什么意味?


北岛：特朗斯特罗默获奖，是瑞典文学院的明智之举，那就是重新承认现代诗歌的传统。此前有那么几位在我看来相当平庸的诗人获奖，其实都有误导之嫌。


财新：在今日信息多元化、碎片化和生活快节奏的社会中，诗歌作为凝练、“高端”的文学样式，是否难以避免衰落或边缘的命运?


北岛：边缘化已经成为陈词滥调。什么叫边缘，什么叫中心?对于当今以资本操作的大众流行文化，诗歌可以说处在边缘;但是对于古老的文化传统来说，诗歌又是中心。至于兴衰，纵观人类诗歌历史，潮起潮落，中国上一个诗歌高潮在唐宋，至今一千年了。和那一高潮相比，我们当然处在低潮。谁又能预言今后的一千年呢?


财新：相比上世纪80年代诗歌占据主流位置的状态，近年来诗歌似乎越来越不被人提起，出现在公众视野的，常常是“梨花体”“羊羔体”一类争议性新闻。你认为相对于世界诗歌，今天汉语诗歌的状况是怎样的?呈现出什么样的趋势?


北岛：中国新诗自诞生之日起，就和世界的诗歌保持某种对话关系，但其间有过中断。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大量的外国诗歌通过翻译引进，泥沙俱下。问题很多，主要有两点：一是翻译质量，二是选择面。第一点我已多次说过，就不重复了。第二点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引进了大量的外国诗歌垃圾，而不少优秀作品反倒被忽略了。这造成中外诗歌对话的混乱与错位。汉语诗歌的状况是大话题，是几句话说不清的。

财新：你笔下的艾伦·金斯堡梦想着用自己的诗挽救诗歌，乃至用诗歌挽救世界。你对于诗歌的寄望是什么?


北岛：这是误解，金斯堡从来没梦想过用诗歌挽救世界，他是用诗歌诅咒世界。当然，诅咒也可能是一种拯救：让人们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出了毛病。诗歌是非功能或反功能的。可以说，我们之所以称之为人，无疑与诗歌有关，它是我们精神自由的源泉，是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财新：特朗斯特罗默认为，诗的本质是“对事物的感受，不是认识，而是幻想。一首诗是我让它醒着的梦”;中国诗人张枣认为，现代汉诗既勾连过去，又直逼现在，“它的本质是古今中外”。在你看来，诗的本质是什么?


北岛：诗的本质是无法言说的，诗人们只能用诗性的语言尽量接近诗的本质。


财新： 金斯堡等人的诗歌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带动起一代人;80年代你们的诗歌在中国承担着启蒙的使命，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你认为诗歌是否负有使命?或者说，在哪种情形下应该负有使命?诗人是否都是负有使命感的人?你认为诗人与时代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 北岛：我们正在和某个美国文化机构洽谈组织一次对话的可能性，即邀请“垮掉一代”的诗人和“今天派”的诗人坐在一起，共同探讨我们的历史与现状。说起来我们完全是两代人，而且文化传统与社会背景很不同。如果说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造反精神——我们反对的是专制或资本对人的扭曲与压迫。


我比较“笨”，所以反倒耐久 我们那代人中的佼佼者有得是，所谓“佼佼者易折”就是这个意思


财新： 你曾提及《人·岁月·生活》对你们这代人的影响极深，也特别提到序言中的一段话：“我的许多同龄人都陷于时代的车轮下。我所以能幸免，并非由于我比较坚强，或者比较有远见，而是因为常有这样的时候：人的命运并不像按照棋路下的一盘棋，而是像抽彩。”为什么你特别注意到了这段话?你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


北岛：《人·岁月·生活》对我和我周围的朋友的确有过很深的影响，除了当时地下流传的好书有限，因为它记述了一大批世界文学艺术名流的传奇生涯和一个不可企及的世界，这与我们当时沉闷的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回首往事，在我们那代人中的佼佼者有的是，所谓“佼佼者易折”就是这个意思。就才华而言，我根本无法跟他们相比。我之所以幸存下来，可能是我这个人比较笨，所谓“笨”，除了才华，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倔”，所以反倒比较耐久。


财新：当年你的“我不相信”，今天变化了吗?今天的你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

北岛：我当年说“我不相信”，今天还照样说“我不相信”，可以说，这种否定句基本代表了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今天的世界可比当年复杂多了，混乱多了。当年我说一个“我不相信”就足以表明我的立场，而面对当今的复杂局面，恐怕说十个“我不相信”都不够。

财新：在国外多年，你的诗作风格发生了变化，从当年“斗士”的激越转为诗人的内敛、沉静。但国内读者仍期待你站在最前列，替他们呼喊他们发不出的声音。你是否觉得存在这样的错位?如何对待?


北岛：我从来就不是什么“斗士”，这甚至在我的早期诗作中就声明过了。我不知道从何时起、又是为什么我被塑造成“斗士”的。写诗本来完全是私人事件，当它转化成公共事件时就会出现某种错位和变形。打个比方，悄声细语被高音喇叭放大一百倍一千倍，那是挺可怕的现象。


财新： 近年来你写了很多散文，在国内也出版了数本散文集，散文写作对你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两种写作有什么样的关联?作为创作者，哪种文体你感到更加自如?更能表达自我?


北岛：诗歌和散文写作对我来说可谓南辕北辙，它们之间构成某种张力。我在散文写作中发现了一个未开垦的区域，在开垦中释放了另一种能量。但我认为对每个作家来说，往往只有一种形式最合适他——最具有挑战性，因此也最有吸引力。在这个意义上，我首先是诗人。如果说散文对我来说就像忠实可靠的朋友，那么诗歌就像变化无常的情人，让我坐立不安、失魂落魄。


财新：《时间的玫瑰》中讨论了很多翻译问题，大概也得罪了很多国内诗歌译者。为什么你选择点名直说?你期待的良性的批评环境如今是否建立起来了?


北岛：我写这本书时就清醒地意识到，一旦涉及翻译文本就必然会得罪人，但这是没办法的事儿。有心人会注意到，我的批评范围只限于文本，因为我相信只有基于文本的争论才有可能建立一种良性的批评机制。后来读到不少“涉案”译者反驳的文章，受益匪浅，我承认我也有误解或误译的地方。但由于其中大多火气大，带有明显的个人攻击，已超出文本争论的范围，我只好保持沉默。 我的基本原则是，对带有人身攻击色彩的文章不回应，那等于自贬，同时也白白浪费时间。

财新：对于你的新作《城门开》，有评论认为“略嫌随意，温暖有余但力道不足”。你怎么看待这类评论?


北岛：我不在乎这些评论，无论好坏，说什么的都有。一个作家如果在乎，干脆就改行算了。《城门开》只是我写作的一个阶段，一种尝试，一种心理治疗，在某种程度上，它治愈了我的乡愁，这就够了。



■ 财新记者刘芳采写 北岛为诗人，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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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诗歌，才能让我们的舌头得救

作者：北岛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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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11月12日上午，香港兆基创意书院多媒体剧场，“2011香港国际诗歌之夜”与香港教育局合作举办了一场诗人与香港中学生的诗歌分享会。
　　诗歌之夜的诗人们分别朗诵自己的作品，北岛最后一个登台，他读的是《走吧》和《乡音》。“这个年龄都会有困惑，这是青春期的必然阶段，只是我们困惑的来源不太一样。”朗读开始前他说。
　　北岛参加过香港中学生诗歌朗诵会，听他们朗诵自己的诗，他吓了一跳，“非常夸张，字正腔圆，完全是同一腔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高分”。
　　儿子的经历更让他痛感学校教育包括诗歌教育的问题。儿子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参加朗诵比赛。老师分配给他一首诗，题目是《假如我是一支粉笔》，大意是心甘情愿贡献自己：“我不需要你们的保护/但求你们不要让我粉身碎骨。”
　　北岛正和朋友一起编选一本《给孩子读的诗》。编辑定位在新诗，包括外国诗歌的翻译：“或许诗歌可与教育体系抗衡，救孩子们于水火之中。”
　　分享活动结束，北岛特地站起身来，嘱咐学生们去门口购买诗歌之夜专门制作的诗集：一本诗集只是一瓶水的价钱。

　　孩子问的总是真问题
　　南方周末：“诗歌之夜”是怎么办起来的？
　　北岛：中文大学希望我为大学做些国际交流活动。我想不如从诗歌入手。从2009年起，我们有两套计划，一个是“香港国际诗歌之夜”，一个是“国际诗人在香港”，相辅相成构成某种“织体”，为的是让诗歌逐渐成为香港人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
　　诗歌节可以在短期内让人们注意到诗歌的存在，但没有常设机构不可能每年都办，但两年办一次又容易让人淡忘，于是我们开始推行“国际诗人在香港”，每年分别请两位世界级诗人，邀请最优秀的译者把他们的作品译成中文，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为每位诗人出版精美的双语对照诗选。在诗人到访前，由译者或专家组成专门的诗歌工作坊，除了介绍该语种的文化背景与诗歌源流外，还带领学员细读作品。诗人访问期间举办一系列活动。到目前为止，“国际诗人在香港”已请了三位诗人：日本的谷川俊太郎、美国的迈克·帕尔玛和俄罗斯的阿尔卡季·德拉戈莫申科，下一位是美国诗人盖瑞·施耐德。
　　南方周末：你说过谷川俊太郎来做工作坊的时候，中学生有很多良好的反馈。
　　北岛：我们请谷川到拔萃男书院，差不多有三四百个中学生来参加。他们和一般观众的反应不同，非常热烈，急着问各种问题，有的孩子是学日文的，就用日文问问题，或是用日文朗诵诗。谷川那天特别高兴，最后居然唱起歌来，显然他被那种无拘无束的热情打动了。孩子们的问题乍听起来幼稚，但都是真问题，不像被学术驯化过的人拐弯抹角。
　　南方周末：好诗是有的，好读者是有的，只是他们之间还没有建立起联系。或者说好的读者是需要培养的。
　　北岛：对，需要培养，最好从小开始。这话像陈词滥调，但是实在话。到了大学，他们的整个思维方式、感知方式已经被定型了。可以说，我们整个教育系统奠基于西方的工具理性，俄罗斯思想家索洛维耶夫特别反对的就是西方的工具理性，他认为与心灵无关的知识，不仅无益，甚至有害。
　　我们在自己受教育的过程中也能体会到这一点。欧美从19世纪就开始对此有所反省，提倡通识教育，一个大学的好坏往往首先取决于通识教育。难道我们真希望子孙后代都成为只懂专业知识的准机器人吗？或许诗歌可与教育体系抗衡，救孩子们于水火之中。
　　如果有进一步的可能，比如得到基金会支持，我们还想做一套诗歌活页，选一些好诗，中英文对照，送给学生做课上或课外的读物。
　　精英教育把孩子“修理”了
　　南方周末：你在诗歌之夜的媒体见面会上，引用了林怀民的一句话“在水泥上种花”，香港的文学环境就是这样的吗？
　　北岛：我想台湾应该比香港好些吧，总体来说，台湾文化破坏得不太厉害，香港问题很多，我刚来时挺绝望的，但绝望也会逼出做事的愿望，想试试看有没有可能改变绝望的环境。
　　南方周末：什么事让你绝望？
　　北岛：我来中文大学，最初是教诗歌写作课，我原来在美国也是教这个。说实话，美国大学生对国际诗歌的了解非常少，但至少还有一点。第一堂课我问学生，除了美国诗人以外，你们还知道几个外国诗人？一般的学生大概能举出三五个。到了香港我再问，几乎没有一个回答。他们的诗歌知识几乎是零。
　　我调查了一下才知道，就整个香港来说，中文大学中文系的水平应该是最好的。我还误以为香港是双语地区，学生英文会非常好，其实也不是。所谓双语指的是工具性语言，此外的水平很有限。他们根本不可能读外文诗，没时间，也没兴趣。
　　关键是年轻人对世界没有好奇心。这是教育的恶果。教育体制往往越是精英化，问题就越大。在整个华语地区，包括香港、大陆和台湾，都是不断把精英教育提前，为了建立一个精英教育的金字塔。我在我的儿子身上深有体会，他今年上小学一年级。总体而言，我是反对精英教育的，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这是配套一条龙——要上精英大学就要上精英中学，要上精英中学就要上精英小学，再往前就是精英幼儿园，听说香港有些父母在孩子出生前就开始着手准备了。整个教育系统是迫使孩子过早进入社会化过程。
　　我们做过试验，把一部分诗歌活动放到中学去做，发现他们对诗歌既热情又开放。一旦到了大学阶段，他们就被工具理性“修理”了，失去了对文学的兴趣，失去了对创造性与想象力的感应。
　　与“行话”和“俗话”开战
　　南方周末：不止一家媒体问到诗歌边缘化的问题。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北岛：这是陈词滥调。精神不一定能转化成物质，你总不能说精神就因此边缘化了吧？现在中国不是诗歌活动太少了，如果你看看那些报道，会让你产生诗歌繁荣的错觉：几乎每天都有各种诗歌事件在发生，各种诗歌杂志和诗集问世，可是又有多少好诗出现呢？从前写过诗的人，赚了钱，现在又回来写诗办刊物，无论如何，这毕竟是个好现象。
　　说起国内的诗歌节，背后往往都被无形的手所控制，一个是权力，一个是金钱，要不是某种政府行为，所谓的政绩；要不是房地产商赞助，总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听说厦门最近搞了一个什么中国诗歌节，规模很大，花了上千万，真是劳民伤财。一些所谓的国际诗歌节，连作品都没有互译，各说各的，各念各的，怎么可能进行真正的交流？
　　南方周末：你在这次诗歌之夜出版的《词和世界》的序言里面写到：中国现在生活在各种不同的行话当中，诗歌界也有很多行话。在你的心目当中，一个理想的语言表达方式是怎样的？
　　北岛：我还是引用序言中的片断，“诗歌在词与世界之间。诗歌是用语言的钥匙，打开处于遮蔽状态的世界……如今，我们正在退入人类文明的最后防线——这是一个毫无精神向度的时代，一个丧失文化价值与理想的时代，一个充斥语言垃圾的时代。一方面，我们生活在不同的行话中：学者的行话、商人的行话、政客的行话，等等；另一方面，最为通行的是娱乐语言、网络语言和新媒体语言，在所谓全球化的网络时代，这种雅和俗的结合构成最大公约数，简化人类语言的表现力。诗歌何为？这古老的命题，在当今有着特殊的意义。”
　　我认为诗歌不仅没有边缘化，反而要占领中心，与上述的两类语言开战。尽管众声喧哗，但其实我们正处在全球化时代的“失语”状态，只有诗歌，才能让我们的舌头得救。
　　我们这次出的二十本诗集，也是一种尝试，让诗歌这最古老的形式，与纸结合在一起，做成袖珍本，让年轻人可以随意放在口袋里。一本好的诗选，只要你喜欢，就会反复阅读。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书是不会消失的，包括现代诗歌，包括唐诗、宋词和所有经典，都应该和书同在。书要做得精致，要有特殊的手感，这是任何电子工具不能取代的。
　　我来香港四年了，动了做事的念头。香港是个很好的平台，有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经过大家的努力，“在水泥地上种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正在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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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80年代末，一代诗人面临抉择

阅读提示：在西川写杜甫的诗里面，他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80年代末，许多诗人视为一个重要关口，一代诗人在此面临抉择，记不记得像我刚才讲的，当时诗人曾经有过黄金年代，但是八九之后，很快的市场化、世俗化浪潮来了，诗人在恶劣的生存现实中对于职业操守的坚持，诗人抒情的声音如何抵抗一个晦暗的时代呢？ 　　凤凰卫视11月25日《开卷八分钟》，以下为文字实录： 　　梁文道：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属于诗人的黄金年代，我指的可不是唐宋，而是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的前二、三十年，也就是上世纪的80年代，很多人告诉我在那个年代，做诗人可风光，你只要说你是诗人，你跑到一个大学演讲，晚上谈到半夜出门的时候，后面一票女的跟着你出来说要吃夜宵，做诗人就能够这么受欢迎吗？ 　　很多人都以为诗人总是浪漫不羁，最妙的是，也有很多诗人真的自己这么以为，要不然有的诗人就被认为是他应该背负着整个国家、文化、民族甚至整个民族使用的文字的命运，非常的苦大仇深，包袱非常沉重，然后他们自己也如此认为。 　　到底这些诗人现象是怎么来的呢？诗人自己又如何认定自己“诗人”这个身份应该做些什么，应该有什么样的表现？这让我想起来，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本老杂志、老诗刊，其实大家完全可以当成书来看，虽然是刊物，但是我们以刊代书。 　　就是我手上的这本《今天》。大家知道《今天》是我们现代中国非常有名的一本诗刊，现在在香港出版发行。我手上的这一本是老的了，是2008年的，但是这一集的《今天》，如果大家找的到，还可以找回来看一看，它有一个研讨会，这个研讨会是刘禾来主持，然后编辑成这本书的。 　　这里面有一些文章，我觉得跟我刚才说的那个问题有关，值得跟大家谈一谈。比如说这里面有一篇论文是张松建先生写的，他谈的一个问题很有趣，他谈什么呢？他就说到，他要讲杜甫，讲杜甫什么呢？杜甫跟现代诗有关吗？有的，他就提到我们整个20世纪里面，几代不同的诗人，新诗的诗人，怎么样重新去写杜甫，又怎么样透过写杜甫来浇自己心中的块垒，甚至表达自己诗人身份上的某种认同、困惑。 　　这篇文章很有意思，他挑了四个现代诗的诗人出来看看他们怎么来写杜甫。比如说其中第一个就是冯至，冯至有这么一首诗叫做《十四行集·杜甫》，后来他还写了一个《杜甫传》，可见他对杜甫是情有独钟的。 　　为什么冯至要写杜甫呢？这里面我们先看一看冯志的那首诗里面其中一两句。他说，你在荒村里忍受饥肠/你常常想到死填沟壑/你却不断地唱着哀歌/为了人间壮美的沦亡。 　　战场上有健儿的死伤/天边有明星的陨落/万匹马随着浮云消没/你一生是他们的祭享/你的贫穷在闪烁发光/像一件圣者的烂衣裳/就是一丝一缕在人间/也有无穷的神的力量/一切冠盖在它的光前/只照出来可怜的形象。 　　很典型那个时候的诗，冯至的诗。为什么冯至会写这样一首诗呢？根据张松建分析,他说,“冯诗聚焦于杜甫的一个人生侧面，就是默默然的过着一种不显著的生活，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很自觉的把个人的苦难转化为艺术灵感，同时极大的升华了生命的境界”。 　　我们要了解在那个年代喜欢杜甫，对杜甫大谈特谈的人，是非常多的。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比如说在抗日战争或者军阀割据，尤其到了抗日战争期间的时候，在即将要国破家亡的那种困境底下，诗人们想到杜甫，当然是很正常的，而在那个情况底下，诗人们仍然会感觉到某种存在的抉择，这时候冯至的这首诗表达出来的就是这么一种把存在主义观念悄然融入杜甫形象，而且的确达到如水中盐、镜中花、体匿性存，无痕有味的地步，这是张松建的分析。 　　然后他又举了第二个例子，就是台湾非常有名的大诗人杨牧也有一首诗，叫《秋祭杜甫在异邦》，这首诗里面我们看看杨牧有这么一句，如今我废然望江湖，惟树林外/稍知秋已深，雨云聚散/想公之车迹船痕，一千二百年/以前的江陵，公安，岳州，汉阳/秋归不果，避乱耒阳/灵均之旧乡，呜呼杜公。 　　这首诗，它整个形式结构也是非常的工整，就是用“呜呼杜公”这个一直在串联。为什么杨牧要写这首诗呢？原来杨牧自己当年在美国四处教书上学然后看到美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那种种的风起运动、社会运动、学生运动跟越战这些事情，使他有某种的漂泊感，然后在这个漂泊感上面，他人在异乡，于是更加想回归到某种的中国性。 　　这时候就想到了杜甫，当然还有我们熟悉的西川也写过杜甫，在西川写杜甫的诗里面，他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80年代末，许多诗人视为一个重要关口，一代诗人在此面临抉择，记不记得像我刚才讲的，当时诗人曾经有过黄金年代，但是八九之后，很快的市场化、世俗化浪潮来了，诗人在恶劣的生存现实中对于职业操守的坚持，诗人抒情的声音如何抵抗一个晦暗的时代呢？ 　　这就是西川的关怀，到了最后则是我们当代的诗人，我的好朋友廖伟棠他也有一首诗写杜甫。 　　他怎么写呢？他居然写，我出差到一些古怪的地方/为了公司/将要倒闭之前/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我常常一个人走出那些好像废墟的火车站/时代像晚点的火车/在我背后悲哀的高声叫喊。这个时候他想到用杜甫来跟自己这个叙事者，这个“我”打一个比方是资本主义时代一个公司职员，外出公干，违心的参与欺诈活动。 　　用这样的一个想法来写杜甫，为的是什么？这其实也是要讲出，今天真的像是西川所写的那个时代之后更夸张的一个岁月了，就是我们真的是世俗化的浪潮席卷一切了。 　　在这时候，如果这些诗人们生活不安定，又很贫困的话，他辗转于职场之间，到处寻觅自己生活的方向，这时候他又想到杜甫。 　　如果诗人的形象完全是按照杜甫来树立，就跟我们今天讲的浪漫情况不太一样。所以我推荐大家看这里面有一篇西川自己写的文章，这篇文章我现在没时间细谈，但是我觉得他特别的一点是说到，杜甫跟李白成了识别当代诗人的标准器。 　　比如说李白，我们说他喝醉酒写诗就行了，这样的一种想法好像现在也居然常常被用在当代诗人身上，当代诗人有时候也会对自己有这样的认定。 　　然后他就说到，“我们这些写现代诗的诗人，整个20世纪以来，虽然看起来写的是20世纪的诗，但是大家背后的精神回溯的却是西方19世纪浪漫主义的精神”，这个话我觉得非常的到位，真的是一语中的，我们现在很多诗人的确好像还是活在19世纪时候，或者大家觉得诗人应该还像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人那样子浪漫下去，而不是个现代诗的状态。

来源: 凤凰网